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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新闻热点组一年多以前，王女士曾被邀请参加在广州举办的一场二次元茶会，作为活动嘉宾交流洛丽塔文化。该活动主办方提前数月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活动宣传海报，海报中显示王女士为首位嘉宾。然而活动前2个月，同为洛丽塔爱好者的胡女士看见了海报后，指责王女士是一名“福利姬”，玷污了洛丽塔文化。为了抵制王女士在圈内的活动，胡女士在小红书上平台发布主题为“茶会邀请福利姬做嘉宾”的图文笔记。不过据某社交平台上广州二次元茶会相关帖文的网友评论，称活动当天王女士并未到场。指责王女士为“福利姬”的胡女士也未参加活动。2024年，王女士以胡女士在小红书的发帖侵犯其人格权的名义向法院起诉了胡女士。近日，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决胡女士胜诉，引发网友关注。洛丽塔爱好者发帖揭发“福利姬”2023年上半年，预计在广州举办的“AcyLolita茶会”发布了活动海报。该活动是为了交流洛丽塔服饰。海报上的首位嘉宾是王女士。活动时间定在2023年7月30日。洛丽塔服饰是指以哥特风格、甜美风格和复古风格为基础的服饰，通常在“洋娃娃般精致”的具有花边、蕾丝、绑带或蝴蝶结为特点的服饰基础上进行设计，以诠释某一主题。茶会为洛丽塔爱好者举办的集会活动，参加活动的人通常会身穿洛丽塔服饰，同时聚集在一起展示和传播洛丽塔文化。福利姬，缩写为“flj”，是一个贬义词汇，字面意思为提供“福利”的女性，指拍摄色情或色情擦边球的图片或视频并进行售卖的人，利用自己的身体拍摄色情内容并进行盈利。看到海报后，胡女士于2023年5月28日在其小红书账号上发布主题为“茶会邀请福利姬做嘉宾”的图文笔记，并配文称“广州茶会别太离谱，把福利姬排在正经种草姬前面”。图片中截取了2023年广州“AcyLolita茶会”的宣传海报，海报显示王女士为该活动的首位嘉宾。该条发文有1422条点赞，555条评论。发帖时，距离活动举办还有2个月时间。而据某社交平台上广州“AcyLolita茶会”相关帖文的网友评论，7月30日当天，预定的嘉宾王女士并未到场。指责王女士为“福利姬”的胡女士也未参加活动。胡女士向《正在新闻》讲述发帖原因：“一般嘉宾会由圈内人气值比较高的人担任，王女士在洛丽塔圈中并不出名，虽然她也做过一些洛丽塔相关的内容，但是她现在好像主要是那种小圈里以宣传性文化为主的博主。所以对于她来担任茶会嘉宾，我并不认可。”胡女士在小红书上发布主题为“茶会邀请福利姬做嘉宾”的图文笔记2023年8月22日，王女士向小红书（行吟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发起申诉，随后小红书下架了胡女士发布的图文，并封禁了胡女士的账号。发帖者被起诉侵犯人格权2024年5月，胡女士收到了广州互联网法院发来的诉前调解的消息，才得知王女士以侵犯人格权的名义对她提起了法律诉讼。胡女士在调解室中发文原告王女士要求胡女士在小红书平台指定位置及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赔偿金、维权而支付的公证费、交通费、律师费共40000元。胡女士拒绝了调解：“我在线上调解室里发了一大段话，我指出了原告的一些错处，并表示她是一定不会胜诉的，如果对方要起诉我，我一定会积极应诉的。”胡女士在调解室中称：“在2023年5月发布帖子曝光原告之前，原告已经因为自身行为不检，在互联网上引起舆论争议。我称原告是福利姬，也是基于她贩卖淫秽色情物品牟利的事实，是正常且合理的评价行为。我国长期以来进行扫黄打非活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市场秩序，原告在明知道自己这样是违法犯罪行为的前提下，仍长期通过网络平台贩售自制的淫秽色情物品来谋取利益，对社会造成极大的不良影响。”为了应诉，胡女士收集了一系列的相关证据，包含原告在国内互联网平台(以微博为主)、线下(以娱乐展览活动为主)售卖淫秽色情物品的证据，以及对方所制作的淫秽色情物品。“原告在正式诉讼中毫无优势。我要求原告撤销对我本人的起诉，如果原告态度坚决、认为自己没有过错，我也愿意与其将诉讼进行到底。”胡女士告诉《正在新闻》，她目前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刚接到诉讼消息时她有些慌张，这是她第一次被起诉。5月29日，法院正式立案。起初，胡女士试图自己在社交平台上寻找律师来帮忙打官司，但找到的律所并不靠谱，险些被骗取3000块钱。而后胡女士向家人坦白情况，家人为她寻找到了相熟的律师，律师答应为她免费代理。直至开庭前，胡女士都在收集并整理证据。“整个收集证据的过程我大概花了四五天，是我独自整理完成的，并且我担心对方律师有足够多的时间来应对我提交的证据，所以大部分证据我都是当庭提交的。”胡女士收集并整理的证据截图胡女士说，她收集了一些网友评论或者发文，以证明自己发帖前，王女士的“社会评价就不太好”。除此之外，胡女士还收集了对方的一些账号内容，“她今年也参加过一些漫展类活动，拍摄的大尺度写真她分享到了她的微博和抖音账号上。同时我也通过一些网友的记录发现她在微店以及某社交平台上贩卖过她的大尺度写真。”“有违公序良俗”，“福利姬”败诉今年7月3日，王女士诉胡女士网络侵权责任纠纷一案正式开庭。“对方全程都是律师代理的，开庭当天也没有过来。那天是上午9:30开的庭，到大概11点的时候就结束了，下午我还赶回了学校进行期末考试。”胡女士说。据胡女士回忆，庭审过程中，胡女士向法官解释了二次元相关的一些名词，以及一些网络用语，比如“福利姬”等，然后向法官提供证据并解释证据，同时也通过举证阐明自己发帖的用意。胡女士表明，目前洛丽塔爱好者的圈层里，有许多未成年人，像王女士这样（通过大尺度写真）宣传自己、包装自己的，会对未成年人进行错误的引导。在洛丽塔圈内，王女士有一些抵制她的人，也有一些真爱粉。庭审结束后，胡女士担心败诉，仍然在一直收集证据进行补充。8月28日，广州互联网法院作出宣判。法院认为，本案系网络侵权责任纠纷，具体为一般人格权纠纷。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被告发布的案涉小红书笔记是否侵犯了原告的人格尊严。判决书称，根据本案查明事实，在被告发布案涉笔记、评论前，原告曾拍摄过多组各式大尺度照片、视频，并在多平台上传播、售卖上述照片、视频，以上行为有违公序良俗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被告在案涉笔记、评论中虽然使用带有贬义词性的“福利姬”指称原告，确有不妥当之处，但被告发布案涉笔记、评论系其行使作为公民依法享有的舆论监督权的行为体现，目的系为了维护其身处的“二次元”环境的干净、纯粹，而非出于贬损原告人格尊严，故被告发布案涉笔记、评论，不存在侵害原告人格尊严的主观上故意。另外，原告亦未举证证明其确因被告发布案涉笔记、评论的行为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事实，故被告发布案涉笔记、评论的行为不符合一般人格权侵权的构成要件。“原告主张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其人格尊严，缺少理据，本院不予支持。”最终，法院驳回原告王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并判处案件受理费250元（减半收取），由原告负担。广州互联网法院作出宣判9月12日，王女士在其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视频称自己将会进行上诉。《正在新闻》尝试联系王女士，未能成功。14日，胡女士告诉《正在新闻》，“我目前还没有收到法院的任何消息，二审她需要提供新的证据，我想她应该会换一个律师。”

9月14日，陈代忠收到了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根据裁定书，陈代忠6年前祖屋被拆一案，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决定提审。当事人陈代忠。 澎湃新闻记者 庄岸 图58岁的陈代忠是福建省福清市玉屏街道石井村人。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随后他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该案中，一审法院曾认定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强拆行为违法，两被告上诉后，福建高院二审则认为，上诉人主张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今年6月，最高检针对该案向最高法提出抗诉。三个月后，9月12日，最高法作出裁定，决定提审该案。该裁定认为，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没想到自己的案子能引起‘两高’的关注。”9月15日， 陈代忠向澎湃新闻表示。一审法院认定强拆行为违法案卷材料显示，陈代忠在石井村有一处祖屋（部分与他人共有，部分自有）。他称，因福清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其祖屋被列入征迁范围。由于他不认可补偿安置标准，未签订补偿协议。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除。陈代忠说，他认为系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组织，石井村委会派员进行了强拆。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均表示未参与拆除行为，本案并不属于行政纠纷，也不存在行政强制行为。随后，陈代忠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2019年6月26日，莆田中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莆田中院认定，案涉“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系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市政项目，由市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征地工作。涉事房屋被强制拆除客观上有利于该征迁项目的顺利实施，契合了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征迁意图，故被告福清市政府应承担原告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本案被告玉屏街道办提供证据可以证明其实际参与组织实施征迁工作，且在诉讼过程中收集证据，欲意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故玉屏街道办也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两被告未提供其责令原告交出土地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综上，原告陈代忠对本案被拆除房屋享有应份所有权，两被告未依照法定程序对原告房屋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由于该强制拆除行为已经实现终了的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判决：确认被告福清市人民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7月7日强制拆除原告陈代忠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审法院驳回起诉，村委会称房屋系其拆除福清市人民政府和玉屏街道办事处均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6月19日，福建省高院对该案作出二审裁定，撤销此前一审判决，驳回了陈代忠的起诉。裁定书中显示，在调查中，石井村委会向福建高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介绍称，2016年福清市进行环城路建设，因村集体在环城路另一侧有大片土地，石井村委会打算建设一条石井村和环城路的衔接水泥路，以便村民往返通行，故向玉屏街道办和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提出申请,请求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收范围后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福清市环城路建设指挥部专题会议纪要(二十九)》，同意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迁。石井村委会的《情况说明》称，因各种原因，案涉房屋后来没有列入征迁红线图。陈代忠在村两委及老人会的动员下，同意将案涉房屋拆除，所以石井村村委会雇请施工队于2018年7月7日拆除了案涉房屋。石井村委会还称，目前由于陈代忠又说不同意拆除，石井村委会因无强制力，其房屋东侧的剩余部分至今未拆，原准备修建的村里连接环城路的水泥路无法修建。而陈代忠则表示，从未同意任何人拆除其祖屋。福建高院在裁定书中称，在调查中，福清市政府否认在征地批复后将被上诉人的案涉房屋纳入征迁范围。从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提供的现场拆除照片和视频看，拆除现场仅有两名施工人员，施工现场平稳。两上诉人主张其没有实施也没有委托他人实施拆除案涉房屋，其不知施工人员的身份。福建高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就拆除的原因及强制力分析，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至于被上诉人与村委会间的纠纷，相关当事人应另行寻求救济。故作出上述二审裁定。最高检提出抗诉，最高法决定提审陈代忠不服，向最高法提出申诉。2021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驳回了陈代忠的再审申请。最高法决定提审该案。最高法经审查认为，本案中，陈代忠以其祖遗房屋被强制拆除为由提起诉讼。从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涉案房屋并未被列入征迁红线范围内；因修路需要，在村两委和老人会的动员下，陈代忠同意拆除，村委会雇人将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屋及陈代忠与他人共有的厅拆除后，其又反悔，故剩余部分至今未拆除。最高法认为，从前述情况看，涉案房屋拆除不属于行政强制行为，故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陈代忠的起诉并无不当。陈代忠的再审申请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后，陈代忠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2023年11月23日，福建省检察院答复称：关于陈代忠诉福清市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检察监督案，本院经审查已于2023年11月23日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检抗诉通知书。 受访者 供图2024年6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针对该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9月14日，陈代忠收到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裁定书中称，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并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终790号行政裁定的执行。裁定书中称，最高法经审查认为，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的《会议纪要》与案涉房屋在同一祖厝的陈友明等户与玉屏街道办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协议书》，以及玉屏街道办《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等证据有可能证明，《会议纪要》同意将陈代忠户的案涉房屋列入征迁范围，玉屏街道办受福清市政府委托，在对会议纪要涉及石井村6座房屋实施征收过程中，将案涉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收到这个裁定非常欣喜和欣慰，接下来我们就等待法院的公平公正的裁判。”陈代忠代理律师、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海峰表示。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寻找2000年丢失的龙凤胎儿女”，这是一则曾引发关注的寻人启事。孩子父亲在甘肃省嘉峪关市一宿舍区宿舍楼下带着龙凤胎玩耍，之后两个孩子失踪了。图为被拐的龙凤胎9月7日，一份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刑事裁定书公开。裁定书显示，龙凤胎失踪11年后，父亲去世，母亲继续寻找孩子，并在2015年报警。龙凤胎分别被多次拐卖至河北两个不同家庭。直到2021年，女儿选择了与母亲相见；此后 ，儿子则表示“不想跟亲生父母走了”。裁定书显示，一位参与拐卖的人贩子李某在24年后，因拐卖儿童罪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裁定书显示，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被害人李女士的儿子小浩、女儿小玲（2周岁，化名）被他人从嘉峪关市带至李某与妻子王某在张掖市甘州区经营的汽配店，李某伙同妻子将小浩贩卖给王某乙，并通过王某乙的介绍，又将小玲贩卖给河北省邢台市的张某夫妇，从中非法获利16000元。后小浩又被王某乙贩卖给邢台市的常某某抚养；小婷则被张某夫妇贩卖给同乡的赵某抚养。图为法院的裁定书截图将龙凤胎带到李某店里的人是谁？在李女士的讲述中，提到了这样的细节：“我的两个孩子于2000年丢失，一个张掖老太太说，孩子是被两个老乡和一个四川口音的人领走了，那个四川口音的人经常到宿舍区打麻将，和我老公认识，姓杨，缺一个胳膊。孩子丢了以后，我再没有见过这个人。”李女士称，她曾多次询问丈夫，孩子去哪里了，被丈夫告知送回了老家。再三追问下，他们前往张掖市找孩子未果。“一直到2011年，孩子父亲去世，他也没有如实告诉我孩子的去向。”而在此前李女士在网上发布的寻人启事中，她提到，孩子失踪后，家人当时怀疑有一个四川口音的人拐走了孩子，可当家人找到对方家时，对方已经去世，线索也断了。2011年1月11日，被拐卖龙凤胎的父亲在医院住院期间因病抢救无效死亡。4年后，2015年6月24日，李女士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同年6月26日立案侦查。李女士的女儿小婷的陈述内容显示，她从记事起就生活在邢台市广宗县某乡。“9岁时，养父母说我是他们捡来的，具体情况没有告诉我，养父母一直对我很好。2021年，我与亲生母亲相见。”李女士的儿子小浩称，“10岁时，常某某说我是她抱养的。养父母对我非常好，我不想跟亲生父母走了。”2023年3月23日，李某因涉嫌拐卖儿童罪，于被公安机关从酒泉监狱解回再审。此前，2015年11月2日，李某因犯诈骗罪被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5万元。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李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还有漏罪没有判决，依法应当数罪并罚。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六万元。李某非法获利16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李某上诉后，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证人证言，被害人李女士的儿女系被“老杨”带至李某和王某经营的店中。“老杨”让王某、李某帮忙将两个孩子贩卖，李某遂让王某打听要孩子的人，并让王某向对方要钱，李某与王某达成了贩卖涉案儿童的合意。之后，王某联系王某乙，以16000元的价格将两个孩子贩卖，李某对王某将两个孩子交给他人并收取一万余元均明知，其并未有效阻止王某实施贩卖儿童的犯罪行为，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因此李某的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来源：潇湘晨报）延伸阅读人贩子拐卖14名儿童获死刑 表妹充满恨意：他该死近日，四川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浩文等人拐卖儿童案一审宣判，主犯王浩文前罪和漏罪共计拐卖儿童14人，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在寻亲“圈子”，王浩文是“该死的人贩子”。在乡邻们眼中，王浩文是个“聪明人”，甚至还有些“书生气”。王浩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6月21日，封面新闻记者深入他的老家进行了调查。王浩文被判处死刑 央视报道视频截图乡邻印象：王浩文是个“聪明人”但在老家的名声一直不好穿得比较体面，经常挎一个包，看起来有些“书生气”；很少回家，每次回来只住几天就走了。在四川渠县涌兴镇，这是乡邻们对王浩文的印象。邻居们都记得，王浩文是2000年在场镇上买的房子，住在一栋叫“向阳楼”的居民房中。房子装修好以后，王浩文于2001年搬进新房。6月21日，封面新闻记者找到了王浩文的房子，但房门紧锁，多次敲门也无人应答。邻居称，多年前，王浩文的家属就把房子租出去了。但是，最近几年，基本上没有见到有人住这个房子。王浩文在四川渠县涌兴镇居住的“向阳楼” 曾业 摄除了日常见面打招呼，邻居们基本和王浩文没有往来——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人贩子”。“他是个聪明人。”一名销售建材的邻居告诉记者，王浩文在涌兴高中读过书，20世纪70年代毕业，“那个时候，能考上高中，是非常聪明的。”这位邻居称，王浩文在2013年曾在甘肃包过工程，做商品房的粉刷，在涌兴镇找人过去干活，没人愿意去。因为，王浩文在老家的名声一直不好。“听老一辈的人讲，王浩文80年代拐卖过妇女，但是，拐卖细娃（儿童）的事，直到他前些年在外省被抓了以后，我们才晓得。”邻居称，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王浩文经常往省外跑，回家后爱打麻将，一元、两元都打。“当年，有钱的人才打得起那样的麻将。”王浩文在省外具体做什么，没人知道，乡邻们问起，他只说“在做生意”——在此之前，王浩文曾有过两次偷盗经历，这是他选择外出“挣钱”的重要原因。“高中毕业之前，王浩文偷过学校的猪。”涌兴镇上“向阳楼”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当年，王浩文偷了一些小猪仔到周边乡镇售卖，被人揭发过。学校本来可以直接将王浩文开除，但由于他成绩好，最终只给了个处分让他毕业了。“向阳楼”三个字下方便是王浩文的家 曾业 摄高中毕业后，王浩文一直没找到正式工作。几年后，王浩文又被传出“偷过牛”。“事情发生在当时的金竹公社大溪大队，王浩文的老家在隔壁的沙湾大队，现在都变成了村，归报恩乡管。因为偷牛，王浩文被判过刑。”邻居的说法，有案件材料佐证。据央视《今日说法》栏目报道，1987年2月17日，王浩文因犯诈骗罪、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亲戚讲述：王浩文喜欢逗小孩曾断言“娃娃丢了就找不回了”“白天是人，晚上是鬼。”提及王浩文，表妹阿珍（化名）就充满恨意。虽然是亲戚，但阿珍从来没去王浩文家走动过，即便是外出在涌兴镇上落脚，也只住旅馆。为何如此恨王浩文？阿珍道出了缘由。1990年12月31日上午，阿珍年仅2岁2个月大的小儿子，跟在哥哥身后一起去幼儿园的途中，被人拐走。从兄弟俩出门到事发，时间不到10分钟。孩子丢失的街道，在渠县三汇镇，名为大井街。而王浩文在渠县涌兴镇买的房子，所处的街道也叫大井街。30多年来，阿珍始终认为，小儿子的失踪跟王浩文脱不了干系。为此，阿珍无数次与王浩文对质。“从他40多岁问到50多岁，他始终不承认有那回事。”“后来，王浩文的堂弟就告诉我，王浩文被抓了，说是在拐卖现场被警察带走的。这让我更加相信，我小儿子失踪跟王浩文有关系。”回顾34年的艰难寻亲之旅，阿珍印在脑海中的细节，始终挥之不去。“我小儿子丢失前，我表妹正好在一个口腔诊疗门市上班，她连续好几天看到过王浩文。都是亲戚，肯定不会认错。”阿珍分析称，王浩文当时出现的地方，就在她大儿子就读的幼儿园旁边的拐角处。由于没有往来，王浩文不认识阿珍的孩子，作案嫌疑增大。阿珍曾经在涌兴镇打听王浩文的情况。不少邻居都说，王浩文特别喜欢逗5岁以下的小孩，身上随时都揣着糖果和玩具。“大概10年前，我最后一次找王浩文对质，请求他帮忙寻找失踪的小儿子，他说‘娃娃丢了就找不回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找过他了。”阿珍告诉记者，为了获得小儿子失踪的相关信息，34年来，他和家人能用的办法都用尽了。如今，他们仍在艰难寻找，一直没有音讯。王浩文也许本来可以帮忙，但他没有——得知王浩文被判死刑的消息后，阿珍说：“他该死，但不该到死都不说那些娃娃到底去哪儿了。”记者调查：王浩文未给母亲送终判决书中的“从犯”是其妻子最近几天，王浩文的老家渠县，都在关注这个“人贩子”的最终结局。尤其是在涌兴镇和报恩乡，曾见过王浩文的乡邻，都对其唏嘘不已。封面新闻记者通过走访调查得知，王浩文搬家到涌兴镇场镇居住前，一直在报恩乡沙湾村的老家居住。如今，老房子早已垮塌，过往，被埋在蓬蒿之下。“原先，他们家有9口人，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曾与王浩文同村居住的村民介绍，王浩文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加上父母和奶奶，原本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多年之后，兄弟姊妹大多都已离开渠县老家，有的远在湖北武汉，各有各的事业，各过各的生活。居民楼电表上留着王浩文的名字 曾业 摄“王浩文的父亲走得早，50多岁就不在了。大约是2000年，王浩文的奶奶去世，活了96岁。”村民告诉记者，今年3月，王浩文的母亲因食道癌不治离世，享年88岁。那时，王浩文被锁在铁窗内，未能回家给母亲送终，丧事由王浩文的三弟办理。据村民讲述，母亲过世，王浩文的妻子胡某雄该回老家的，但大家没有看到她。“王浩文拐卖儿童，胡某雄也参与了，可能不好意思回来。另一个原因是，她当时在湖北武汉，据说是患了宫颈癌和糖尿病，回来不了。”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川13刑初5号刑事判决书中，王浩文和胡某雄的户籍地和住址地一致；被告人胡某雄曾用名胡治，被认定为“从犯”。2015年12月10日，胡某雄因犯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2019年9月25日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刑事拘留，2023年4月23日被逮捕。经法院审理，被告人胡某雄被判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曾三次入狱：从3人到14人检察院两次追加遗漏罪行封面新闻记者梳理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王浩文11宗拐卖儿童事实发现，王浩文在湘鄂川多地作案，检察院两次追加他的遗漏罪行。案件材料显示，王浩文多以糖果等食物引诱儿童，还和情人王某琼、妻子胡某雄一起作案，拐卖一个儿童一般可获利数万元。法院判决书显示，四川省南充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浩文、王某琼、胡某雄犯拐卖儿童罪，于2021年6月10日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11月1日，南充市人民检察院又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王浩文的遗漏罪行。2023年4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浩文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23年10月，四川高院以原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2024年4月，检察院再次追加王浩文的遗漏罪行。2024年5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处王浩文死刑。而在这之前，他已经有三次入狱经历。1987年2月17日，王浩文因犯诈骗罪、盗窃罪被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06年11月17日，因犯拐骗儿童罪被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5年12月10日，王浩文、王某琼、胡某雄因犯拐卖儿童罪被四川省蓬溪县人民法院判处刑罚，其中王浩文因拐卖儿童3人被判十五年。结合南充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诉，在案证据显示，王浩文从2001年10月开始从事拐骗、贩卖儿童犯罪活动。2006年获刑，2008年7月刑满释放后，王浩文又在2009年2月至2010年5月期间连续拐卖儿童6名。至2014年6月，在多地流窜作案十四起，共计拐卖儿童14人。造成部分被害人父母轻生、离婚和巨额经济损失，在多地造成社会恐慌，引发社会不安，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一审时，面对死刑宣判，王浩文当庭表示要上诉。王浩文的结局，还要等法律最后裁定。但案件中的14名儿童和背后的家庭，命运已被改写。

大象新闻记者 关新耀 刘园园 杨灿 李昌 段晋哲/视频拍摄 特约撰稿人 柳俞伶被生父抢走藏起来后的第329天，梳着小揪揪，奶声奶气呼唤着“妈妈、妈妈……”的大眼萌娃田田（化名），被生父田某及和其婚内同居女友文某虐待致死。2024年8月21日，呼伦贝尔的天空飘着小雨，在田田离世后的第244天，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两岁女童被生父及女友虐待致死案”。大象新闻记者全程旁听了此次庭审，见证了现场的每一个细节。这场长达近6个小时的庭审，田田生母李婷婷携女儿照片出庭，情绪几度失控的她，当庭放弃律师提出102万的民事赔偿，跪求法庭判处被告人死刑。被告人文某、田某出庭受审，最终也双双认罪“求死刑”。当日，法庭宣布休庭，择日宣判。而此时此刻的田田，依旧躺在200公里外满洲里的一家殡仪馆里，她还在静静地等待着妈妈来接她回家……“12·21满洲里虐童事件”中的受害人田田婚还没离，孩子就被抢走藏匿2023年的5月13日-28日，李婷婷自媒体社交平台连发4条视频，全网寻夫寻女。“平乡县油召村田某……把孩子给我送回来，孩子那么小你也管不好，作为一个男人要有担当，不要老是逃避，你爸妈都说联系不上你，全网找人。”那时距离田田被抢走已过去了近4个月时间。事后据李婷婷回忆，孩子被抢走时，是两人结婚的第4年。婚后田某长期在内蒙古做生意，她则待在河北平乡县家里照顾孩子，两人长期处于分居状态。“之前没有矛盾，就是突然间，2022年年底他突然就回来就要提出离婚，我不同意。”2023年的正月初五（1月26日），田某说要把孩子抱走一两天，李婷婷不同意，两人发生争执。田某用拳头抡倒李婷婷后抢走了孩子。之后，又趁李婷婷回娘家修养的两天时间，带人将两人的婚房搬空。李婷婷至此被田某拉黑、删除所有联系方式，过上了在空房里打地铺的日子。“抢走”孩子后，田某将李婷婷拉黑、删除，彻底失联2023年5月，田某起诉要求离婚，7月18日，法院立案；8月8日，离婚案因田某一家无人出庭判撤诉处理而被搁置。李婷婷怎么也想不明白，两个大人吵架，田某为什么将孩子藏起来？孩子被抢走的十个多月里，李婷婷常常被噩梦惊醒，总会梦见田某打孩子，孩子一直在哭！这样的心惊胆战持续到了2023年12月21日晚八点左右，一通来自满洲里公安局的电话彻底击溃了李婷婷情绪，从警方口中她收到了孩子被虐待致死的惊天噩耗。无辜稚子，却遭遇“猎杀时刻”李婷婷最后一次见到女儿，是2023年12月27日在满洲里的殡仪馆里。当时的她，只看了一眼孩子的背面，就瘫软在地。孩子浑身是伤，胳膊、腿上、屁股上，后脑的位置暗红的手指印……李婷婷案发后在满洲里的殡仪馆见到了离世的孩子医院的危重病人抢救记录、急诊病历，尸检报告的短消息以及法院寄送的起诉书，都相继还原了田田在被生父抢走10个月内的惨痛经历。庭审现场田某和其女友文某声称打骂孩子，完全是出于管教目的，没想到会这么严重，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是虐待。文某也表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变成了恶魔？”从公诉人提供的证据以及文某手机里都能看到，田田叫文某“妈妈”，她经常会在被打时说，“妈妈我错了；妈妈我不这样了；妈妈宝宝错了。”可即便如此，文某与孩子生父田某也没有停手的意思。法庭现场展示了捆绑孩子的白色尼龙绳，有手指粗；殴打孩子的木棍约长45厘米，宽4、5厘米……公诉人提交文某的手机备忘录中的证据显示，两人曾在室外温度零下二十多度的情况下，将田田的衣物剥光并打开窗户，让孩子站在客厅达20分钟，等孩子认错之后才带她洗热水澡。文某、田某两人多次殴打田田，除了用皮带抽打、尼龙绳捆绑等极端手段，甚至还将袜子塞入田田口中、尿垫套在头上。更令人震惊的是，文某竟将这一系列行为称为“猎杀时刻”。而当法官询问文某“猎杀时刻”的意思时，23岁的文某回答“我初中文化，没有太高的文化，可能就是字面的意思吧，未必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凶残？”令人难以接受的残酷事实是——文某、田某对待孩子的手段非常残忍，庭审现场有证人表示两人不给孩子吃饭，时间长达一天两夜；田某、文某也表示自从2023年2月把孩子接过来同住后，除了9月份可能没有殴打孩子，其余时间隔三差五就会因为孩子不听话“管教”孩子，还曾把孩子吊在家里像秋千一样的吊床上……无论是此前李婷婷对外公布的案情资料还是公开审理的呈堂证供，都逐渐揭开了田田因何“系在全身多发性软组织挫伤的基础上，因胸部受到钝性外力作用造成右心房破裂，导致心包积血，急性心脏压塞而死亡”。田田急诊病历，抢救无效临床宣布死亡公安局鉴定意见通知书法院起诉书揭露田田离世前曾遭受长期虐待闪婚 成为悲剧起源这场悲剧源起应该从两人的“闪婚”说起。2019年6月，李婷婷经媒人介绍与田某相识，两人均为“97年”生人。两人相识后，田某表现积极，经常会到李家的服装店帮忙。当时，李婷婷和母亲觉得，这个勤劳肯干的小伙子还不错。刚认识一周多，田家就催着结婚，李婷婷没有拒绝；于是在相识的第12天，两人订婚了。同年12月18日，两人领证，并在河北老家举办婚礼。婚后，田某内蒙古、河北两地跑。2020年下半年，李婷婷怀孕了。怀孕后，田某曾回来共同生活过两三个月，但对怀孕的妻子表现冷淡。次年4月27日，李婷婷生下女儿。对于新生命的到来，李婷婷很欢喜，她的自媒体90条视频中，半数以上记录着孩子出生以来的点滴成长。然而，婆家却对这个新生命的到来不冷不热。李婷婷其实一直明白婆家重男轻女，产后第二天，婆婆曾在产房里叮嘱她，“养好身体，过两年生个男孩”。孩子尚未满月时，她也曾听到公公抱怨，“第一胎应该是个男孩”。孩子满月后，回满洲里工作的田某偶尔回家，要么抱着手机打游戏，要么酗酒。法庭现场，带着脚镣、佝偻着身体的田某异常沉默，只在法庭询问意见时多表示“没有”。而李婷婷印象中的田某嚣张跋扈，对她粗言粗语言，有一次深夜醉酒回家，李婷婷怕他吵醒孩子让他睡沙发，田某还一拳把房门砸出了个窟窿。不仅如此，在李婷婷全职照顾家庭、孩子的这段时间，田某还以做生意没钱为由，让李婷婷帮他还信用卡，帮他从多家网贷平台借款，本息加起来超过了20万。可现实是田某挥霍着李婷婷给他的钱“养小三”，他与某社交软件相识比自己年轻的文某恋爱、同居，两人在满洲里生活的日子亲密无比，对外均以夫妻相称。文某、田某以夫妇相称带孩子出行事后，恍然大悟的李婷婷对外控诉，“从头到尾都是他们的谋划，让我背贷款，藏起孩子要挟不还钱。”“判处死刑” 一个母亲最朴实的诉求女儿离世的8个多月时间，为了给孩子伸冤，李婷婷一次次地通过自媒体平台实名发声，痛心疾首地将孩子生父田某和其婚内女友文某残忍虐待孩子事实公之于众，她一次次恳请相关部门给予重视，严查严审女儿的案件。公开庭审前，李婷婷和田田的姥姥、姥爷、舅舅，一家四口专程从河北老家驾车20多个小时，提前一天抵达了内蒙古。“我希望田某和文某最后能判处死刑，尽快能给孩子讨回公道。”站在呼伦贝尔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口，面对多家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新闻媒体的镜头，平日里说话轻言细语的李婷婷，眼神坚定、语气坚定地表达着她的诉求。李婷婷携女儿照片出庭，跪求法庭判处被告人死刑庭审前一晚，直至凌晨，李婷婷都难以入眠，脑子乱，心痛的她，拿起笔含泪给女儿写下了一封长信，诉说着这八个月来的锥心之痛和对女儿的无尽思念。信件里，李婷婷跟田田诉说，“总有人问我，有什么诉求，妈妈能有什么诉求？我只希望凶手能判死刑。”这位母亲发出了朴实的心声：“妈妈现在只想让案子结束，然后把你带回老家。到时候，我找个离家近的地方安葬你，没事了就能去看你。”8月21日“两岁女童被生父及女友虐待致死案”庭审结束后，李婷婷辩护律师梁嘉辉在接受大象新闻记者采访时曾表示，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及案件的具体情节，目前本案无疑构成了虐待罪，但是否构成故意伤害罪则需进一步结合案情分析，但他对司法公正充满信心，相信法律会给出公正的裁决。“时下很多涉及孩子抚养权和探望权诉讼中，伴有抢夺、藏匿孩子行为的案例占一定比例。”河南银盈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安新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4年修正）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未成年人的成长既需要父爱也需要母爱，父母双方均应履行抚养、教育和保护的监护职责，未成年人作为独立个体，在家庭关系中享有的基本人格权益，八周岁以上的有自己选择随父或随母生活的权利。朱安新认为夫妻一方在分居期间抢夺、藏匿子女，对另一方及未成年子女均会造成较大的心理伤害，系家庭暴力中的一种表现形式，“田田的悲剧就是从生父抢走她开始的，谁也未料到一次婚内藏匿孩子的事件，最后竟以这么惨烈的方式收场”。“还有不到1个月就中秋节了，希望到那个时候，咱们母女已经都在老家了。我给你做很多月饼，买很多粉色衣服，买很多积木……”庭审的第二天，李婷婷兑现信中对孩子的承诺，从海拉尔来到了事发地满洲里，田田遗体存放的殡仪馆。这一次，她要和田田做最后的告别，“妈妈这次带你回家，这次不会让你在外面了”。2024年8月25日，离开母亲577天的田田回家了。 据中国海警微信公号消息，9月14日，菲律宾9701号船撤离中国仙宾礁潟湖。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刘德军15日表示，菲海警9701号船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近5个月，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正告菲方，停止煽宣炒作、冒险侵权。中国对包括仙宾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海警将依法在中国管辖海域持续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此前，该船通过锚泊方式谋求在仙宾礁长期存在，妄图侵占中国领海。中国南海研究院世界海军研究中心主任陈相秒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表示，在该问题上“中方已经多次表达了明确的强硬的立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菲律宾试图继续存在，死磨硬泡的幻想破灭。”综合路透社与新加坡《联合早报》消息，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主席贝尔萨明在声明中声称，“部署期间该船只遇到较大舰队包围”。不过，贝尔萨明还宣称，船只返回是为了满足船员的医疗需求，以及对船只进行维修。陈相秒分析，菲律宾9701号船在仙宾礁锚泊150天，该船的油料以及船上人员的生活物资已经无法保障，另外船只本身也需要维修。其次，中方表达了非常明确的立场，即撤船撤人，恢复仙宾礁无人无设施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菲律宾试图继续存在，死磨硬泡的幻想破灭。”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9月11日，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在北京共同举行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BCM）团长会晤。双方就中菲涉海问题特别是仙宾礁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方重申在仙宾礁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敦促菲方立即撤离有关船只。双方同意继续通过BCM等外交渠道保持沟通。拉扎罗9月12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我重申了菲律宾的一贯立场，并探讨了缓解地区紧张局势的方法。我们同意继续就合作领域展开讨论，特别是热线机制、海岸警卫队合作，以及海洋科学合作。”澎湃新闻了解到，中菲 BCM会议已进行九轮，最近一次会议刚过去两个月。7月2日，中菲双方就南海形势特别是管控仁爱礁局势，在马尼拉共同主持召开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BCM）第九次会议。关于南海局势，中方一直通过外交渠道与菲律宾沟通。但在7月的磋商后，菲律宾政府态度反复无常。菲方先是否认与中国达成了管控分歧的“君子协定”，而后又于21日率先透露已与中国在月初的磋商中就“坐滩”军舰“马德雷山”号补给问题达成了协议。但仅过了一天，菲方再次反驳协议内容，指中国“事先通报、现场核查”的说法不准确，并称菲律宾将继续维护自身“海域权利”和“管辖权”。对此，陈相秒表示，“菲律宾方面明显感受到中方压力，因此菲律宾外交部试图借谈判获得中方的妥协。（菲方）强硬的立场不太会改变。同时也需要看到，菲律宾外交部的意见和军方海警的表态是不一样的。菲律宾军警现在发挥主要作用，并且态度相对强硬。只要有机会，菲律宾军警依然会采取单边措施。”另外，陈相秒特别指出，“菲律宾在仙宾礁问题上显然失策，特别错误地将其定义为‘低潮高地’。这与事实相反。”他强调，“环保报告再次确认，仙宾礁属于高潮时露出水面的海洋地物。”8月30日，《仙宾礁珊瑚礁生态系统调查报告》正式公开发布。《报告》显示，仙宾礁礁坪上现有6个沙洲，6个沙洲最高点均高出当地平均海平面，其中3个沙洲最高点分别高出当地平均大潮高潮面约1.3米、0.4米、1.0米。这一发现，与我国历来坚持仙宾礁属于高潮时露出水面的海洋地物主张相吻合。“菲律宾无法再欺骗国际社会。”陈相秒说到。延伸阅读媒体：在菲律宾贫民窟中 小马科斯"反华"效果明显两年前，小马科斯狂卷菲律宾全国逾58%的选票，当选新一任总统。当时人们对他的期望不可谓不高，期盼他能够带来不一样的菲律宾，一个能让底层民众实实在在过上幸福生活的菲律宾。但是，两年后，很多曾经的支持者认为自己被抛弃了，小马科斯当年的诺言已被其抛到九霄云外，随之而来的是他自己的宏大叙事，试图借此打造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菲律宾时代。渴望大米的投票者在支撑着菲律宾生存命脉的马尼拉港附近，一栋栋拔地而起正待装修的高楼，俯瞰着来来往往满载集装箱的卡车。无论是若雨后春笋的高楼，还是繁忙运输的卡车，都无法绕开一处地方——棚户连片、陋巷纵横的贫民窟。载着集装箱的卡车要想驶向港口，就不得不经过这片狭窄逼仄、只有两车道的贫民窟街区，以至于交通堵塞频发。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走进细看，贫民窟内的住所是由四处捡来的废弃建筑材料（大部分是废弃木头）搭建而成，通常有两层楼高，没有接水，电是自己接的。在酷热难耐的7月里，这里弥漫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居民一天至少要冲5次澡以确保自己不会中暑。小孩在没有大人的看管之下，奔跑在卡车往来的马路上，穿行在比他们还要高的轮胎中间。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街区就是在这样的贫民窟街区里，我碰到了许多曾支持小马科斯的人。他们有的是在码头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有的是专门为餐馆剥蒜的佣工，还有的是以同是生活在贫民窟的人群为对象做起地摊小吃生意的个体户。这些人毫无疑问是菲律宾底层人群的代表，而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十分高涨，大部分人表示都参加了2022年的总统大选投票，并且毫不犹豫地将选票投给了小马科斯，理由是“他承诺会让大米更便宜些”——那一年，菲律宾的选民投票率高达83%。菲律宾是个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许多人连早餐都习惯吃下相当分量的白米饭。截至笔者撰稿时，菲律宾大米的平均价格约为51.14比索/千克（约6.48元），而在两年前大米单价还仅为35比索（约4.43元）左右。当时小马科斯向大众承诺自己会把米价降到20比索（约2.53元），这让许多穷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现在却成了他们失望的来源。菲律宾街头贩卖的大米虽然菲律宾政府的最新数据显示，菲律宾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连年下降，至去年，占全社会的15.5%；但是，菲律宾国内媒体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仍有51%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贫困层。大米价格的涨跌对于中产和富裕阶层来说并非重要问题，但是对于贫困层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议题。贫困层选择相信小马科斯的承诺，并决意地将他推上最高位置；然而，两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任何变化，买米依旧是难题，甚至是个更难的题了。打着“民主”旗号，大搞家族政治马尼拉湾有着号称东南亚最美落日景点的美名，但是现在去马尼拉湾，只能看到一座座沙山，遮挡住了远眺落日的视野。马尼拉湾的沙山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这边据说将建起一幢不输迪拜的世界第一摩天大楼。而在马尼拉湾附近，豪华办公楼比比皆是，只不过，它们几乎都是电话客服中心。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都十分落后的菲律宾，靠着服务业摆脱了极度贫穷国家的队列——因为菲律宾人熟悉英语，且劳动力价格低廉，多个世界级大企业都在这里设立了自己的电话客服中心。让我感觉极其不可思议的是，走在这片区域的道路上甚至都需要许可。也就是说，大马路都是财阀集团的私有地块，没有所谓“公路”的概念，底层贫困层连走进这里的资格都没有。这足以体现出菲律宾这个国家的一大特点：财阀控制一切，阶层分化明显。电话客服中心云集区域现在菲律宾国内有九大政治财阀团体比较出名，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占据菲律宾全社会经济的30%以上。市场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福利体系无法构建，使得菲律宾从独立成国后就一直维持着学者口中的“超格差社会”状态，贫困层与中产及以上阶层彼此敌对，互不关心，社会松散得宛如一盘散沙。事实上，菲律宾历史上不是没有人尝试过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小马科斯的父亲老马科斯，曾是菲律宾的“独裁者”，从1965年一直执政到1986年。而他当年一度有过伟大的志向，即打破财阀对菲律宾的把持。菲律宾是个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二战后与日本类似，经济借着美国在亚洲四处出兵而率先腾飞，但是刚到1960年代就开始因财阀问题而进入增长停滞阶段。老马科斯上台后用各种手段集中政治权力，大刀阔斧铲除了许多财阀势力，并让菲律宾经济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有了明显提升。但是好景不长，他将财阀铲除后扶持上了自己家族的亲信，最终形成了马科斯家族这一新财阀势力，并且利用强权大搞独裁政治，引发了其他财阀势力的大规模反对，其中就包括马科斯家族的宿敌——阿基诺家族。抗议老马科斯独裁政治、纪念尼诺·阿基诺的宣传画（最右一位为尼诺·阿基诺）1983年，尼诺·阿基诺在受到马科斯的长期排挤后获得机会结束海外逃亡回到菲律宾，剑指1984年的议会选举。不幸的是，他刚回到菲律宾就遭遇枪杀，阿基诺家族迅速将矛头指向马科斯，并引领中产阶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最终失去军方支持的马科斯家族在美国的保护下逃亡夏威夷。重掌菲律宾政坛的阿基诺家族指控老马科斯掌权期间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从此马科斯家族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菲律宾社会认为是国贼。然而，打着解散财阀旗号的阿基诺家族，在上台后的30多年时间里也没能解决财阀问题，菲律宾经济一直被外界笑话为“东南亚病夫”。底层民众们实在厌倦了这些空口白话，这才有了杜特尔特的上台，这也给了“独裁者之子”小马科斯反击的可能。从“历史的继承者”变成“历史的编纂者”在马尼拉的市中心，我见到了尼诺·阿基诺的一个孙子——基科·阿基诺，他现在是阿基诺家族内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对我说，他目前最大的政治目标就是守护住祖辈的历史财产。在8月21日尼诺·阿基诺的遇刺纪念日，他出席了纪念他爷爷的博物馆落成仪式，并强调不允许任何历史被篡改。这么强调，就意味着，菲律宾的历史正被修改，或面临被修改的危险。图为基科·阿基诺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小马科斯在两年前的选举里宣称，自己将继承杜特尔特的路线，采取独立于中美之间的外交路线，并继续为贫民发声。彼时杜特尔特正因为自己对毒品的严厉打击而大受来自中产阶层和海外的批判，也因外交上偏向中国而失去美国的支持。但是他所推行的政策措施照顾了菲律宾最贫困阶层的利益，因而杜特尔特广受贫困群体的爱戴。小马科斯许下一番承诺，加上杜特尔特彼时的支持，使得他顺利接手了杜特尔特支持者的选票。然而，小马科斯在上台后，不仅未能实现种种诺言，现如今甚至还与杜特尔特反目成仇。渐渐失去支持层的小马科斯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改变所谓中立的外交战略，改为完全倒向美国，炒作起中国问题。不单是南海问题，他还强调“菲律宾是菲律宾人的菲律宾”，渲染华人在菲律宾国内的犯罪，煽动起民众对中国的仇视，从而巩固自己的支持率。在菲律宾，我采访了不少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士，几乎所有受访人都表达了对在菲华人的厌恶之情，中间层认为华人带来了诸如诈骗和腐败等问题，而贫困层则觉得华人抢走了自己的工作。从这点来看，民粹主义从老马科斯的独裁时代开始就没有改变过，变化的只是不同的财阀势力登上政治顶峰后对民粹主义的引导方向。现在，小马科斯正兴致勃勃地编纂起属于自己的历史，一方面抹去阿基诺家族加予自己家族的耻辱，大范围地修改关于老马科斯时代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将自己塑造为菲律宾新一代的强力指导者——对中国勇于抵抗，对华人犯罪重拳出击。继续盲等……时间回到2024年，当我问起贫民窟里的人们“你们为什么会支持小马科斯”，许多人是这么回答的：“因为小马科斯承诺会让米更便宜一点，而他爸爸老马科斯当政时，确实兑现了竞选承诺，让米价便宜了下来。我们还在等着小马科斯兑现承诺的那一天。”老马科斯在当政的岁月里，大量借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外债，其中大部分流入他自己的口袋里，小部分拿来当作恩惠施舍给贫困阶层，让很多人直至今日仍记着他的好。但是也是他这种借他人钱消自己灾的行为，使得菲律宾陷入巨大的财政赤字危机中，庞大的外债一度压垮菲律宾的经济。然而，菲律宾底层的民众对此并不了解，或者说也并不想了解，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米能不能便宜一些。这么看来，现在的小马科斯从他父亲那学到了不少当政客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