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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从9月底开始大幅上调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持续引发关注。一边是美国政府挥舞保护主义大棒；另一边却是美国车企高层在访问中国后坦言，美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已经大幅落后。9月底开始美对中国电动汽车将征收102.5%的关税当地时间9月1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对华301关税最终措施发布公告，宣布将从9月27日起提高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14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税率据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2018年贸易冲突以前，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水平为3.8%；多轮加征关税后，这一数字已经大幅增加到19.3%。目前，有大约66.4%的中国输美商品被额外加征关税。美国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税率拜登政府此次调整对华关税的重点是中国新能源相关产业，尤其是中国产电动汽车在进入美国市场时面临的关税税率将从目前的27.5%大幅上调至102.5%。中国对美出口纯电动汽车的出口量和出口额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对美出口纯电动汽车仅326辆，出口额不到300万美元；直到2022年，中国对美出口纯电动汽车才突破1万辆。而从美方数据来看，中国产纯电动与混合动力汽车只占到美国进口新能源汽车总量的2%，占比远不及德国、韩国和日本汽车。美媒：福特CEO表示中国电动车企“光速前进”业内人士指出，美国借加征关税打压中国新能源产业只是一厢情愿。《华尔街日报》网站14日刊文披露，美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商福特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自2023年年初以来多次访问中国。这几次访华行程让他彻底意识到，中国企业在电动汽车竞赛中已经大幅领先。福特CEO表示中国电动车企“光速前进”今年5月从中国返回后，他给福特董事会成员约翰·桑顿打电话说：中国电动汽车企业正在以光速前进。中国的电动汽车运用了AI和其他大量新技术，而类似的产品在美国根本找不到。中国车企通过高效的供应链，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产品，并在海外快速占领市场。福特和比亚迪产品对比美媒将福特“电马”与比亚迪海狮07两款车型进行了简单对比，同样是纯电动SUV，海狮07的续航比电马多出近60英里（约合100公里），但顶配版价格比电马的低配版还便宜6000多美元。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美国电动汽车在新车销量中的占比仅为8%。由于电动化转型不及预期，拜登政府今年3月宣布将2032年电动汽车新车销量份额目标从67%大幅下调至56%；福特则预计其电动汽车业务2024年全年将亏损50亿美元，降成本被公司高层列为“最优先事项”。图为福特公司首席执行福特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最难的一点就是做出实质性改变，让电动汽车业务能够盈利，降低成本。美媒：中国电动汽车在电池等方面拥有成本优势电动汽车物料清单美国CNBC电视台指出，目前电池成本占到电动汽车总成本的20%至30%，而中国电动汽车40%的成本优势来自电池方面的优势。声音来源美国汽车行业分析师迈克尔·邓恩：比亚迪在自制汽车零部件方面表现出色，75%到80%的零部件都是由他们自己生产的。他们掌握了电池及其供应链，很明显这有助于降低成本、把控质量。不仅是电池，中国企业在几乎所有其他类别的成本方面，都远远低于福特和通用等美国传统车企。美国汽车行业分析师比尔·鲁索：（福特汽车公司创办者）亨利·福特，彻底改变了汽车产业。他把汽车从富人的“玩具”变成了工薪阶层都能买得起的东西，而现在，普及智能电动汽车的就是中国。美媒：福特高层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功能感到震惊据悉，结束五月的访华行程后，福特CEO法利特意安排将小米和理想等多个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运往美国密歇根州的总部，供公司高层体验。福特内部人士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多样化功能感到震惊。美国CNBC电视台记者：中国的电动汽车通常会配备很多附加功能，例如，我可以给座椅通风来应对夏季的炎热。我可以调整设置，让这辆电动汽车听起来像是一辆燃油车。我还可以让AI助手帮我停车，真是非常方便。美媒认为，正是中国电动车企的创新，让汽车从简单的代步工具成为物联网中可以互联的设备之一。美国CNBC电视台记者：比如，我可能不会直接说“关闭空调”，而是说“哦，我现在感觉很冷”。然后它（AI）会说“哦，好的，那我把空调（冷气）调低点怎么样？”而且它有时还会开些玩笑，退出的时候它还会说再见，并且比心。美媒：通用汽车考虑采购使用宁德时代技术的电池据悉，正是在中国访问期间看到的巨大差距，促使福特高层决定调整在华战略，不再寻求夺回在中国市场失去的份额，而是将中国作为主要的出口基地，并在产品研发生产上对标中国。通用汽车考虑采购使用宁德时代技术的电池福特公司董事长威廉·福特此前曾表示，尽管存在贸易壁垒，但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今后一定会大量进入美国市场，美国车企必须做好准备。2023年2月，福特宣布斥资35亿美元，采用宁德时代提供的技术，在美国密歇根州新建一座电动汽车电池工厂，预计2026年投产。而根据彭博社的最新消息，美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商通用汽车也已考虑采购使用宁德时代技术生产的动力电池。彭博社记者：美国车企在电池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这其实很正常，毕竟这是他们在百年历史中，第一次生产电池和电动汽车。一开始肯定不会一帆风顺，这笔潜在的交易还处于谈判的初期阶段，尚未最终敲定。但可能会为美国车企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获得来自中国的廉价且非常先进的电池技术。（来源：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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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中秋节，罗女士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在这一天是否能想起，他们还有个名叫“马春花”的女儿。罗女士是一名弃婴，1990年出生，尚不满月时被亲生父母放在街头“希望被好心人收养”。9月17日，罗女士的丈夫王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根据岳父当年从四川南充阆中市柏垭镇公社门口将妻子抱回家时的两张随身信笺纸信息显示，妻子原名叫“马春花”，亲生父母应该是南充市南部县人，地址为“苑城、南部、马家”。当年留下的信笺纸 受访者供图根据两张信笺纸的信息，王先生推测妻子的亲生父母是有文化的人。去年，王先生曾陪妻子回南部县、阆中市当地寻亲，但目前尚无消息。养父讲述当年抱女婴回家时曾有人跟随多年后曾为养女寻亲未果前不久，王先生在社交平台发布寻亲信息，希望能帮妻子找到亲生父母。9月17日，王先生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妻子姓罗，老家是四川南充阆中市天宫乡人，不过妻子原本是一名弃婴，关于这一点，妻子早年上学的时候就隐约知道，但她从来没跟养父母求证这一点，因为养父母对她很好。王先生是四川南部县人，结婚后听妻子讲述了关于其身世的秘密。之后，他在岳父家闲聊时提起此事，岳父便详细讲述了关于妻子的身世。根据王先生岳父的讲述，1990年4月里的一天，一位亲戚跑来告诉岳父，说有人放了一个婴儿在阆中市柏垭镇公社门口，希望有人收养，问他们愿不愿把这个孩子抱回家抚养。当时，岳父母家已养有一个孩子，但孩子身体不好，岳父听闻后，便匆匆赶到柏垭镇公社门口，准备将婴儿抱回家。这是一名女婴，尚不满月，用一个小被子包裹着。据王先生岳父回忆，当时抱着婴儿回家途中，后面有个陌生人一路跟了他很久才离开，但他没有停下来跟对方打招呼。这也让王先生的岳父后悔了好久，他想“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婴儿的父亲或其他亲人”。后来，这个捡回来的婴儿就在这个罗姓人家逐渐长大。王先生说，很多年后，岳父曾在当年的镇上贴寻人启事打听妻子亲生父母的信息，但一无所获。两张信笺留言叮嘱“有病看医生，不信迷信”“小孩将能成为你家善良的接班人”当年，王先生的岳父抱回婴儿时，抱被里还有两张信笺纸。几年前，王先生的岳父将这两张信笺纸交给他，希望他能助力妻子寻亲。当年留下的信笺纸 受访者供图信笺纸信息显示，王先生的妻子原名叫马春花，生于庚午年（1990年）三月初四，“生后四周已为小孩注射破伤风针并乳哺至今，为略表父女母女之情，除穿用旧衣外，又备四套小人衣料，奶瓶一个，奶粉1包，白糖2斤，人民币20元”。信笺纸中还写道：“养身父母大如天地，而生身父母只能暗中祝福。”另一张信笺纸上专门写了照顾孩子的“注意事项”，其中提到“不能相信迷信，病从口入，小孩最怕肺炎，如发现高烧时立即找医生治疗……吃奶粉按说明用，注意卫生，经常换洗衣服，经常晒被子，太阳光有很多好处。”信笺纸的最后还特别感谢收养人，称“小孩将能成为你家善良的接班人”。再寻亲人关键词“苑城、南部、马家”希望找到亲生父母，看一看他们从当年的这两张信笺纸上的内容来看，王先生推测妻子的亲生父母应该是很有文化的人，还很可能是公职人员或医生。王先生告诉红星新闻，妻子早年也没有寻找亲生父母，不愿意打扰他们，但自从妻子也当了母亲后，这个寻亲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王先生现在和妻子定居重庆，经济条件不错。他说，妻子闲暇时便想找到亲生父母，也只是希望看一看他们，知道自己的其他兄弟姐妹情况。根据前述信笺中提供的信息，罗女士亲生父母的地址有这样几个关键词“苑城、南部、马家”。王先生分析，这个地方应该是南充市南部县的某个地方，当地可能很多人姓马。去年，王先生曾陪妻子回南部县、阆中市当地寻亲，并特别去找到当地一些马姓人家聚居的地方打听，但一直没有结果。罗女士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在逢年过节时是否能想起，他们还有个名叫“马春花”的女儿。延伸阅读荷兰姐弟来杭州寻亲 姐姐：我原谅亲生父母所做的一切‍‍2001年12月14日，来自荷兰的斯兰克夫妇来浙江办理收养孩子手续后，不小心把包落在出租车上，包里有护照、收养的证明文件、银行卡等。这些文件丢了，他们收养的孩子就无法跟他们回荷兰，当时入住的海华大酒店经理报了警。杭州警方紧急拦截，找到了出租车，找回了斯兰克夫妇的包，他们为杭州和杭州警察点赞：杭州，美丽的城市；杭州警察，出色的警察。《都市快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和斯兰克夫妇一起来的还有其他10对来自荷兰的夫妇，他们到浙江温州、义乌、兰溪三地的福利院收养中国孩子。2001年12月16日都市快报报道当年，《都市快报》刊登了这11对夫妇和孩子们的合影，他们收藏了当天的报纸，其中的哈塞尔先生给《都市快报》写来邮件，希望收藏那张珍贵的合影。23年过去了，当年的婴儿都长大了。今年9月9日，哈塞尔夫妇的女儿和儿子来杭州，求助“快找人”栏目，希望寻找亲生父母。哈塞尔夫妇收养的儿女来杭州寻亲荷兰夫妇收养了两个中国孩子哈塞尔夫妇先后收养了两个孩子，女儿叫兰金金，儿子叫沈达，都来自浙江。兰金金婴儿照片他们住在荷兰东部的奈梅亨，是荷兰第十大城市。兰金金到荷兰后，在哈塞尔夫妇悉心呵护下，快乐地成长着。兰金金1岁多离开中国2004年，兰金金4岁，哈塞尔夫妇又收养了一个中国男孩。当年10月初，哈塞尔一个人来办理领养手续时，告诉《都市快报》编辑李师礼说，因为妻子是独生女，特别想有个兄弟姐妹，所以，夫妇俩想让小金金有个弟弟，“都是中国孩子，这样会比较好沟通。”沈达2岁时离开中国姐弟俩从小相处融洽，他们也察觉到自己与身边的小伙伴不一样，父母坦诚地把他们的身世告诉了他们。兰金金和沈达的幼年合照兰金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想寻找亲生父母，还自学中文，希望以后和亲生父母交流起来没有障碍。她说，“我虽不清楚你们出于什么做出了那样艰难的决定，我只想说，女儿不怪你们。我原谅你们所做的一切，因为我知道那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而血浓于水是永不变的。”新线索：弟弟家乡可能在龙游今年暑假，兰金金大学毕业，马上要工作了，她希望可以亲口告诉亲生父母这个好消息。养父母也很支持女儿来中国寻亲。弟弟沈达陪她一起来中国，这也是姐弟俩20多年前离开中国后，第一次回来。姐弟俩长得都很高，金金出落得亭亭玉立、漂亮，笑容甜美，弟弟高高大大，阳光帅气。一路上，弟弟贴心地照顾着姐姐，俨然成了姐姐的守护使者。弟弟沈达陪姐姐来中国寻亲“快找人”栏目第一时间联系了“寻人总司令”、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永辉工作室负责人隋永辉。9月9日下午，金金姐弟俩在永辉工作室采集了DNA。兰金金在永辉工作室采集DNA隋永辉和他的团队紧锣密鼓展开比对工作。9月12日，有了新线索，发现弟弟沈达的家乡可能在衢州龙游县模环乡模环村一带。但目前，经过初步寻访，还没有新的进展。姐姐被发现的地方是山门村此次来中国，兰金金有个心愿，想去自己曾待过的兰溪市儿童福利院、当年发现她的地方看看。编辑李师礼陪她去了这些地方回访。在她的收养材料中，登记的出生日期是2000年10月18日，据兰溪市儿童福利院当年的工作人员赵筱君回忆，这个日期可能是根据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当年发现她的地方在山门村，依山而建。山门村所产茶叶久负盛名，大多在海拔600余米的高山上，云笼雾罩，称为“山门云雾茶”。当地有句话说，“兰溪茶叶出自下陈，下陈茶叶出自山门”。当年，山门村人口不多，且地势高，交通不便。据分析，兰金金可能不是来自本地村民家，亲生父母可能是在此生活过的外来人员。手记：我与荷兰家庭结缘记者 李师礼当年，兰金金的养父埃里克·范·哈塞尔接受采访时曾说：长大后，要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身世，回到中国。这次，兰金金带着她弟弟来了。我和兰金金爸爸成了朋友2001年12月，11对荷兰夫妇来浙江办理收养中国儿童的手续，接孩子。其中一户家庭在乘出租车时，忘了拿自己的包，包里有收养孩子的相关材料以及护照等证件，没有这些证件，他们将无法带着孩子回国……最终在警方的帮助下，东西都找回来了。（详见《都市快报》2001年12月16日头版《11对荷兰夫妇浙江找女儿》）每个家庭都拿到了一份报纸。但问题来了，都是汉字，他们看不懂。于是，有家庭回国后发给本报电子邮件，提出能否将报道翻译一下，连同图片一起发给他们。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就这样，我和其中的荷兰爸爸埃里克·范·哈塞尔——也就是兰金金的爸爸建立了联系，知道了他们给金金取了荷兰名字：lynouk。我把翻译好的文字，以及当时拍的图，都发给了哈塞尔。随后，我们又报道了孩子到了荷兰后各自的情况。哈塞尔给我写来的邮件里，记录了小金金在荷兰9个月的生活片段，十分感人：早上，她就喝稀饭，吃点水果。中午她吃面包，到了晚上，她吃晚餐。而下午到晚上，她还喝很多水果汁，她很喜欢和我们说话，和我们一起玩。所有这些活动都对她有帮助。现在，她82厘米高了，重11.2公斤。这意味着她到我们家后长了9厘米，增了3公斤。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是她睡眠的时间，有时我们感叹，养一个孩子是多么累啊。她下午1点到3点也还要睡觉，这很好。在她的小床上有个她搂抱着睡的玩具，她称之为‘NYNJE’，每次起来后都舍不得离开它……2004年10月，哈塞尔再次来浙江，为兰金金找了一个中国弟弟，我采访了他，写了相关报道。此后，哈塞尔经常和我讲述孩子的成长。我和哈塞尔，已成了很熟的朋友。一场准备了很久很久的中国之行今年1月，兰金金给我发来微信，说计划9月来中国，问是否能在杭州见一面。我和兰金金就来访事宜多次讨论，比如住哪里，去拜访福利院要哪些手续，如何办理，来了后车票怎么买等等。金金说，为了攒够来中国的费用，她从14岁起就开始努力挣钱。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赚取费用，都存起来，比如帮人看孩子，去餐馆打工、当实习生等。这次来中国的大部分费用，都是她这些年攒下来的。父母也给了一部分，以示支持。从2岁起，金金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她19岁时，对自己的出生地感到好奇，翻出了当年的收养材料，读了我和他父亲这些年写的邮件，后来结识了和她一样被收养的一群孩子，促使她开始寻亲。这些年，她自学中文，已过了汉语水平二级考试，学会了使用微信、小红书等。今年，她决定来一趟中国，看一看这个国家，看一看自己出生的地方。金金在当年发现她的地方祝福她！关于姐姐兰金金的寻亲线索1.2000年12月1日，在兰溪下陈乡（现合并到柏社乡）山门村发现一个女婴，健康，后被送到兰溪市儿童福利院。2.出生日期是2000年10月18日，该日期可能是根据孩子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3.2001年12月，被来自荷兰的哈塞尔夫妇收养。3.体貌特征：身高1.72米，双眼皮；笑起来嘴角向上，有浅浅的梨涡。姐姐兰金金近照关于弟弟沈达的寻亲线索1.2002年10月27日，宁波中山广场发现一名男婴，健康，由鼓楼派出所送到宁波恩美儿童福利院，取名沈达。哈塞尔抱着沈达在中山广场留念，希望给儿子未来寻亲留下线索2.出生日期是2002年8月30日，该日期可能是根据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3.2004年10月，沈达被荷兰哈塞尔夫妇收养。4.体貌特征：身高1.83米，身体右侧靠近胃的位置有两颗黑痣，右侧额头靠近发际线处也有一颗，约小指甲大小。弟弟沈达近照5.家乡可能是衢州市龙游县模环乡模环村一带。

“全女经济”，可能是最近最火的消费风口。所谓“全女经济”，就是指在服务业行业中，从顾客到服务人员甚至管理人员都由女性组成，且拒绝接待男性的项目。排队现场画面但是在表面的美好下，“全女经济”却时常翻车。就在上周，一家打着“全女”招牌的小饭桌就因为倒闭，成了全网的电子榨菜。打着“全女”招牌的小饭桌成了全网的电子榨菜无独有偶，不久前长沙一家打着“全女”旗号的酒店，也因为“招收免费义工”和员工闹矛盾，成了网友笑柄。而另一家“全女酒吧”的调酒师和老板之间因为薪资等问题掰扯的事情，也成了小红书热帖。一家“全女酒吧”倒闭“全女经济”接二连三地翻车，给人一种“女性消费能力不过如此”的印象。但其实，女性仍然是现在市场上的消费主力军，“她经济”依旧是各大品牌和厂商的兵家必争之地。本应钱景无限，但接连翻车的“全女经济”到底做错了什么？带上“全女”，业绩翻倍？在搜索平台上检索“全女”，会发现“全女业务”的范畴早就超出了你的想象。全女健身房、全女酒吧、全女图书馆...甚至还有全女电工学习班、全女装修队，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所被冠以“全女”的名号。全女电工班培训画面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但其实全女风潮的崛起，是一次需求的发掘。女性最多的需求，就是在一定场合下“不被打扰”。拿健身行业来说，传统健身房一般被认为由男性主导，很多女性都表达过过去锻炼时的“不悦”经历。比如其余男会员的凝视、男教练的动手动脚，甚至健身房的汗臭味也劝退了不少女性。很多女性都表达过过去锻炼时的“不悦”经历而且这种糟糕体验并非空穴来风。2021年美国的一项数据调查显示，有76%的女性在公共场合运动时会因为骚扰而感到不悦。过去的女性健身人群少，需求自然不会得到重视。而如今，女性已经能在健身人群中撑起半边天。根据乐刻健身2022年发布的数据统计显示，光在他们品牌注册的女性会员就占54%，超过了男性。消费人群一多，新需求就会形成新市场。于是，打着“全女教练+学员”的健身场所就此登场，迅速笼络了不少女性健身爱好者的心。美国最大的女性健身房连锁Curves就靠着“女性向”的健身招牌，在全球开设了将近4500家分店，会员人数突破400万。图为美国一家“全女健身房”在北京，对标Curves的女性健身连锁BeauFit也颇具规模，开设了3家门店，而且单店固定会员数高达300+，复购率也很稳定。对标Curves的女性健身连锁BeauFit当然，不被打扰只是一方面，安全才是女性的普遍刚需。2018年，滴滴顺风车曾曝出过多起司机骚扰乘客的恶性事件，此后，滴滴也花了很大工夫整改自己的业务，比如在车内增加报警装置、全程录音摄像。今年7月份，滴滴更是发布了一份调查问卷，在征集的7万多份意见中，“女性可选女司机”选项获得了4.8万票的最多数。滴滴发布了一份调查问卷次月，滴滴就开始在小范围内测这一功能，消息一出，就获得了网上大批女性乘客的支持。除了滴滴，许多打着“女性友好”口号的酒吧，也时刻把“醉酒后无骚扰”的口号挂嘴边宣传。尽管饱受争议，但是越来越多的女性消费需求，确实在被慢慢挖掘。“全女经济”的蛋糕，越来越大。翻车背后，藏了两个大坑看似美好的“全女经济”，很多人入局后，才发现遍地是坑。不少一直致力于“全女创业”的公司，等到发展途中才发现，自己还要面对人员流动、项目变更这些日常琐事，和最初的设想大相径庭。网友吐槽“全女创业”的公司尽管风口火热，但很多人发现“全女经济”并非财富密码。其实在风口掩盖之下，“全女经济”背后藏了两个大坑。第一个大坑，就是情绪价值>专业价值。过分针对某一人群的生意，很容易陷入“过度陷入情绪价值”的坑。而“情绪价值”正是“全女经济”最闪亮的招牌比如女子电工班，会喊出“工具就是工具，不是男人的玩具”的口号；受《黑神话》影响成立的全女游戏工作室，也发誓要“打破男性在游戏行业的垄断！”全女游戏工作室发誓要“打破男性在游戏行业的垄断”前几天爆火的南通全女酒吧，也会打出“瓶瓶安安，尝尝酒酒”等口号，主打安全牌；但是情绪价值到位，不代表专业能力就能打。上个月，北京“她的山”全女徒步俱乐部就因为不够专业而翻车。这个“为了照顾会员体验，没有聘请男向导”且还能“一起探讨女性成长等议题”，的50人团，出发没多久，就被大雨和迷路困在山里，甚至有人回忆自己“差点死掉”。50人团出发没多久就被大雨和迷路困在山里当惊魂未定的消费者返回市区复盘时才发现，作为一个新手团，这次领队四人无一人提前来徒步点进行踩点，而且标注必备的头灯等设备也无人携带。不专业不仅坑人，还有可能成为智商税。有一位女性健身网红就在小红书打假过所谓“女性健身私教工作室”，指出工作室宣传的“一周三练，三个月练出蜜桃臀”等宣传纯属无稽之谈，欺负新人不懂健身。女性健身网红就在小红书打假过所谓“女性健身私教工作室”第二个大坑，就在于现实撑不起理想。很多全女健身房、全女酒吧自开业起，就面临一个大问题：自断一半财路，成本问题严重。虽然细化了赛道，但这份成本问题自然会转嫁到消费者头上。比如北京的全女健身连锁BeauFit在成立后，一度面临赚不到钱的窘境，还是通过出售饮食、健身器材等周边项目渡过难关。北京的全女健身连锁BeauFit此后，BeauFit就迎来了数波涨价潮，30节课的课包从之前的不到3000元涨价至4480元，已经超过了同行平均线。无奈之下，女性健身仍然被困在“小众精品”的怪圈里出不去。而且，与越来越多的女性健身人群相比，女性健身教练却一直少得可怜。数据统计，在全国注册的健身教练中，女性仅占总数的16%。女性健身画面这样一来，过去打着“全女教练”旗号的BeauFit也不得不进行妥协，在扩张业务范围时招募一批男教练。在实现“真·全女”之前，可能商家先支撑不住了。滴滴的女性专车业务也面临类似问题。据滴滴调查，2021年滴滴的注册司机人数为1300万人，但其中女司机仅有60万。图为滴滴女司机而“女性专车”业务一旦全面开放，女性用户也会面临叫车难等问题，体验提升不会很顺利。看似美好的全女经济，需要的不只是需求升级，还有行业升级。“全女经济”想要爆火，不能只靠噱头翻车案例越来越多，“全女经济”也在逐渐变味。不管是全女游戏工作室散伙、全女酒吧关门，很多人都会把锅甩给“全女”二字。“全女公司”开会画面但其实，不少项目的失败都是源于从业人员不专业、团队不团结等常见的创业大坑。“全女经济”虽然是个风口，但是说到底也还是基于需求诞生的创业方向。和所有创业项目一样，想要在这条赛道上“平稳驾驶”，必须得搞清楚两点。第一点：方向>热情。很多女性创业者做“全女经济”，多半都是基于一腔热血。但不是所有行业都适合“全女经济”发展，选对方向才能事半功倍。女性健身画面就拿体育赛道来说，女性在健身领域的需求日渐增多，但是找到适合女性的运动项目才是重点。今年美团发布数据，3月以来，女子运动订单数量比往年暴增380%。而在其中唱主角的，主要是瑜伽、普拉提、舞蹈等女性占比更高的运动项目。比如，2022年数据统计，主打女性的普拉提项目，数量已经较2019年翻了三倍。而在大部分女子健身房的项目中，普拉提和瑜伽课也是卖的最好的两款课程。尽管女性的健身习惯和理念一直都在进化，但是比起全女力量、举重馆，选择瑜伽、舞蹈和Crossfit等项目，明显更加明智。第二点，则是专业>噱头。其实，有不少“全女经济”能发展壮大，并不靠正确的方向，而是硬核的实力底气。比如上海的全女子拳击馆普琳女子拳击，已经是开业11年的老店了。上海的全女子拳击馆普琳女子拳击这家店的馆长毛毛，不仅是曾经拿到过全国第二的退役运动员，还有WBC组织认证的裁判、教练、医务监督证书，专业程度放眼全国都是首屈一指。和其他女子健身不同的是，普琳女子拳击没有多余的项目，里面有且仅有提供拳击训练，比很多专业拳馆还要硬核，但论口碑和经营稳定性，却不亚于任何一间全女健身房。而且我国的女子拳击、格斗项目本就比较强势，张伟丽、常圆等女将的助威也让这一项目增色不少。除此之外，对于女性向的产品来说，做好体验升级，也比噱头和情绪价值更为重要。比如女性车主占有40%的小米Su7，就是依靠防晒功能拿下了不少女性车主的芳心。小米Su7中女性车主占有40%相比起“对你好”的口号，真正能够满足需求，才是抓住女性用户的核心。无论是男性发起还是女性发起，市面上不少打着“为女性服务”的产品和服务，都少不了暴雷的命运。很多人都说，现在的女性消费者越来越难“糊弄”了，其实，女性消费的变化，实际上是一种对体验需求的升级。比起高举性别大旗，不如踏实搞好体验。图片来源于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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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但凡关注解放军动态的网友们应该都注意到，最近热播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其他部门摄制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淬火》——其中透露了大量解放军关键信息，包括福建舰的电磁弹射器测试、新型舰载机登上辽宁舰、歼-20针对隐形战斗机的模拟对抗以及中外航母编队的对峙等。而岛内同样对《淬火》投入高度关注，尤其是其中的无人机演习部分。岛内高度关注无人机演习部分台湾TVBS网站近日称，《淬火》展示的无人机模拟攻击场景让岛内专家非常敏感，片中解说称，“无人机发现敌防空阵地，立即打击，目标锁定，发射。”台湾专家“比对发现解放军无人机模拟攻击目标正是西莒青帆港，剑指马祖”。台湾军事专家认为，马祖部署有台军的防空导弹阵地，“可能对解放军造成威胁，因此解放军才在演习中刻意演练对其模拟攻击”。台湾《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铭表示，台军部署在马祖的防空导弹阵地“如果没有先前去除的话，会对解放军的进攻梯队造成很大的威胁。”报道还注意到，解放军在《淬火》中还展示了多型无人机，例如“彩虹4”无人机曾于2023年5月顺时针绕台飞行，它执行任务的续航时间达14小时，配备有4个武器挂架，能够发射AR系列空对地导弹和卫星制导炸弹。台湾“国防院战略资源研究所”所长苏紫云表示，该无人机一方面可以兼顾侦察，另一方面也可以配置各种攻击武器，包括空对地、甚至空对空的近程导弹，为此“台军需要加速主被动的伪装和防护”。图为无人机演习画面不过在老司机看来，台湾对于解放军无人机的关注，仅局限在“可能用于攻台”，实在是太过于短视。《淬火》在片中明确提到，“凭借无人机的能力，突进敌人的火力圈，从生存率、战损比、效费比上讲，我们干的是有人机干不了的事！”在解放军空军成体系远海远洋训练中，如今无人机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例如无侦-7无人机负责前推搜索，并向后方传递信息，轰-6K轰炸机收到坐标参数后，随即发射反舰导弹。这样的有人机与无人机相互配合，已经超过了早先外界对于无人机作战模式的呆板印象。歼-20飞行员董珺称忘不了驾驶歼-20看到宝岛的情景真正让岛内破防的，其实还包括《淬火》引用歼-20飞行员董珺的那段采访：“我始终忘不了驾驶歼-20，看到宝岛的情景。”显然，这段话意味着歼-20与台湾本岛的距离已经进入视距范围。通常当解放军军机在抵近台湾地区巡航时，台湾方面都不会错过大肆炒作的机会，台湾防务部门几乎天天都会发布通报，宣称靠近台湾的解放军战机型号、抵达空域等内容，以此吸引国际舆论。但在台军此前报告中，从未出现关于歼-20战机的通报。如今歼-20飞行员公开宣布逼近台湾本岛，无疑证明台湾根本没有能力发现歼-20这样的隐形战斗机能力，更不要说实际对抗了。图为空中加油画面此外，《淬火》在描述歼-20的时候还提及：长航时后再实施夜间空中加油，不仅是技术上的挑战，也是对飞行技能、心理承受能力、编队协作极限的考验。董珺带队完成歼-20夜间空中加油验证，试验数据为歼-20全时全局作战提供了重要支撑。这里提及的“全时全局作战”可以表明歼-20目前作战空域覆盖台湾是完全没问题的。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撰文丨余晖‍‍‍‍‍‍9月1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杜玉波，男，汉族，1955年9月出生，今年69岁，河北晋州人，1975年6月入党，1974年2月参加工作，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班经济管理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研究员。杜玉波被查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杜玉波曾是河北省晋县田村公社专职团委副书记兼公社通讯员。1975年，杜玉波成为北京工业学院光学工程系光学仪器结构专业学生，1978年至1983年任北京工业学院飞行器工程系学生辅导员、团总支书记。1983年，杜玉波成为北京工业学院团委副书记、书记，1985年任北京理工大学七系党总支书记，1989年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组织部部长，1991年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1993年，杜玉波成为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3年后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2001年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2002年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2010年，杜玉波履新教育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2018年，他到全国人大工作，担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现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公开资料显示，近期，杜玉波多次公开露面。今年7月，他出席了第七届世界科技社团发展与治理论坛、第四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第八届产教融合发展大会等。今年8月，他还在报纸上刊发了署名文章。【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政知新媒体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延伸阅读媒体：62岁周铁根被查 其施政经历在江苏官场上属少见摘要：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 图为反腐宣传图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信息显示，周铁根，男，1962年11月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曾长期扎根家乡南通工作。1986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1987年，他进入南通市委研究室，两年后成为副科级研究员。1993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委办公室系统，三年后升任南通市委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12月，周铁根出任如皋市委副书记，两年后转任如皋市市长。2006年，周铁根被调往南通另一个县级市如东，出任县委书记。这是他首次主政地方。2011年，周铁根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家乡南通，调任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4年1月，周铁根出任江阴市委书记，并身兼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时隔三年后再次主政一方。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2015年12月，周铁根从江阴市委书记任上北上徐州，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任市长，2018年4月任徐州市委书记。彼时，有媒体评价，周铁根曾在苏南、苏中、苏北等城市都担任过地方领导，如此丰富的施政经历，在江苏官场上仍属少见。纵观周铁根的从政履历，他曾以善于跟企业打交道著称。在担任如东县委书记期间，他曾力主洋口港建设，破解了当地“有海无港”尴尬。当时，由于对开发洋口港信心不足，投资方香港保华集团迟迟不敢和如东县签署合作协议。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当时兼任洋口港开发建设总指挥的周铁根向保华集团表态，只要保华集团将跨海大桥和人工岛建起来，“不管后边有无投资者，政府兜底收购！”这一承诺最终促成洋口港开发的关键性工程——黄海大桥、人工岛的建成。2008年10月28日，洋口港实现初步通航，结束了如东“有海无港”的历史。彼时，在开发建设洋口港时，周铁根曾坦言，洋口港是全国的重要港口，洋口港开发建设任务重，难度大，必须超常规强势推进。他还提出，吸引大客商就要解放思想，灵活地运用市场化的办法，能合作的就合作，“我们不能看到人家有利可图，就死抱着项目资源不放。要想方设法，尽可能早开发、早启动”。在江阴工作期间，周铁根也曾展现过和企业打交道的哲学。据《江阴日报》报道，2014年1月6日，也就是履新江阴市委书记后仅三天，周铁根便深入部分镇村、企业进行调研。他的第一站是“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在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后，周铁根提出，希望华西继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把华西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此后，他还来到江阴的两大龙头企业阳光集团和海澜集团。周铁根说，企业是江阴发展的最重要力量，阳光集团、海澜集团等一批大企业集团为江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徐州工作期间，周铁根曾多次参加政企会谈，旨在加强同民营企业家沟通交流，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建议。据《徐州日报》报道，2021年4月28日，2021年度首期“政企交融汇”活动举行，周铁根出席并讲话。活动期间，周铁根认真听取企业家们的发言，不时插话与大家交流探讨，并就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具体要求。他说，举办“政企交融汇”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增进政企沟通了解，能够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服务更加精准、措施更加有效。从大家的发言中，深切感受到企业家们良好的精神状态，详细了解到企业发展情况和所需所盼，听后很受启发。开启“十四五”，要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坚定信心。周铁根曾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专门曾谈过他对政企关系的看法。他说，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营造环境，企业才是发展的主体。“社会要对企业家给予充分尊重。政府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往这个方向发展。”周铁根表示，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诸如土地、金融等要素的获得，都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和协调，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而在生产经营方面，政府不要去干预企业。2021年7月，周铁根转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后任江苏省十三届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江苏省十四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此番被查。值得一提的是，除周铁根外，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被查。王昊曾任徐州邳州市市长，沛县县委书记，徐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徐州市政协主席、党组副书记，宿迁市市长，宿迁市委书记等职。去年1月，王昊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7月25日，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兴振被查。冯兴振曾任徐州市农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沛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沛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州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等职。2019年4月，冯兴振任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州矿务局局长。

辛齐亚·德尔皮诺辛齐亚·德尔皮诺 (Cinzia Del Pino），是一名居住在意大利沿海城市维亚雷焦的女商人，同时也是该地区颇有名气的社交名媛。现年65岁的德尔皮诺一直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直到几天前，她被逮捕了，虽然现在已经被释放，但还是处于软禁状态，而且当地的很多民众对她非常不满。据当地时间9月16日的消息称，德尔皮诺因驾驶SUV故意碾轧一名男子并致其身亡，而被捕，但她拒绝认错，并且还声称：“我只想阻止犯罪。”事发时监控画面截图据报道称，事发前德尔皮诺放在车座上的包，被一名摩洛哥籍的男子诺尔丁·纳齐基 (Nourdine Naziki）给抢走了，当时车窗没有关。愤怒的德尔皮诺在随后开车行驶时，发现纳齐基正走在一家商店前，于是她踩下了油门撞向了他。据称，汽车在将纳齐基撞倒后，先后倒了四次车，据称每次都压到了纳齐基。之后穿着高跟鞋的德尔皮诺平静地走下车，拿起她的包，重新回到车上离开了。而纳齐基虽然在急救车赶来后被送进了医院，但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而身亡了。德尔皮诺对着镜头微笑之后警方根据现场监控找到了德尔皮诺，并将其逮捕。社交名媛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并且称：“他曾威胁要用刀杀了我。我很害怕。我不是故意要杀他，我只是想拿回我的东西。”“我的包里有重要文件，但我无法报警，因为我的手机也在里面。”据悉，包里除了手机之外，还有家门钥匙、个人证件等。尽管德尔皮诺提到了刀，但警方透露称，在纳齐基身上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的凶器。另一边，虽然德尔皮诺最初因涉嫌过失杀人而被关押在监狱，但后来被改为了软禁，也就意味着她可以回家了。律师恩里科·马尔扎杜里 (Enrico Marzaduri）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称：“我从尸检结果中了解到，最初的撞击确实是致命的，而且尸体上没有轮胎痕迹。她只是想阻止他，并瞄准了他的腿。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并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悔恨。”而这样的解释不但没有为德尔皮诺赢得任何的同情，相反还激起了当地人更大的愤怒，一支由500人组成的抗议队伍穿越维亚雷焦的街道，希望能够为纳齐基伸张正义， “无论他有什么错，他都不应该这样离去，”很多人喊出了这样的话语。当地大主教保罗·朱利埃蒂 (Paolo Giulietti) 表示：“你如何能多次驾车碾压一个人的身体？我们怎么能想象一位安静而受人尊敬的女士、一位有能力的企业家会做出这样的事呢？”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尽管谴责德尔皮诺的声音很多，但还是有人为她做了辩护，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 (Matteo Salvini）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起闹剧是犯罪的后果。如果失去生命的男子不是罪犯，这种事就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