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志敏(1924-2005)。

青年安志敏。

安志敏在河南裴李岗 考古工地。

安志敏在河南辉县发掘。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中国考古学界有一位著名人物——安志敏(1924年4月5日-2005年10月26日)。他引领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及八十年代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快速发展。他将一生倾注于田野考古和调查，被外国同行评价为中国田野考古的领军人物。他专注于做学问，出国访问时，别人安排他逛街看景，他觉得那是“浪费时间”。

　　他一生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认为黄河流域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心，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事实”。他也因为这样的坚持，在20世纪末参与了一场有关文明起源的激烈争鸣。由于敢于批评和质问，他也被人称为“直筒子”“大炮”。

　　2024年，安志敏百年诞辰，他所留下来的丰厚遗产，依然被后人珍视。

　　得遇名师：裴文中、梁思永、夏鼐……

　　安志敏出身于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岛上的一个望族。父亲是企业家，家底丰厚。但安志敏对经商丝毫没有兴趣，专好读书。儿时祖母给他用来买早点的钱，他都悄悄攒下来买书。

　　1941年，安志敏前往北平读书，开始对考古感兴趣。1944年，他考入中国大学史学系，获得史学家齐思和、史前考古学家裴文中的赏识，还通过史学家翁独健介绍，结识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鸟居龙藏。他经常骑着一辆英国产的凤头自行车，在颠簸小路上骑行十几公里去向先生求教。

　　大学毕业后，他进入燕京大学，成了裴文中的助手，第二年，便能代替老师讲授史前考古学。同时，他也在北京大学史学研究部考古组开始研究生学习。中国第一位考古学专业出身的考古学家梁思永，便是他的导师。

　　1950年，他辞去燕京大学教职，在梁思永的推荐下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0月，他跟随英国留学归来、具有国际水准的考古学家夏鼐，到河南省辉县进行发掘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认为，安志敏后来坚持田野考古的道路，以新石器时代考古为主，又能兼顾旧石器时代和历史时期考古研究，同时，他的视野开阔、研究领域广、钻研又深，应当跟他所受的专业训练和多位老师的言传身教有很大关系。

　　主持发掘：提出“中原中心说”

　　工作后，安志敏迅速成长。28岁时，他就开始主持在河北省唐山市贾各庄的田野发掘工作。随后的13年，他主持发掘工作10余次，几乎每年都要进行发掘或调查，地点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也涉及长江流域和东北地区。

　　1956年，安志敏在河南省陕县庙底沟和三里桥遗址进行发掘工作。发掘历时两年，揭露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发掘结束两年后，报告《庙底沟与三里桥》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韩建业认为，安志敏在20世纪50年代所做的考古发掘中，以庙底沟和三里桥最为重要，影响也很大。他将庙底沟遗址的年代分成较早的第一期和较晚的第二期。第一期为仰韶文化，第二期是介于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过渡文化。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20世纪30年代梁思永等发现龙山文化。但学界一直在讨论两者的关系问题，孰早孰晚，没有定论。通过安志敏发现和命名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人们从此弄清楚了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这样的从早到晚的关系问题。这在考古学史上是一件大事。

　　陈星灿说，若将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作一个断代式的总结，可以看到以下变化：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20年代，安特生通过对比仰韶文化彩陶与西方彩陶，提出仰韶文化可能是西来的假说，即“中国文化西来说”。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现龙山文化，学界认为仰韶文化向东发展，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即所谓“东西二元对立说”。第三阶段，安志敏提出的“庙底沟第二期文化”，说明了至少豫、晋、陕一带的龙山文化，是由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的。再加上同时代黄河流域其他地区的发掘，更强化了中原地区文化发展的连续性，进而形成“中原中心说”，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

　　“《庙底沟与三里桥》这份报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它改变了原来的东西二元论，代表着中原中心论的开始。这一时期的其他发掘，如洛阳王湾遗址的发掘也说明了这一点。但在那个时代里，安志敏是‘旗手’。”陈星灿说。

　　韩建业还看到，这次的发掘水平高，对地层关系的辨析比较清楚。这也是“庙底沟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频频被后世采用提及的原因。此外，他认为，这份报告的及时出版也至关重要，而且编写水平也高，叙述客观、准确、清楚，使之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探讨仰韶文化年代分期、地方类型、社会性质的最重要资料。

　　实际上，安志敏所做的其他发掘和调查工作，都会在当时的随后几年内发表报告或简报。

　　透过安志敏的日记，人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勤奋及其背后的动因——热爱。在洛阳发掘时，工作进程很快，安志敏接到夏鼐来信，受到表扬：“接夏所长来信，对同仁工作努力表示嘉奖。”出国考察时，当地安排他逛街看景，甚至品尝农家葡萄酒，他觉得这样的安排“完全是在浪费时间”。

　　著书立说：喜欢读书，喜欢行走

　　上大学时，安志敏就发表有关考古、历史的研究文章以及相关书籍的书评作品，数量超过30篇。到考古所工作后，“文革”前，他除了完成发掘报告、调查简报，还撰写了大量专题类的文章；“文革”结束后，考古工作逐渐恢复。

　　1979年，安志敏撰写文章探讨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将仰韶文化的源头追溯到更久远的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陈星灿说：“这一考古发现，无形中更强化了中原地区古代文化的土著性和连续发展性，因此，安志敏先生成为‘黄河流域是中国文明发祥地’学说的主要建构者和坚定支持者。”

　　作为当时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代表人物，安志敏在1979年发表《略论三十年来我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他的这篇文章，是代表学界作出的总结，后来被译成英文发表，是国外了解中国新石器考古学的一个窗口。

　　1982年，《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出版。此书收录了安志敏过去30多年发表的关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文章20篇。著作封面上的书名，是夏鼐所题。

　　安志敏喜欢读书，也喜欢行走。除了早期进行大量田野发掘外，他还做了大量考察工作，曾踏足至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

　　安志敏也是同辈学者中出访次数最多的考古学家之一，曾到访非洲、西亚、中亚、欧洲和北美的多个国家，出访日本的次数最多，达数十次。国际化的视野给了他撰写更多具有开创性文章的底气。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撰写了多篇跨地区跨文化交流的文章，引起了外国学者的重视。他也探讨中原地区青铜器和铁器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不排斥中国文明自身发展中的外来因素。

　　学术争鸣：他是纯然的学者

　　随着更多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人们意识到，中原以外的很多地区也存在独具特色、来源互不相同的新石器文化。中国文化的多元起源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安志敏也撰文表达了相同观点。

　　但“文化”与“文明”的概念不同，“中国文化起源”和“中国文明起源”又有所不同。1987年，安志敏对苏秉琦提出的“文明的起源恰似满天星斗一样分布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说法提出质疑。他在《中国后期新石器文化》一文中，再次强调“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中心。”

　　韩建业说：“对于安志敏的这种坚持，我觉得应该辩证地看。早年由于材料的局限，他认为中原最重要，什么都最早。这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他始终强调黄河中游、中原地区的中心地位，我觉得这是不应该轻易否定的。在新石器时代，从早到晚的很多关键时期，中原或黄河中游地区都有中心的地位。我是反对简单地否定中原中心论的。”

　　对于这样的学术讨论，韩建业认为：“我的老师严文明先生告诉我，学术应以求真为第一宗旨。苏秉琦和安志敏的观点都有值得我们特别重视和学习的地方。”

　　陈星灿认为，在文明起源的问题上，安志敏和苏秉琦对文明概念的理解不同。安志敏把中国文明的起源追溯到二里头。“安志敏之所以坚持己见，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新的概念和说法出现之时，他保持着一种警惕态度。同时，在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模式下，苏秉琦和张光直更强调多元，而安志敏更强调一体，严文明的‘重瓣花朵’理论则处在中间，强调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安志敏的坚持起到了某种平衡作用。”

　　安志敏参与的学术讨论并不局限于此。他直言不讳，敢于批评，常引得对方不满，还因此得了一些不太好听的绰号。陈星灿说：“我觉得那些话反倒说明了先生的优点：他是纯然的学者，不世故圆滑，他也不屑于此。他的世界里就是做学问。”

　　有人说，学术离开了批评，赞美就失去了意义。英国考古学家保罗·巴恩(Paul Bahn)编著的《考古学历史》(2013年)一书中，用两页的篇幅介绍了安志敏的生平。作者评价他为中国田野考古的领军人物，将一生精力倾注于田野考古和调查，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领域的重要代表。

　　韩建业说：“安志敏先生的很多研究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不断激发我们深入思考。”

　　陈星灿说：“作为20世纪后半期中国考古学重要的代表性人物，安志敏先生的考古学生涯及学术成就，是20世纪中国本土考古学成长、发展和壮大的缩影，值得我们珍视。”

　　(感谢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良仁对本文的大力支持)

　　郭静超 

毫无随意的林枫躺在床上想了想唐妃晚上说的关于组建超级经济航母的事情，越想脑袋中的思路就越发的清晰。

“老祖宗，你先别说话！”纳兰轩辕沉声说道。

贾盟似乎已经预料到林枫要问这样的问题了，便赶紧说道：“其实也还好，不过，司徒轩出手了，正在疯狂的打击咱们的合作伙伴！”

说话间，司徒轩的手机突然响起。

说了一番话之后，林枫突然想起了鬼医。一个考古学家的遗产苏小蛮的心中稍微有了一些力量，她点了点头说道：“我也相信他会醒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