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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 图为反腐宣传图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信息显示，周铁根，男，1962年11月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曾长期扎根家乡南通工作。1986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1987年，他进入南通市委研究室，两年后成为副科级研究员。1993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委办公室系统，三年后升任南通市委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12月，周铁根出任如皋市委副书记，两年后转任如皋市市长。2006年，周铁根被调往南通另一个县级市如东，出任县委书记。这是他首次主政地方。2011年，周铁根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家乡南通，调任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4年1月，周铁根出任江阴市委书记，并身兼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时隔三年后再次主政一方。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2015年12月，周铁根从江阴市委书记任上北上徐州，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任市长，2018年4月任徐州市委书记。彼时，有媒体评价，周铁根曾在苏南、苏中、苏北等城市都担任过地方领导，如此丰富的施政经历，在江苏官场上仍属少见。纵观周铁根的从政履历，他曾以善于跟企业打交道著称。在担任如东县委书记期间，他曾力主洋口港建设，破解了当地“有海无港”尴尬。当时，由于对开发洋口港信心不足，投资方香港保华集团迟迟不敢和如东县签署合作协议。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当时兼任洋口港开发建设总指挥的周铁根向保华集团表态，只要保华集团将跨海大桥和人工岛建起来，“不管后边有无投资者，政府兜底收购！”这一承诺最终促成洋口港开发的关键性工程——黄海大桥、人工岛的建成。2008年10月28日，洋口港实现初步通航，结束了如东“有海无港”的历史。彼时，在开发建设洋口港时，周铁根曾坦言，洋口港是全国的重要港口，洋口港开发建设任务重，难度大，必须超常规强势推进。他还提出，吸引大客商就要解放思想，灵活地运用市场化的办法，能合作的就合作，“我们不能看到人家有利可图，就死抱着项目资源不放。要想方设法，尽可能早开发、早启动”。在江阴工作期间，周铁根也曾展现过和企业打交道的哲学。据《江阴日报》报道，2014年1月6日，也就是履新江阴市委书记后仅三天，周铁根便深入部分镇村、企业进行调研。他的第一站是“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在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后，周铁根提出，希望华西继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把华西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此后，他还来到江阴的两大龙头企业阳光集团和海澜集团。周铁根说，企业是江阴发展的最重要力量，阳光集团、海澜集团等一批大企业集团为江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徐州工作期间，周铁根曾多次参加政企会谈，旨在加强同民营企业家沟通交流，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建议。据《徐州日报》报道，2021年4月28日，2021年度首期“政企交融汇”活动举行，周铁根出席并讲话。活动期间，周铁根认真听取企业家们的发言，不时插话与大家交流探讨，并就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具体要求。他说，举办“政企交融汇”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增进政企沟通了解，能够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服务更加精准、措施更加有效。从大家的发言中，深切感受到企业家们良好的精神状态，详细了解到企业发展情况和所需所盼，听后很受启发。开启“十四五”，要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坚定信心。周铁根曾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专门曾谈过他对政企关系的看法。他说，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营造环境，企业才是发展的主体。“社会要对企业家给予充分尊重。政府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往这个方向发展。”周铁根表示，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诸如土地、金融等要素的获得，都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和协调，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而在生产经营方面，政府不要去干预企业。2021年7月，周铁根转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后任江苏省十三届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江苏省十四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此番被查。值得一提的是，除周铁根外，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被查。王昊曾任徐州邳州市市长，沛县县委书记，徐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徐州市政协主席、党组副书记，宿迁市市长，宿迁市委书记等职。去年1月，王昊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7月25日，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兴振被查。冯兴振曾任徐州市农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沛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沛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州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等职。2019年4月，冯兴振任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州矿务局局长。延伸阅读70岁的北京原区委书记落马 卸任后还告诫该区领导干部近日，三名高龄厅官落马和受审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9月9日，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发布消息，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尚宪芳1955年6月出生，今年69岁，已退休9年。9月7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王云峰1954年4月出生，今年70岁，已卸任通州区委书记近10年。9月6日，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她被指控受贿1309万元。胡世莲出生于1955年2月，今年69岁，已退休9年。这三名厅官退休9年多，年届七旬被查、被审，再次敲响警钟：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虽往必查、虽远必追，既不会因为党员干部退休而止步，也不会因为退休而出现盲区。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尚宪芳，男，山西省襄垣县人，1955年6月出生。他15岁便开始参加工作，在襄垣虒亭公社当办事员，在基层历练多年，此后在长治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多年后，开始主政地方，曾任长治市沁县县委副书记，黎城县委副书记、县长，黎城县委书记。2005年3月任长治市副市长，任职长达7年。2012年4月跻身长治市委常委，后获任市委统战部部长，2015年到龄退休。尚宪芳还是山西省作协会员，曾出版《县委书记的思考》《县域发展论》《治县观》等书，书中谈了他在县城主政十年的心得体会，尤其谈到了提高党性修养和拒腐防变能力，营造持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而今书籍犹存，写书人已落马。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王云峰出生于1954年4月，河北阜城人。他长期在北京任职，早年在丰台区任职30年，担任过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世界公园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区政法委书记兼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任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2002年12月调任北京市平谷区委副书记，次年任区长。2006年5月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局级)。2007年8月，王云峰任北京市通州区委书记，2014年11月卸任，随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值得一提的是，王云峰主政通州区期间，正是建设高峰期。据媒体报道，在他卸任两个月后的北京市两会上，市领导在通州团分组审议会上告诫通州区党员领导干部：“高速建设时期规模量大，要坚持公开透明，工程监理要跟上，不要出腐败，不能楼起来了，人倒下了”。一语成谶，而今9年后，王云峰还是“倒下了”。胡世莲受审画面9月6日，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公开资料显示，胡世莲，女，1955年2月出生，安徽肥西人。主任医师、教授、山东大学和安徽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省政协委员，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家级特殊津贴。擅长老年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诊治。她曾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2015年8月卸任。今年1月，退休近9年的胡世莲被查，今年6月被开除党籍。安徽省纪委监委通报，经查，胡世莲身为公立医院党委主要负责人，丧失党性原则，背弃初心使命，带头违纪违法，严重污染单位政治生态，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财物；无视纪律规矩，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大肆干预插手医疗设备采购、工程项目招标；权力观异化、亲情观扭曲，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利，单独或伙同亲属非法收受巨额财物。9月6日，69岁的胡世莲在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受审，检方指控，她利用担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09.8053万元，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受262.71万元。胡世莲当庭表示认罪、悔罪。该案将择期宣判。察时局梳理发现，近期，官员退休多年后被查处的案例并不少见。退休近9年，69岁的原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郑勇8月30日被查；退休八年后，71岁的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8月21日被查。除了高龄厅官被查，还有“高龄虎”，1月落马的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苏增添，今年已70岁；中纪委今年打下的正部级“大老虎”，曾担任海南省委书记近6年的罗保铭，将满72岁。纵观近些年查处的类似案例，有的是在职时就存在违纪违法行为，退休后“东窗事发”；有的是临退休时想捞一把，导致“晚节不保”；还有的是退下来后“不甘寂寞”，利用“余威”谋取私利。通报案例一再证明，只要触碰纪法红线，就难逃纪法惩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2027年）》明确提出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思路举措，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的腐败分子，更加有力遏制增量，分类施策清除存量。上述高龄贪官被查，正是对腐败存量的坚决清除。中纪委网站刊文表示，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彻底清除，腐败增量仍在发生，表现形形色色，腐败隐形变异、手段翻新升级，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等等。这些问题充分说明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根除，必须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持续保持战略定力，防止“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

日本首相宝座争夺战正日趋白热化。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选举投票已不足两周，创纪录的9人参选与15天竞选期使得本次选举受到更广泛关注。由于现首相岸田文雄已宣布弃选，这意味着胜选的新总裁将接任首相。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多人竞逐首相之位，对日本政坛来说，这一局面意味着什么？新老交替、权力更迭的变局会否带来震荡？日本自民党总裁的位置到底有多香？从本次参选的人数就可见一斑。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数字大臣河野太郎、外务大臣上川阳子等9人跃跃欲试，创下了1972年以来参选人数之最。在饱受“黑金”丑闻影响、党内派阀解散、总裁放弃连任等大背景下，本次选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日本自民党进入了群雄割据的‘战国时代’”，日媒如此评价道。根据日本政治规则，日本首相并非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而是由执政党提名、国会众参两院议员投票选举产生，一般由在国会众议院占据多数议席的政党党首出任。现任执政党自民党占国会多数议席，这就意味着本次选举胜出者将直接锁定日本下一任首相。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洋说，本次参选人数创新高首先在于派阀的解散。以往派阀的存在，一方面让参选人自动获得了党内人数上的支持，但另一方面也无形中让一些有才能、有意愿的人被埋没。派阀解散后个人不再受到党内派阀力量的制约，所以就涌现出九人同台竞争的局面。其次，九人参选反映出自民党内新老势力的对抗。按年龄划分，九人中有两人不超50岁，一人超70岁，剩下的人均为60多岁。71岁的上川阳子于9月11日宣布参选自民党总裁 来源：央视新闻虽然参选人还是以老一代为主，但年轻一代已展现出出人预料的实力。比如，49岁的小林鹰之不仅第一个宣布正式参选，而且第一个获得党内20人支持， 43岁的小泉进次郎虽执政经验有限，但在各类民调中是热门，而拥有内阁要职、党内高层经历的茂木敏充在民调支持率上仅为个位数。最后，小泉进次郎、石破茂、高市早苗成为热门人选凸显革新与保守势力的对决。从某种意义上说，小泉进次郎、石破茂不能完全称为自民党内革新势力代表，比如小泉进次郎就高调参拜靖国神社，但相较于保守派色彩浓厚的高市早苗，小泉和石破更像是“革新派”代表。因为高市早苗的社会知名度其实不算太高，但能成为热门，就在于她自身的保守派色彩。小泉进次郎目前在各类民调中都是热门 来源：央视新闻其实，当前从自民党到公明党，日本政坛正呈现出新老交替的变局。这种权力的更迭会否引发日本政坛震荡？陈洋认为，这一变化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比如年轻世代在执政方面的成果如何、年轻政治家率领的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如何。新老交替一方面将给日本政坛带来新气象、新可能。相较于老一代政治家的传统思维，年轻一代政治家拥有国际化背景、经历与见识，在某种程度上要超越上一代。像小泉进次郎、小林鹰之在自民党总裁选举的竞选纲领中就体现出革新、创新、大胆的思维，这恐怕是日本老一代政治家所没有的。日本政坛当前的变化，不仅是两代人之间的权力更替，也是执政权力理念的一次更替。另一方面，当然也意味着日本政治不确定性的增加。老一代政治家的政治理念相对成熟稳定，年轻一代由于缺乏充分的执政经验，有可能会做出一些极端、消极、短视的决策。这不仅将加剧政策执行的不稳定性，或将加剧日本政治的动荡。未来也不排除再出现“十年九相”的可能。作者：吴宏浩 黄晓洲延伸阅读日本执政党启动总裁选举，下一任日本首相如何诞生？从当地时间周四开始，长期在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正式启动为期两周的总裁选举，最终的胜利者将在9月27日出炉。胜选者预期将在10月初走完出任日本第102任首相的任命程序。当地时间周四，创纪录的9名候选人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这也标志着选举正式拉开帷幕。9名候选人在自民党总部召开联合新闻发布会 来源：自民党官网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参选？核心的原因，是因为去年底曝光的政治资金丑闻。现任首相岸田文雄因此决定不再参选，这也使得支持他的议员可以站出来竞争总裁的位置。9名候选人中，有5人是岸田内阁成员或自民党高层。与此同时，自民党内“六大派系”中已经有5个决定解散，大幅减少了限制性因素。选举有哪些流程？根据选举规则，目前进行的是第一轮投票，选民包括所有自民党党员（必须交过2023年的党费）。其中367名自民党议员将在现场投票，每人算1票；另外还有367票按照普通党员的提前投票，按比例分配给每位候选人。如果有候选人能够在这一阶段拿到多数票，将成为自民党总裁。按照今年的状况，大概率要进入第二轮投票。在这种情况下总共有414票可供争夺——367票来自议员，另外47票来自地方党派，投给当地普通成员最支持的候选人。与日本的人口趋势一致，2023年自民党党员总数为109万人，同比下降3%。其中105万人有资格在这次选举中投票。谁是领先者？根据日经新闻/东京电视台8月底进行的民意调查，前首相之子、曾担任环境部长的小泉进次郎和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是处于领先位置的候选人。另外，被视为“安倍继承者”的前经济安全大臣高市早苗也被视为有力挑战者——如果她能赢，将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从左到右依次为小泉进次郎、石破茂和高市早苗 来源：新闻发布会、NHK关键议题有哪些？首先还是“黑金”丑闻。由于这一事件重创日本民众对自民党的信任，不论谁当选，都将面临低支持率的起步状态。而且，留给下一任总裁的时间非常紧迫——日本必须在2025年底前举行两院选举。明年将是自民党成立70周年，自成立以来累计掌握日本政权65年，仅在1993年8月至1994年6月，以及2009年9月至2012年12月间短暂下野。另外还有一些长期困扰日本社会的议题——如何止住人口下降的趋势、如何确保老龄化社会的社会保障支出，还有物价上涨等问题。下一任日本首相还需要面对日本央行的加息周期。从植田和男上任以来的表现不难看出，这届日本央行比较“敢于做动作”。就在发稿前不久，高市早苗在流媒体频道上表示，日本央行应该暂停进一步加息，确保经济复苏的完整性。她说道：“坦率地说，现在不应该提高利率。这会使资本支出变得困难，也会使年轻人获得购房贷款变得困难。”当然，从海外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无论这9个人里谁赢得选举，都很难改变自安倍时期以来的基本政策。所以自民党在选举宣传中格外强调的“变革”能否落地，需要打上一个不小的问号。

来源：环球时报新媒体据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13日报道，俄罗斯已出动其最先进的苏-57隐形战机对乌克兰的40多个目标进行了打击。图为《国家利益》杂志网站报道截图报道援引未透露姓名的乌克兰空军官员的话说，俄军苏-57战斗机在最近几个月被用来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进行了“40多次袭击”。这款隐形战机在战斗中的使用越来越频繁，尽管此前俄罗斯只是偶尔部署使用苏-57战机，但如今其使用强度和频率都已显著增加。报道称，英国国防部曾在今年1月发布的报告中说，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空天军的苏-57战机“只被使用过几次”。但是从今年开始，对苏-57的使用次数大幅增加，这款战机被用来发射了30多枚巡航导弹，包括Kh-69隐形巡航导弹，这款导弹曾在今年4月11日用于摧毁基辅郊外的一座火电厂，发射地点是在乌克兰领空之外。报道认为，目前尚无法确认苏-57被用来向乌克兰目标发射导弹的次数，但从现有信息推测，俄军是在俄罗斯领空内使用这款隐形战机打击乌克兰目标。俄罗斯国防出口公司展示的外贸版Kh-69巡航导弹另据“保加利亚军事网”9月12日报道，有记录显示俄罗斯苏-57战机在9月4日对乌克兰实施了袭击。根据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的说法，这些战机主要用于远程打击。报道分析称，苏-57战机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可以使用Kh-69巡航导弹，这款导弹在2023年年末和2024年年初就已被少量使用，但行动细节鲜为人知。这款导弹能够规避防空系统的拦截，再加上它可以在苏-57战机上部署发射，已被证明在突破乌克兰防空系统方面非常有效。“保加利亚军事网”12日还报道了苏霍伊航空集团向俄罗斯空天军交付两架苏-57战机一事，该消息来自于俄罗斯联合航空制造公司在社交媒体上的官方账号。虽然厂方没有透露具体的交付数量，但画面中显示的只有两架苏-57。《国家利益》认为，尽管俄罗斯方面在大力宣传苏-57的性能，但一直难以大批量制造这款战机。延伸阅读普京警告“冲突质变”后，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推迟决定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出“最强硬”警告后，美国总统拜登与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9月13日在白宫会晤，是否放松对乌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尽管双方多次强调援乌的重要性，但当天会谈后，两国首脑并未就是否放松武器使用限制作出任何新的决定。综合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纽约时报》报道，斯塔默在白宫与拜登举行会议后出席记者会。当被问及是否说服拜登允许乌克兰使用“风暴阴影”巡航导弹打击俄境内目标时，斯塔默说，他和拜登“在多个方面进行了长期而富有成效的讨论，包括乌克兰、中东和印太地区”。他补充道，这次会谈旨在讨论与乌克兰战略有关的问题，并非针对“特定的步骤或策略”，他与拜登将在不久后的联合国大会上，与更多人继续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当地时间9月13日，美英首脑在白宫举行会晤，但未对是否放松乌克兰使用武器打击俄纵深目标作出表态（图/纽约时报）斯塔默同时暗示，他预计有关决定很快就能作出。“如果你看看乌克兰局势和中东局势，很明显，无论其他国家的日程表如何，未来几周和几个月都会出现真正重要的进展。”斯塔默还把矛头指向俄罗斯，称“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最快方法，“在于普京的实际行动”。与斯塔默举行会晤前，拜登在对记者发表的讲话中重申了援助乌克兰的重要性，但没有透露是否愿意采取更多行动，以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纵深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个问题。”他告诉记者。当记者向拜登提到普京发出的“战争警告”时，拜登要求一名英国记者“在他说话时保持安静”。“我不是很在意普京的想法。”拜登说。他感谢斯塔默在俄乌冲突期间展现的“领导力”，并称“普京不会在这场战争中获胜”。“美国致力于与英国一起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很明显，普京无法获胜，乌克兰人将取得胜利。”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13日表示，美英首脑会谈不会有对乌克兰武器限制政策的重大消息，拜登政府会认真对待普京发出的“威胁”，但拜登对乌克兰武器限制政策没有改变。迄今为止，由于担心事态升级，美国和英国尚未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目标使用远程导弹。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再呼吁西方盟友授权使用这种武器，并称这是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欧洲官员本周早些时候表示，拜登似乎准备允许乌克兰使用英国和法国的远程导弹。斯塔默和法国官员表示，此举是为了在与俄罗斯的冲突中建立统一战线。但出于对局势升级和激怒俄罗斯的担忧，拜登对是否允许乌克兰以同样的方式使用美国提供的武器犹豫不决。俄乌冲突爆发至今，英美基本保持了一致的战略，但在是否允许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的问题上，两国出现了少有的分歧。在英国官员看来，除非乌克兰能够攻击俄罗斯军用机场，打击向乌克兰发射导弹或投掷滑翔炸弹的战机，否则乌军难以开展有效作战行动。这些官员还把俄方发出的警告视作“虚张声势”，毕竟普京已经表明他不愿让北约直接卷入战争。但拜登在放松武器限制的问题上谨慎许多。《纽约时报》提到，拜登在很多重大决策上都“犹豫不决”，比如援乌“海马斯”火箭炮、M1A1坦克、F-16战机等情况都是如此。不过拜登助手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发现俄罗斯对援乌新武器的敏感度不如想象的高，这让美国有机会逐渐放行为乌克兰提供更具威力和射程更远的武器。对于西方近期热炒的武器使用限制一事，普京12日发出“最强硬”警告，他说，取消对乌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将大大改变冲突本质，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直接卷入与俄冲突，将遭到俄方“适当回应”。“这不是允许乌克兰政权使用这些武器打击俄罗斯的问题，而是决定北约国家是否直接参与军事冲突的问题。”普京说，“如果做出这一决定，将意味着北约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直接参与乌克兰冲突。这将是他们的直接参与，当然，这将大大改变冲突的本质。”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13日透露，在普京发出警告后，有几名美国前官员打电话给他，询问普京表态背后的真正含义。“普京昨天的声明被细细斟酌。我接到了几名（美国）前官员的电话，他们问我这些话背后的意思。”安东诺夫没有具体提到打电话的美方人士是谁。“我只是简单回答：‘同僚们，别玩火’。”他说。

原创 阮佳琪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阮佳琪谈及欧盟一意孤行要对中国电动汽车征加高额关税，当地时间周五（13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参加科苏特电台节目时表示，匈牙利要团结盟友，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合作，以改变布鲁塞尔的错误政策。话及此处，他特别提到前几日访华时表态反对这一政策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综合总理办公室官网发布的节目实录，欧尔班说，汽车制造业是匈牙利经济的关键因素，关乎成千上万的家庭生计。过去几个月，他与欧洲众多主要汽车制造商的负责人会面，对方都“坚决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税。“我询问他们对此的看法，因为这一政策在话术上据称是为了保护欧洲车企。但他们说，他们是最坚决反对这件事的人，他们不希望受到保护，想要参加竞争。可是欧盟委员会并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仍在继续考虑加税”，他说。欧尔班进而表示，由此可以看出的是，欧洲政治和经济领域有许多重要参与者的想法与匈牙利相似。他呼吁，这种共识的力量应该团结合作，形成一股能够影响布鲁塞尔政策的力量，推动其改变错误政策。他补充道：“我们不应该觉得布鲁塞尔比我们更聪明，如果他们是错误的，就需要说服他们去改变。”欧尔班参加节目 总理办公室官网视频截图据报道，欧尔班还在节目中提到，日前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Mario Draghi）为欧盟委员会撰写的“欧洲未来竞争力”报告。报告称，欧盟如果想在经济上跟上中国和美国的步伐，就必须要有更加协调的产业政策、更快速的决策和更大规模的投资，并指出欧盟每年至少需要投资7500至8000亿欧元（约合5.8万亿至6.2万亿人民币），才能确保与中美竞争。在他看来，这份报告揭示了欧洲正在遭受巨大的竞争力损失，究其原因，是因为欧盟现在更倾向于在世界经济挑战中封闭抱团，而不是勇于地面对竞争，“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各种关于新的保护性关税、惩罚和制裁的消息。”欧尔班认为，这份报告的关键在于，它指出了西方领先强国自500年来第一次受到了来自西方以外的挑战，世界体系变革和亚洲力量的崛起已然是政客们必须考虑，且不容否认的事实。德拉吉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展示报告封面 欧洲媒体图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挑战，欧尔班说，欧洲有两种方式应对，“你可以提升自己并加入竞争，也可以取消对手的比赛资格，不允许别人带着更便宜的产品、更高效的技术来到这里。但问题是，哪一条路最符合我们的利益？”欧尔班直言，欧盟如今显然就正朝着封锁对手、抱团密闭的方向发展，而这对于匈牙利来说是一场悲剧。他警告道，如果世界经济再出现像冷战时期那样划分成各个阵营，“匈牙利就会被推向边缘，成为世界经济竞争中无足轻重的参与者，困死在死胡同里”。他强调，匈牙利的利益在于保持经济中立，该国不应将自己束缚在世界经济的任何一半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匈牙利必须参与竞争，我们不拒绝、不排斥挑战者，而是了解他们，了解为什么他们比我们强，并提升自己与之竞争，这对匈牙利才是有利的。”“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一直在谈论如何在西方世界占据一席之地，加入欧盟也好，加入北约也罢，但保持中立一直被排除在匈牙利的公共讨论之外，现在是时候唤醒它了。”在这个话题的结尾，欧尔班重申，“匈牙利不能从政治角度来看待经济问题，必须用经济逻辑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做最符合匈牙利人民的切身利益。”欧盟27个成员国将于下个月就是否继续对华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进行最后表决。如果占欧盟人口65%的15个成员国投票反对，那么欧盟委员会将被迫搁置这一措施。欧尔班在节目中提到的西班牙，早些时候曾被爆在7月的“咨询性投票”中支持对华征税。不过在刚刚结束访华行程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公开呼吁欧盟重新考虑这一计划，“我必须直言不讳地这么说，我们不需要另一场贸易战。”在此之前，德国对征税一事的反对态度最为明显；瑞典也对欧盟立场持怀疑态度，警告欧盟不要破坏全球贸易；北欧国家挪威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其首相斯特勒近日同样指出此举不可取。眼下，中国与欧盟在关税问题上的博弈还在继续。欧盟委员会新闻发言人12日称，中国机电商会和所有电动汽车生产商提交的关于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的价格承诺解决方案均未达到要求，欧方打算拒绝相关价格承诺申请。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3日对此回应表示，欧委会无视中国业界的诚意和努力，在未进行深入沟通的情况下，提出拟拒绝中国业界提出的灵活解决方案建议，中方对此深感失望。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进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来源|观察者网延伸阅读面对欧盟和加拿大的“关税大棒”，中国灵活的应对方式引发外媒关注。路透社9月13日文章分析称，中方显然在关税问题上对与欧盟谈判持开放态度，在做好反击准备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与个别欧盟国家开展一对一协商，这一策略似乎正在取得成效，比如刚刚结束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敦促欧盟重新考虑关税决定。与此不同的是，中方甚至未事先发出警告便对加拿大采取反制措施，直接对加方施以“震慑”。欧盟委员会8月20日披露了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终裁草案，若27个欧盟成员国投票通过，将在11月初正式生效。报道说，尽管面临着美国方面施加的关税压力，中国并不希望与欧盟爆发贸易冲突，但中方已明确表示，如果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最高35.3%的关税，中方将作出反击。随着投票临近，中国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应对策略，一方面发出反击警告，另一方面也在同欧盟主要国家就商业交易与投资事宜开展一对一协商。今年以来，中国已相继宣布对欧盟乳制品、猪肉、白兰地等农产品进行反补贴、反倾销调查。报道认为，中国对欧盟可能采取的潜在反击，将主要落在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这些支持加征关税的国家身上，波及他们对华出口的猪肉、乳制品和白兰地。而德国、芬兰和瑞典等没有推动关税的欧盟国家所受影响较小，中方采取的措施几乎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出口品类。据业内人士此前透露，在7月的意向调查中，包括西班牙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支持临时关税，4个成员国反对，包括德国在内的11个成员国弃权。“中国的策略似乎正在取得成效”。路透社注意到，本周刚刚结束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人意料”地敦促欧盟重新考虑加征关税的立场。“事实上，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不仅是所有欧盟成员国，还有欧盟委员会都应该重新审视。”桑切斯在11日的记者会上说，“我们不需要另一场贸易战。对于西班牙来说，我们需要做的是成为欧盟与中国之间的一个建设性的力量，让双方找到一个符合欧盟和中国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据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桑切斯率领的代表团离开中国时感觉“西班牙现在更重要了”，并称西班牙与中国已接近达成猪肉产品关税协议。9月10日，桑切斯在中国-西班牙商务论坛上发表讲话 图/西班牙首相府网站目前，中国是西班牙在欧盟外的最大贸易伙伴，西班牙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进口猪肉总价值约60亿美元，其中西班牙是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根据西班牙猪业联盟（INTERPORC）的数据，2023年西班牙向中国出口了超56万吨猪肉相关产品，价值12亿欧元。报道说，作为给西班牙的“甜头”，一家中国公司同意在西班牙建造一座价值10亿美元的工厂，用于生产制氢设备，这显然是对西班牙绿色雄心的支持。中国经济学家梅新育表示，在猪肉和乳制品方面，中国最大限度地拉高了支持加征关税的国家的“国内政治成本”，农业部门经常在欧盟政治中发挥作用，“中国是这些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2023年，欧盟对中国的猪肉、乳制品和白兰地出口总额达到约100亿美元。欧盟去年对中国的出口总额超过2800亿美元。眼下，中国与欧盟在关税问题上的博弈还在继续。欧盟委员会新闻发言人12日称，中国机电商会和所有电动汽车生产商提交的关于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的价格承诺解决方案均未达到要求，欧方打算拒绝相关价格承诺申请。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3日对此回应说，中方注意到了欧方的相关表态。欧委会无视中国业界的诚意和努力，在未进行深入沟通的情况下，提出拟拒绝中国业界提出的灵活解决方案建议，中方对此深感失望。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进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欧盟内部就关税问题持续拉扯，但大洋彼岸的加拿大，似乎“铁了心”要把关税大棒挥舞到底，而中方的反击也相当干净利落。“中国似乎不想与加拿大进行谈判或作出让步。”路透社提到，与对待欧盟的态度不同，中国甚至没有事先向加拿大发出任何事关反制措施的公开警告。在加拿大8月末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后，中方很快宣布对自加拿大进口油菜籽发起反倾销调查。其他反制措施还包括——将对加拿大采取的相关限制措施发起“反歧视调查”；依国内产业申请，对加拿大相关化工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将加方有关做法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方作出反制后，加拿大甚至变本加厉，于10日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电池和电池零部件、半导体、关键矿物、金属以及太阳能产品等加征关税的潜在措施，启动为期30天的公众咨询期。9月10日，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宣布，或进一步对中国电池、关键矿物等加征关税 视频截图总部位于北京的咨询公司“Trivium China”农业分析师埃文·佩（Even Pay）说，与对待加拿大的态度相反，中国显然对与欧盟谈判持开放态度。“对于加拿大，他们直接采取了‘震慑’（shock and awe）手段。”埃文·佩说。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在9月12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问及：中国周一起对加拿大进口油菜籽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有分析人士指出，与中国对欧洲进口产品展开调查不同的是，没有任何中国相关产业机构通过提出投诉来推动调查。请问能否解释一下中国对待欧洲与加拿大产品的差异？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表示，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反倾销调查可以依据产业申请发起，也可以由调查机关依职权自主发起。相关证据显示，加拿大对华出口油菜籽存在倾销行为，并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考虑到中国油菜籽产业集中度低、涉及种植人员广，产业提起申请困难，中方依法自主发起调查，符合中国法律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

9月11日上午，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黄某强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一案。法庭上，辩护人辩称，黄某强虽充当了替人冒用刘汉廷一家身份信息的中介角色，但此案中许多环节并非由其独立经手完成。11日，受害者之一的刘汉庭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庭上，检察机关给出的建议刑期为3年；本案未当庭宣判。被人冒用身份，“欠债”近8000万元……多年维权的刘汉廷希望彻底从这个泥潭中脱身。他对记者表示，这桩案件对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他正在考虑申请国家赔偿。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开具的情况说明据了解，检察机关提供的该案相关信息显示，2009年，此案相关人员刘某威通过关系与黄某强建立联系，让黄某强代其办理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随后选择刘汉廷一家作为目标，替刘某威制造假证。2010年，刘某威再次找到黄某强，托其为刘某威“朋友”陈某制作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则协助陈某顶替了刘汉廷妹妹刘琼华的身份信息。此前，红星新闻曾报道过刘汉廷的遭遇，2011年8月，广东男子刘汉廷被警方告知其在警方系统内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其后，刘汉廷开始频繁接到银行、信贷机构催收电话。据警方调查显示，刘汉廷的身份信息遭他人冒用，并被欠下了近8000万元巨额债务。2023年5月20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冒充刘汉廷的嫌疑人刘某威（男），以及假称刘汉廷妻子的嫌疑人董某丽（女）于广州市一小区内被抓获。今年7月12日，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刘某威冒用身份信息诈骗一案，刘汉廷曾以证人身份出庭，这一案件目前尚未宣判。被冒用身份信息后，即使已经在警方、法院帮助下澄清自己与刘某威所借巨额债务无关，但刘汉廷的生活依然在持续受到影响。他表示，自己现在无法向银行、信贷机构正常申请任何贷款，“500块都借不到。”红星新闻记者 周炜皓事件回顾天降横“债”：多了个“老婆”，还“欠下”近8000万，男子维权十年被人冒用身份，背上近8000万元的债务，十年过去了，刘汉廷依然没能从这个泥潭中脱身。2011年8月，深圳警方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警方系统内，刘汉廷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那时刘汉廷没有多想，托朋友帮忙在老家进行了信息更改，重新办理了身份证后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疏忽，刘汉廷后悔不已，“如果我办这张新身份证的时候，能及时纠正过来，后面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了”。根据律师苏玉宏整理发现，那个冒用身份的“假刘汉廷”，有不少借贷记录发生在2011年4月之后，而直到2012年12月，真正的刘汉廷开始不断接到催收消息，冒名者却已经消失无踪。根据统计，被放到刘汉廷名下的已知债务高达7900多万元，对于这个在深圳务工的普通电工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如今十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刘汉廷背负的巨债仍没有完全化解，直到发稿前的2023年3月，他还不断收到征收电话和短信。一家人的生活被完全打乱，妻子蔡晓霞和老家的亲戚之间几乎不再往来，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因为被骚扰而辍学打工，至于刘汉廷自己，也难以继续正常工作，“整个大脑里面所装的信息都是跟这些相关的，我整个手机里面百分之七八十的信息都和案件有关”。更大的隐患是，刘汉廷并不知道这7900多万元，是否已经是全部的债务——在刘汉廷被伪造的户籍信息中，他多出了一名叫作董林丽的“妻子”，由于无法查询这名“假老婆”的负债情况，律师也没办法确认刘汉廷会不会背上更多关联债务。人生中整整十年深陷这笔天降横“债”当中，刘汉廷说，事到如今，他只希望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打工攒点钱，再重新送女儿回到学校，让这个家走回正轨。但他不知道，自己离那一天还有多远，“我也不知道债务彻底了结了没有，对我的影响是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被打乱的十年2012年12月8日，刘汉廷接到第一个催收电话，民生银行告诉刘汉廷，他欠了37万元。放下电话后，刘汉廷马上跑去银行核对，发现银行系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根据银行系统内查询到的信息，借款的“刘汉廷”，除了身份证还有一整套完整的户籍信息，包括一名叫“董林丽”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分别叫刘煜、刘烨。打印了相关报告以后，刘汉廷报了警，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自证之路。刘汉廷一家被伪造过的户籍信息深圳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假冒刘汉廷的人原名刘沛威，在冒名顶替后，他以“刘汉廷”为法人注册了一间民间借贷公司，并在深圳各个银行开信用卡套现。直到刘汉廷报警时，刘沛威已经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而刘汉廷彼时还没有想象到自己会面对一笔多么巨大的债务，随着各路银行、借贷公司的催收和法院判决纷至沓来，催收的手段越发多样，接不完的短信和电话已经司空见惯，有的催收人员甚至直接找到了刘汉廷家里和他上班的工地。2013年10月11日，安信小贷的催收人员假称“送快递”，将正在做工的刘汉廷叫出来，“我们当面澄清了之后，他就有一段时间没再来纠缠”。据妻子蔡晓霞说，后来装修的业主嫌新房被人上门催债“彩头不好”，向老板要求换掉了刘汉廷。征收公司不仅找过刘汉廷本人，也找过蔡晓霞和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蔡晓霞被老家的亲戚朋友议论，逐渐和亲友们断绝联系，一对女儿同样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学校的老师同学老是问她们，你爸你妈和哥哥是干什么的，两个女儿觉得我是破坏别人的家庭”。2015年，刘汉廷存给女儿们9000多元学费被银行冻结，他找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个人征信报告，才发现自己名下有20多条不良信用记录，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实际上，那时的刘汉廷已经是深圳各级法院30多次开庭审理的民事经济纠纷中缺席的被告，只不过法院的传票没有寄送到他的常住地址，在刘汉廷未到场的情况下，他已经败诉了很多次。为了恢复正常的生活，刘汉廷开始积极查询相关材料尝试维权。他统计过，以自己身份为被告的32宗案件中涉及的欠债金额，累加起来高达7900多万元。而刘汉廷做电工一个月的收入只在四五千元，如果按照年收入6万元来算，这笔债务需要还上1000多年。因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刘汉廷开的网店被封停，只能以妻子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女儿们也不堪老师、同学的议论，在初中毕业后辍学打工。刘汉廷女儿收到的催收短信别人怎么变成“我”？十年过去，刘汉廷至今没想明白的一点是，自己究竟是怎么被人冒名顶替的？在他回忆里，2009年初那次托人帮忙可能是身份信息泄露的源头。那时，在深圳务工的刘汉廷通过惠来县老家公安局户籍科的熟人代办女儿户口，将自己的户口本原件、结婚证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个人证件照一起寄给了对方。而惠来县公安局靖海边防派出所开出的情况说明显示，刘沛威冒名顶替办理的假身份证，办理于2009年5月10日——这在时间上与刘汉廷托人办理户口本的时间接近。刘汉廷称，据他了解，办理户口本需要当地居委会等部门开具相关证明，然后由当地派出所核实签发，他认为自己被冒名顶替并非单一环节存在问题。红星新闻记者佯装要托人办理户口本，拨打了揭阳市惠来县靖海镇城东社区居委会某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办理户口本不需要本人到场，可以由他人持有身份证复印件进行代办。记者询问刘汉廷的相关证明是如何办理的，由谁经手？对方称由于年代久远，他已经记不住了，“把关都是派出所那边的，村里面你让村民找我们开证明，我们应该都开给他们”。对此，刘汉廷称他曾经向警方要求过处理相关人员，得到的回复是“已经进行了内部处理”，至于究竟谁涉及其中、如何进行处理，则没有进一步说明。根据上观新闻报道，当地公安曾反复强调，刘汉廷在2011年提出更改身份证上的照片信息时，他们已经给予了及时更正，至于之后刘沛威冒充其银行贷款的案件，是因为“深圳的公安户籍信息系统和惠来当地的不同步”。针对刘汉廷案件的处理调查情况，记者联系了揭阳市公安局某负责跟进这一案件的民警，对方表示没有权限进行答复，需要请示其领导，随后再无回应。刘汉廷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由惠来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对于刘汉廷因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提交的刑事立案监督申请，已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决定予以受理”。刘汉廷的部分报警回执艰难自证让其常年精神紧张实际上此前向媒体求助后，刘汉廷的遭遇引起社会关注，他的维权也迎来了实质性的进展。2016年，在多家媒体报道之下，刘汉廷老家的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公安局出具了证明“2009年5月10日为其签发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但相片并非刘汉廷本人，为错证”。除了证明材料，揭阳市公安局还和刘汉廷签署协议，由公安局聘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苏玉宏律师代理案件。刘汉廷向红星新闻记者出示了当时签署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规定，由揭阳市公安局指定和聘请律师所和律师，负责为涉及刘汉廷名下财产及以刘汉廷、董林丽夫妻共同财产名义为执行标的的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终止，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等事项。刘汉廷与揭阳市公安局签署的协议苏玉宏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截至2023年3月，这份协议当中大部分委托已经完成，但“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还没处理完”。这部分未完成的事项，包括需要公安立案配合处理的部分遗留问题，未能撤销的银行信用记录，以及一辆还未处理的涉案车辆，目前该车辆已经被公安方面扣留，正在进行处理。虽然如今已经与刘沛威大部分债务撇清关系，也从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撤下，但刘汉廷仍然在担心自己能否脱离这个漩涡。在刘汉廷和律师苏玉宏整理的文档中，除了20条征信记录，涉及冒名的“刘汉廷”以及董林丽的案件有42起，相关工商信息4条，房产土地信息5条。由于无法直接查询董林丽的征信等信息，对于这位“妻子”带来的关联债务，刘汉廷暂时难以确定其规模。另一方面，放在他名下的一些债务，也依然如影随形。就在发稿前的2023年3月，刘汉廷和家人还在不断收到催收电话和短信，包括十年前就曾直接上门过的安信小贷。刘汉廷播放了一段和催收员的通话录音，在他多次解释自己身份被冒用后，对方依然不依不饶地表示，“我会去和你双胞胎女儿聊一聊她们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识”。遭遇过激的催收后，几乎每一次刘汉廷都会报警，让警方替他和这些催收人员沟通，但收效甚微。另一段催收录音中，在听到民警的解释之后，催收员称警方“包庇老赖”，并扬言除了要起诉刘汉廷，还要连办案的警员和派出所一起告。常年处于精神紧张当中，相较于2011年办理的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如今的刘汉廷枯瘦、憔悴了许多，他想过那个假冒他的人如果落网，自己是不是就能从这些折磨当中抽身而退。但苏玉宏却对此并不抱什么期望——即使刘沛威落网后承担了其刑事责任，其民事案件所造成的影响依旧要刘汉廷一笔笔去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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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任海云和女儿前往派出所任海云见河南老家来的派出所民警将丈夫带走之前，她再三嘱托办案人员，说丈夫患有严重心脏病，每天不能停药。但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等三人，还是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将常济淙从北京跨省抓捕到河南郑州。常济淙在2024年2月4日被确诊为最罕见的心脏病——“右心房血栓”后，就终生离不开一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品。医务人员在常济淙出院后再三告诫患者家属，患有这种活动性右心房血栓的死亡率达到80%至100%，而治疗这种疾病的“利伐沙班”必须每天坚持服用，且不能间断，否则会随时危及患者生命。而在常济淙“停药”一天多时间后，他竟然在警方审讯中“突发疾病”。据涉案派出所所长陈国发介绍，3月28日晚上8点20分许，常济淙在郑东新区分局案管中心讯问期间上厕所途中突然倒地，民警随即联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以下简称：郑大医院）抢救，经医院抢救9天无效死亡，年仅51岁。离奇的是，常济淙在120抢救后，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和《院前急救情况记录》显示，患者“抢救前死亡”，“经全力抢救，患者呼吸心跳仍未恢复，心电监护导联呈一直线，血压未测出……”。尤其让死者家属感到疑惑的是，常济淙在郑大医院抢救9天后，竟然产生了29万余元的“天价”医疗费。白鹿新闻从院方出具的《临时医嘱单》看到，常济淙死后被送到太平间的第五天，院方还在给死者“注射”葡萄糖液等药品，以及心肺复苏、心电图检查。直到4月6日被医院宣告死亡后，任海云才见到爱人常济淙。但她在擦洗丈夫遗体时，发现其后颈脖上有一条深深的勒痕，且腿部也有明显伤口，身体背部有大面积淤青。“死者既然在抢救前已经被医生诊断为死亡，郑州警方为何还要将死亡的常济淙送到医院抢救9天？”任海云由此怀疑，警方为了故意隐瞒丈夫被刑讯逼供的死因，才让医院制造抢救的假象，这样好让死者家属误认为常济淙是正常突发疾病死的。对于死者被抓的真正原因，任海云因误接“赵俊华与神秘人士”的电话而揭开了事实真相。这段8分19秒的录音电话显示，赵俊华副所长在此次跨省抓捕行动中竟然违规传唤犯罪嫌疑人，还涉嫌插手经济纠纷办“人情案”，如“你这一点说得对，他是主动来我这配合调查的，我们没给他设为嫌疑人，我可以不去办传唤证……。这个很有价值，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白鹿新闻了解到，对于上述那段录音电话，涉案派出所及民警至今仍不知被死者家属“截获”。陈国发所长表示，涉案嫌疑人常济淙之死纯属意外事故，而此案的办案民警都是依法依规传唤，不存在违纪违法行为，至于死者身上的伤痕可能是医务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弄伤的。目前，郑东新区分局已经成立专班，地方检察院也介入调取了相关同步视频录像，善后工作正在进行。白鹿新闻就此向郑州自贸区检察院案管中心求证核实，相关人员表示，经查询，该院未受理常济淙的案子，具体情况应该找郑东分局了解。关于警方的这一说法，任海云仍然有自己的疑问：爱人生前患有致命的心脏病，警方有没有及时给他吃药（利伐沙班）“续命”？若是突发疾病死亡，为何他身上有原因不明的伤？她迫切想知道，爱人从北京带到郑州公安局审讯室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民警跨省“钓鱼执法”清晨7点，任海云的手机每天会响起闹钟，闹钟一响，她就要催丈夫老常准点吃药了。她和丈夫都是河南新乡人，尽管丈夫比她小三岁，但她一直管常济淙叫“老常”。可自从老常被郑州警方跨省抓捕后，她每天的闹钟再也唤醒不起丈夫吃药。而此时的老常，已经躺在700公里外的郑大医院太平间近6个月时间。任海云永远不会忘记老常被老家民警逮捕的那一天。据她回忆，3月27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老常在家里接到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的电话，说其表姐得了皮肤病，希望他在北京联系一家好的医院。挂断电话后，老常随即在北京门头沟区天街附近订了一家酒店，并通知好友崔金华过来陪河南老乡一起吃中饭。早在几年前，赵俊华因办理常济淙的拒执罪案而相互结识，并时常有了联系。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楚广军、常济淙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显示，因楚广军与常济淙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常济淙偿还2062万元给楚广军，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常济淙未完全履行债务，涉嫌构成拒执罪，于2019年10月8日移送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以下简称：郑东分局）处理。2021年2月20日，郑东分局开始立案调查。崔金华告诉白鹿新闻，大概一个小时后，她开车赶到天街十字路口时，正好看到老常夫妻俩跟三个身着便装的男子碰上了面。突然，为首的赵俊华将老常的手机夺走，并声称要带他“到郑州配合调查（案子）”，还扬言要戴铐子将他带走。这时，大家都感觉不对劲，一场酒宴竟然演变成“钓鱼执法”案。“我说你们这是干啥，他（赵）说了解个事。这时常总说先吃饭吧，然后我就去饭店点菜。”过了一会儿，任海云打电话叫她赶紧出来，他们要带走老常。“我赶快跑出来，对他们三人说，你们凭啥带他走？有传唤手续吗？”崔金华多次向白鹿新闻强调，当时前来北京的赵俊华三个人，均没按规定穿警服、持传唤证办案。但“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只有赵俊华一人晃了一下警官证。我们由此怀疑另外两人不是办案民警。”事后，白鹿新闻陪同死者家属在通泰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公示栏中，也没有找到这两名陌生男子。不过，该所王姓教导员却称“他们（两人）应该是去年刚分来的。”在双方僵持下，赵俊华最终强行将常济淙带上了路边的出租车。临行时，任海云要求他们留下联系电话，并央求赵俊华，“老常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刚出院不久，身体还在恢复期，希望他能回家拿药。”据任海云提供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2月8日出具的《出院记录》显示，常济淙有长达10年的高血压、糖尿病病史，其间曾被诊断为脑梗死，但经溶检治疗无明显后遗症。早在3年前，他曾出现过胸闷、气短、心前区不适等症状，经多家医院诊断患有多种心脏病。最后，该院于2月4日诊断为包含右心室血栓、肺动脉高压等多种缺血性心脏病，及其他10种疾病。其病历载明，“因心脏严重心衰无法耐受介入手术，院外口服药物保守治疗。”图｜解放军总医院为死者家属出具的诊断证明书白鹿新闻从这份出院记录看到，常济淙患有11种疾病，其中最致命的疾病应属右心室血栓。据公开资料显示，心腔内血栓以左心室多见，右心室少见，而常济淙右心室内大小为21x15mm的巨大血栓则更为罕见。赶到家中，任海云将老常每天吃的12种药全部捡到一起，送到已经等候小区门口的赵俊华一行四人的出租车上。“常总心脏病真的非常严重，一旦出问题谁能负责任？”待任海云回家取药后，赵俊华回复崔金华，“我会负责任的，我们有自己的医院鉴定。”老常看着风尘仆仆的妻子，对她说，要照顾好自己。任海云有些不安，老常看出来了，还安慰她说，“放心吧，我没事的，过几个小时就回家了。”车子启动后，任海云仍不放心地再三嘱托赵俊华，“记得让老常准时吃药，如果停了药，他会有生命危险。”但让任海云没有想到的是，丈夫这一去，便永远离开了自己的身边。断药一天后送医抢救再次返回家中，任海云发现刚才匆忙之中少带了一种药。而这种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正是治疗右心室血栓的特效药，需要每天及时服用。任海云至今仍记得老常出院时，其主治医生曾嘱咐过她，一定要记得给他每天服用“利伐沙班”，且不能间断。据了解，“利伐沙班”是一种新型口服抗凝药，可预防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塞，从而有效缓解右心房血栓问题的加重，以降低卒中和全身性栓塞的风险。对于这款药停用产生的后果，上述主治医生曾向任海云作过详细介绍。他说，一旦不及时服用此药，右心室中的血栓就会脱落进入肺动脉，引起肺栓塞，那么栓塞部位远端的血流就不能流入肺泡，无法完成气体交换，导致通气、血流比例失调，血液中的氧气含量急剧下降，最终出现心脏和呼吸衰竭，随时危及患者生命，严重导致猝死。右心室血栓合并肺栓塞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死亡率极高。据文献统计，右心房血栓的总死亡率大约是28%，而未经治疗的活动性右心血栓的死亡率可以达到80%—100%。而活动性右心室血栓又被全世界医学界公认为最高死亡率的急诊疾病。因此，常济淙从北京医院出院后，医生在《出院记录》中还特别注明医嘱：“出院后每天须按时服用20mg的“利伐沙班”一次……，规律服药，预防肺栓塞”。对于大剂量服用这款药，医生曾解释，正常情况下，右心房血栓患者只需服用10mg的“利伐沙班”，但老常右心室内的血栓巨大，所以要加大一倍的剂量，且每天必须准点准时吃药，否则一停药就会有生命危险。老常每天吃药的时间定在早上七点。考虑到明天早上即将要断药，任海云心急如焚的开始拨打赵俊华之前留给她的电话，但整个下午都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傍晚5点26分，赵俊华终于接听了电话。据任海云回忆，赵俊华说带老常去郑州只是了解情况，配合警方调查，并一再叫她放心老常的身体情况，他带有老常的病历。“通话期间，我一个朋友说能否让常总接电话，他说涉及案件不便在高铁上接听。”直到晚上11点37分，常济淙才打电话给妻子报平安，说“你别担心我的身体，今天笔录未做完，明天继续做”，中途，赵俊华抢过电话称，有两人陪着他在宾馆，还说他身体没问题。通过这个电话，任海云才知道丈夫下火车后被送到宾馆做了第一次笔录。结果这一次通话，他们夫妻俩便天人永隔。次日早上七点，又到了常济淙准点吃药时间，任海云多次拨打赵俊华电话，欲想知道丈夫是否准时吃上了“续命药”（利伐沙班）。一个小时后，赵俊华才接通电话，称老常没事，能吃能喝的。随后，任海云仍不放心丈夫病情，决定亲自去趟郑州送药。据上述判决书显示，任海云因为丈夫的经济纠纷案承担民事连带责任，而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员，限高不能坐高铁、飞机。为此，她坐动车到郑州后一路联系赵俊华，均没人接听。直到傍晚，赵俊华才知道她到了派出所，并叫她送到指定地方，那里有其安排的民警过来取药。任海云送完药一个多小时后，赵俊华竟然主动联系了她。任海云说，“他通知我明天中午12点左右到派出所办理拘留手续。这时，我又询问爱人的身体状况，他说没有一点问题。”任海云特别留意了这个电话的显示时间为：2024年3月28日19时13分。但白鹿新闻注意到，任海云事后从郑东分局获取的《拘留通知书》显示，“我局已于2024年3月28日18时将涉嫌拒执罪的常济淙刑事拘留，现羁押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也就是说，赵俊华当晚打电话给任海云时，常济淙早已被看守所收监。图｜郑东分局给死者家属的拘留通知书那时，任海云并没察觉到有何异常。但当晚9点17分，任海云又接到赵俊华打来的电话，说她丈夫正在医院进行抢救，让她赶紧去郑大医院。“当时我预感丈夫出事了，也一直是担心断药引发疾病的问题出现了。”大约20分钟后，她和弟弟开车抵达医院急诊室，发现老常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四周围了很多便衣警察、医生，其中就有派出所的陈国发所长和赵俊华。当她走过去准备靠近丈夫时，身边十几个民警把她拖拽回去，直到丈夫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ICU。患者抢救死亡后仍“注射”药品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任海云一家人不知所措。昏迷不醒的常济被医院安置到ICU抢救后，医生告诉家属，说患者情况危急，心跳反复骤停。据郑大医院出具的《入院记录》显示，半小时前上（审讯室）厕所时被人发现晕倒在厕所，可喊醒，后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心肺复苏成功收入院期间再次出现心跳骤停，再次予以心肺复苏，如此反复复苏6分钟才复苏成功。图｜郑大医院出具的入院病历医护人员持续为其心肺复苏，却始终没有效果，并下了病危通知书。为了纠正心衰、缺氧，并创造手术条件，医生决定启用一种名为ECMO（体外膜肺氧合）的设备。这是一种高科技的生命支持系统，用于在患者的心脏和肺功能严重受损时提供帮助。ECMO技术可以代表一家医院、一个地区的急危重症救治水平。公开资料显示，被誉为“亚洲最大医院”的郑大医院是河南省规模最大的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在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复旦大学版）中，其综合排名位居全国19位，在中国医院科研量值排行榜中居全国第21位，设有东院区、北院区等4个院区。图｜死者常济淙的妻子（右）和女儿在郑大医院的合影ECMO俗称人工心肺，是替代心肺功能的一项抢救技术，可为心脏骤停、难治性心源性休克、重症肺炎等各种疾病引起的呼吸衰竭的濒死患者的抢救赢得时间。目前，ECMO因在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救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逐渐被大众熟知，不少人把它称为重症患者救命的“终极武器”。白鹿新闻了解到，此前一台进口的ECMO设备价格在100万元至350万元不等，且开机、耗材费用不菲。德国德中医学会中国项目部主任刘洋曾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过去，ECMO开机耗材套包平均5万元，加上重症ICU每天超过1万元的治疗费。任海云得知，使用ECMO的费用极其昂贵，光开机费就高达5万元以上，且每天至少上万元。她感到无助，这对于一个负债累累的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她向医生询问了ECMO的必要性和成功率。据了解，成功率为50%。医生向任海云解释，ECMO是在其他治疗手段无效时的最后选择，它可以替代心脏和肺的功能，给患者提供治疗和康复的时间。然而，医生也坦诚地告诉她，尽管ECMO是一种先进的生命支持技术，但它并不能治愈病情，成功率因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异。面对这样的情况，任海云感到非常矛盾。一方面，她不想放弃任何救治丈夫的机会；另一方面，她还要考虑到家里还有两个需要照顾的孩子，以及持续增加的医疗费用，她很难抉择。但最后，任海云还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丈夫的生命。她告诉白鹿新闻，抢救的第一天，她先向亲朋好友筹借了5万元，然后多次找派出所协商垫付每天产生的医疗费，但赵俊华一直躲着不接电话。面对医院的催款通知，她无奈向郑东分局副局长谷秋生发出了“家属无力支付医药费”的求助短信。图｜郑东分局谷秋生副局长发给死者家属短信谷秋生于3月31日的当天下午2时12分回复了任海云：“刚医院查了，账上还有一万多，不影响治病。”随即她再发短信就没再回复。4月2日，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接见了任海云及其家属。据她提供的一段录音显示，当时陈林拿了一张打印好的《申请书》让她签字，但她拒绝在这份既没盖章，又没填写日期的纸上签名。图｜死者家属从郑东分局拍到的垫付医疗费的申请书趁他们不注意，任海云拍了这张申请书。该申请书显示，“我叫任海云……，3月27日我的丈夫常济淙在北京被通泰路派出所带回郑州询问案件，3月28日夜里常济淙因疾病被送到郑大医院急救，经多次抢救人还没有脱离危险期，公安机关出于人道主义先期已经垫付医药费12万元，家属自筹5万元，现病人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抢救，仍未脱离生命危险，现因家中无力支付医药费，请求公安机关对常济淙进行继续救助医治，并垫付医药费。”“拒绝签字后，陈林随后给我打了电话，承诺他们会支付，让我们放心。”任海云说，“老常刚使用ECMO抢救时，医生找我谈话，说他血压稳定。当初医院给我传递了一个信息：老常有救了，给了我希望。但抢救的第二天，医院就一直劝我放弃治疗，我感觉很不正常。”据任海云提供其中院方找她谈话的一段录音显示，患者主治医生对她说，“目前他30的血压还是在ECMO支撑的，我估计一撤ECMO，血压会掉得很厉害，我觉得你们下一步还花那么多钱去救也救不过来。”任海云告诉白鹿新闻，4月3日，她向院方索求老常的抢救病历，欲将给曾治疗过他的北京医院进行会诊。“可能他们感觉瞒不住了，医院拒绝提供病历，多次谈话中劝告我们放弃治疗，撤掉ECMO，但我们坚持不同意。”遗憾的是，昂贵的ECMO并没有将常济淙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4月6日凌晨4点42分，医院通知患者家属“抢救已经没有意义了”，并正式宣布常济淙死亡。至此，常济淙已经在郑大医院ICU抢救了9天时间，医疗费高达295731.81元，其中郑东分局垫付了24余万元。撤掉ECMO后，警方只准许死者儿女进入ICU，这也是他们俩第一次进ICU见到父亲。女儿摸了摸父亲的脚，“冰凉冰凉的，感觉刺骨，好像爸爸死了好多好多天”，而他的眼睛一直睁开着，死不瞑目。直到常济淙的遗体被转移到郑大医院太平间，任海云才见到丈夫。她按老家的风俗跟丈夫穿了寿衣，但在擦其遗体时发现其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且左腿部也有明显伤口，其身体背部有大面积淤青。她随后拍了几张照片。图｜死者常济淙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看到往日光彩照人的丈夫变成这个“狰狞”模样，她痛不欲生，几欲昏厥。任海云告诉白鹿新闻，她从120抢救病历中发现死者的“双手腕可见环状痕”，由此咨询了司法系统的朋友，他们称死者生前在审讯中经历过酷刑，她需要派出所给个说法。此外，任海云还对郑大医院使用ECMO产生的高达29余万元“天价”医疗费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涉嫌过度医疗、存在乱收费现象。她援引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曾经算的一笔细账，ECMO启动费用要4万～6万元，主要是一个套包的耗材费用，包含离心泵头、管道、血管插管和膜肺。运行期间，ECMO每天费用在1万～2万元，主要是ICU、用药、监测设备及医护人员费用等。统算下来，她丈夫抢救9天不会超过24万元。而上述的刘洋主任也曾向媒体介绍过，患者过去使用ECMO两周时间仅需20万元费用。白鹿新闻注意到，郑大医院出具的《临时医嘱单》第71页显示，4月6日上午8点2分，死者常济淙被医院送进太平间；4月11日8点53分，死者又做了“心肺复苏术”、“物理诊断常规心电图检查”，以及使用了多次不同数量剂量的“去甲肾上腺素针”、“葡萄糖注射液”等共22项收费，其中3项属“补录医嘱”。图｜死者被送进郑大医院太平间仍产生22项医疗费对于死者为何在太平间的第五天还会产生费用问题，患者常济淙的主治医生崔红卫答复以死者家属名义的白鹿新闻，他表示，“抢救完了，晚几个小时写医嘱，这是国家允许的。对于他送来已经死亡或晚几天写（补）医嘱，因为时间太长了，我记不住了。”死者伤痕可能是医生弄伤的丈夫死亡后，任海云一直要求警方给她看丈夫生前从北京到郑州的全部执法记录仪视频。因为她怀疑，身上有多处伤痕淤青的丈夫可能是被派出所民警刑讯逼供致死。现在她最大的疑问是：丈夫在审讯室的几个小时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为此，任海云先后找了派出所和郑东分局，均没有得到回复。4月8日，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发短信通知她：“分局对您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专班，由我来牵头处理善后事宜。”图｜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给死者家属发短信任海云觉得由陈林来牵头处理此事不合适。据报道，2020年12月13日，网络上出现实名举报郑东分局二级警督、纪委副书记、执法执纪监察室副主任陈林涉嫌违纪违法犯罪行为，举报人称陈林存在伪造更改多重身份、利用虚假档案资料混入人民警察队伍；裸官、长期与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插手经济案、办金钱案、关系案；拥有多套房产和商铺、为跨境网络赌博提供保护等情况。举报当天，河南省公安厅、郑州市公安局已成立调查组介入此事，但时至今日仍未见相关部门公布调查结果。图｜媒体曾报道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涉嫌违纪违法犯罪行为次日下午，陈林通知死者家属前来酒店协商善后事宜，并给任海云送达了《拘留通知书》、《立案决定书》和死者随身物品，以及死亡当天的抢救病历。“但唯独少了丈夫的手机，警方说现在不能给你。”任海云说，然后，她拿着丈夫的身份证去医院打印病历，但电脑中查不到他的相关信息，医生说病历还在ICU重症监护室没上传。最后经警方的同意，院方才勉强将死者的病历全部给了死者家属。4月10日，在任海云的强烈要求下，派出所给死者家属及其代理律师看了部分录像。任海云说，观看视频前，民警要求他们过安检，还要上交手机及金属物品。“我很生气，看个视频像审犯人一样，我们就直接下楼了，可走到大门口冷静想了想，还是想知道爱人去世的真相，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就回去接受了公安的要求。”据任海云和她的女儿回忆，这段视频显示，老常下高铁后，他和赵俊华并肩在郑州高铁站行走了十几秒钟，但具体时间不详。然后画面跳到3月27日晚上11点，他和两个穿着警服的民警在酒店前台待了1分钟左右，其中赵俊华让他在前台出示身份证（开房），尔后他们便乘电梯进入酒店房间一闪而过。整个视频画面没有声音，也听不到人说话。当她要求看房间视频时，放视频的民警却称酒店没监控。“我不相信，因为当晚11点37分，我接到爱人电话，他说今天笔录没做完，明天继续做，赵所还安排了两个人在这里。而赵俊华在电话里也说，在酒店里有另外两个人陪同，我还想多问两句，爱人说他们要手机便断了电话。”任海云说，“我肯定不相信酒店没有监控，而结合我爱人身上的伤痕，我更怀疑他在酒店受到非人的折磨。”所以，她一再坚持要观看房间视频，但遭到拒绝。“这段被剪裁处理过的视频再显示，3月28日下午4点多，老常被民警带进郑东分局案管中心大厅站了一会儿，喝了口水。随后，他被民警送进审讯室，坐上一张椅子，没多久，询问人赵俊华好像在撕一份什么文件。”对此，一旁观看视频的民警跟她解释，审讯人员做笔录，有时会写错、签错，或者需要改动的，然后要重新打印再拿给他认可再签字，所以之前的笔录就得撕了。“我听完之后感觉不正常，因为我爱人的眼睛老花了，看不太清楚，所以他们做的笔录我存疑。”任海云继续观看视频，发现画面中的老常又被带进了一个单独的房间，他先是坐在一个长凳上，然后不知多久又躺在凳子上，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叫门。“他们进一步跟我解释，说爱人要上厕所。”“画面一转，我看到爱人从厕所里倒在地上的画面。”任海云说，“我一看心都跳出来了，大喊救命，可看到爱人旁边没有人，我在着急，隔着屏幕也无能为力，心疼死了。看着他好像在叫人求救，然后就看到他坐起来抱着脚，很痛苦的样子。公安解释说是脚疼，我听不到什么，看不到什么，一会又见他倒下了。这时爱人的旁边站了一个人，不知他在说什么，我眼看着爱人无助地躺在那里，躺了很久。”“我看着画面只能大喊着叫他们救命，可那人无动于衷。”旁边的民警对她说，他们在审讯时进行了抢救。“可是我没看到有人在抢救，又过了不知道多久，我看到120的医生进来了，之后就没有画面了。”看完这段视频后，任海云整个人都瘫了，心脏也跳个不停，现场的120急救人员赶紧给她吃了几粒速效救心丸，她才缓解过来。“从整个视频来看，他们从没给丈夫吃‘利伐沙班’这种药。如果他按时吃这个药，不停药不断药，也不会突发心脏病死了，真的接受不了。”任海云事后回忆，丈夫死亡与停药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她心有存疑。据一位不具名的心脑血管专家透露，“利伐沙班”是一种抗血栓的药品，对治疗罕见的右心室血栓疾病有奇效。如果每天不及时服用，或停药一天以上，会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从而引发血液流不到心脏，危及患者生命。8月12日上午，白鹿新闻随死者家属走访了通泰路派出所，并以家属的名义向陈国发所长了解了此案相关情况。据陈国发介绍，老常在审讯时上了一趟厕所，解完手后不小心摔倒在地。他坐在地上摸着脚，身旁一办案民警走过去问他有事没，他说脚疼得受不了。那个民警将他扶了起来，但他站不起来又倒在地上。随后，民警立即拨打了120，并向带班民警汇报了情况，“过了一会又上去给他按心肺复苏，毕竟他（民警）还不专业。后来我们也在反思，可能有的民警不懂医疗知识”。任海云向他质问死者身上的伤痕及是否吃药情况，陈国发答复“可能是医务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劲儿很大而弄伤的……。进入案管中心，他要吃药，民警又跑出去给他买水”。对于陈国发这一说法，令她难以接受。任海云提出在酒店的房间里存在视频缺失，她要求派出所公布这段空白视频录像，她不清楚丈夫在第一次在酒店房间里审讯具体发生了什么，是否和死亡有诱因。而陈国发却以酒店房间没有监控为由，拒绝了她的请求。死亡通知书显示，目前常济淙的死因还未明确，需要在48小时尸检才能知道真相。任海云明确表示，派出所要尸检，她们家属不同意，因为当地公安直接参与尸检是不合理的，应避开嫌疑人，异地进行尸检，这样才能得到可信的结果。然而，她的要求至今仍没有得到满足。图｜郑大医院给死者家属出具的死亡通知书急救病历显示死者抢救前死亡“丈夫从抢救第一天开始，医生就不时劝我们放弃治疗，并一再提出撤掉ECMO。”任海云由此怀疑，丈夫在抢救前已经死亡。后来，她看了120的急诊记录，更加笃定丈夫因心脏骤停在120抢救前已经死亡。白鹿新闻从死者的抢救病历看到，常济淙在审讯中“突发疾病”导致心脏骤停。公开资料显示，心脏骤停，即心脏射血功能突然终止，导致重要器官严重缺血、缺氧，如果不及时干预，将导致生命终止。这种出乎意料的突然死亡，医学上又称猝死。《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1》指出，中国心脏猝死的总人数每年达到55万，居全球之首，每天约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即“每约一分钟，就有一人猝死”。据统计，70％以上的猝死发生在医院前，而其中约90%的猝死者由于心室颤动引起，其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和脑卒中占猝死的首位。对于突发心脏骤停患者，其最有效的急救措施是进行心肺复苏。心肺复苏是通过心脏按压、人工呼吸等方式，建立暂时性的人工循环，保证身体重要脏器的血液供应，同时刺激机体产生自主心跳、呼吸，从而挽救患者的生命。目前多数医学专家认为，心肺复苏开始的最佳时间是在心脏骤停的4分钟内进行，又称“黄金4分钟”。据河南省濮阳市人民医院刊发《关爱生命，“救”在身边——掌握心肺复苏术（CPR），抓住“黄金四分钟”！》的健康科普文章称，抢救心肺复苏的黄金时间只有4分钟，4分钟内复苏可能有一半人被救活，4-6分钟10%可救活，＞6分钟存活率仅4%，10分钟以上几乎无一人存活。图｜河南濮阳人民医院发布的健康科普知识文章但白鹿新闻注意到，死者常济淙在突发心脏骤停后，至少超过3个10分钟。据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情记录》显示，现场办案民警主诉嫌疑人“晕厥20分钟，加重5分钟”呼叫120，医务人员接120指令于当晚20：32：50到达现场，20：34：26见到病人。而白鹿新闻根据卫星导航，从郑大医院开车到病历载明的抢救地案管中心，全程行车4公里多、约8分钟。这表明，常济淙在心脏骤停至少超过30分钟以后，医务人员才赶到现场施救。那么，120能否在30分钟后将患者常济淙抢救过来？据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显示，患者“抢救前死亡”，肺部“呼吸音消失”，心脏“心音消失，未闻及心音”。同时，《院前急救情况记录》也显示，患者“双侧瞳孔散大固定，直径约4.5mm，对光反射消失，面色苍白，口唇紫绀，颈动脉搏动消失，胸腹无起伏，四肢冰冷，双下肢指凹性水肿”，“经全力抢救，患者呼吸心跳仍未恢复，心电监护导联呈一直线，血压未测出……”。图｜郑大医院在死者抢救后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针对死者院前病历出现的以上情况，上述科普文章强调，如果持续超过30分钟的心肺复苏（CPR）后，患者呼吸与脉搏没有恢复正常，患者瞳孔散大固定，那么应视为心肺复苏无效。也就是说，常济淙前期经过现场办案人员的心肺复苏30分钟后，就算等到抢救人员再实施心肺复苏也是无效的。白鹿新闻就“常济淙院前120急救病历”咨询了江西省内几家三甲医院的心脑血管专家，他们多数认为，通过120抢救人员的院前病历上描述，患者突发心脏骤停后心跳、呼吸、脉搏整个都没有了，死亡特征非常明显。但也有个别医生表示，患者“看起来情况不妙”，在短时间内也有可能被抢救回来，而这种情况微乎其微，不到十万分之一。此外，上述科普文章还指出，当一个人心脏骤停，3分钟就会出现脑水肿，4-6分钟就可能导致脑细胞不可逆性损伤。另外还有报道称，在正常室温下，心脏骤停4分钟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时间在10分钟以上，即使病人抢救过来，也可能是脑死亡。上述心脑血管专家告诉白鹿新闻，如果患者出现心跳呼吸骤停引发脑损伤，就不能使用ECMO辅助救治系统，严重违反了包括“严重不可逆的脑损伤和长时间心肺复苏”的ECMO使用禁忌症这一条硬性规定，最终将会导致患者出血、栓塞、感染等并发症，加速患者死亡，所以医护人员使用ECMO较为慎重，市场容量也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心肺复苏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急救措施，由于办案人员前期未经过系统培训，他们在心肺复苏操作时的不专业、不规范导致患者的胸部、肺部、心脏等内脏损伤或出血，这对患者常济淙的右心室血栓疾病造成了第二次伤害脱落，从而也加速了肺栓塞症的形成，威胁患者生命。其中医学博士刘医生认为，右心室血栓脱落引起肺栓塞时常无明显诱因，个别患者就诊时症状并不严重，常规检查通常又缺乏特异性，容易误诊耽误最佳治疗时机。据报道，被称为猝死之王的肺栓塞因很少有人知道，误诊率高达70%，致死人数超过急性心肌梗塞、脑卒中。“因误诊率高，不及时诊治死亡率接近100%，比心梗、中风还可怕。”刘博士表示，因此，肺栓塞很容易被忽视，更像一个“沉默的杀手”，往往比心梗、脑卒中还凶险。以上种种证据表明，死者家属在写给公安部、河南省公安厅的控告信上认为，“当天的急救病历清清楚楚写明，常济淙在送往郑大医院前已经死亡。从3月28日拖到4月6才宣告死亡，完全是医院在某些人的指使下，给我们家属在'演戏'，试图掩盖常济淙在公安办案场所当天已经死亡的事实。”“既然患者在抢救前已经死亡，120为何还要送去医院？”任海云一家人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但《院前急救情况记录》中载明的内容给她找到了答案“与赵俊华（关系人：民警）沟通，决定转医院进一步抢救”。“而关于丈夫心脏骤停经抢救成功心肺复苏后，其抢救前后病历矛盾，显然医院在配合其管辖的派出所说谎。”任海云说。但也有法医对死者常济淙的死亡时间提出了质疑。从事法医鉴定工作30多年，曾在“湖南黄静死亡案”“黑龙江代义死亡案”“福建念斌投毒案”“河北聂树斌杀人案”等案件中担任鉴定或论证专家的著名法医专家胡志强认为，从死者家属提供的遗体照片来看，尸体没有形成尸斑，应该是没有死亡多久，其死亡9天之说应该不能成立。具体情况还要看尸检，才能进一步确认其真正的死亡时间。对此，上述心脑血管专家解释称，死者在宣告死亡时没有出现尸斑，原因就是ECMO的工作原理，即ECMO是维持心肺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帮助危重症的患者实现体外循环，为医生赢得抢救患者的时间，而在ECMO的体外循环过程中会采用血液稀释，以减少阻力和血液的破坏，让患者的血液与平常一样浓，使得患者的温度维持在常温。8分钟误接电话揭开抓捕真相这五个月，对丈夫死因的疑惑一直缠绕着任海云。她认为，造成这一切都是因为派出所民警赵俊华及当地公安机关涉嫌一系列违规“暗箱”操作。任海云说，首先，是赵俊华涉嫌非法“钓鱼”传唤。他到北京以找人看病为名，约嫌疑人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天街附近餐馆见面，随后他没有出具任何手续，强行跨省将丈夫带到郑州。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指定的地点或者他的住所、所在单位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即传唤证）。赵俊华是否持有相关部门批准的传唤证？陈国发所长对白鹿新闻称，他们有传唤证，因为现在异地办案必须得到当地警方的配合，否则未有传唤手续，当地警方也不会协助。但当死者家属提出要看传唤证时，派出所至今也没有提供。死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告诉白鹿新闻，赵俊华去北京抓捕嫌疑人常济淙，还必须至少有两个民警参加。担参与抓捕的三个人当中，仅有赵俊华出示了警官证，而且还是在死者家属强烈要求下才勉强出示的。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处罚应当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且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此外，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时，参与执法的民警也不得少于两人。事后，白鹿新闻在通泰路派出所工作人员的公示栏中只找到赵俊华副所长一人，该所教导员王警官解释另外两人未出现公示栏是因为“他们俩是去年刚分来的”。但白鹿新闻随死者家属随机咨询了该所办证大厅民警，他们均称局里要求所里全体人员必须对外公示。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17条还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但是，死者家属却在传唤的第13天（4月9日）才收到拘留通知书。白鹿新闻注意到，该拘留通知书还是一张“早产”通知书。据拘留通知书显示，常济淙于3月28日晚上6点被警方刑事拘留的，并羁押于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但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情记录》显示，120抵达案管中心的时间是当晚8点32分。这意味着，嫌疑人还在案管中心审讯时，派出所就提前两个半小时办理了刑拘手续，并同时办理了看守所羁押手续。白鹿新闻从拘留通知书获悉，常济淙是以涉嫌拒执罪的罪名被刑拘的。公开报道显示，2019年5月14日，郑州高新区法院、郑东分局联合成立了 “郑东分局驻郑州高新区法院打击拒执犯罪侦办大队”，设立该大队是为切实解决执行工作中存在的被执行人，特别是涉嫌拒执行为的被执行人“人难寻 、物难找、追究难”等突出问题。成立不到5个月，该大队于同年10月8日对常济淙上述拒执罪的案子进行立案调查。图｜郑东分局与郑州高新法院联合成立拒执大队据陈国发所长介绍，由于该拒执大队去年被撤，老常的这个拒执案就分到所里由赵俊华副所长负责。移交过来之后，老常来所里做过一次笔录，但因老常住院一直不能过来，申请执行人便举报赵俊华久拖不办案。所以，在此背景下，赵俊华今年才带人前往北京传唤老常来郑州配合调查。“其实我们也不想办这个案子，我们也不认识（申请执行人），也不知道这事。”白鹿新闻就“拒执大队撤销”之事致电郑东分局相关部门，证实该大队确实被撤销，具体原因不清楚。但据郑东分局一知情人士透露，所有的拒执案件必须由法院移交郑东分局案管中心，然后案管中心统一分配。之前，因为郑东分局所有的案件都是在郑州高新区法院判决的，所以郑州高新法院的拒执案都要移交给郑东分局立案。但自从前年或者去年开始，郑东分局办理的刑事案件改由郑州自贸区法院（经开区法院）判决，那么以前由高新法院移交过来的拒执案则移交给郑州公安局高新分局。既然常济淙的拒执案改了办案单位，为何原办案单位还在继续执行呢？对于这个关键问题，任海云因误接到“赵俊华与神秘人士”的8分多钟电话而揭开了神秘面纱。据任海云回忆，3月29日晚上6点55分，也是丈夫被送进医院抢救的第一天。“赵俊华突然打电话给我，我赶紧接听，并喂了几声，见对方没有说话。正想挂电话时，突然听到赵俊华与他人在通话，我一听，刚好说的是我爱人的事情……。我听了很生气，大概听了8分多钟，我感觉他们之间的通话将要结束，我就提前挂掉了电话。”“能接到这个电话，纯属偶然。”任海云说，“我觉得应该是他无意中触碰到我的电话，因为当天我打了他一天的电话未接，可能我的号码被他的手机置顶了。他当时正在用另一个手机打电话时，不小心误碰了他的工作手机。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我偷录到他这个秘密电话。”根据任海云的通话记录，白鹿新闻向陈国发所长求证后得知，该电话号码就是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工作用的警务通手机号码。白鹿新闻发现，这段录音电话全长8分19秒，里面只能听到带有河南口音的赵俊华一人的声音，现摘抄部分内容如下：赵：对，我们公安以前带人，传唤证肯定批不下来，拘证批不出来，只有违规去执法。赵：你这一点说得对，他是主动来我这配合调查的，我们没给他设为嫌疑人，我可以不去办传唤证。赵：我们拘留证快批下来了，确定是嫌疑人了，法院那个高鑫鑫（音）法官来这了，机关批了（批捕）以后，他有重大嫌疑。赵：这个很有价值，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赵：他原来有病，这是事实，又没有说有这种病就不处理，不批拘留，就没有这规定，是不是。赵：120的人说你上车吧······，后来，我又去了，给他挂个号，我给他垫了一万八，后来想想那一万八不该给他垫，但是咱的心老善良啊。赵：没啥事，张旭（音）那边说也没啥事，张旭刚才也给我回过电话了，他们讨论这个事了，他说全是案管（中心）责任，他上卫生间那没人跟着，而且穿个一次性拖鞋，拖鞋一沾水滑。这段电话录音中提到两个关键的人，即“高鑫鑫”和“张旭”。白鹿新闻从常济淙拒执罪案了解到，高鑫鑫是该案二审法院——郑州市中院的书记员。而其中的张旭，经陈国发证实，他是郑东分局治安大队某个专案组负责人。据2022年10月13日公开报道称，张旭入警5年来，干过特警、治安警，现任郑东分局圃田派出所副所长，荣获个人嘉奖一次，多次获得郑州市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白鹿新闻从圃田派出所了解到，张旭今年已调离该所。陈国发所长向白鹿新闻透露，张旭和赵俊华是同一批提上来的副所长，他比赵俊华小，两人关系较熟。“他客观上确实是有病。所以大家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个事发生，走到这一步，我们要积极解决善后问题，包括前期救治，赵俊华还自己掏了18000块钱，现在分局仍没报。”值得一提的是，电话录音中赵俊华重点说到“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任海云称，从这个“钱”字和“尽心去办”这句，她初步怀疑，这个与赵通话的“神秘人”可能是该拒执案的申请执行人，也可能是赵俊华的直接领导，他们之间可能存在金钱交易。赵俊华涉嫌插手经济纠纷，不经任何部门批准私自传唤、拘留丈夫，甚至不顾嫌疑人重病审讯致死，严重违反了公安部禁止民警插手经济纠纷等禁令规定。白鹿新闻在通泰路派出所用任海云的手机拨通了赵俊华的电话，他以“不在、不知道”为由挂断了电话。“老常已经走了5个多月了，当地公安部门至今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每次都是我主动去找他们。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通过媒体找到电话中的那个神秘人。”任海云说，她希望借助媒体公开这段电话录音，能够引起河南省相关部门的重视，让死者家属和公众了解事件真相，并公开酒店及审讯室的完整视频，对相关违法违纪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民警在酒店讯问严重违法白鹿新闻就此案牵涉的一系列法律问题，采访了著名刑辩专家、中央财经大学预防证券金融犯罪研究所副所长、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范辰律师。对于派出所民警在酒店审讯嫌疑人常济淙之事，范辰表示，本案中的《拘留通知书》显示，2024年3月28日郑东分局以“拒执罪”将常济淙从北京跨省抓捕到河南郑州，但第一次讯问却在酒店里进行，不符合有关规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除下列情形以外，应当在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的讯问室进行：（一）紧急情况下在现场进行讯问的；（二）对有严重伤病或者残疾、行动不便的，以及正在怀孕的犯罪嫌疑人，在其住处或者就诊的医疗机构进行讯问的。”因此，对常济淙进行讯问，要么在办案场所讯问室进行，要么因其患有疾病，应在其住所或者医疗机构进行，在酒店对其进行第一次讯问，属于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对于派出所非法传唤重病人员审讯问题，范辰称，常济淙抓捕前被确诊为最罕见的心脏病“右心房血栓”，终生离不开一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品。依据《保外就医严重疾病的范围》（司发通〔2014〕112号）规定，罪犯有下列严重疾病之一，久治不愈，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的，属于适用保外就医的疾病范围：“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急性心肌梗死及重度不稳定型心绞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有严重心绞痛反复发作，经规范治疗仍有严重冠状动脉供血不足表现。” “心功能判定：心功能不全，表现出心悸、心律失常、低血压、休克，甚至发生心搏骤停。按发生部位和发病过程分为左侧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右侧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和全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而常济淙被侦查人员从北京带走时，其家属多次提醒办案人员，常济淙患有严重心脏病，每天不能停药。依据上述规定和情况，常济淙不适宜羁押。出现常济淙在羁押期间死亡情况，办案机关工作人员难以推脱其责任。对于“郑东分局专门成立专班，由公安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牵头处理此案善后事宜”之问题，范辰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根据《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第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报告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开展相关工作。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民检察院进行调查：（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二）死亡在押人员的近亲属对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有疑义，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需要调查的；（三）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有异议的；（四）其他需要由人民检察院调查的。”依据上述规定，对常济淙死亡事件，应由相对独立的检察院牵头进行，而不是由造成死亡的公安机关牵头处理。显然，由公安机关牵头调查此案，既不符合有关规定，结论也难以让家属信服。法谚有云，“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程序违法是不能容忍的。但郑州自贸区检察院案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白鹿新闻，经查询，检方至今从未受理过常济淙的案件，具体情况应该找郑东分局了解。范辰还表示，根据死者家属提供的死者遗体照片，常济淙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涉案派出所陈国发所长用抢救时所致，难以自圆其说。白鹿新闻将持续关注河南常济淙死亡案。（来源：白鹿新闻）

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基金经理的一举一动不仅决定着基金的投资策略，也深刻影响着投资者的决策和市场情绪。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经理祁禾近期的操作和言论矛盾，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照片系易方达基金经理祁禾祁禾一边公开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多态度，另一边悄然赎回了个人的基金份额。这种“言行不一”的操作不禁让人质疑基金经理背后的真正意图，也揭示了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上的一些不透明问题。祁禾曾以抗压能力稳定著称祁禾作为资深基金经理，拥有超过14年的投资管理经验。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华泰联合证券，后来加入博时基金，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研究经验。自2017年起，祁禾开始掌管易方达环保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基金，并逐步在新能源、制造业等领域展现出卓越的投资眼光。在他管理期间，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曾因其卓越的表现吸引了大量资金流入，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爆发的2020年至2021年。图1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A单位净值走势祁禾的投资风格一直以来以稳健和前瞻性著称，尤其擅长在新能源、高端制造等领域布局。凭借对行业趋势的敏锐洞察，他在多次市场波动中表现出了稳定的抗压能力。然而，随着2023年开始，新能源板块的高波动性和市场调整，祁禾的操作策略也开始出现变化。一边公开看好基金投资方向一边悄然赎回个人份额尽管祁禾多次公开表态看好新能源行业，并且在2024年中期报告中表示“在市场预期低点加大了对光伏、储能、电力等优质企业的研究和配置”，但根据基金定期报告，祁禾本人在2024年上半年却悄然赎回了一部分个人持有的基金份额：相对于2023年底，祁禾个人持有的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份额从超过100万份下降至50万至100万份。表1易方达从业人员持有易方达环保主题混合基金份额总量区间情况这一现象无疑让市场备感困惑。祁禾在投资策略报告中依然保持乐观，尤其是对新能源行业的长期增长潜力表现出了极高的信心，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悄然减持。这种言论与操作的不一致引发了市场的强烈反应，许多投资者质疑基金经理是否真的看好未来市场，还是仅仅是借助乐观言论维持市场信心以掩盖减持行为。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中的隐患基金经理自购行为通常被认为是向市场传递信心的标志，尤其是在市场波动较大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的信心。然而，一些基金经理在自购之后选择悄然赎回，形成了“高调买入、低调赎回”的操作。这种操作虽然在行业内较为常见，但对投资者而言却充满了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祁禾的操作模式就与此类似。根据2024年上半年的基金报告，虽然他多次在报告中强调对新能源行业的乐观看法，但他的减持操作让市场对他真实的市场态度产生了疑虑。事实上，这种操作在朱雀基金等其他基金公司也曾发生，基金公司在市场高点进行自购，随后悄然赎回的操作不仅误导了投资者，也损害了市场的透明度。祁禾在2021年期间曾因成功布局新能源板块而受到市场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光伏、储能等行业的高成长性带动了基金的强劲表现。然而，随着2023年市场对新能源行业的调整，该基金的表现开始波动。根据易方达环保主题基金的历年报告显示，2023年上半年基金的收益率表现并不理想，与市场整体走势同步下滑。2024年上半年，祁禾虽然表达了对新能源行业继续持乐观态度，并加仓光伏和储能板块，但整体仓位管理趋于谨慎。尤其是在市场调整期间，祁禾并未像以往那样大幅加仓，反而通过减持操作来降低风险。从操作的角度来看，这显示了祁禾在面对市场不确定性时的保守策略。祁禾的减持行为在市场中引发了广泛讨论。对于许多依赖基金经理言论进行决策的投资者来说，基金经理的减持行为无疑打击了市场的信心。尤其是在新能源行业波动较大的背景下，祁禾的减持让许多投资者担心市场可能出现进一步的调整。在2024年，新能源板块经历了较大的波动，尤其是光伏行业由于产能过剩和政策不确定性，市场对其未来的发展表现出了谨慎态度。祁禾虽然在公开言论中持续表达对新能源行业的看好，但其操作策略却表明他对市场的短期波动保持警惕。投资者因此对祁禾的长期策略产生了怀疑。基金自购与赎回操作需要更加透明祁禾的操作不仅揭示了基金经理在市场波动中的应对策略，也反映出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的不足。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基金经理的持仓变化往往难以及时掌握，尤其是在定期报告之外，投资者难以获得基金经理的最新操作信息。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投资者容易受到误导，无法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整投资策略。此外，基金公司的自购和赎回操作也需要更加透明。虽然自购能够增强投资者信心，但如果基金公司在自购后大幅赎回，却未进行及时披露，这将极大损害市场的公平性和投资者的利益。祁禾的减持行为让市场再次呼吁基金行业在信息披露方面进行改进，增加对基金经理操作的透明度。编辑 | 吴雪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