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重庆8月30日电 (记者 钟旖)“书传千载蕴无穷——2024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城市主场活动(重庆)”30日在重庆图书馆启幕。

　　围绕古籍的传承与传播，活动通过晒成果、晒经典、晒技艺等方式，展现私人收藏家、古籍公藏机构在保护传承历史文化遗产、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开幕式现场，一场“让古籍发声”的创新演绎赢得观众阵阵掌声。通过古琴演奏古曲、讲述古籍传承故事，重庆图书馆馆藏的两部珍贵典籍——《琴苑心传全编》《纫秋山馆行箧书目》，得以被更多人了解。

　　馆内长廊上，“籍海赏珍——重庆市公共图书馆珍贵古籍选粹”展览如画卷般徐徐展开，带领观众一览珍贵古籍之美。据介绍，该展览精选重庆多家图书馆的珍藏古籍和特色古籍文献资源，集中展示了重庆市的古籍保护工作成效，展现了重庆古籍公藏机构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努力与坚持。

　　据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一级巡视员钟前元介绍，重庆长期以来致力于传统文化的赓续传承和公共文化的创新发展，建立健全古籍保护工作体系，积极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改善古籍存藏环境、古籍修复与再造、古籍资源转化利用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目前，重庆市公藏古籍达4.5万余部，63.5万余册，274部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活动中，“晒技艺”环节颇具人气，男女老少争相体验雕版印刷、碑刻传拓、线装书装订等传统技艺。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重庆传习所导师许彤介绍，中心每年都会开展各式各样的体验活动，展示古籍修复技艺、手工刻碑技艺等，让民众了解古籍修复知识，增强古籍保护意识，感受古代典籍能够传承至今的珍贵和难得。

　　5岁的李若愚在妈妈带领下第一次体验雕版印刷，不 到5分钟便完成了一份作品。他说，虽然有点难，但整个过程很有趣。未来有机会还会继续尝试。

　　重庆图书馆负责人表示，此次活动从多个维度展现古籍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古籍保护与传承的重要意义，对提升大众对于保护中华古籍、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古籍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具有意义。今后，该馆将不断挖掘馆藏古籍的历史文化价值、推进古籍活化利用、加强古籍修复保护，为广大读者提供更丰富的文化服务。(完)

蔡士玮（记者 龙淑慧）09月16日,泰国国王拉玛十世玛哈·哇集拉隆功和王后苏提达当地时间9月13日，泰国国王拉玛十世玛哈·哇集拉隆功和王后苏提达，一同出现在泰国文化中心主礼堂，在观看了芭蕾舞剧《天鹅湖》的演出之后，泰国王室中两位最尊贵的人与演职人员合影留念。可能是在场的很多都是外国人的原因，并没有出现出泰王和王后坐着其他人跪着的画面。当然，泰王和王后的确是占据了真真正正的C位，同时也和其他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据悉，这场芭蕾舞剧是第26届曼谷国际表演艺术音乐节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为了给泰王庆祝他的72岁生日，哪怕正日子已经过去了。新妃子名叫欧拉弄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泰王在被怀疑有了新妃子之后，首次跟王后同框现身。近一段时间有关泰王又纳了一个新妃子的事情，在社交媒体上传得沸沸扬扬的，当然泰国王室并没有进行所谓的官宣，所以也不能说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考虑到泰国王室喜欢保持神秘感的作风，这样的事情秘而不宣也是有可能的。据称新妃子名叫欧拉弄，是一名1992年出生的女士，曾当过正儿八经册封过的贵妃诗妮娜的侍女。此前就有过欧拉弄陪泰王住在德国巴伐利亚水疗度假酒店的消息，所谓的“后宫团20嫔妃”之一。欧拉弄专属的王室标志据称，欧拉弄还得到了专属的王室标志，颇有些身份已经确立的感觉，这也足以可见她的受宠程度。此外，泰王还以欧拉弄的名义，为她的母校捐款捐物，欧拉弄的母亲也参加了仪式。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的这些消息都是一位名叫安德鲁·麦格雷戈·马歇尔的英国记者放出来的，他长期居住在泰国，自称掌握着泰国王室的“全面消息”，至于可信度如何，就不得而知了，但这些“宫闱秘事”显然是很能赚流量的。苏提达到西班牙去参加帆船比赛安德鲁发布这些消息的时间也挺会赶巧的，当时正值苏提达到西班牙去参加帆船比赛，这样一来就更有发挥的空间了。但显然既然是名正言顺的夫妇，就不可能永远不携手出现，这不没几天泰王就带着王后盛装亮相观看芭蕾舞了。46岁的苏提达颇为惊艳不得不说，当天现年46岁的苏提达也是颇为惊艳的，浅棕色的薄纱披在雪白的臂膀上，既雍容华贵又魅力十足，还真是挺符合人们对“王后”这个词的想象的。苏提达浅棕色的薄纱披在雪白的臂膀上不得不说，空姐出身的苏提达，在“母仪天下”方面做得还是挺到位的，不用说欧拉弄了，就算跟诗妮娜比起来也能赢得漂亮。但如果按照安德鲁的说法，端庄的王后只是给外人看的，那些看上去略显俗气的女子，或许才是泰王的心头好。苏提达始终保持着笑靥如花的状态坐在金灿灿的高背椅上，苏提达始终保持着笑靥如花的状态，感觉整个人都在散发着光芒。但她的内心究竟是怎样的状态呢，怕也只有她和她的心腹了解吧。

蔡士玮（记者 林雅安）09月16日,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9月11日，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奥本尤里正式和党首玉木雄一郎一起出现在一档公开访谈节目中，两人就日本的未来和社会改革等话题发表了看法。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奥本尤里发布了一张本次访谈的宣传海报，海报上奥本尤里和玉木雄一郎的照片放在一起。让人不禁想起，十天前刚刚从公寓坠楼自杀的国民民主党“当家花旦”高桥茉莉，当初与玉木雄一郎并肩的模样。▲玉木雄一郎与奥本尤里9月11日的节目访谈海报据环球时报报道，国民民主党是一个日本在野党，根据日本众议院、参议院网站，该党在众议院占据7个议席，在参议院占据15个议席。奥本尤里，新的“高桥茉莉”？日本国民民主党官方网站对候选人介绍的页面显示，奥本尤里被认定为“新人”。她出生于1977年3月8日，今年47岁，现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红星新闻在她此前竞选拉票活动的发言中注意到，她说自己是一名单亲妈妈，有一名23岁的儿子。比起从美女主播被火速推到国民民主党“花魁”位置的高桥，奥本尤里的政坛之路，似乎并没有经历如此大的“跨界”。奥本尤里的社交平台显示，2019年初，她就已经担任日本东京大田区政府改革委员会成员。彼时的她以一名单亲妈妈的身份，独自站在东京街头的寒风中为自己拉票。她不时会发自己在家做瑜伽运动的短视频，晒出自己吃的饭团、猪排饭和意大利面，甚至还会发自己做的美甲照片，非常活跃，且画风亲民。▲2019年，奥本尤里在日本街头拉选票直到2023年5月，她公开宣布，自己在东京议会选举中输了，“希望有一天能再次站在起跑线，希望我有机会再试一次，衷心感谢。”此后，她的个人社交平台几乎完全停更。今年2月16日，奥本尤里突然更新社交平台，发出一张与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的合影，并配文：“我很高兴地宣布，我被任命为国民民主党众议院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我决定接受挑战。”▲奥本尤里发的与玉木雄一郎合影值得注意的是，同月，曾经被认为是玉木雄一郎力捧的高桥茉莉陷入了“陪酒女”及“低保”风波，并最终被日本国民民主党以“可能存在违法行为”而取消了候选人资格。有分析认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奥本尤里出现了，她是否是国民民主党推出的“新的”高桥茉莉？高桥茉莉：从巅峰跌落的日本政坛“棋子”据环球时报报道，9月4日晚上9点半左右，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高桥茉莉被人发现倒在公寓一楼的空地上，送医后不治。警方初步判定：死因为跳楼自杀。年仅27岁的高桥茉莉，大半年前还曾站在人生的巅峰位置——事业上，已成为日本强势在野党国民民主党的“当家花旦”，距离踏入日本国会仅仅几步之遥；感情上，与日本超人气偶像男团Travis Japan成员川岛如惠留已稳定交往6年。年轻美丽、逆境翻盘、名牌大学学霸……这些光环足以为日本国民民主党带来最想要的东西——选民的关注。据报道，高桥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高桥原本出生于东京新宿区一个富裕家庭，在她小学五年级时，家族的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为了还债，父亲变卖了家产，一家人挤进18平方米的小屋子，仅靠低保过日子。逆境中的高桥努力考上了日本名牌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学毕业后，高桥如愿成为一名主持人。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2018年，她参加了日本全国选美大赛，获得了“东日本地区代表”的荣耀。2021年，她加入世界著名的商业咨询公司埃森哲，成为埃森哲日本公司的一名白领。很快，高桥来到她人生的“制高点”——2024年2月，出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15区支部长，并被推为众议院东京15选区补选的该党公认候选人，与党首玉木雄一郎共同出现在各种政治场合。4月，东京第15选区要补选一名众议院议员。外界普遍认为，高桥作为民主党的“明日之星”，顺利当选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高桥茉莉和玉木雄一郎合影然而，就在高桥即将迎来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让她跌落谷底的事件。2月25日，玉木雄一郎公开发文称，“关于我们党的东京15区公选候选人的预定人选，出现了可能违反法令的事实。”他宣布决定撤回高桥作为国民民主党候选人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的资格。有分析称，高桥一家被曝出接受日本政府低保救济，而高桥在此过程中一直在兼职做陪酒女，其2万元的时薪显然不符合日本低保救济的条件。原本凭借之前的励志故事，获得了不少支持的高桥，在“低保事件”曝出后，彻底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在宣布被撤回竞选资格当天，高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下一段话：“就因为我曾经在贵宾俱乐部里打过工而取消我的参选资格，我只能吞下眼泪放弃参选。同时，我宣布离党。”但此时，已经没人关心她到底说了些什么。专家：无论高桥还是奥本，都不太可能获胜日本问题专家徐静波告诉红星新闻，比起高桥，他认为奥本尤里更有潜力。徐静波称，奥本尤里是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法语专业毕业，还曾在法国留学，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大型广告公司工作。之后，她离开广告公司，自己做过很多职业，包括开发健康食品、开网店、开发园艺区、做房地产管理等。她主张呼吁日本社会男女平等，关注女性权益等领域，在政治方面有着更多的经验。徐静波表示，虽然奥本比起高桥，在政治领域有更多的基础，但是从她个人的政治发展轨迹来看，她在国民民主党内部被迅速推到党首玉木雄一郎身边，确实是一个很迅速的提升。对于有分析把奥本比作是“新的”高桥这一说法，徐静波认为，“就目前来讲，高桥和奥本所代表的选区是不同的，但可能因为都在东京，所以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取代’的错觉，但是如果东京要产生一个国民民主党议员的话，奥本还是很有潜力的。”徐静波提到，高桥的死，其实并没有在日本社会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国民民主党在日本的影响力有限，目前在日本各大政党的排名当中，国民民主党排在第六位，势力较弱，加之高桥的名气也没有很大，所以总体来说，对日本政局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但对国民民主党的信誉度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徐静波认为，即使没有发生高桥自杀等一系列事件，由于“东京是日本最大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选区，国民民主党在全国的势力有限，在东京的力量更有限。（国民民主党推出人员）参选的话，都不太可能获胜。”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综合环球时报编辑 张莉 责编 官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