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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受权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考虑到距离大选投票还有不足两个月的时光,下一阶段,无论特朗普本人,还是美国特勤人员,都将面临各种新考验!文 | 海上客美国前总统、目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又遭“暗杀未遂”,央视新闻的报道称,其距离枪手不到500码(457.2米)。特朗普又遭“暗杀未遂” 图:资料海叔要说,这是特朗普参加2024美国大选以来,两个月来第二次险些遭到暗杀。尽管不算九死一生,起码堪称“两死一生”!而考虑到距离大选投票还有不足两个月的时光,下一阶段,无论特朗普本人,还是美国特勤人员,都将面临各种新考验!1这次特朗普遭遇暗杀,与7月份在宾夕法尼亚巴特勒市不同——特朗普并非处于竞选演说状态。据美国执法部门在事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所介绍,当地时间9月15日,特朗普在他本人所拥有的位于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的高尔夫俱乐部遭遇枪击!佛罗里达警方于当天13时30分许,接到特勤局电话称,枪击事件嫌疑人案发时在距离特朗普不到500码(457.2米)处。警方在高尔夫俱乐部的灌木丛中找到一把AK-47步枪、两个背包和一个运动相机。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高尔夫俱乐部,特朗普遭遇暗杀未遂 图:央视新闻微博端佛罗里达州马丁县警长斯奈德当天披露,警方已经拘捕一名犯罪嫌疑人。按照斯奈德的说法,被捕时,嫌疑人“相对平静”。环球时报援引外媒消息,有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执法官员称,嫌疑人是58岁来自夏威夷的瑞安·韦斯利·劳斯。也有媒体报道,此前,劳斯有八次被捕记录,都是轻微犯罪。而白宫在听取了情况简报后,特别是在得知特朗普是安全的之后,美国总统拜登、副总统哈里斯都“松了一口气”。有报道称,拜登、哈里斯周日都在华盛顿特区,没有公开活动。哈里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称:“我很高兴他是安全的。暴力在美国没有容身之地。”9月11日,美国总统拜登(左二)、副总统哈里斯(左一)和前总统特朗普(前排右二)同时出席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举行的“9·11”恐怖袭击23周年纪念仪式在特朗普竞选团队对外声称特朗普是安全的以后,回到海湖庄园的特朗普对外表示:“我很安全,很好!”2对于驴象两党来说, 2024美国总统大选确实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然而,目前看,双方也都有轻松的一面。在拜登、哈里斯并未离开华盛顿特区的这个周末,特朗普回到南方的佛罗里达打高尔夫球。大礼拜天的,难得休息一下,也是应该。没想到特朗普球还没打爽,就又遭遇暗杀。这显示的是什么?在海叔看来,这无非显示了美国控枪不力、特勤局也仍有不少疏漏。对比7月、9月特朗普两次遭遇枪击,可以看出,持枪者在美国竟然可以各种操作。如果说,7月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处于竞选演讲时遭遇枪击,当时周围人群密度较高的话,这高尔夫球场难道成了野战射击场合?7月,特朗普在竞选演讲时遭遇枪击发生在7月的枪击事件,至今仍有扑朔迷离之处。特朗普夫人梅拉尼娅于9月10日罕见表态。梅拉尼娅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显示,她亲口说:“现在,围绕它的沉默让人感到沉重。我不禁想知道为什么执法人员没能在演讲前逮捕枪手?这件事肯定还有更多内情。我们需要揭露真相。”回看此前报道,当时20岁的枪手在被执法人员击毙前,从附近屋顶上向特朗普方向开枪,发射了多发子弹。梅拉尼娅当然有权利质疑,尽管她最近的这一段表述,与特朗普7月遇刺后她的表述不尽相同。之前,她称,感谢保护她丈夫的特勤局人员以及执法人员,并呼吁美国人“超越仇恨”,“美国,这个和善国家的结构正支离破碎,但我们的勇气正在提升,好让我们重新团结起来”。特朗普(左)7月遭遇枪击后与梅拉尼娅那么,梅拉尼娅的前后两次表态又说明了什么?是她感觉到新的可疑之处,还是心中不平,越想越不对劲才又发声?为何在她再次发声后仅仅过去5天,特朗普又被人用AK-47盯上?且这次枪手是在特朗普的私人高尔夫俱乐部行动?这样的行动方式,与潜入特朗普家里作案已经毫无区别了。3尽管美国总统拜登所发表的最新官方声明称,“特勤局有能力保障特朗普的安全”,可短短两个月时光,特朗普在不同的场合两次遭遇枪击,虽然总体上说,也只有第一次遭遇枪击时耳朵受伤,第二次在佛罗里达他几乎全须全尾没有问题,可海叔要说,对他来说,是否会造成心理阴影,尚不得而知。要知道,第一次子弹穿过耳朵的情况,非常特殊。哪怕当时特朗普没有自然而然地做出偏过头的动作,子弹都可能贯穿他的脑门。俗话说,“过一过二不过三”,初一、十五都没事,不代表未来不会再出现持枪对付特朗普的人。总体而言,美国如果再不进行有效控枪,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还是其他政治人物,哪怕普通美国人,都会处于枪支泛滥造成的不确定的危险之中。很遗憾,特朗普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控枪不力!而拜登目前任期将满。恐怕,有关控枪,以及暗杀增多等等情况,需要下一届美国政府好好想想办法解决,起码得有所改善。无论是哈里斯还是特朗普,无论他们谁胜选,这确实是下一任美国总统需要好好动脑子面对的问题!版权说明新民周刊所有平台稿件, 未经正式授权一律不得转载、出版、改编,或进行与新民周刊版权相关的其他行为,违者必究!

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近日,带货顶流主播小杨哥深陷舆论漩涡,他带货的多款商品被人诟病,有的曾被处罚、有的涉及虚假宣传。如今这些商品引发的风波有的还在延续,有的似乎已经“风平浪静”。这些商品曾经在网上热销一时,如今厂家是否还在生产?受罚情况如何?产品整改情况又如何,是否还在销售?上游新闻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香港月饼”涉事商家仍在直播带货但关闭评论近日,在“疯狂小杨哥”(张庆杨)及其旗下各大主播直播间均在销售一款名为“香港美诚”品牌的月饼,随后#月销5000万元的香港月饼香港买不到#的话题冲上热搜,有网友质疑“月饼挂香港,实际跟香港不沾边”,涉嫌虚假宣传。伴随舆论发酵,在某短视频平台上,涉事店铺“美诚礼官方旗舰店”的账号一夜之间删除(或隐藏)了全部200余条视频作品,并开启了防打扰保护功能,非互关好友无法评论。不过,14日下午,上游新闻记者注意到,该店已经恢复了一条一年前发出的视频作品。另外,该店铺还在正常直播带货,此时直播间观众有700多人,但商家关闭了评论。该店目前最受欢迎的一款产品,是价值169元的“美诚礼黑松露流心奶黄美味月饼中秋节送礼盒伴手礼”,该店已售超过10万份。美诚月饼直播间已经关闭评论 网络图针对“月饼挂香港,实际跟香港不沾边”的问题,客服回应称,品牌自己从未说“香港美诚月饼”是香港产的,但在香港、广东都有公司,在广东还设有生产基地和运营中心,合法合规经营销售。月饼是特殊商品,非质量问题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生产厂家广州美诚食品科技公司工作人员告诉媒体,“美诚食品”品牌创始人在香港。针对月饼是否在香港本地售卖的问题,工作人员称是有合作店铺的。记者查询发现,涉事公司在2022年申请的“香港美诚”商标处于“被驳回复审中”,此外,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在7月到8月发生了多次变更。蟹太太被大闸蟹协会暂停会员权利近来,两大顶流带货主播“辛巴”(辛有志)与“疯狂小杨哥”的交恶起源就是都带货了“蟹太太品牌”的大闸蟹,而两边的价格机制和规格都不一致。辛有志在直播中表示,“8月18号我开播卖螃蟹,卖了六七千万、七八千万。卖完之后,粉丝让加库存,加库存链接没了。品牌方蒙了,他说被小杨哥举报了。”辛有志随后多次指责“疯狂小杨哥”团队在质检、售后、赔偿态度等方面存在问题,双方矛盾逐渐升级。此次事件中所涉及的大闸蟹品牌,为知名品牌“蟹太太”。企业官网信息显示,2018年蟹太太品牌诞生,正式进军生鲜市场,并签约影帝黄晓明担任品牌形象,母公司为苏州西风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21年,“蟹太太”年销售额破2亿元,2023年全年销售额突破6亿元,同比增长100%。9月14日,上游新闻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看到,“蟹太太”品牌下的“蟹太太官方旗舰店”“蟹太太官方旗舰店优选”“蟹太太生鲜精选”等多个授权账号都在正常进行直播带货,此前引发争议的4只4两的公蟹、母蟹4只3两8只装的大闸蟹产品,目前售价为299元,14日截至发稿,四个直播间销量已经超过1300份,总销量已经超过6.4万份。上游新闻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客服,该产品是否在其他平台会更便宜?客服表示对其他平台价格不太清楚,无法进行价格承诺。对于产品是否足斤足两,客服承诺,商品签收24小时内反馈,拿到螃蟹去掉绳子称重拍照(剔除7%失水率),可按只数比例赔付。截至九月初,根据蝉妈妈数据,近30天内,“蟹太太”在某短视频商超平台的销售额在2亿元左右,其订单主要集中在8月21日到8月23日期间。“蟹太太”多次被网民投诉 网络图上游新闻记者发现,“蟹太太”在今年曾因多次“缺斤少两”“虚假广告”被市场监管局行政处罚。信用中国显示,今年4月,该公司因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相关规定,被苏州市相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11万元,处罚事由是存在“短斤缺两”行为。据媒体报道,2024年6月,苏州阳澄湖大闸蟹行业协会官网发布公告称,取消苏州西风阁公司会员资格。公告指出蟹太太因“缺斤少两、虚假标注、发布虚假广告”等违法经营活动,严重侵害消费者权益,多次被市监局处以行政处罚。依据相关章程,该协会暂停该公司2024年度会员权利,退还该公司2024年已缴会费。对被阳澄湖大闸蟹协会“除名”一事,“蟹太太”官方客服对媒体称:“之前缺斤少两和虚假宣传是个别情况,现在我们保证质量。而且,蟹太太只有一小部分最高端贵价的产品是源自阳澄湖的,我们在线上直播间没有卖阳澄湖大闸蟹,只专供线下门店。”问题梅菜扣肉生产商被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在近日辛有志与张庆杨的带货争议中,辛有志一直批评后者在带货“劣质槽头肉生产的梅菜扣肉”事件中,对消费者没有赔偿。今年3·15晚会上,使用劣质槽头肉生产梅菜扣肉的三家公司被曝光,随后,安徽省阜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公告称,被央视3·15晚会曝光的这三家公司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罚款共计1287.2万元。其中,被罚款573.44万元的安徽东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即“御徽缘”牌梅菜扣肉的生产商,“疯狂小杨哥”曾为这款产品带货。事件曝光后,“疯狂小杨哥”所属的三只羊公司于3月18日发布公告公开道歉,表示已启动垫付退款工作,但未提到三倍赔偿。9月初,有多名网友反映称,自己此前在小杨哥直播间购买的梅菜扣肉得到了退款。不过,根据网友晒出的与客服沟通记录,此次并非“退一赔三”,只是将网友购买梅菜扣肉的原价退还。上游新闻记者在天眼查APP上看到,该品牌梅菜扣肉的生产商安徽东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在7月份因为露天堆放冷冻槽头肉、虚假标注生产日期等恶劣行为,已受到严厉制裁,被处以高达573万余元的罚款,并被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同时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目前,在各大电商平台都已经搜索不到“御徽缘”品牌旗下梅菜扣肉、手工狮子头、红烧肉等多款曾经热销的产品。问题原切牛肉卷被罚款50万网店下架所有产品9月9日,知名职业打假人王海在社交媒体晒出一份行政处罚决定书,爆出“疯狂小杨哥”带货的一款“原切牛肉卷”实际为加水和试剂的拼接牛肉。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该食品供应商为湖北鲜多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被罚款50万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披露的处罚决定书显示,2023年12月5日至10日期间,青山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并受理大量关于湖北鲜多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抖音网店销售的牛肉卷、羊肉卷并非宣称的“原切”牛羊肉,疑似合成拼接肉的投诉举报。处罚决定书认定,该公司明知自己委托生产的“澳洲谷饲牛肉卷”配料含牛肉、水、复配水分保持剂,但却在其抖音店面、直播带货推广、商品详情页面宣传“原切肉”,侧重宣传“无添加”属性,在主观上有误导消费者的故意;客观上已经使消费者产生错误判断,当事人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得了产品竞争的优势地位。最终对涉事公司罚款人民币50万元。鲜多裕肉制品旗舰店已经下架所有商品 网络图9月14日,上游新闻记者在某短视频平台的“鲜多裕肉制品旗舰店”看到,该店铺已经下架了所有产品,之前的销量停留在57.2万,不过账号并未删除视频。目前,在其他平台也搜索不到“鲜多裕”的相关产品。店铺客服回复称,如果认为收到的商品不好,可以直接联系主播,由主播答复。上游新闻记者 汤皓 部分内容据鲁中晨报、潇湘晨报、南方都市报、红星新闻等

9月14日,陈代忠收到了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根据裁定书,陈代忠6年前祖屋被拆一案,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决定提审。当事人陈代忠。 澎湃新闻记者 庄岸 图58岁的陈代忠是福建省福清市玉屏街道石井村人。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随后他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该案中,一审法院曾认定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强拆行为违法,两被告上诉后,福建高院二审则认为,上诉人主张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今年6月,最高检针对该案向最高法提出抗诉。三个月后,9月12日,最高法作出裁定,决定提审该案。该裁定认为,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没想到自己的案子能引起‘两高’的关注。”9月15日, 陈代忠向澎湃新闻表示。一审法院认定强拆行为违法案卷材料显示,陈代忠在石井村有一处祖屋(部分与他人共有,部分自有)。他称,因福清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其祖屋被列入征迁范围。由于他不认可补偿安置标准,未签订补偿协议。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除。陈代忠说,他认为系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组织,石井村委会派员进行了强拆。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均表示未参与拆除行为,本案并不属于行政纠纷,也不存在行政强制行为。随后,陈代忠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2019年6月26日,莆田中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莆田中院认定,案涉“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系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市政项目,由市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征地工作。涉事房屋被强制拆除客观上有利于该征迁项目的顺利实施,契合了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征迁意图,故被告福清市政府应承担原告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本案被告玉屏街道办提供证据可以证明其实际参与组织实施征迁工作,且在诉讼过程中收集证据,欲意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故玉屏街道办也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两被告未提供其责令原告交出土地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综上,原告陈代忠对本案被拆除房屋享有应份所有权,两被告未依照法定程序对原告房屋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由于该强制拆除行为已经实现终了的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判决:确认被告福清市人民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7月7日强制拆除原告陈代忠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审法院驳回起诉,村委会称房屋系其拆除福清市人民政府和玉屏街道办事处均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6月19日,福建省高院对该案作出二审裁定,撤销此前一审判决,驳回了陈代忠的起诉。裁定书中显示,在调查中,石井村委会向福建高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介绍称,2016年福清市进行环城路建设,因村集体在环城路另一侧有大片土地,石井村委会打算建设一条石井村和环城路的衔接水泥路,以便村民往返通行,故向玉屏街道办和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提出申请,请求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收范围后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福清市环城路建设指挥部专题会议纪要(二十九)》,同意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迁。石井村委会的《情况说明》称,因各种原因,案涉房屋后来没有列入征迁红线图。陈代忠在村两委及老人会的动员下,同意将案涉房屋拆除,所以石井村村委会雇请施工队于2018年7月7日拆除了案涉房屋。石井村委会还称,目前由于陈代忠又说不同意拆除,石井村委会因无强制力,其房屋东侧的剩余部分至今未拆,原准备修建的村里连接环城路的水泥路无法修建。而陈代忠则表示,从未同意任何人拆除其祖屋。福建高院在裁定书中称,在调查中,福清市政府否认在征地批复后将被上诉人的案涉房屋纳入征迁范围。从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提供的现场拆除照片和视频看,拆除现场仅有两名施工人员,施工现场平稳。两上诉人主张其没有实施也没有委托他人实施拆除案涉房屋,其不知施工人员的身份。福建高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就拆除的原因及强制力分析,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至于被上诉人与村委会间的纠纷,相关当事人应另行寻求救济。故作出上述二审裁定。最高检提出抗诉,最高法决定提审陈代忠不服,向最高法提出申诉。2021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驳回了陈代忠的再审申请。最高法决定提审该案。最高法经审查认为,本案中,陈代忠以其祖遗房屋被强制拆除为由提起诉讼。从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涉案房屋并未被列入征迁红线范围内;因修路需要,在村两委和老人会的动员下,陈代忠同意拆除,村委会雇人将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屋及陈代忠与他人共有的厅拆除后,其又反悔,故剩余部分至今未拆除。最高法认为,从前述情况看,涉案房屋拆除不属于行政强制行为,故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陈代忠的起诉并无不当。陈代忠的再审申请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后,陈代忠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2023年11月23日,福建省检察院答复称:关于陈代忠诉福清市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检察监督案,本院经审查已于2023年11月23日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检抗诉通知书。 受访者 供图2024年6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针对该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9月14日,陈代忠收到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裁定书中称,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并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终790号行政裁定的执行。裁定书中称,最高法经审查认为,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的《会议纪要》与案涉房屋在同一祖厝的陈友明等户与玉屏街道办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协议书》,以及玉屏街道办《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等证据有可能证明,《会议纪要》同意将陈代忠户的案涉房屋列入征迁范围,玉屏街道办受福清市政府委托,在对会议纪要涉及石井村6座房屋实施征收过程中,将案涉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收到这个裁定非常欣喜和欣慰,接下来我们就等待法院的公平公正的裁判。”陈代忠代理律师、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海峰表示。

日前,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图为徐小建资料图,他被指曾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经查,徐小建搞钱色交易;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充当“保护伞”;擅权妄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徐小建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记者注意到,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此前也已遭查。被指“靠贷吃贷、以贷谋私”经武汉市委批准,武汉市纪委监委对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徐小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政绩观错位,背离金融高质量发展要求;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长期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提供的高尔夫球活动安排;背离组织要求,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清廉底线失守,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搞钱色交易;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充当“保护伞”;擅权妄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靠贷吃贷、以贷谋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贷款融资、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徐小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等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徐小建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信息显示,徐小建,男,1962年9月出生于湖北武汉,汉族。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在农信系统工作多年,历任武汉市洪山信用社干部、南湖分社副主任、武汉市洪山农村信用社副主任、武汉市九峰农村信用社副主任及主任、洪山区信用联社党委副书记及副主任、江南信用合作社联社党委书记及主任、武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及副主任等职务。2009年7月至2012年7月,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副行长、党委委员;2012年8月任武汉农商银行行长、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且为第十一届湖北省政协委员;2016年出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长,任职至2022年。徐小建于2016年出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长,任职至2022年(资料图)原行长谌赞雄也遭查记者注意到,8月29日,湖北省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保持“打伞破网”强大攻势,查办了一批为黑恶势力提供非法帮助的腐败分子和“保护伞”,其中包括武汉市农商行原董事长徐小建。今年3月26日,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武汉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此前也已遭查。图为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简历照片今年2月初,当地披露,经武汉市委批准,武汉市纪委监委对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谌赞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谌赞雄丧失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背弃职责使命,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决策部署不力,弃守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高档礼品;廉洁底线失守,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滥用职权,违规出借大额资金;毫无纪法意识,胆大妄为,利用职权为相关企业在贷款融资等方面谋取利益,伙同他人通过虚增中介环节收取中介费等方式收受巨额财物。谌赞雄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谌赞雄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2017年官方披露的信息显示,谌赞雄,男,1963年2月出生,汉族,籍贯湖北武汉,在职研究生,管理学博士,正高职高级经济师,1982年1月参加工作。曾任武汉科技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总支书记,武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主任助理、副主任、党委委员,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行长、董事、党委副书记,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时任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汉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其间兼任湖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据了解,武汉农商行于2009年9月9日成立,是全国首家副省级省会城市农商行。2023年末,全行总股本59.98亿股,在岗职工5100余人。设立分支机构238家,在武汉市有210家;在湖北省内设立了咸宁、宜昌、黄冈3家分行;在湖北、江苏、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6省(区)发起设立47家长江村镇银行。2023年末,武汉农商行总资产4289.52亿元,总存款3397.80亿元,各项贷款2636.26亿元。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23年度世界银行1000强榜单”,武汉农商行位列第359名;按资产规模,在全国银行中排名第75名;在全国1600余家农商行中,排第13名。记者|张寿林编辑|程鹏 张益铭 杜恒峰校对|何小桃

(原标题:网友称美诚月饼原价59元三盒,被“三只羊”把价格打上去了)

9月12日,马斯克旗下的SpaceX公司成功开展“北极星黎明”商业太空行走任务。亿万富翁贾里德·艾萨克曼和SpaceX的工程师莎拉·吉利斯分别出舱在太空进行了短暂的“行走”。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商业太空行走,艾萨克曼也成为第一个完成太空行走的非职业宇航员,而且太空舱内的四人里没有一人来自政府机构。在本次宇航飞行中,艾萨克曼还创造了一项有趣的历史,成为第一个在太空中押注体育比赛的人。▲贾里德·艾萨克曼探出舱外。近年来,各大公司纷纷入局太空旅行市场,SpaceX预计未来每年3-6次商业太空飞行将成为常态。一些亿万富翁愿意“一掷千金”,只为在太空中体验哪怕只有几分钟的短暂失重刺激。太空“露脸”10分钟花费约2亿美元和纯粹的花钱买票进舱不同,本次艾萨克曼是以分担研发费用的方式与SpaceX合作,目的是在太空中测试SpaceX的宇航服。艾萨克曼拒绝透露他承担了多少资金,但据估算其份额约为2亿美元。此外,他此行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以癌症研究为主的圣犹他医院做公益宣传,他的目标是筹款2亿美元,其中一半由他本人支付。早在2021年,艾萨克曼就领导过“灵感4号”宇航任务,升入太空的机组4人全部来自民间,包括骨癌幸存者、退伍老兵和业余飞行爱好者等。为了完成这趟任务,艾萨克曼和自己的好友、前空军战斗机飞行员斯科特·波提特以及2名SpaceX工程师训练了数月之久,而发射因天气原因被延期数周。美东时间9月10日5时23分,搭载“龙”飞船的“猎鹰9”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空。11日,“龙”飞船携“北极星黎明”任务团队进入近地点约190公里、远地点约1400公里的轨道。“龙”飞船在这一高度完成6次绕地飞行后,切换至近地点约190公里、远地点约700公里的轨道,计划在距离地面约700公里的高度进行首次商业太空行走。▲太空行走之前太空舱的轨道日落。美东时间9月12日6时50分许,太空行走正式开始。艾萨克曼打开舱门,爬上梯子向外张望,并且做出弯曲手肘等动作以测试宇航服材料。从他头盔上的摄像画面可以看出,此时飞船正在南太平洋上空。艾萨克曼感叹到,“虽然回家以后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此时的地球真是个完美的世界”。艾萨克曼在十分钟之后返回了太空舱,SpaceX的工程师莎拉·吉利斯接替他进行宇航服测试,时间也大约是十分钟。飞船的舱门开放时间只有半个多小时,而在美国宇航局的太空任务中,舱门往往需要打开十几个小时,宇航员会成对出舱,两人一组执行任务。▲SpaceX工程师吉利斯进行太空行走。此外,在此次任务中,艾萨克曼和吉利斯虽然大部分身体探出了舱外,但脚仍在舱内,而且手上紧紧抓住楼梯,因此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太空漂浮”。即使如此,他们面临的危险仍然很高,现场出现了舱门无法自动打开以及密封处凸起的现象。高中肄业生16岁创办企业热爱超音速飞行艾萨克曼1983年2月11日出生在新泽西州联合市,他自称“从小就是一个糟糕的学生,不喜欢待在教室”。他在15岁就辍学离开高中,16岁那年他在父母家里的地下室创办了成功的支付企业Shift4 Payments。目前该公司负责处理美国三分之一的餐厅和酒店的付款,其中包括希尔顿、四季酒店、肯德基和Arby's等知名品牌,每年处理的交易金额超过2600亿美元。在支付领域取得成功后,艾萨克曼还于2011年创立了培训空军飞行员的Draken International,该公司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军用飞机机队。2019年,艾萨克曼将Draken International的多数股权出售给了华尔街黑石集团,从而使自己跻身亿万富翁行列。福布斯杂志估计,艾萨克曼的个人净资产大约为19亿美元。▲图为贾里德·艾萨克曼。图据ICphoto在生活中艾萨克曼是一个“寻求刺激的人”,他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以超音速的速度驾驶米格战斗机,以摆脱每周80多个小时不间断工作的紧张和枯燥”。2009年,他还创下了环球飞行的最快用时纪录,该纪录在2018年才被新西兰人安德鲁打破。艾萨克曼曾表示:“我确实相信生命只有一次机会。只要你有能力,你就有义务充分享受生活。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是你的最后一天。”专家提示风险:发生重大事故时,获救的可能性很低1965年,苏联宇航员阿列克谢·列昂诺夫开启了太空行走的先例,几个月后美国宇航局的埃德·怀特也进行了太空行走。截至本月12日,共有来自12个国家的263人进行过太空行走。太空行走一向被认为是非常危险的动作,此前都由专业宇航员完成。美国宇航局退休宇航员克里斯·卡西迪说:“太空行走与仅仅乘坐火箭、获得一些零重力时间并返回地球是完全不同的。”卡西迪亲身体验过太空行走的危险:2013年他在国际空间站外工作时,他的搭档、意大利宇航员卢卡·帕米塔诺差点“溺水”身亡。帕米塔诺的头盔里灌满了冷却服里的水,他勉强及时赶回空间站换衣服。卡西迪说,“那天如果再过30分钟,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卡西迪担心艾萨克曼起到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即富人可能只经过极少的训练就“插队”进行太空行走。伦敦大学学院风险与灾难分析师伊兰·凯尔曼表示,非专业人员最终将参与太空行走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他预计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人员伤亡。“我们可以也应该做很多事情来降低风险,但我们必须对任何参与者完全诚实,尤其是当发生重大事故时,获救的可能性很低。”艾萨克曼本人在回到舱内后承认,这次任务非常艰难,但他希望为探索太空作出贡献。“人类在月球上行走时我还没有出生。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穿着宇航服在月球和火星上蹦蹦跳跳地行走,并冒险探索我们的太阳系。”红星新闻记者 郑直编辑张寻 责编 官莉

日前,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图为徐小建资料图,他被指曾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经查,徐小建搞钱色交易;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充当“保护伞”;擅权妄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徐小建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记者注意到,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此前也已遭查。被指“靠贷吃贷、以贷谋私”经武汉市委批准,武汉市纪委监委对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徐小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政绩观错位,背离金融高质量发展要求;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长期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提供的高尔夫球活动安排;背离组织要求,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清廉底线失守,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搞钱色交易;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充当“保护伞”;擅权妄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靠贷吃贷、以贷谋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贷款融资、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徐小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等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徐小建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信息显示,徐小建,男,1962年9月出生于湖北武汉,汉族。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在农信系统工作多年,历任武汉市洪山信用社干部、南湖分社副主任、武汉市洪山农村信用社副主任、武汉市九峰农村信用社副主任及主任、洪山区信用联社党委副书记及副主任、江南信用合作社联社党委书记及主任、武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及副主任等职务。2009年7月至2012年7月,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副行长、党委委员;2012年8月任武汉农商银行行长、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且为第十一届湖北省政协委员;2016年出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长,任职至2022年。徐小建于2016年出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长,任职至2022年(资料图)原行长谌赞雄也遭查记者注意到,8月29日,湖北省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保持“打伞破网”强大攻势,查办了一批为黑恶势力提供非法帮助的腐败分子和“保护伞”,其中包括武汉市农商行原董事长徐小建。今年3月26日,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武汉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此前也已遭查。图为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简历照片今年2月初,当地披露,经武汉市委批准,武汉市纪委监委对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谌赞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谌赞雄丧失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背弃职责使命,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决策部署不力,弃守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高档礼品;廉洁底线失守,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滥用职权,违规出借大额资金;毫无纪法意识,胆大妄为,利用职权为相关企业在贷款融资等方面谋取利益,伙同他人通过虚增中介环节收取中介费等方式收受巨额财物。谌赞雄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谌赞雄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2017年官方披露的信息显示,谌赞雄,男,1963年2月出生,汉族,籍贯湖北武汉,在职研究生,管理学博士,正高职高级经济师,1982年1月参加工作。曾任武汉科技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总支书记,武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主任助理、副主任、党委委员,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行长、董事、党委副书记,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时任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汉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其间兼任湖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据了解,武汉农商行于2009年9月9日成立,是全国首家副省级省会城市农商行。2023年末,全行总股本59.98亿股,在岗职工5100余人。设立分支机构238家,在武汉市有210家;在湖北省内设立了咸宁、宜昌、黄冈3家分行;在湖北、江苏、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6省(区)发起设立47家长江村镇银行。2023年末,武汉农商行总资产4289.52亿元,总存款3397.80亿元,各项贷款2636.26亿元。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23年度世界银行1000强榜单”,武汉农商行位列第359名;按资产规模,在全国银行中排名第75名;在全国1600余家农商行中,排第13名。记者|张寿林编辑|程鹏 张益铭 杜恒峰校对|何小桃

9月12日,被终身禁足的前陕西长安竞技队球员丁捷发文,承认自己赛后收钱触犯了法律,但他表示自己没有出卖球队。“我出现违规违纪的比赛是在2021年12月8日,陕西长安竞技对阵南通支云的比赛,我们以2比1取胜,赛后收到7万元。这场比赛中我全力以赴争胜,没有出卖球队,也没有做对不起陕西球迷的事情。”“但我触犯法律了,已经积极接受处罚,向司法机关全额退款并缴纳了罚款。只是这次足协给出的处罚结果,相较以往案例过于严苛,让人难以接受。”丁捷曾在陕西长安竞技队踢球“我从六岁开始学习踢球,至今已经31年,我为足球献出了全部青春。我为辽宁宏运效力了12年,为重庆两江竞技效力了6年,欠薪909万,为陕西长安竞技效力了2年,欠薪近200万。因为热爱足球,在球队欠薪的情况下,我依然拼搏到最后,并帮助陕西长安竞技拿到中甲第五名的历史最好成绩。”“在2022年联赛结束后,球队面临足协准入困难,我第一个签署了放弃欠薪的工资确认表,我和留下的队员都希望球队能存活下去,但事与愿违,重庆两江竞技和陕西长安竞技相继解散,我的这两笔欠薪也成为一张废纸。”9月10日,中国足协公布了因违法违规行为而被禁止参与足球活动的足球从业人员名单。经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审定,给予金敬道等43人终身禁止在我国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的处罚;给予巴合江·吾尔满等17人禁止在我国从事任何与足球有关活动五年的处罚。同时中国足协透露,已有44名涉案足球从业人员被法院依法作出判决,34人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不过在消息公开后,近日来已有将近10名被禁足球员公开“喊冤”。杨文吉称自己由于被长期欠薪,才会为了4万元而做出辜负球迷的事情另一位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足的球员杨文吉发文称,自己由于被长期欠薪,才会为了4万元而做出辜负球迷的事情。“现在回头来看真的很蠢,为了4万块钱,不光辜负了球迷,还换了缓刑3个月,背上了案底。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球员,没有多么高的道德水平,单纯想让家里人都过得舒服一点。”“如果能够重来,我肯定会好好踢球,努力奋斗,还中国足球一片净土。”相关新闻禁足球员杨文吉自述遭欠薪:若无机制保障球员权益,假球还会出现被中国足协终身禁足的杨文吉,在他社媒的致歉声明文章中详细描述了自己遭遇欠薪以及俱乐部如何通过准入的经过。相关内容如下:现在低级别球队有一个普遍现象就是俱乐部欠薪,发几个月欠几个月,如果你要自由身证明离队,俱乐部就会让你签无债权纠纷。我自己那一年也经历过这种情况,最后到整个联赛结束的时候俱乐部还拖欠四个月的工资,因为当时足协不断地催促俱乐部要尽快把拖欠球员的工资补齐,没有补齐的不允许参加新一年的联赛。所以到了新赛季开始需要球员签字准入的时候(这里也说明一下,足协要求每个队要签工资确认,足协嘴上说着只要一个人不签字就不让过准入,然后截止时间一拖再拖,等绝大多数人都签字了,少数几个人没有签字的,又以没有参与仲裁为由不承认俱乐部存在欠薪,即便你参加仲裁了,在仲裁结果公布之前,也属于争议欠薪。而当时仲裁开庭的周期少则三五个月,多则大半年。这期间即便你合同到期了,想去新的俱乐部也需要原俱乐部的自由身证明,那你想想,你都跟俱乐部有纠纷了,还能轻易拿到自由身证明吗?),俱乐部开始给我打电话说,要么先发两个月签字,要么过不了准入一分钱都没有了。面对这种情况我真得感觉很委屈,奖金一分钱没有就算了,连基本的工资都这么难拿到。但我作为球员,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选择相信俱乐部。等过了准入后,俱乐部还是没有补发那一年两个月的工资。我们球员又无处诉说,给足协通话,足协的答复是让球员与俱乐部商量。足协可以帮忙仲裁,但是仲裁期限很长,会错过一个转会窗口,所以很可能会导致很多球员半年无球可踢,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球员只能去签无债务纠纷而拿到自由身证明。最后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最终我们没有逃过法律的惩戒,中国足协也对我们进行了行业内最严厉的惩罚。我对我的行为真诚的表示忏悔,对所有惩罚都欣然接受,如果我的事情能够警醒其他球员,从此杜绝类似事件发生,那也是中国足球的一大幸事。可是如果不能为奋战在一线的中国球员建立起健全的完善的机制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那自然而然会有一批又一批的球员或是以相同的方式,或是以不同的方式,损害着中国足球的利益。孙冬回应被禁足: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孙冬发文回应被禁足,他表示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孙东曾在前江西北大门(江西庐山)踢球孙冬写道:我是被禁足的孙冬,在这跟大家说一说我经历的这些事,真实的情况。首先我跟江西的球迷说一声对不起,辜负了你们的爱,2016年我加入球队,我在球队7年,球队好或者不好我都在,江西队是一个小投资的俱乐部,就算金元时代的时候,有的人认为我们挣几百上千万,而我们超不过5万块钱,但是那个时候江西队是稳定的,不欠一分钱,我们享受着踢球的快乐2021年江西队开始欠薪了,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我们在梅州赛区因为第一阶段大连赛区我骨折了,好了之后直接去的梅州赛区(因为疫情,分阶段比赛)各种原因的欠薪其实作为球员来说是可以体谅俱乐部和投资人的,晚个两个月发都没问题,因为疫情都有难处,互相体谅我觉得这很正常,在我们球员的体谅下,整整16个月没发钱,(如果各位敢兴趣可以去问问俱乐部的管理层和当时同样跟我遭遇的队员们教练员们)中国足协的年底签字,那就是一个摆设,给大家看的,让球员和俱乐部老总自己协商,然后俱乐部老总就会给你打一个电话,会跟你说孙冬年底签字了,你看给你百分之50行不行,要是觉得百分之50不行,那我们俱乐部就解散,你一分钱也没有,就这一句话,那换成任何人你会怎么选择呢,都已经快一年没发过钱了,你所有的付出换来的就是这么一句话,球员还有伤病康复,去医院拍核磁共振,康复的钱先自己垫上,然后等报销,我记得我之前有个报销3000来块钱到现在都没给报,更别说那些做大手术的球员了,然后你想要自由身,就给你签一个跟俱乐部没有任何财务纠纷,然后才会给你这个自由身证明,这就是咱中甲俱乐部做出来的事。2022年我的工资税前1万2,奖金老总说了赢一场10万(全队10万)这个奖金咱都不知道去哪了,在唐山赛区我们几个年龄稍微大点的去要过一次钱,然后就是告诉我们先完成比赛,钱哪天哪天肯定发,那年就发了3万多块钱吧。和我一屋的小孩一个月就3000块,一样也是一直欠。球员不如农民工兄弟,农民工兄弟有地方要钱,但是球员找中国足协仲裁,那就是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只,然后给你一句和你的俱乐部商量,足协每年的保证金不保证球员欠薪的利益,那保证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事我做错了吗?我确实是做错了,我也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我不应该这样做,但是我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各位我真的没有办法,因为我从小踢球,我也只会踢球,别的真的是不会,我也是30多岁的人了,我有房贷,有家庭,有父母,需要我挣钱养这个家,我也有跟大家同样的压力,我得挣钱生活,我长时间的不发钱,我的房贷只能跟父母去要,我30多岁人了每个月都要跟父母去要这个钱,真的是很难受,我出事的那场球是11月份的足协杯,我涉案的金额2万4千块钱,那场比赛我也没上场,如果说我想通过这个东西来多挣钱,多获取利益,我可以挣的更多,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够还个房贷钱就可以了,我不想通过这个让我发家致富,我很明白歪歪道上不了天,我问过警察叔叔,我说如果这么长时间的欠薪发生在你们身上,你们会怎么样,他笑了笑,跟我说也挺同情我们这种在低级别联赛踢球的低级球员,工资也不是很高,还面临各种生活压力,但是没办法赶上了,长期的欠薪让我没办法不这么做,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我是个爷们我承担我自己做过的错事,我只是不想让父母那么大压力,让家里过的舒服一些,对不起我的家人,跟着我担惊受怕,只是希望以我这个事来让大家知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在中国足协公布的122场比赛里基本都是欠薪导致的,换句话说哪个球员不想好好踢球,每个月能正常发工资的情况下,谁愿意冒这个险,球员不想每个月按时领工资好好踢球吗,但是球员领不到工资呀,逼的像我这样的低级别联赛的球员不得不这样做。踢球能踢几年呢,青春饭加上退役之后都不一定再能有工作。欠薪不解决类似的事还是会发生的,如果有天解决了,那我也真的为中国足球高兴,也算是为了中国足球出力了。回过头来看看换来了期徒刑8个月,自由比什么都重要各位,能看完也辛苦各位了,只是讲了一点我本人的经历,确实没什么文化水平,也没多高的道德水平,字是真真实实自己码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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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19 23: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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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仙途闲修》

    9月14日晚,#老板买到15盒香港月饼哭诉不发了# 冲上热搜第一。据悉,数码大V科技新一发文表示,他助理在小杨哥直播间购买了美诚月饼准备送人,不过该月饼近日被曝光产地非香港,他要求退货,但客服表示,月饼是正品并且属于时令性特殊食品类目,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数码大V科技新一发文截图日前,因小杨哥以及三只羊旗下主播力推的香港美诚月饼涉虚假宣传一事引发关注。小杨哥在直播间声称这款月饼是香港高端品牌,里面是黑松露,还是米其林大师调制的。但产品信息显示,该产品实际产地是在广州和佛山。有很多香港网友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香港流行网购平台也没有这款产品踪迹。“合作三年,卖了100多万单”三只羊集团创始人张庆杨(疯狂小杨哥)、张开杨(疯狂大杨哥)不遗余力推广美诚月饼。最近一个月,张庆杨授权账号的“疯狂三小羊”抖音账号发了11条关于美诚月饼的切条视频。9月4日,有人在视频下面询问,是香港美心月饼吗?对此,“疯狂三小羊”回复称“香港美诚的,也是香港知名品牌”。“疯狂三小羊”这句回复发出后10天,这款月饼被爆出在香港买不到。“三只羊”旗下另一名女主播在直播中表示,该品牌“已经做了20多年了”。直播间里售卖美诚月饼此前,曾志伟在直播中介绍美诚月饼“这个送礼是非常好”,张庆杨立刻接话“他们在香港都知道,香港美诚在线下卖700块钱一盒”。他在直播中还提到,2分钟时间卖出了2.4万单。曾志伟在直播中介绍美诚月饼在其他介绍美诚月饼的视频中,介绍“香港美诚月饼,高端货”,张开杨自称“我们卖了快100万单”。另一段视频中,张庆杨表示,189元3盒的价格,他们已经连续卖了两年,今年三只羊集团每盒补贴20元,才将价格下调至169元。另一条视频中,张开杨表示,香港美诚月饼,他们已经“卖三年了。香港美诚,我们已经合作三年了。大家在一起合作很顺利”。在美诚月饼下面的199条达人秀中,大部分是“三只羊”旗下账号发布的切条广告。在2023年9月7日发布的一条视频中,“一年只能卖一次,卖一次就没货了……我们去年一场直播卖了10万单。”张庆杨说。值得注意的是,2023年的切条广告中,张庆杨和张开杨没有介绍其为香港品牌。据湖南日报14日报道,该品牌月饼已在“三只羊网络”抖音直播间下架,直播间也设置为:仅粉丝可以评论。而在三只羊网络旗下的“疯狂小杨弟(三只羊)”直播间,这款月饼仍在售卖,该直播间则设置为:主播已关闭评论。小杨哥回应:公司一共有三道售后9月14日,美诚月饼客服回复记者称,“美诚品牌是在香港注册并拥有商标证书的,品牌基因与研发团队均源自香港。”客服介绍,美诚是为了更好地拓展市场需求,在广州与佛山设立了营销中心与生产基地。美诚承诺,每款产品均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目前店铺除平台外,暂不与第三方合作。小杨哥在直播间介绍美诚月饼多名在直播间购买了月饼的网友称,在美诚月饼出现涉嫌虚假宣传的风波后,他们在后台申请退款被拒。不少人提供的聊天截图显示,美诚月饼店铺的客服回复统一称,“月饼属于时令性特殊食品类目,我们非常遗憾地告知,本产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记者注意到,在美诚月饼店铺介绍中也标注了温馨提示,称“月饼属于特殊商品,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介意慎拍”等字样。也有网友晒出聊天截图反映,他在下单美诚月饼的小杨哥直播间和三只羊网络后台申请退款,也一直未获回复。对于诸多“没有售后”的质疑,小杨哥近日在直播时表示,公司一共有三道售后,不存在没有售后的问题,“可以先联系购买的对应店铺,如果店铺售后处理得不满意,那么就可以再联系所下单的那个直播间。假设处理得还不行,还有第三道售后,您可以联系三只羊网络进行投诉举报,一定给大家处理到满意。”9月14日,红星资本局就此致电抖音平台,其官方客服表示,针对此事平台会进行核实,如果确实存在虚假宣传,会进行处理,一般是停业整顿、清退、商品下架、关店等。据潇湘晨报9月14日报道,记者分别致电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已经关注到此情况,辖区市监所已经介入调查,后后续了解情况后会进行回复。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不便接受采访。小杨哥近一个月掉粉175万由于电商头部主播疯狂小杨哥与辛巴的纠纷、销售香港美诚月饼等争议持续发酵。第三方平台灰豚数据显示,近一个月来,疯狂小杨哥和三只羊网络都在持续掉粉。“疯狂小杨哥”近一月来掉粉175.3万,9月以来每天都处于掉粉状态,9月5日单天掉粉最多,达15.6万;“三只羊网络”近一个月掉粉10.7万,9月以来除1日粉丝增长,其他日期都在掉粉。小杨哥一个月掉粉175.3万粉丝律师称虚假宣传若成立将面临行政处罚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陈贞律师告诉记者,如果产品产地与广告宣传、实物标识不符,可能构成欺诈行为,消费者有权要求相应的赔偿。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赵良善则认为,博主宣传月饼带有“香港”二字,难免会使消费者误认为产地系香港,且不少消费者是因月饼产地而交易,博主此举涉嫌消费欺诈。赵律师指出,从另一角度来看,博主售卖月饼,暗指月饼与香港有关联,且在直播平台广而告之、公布于众,亦涉嫌虚假宣传。广告法第4条规定,广告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不得欺骗、误导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0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此外,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 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据此,如经市场监督管理局介入调查虚假宣传成立,销售方及博主将面临行政处罚。来源: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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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交易》

    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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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情人》

    央广网北京9月13日消息(记者 朱冠安 实习记者 刘一诺)“空调租金太贵,上哪说理去。涨价到1年550元,3年都能买台新的了。”开学季刚过,首都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杜美玲在“校园集市”上发布的帖子火了,2000多名同学围观跟帖,吐槽在宿舍需要交纳租金才能吹上空调。“去年租金是420元,今年涨了130元,然而空调也并没有更换,凭啥涨价?”跟帖的同学表达着不满。杜美玲发布的帖子(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杜美玲在另一所高校读本科时,宿舍的空调是免费使用的,她们只需要交纳电费即可。来到首都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后,“新生入学住宿须知”使她“大为震惊”。“须知”中规定:“学生公寓宿舍内空调非学校统一配备,有空调使用需求的学生,不得擅自使用,请以宿舍为单位直接与空调厂家签订租赁协议、支付租金后使用,空调电费由宿舍成员自行承担。”新生入学住宿须知中关于使用空调的规定(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大三学生李筱和室友因空调租赁费而产生了矛盾。李筱觉得交纳550元的空调租金很不划算,加上电费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何况也可以使用电风扇。但她的室友却认为,550元的租金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只有130多元,没必要节省这部分开支。在她们争执不下时,管理人员来到宿舍对她们说:“如果不租,空调明天就拆走了。”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发帖(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学校坦言:未得到财政支持 经费不足和杜美玲一样对“付费租用空调”表示不解的学生不在少数:空调难道不是宿舍内必备的基础设施吗?为什么还要额外交纳租金?对于宿舍内是否应当配备空调,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根据教委批准的住宿标准,空调不属于宿舍内必配的基础设施。为了满足学生对空调的需求,学校从2016年开始采用“学生租赁使用模式”,引进第三方供应商,为有需要的宿舍提供空调租赁服务。首都师范大学公布的一份空调租赁供应商的招投标文件显示,今年6月,一家名为北京净洗科技有限公司的供应商中标了“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宿舍空调租赁服务项目”,中选金额为550元/台/年。招投标中选结果公告(央广网发 截图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官网)北京净洗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翟东向记者介绍了高校宿舍使用空调的4种模式:学校采购空调供学生使用;学校出钱租赁空调供学生使用;学校引入空调租赁供应商,由学生付费租用;学校采购空调,由学生付费使用。目前首都师范大学属于“学校引入空调租赁供应商,由学生付费租用”的模式,而净洗科技的另一客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则选择的是“学校出钱租赁空调供学生使用”模式。“采用哪种模式,主要取决于学校是否有这部分经费,以及经费的额度。”翟东介绍,在北京的高校中,采用“学校引入空调租赁供应商,由学生付费租用”模式的不止首都师范大学一家,还有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坦言:“学校的财政条件不太好,学生公寓的各项收费标准每年都需要经过教委批复,由于学校未得到这部分财政支持,只能通过引进第三方的方式,来满足学生对空调的需求。”租金为何涨价?供应商:经营性租赁 成本有波动今年开学季,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收到了空调租金上涨的通知。在此前的空调租赁方案中,1年的租赁费为420元,连续租2年、3年、4年还有不同程度的优惠。而目前只能以550元/台/年的价格租用,不少学生对空调租金涨价表示不满,想知道涨价的真实原因。首都师范大学2016年至2024年空调租金价格表(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杜美玲在首都师范大学的校园接诉即办服务平台“首先办”上提出了质疑,收到的回复是:原价格为2016年价格,2024年8月份与原空调厂家空调合同到期,到期后通过公开招投标签订新合同,价格由租赁市场决定,请同学理解。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给杜美玲的回复(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厂家的人工费、运输费在逐年增长,所以涨价也是在所难免。”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学校在多家竞标公司中选择了价位中等、质量较好的供应商为学生提供服务。翟东向记者表示,空调租赁并不是简单的物品租赁,还包括了一系列服务,如运输安装、清洗维护、更换等,属于“经营性租赁”,各个环节都有成本,且逐年上升,并不是学生们口中的“三四年租赁费用可以购买一台空调”这么简单。此外,今年净洗科技采购了“海享租”系统,同学们可以在“海享租”上线上交租金,同时“海享租”也更方便管理。杜美玲交纳租金的支付页面(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上述工作人员向记者强调,学校不向任何一方收取费用。学校在其中仅起到监管和协调的作用,一方面监管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协调学生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解决学生在租赁空调、使用空调时遇到的问题。翟东告诉记者,学校确实不存在收取“管理费”等行为,但有收取押金。“我觉得这种模式是一个过渡,先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翟东表示,各个学校的情况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空调租赁的模式就是先为没办法购买空调的学校提供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希望学生理解学校的困难,我们也在努力之中。”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学校每年都在申请资金,也在努力让学生用上免费的空调,同时学校会监督空调租赁供应商为学生做好服务。(应受访人要求,文中杜美玲、李筱和翟东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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