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榴莲秋葵小蝌蚪入口98|第36节

2024-09-19 08: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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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经记者 刘嘉魁   

  近年来,在信贷投放乏力、息差收窄、负债成本高等多重压力下,中小银行加大了对债券的配置以改善资产端的收益,以至于“大行放贷、小行买债”成为银行机构分化的趋势,甚至有农商行不惜“铤而走险”追逐长债,涉嫌操纵国债市场价格被启动自律调查……

  “当前大行下沉‘掐尖’的现象较为普遍,给中小银行带来较大压力,中小银行还面临着负债刚性压力的问题,存款利息下降较慢,加大了净息差的压力。”此前,一家万亿级上市城商行高管在主题演讲中如是说。

  继改革化险、监管趋严、不良难降之后,中小银行压力再添一项——大行下沉。

  在政策推动和市场环境变化之下,国有大行利用利率定价、金融科技等优势,发力普惠金融,对中小银行的市场份额、客户资源、盈利能力等造成了不小冲击。在“大行下沉”的新常态下,中小银行路在何方?

  大行下沉:中小银行哪些方面会受到冲击?

  近年来,在监管指导和市场转型下,牢牢占据城乡主战场、坚持“回归本源、服务地方、扎根‘三农’”的零售转型方向,已经成为众多中小银行的共识。

  与此同时,国有大型银行下沉县域和乡村,躬身打造村账平台、开展整村授信、推广乡村振兴卡和农户版手机银行等。

  “早年间,市场划分非常明确,国有大行服务的就是城镇人口,甚至只是相对优质的客户,不普及到乡村地区。”一家国有大行二级分行部门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此前国有行因为高标定位的战略,除了农行以外,其他几家基本不跟农村市场打交道。

  他表示,近年来国有行之所以业务下沉,一方面是城镇的有效资源抢夺战太激烈了,另一方面跟国家政策推动有关。

  “农村市场对国有银行来说真的就是一个空白地。从实际服务能力看,我们真没有那么扎实的功底给乡村地区提供服务,除了延伸线上金融服务触手,就是‘价格战’,毕竟论家底,也是国有行深厚一些。”该人士认为。

  前述万亿城商行高管也提及,“目前市场的有效需求又不足,贷款投放乏力,我们时时刻刻面临着价格战的博弈,对城商行来讲,就我们自身的资源禀赋来讲很难接招。”

  “价格战”,如何理解?

  “普惠金融。”该大行人士坦言,从普惠方面入手,从扶植一些小的合作社开始,降低贷款利率,简化手续,线上提款,就是在慢慢蚕食农商行在乡村的地盘。

  “我们对待乡村地区的态度,不单纯是为了揽储,我们农村地区客户永远是以嵌套产品为主。”该人士对每经记者透露,“其实现在的模式就是GBC。G端服务的是村委会,用来管理村民。B端涉及的就是一些合作社,用普惠金融渗透。从前面两端辐射C端,由卡开始,持有我们的乡村振兴卡才能算我们的客户嘛,然后鼓励绑卡,有相应的一些权益活动,而且有农村地区的软件,有很多可以领钱的活动。所以我们甚至不要求他们存钱,我们还在给他们送钱。”

  “我们对农村地区的服务其实是一个比较全面且经过规划的,无论从GBC哪个方面入手取得突破,对其他两端都能起到一个带动的作用。”他表示,相对中小银行,国有行的影响力和公信力更胜一筹。“国有行业务下沉对中小银行的冲击,其实不单单是从资金成本带来的压力,是全方位的,包括运营模式、服务能力、口碑、风控能力、抗险能力等,非常综合。”

  市场变局:大行普惠小微余额市场占比显著提升

  随着大行发力普惠金融,从贷款“质”和“量”两方面对中小银行形成了“掐尖效应”和“挤出效应”,中小行传统的优势地盘,正在“失守”。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以来,特别是2019年至2021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连续三年对六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小微贷款做出具体增速不低于30%、40%和30%的要求后,国有大行的全面下沉拉开了帷幕,普惠金融的市场格局暗潮涌动。

  2024年5月9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关于银行业保险业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提出要聚焦痛点难点,加强普惠金融服务,银行保险机构持续加大对民营、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金融支持。

  新发放贷款利率方面,2023年度,国有银行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相对偏低,且普遍低于3.8%,而城、农商行该类贷款利率水平则大多为4%以上。

  从业务规模上看,近年来大行普惠业务愈发下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梳理发现,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国有大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13.47万亿元,市场占比达42.04%,农村金融机构普惠小微余额为8.75万亿元,占比为27.31%。

  回望5年前,普惠小微领域还是中小银行的主导领域。数据显示,2019年二季度末,国有大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2.91万亿元,在银行业中占比约29.19%;农村金融机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约3.92万亿元,占比约39.32%。

  这意味着,仅仅5年时间,我国普惠金融与地方金融市场格局已然改写。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大行普惠小微余额市场占比同比提高12.85个百分点,而农村中小银行普惠小微余额占比则较2019年二季度末足足缩水12.01个百分点。

  从涉农贷款来看,大行份额增长明显,增速更快。截至2023年末,六大行全口径涉农贷款余额合计20.4万亿元,同比增长23.6%,增速比平均水平高8.7个百分点。在全部涉农贷款中,六大行的涉农贷款市场份额已达36.1%。

  从利率来看,建行2023年新发放涉农贷款平均利率3.60%,比上年下降31个BP(基点)。乡村优先战略和成本领先战略,使得建行近四年来涉农贷款增速大幅高于其贷款平均增速。

  变局背后:数字金融放大下沉冲击波

  此外,大行的物理网点也在向县域下沉。

  值得关注的是,2023年农行的个人贷款增量主要依靠县域增长。2023年末,该行贷款余额22.56万亿元,年度增量28434亿元;其中县域贷款余额8.78万亿元,净增约14500亿元,占全部贷款增量的50.1%;而县域个人贷款余额33367亿元,净增3782亿元,占该行去年全部个贷增量的73.5%。

  在大行网点下沉的同时,渠道在向线上延伸。工行以工银“兴农通”App、手机银行“兴农通”版为主体,从线上向县域乡村客户延伸服务;2023年末累计下载用户达到1.6亿户。建行“裕农通”App平台注册用户已达千万规模,通过“裕农通”App累计发放涉农贷款突破1000亿元。

  “以前不发展乡村地区业务,一方面是摊子没法铺那么大,另一方面就是被服务手段限制了,科技发展对国有行来说至关重要,无论有没有网点在乡村地区,都没有以前那么大的限制了。”有大行人士对记者表示。

  “整体来讲,我们的降本增效压力还是非常迫切的。”前述城商行高管在演讲中表示,“数字化手段对我们提升客户收益,降低经营成本,尤其是对经营成本里面的运营成本、操作风险,包括信用风险的控制识别大有助力。”

  在大行金融科技硬实力对中小银行“无情碾压”的背景下,可以说,数字化进一步放大了下沉冲击波。进入数字化时代,中小银行的属地竞争优势有所弱化,其经营理念相对落后、科技水平相对不高等劣势更为明显。

  数字化极大解决了大行由于网点布局限制,在触达与服务层面的不足,带来了更好的体验与更有竞争力的产品——贷款更快、更便宜。小银行容易做也容易赚钱的业务不断被蚕食,尤其是房抵贷等风险较低的业务,优质客群流失,加剧了其生存压力。

  大行的数字普惠、强大风控模型等维度都是中小银行不具备的,况且大行在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远超中小银行。

  “鲇鱼效应”:农商行昔日业务优势现在变劣势?

  随着大行业务下沉,一方面增加了金融供给、降低了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在客观上挤压了中小银行的市场空间。

  相对中小银行,六大行的政策优势、规模优势、科技优势和品牌优势明显,在业务下沉过程中对中 小银行产生了“鲇鱼效应”。

  “说到卷,就只有其他行卷我们的份了,首先是国有大行利率下调,而农商行要靠存贷利差来挣钱,而同业业务受限,基准利率又低,根本没有竞争优势。”一名省级农商银行人士对记者表示。

  “再加上现在贷款市场供大于求,贷款放不出去,想投资创业的人多,但是投出去能盈利的行业和项目少。想要贷款的没有实力不敢贷,有实力的又看不上农商行。”他叹息道,农商行以前的业务优势现在反而变成了劣势,而且改革这么多年发展速度也没有提起来,软硬件发展完全跟不上大行的速度,只有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

  长期以来,农商银行因农而立、服农而存,是农村金融当仁不让的主力军。然而,随着大行下沉,冲击的不只是中小银行服务“三农”的主力地位,更冲击了其传统信贷和客户资源。

  以往,相比于国有大行和股份制银行,中小银行具备熟悉下沉市场、组织决策较为扁平等优势,但同时也面临资金实力较弱、物理网络覆盖不足、风险控制能力较低、品牌影响力较小等短板。

  由于大行对征信较好、发展有前景的企业或商户,可以直接线上授信、审批和发放贷款,加之利率较低,直接分流了中小银行的客户资源,原来农商银行服务的客户群出现了“搬家”现象,甚至有股东客户。加之区域内符合信贷条件的小微企业和经济实体不多,国有大行降低利率,使其有了更多的选择。

  “中小银行那么高的利率揽储,注定他们的资金成本高,贷款利率没法下来。”前述大行人士直言,“中小银行的恐慌来自他的客户其实都是压根从一开始就没得选择的客户,因为其他银行都没进场,只有他们一家。大行一下场,带来的完全就是一场风暴,又专业又内卷。”

  可见,大行与小行之间不仅是“贷款利率价格战”“小微客户争夺战”,也是小行自身的“市场保卫战”。

  如何应对:中小银行应持续深耕本地市场

  大行下沉,中小行承压,怎么办?

  诚然,很多小行在冲击下栽了跟头,市场份额被不断蚕食;也有一些小行迎难而上,在当地的份额不降反升。

  在民营经济发达、小微金融发展相对成熟的东部沿海地区,从来不乏堪比“地头蛇”的小银行。多年来,它们在大行和股份行的竞争下,丝毫不落下风。

  例如,浙江温州瓯海农商银行评级报告指出,该行坚持“小额、分散、流动、本土化”的原则,具有经营历史长、网点覆盖率高、决策链条短等优势,存贷款市场份额在瓯海区银行类金融机构中均排名首位。截至2023年末,该行在当地的存贷款业务市场占有率均超30%。

  相对来说,中西部的小银行往往底子更薄、实力更弱,面对大行下沉相对更为被动。

  中小银行需要正视大行下沉的现实和形势,应强长板、补短板,加快推进政策研究与战略规划能力、成本控制与利率定价能力、科技应用与数智运营能力、线上与线下场景融合服务能力建设,夯实竞争优势基础。

  “中小银行应积极拥抱金融科技,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服务效率和风险管理能力,加大对金融科技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一位资深银行业分析人士认为,中小银行可通过构建合作生态、参与绿色金融等,打造新的增长点,持续深耕本地市场,发挥自身贴近基层、了解本地市场的优势,提供更加个性化和差异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化服务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改善客户体验,寻求破局共生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国务院出台的《关于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引导大型银行、股份制银行进一步做深做实支持小微经营主体和乡村振兴的考核激励、资源倾斜等内部机制,完善分支机构普惠金融服务机制。推动地方法人银行坚持服务当地定位、聚焦支农支小,完善专业化的普惠金融经营机制,提升治理能力,改进服务方式。

责任编辑: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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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欢宣(记者 李佳蓉)09月19日,9月15日晚,2024香港小姐竞选决赛在香港举行。大热选手倪乐琳荣获冠军,亚军梁嘉莹同时也是本届最上镜小姐,季军杨梓瑶是“人气王”,她同时获得了才艺女神大奖、智囊百选女神两个奖项。亚军梁嘉莹、冠军倪乐琳、季军杨梓瑶(左起,下同)本届香港小姐主持、评委和嘉宾阵容由陈贝儿与麦美恩带领、何沛珈、陈懿德、庄子璇担任晚会主持;阔别港姐舞台超过20年的叶倩文回归,与多位后辈女歌手共同带来《一样的月光》《潇洒走一回》等歌曲串烧。本届香港小姐的舞台设计成华丽的图书馆模样,问答环节的问题大多围绕社会热议话题展开,更能展现佳丽的知识储备和反应能力。三位选手戴上桂冠合照冠军倪乐琳,撞脸不少明星,就读于香港城市大学的她被称为“城大李嘉欣”。面对“你配不上城大李嘉欣这个称号”的评论,倪乐琳情商极高,她说自己更想成为“城大倪乐琳”。倪乐琳自小学习弹琴、溜冰、芭蕾舞等,可谓多才多艺。冠军倪乐琳被指像明星李嘉欣亚军梁嘉莹在才艺表演环节带来了精彩的中国大鼓表演。在问答环节,当被问及如果让她与熊猫一同宣传香港,她会怎么做?她表示希望跟熊猫一起演粤剧,还想设计一套熊猫专属的粤剧服装。这一回答让台下的港姐评委、八和会馆永远会长汪明荃忍俊不禁。亚军梁嘉莹(左)在台上人气超强的季军杨梓瑶是当晚的奖项大赢家,在获得季军之前,已经拿下才艺女神大奖、智囊百选女神大奖两个奖项。杨梓瑶的爸爸是香港人,妈妈是河南人。杨梓瑶是北京电影学院三年级学生,梦想成为一位专业演员。在才艺表演环节,杨梓瑶带来京剧和扇舞表演,英姿飒爽。“人气王”杨梓瑶表演节目来源:广州日报

(原标题:都2024年了,真主党为何还在使用寻呼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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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小土豪》

教育部原副部长杜玉波。资料图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秋小长假后上班第一天(9月18日)上午,中纪委网站发布通报,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杜玉波曾任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杜玉波出生于‍‍‍1955年9月,河北晋州人,1975年进入北京工业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就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党委常务副书记等职。2002年,杜玉波升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明确为副部长级。2010年12月,他转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2011年1月卸任北航党委书记。2016年10月,杜玉波不再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务。2018年3月,他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退休后,杜玉波还分别于2017年7月、2022年7月当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七届、第八届理事会会长,并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杜玉波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是在8月1日,他主持召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一场座谈会。此外,8月6日,一家报纸刊登了他的署名文章。“上官汇”注意到,杜玉波曾任职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此前也有一名“老虎”被查。2023年8月6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广被查。公开资料显示,张广,男,汉族,1973年10月出生,黑龙江伊春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2002年11月参加工作。张广历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团委书记,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教育集团总经理、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飞行学院院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校党委委员、校长助理等职务。2019年1月,张广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广今年1月19日被“双开”,2月5日被逮捕,5月13日被提起公诉。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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