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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朱女士反映，因家中出现债务问题，今年年初她想把母亲名下一套位于浙江温州瑞安市场桥镇龟山村闲置了24年的房子出售。去看房子时，一对超过70岁的夫妻在里面居住，房里还贴着他们孙子幼儿园时期的奖状，而他们的孙子也已经20多岁。她随后得知，两名老人占住这房子已有20多年。朱女士称，跟对方沟通了近半年，两名老人依然不愿意搬离。当地派出所一名工作人员回应，正在处理此事。【1】产权方：占住方曾欠债不还，法院过户房屋抵债朱女士告诉九派新闻，这套房子一百多平方米，两间两层结构。1997年，两名老人的大儿子黄某向朱女士的母亲借款3万元，后无力偿还，朱女士的母亲将其起诉至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图为法院判决书 图/受访者提供朱女士提供的法院判决书显示，经审理查明，被告黄某因还债需要，向朱女士的母亲借款3万元，要求朱女士母亲将丈夫的一套房屋典当，典当款作被告借款，约定月初还款赎屋。后原告典当3万元借给被告，次月初，被告没有还款，原告催债时，被告于1997年12月23日向原告出示借条。典当届期后，被告仍没还款。1998年6月26日，被告立卖契书，将位于瑞安市场桥镇的房屋卖给原告，又注明二个月内偿还原告之款，月息2.5%，房屋收回。并向原告提供产权证。原告才把典当屋赎回，支付典当行利息5788.80元。原告催讨无果后提起诉讼。法院最终判罚黄某（老人儿子）偿还本金三万元，外加利息五千余元。后由于黄某无力偿还，法院决定将其名下，也就是上述位于浙江温州瑞安市场桥镇龟山村的房子抵押拍卖，但迟迟无法卖出，最后法院在2000年，将房子过户至朱女士母亲名下，用于抵债。朱女士母亲名下的房子 图/受访者提供【2】占住方：不搬，现在房子价值50万朱女士称，在被占住的房屋马路对面，老人一家还有两套房子，一间是空着的自建房，另一套其大儿子用于出租。两名老人称，他们不愿意搬走，觉得自建房蚊子太多，住着不太舒服，而他们儿子空着的房子又太吵，就现在这套住得舒服点。老人的大儿子曾表示，要朱女士给他们一些时间，让其凑钱把房子赎回。多次协商后，黄某一方又想要每月付房租，直到把房子买回。朱女士表示，可以不要对方占用居住的费用，要求尽快把房子腾空，他们好将房子出售。事情发生后，朱女士曾在当地报警。九派新闻联系到两名老人的大儿子黄先生，其称，他们一直跟朱女士的母亲是好朋友，当时欠其三万元后，本意是想将房子过户作为抵押，并非卖给对方，“我就欠她三万元，但是现在房子价值50万”。他表示，父母都超70岁，想让他们多活几年，不接受让其搬出去住。针对此事，当地派出所一名工作人员回应，正在处理此事，领导正讨论如何进行协商。文章来源：九派新闻 记者黄家樑延伸阅读女子拍得2套法拍房 物业拒不办入住：你拿的房产证没用“我通过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法拍，取得了当地紫裕兰亭小区三套房产的所有权，办了房产证。然而，到物业办理入住手续时，却说没有开发商的通知，物业不能开通水电气。”陕西咸阳市的郭女士向媒体投诉说，为此她找到区法院和区住房物业事务中心，问题难以解决。业主：法拍了房子，办了房产证到物业办理入住手续遇阻郭女士介绍，2023年9月她在网上看到，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对当地紫裕兰亭小区的多套房产进行法拍，当时本就打算给自己和父母购置房屋的她便参与了这场法拍，最终以每平方米单价低于市场价1000元左右的价格拍得了3套房产。图为郭女士3套房产的成交确认书郭女士向记者出示了这3套房产的成交确认书，显示司法标的物处置单位为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之后法院那边协助我办理房产证，并把房子钥匙交给了我。”郭女士说，“3套房子都是毛坯房，没人霸占，是法院直接从开发商手里查封后抵押拍卖。”2024年4月，天气转暖后，郭女士准备着手两套房子的入住装修。“我去物业准备交装修押金、开通水电气、办理收房手续，却被告知他们需要接到开发商的通知，没通知办不成收房。”这让郭女士很是郁闷。物业：开发商之间存在纠纷接不到通知无法办理9月6日，记者陪同郭女士一同前往紫裕兰亭，见到了相关物业财务工作人员。据物业人员解释，该小区虽然是陕西裕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发，该公司和其他单位存在经济纠纷，最终被秦都区法院冻结了部分仍未交易的房产，并进行司法拍卖。但当初开发这栋楼盘系分公司出资，总公司并未参与。“没接到分公司的通知，我们这边确实没法给郭女士办理收房。”物业人员说。随后，郭女士称该物业财务人员也系开发商分公司的财务人员，对方并未否认。当着记者的面，该物业财务人员拨打了开发商分公司负责人电话，对方未接听。随后，记者多次拨打该电话，仍无人接听。陕西裕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存在多条失信记录（图为爱企查页面截图）记者上网查询，发现目前陕西裕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涉及被执行总金额2亿元，限制消费令多达82条。据该物业财务人员介绍，该小区约1000户，其中100套房产处于未交易被法院冻结状态，并对郭女士说，“你拿的房产证没用，我这面只认开发商（分公司）的通知，开发商让我办，我就给你办。你从法院那买的房子，那你就找法院去（解决）。”执行局：物业公司非执行主体拒绝办理入住手续业主可起诉无奈之下，郭女士当着记者的面拨打了秦都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处理此事的法官。“按照规定，法院协助你腾房，办理房产证，把钥匙交给你，我们的职责就结束了。”该法官说，“现在是物业公司不给你通水电气，执行局受理的执行案件主体是开发商，不是物业公司。”据该法官解释，法院也约谈了物业公司相关负责人，设法协调，配合通过法拍取得房产的业主办理收房手续，但由于物业公司非执行主体，法院执行局无权采取强制措施。他建议道，法院已经协助郭女士办理了房产证，房子的所有权就归属于她，物业应该配合业主收房。目前物业不配合属于侵权，建议郭女士对物业的侵权行为另行起诉。有了判决书，执行局就可以采取强制措施。郭女士持有的房产证郭女士拿到了房产证，理所当然就属于业主，物业不给业主通水电气，相关职能部门作何回应？郭女士说，此前她找了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也说没办法。记者联系咸阳市秦都区住房物业事务中心了解情况，相关负责人称，郭女士的事情他们知晓，但也确实没有好办法解决。“郭女士投诉到我们这后，今年7月份我们给物业公司下发了整改通知，责令他们3日内配合业主办理收房相关手续。但对方拒不整改，我们还约谈了物业公司负责人，仍拒绝整改。”相关负责人称，“我们没有行政执法权，只能行业内部管理，计划将该公司拉进物业黑名单。进入黑名单的物业公司，会影响评级招投标等。”律师：物业若仍不执行判决恐触犯《刑法》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名公益律师赵良善认为：房主办理了过户、领取了房屋钥匙，本可以顺利入住，但是因目前物业不给开通水电气，导致难以入住尴尬境地。执行局解释称，执行局只负责交钥匙、腾空房，并不保障物业开通水电气，这一解释并非无道理。物业不开通水电气，是物业与现房主之间新产生的纠纷，物业这一举动属于明目张胆的违法侵权行为；执行局只能协调物业开通水电气，对物业没有强制执行权。赵良善表示，如果执行局对物业协调无果，此问题也并非无解。针对物业不给现房主开通水电气的违法行为，现房主完全可以将物业告上法庭，诉请物业停止侵权、履行开通水电气之义务。判决生效后，如物业不执行判决义务，现房主可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可对物业及其实际控制人采取强制措施，比如罚款、司法拘留等。如若情节严重，物业的实际控制人还可能触犯《刑法》第313条规定，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面临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届时，法院执行局可将此案移送公安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赵良善提醒，买房人购买法拍房时要谨慎，尽量多方了解法拍房的实情，不妨实地查看，多向左邻右舍了解法拍房的遗留问题，探究是否存在拖欠物业费、水电费等问题，进而排查隐患，消除后顾之忧，免得踩坑追悔莫及。文章来源：大风新闻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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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评论：

（原标题：美女主播爱上“榜一大哥”，向其转账735万，反获刑6年！更崩溃的是对方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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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纯饰司理理 图源：《庆余年》剧照

（原标题：大学生组团陪爬 月入合计一万五）

近日，重庆一女子离婚后净身出户，独自一人带着孩子，出去上班只能把一岁多儿子锁在家里一事引起广泛关注。该女子发布视频时配文称，“儿子饿了就捡地上薯片吃，困了就躺地上睡觉，眼睛哭肿还要自己坚强。”视频内容显示，该女子孩子枕着枕头躺在地上，旁边放着一瓶很像AD钙奶的饮品。9月13日，一位账号名为“屹立不倒的屹”发文称她是孩子妈妈，并解释了她净身出户以及把孩子独自留在家中的原因，“一切都是生活所迫，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9月14日，重庆高新区妇女联合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妇联正在积极推进解决此事，目前仍在协调中。14日，武汉市第一医院儿科主治医师杨翠告诉九派新闻，一岁七个月的孩子大多能独立行走，活动范围较自由，孩子若不在大人视线内，风险比较大。“将孩子放在地板上容易使孩子腹部受凉，从而导致消化不良。”另外，孩子若用接触地面的手吃东西，容易使地板上的细菌病原体通过手进入嘴巴。独自躺在地上的小孩 图/社交媒体截图【1】当事人：最初曾带着孩子摆摊，导致他中暑、受伤13日，一位账号名为“屹立不倒的屹”发文称她是孩子妈妈，并解释了讨论度较高的两个问题。针对“净身出户”一事，她解释因与丈夫是和平离婚，没有法院判决以及争吵，离婚是家庭原因。“因为是裸婚，也没有需要分割的财产，孩子爸爸也有自己在乎的人，所以我选择独自抚养小孩并不需要他支付抚养费。”孩子妈妈发文解释为何把孩子独自留在家中 图/社交媒体截图谈及为何把孩子独自放在家中，孩子妈妈解释，她之前出去摆摊时都会把孩子带在身边，但因为重庆夏天的室外温度较高，孩子还中过暑。另外，孩子曾在摊位上乱跑蹭到单车后受伤。出于这些原因，她决定购买监控设备，白天给孩子喂好饭后，尝试让孩子一个人在家。“我把家里危险的地方都规避了，想着他在家还能吹空调，不用那么遭罪。”她补充，网传的视频是她把孩子独自放在家中第一天所拍摄，看着监控画面的她当时十分心碎，便将这一段生活日常发布在网上，“一切都是生活所迫，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同日，重庆高新区妇女联合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妇联已和孩子妈妈取得联系，并为其提供了两个解决方案，一个是在养老院的工作岗位，可以带着小孩上班，另一个是求助托育机构，可以在白天帮忙看顾小孩，但她都拒绝了。“她想找从下午五六点工作到晚上十一点左右的托育机构，但市面上的托育机构没有能开到这么晚的。”该工作人员补充，当地妇联一直在跟进此事，目前正在联系小孩父亲所在地以及母亲户籍地的妇联，尽其所能地帮助。14日，重庆高新区妇女联合会的工作人员表示，妇联正在积极推进解决此事，目前仍在协调中。【2】医生：孩子躺在地上易受凉、存在分离焦虑9月14日，杨翠向九派新闻表示，3岁以内的孩子需要家长陪同照护，尽量不要把孩子独自一人留在家。“若家长实在没时间，建议将孩子放置于较小的空间中，同时将桌椅用防撞条包裹好，抽屉、衣柜用锁关好，插座孔、电器用保护性装置封好，以避免孩子受伤。”此事件中一岁七个月的孩子大多能独立行走，活动范围较自由，孩子若不在大人视线内，风险比较大。谈及孩子躺在地板上身体贴着地面的情况，杨翠指出，将孩子放在地板上容易使孩子腹部受凉，从而导致消化不良。另外，孩子若用接触地面的手吃东西，容易使地板上的细菌病原体通过手进入嘴巴。另外，杨翠指出，孩子在下午五六点到晚上十一点的时间段很难进入深度睡眠，一般只能睡一两个小时，睡醒后第一反应会恐慌，会想找妈妈。“一岁多的小孩开始对自己的情绪有反应，存在一定的分离焦虑，睡醒后找不到妈妈容易哭闹，哭闹超过半小时容易感冒受凉，长期哭闹对孩子心脏也不太好。”杨翠指出一岁多的小孩开始对自己的情绪有反应，存在一定的分离焦虑，图为哭泣的孩子（资料图/图文无关）“电子屏幕，比如说电视、电脑、手机，2岁以内的孩子尽量少玩，2到5岁的孩子可以接触电子屏幕，但最好每天不要超过1小时。”她建议，一岁多的孩子视力发育并不完善，看电视频繁有近视、散光的风险。至于喂养问题，杨翠向九派新闻表示，孩子现在可以用吸管喝牛奶，但在无家长看顾的情况下，孩子可能会不小心将管子放入鼻子里，吸管的塑料纸也有可能被孩子吸入鼻子内，有误吸风险。“3岁以内的孩子要少吃膨化食品和饮料，若长期吃高盐、高糖的食品，孩子肾脏功能的代谢负担较大，也容易产生挑食等问题。”杨翠补充，孩子每日食盐量的标准为0.5克到1克，偶尔吃薯片可以，但建议尽量吃一些添加剂成分较少的零食。来源：九派新闻

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9月11日，上海市民齐先生向封面新闻报料称，8月15日，他在哈啰平台打了一辆顺风车后，7天内被平台莫名扣款21笔，共计3000多元。事后，他多次跟平台沟通要求退款，至今未得到处理。对此，哈啰公关相关工作人员回应，平台扣款的直接原因是齐先生打车时曾把验证码透露给司机，这可能导致司机绑定其账号刷单，这并不是平台系统的漏洞，哈啰方已经报警处理。把验证码透露给司机之后账户被莫名扣款21笔齐先生告诉记者，8月15日下午6点多，他通过哈啰平台发送了一笔从上海到江西景德镇的顺风车订单。没多久，一名司机在线上联系他，两人沟通了起止地点、时间后，这名司机打来了电话。“他说接单前需要一个验证码，我当时正在跟同事讨论工作，没有想太多，收到验证码后就发给他了。”齐先生说。挂断电话后他才反应过来，之前打顺风车时并不会这么操作。果然，这名司机并没有接单，齐先生乘坐另一辆顺风车到达了目的地，当晚支付了车费322.3元。乘客真实的顺风车订单，且已付款本以为这就是一次普通的打车经历，直到8月21日，他才发现蹊跷。那次打车给验证码后，从8月15日到8月21日，哈啰顺风车连续7天从他的支付宝扣款，一共扣了21笔，共计3000多元。而他很确定，上述时间段里并未打过车。8月15日到21日，乘客哈啰账户被莫名扣款21笔更奇怪的是，平台每天都在凌晨零点左右扣款，几分钟之内扣3笔，每笔在140元到200元之间，有时甚至在一个时间点同时扣两笔，“就算是我打的车，我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消费两笔吧”。乘客与平台多次沟通未果至今未获退款发现问题后，齐先生多次拨打哈啰客服投诉，要求退款，如今快一个月过去了，事情仍未得到解决。他告诉记者，客服给了很多版本的回复。其中一名客服表示已经查询到是有司机在违规操作，平台需要先去找司机退钱，才能把钱退还给齐先生，该客服还建议他直接报警。“这名司机只通过一个验证码就能违规操作，这是否说明平台系统存在漏洞？我是在平台下的单，并没有跟司机直接产生利益联系，平台是否应该先把钱退给我，再跟司机解决此事。”齐先生提出了质疑。平台回应：这不能说明系统有漏洞，已报警处理11日下午6点，哈啰公关相关工作人员就此事进行了回应。他表示，乘客被扣款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司机骗取他的验证码后，把他的电话号码和验证码绑定到另一个手机上刷单，如果乘客开通了免密支付，账户就会被自动扣款；第二种情况则是司机和乘客合谋骗取平台的钱。“针对这两种情况，我们企业是没有任何刑侦手段把事情搞清楚的，所以我们也报警处理了，看警方怎么跟进和判断。”他说。齐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并没有开通哈啰顺风车的免密支付。上述工作人员回应：“我们不能判断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因为理论上他没有开通免密支付，司机是刷不到他的钱的。有可能是他不知道自己曾经开通过，或者在技术方面没有那么专业。我们现在无法判断，只能交给公安。”平台能否先把钱款退还给乘客呢？该工作人员表示，这件事并不能说明平台有漏洞，或者平台监管手续不严格，导致乘客被扣款的直接原因是他不小心把验证码透露给了第三方，平台不能作为承担无限牵连责任的一方。“警方已经立案，后续如果确定是司机的个人行为，肯定会让他退款，我们后续也会将钱款退回。”他说。

李纯发长文讲述事发经过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