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本报记者 陈婷 曹学平 深圳报道

　　公告显示，广东证监局根据相关规定对睿智医药进行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存在商誉及长期资产减值不合规、内控制度不完善、信息披露不规范等违规行为，上述问 题导致睿智医药2022年、2023年年报披露的相关财务数据、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不准确，违反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睿智医药于去年12月底曾收到来自广东证监局的警示函，内容同样涉及资产减值、信息披露等，而公司在今年1月发布的整改报告中表示：“整改长期有效，后续将持续规范运作。”

　　公司为何接连收到警示函？上次整改措施是否真正落实到位？近日，睿智医药董事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去年收到的警示函源于监管机构的一次常规检查，近期主要是针对公司商誉减值进行了一次现场检查。“公司对商誉减值的判断主要基于公司自身及行业因素。关于这次警示函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公司目前还在讨论中，后续会提供包含整改措施的正式答复。”

　　2023年，睿智医药对子公司计提商誉及长期资产减值约8.41亿元，业绩由盈转亏，净利润为-9.08亿元。据上述负责人称，今年将是公司“非常重要的调整期”。

　　资产减值不合规

　　近年来，睿智医药商誉及长期资产减值事项影响重大，该项内容成为监管机构重点检查对象。

　　9月13日，睿智医药披露收到来自广东证监局的警示函，经现场检查，广东证监局发现公司存在商誉减值测试不合规、长期资产减值不准确、相关内控制度不完善及三项信息披露不规范行为，时间跨度为2022年—2023年。

　　有关睿智医药商誉减值测试不合规行为，主要涉及三家子公司。其中，睿智医药对上海睿智化学研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睿智”）2022年度商誉采用收益法进行减值测试时，未谨慎考虑行业及自身不利因素对相关业务的影响，预测CDMO（医药研发及生产服务）业务销售收入未来五年持续大幅增长，较为乐观，对资产组包含的睿智医药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睿智”）及凯惠睿智生物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惠睿智”）CDMO业务销售收入预测不谨慎、依据不充分。

　　财报显示，上海睿智、江苏睿智在2022年对睿智医药净利润影响达10%以上。到2023年，凯惠睿智加入前述两家子公司队列，对睿智医药当期净利润的影响也达到10%以上。睿智医药的商誉主要是于2018年购买上海睿智股权所产生，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商誉账面价值约8.6亿元，占资产总额22.46%。

　　2022年，睿智医药对上海睿智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约2.32亿元，期末余额增至6.42亿元。当年，睿智医药对上海睿智商誉计提减值准备时，评估该资产组可收回金额的关键参数包括预测期间为2023年—2027年，营收增长率在7.47%—12.73%，利润率9.36%—15.58%，净利润1.25亿—3.34亿元。

　　事实上，上海睿智2023年经营业绩不及预期，营收同比下降5.7%至8.81亿元，净利润8230.22万元，同比下降47.6%。2023年，上海睿智商誉发生减值，确认商誉减值损失约6.95亿元，可收回金额约为8.83亿元。

　　不过，警示函指出，睿智医药对上海睿智2023年度商誉进行减值测试时，在公司经营情况未见明显好转的情况下，计算折现率所建立的模型中使用的关键假设参数“特定风险报酬率”由2022年度的4%下调至2023年度的3.5%；公司2022、2023年度商誉减值测试中资本性支出假设数据口径不一致，未区分CRO（医药研发服务）业务和CDMO业务谨慎预测未来资本性支出。上述情形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相关规定。

　　除了商誉，睿智医药还存在长期资产减值不准确的行为。2022年，睿智医药对江苏睿智计提大额长期资产减值准备，但公司在CDMO业务订单下滑、业务形势发生不利变化、CDMO业务核心团队及负责人离职等减值迹象的情况下，未对凯惠睿智计提长期资产减值准备；2022年，公司对其他非流动资产——169万元关联方押金不当计提减值157万元等。

　　广东证监局在警示函中指出，睿智医药相关内控制度不完善。“鉴于近年来睿智医药商誉及长期资产减值事项影响重大，公司未就商誉减值测试和长期资产减值测试的执行频率和情形作出规范，未合理规定符合本公司业务实际的常见商誉减值迹象范围和识别流程，未对可收回金额计量方法、假设、数据的选择和运用以及特定计量模型、关键假设、市场参数的调整和改变作出相应规定。上述情形不符合《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第四条等相关规定。”

　　业绩继续承压

　　睿智医药出现资产减值不合规行为背后，公司近年业绩同样因资产减值受到重大影响。

　　2023年，睿智医药对收购上海睿智形成的商誉和长期资产计提减值金额约8.41亿元，而上海睿智是睿智医药的核心资产，对应期间内，睿智医药净利润同比下降339.83%，由盈转亏。

　　睿智医药在年报中指出，由于商誉减值测试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理层采用的假设，特别是收入增长率、毛利率、折现率等涉及管理层的估计。这些估计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受管理层对未来市场以及经济环境判断的影响，采用不同的估计和假设将对商誉可收回金额产生重大影响。

　　财报显示，睿智医药主要为客户提供药物发现、开发以及生产服务。2022年以来，全球生物医药行业进入阶段性调整，市场融资环境发生变化且持续影响部分创新药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产品管线进度，全球生物医药环境调整对CRO/CDMO行业产生了阶段性影响。也就在这一年，睿智医药CRO/CDMO业务营收同比下降12.38%，毛利率同比下降5.51%至23.37%。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在报告期内剥离了益生元和小分子CDMO业务。

　　2023年，睿智医药全面聚焦CRO/CDMO业务，主营业务包括化学业务板块、药效药动业务板块、大分子业务板块。报告期内，公司仅药效药动业务获得收入增长，其他业务均出现收入下滑。其中，化学业务营收约3.27亿元，同比下降9.61%；药效药动业务营收同比增长6.57%至5.95亿元；大分子业务同比下降18.46%至2.06亿元。睿智医药当期营收约11.38亿元，同比下降14.19%，毛利率24.82%，同比增长1.6%。

　　今年上半年，睿智医药营收约4.65亿元，同比下降16.56%，净利润为-6290.65万元，同比下降188.88%。公司在半年报中指出，收入同比下降主要是由于创新药行业复苏不及预期以及市场竞争激烈等影响，公司订单获取未达预期；净利润同比大幅下降主要是在收入下降的情况下，虽然公司在严格控制成本，但厂房租金等固定成本变化较小，导致成本的下降幅度低于收入的下降幅度。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睿智医药业务全线下滑，包括在去年唯一取得增长的药效药动业务。其中，化学业务、药效药动业务、大分子业务收入同比分别下降21.06%、4.55%、39.33%。公司药效药动业务板块包括药代药动业务和药理药效业务，报告期内，药代药动业务营收约1.59亿元，同比增长15.46%；药理药效业务营收9933.83万元，同比下降25.27%。

　　睿智医药董事会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公司下半年的经营重点主要包括对海外BD团队进行扩充，提升团队主动性及获客能力，同时增强公司内部风控管理。

　　关于公司当前对市场的判断，上述负责人对记者表示，整体市场在2022年下半年进入相对低迷的状态，行业在此之前高速发展，目前已进入逐步调整的阶段。2024年，海外生物医药融资环境已经显现回暖迹象，相较之下，国内环境直至今年依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变化。“在外部环境不是很好的背景下，同行也或多或少出现收入下滑的情况，我们今年的重点更多在于调整内部管理，包括降本增效，所以今年将是一个调整期，同时也希望明年业绩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善。”

责任编辑：李桐

郑家铭（记者 蒋世昌）09月21日,9月18日，深圳日本人学校的一名学生在上学途中被歹徒持刀伤害，最终抢救无效于19日凌晨去世。记者从深圳警方获悉，经调查，该案属偶发个案，犯罪嫌疑人钟某对持刀伤害学生行为供认不讳，已被依法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图为深圳日本人学校9月18日上午7时55分，深圳日本人学校一名10岁学生在与家人步行上学途中，遭遇犯罪嫌疑人钟某持刀行凶。事发后，深圳公安机关迅速到场处置，钟某被当场抓获，受伤学生被立即送往附近医院救治。据深圳市卫健委介绍，市急救中心120接报后，按照就近原则第一时间调派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人民医院救护车前往现场救治，伤者于8时15分送达医院。有关方面迅速组建医疗救治组，组织深圳市医疗专家会诊急救，同时协调省卫健委调派省医疗专家参与救治。“救护车8时05分抵达现场，医疗人员立即采取多项急救措施抢救，恢复心跳后送手术室。”医疗救治组组长、深圳市儿童医院院长麻晓鹏介绍，“多名专家持续全力抢救，然而，伤者因伤势过重于19日凌晨1时36分宣告不治。”麻晓鹏透露，在深圳市卫健委协调下，深圳市人民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医院以及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多学科专家到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支援抢救。“救治过程中，专家组与伤者家属保持密切联系，第一时间告知伤者最新情况以及急救措施，获得家属配合与认可。”记者从深圳市公安局了解到，案发后，犯罪嫌疑人钟某被当场抓获。经审查，钟某，男，44岁，汉族，无固定职业，2015年因涉嫌破坏公用电信设施被东莞警方取保候审，2019年因涉嫌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被深圳警方行政拘留。钟某对持刀伤害该学生的行为供认不讳。经调查，该案属偶发个案，钟某为单人作案。钟某已于9月18日案发当日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深圳特区报）

郑家铭（记者 陈中书）09月21日,9月20日，据最高人民法院消息，当天，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受贿一案，对被告人徐文荣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万元，对徐文荣受贿所得财物及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徐文荣受审现场 图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法消息称，经审理查明，1998年至2023年，被告人徐文荣利用担任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副局长兼国际勘探部总经理，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党组成员、党组纪检组组长、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设备采购、企业经营、职务晋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329万余元。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徐文荣的行为构成受贿罪，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应依法惩处。鉴于徐文荣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主动交代监察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认罪悔罪，积极退赃，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依法可以对其从轻处罚。法庭遂作出上述判决。公开简历显示，1961年6月出生的徐文荣，早年一直在中石油工作。2011年6月，50岁的徐文荣离开工作多年的中石油，到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任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其间兼任总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党校校长、管理干部学院院长等职。2016年1月，徐文荣回到中石油，先后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等职。2020年12月，徐文荣离开中石油，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1年1月，徐文荣受国务院国资委聘任，担任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3年2月17日，国资委发布消息称，免去徐文荣的中央企业专职外部董事职务，徐文荣不再担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建材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2023年5月17日，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公布，因年龄原因，徐文荣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的相关职务。2023年6月25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消息，徐文荣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徐文荣被开除党籍的消息，徐文荣被指存在“官迷心窍、权欲熏心”“为谋求职务晋升结交政治骗子”“靠石油吃石油”等问题。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2018年12月，多家央企曾公布了高管2017年的薪酬情况，当时还在中石油任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的徐文荣就在其中。根据公开的薪酬信息显示，徐文荣2017年在中石油的税前报酬金额为63.01万元，“五险一金”单位缴存部分为16.66万元，此外，加上其在中国远洋海运任职期间的任期激励收入，徐文荣2017年的全部薪酬为91.14万元。延伸阅读曾执掌"营收超三万亿央企"的干部被查 半个多月前出席公开活动营收超三万亿的能源央企，中石油原董事长王宜林退休四年后被查。2月2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宜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图为王宜林，其退休四年后被查王宜林今年68岁，江苏连云港市赣榆区塔山人，石油勘探领域科班出身，20世纪80年代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今中国石油大学），之后长期在石油能源领域工作。他担任过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院长，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等职。2015年5月，王宜林成为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20年1月，64岁的他卸任退休，退休四年后被查。值得一提的是，王宜林卸任中石油“一把手”后，2020年12月被聘为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2021年5月被聘为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就在今年2月2日当天，国资委官网发布消息，王宜林不再担任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外部董事职务。半个多月前出席公开活动半个多月前，王宜林出席公开活动。据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官方及能源行业网站报道，1月11日，三峡集团2024年工作会暨三届六次职代会召开，该集团外部董事王宜林在主会场出席会议。除了担任企业外部董事，在卸任中石油董事长后，王宜林还曾以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接受媒体采访，相关报道不时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图为王宜林，其落马的半个月前还出席公开活动 资料图王宜林在石油能源领域工作近四十年，他生于1956年，1982年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石油地质勘探专业，之后自愿到新疆工作。《人民日报》曾对赴新疆工作的大学生的事迹有过报道。相关报道提到，当时毕业分配志愿表有三个志愿栏，王宜林都填上了新疆。王宜林当时报到的单位是地处新疆的油田勘探设计院，其石油能源领域生涯由此起步，后来他担任了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院长。1998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成立，新疆石油管理局成为集团公司的下属企业，受集团公司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双重领导。在新疆工作期间，王宜林担任过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新疆石油管理局（克拉玛依市）党委书记等职。此前媒体提到，在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史上，新疆是一个绕不开的地名。新疆石油管理局曾勘探开发了中国第一个陆上大油田——克拉玛依油田。2003年12月，王宜林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成员，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公司新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11年，王宜林转战中海油，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15年回到中石油，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2018年，62岁的王宜林当选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2020年1月卸任中石油董事长、党组书记一职。之后他担任了两家企业的外部董事，退休四年后于2024年2月被查。另外，王宜林还有社会职务，曾任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常务理事。执掌中石油近五年从2015年5月至2020年1月，王宜林执掌中石油近五年。中石油官网及相关财报显示，中石油员工总人数超百万，2022年在《财富》杂志全球500家大公司排名中位居第四，当年全年营业收入达3.4万亿元，利润总额达2600多亿元。刚到任时，王宜林面临的局面是“外临低油价，内遭强反腐”。据新华社《经济参考报》2015年报道，所谓强反腐是指，在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中，中石油从高管到中层落马者截至当时已超过50人。图为王宜林，其执掌中石油近五年其中包括曾任中石油董事长的蒋洁敏、曾任总经理的廖永远和曾任纪检组长的王立新等多位核心层领导，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极大影响。此状况下，王宜林的回归是被寄予期待的。在2015年5月，中石油新一届党组领导班子第一次会议上，王宜林毫不避讳地指出：“要深刻吸取周永康、蒋洁敏、廖永远、王永春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教训，肃清恶劣影响。”如今看，他并未汲取之前能源领域落马高官的教训。据《中国基金报》此前报道，王宜林曾表示要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曾说“腐败问题对企业发展的破坏力最大、杀伤力最大”。另据媒体报道，2016年6月，王宜林便因“多次公款吃喝，提供高档酒水和香烟”等问题被中央纪委通报。值得一提的是，王宜林曾回应油价问题。在2017年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会议上，时任中石油董事长王宜林会上表示，作为油气产品制造者希望油价高一些，“但低油价也有有利的方面”。能源反腐进行时，三天内两名原董事长被查今年1月初，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在北京召开。相关会议通报指出，2024年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1月30日至2月2日，三天内两名能源领域央企原董事长被查。1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中国电建原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范集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务院国资委纪检监察组和江西省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官方资料介绍，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电建，其是跨国经营的综合性特大型中央企业，是全球清洁低碳能源、水资源与环境建设的引领者。图为范集湘，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范集湘生于1954年，今年70岁，资料显示，他曾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等职。2014年12月，中国电建发布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长范集湘的书面辞职报告，范集湘因年龄原因提请辞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辞职9年多后，范集湘被查。范集湘被查后数日，王宜林被查。值得一提的是，不到一个月前，王宜林的老下属徐文荣涉嫌受贿被批捕。今年1月8日，最高检官网发布消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副总经理徐文荣涉嫌受贿被批捕，该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履历显示，王宜林执掌中石油时，徐文荣任中石油副总经理、党组成员、党组副书记，两人在四年时间中是上下级关系。2023年6月，官方发布消息，中石油原副总经理徐文荣被查。今年1月6日，徐文荣被开除党籍。通报指出，徐文荣官迷心窍、权欲熏心，热衷政治投机，为谋求职务晋升结交政治骗子，违规从事营利活动，安排亲属在国有参股企业挂名领薪，毫无纪法底线，擅权妄为，靠石油吃石油，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安排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另外，能源反腐持续进行中，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披露的信息显示，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后，除了范集湘、王宜林，能源领域还有多名官员被查。比如，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周竹叶，中国能源传媒集团高级专务白俭成，国家能源集团准能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郭昭华，中国石化天然气分公司原党委书记段彦修，中国石油吉林油田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安全总监尹旭等。

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