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x8x拔插拔插影库|「だってcりょc寮の中で酒飲んじゃいけないのってcきcきc規則だろう」と彼は言った。

1998年出生的陈思原在江西老家经营餐饮生意，后因亏损负债八十余万元。2019年他来上海打工，之后全职配送外卖，3年间挣了102万元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短视频称，此前因“3年挣102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陈思发生车祸入院。9月18日下午，陈思通过其社交账号回应称，9月17日与小车剐蹭，现腿部骨折。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流出的陈思入院治疗照片 来源：澎湃新闻（下同）陈思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诊断书据其贴出的诊断书显示，影像学表现为“右侧股骨中段骨质断裂，断端错位，膝关节在位。周围软组织未见明显异常。”诊断为“右侧股骨中段骨折”。当日，陈思身边人士通过陈思微信向澎湃新闻记者确认以上社交媒体内容，并表示陈思目前需要休息静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度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本文综合自：澎湃新闻微信编辑：泰妮校对：佳思敏延伸阅读上海外卖小哥3年挣了102万：小学没毕业 买了2套房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他打算再次创业。小学未毕业，二十多岁创业失败，负债来到上海，摸爬滚打3年，陈思逆袭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上海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也有人为他敢于拼搏的精神点赞，还有人说他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图为外卖小哥陈思，其3年挣了102万元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逸欣 图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了26岁的陈思，因为忙着跑单，他比约定时间晚到了10多分钟。1998年出生的陈思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成，他话不算多，刚坐下没聊几句，就向记者出示了身份证。记者注意到，陈思的双手黝黑浮肿，手上有伤痕和冻疮。“冻的，还有摔的，摔了就拍拍灰起来再跑。”他的口吻很轻描淡写。陈思展示手上的伤痕和冻疮陈思是江西抚州人，之前在老家开饭店，为此向银行贷款80万元。据他所说，饭店开了5个月后亏损严重，只得放弃。背负着贷款，陈思决定来上海闯闯看，“当时满脑子就想着挣钱还债，迈出这一步去闯，不会比现在更差，只会更好。”2019年陈思刚来上海时，在饭店当厨师，月薪13000元。厨师干了快一年的时候，他发觉送外卖好像赚得更多，便也想尝试一下。于是，2020年，他加入了众包骑手的队伍，主业做厨师，副业送外卖，“那时比现在还辛苦，一天大概就睡3个小时。”后来，陈思索性辞掉了厨师的工作，专职送外卖，主要在静安寺、中山公园、徐家汇商圈跑单。“这三年多，我赚了102万元。”陈思拿出手机展示了自己近期的收入，2023年8月，他在某外卖平台的收入达4万多元，同年9月收入25470元，10月收入19497元，11月收入25786元。2024年1月，截至记者采访当天，他的收入为9897元。外卖小哥陈思曾同时在两家平台送外卖“有几个月，我还同时在饿了么跑，到手的钱应该不止这些。”陈思说，有的收入记录因为时间太久，无法显示。他不怕热，夏天赚的更多。现在天冷了，单量没有之前跑的多了。澎湃新闻记者从相关业内人士处获悉，陈思此前确实多次成为平台众包骑手中的月度“单王”，三年赚了102万元也得到确认。如今，陈思已经还清了开饭店所贷的80万元，因为在老家买房，还背着10万元房贷。在与记者的对话中，他屡次提到“挣钱”二字。陈思坦言，自己把赚钱放在第一位，但也希望大家不要模仿他这样的工作强度，量力而行。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与陈思的对话。【对话陈思】澎湃新闻：去年8月，你一个月收入4万元，是怎么跑出来的？陈思：我觉得这个行业是能赚钱的，送外卖主要靠勤快肯干，同时还要对路熟悉，就是熟能生巧，比如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有的骑手要绕一圈，而我只需要一分钟就可以到隔壁小区了，因为路熟，可以抄小道。去年8月天气热，单子相对多，我不怕热，就一直接单。我希望接一楼的订单，爬楼等电梯浪费时间。还有我会规划路线，我出去跑一圈，最多能带12单，一路上一定要规划，先去哪个商家，哪个商家出餐慢，就去下一家等。有的小哥看到我也会问，赚那么多，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想说，不用问，跑就完了。其实我也不算赚得最多的，在上海比我厉害的外卖员也有。澎湃新闻：你一天要工作多久？送单超时过吗？出过事故吗？陈思：刚做的时候一天干18个小时，一个月就休息一天。后来平台出了规定，限制了我们接单时间，一天只允许工作12小时，我就马上到另一家平台注册骑手，就是多个平台接单。现在我做六休一，休完一天就继续干。我基本没有超时过，合理安排可以准时送达。路上也摔过，都数不清楚伤口了。但摔一跤起来，拍拍身上的灰没啥问题，生活需要继续往前冲。澎湃新闻：你觉得苦吗？这样的强度，身体吃得消吗？陈思：说实话没感觉，麻木了，老是躺着休息人会没有精神，起来跑跑挺好的。我也没什么其他的爱好，硬要算一个，挣钱算一个爱好吧。其实我这样的强度，也不值得大家模仿，还是要量力而行。我6岁的时候被送到了寺庙里待了7年，学了一些强身健体的功夫，也吃过苦，和我跑单时的辛苦是差不多的。也是小时候的那段经历，培养了我的意志力。澎湃新闻：现在贷款还完了吗？陈思：开饭店的80万元贷款我还清了，我在老家买了两套房子，现在在还第二套房子的贷款，还剩10万元没有还清。澎湃新闻：你是靠自己在老家买的两套房吗？你现在的收入在老家算什么水平？陈思：是的，我父母是农村的，我都靠自己，我现在的收入在老家也算不上特别好，两套房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元吧，我还是要继续挣钱。澎湃新闻：你在市中心跑单，看到和自己同龄的年轻人在玩乐购物时，会羡慕吗？陈思：会羡慕，但是他们也会羡慕我，羡慕我靠自己双手双脚挣钱。澎湃新闻：你为什么会想到在社交平台上拍视频？现在是想换赛道走互联网营销吗？甚至有人说你想出名当网红，你怎么看？陈思：我不想当网红，拍视频的是我的朋友阿侠，他也是外卖员，他想把我的经历记录一下，我想把我跑外卖的经验和技巧传授给一样跑外卖的兄弟们，我刚跑的时候也没人教我，我是自己去试，刚开始我不贪心，不会多接单子，尽量保证不超时。澎湃新闻：你会一直跑外卖跑下去吗？以后有什么打算？陈思：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我打算再次创业，还是做餐饮，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就重新回来跑外卖，人生就这么一次，干就完了。还有我想在两三年内结婚，在我老家，结婚彩礼加上办一场婚礼，要花的钱不少，我想要靠自己过上理想的生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

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涉嫌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依法告知了被告人杨克宁享有的诉讼权利，并讯问了被告人杨克宁，听取了辩护人的意见。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克宁利用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协主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四川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杨克宁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公开资料显示，杨克宁，男，藏族，1962年1月生，四川小金人，198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8月参加工作。长期在四川省任职的杨克宁，曾任阿坝州委副秘书长、州委州政府政研室主任，壤塘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阿坝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阿坝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州政协主席，阿坝州委副书记、州长等职。2021年2月，他升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23年1月，四川省政协换届，他不再担任该职务。去年11月16日，杨克宁被查。今年5月23日，杨克宁“被双开”。通报显示，经查，杨克宁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懒政怠政，主动“躺平”，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为其子操办婚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违反组织原则，违规为他人职务调整和晋升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其子经商办企业谋利，搞权色交易；家风不正，道德败坏；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值得注意的是，杨克宁是首个被指主动“躺平”的“老虎”。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作家身份。杨克宁笔名宁克多杰，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篇小说集《宁克多杰小说集》，小说、散文、诗歌作品散见于《民族文学》《四川文学》《西藏文学》《青年作家》《草地》《四川日报》等。据媒体公开，杨克宁的作品除了部分诗歌散文之外，相当一部分是官场小说，去年10月出版的《民族文学》第十期还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惠风和畅》。在关于这篇小说的访谈中，杨克宁表示，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会遇上诱惑与贪婪，有的人大步迈过，有的人却踏入深渊，这是我们时刻要面对的复杂局面和严峻考验。“上官汇”注意到，杨克宁担任阿坝州州长期间，阿坝州曾发生“清水衙门”贪腐案。2020年，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发文《一人牵出“一窝鼠”——四川省阿坝州多县就业局局长贪腐问题透视》专门报道了这起“清水衙门”中的腐败窝案。全州13县（市）就业系统共有49名干部受到党纪政务处分，15人被移送司法机关，涉案资金1200余万元。在杨克宁落马之前，已有一些下属被查。杨克宁被查前10天，2023年11月6日，阿坝州马尔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倪勇被查。同年10月，阿坝州生态环境局原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谭波，阿坝州壤塘县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侯治刚被“双开”；阿坝州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局长巴黎被查。而曾与他共事过的崔保华也已落马。2024年8月27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四川省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崔保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崔保华曾于2017年至2022年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

近日，一名北京网友发帖称，自己到山东威海旅游时，在海边赶海捡到一块约2斤重的物体，怀疑是龙涎香。在网络上鉴宝时被认为很可能是真品，1克价值8000元，价值超过800万元。9月19日，上游新闻记者联系这位网友，她表示还在寻求线下的鉴定。威海市海洋发展局有关人士表示，会转达相关部门。而厦门一家专业鉴定机构的人士表示，从图片上看很像龙涎香，但价格没有8000元1克这么夸张。王女士上网发文称，在威海捡到疑似“龙涎香”。网络图“无意中，好像捡了套房。”近日，北京的王女士（化名）发帖称，自己在威海赶海时，捡到一块疑似龙涎香的物体。19日，上游新闻记者联系上了王女士，她表示自己是北京的一名普通上班族。“8月底的时候请假去了山东威海旅游，之前在网上看到了威海能捡到好看的贝壳，就简单做了攻略，去了威海那香海赶海，赶海捡贝壳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东西。”从王女士提供的视频和图片中可以看到，这个物体宽约20厘米，表面粗糙，外表大部分是白色，也有一些灰褐色。王女士介绍：“看上去挺重，但只有大约2斤，放水里能漂起来，能点燃有油脂，刚捡的时候还有点臭。坐飞机的时候因为有异味，还经过了多重包装。最近不臭了，也没有味道，但沾了水还是有点臭。”王女士捡到的疑似“龙涎香”有大约2斤重。网络图王女士将视频和图片发到网上后引来众多网友关注，“浏览量有120多万，有人说是龙涎香价值不菲，还有人私信我要以一克0.8元来收购，也有人说是鲸蜡并不值钱，还有说是飞机或者船只上面扔下来的垃圾。一位威海当地网友赶到那香海，还询问我具体地点，说要去寻宝。”16日，王女士与某网红鉴宝博主进行了直播连线。“看到打火机能点燃，还冒泡子，这个博主说八成是真的龙涎香，价值8000多元一克，总价值800多万元。”王女士表示，自己也在寻找其他途径的线下鉴定，以确定这个东西是不是传说中的龙涎香。19日，上游新闻记者致电威海的那香海景区，工作人员表示，没有听说过有人在景区捡到龙涎香的事情。威海海洋发展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表示，之前也没有听说过本地有人捡到龙涎香的事情，但可以转达给相关科室，看是否能够帮助王女士进行鉴定。厦门市民捡到的龙涎香。图据厦门晚报在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捡到龙涎香的报道并不罕见，据《海峡导报》报道，2019年4月，厦门的陶先生在海边散步，拾得一块味道腥臭的东西，经专家鉴定，这竟是一块200多克的龙涎香，价值50万-70万元。据《海西晨报》报道，2014年六一节，厦门的陈先生和家人在观音山海边沙滩游玩，也捡到一块220克的龙涎香。当时为陈先生做鉴定的专家是著名调香大师、厦门大学兼职教授、厦门牡丹香化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工程师林翔云。19日，上游新闻记者联系到了林翔云（已去世）的女儿林君如，她是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11) 委员、国家调香师认证课专业讲师、国家芳香设计师认证课专业讲师，父女二人合著的《香料学》2023年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据介绍，此前林翔云的鉴定机构里每天都会收到全国各地寄过来的疑似龙涎香的样品，但经鉴定大部分都是鲸蜡而非龙涎香。据了解，龙涎香是一种十分难得的物质，100头抹香鲸中大约只有4头体内可能存在龙涎香。但如果直接从抹香鲸体内取出，是非常腥臭的，只有当它的龙涎香醇含量达到50%，并经过海水十几年甚至上百年的浸泡洗涤才会有香味散发，过去一般被用作高级香水的定香剂，可保香味持久不散。鲸蜡是从抹香鲸头部提取出来的东西，一般被用作唇膏的原料，只有当数量达几百公斤才会有人收购，否则价值不高。林君如在看到王女士的相关视频图片后表示“不好说”。“有可能是龙涎香，但是品质看着大多是脂肪类物质，龙涎香的成分可能不高，也可能是包裹在里面，但也可能只是一个海洋垃圾，是人类倒入海洋的油脂类垃圾生成的污染物而已。”厦门一家专业鉴定机构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看外观是有点像龙涎香，不过说1克8000元有点过了，龙涎香目前的价格主要看成色，（1克）几百到上千元。”这名工作人员建议，王女士可以取部分样品到机构进行鉴定，看里面的龙涎香醇的含量有多少。据介绍，只有在龙涎香醇达到25%以上的才能称为龙涎香，如果含量在25%以下不能称之为龙涎香。至于为什么会燃烧，是因为含有蜡的成分。上游新闻记者 汤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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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法新社提问，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昨天表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史上最大的挑战，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主持例行记者会林剑表示，美方官员的有关言论罔顾事实，公开大肆地渲染中国威胁，鼓噪阵营对抗，充斥着冷战零和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中方表示强烈不满。林剑指出，美方从战略竞争的视角看待国际形势，定义中美关系，错误地把中国视为最大的挑战，是以自己的霸权思维镜像他国，是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严重误判，既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中国致力于同世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同他国发展正常关系，不针对第三方。反倒是美国不断地强化军事同盟关系，到处拼凑反对中国的“小圈子”，胁迫其他国家选边站队。“中国一贯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发展有限的军事能力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不针对任何国家。”林剑说，谁在到处炫耀武力？谁动辄诉诸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国际社会自有公论。“中方敦促美方摒弃冷战零和思维，停止散布‘中国威胁论’，停止歪曲中方的战略意图，把拜登总统“四不一无意”的表态落实到行动上，与中方一道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林剑说道。延伸阅读美副国务卿宣称：中国是美史上最大挑战 冷战不值一提当地时间9月18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连开两个小组会议炒作“中国威胁”，鼓吹增加国防预算，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期间，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甚至声称，中国是美国“史上最大挑战”，“与中国带来的军事、科技等多方面挑战相比，冷战都显得相形见绌”。据路透社、法新社和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坎贝尔是在当天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印太大国竞争”小组会议上，做出的上述表述。众议院共和党籍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在致开幕词时，就拉高调门，将中美间大国竞争定义为“军事实力或经济主导地位的较量，以及影响21世纪和全球力量平衡的规则之争”。他大炒特炒“中国威胁”，声称中国对于美国及盟友的安全利益“构成直接威胁”。18日，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致开幕词 视频截图（下同）坎贝尔附和了麦考尔的说辞，称麦考尔上述论述“绝对正确”，同时给中国“扣高帽”。“我们认识到这是我们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坎贝尔随即表态说，“坦率地说，与中国面临的多方面挑战相比，冷战都显得相形见绌了。”他继续声称：“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挑战，而是全方位的挑战，存在于全球南方，存在于技术领域。我们需要全面加强我们的行动。”他强调了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等盟友“联合抗华”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中美“竞争的主要领域是技术”，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他主张政府和国会应为相关领域创造激励措施，同时阻止一些关键能力进入与美国“激烈竞争的国家”。谈及军事竞争时，坎贝尔称，两党需要保持对中国的关注，加快美国海军造船的速度和美国国防制造基地的能力。他说，“这是一个海军时代”，提高美国军舰的生产速度应该是未来10年的首要任务。坎贝尔为AUKUS（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成员国间技术转让的逐案审查规定作辩护，同时提到了印度和其他地区国家就加强印度洋安全合作进行讨论的计划。据他透露，美国总统拜登将于本周六（21日）的四边安全对话（美日澳印）峰会发表涉及“追踪非法捕鱼船队”的“重大声明”。坎贝尔声称，对美国来说，“中国威胁已经超越冷战”在同日举行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两党议员更进一步渲染“中国军事威胁”，敦促国会和联邦政府增加国防预算、提高五角大楼的安全和采购效率，积极备战。民主党籍国会议员简·哈曼在会上表示：“我们一致认为，国防战略已经严重过时。”7月下旬，哈曼合著的一份报告警告说，美国需要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来应对来自中俄等国家的威胁。报告还呼吁彻底改革僵化的美国工业基础，与盟友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并采取“全政府”的跨部门防御策略。曾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埃里克·埃德尔曼宣称，“近期确实有可能发生战争，而且很难想象这不会是一场全球战争”。他还说，美国“有可能输掉这样的冲突”。《南华早报》提到，该委员会建议美国增加国防开支，称国防开支在GDP中的占比处于二战以来的最低点。不过，国会内部对此存在分歧，不少议员认为增加支出并不能解决国防系统中的许多低效率问题。近年来，美国在炒作“中国威胁”时的调门不断升高，一些美国官员在亚太地区拉帮结派对抗中国的同时，开始重提“冷战”论调。对此，中方已经坚定表明立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曾指出，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不搞地缘争夺，无意挑战威胁任何国家。亚太和平合作、稳定繁荣的局面，得益于地区国家的共同努力。亚太不欢迎冷战思维、阵营对抗。毛宁强调，中方坚决反对抱持冷战思维、搞小集团政治的作法，坚决反对制造和激化矛盾、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的言行。

中国与欧美之间的电动车出口出现摩擦，图为港口 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刘晓林 在持续的高层斡旋中，中国与欧盟和美国之间的电动车出口摩擦同时迎来最新进展，也是非常不乐观的进展。其中，欧盟拒绝了中国提交的价格承诺方案，美国则坚持此前决定，对中国电动车加征100%关税，对电动汽车电池加征25%的关税。这是否意味着欧美市场两扇门都关上了？目前还很难下定论。9月19日，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将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会谈，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不过，从欧盟的态度来看，这场硬仗不好打。从欧美最新表态来看，美国坚持对中国电动车加征重税在意料中，欧盟的决绝却有点让人意外。按照欧盟此前的表述，对中国电动车启动反倾销调查并征收反倾销税，主要缘于中国电动汽车的价格因巨额补贴被人为压低，“扭曲了欧洲市场”，损害了欧洲电动车制造商的利益。照此逻辑，中国车企愿意提高价格应该正中下怀才对。但欧盟似乎并没有认可这份诚意。欧盟为何拒绝中国的价格承诺？撇开涨价幅度是否让其满意不谈，事实上，在这场博弈中，价格争议更像是一个幌子。“中国电动车可能带偏欧洲汽车市场的节奏，从欧洲手中夺去对全球汽车发展方向的控制权”才是欧盟真正的不满之处，在此基础上，欧洲更忌惮由电动车带来的中国竞争文化的输出。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欧盟不可能给中国电动车任何成为“鲶鱼”的机会，反补贴关税协商的空间并不大。美国亦然。综合公开披露的谈判细节，以及欧盟、美国从6月以来与中国之间的较量可以推断，中国电动车企业应该放弃对“双赢”结果的幻想了，抓紧制定新的合规出海方案，做好准备，迎接一个需要艰难开拓的高壁垒出海时代。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征关税，图为车展 资料图价格谈判空间很小根据中国机电协议披露的细节，在欧委会终裁决定拟对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征收高额最终反补贴税后，中国机电商会按照本案调查程序要求、在规定时限内协调12家企业提交了价格承诺方案。“该方案充分考虑了本案特点和欧委会以往承诺实践，关注欧方诉求，完全具有合规性，并符合欧方提出的与征税同等效力、可执行和可监管的要求，同时展现了最大限度的灵活性。”但“欧方既未与中方进行深入沟通，也不给出任何具体对案，而是直接拒绝了中方建议。”据汽车海外技术合规联盟旗下信息平台艾科森环境技术透露的消息，欧盟方面坚持认为，经过数月的调查，公共资金遍布中国电动汽车行业的整个供应链，使欧洲企业面临遭受难以承受的经济损失的风险。因此，欧盟委员会建议根据品牌及其对调查的配合程度，在现有的10%税率基础上，对中国电动车企业额外征收7.8%至35.3%的关税。这一额外关税的制定标准就是缩小欧盟和中国制造商之间的价格差距。对于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提出的缩小与欧盟竞争对手之间价格差距的提议，欧委会方面认为，这一巨大差距是北京方面向这一利润丰厚的行业投入巨额补贴的直接结果。价格承诺是一种贸易工具，企业可以利用它来提高价格并控制出口量，以避免反补贴关税，而这类关税是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进入欧盟后可能很快会面临的。更重要的是，欧盟委员会认为，中国的价格承诺提议不能消除“调查中发现的补贴”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同时这些价格承诺也不能够得到有效监督和执行。至于中国车企承诺涨价多少、如何监管，以及欧盟所说的“有害影响”是如何界定的，现在都未有公开披露。但最浅层的逻辑是，中国车企承诺提高电动车价格、减少出口量，所改变的只是未来中国车企短期内收入的多少。而反补贴关税是一种惩罚性甚至带有追溯性的措施，其实施后不仅会带来和价格承诺同样的后果，还会弥补欧洲经济所遭受的损失。换个角度来说，欧盟委员会的要求是：在缩小中欧价格差距和消除有害影响上，中国的价格承诺必须达到和反补贴税同样的效果。很显然，这是直接封堵了从商业贸易角度进行对话的必要性。迎接高壁垒时代欧洲一直是全球汽车业的高地。自中国汽车有出口能力以来，进军欧洲一直被定位为难度很高的一个目标。所以，如今遭遇壁垒并不意外。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注定会到来的一战。从欧盟此次对中国电动车反补贴税调查的一系列操作和态度来看，欧盟口中的对欧洲造成的“有害影响”，除了指高性价比的中国电动车瓜分了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的市场份额，还包括由此可能带来的汽车业国际分工和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化。另一个层面，快速更新迭代的中国电动车，浸润着中国根深蒂固的竞争文化、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价值观，现在国内市场流行的“内卷”便是这种文化内核的集中外化。而这些也将对欧洲“抵制过度竞争”的商业传统带来冲击。图为中国国旗和欧盟旗帜 资料图因此，反补贴关税的最大目的是阻止中国“鲶鱼”搅动欧洲和美国延续多年的竞争规则和节奏，给本土制造业争取追赶中国汽车业的时间窗口。意识到这一点，就能预测到，以正常的商业手段来改变欧盟决定的机会很小。有评论认为，当下的解决办法只能在政治层面寻找，目前双方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成员国将进行最终的投票表决。这也是最后一线生机。因为反补贴关税一旦实施，受影响的除了中国电动车企业，还有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政治权力拥有者的诉求和经济发展，和商业、企业以及市场的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德国几大车企集团已经对反补贴关税表达了多次反对意见。这些企业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全球销量来自中国市场，承受不起中国反制所带来的后果。其次，欧盟对“中国造电动车”无差别抵制，也将影响到德国车企以中国为基地的出口计划。近日，大众汽车旗下西班牙品牌CUPRA（库普拉）品牌负责人向媒体表示，如果欧盟委员会按计划正式对CUPRA在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征收21.3%的进口关税，该品牌将会“被淘汰出局”，也将使他的公司“陷于危险境地”，最终影响到欧洲减碳目标进程。CUPRA目前在中国投产了纯电动车型Tavascan（塔瓦斯坎），负责生产的是大众在华控股合资公司大众安徽，该车不在中国销售，专供出口欧洲。西亚特品牌负责人表示，在当前的欧洲经济环境下，通过提高Tavascan价格来弥补由反补贴税带来的新增成本是不可能的，将投资巨大的中国产能转移到其他地方也是不现实的。此外，为了符合减碳目标，CUPRA将不得不降低燃油车销量。与本国汽车品牌的诉求呼应，此前支持反补贴税的西班牙政界也开始改变态度。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访华之后，与德国总理朔尔茨站在了同一阵营，呼吁欧盟放弃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的计划。西班牙的态度转变让欧盟的决定失去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不过，对中国企业而言，现在不能把所有赌注都压在高层斡旋和谈判上。做好最坏的准备已经提上日程。一方面，为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电动车进入欧盟和北美两大市场势在必行，国内的消费拉动力已经难以匹配不断扩大的汽车业产能和发展计划。更直白地说，虽然一再刺激，但购车需求有限，已经养活不了这么多汽车产业链上的企业，而不断加剧的价格战也让车企盈利越来越难。另一方面，无论最后的结果如何，中国电动车的出海方式必将发生改变，在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合规底线之上，更多商业模式的创新将被催生。其中，高调、直接的整车出口，需要变为更具策略性的具有长期主义的出口方式。无论哪种方式，有两点是可以预见的，一是中国电动车必须走出去才能活下去，二是汽车全球化的融合是无法阻挡的。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未经《经济观察报》社授权，严禁转载或镜像，否则将依法追究相关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刘晓林，经济观察报部门主任

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马科斯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的关系已近乎完全破裂。9月18日，现任副总统、前总统杜特尔特女儿莎拉·杜特尔特表示，她将在2026年宣布自己的总统选举计划，并明确不会再与马科斯家族结盟。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女儿莎拉·杜特尔特 视觉中国 资料图据菲律宾主流电视台ABS-CBN 9月18日报道，当日，莎拉在菲众议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在与现任总统小马科斯所在的马科斯家族闹翻之后，她再也不会与他们合作。莎拉还否认了与小马科斯修复关系的可能性，甚至说他们“从来不是朋友”。莎拉表示：“我们的确不怎么交谈，我们不是朋友，我们只是在成为选举伙伴时才熟悉彼此，但在此前我们不曾交谈，只是在竞选时交谈，这是工作的一部分。”不过，莎拉也表示，她和小马科斯的姐姐、参议员艾美·马科斯关系密切。“参议员艾美·马科斯才是我真正的朋友，她自2012年就认识我。”莎拉18日在众议院出席一场有关副总统办公室预算使用问题的听证会。莎拉在听证会前后的采访场合中强调，对副总统办公室预算问题的调查是“对我提出弹劾的前奏”，以摧毁她在2028年大选中的选举机会。菲律宾媒体普遍关心莎拉是否将参与2028年总统大选。对此，莎拉18日接受采访时说，她会在2026年的第四季度宣布是否参与竞选。菲律宾正、副总统选举每6年举行一次，不可连任，分开计票。2022年，小马科斯和莎拉以“联合队”（Uniteam）名义组成选举联盟，分别在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投票中取得胜利。值得注意的是，小马科斯的得票率为58.77%，低于莎拉的61.53%。杜特尔特家族和马科斯家族的内讧在近年逐渐进入菲律宾公众视野。据《环球时报》报道，6月19日，莎拉辞去政府教育部长和反叛乱工作组副主席等要职，彻底退出马科斯内阁。菲律宾媒体认为，这标志着二人2022年建立的选举同盟结束。此前，两大家族之间持续上演“口水战”。今年1月，马科斯家族和杜特尔特家族各自举行支持者集会。杜特尔特小儿子塞巴斯蒂安在集会上指责小马科斯“很懒”、“允许美军进入菲律宾”、“殃及无辜”，杜特尔特则指控小马科斯是“瘾君子”，警告政府不能修改宪法让马科斯有机会连任。小马科斯则回敬说，杜特尔特是“芬太尼成瘾”才“胡说八道”。另据ABS-CBN7月报道，杜特尔特在谈及南海问题时表示，菲律宾政府在与中国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允许自己被美国“利用”，导致马尼拉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延伸阅读媒体：在菲律宾贫民窟中 小马科斯"反华"效果明显两年前，小马科斯狂卷菲律宾全国逾58%的选票，当选新一任总统。当时人们对他的期望不可谓不高，期盼他能够带来不一样的菲律宾，一个能让底层民众实实在在过上幸福生活的菲律宾。但是，两年后，很多曾经的支持者认为自己被抛弃了，小马科斯当年的诺言已被其抛到九霄云外，随之而来的是他自己的宏大叙事，试图借此打造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菲律宾时代。渴望大米的投票者在支撑着菲律宾生存命脉的马尼拉港附近，一栋栋拔地而起正待装修的高楼，俯瞰着来来往往满载集装箱的卡车。无论是若雨后春笋的高楼，还是繁忙运输的卡车，都无法绕开一处地方——棚户连片、陋巷纵横的贫民窟。载着集装箱的卡车要想驶向港口，就不得不经过这片狭窄逼仄、只有两车道的贫民窟街区，以至于交通堵塞频发。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走进细看，贫民窟内的住所是由四处捡来的废弃建筑材料（大部分是废弃木头）搭建而成，通常有两层楼高，没有接水，电是自己接的。在酷热难耐的7月里，这里弥漫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居民一天至少要冲5次澡以确保自己不会中暑。小孩在没有大人的看管之下，奔跑在卡车往来的马路上，穿行在比他们还要高的轮胎中间。图为菲律宾贫民窟街区就是在这样的贫民窟街区里，我碰到了许多曾支持小马科斯的人。他们有的是在码头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有的是专门为餐馆剥蒜的佣工，还有的是以同是生活在贫民窟的人群为对象做起地摊小吃生意的个体户。这些人毫无疑问是菲律宾底层人群的代表，而他们对政治的热情十分高涨，大部分人表示都参加了2022年的总统大选投票，并且毫不犹豫地将选票投给了小马科斯，理由是“他承诺会让大米更便宜些”——那一年，菲律宾的选民投票率高达83%。菲律宾是个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许多人连早餐都习惯吃下相当分量的白米饭。截至笔者撰稿时，菲律宾大米的平均价格约为51.14比索/千克（约6.48元），而在两年前大米单价还仅为35比索（约4.43元）左右。当时小马科斯向大众承诺自己会把米价降到20比索（约2.53元），这让许多穷人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现在却成了他们失望的来源。菲律宾街头贩卖的大米虽然菲律宾政府的最新数据显示，菲律宾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连年下降，至去年，占全社会的15.5%；但是，菲律宾国内媒体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仍有51%的人认为自己属于社会的贫困层。大米价格的涨跌对于中产和富裕阶层来说并非重要问题，但是对于贫困层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议题。贫困层选择相信小马科斯的承诺，并决意地将他推上最高位置；然而，两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并没有任何变化，买米依旧是难题，甚至是个更难的题了。打着“民主”旗号，大搞家族政治马尼拉湾有着号称东南亚最美落日景点的美名，但是现在去马尼拉湾，只能看到一座座沙山，遮挡住了远眺落日的视野。马尼拉湾的沙山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这边据说将建起一幢不输迪拜的世界第一摩天大楼。而在马尼拉湾附近，豪华办公楼比比皆是，只不过，它们几乎都是电话客服中心。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都十分落后的菲律宾，靠着服务业摆脱了极度贫穷国家的队列——因为菲律宾人熟悉英语，且劳动力价格低廉，多个世界级大企业都在这里设立了自己的电话客服中心。让我感觉极其不可思议的是，走在这片区域的道路上甚至都需要许可。也就是说，大马路都是财阀集团的私有地块，没有所谓“公路”的概念，底层贫困层连走进这里的资格都没有。这足以体现出菲律宾这个国家的一大特点：财阀控制一切，阶层分化明显。电话客服中心云集区域现在菲律宾国内有九大政治财阀团体比较出名，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占据菲律宾全社会经济的30%以上。市场资源分配不均，社会福利体系无法构建，使得菲律宾从独立成国后就一直维持着学者口中的“超格差社会”状态，贫困层与中产及以上阶层彼此敌对，互不关心，社会松散得宛如一盘散沙。事实上，菲律宾历史上不是没有人尝试过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小马科斯的父亲老马科斯，曾是菲律宾的“独裁者”，从1965年一直执政到1986年。而他当年一度有过伟大的志向，即打破财阀对菲律宾的把持。菲律宾是个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二战后与日本类似，经济借着美国在亚洲四处出兵而率先腾飞，但是刚到1960年代就开始因财阀问题而进入增长停滞阶段。老马科斯上台后用各种手段集中政治权力，大刀阔斧铲除了许多财阀势力，并让菲律宾经济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有了明显提升。但是好景不长，他将财阀铲除后扶持上了自己家族的亲信，最终形成了马科斯家族这一新财阀势力，并且利用强权大搞独裁政治，引发了其他财阀势力的大规模反对，其中就包括马科斯家族的宿敌——阿基诺家族。抗议老马科斯独裁政治、纪念尼诺·阿基诺的宣传画（最右一位为尼诺·阿基诺）1983年，尼诺·阿基诺在受到马科斯的长期排挤后获得机会结束海外逃亡回到菲律宾，剑指1984年的议会选举。不幸的是，他刚回到菲律宾就遭遇枪杀，阿基诺家族迅速将矛头指向马科斯，并引领中产阶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议运动。最终失去军方支持的马科斯家族在美国的保护下逃亡夏威夷。重掌菲律宾政坛的阿基诺家族指控老马科斯掌权期间大量搜刮民脂民膏，从此马科斯家族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被菲律宾社会认为是国贼。然而，打着解散财阀旗号的阿基诺家族，在上台后的30多年时间里也没能解决财阀问题，菲律宾经济一直被外界笑话为“东南亚病夫”。底层民众们实在厌倦了这些空口白话，这才有了杜特尔特的上台，这也给了“独裁者之子”小马科斯反击的可能。从“历史的继承者”变成“历史的编纂者”在马尼拉的市中心，我见到了尼诺·阿基诺的一个孙子——基科·阿基诺，他现在是阿基诺家族内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他对我说，他目前最大的政治目标就是守护住祖辈的历史财产。在8月21日尼诺·阿基诺的遇刺纪念日，他出席了纪念他爷爷的博物馆落成仪式，并强调不允许任何历史被篡改。这么强调，就意味着，菲律宾的历史正被修改，或面临被修改的危险。图为基科·阿基诺 图片来源：菲律宾星报小马科斯在两年前的选举里宣称，自己将继承杜特尔特的路线，采取独立于中美之间的外交路线，并继续为贫民发声。彼时杜特尔特正因为自己对毒品的严厉打击而大受来自中产阶层和海外的批判，也因外交上偏向中国而失去美国的支持。但是他所推行的政策措施照顾了菲律宾最贫困阶层的利益，因而杜特尔特广受贫困群体的爱戴。小马科斯许下一番承诺，加上杜特尔特彼时的支持，使得他顺利接手了杜特尔特支持者的选票。然而，小马科斯在上台后，不仅未能实现种种诺言，现如今甚至还与杜特尔特反目成仇。渐渐失去支持层的小马科斯所采取的策略就是，改变所谓中立的外交战略，改为完全倒向美国，炒作起中国问题。不单是南海问题，他还强调“菲律宾是菲律宾人的菲律宾”，渲染华人在菲律宾国内的犯罪，煽动起民众对中国的仇视，从而巩固自己的支持率。在菲律宾，我采访了不少中产阶级和贫困人士，几乎所有受访人都表达了对在菲华人的厌恶之情，中间层认为华人带来了诸如诈骗和腐败等问题，而贫困层则觉得华人抢走了自己的工作。从这点来看，民粹主义从老马科斯的独裁时代开始就没有改变过，变化的只是不同的财阀势力登上政治顶峰后对民粹主义的引导方向。现在，小马科斯正兴致勃勃地编纂起属于自己的历史，一方面抹去阿基诺家族加予自己家族的耻辱，大范围地修改关于老马科斯时代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将自己塑造为菲律宾新一代的强力指导者——对中国勇于抵抗，对华人犯罪重拳出击。继续盲等……时间回到2024年，当我问起贫民窟里的人们“你们为什么会支持小马科斯”，许多人是这么回答的：“因为小马科斯承诺会让米更便宜一点，而他爸爸老马科斯当政时，确实兑现了竞选承诺，让米价便宜了下来。我们还在等着小马科斯兑现承诺的那一天。”老马科斯在当政的岁月里，大量借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外债，其中大部分流入他自己的口袋里，小部分拿来当作恩惠施舍给贫困阶层，让很多人直至今日仍记着他的好。但是也是他这种借他人钱消自己灾的行为，使得菲律宾陷入巨大的财政赤字危机中，庞大的外债一度压垮菲律宾的经济。然而，菲律宾底层的民众对此并不了解，或者说也并不想了解，他们只关心自己的米能不能便宜一些。这么看来，现在的小马科斯从他父亲那学到了不少当政客的智慧。

采写/薛瑞艺 黄琪 王子伊 肖汉华编辑/杨宝璐学生参加研学活动7月初的一个中午，刘桦坐地铁途径五道口站时，一群戴着小红帽、身穿蓝色马甲的孩子在两位成年人的吆喝下挤进了车厢。这一行有近20人，领头的是一位手持小旗的中年女子，队尾还缀着个年轻女孩，不少孩子热得满头大汗，干脆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席地而坐。刘桦凑过去一打听才得知，这又是一个来北京的研学团，刚刚“打卡”了清华大学，接下来要去奥体中心看鸟巢和水立方。来京两年，刘桦还没进过清华校园，好奇地追问校园内的情况。年轻女孩这才坦言：“我们没进去，就在门口拍了几张照片。”收费贵、溢价高、质量差……乱象频出的研学游背后，是研学机构为了“降本”增利各出奇招。在无门槛限制、无标准考核的情况下，许多研学课程被制作成了给家长的汇报演出。一位从业多年的机构负责人称，本来，研学游安排得怎么样、课程设计得好不好，孩子的感受才是核心，可“至少现在，孩子们的研学体验，依然取决于‘成年人的良心’。”“特色体验”项目张雪峰可能怎么都想不到，多年前他曾在演讲中说的，体验真正的北京就要去“早上五点天通苑北的第一班地铁”，如今真的成为了北京游学的一个“项目”。这绝非孩子们特意“没苦硬吃”。旅游旺季，有时旅游大巴车不好停车或交通堵塞，一些导游干脆选择带团乘坐公共交通往返景点——这在一些廉价的研学团里，被包装成了“特色体验”的项目。一位前研学导游向深一度介绍，如乘坐北京西郊线，就会被包装成打卡“最美西郊线”景点项目，“花很长时间在排队、坐地铁、到站拍照上。”北京地铁一号线也可以说成“中国首条地铁线路”——这是体验历史项目。据他介绍，市面上正规的地铁体验研学，需要和地铁、电车公司合作，能实地参观驾驶室、体验安检岗位、学习地铁调度规则等。“但如果只列为研学中的一个体验小项目，报这些团的家长不懂，也不会细问。”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不仅“攻占”了公共交通线路， 也让博物馆和高校成了黄牛高价倒卖预约名额的重灾区，由于票价被搅乱，游学团临时改变收费标准也是常事。有家长告诉深一度，早在今年6月，她就为三年级的儿子报名了暑期研学夏令营，7月开营前却被机构告知要加收500元。负责人告诉她，加价的原因是几个原定的景点预约爆满，机构也需要从黄牛手中高价收票。清华、北大校园是北京研学团必打卡的景点。在清华，每日预约报备上限为3000人。每位师生报备单日上限5人次，单月上限15人次。有同学在清华树洞里吐槽：“黄牛把学生的预约通道给抢完了，家长想来学校都预约不上。”深一度记者通过闲鱼平台了解到，有不少写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线辅导”的帖子，注明“在校学生”，不接“二道贩子”，实则是在售卖预约名额。询问价格后，卖主告诉记者，代约入校的价格在每人180-200元不等。7月24日，北京大学官微发布了《校友预约入校违规情况通报》，引发全网热议。一支名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课”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通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共139个入校名额，每名学员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王红薇参加研学时吃的盒饭货不对板不少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反映，给孩子报名的研学团以暑期游客多、难以协调等原因临时降低了食宿配置，实际体验与宣传“货不对板”。暑假期间，深圳的郑秋为自己和女儿精挑细选了10-12人的新疆精品研学小团，8天7晚8599元还不包括来回机票和餐食。一趟行程下来，两人总共花费3万多，体验感却让郑秋大失所望。出发前，郑秋就发现团里比原定多了3位成员，经过协商，工作人员承诺给予郑秋800元的赔偿和额外的无人机拍摄服务。晚上入住酒店时，郑秋和女儿所住的房间有明显的刺鼻气味，像是刚装修过，女儿的鼻炎还因此复发。后来换到一间味道稍淡的房间，他们依然不得不开着窗睡觉。报团前，该研学项目声称会给孩子科普新疆S21沙漠公路、克拉玛依采石油等地理知识，但在旅行中，郑秋和女儿一路上都没听到过讲解。到了五彩滩展览馆，带队老师甚至让他们自行进馆参观，自己则在馆外等待。直到一次闲聊时，郑秋才无意中得知，自己想象中“研学团”配备的专业老师，其实是当地旅行社派来的外包导游。此次新疆研学结束后，产品经理承诺的无人机拍摄始终没有兑现，连800元的赔偿也是郑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维权帖子后才收到。“如果是这样，我直接报旅行社就行了，比他们还便宜一半。”从新疆回来后，郑秋当即决定，取消原本已经报名的江苏研学团。初二学生王红薇原以为学校统一组织的年级研学更有保障，没想到刚出发，她就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吐槽。6月中旬期末考前，王红薇的班主任就宣传了这次苏大研学游。当时她向班里同学介绍，此次研学活动由专业研学机构承办，会带他们提前感受大学生活。班主任将报名表格共享在班群里后，家长、学生和老师都能看到谁在填写。王红薇和妈妈观望一阵后，发现班上同学几乎都报名了，于是也赶紧报了名。王红薇的学校将班级按成绩划分为三个层次，普通班、南通班和实验班。老师建议南通班和实验班所有学生都去，普通班学生自愿前往。说是“建议”，但王红薇发现，自己班里只有两位同学没去，还被班主任私下谈话。12天11晚的苏州大学之行，收费3600元，老师要求学生带着课本和练习册。“说是研学，不如说是换一个地方上课。”在苏州大学，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半，王红薇几乎全天都在上课，听自己的任课老师讲课堂知识。上课中穿插了4次两小时的讲座，由苏大教授分享苏州园林、历史、心理等常见的话题，讲座耽误的课时却还要在晚自习补齐。学生的一日三餐是盒饭。下晚自习后，老师才会将手机短暂发还给学生，学生得赶紧回寝室用手机扫码洗澡，9点50分又要统一上交手机。12天里，唯一一次的出游是某天下午游览苏州博物馆和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当天行程安排非常紧张，也没有配备导游讲解，想要听讲解的学生需自费租讲解器。王红薇和同学们在这两处景点走了个过场，最后以一张班级合影结束了游览活动。在苏大阳澄湖校区里的12天，她和同学只熟悉从教室到寝室这条路，“其他地方都没时间去。”省下来的钱学员参团体验差，很多时候是研学机构压缩成本的结果。一位资深的游学项目开发人向深一度介绍，目前研学由两类项目组成。第一类是狭义上的研学，属于教育产品的范畴。这种研学的消费者是学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参加。根据各地教育局的要求，此类活动本身就有价格上限。承接项目的研学机构想要盈利，降本是必然的选择。今年3月份，孙莹莹入职西安一家资质不错的研学公司，公司主营业务就是承接学校的研学活动。 孙莹莹透露，各地教育局对于研学收费都有一定限制。以西安市内不含餐食的一日游为例，收费标准不能超过200元，因此公司给学校的报价大都在190元上下。但实际执行时，为了盈利，每个学生研学活动的成本会被公司一再压缩，“绝对不超80元”。确定研学项目时，研学公司首先会与景区协商团购价，每位学生的收费可谈到50元以下，有些还会附赠体验项目。绘画等手工项目最常见，景区会提供场地和指导老师，但彩笔、纸张等耗材需要研学机构自备。入职一个月后，孙莹莹作为随队老师第一次跟团，拿到公司准备好的彩笔现场分发时才发现，这些笔看不到生产厂家和日期，打开后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味道，每个学生只能分到一根。原本的“扇子彩绘”项目变成了单色作画，学生们提不起兴趣，项目最终草草结束。但这些实则成本极低的项目，却会成为公司提高报价、向学校和家长宣传的筹码。另一大部分可缩减的支出在人力上。机构会为每个班级配备一名辅导员，这些辅导员并非机构员工，而是来自长期合作的外包机构。在孙莹莹眼里，他们的素质参差不齐。一次去兵马俑的研学活动上，她曾向直属领导反馈过部分辅导员态度差、有粗俗用语的情况，领导却劝她体谅。“可能领导心里知道，他雇人付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的质量。”报价清单中，机构会向每个学生收取15到20元的讲解费，但实际配备多少讲解员要看校方。今年5月，孙莹莹带着一个年级的研学队伍前往西安市周边景区，这所学校对于研学的要求相对严格，强调要为每个班级都配备一名讲解员。到了景点，孙莹莹却发现这些导游讲解时举着手机，对照百度百科念词，遇到学生提问就假装没听见。对于这样的情况，比孙莹莹入职久的同事觉得理所当然：“不到200块一个人，还想要什么体验呢？”第二类是市面上常见的假期研学营、精品研学小团，属于旅游产品。更准确地来说，应当称之为“游学”，或“研学游”。网传研学游的毛利率高达50%，但一年前，从一家研学机构离职后，马嘉禾自己开办了一家研学工作室，才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研学游虽然毛利率高，但和普通旅游一样，渠道商拿走了利润的大头。在不刻意压低成本、违规操作的情况下，他作为执行方，最多能拿到百分之十几。与普通跟团游相比，研学游还有天然的缺陷——它的直接服务对象大都是未成年人，几乎没有消费能力。马嘉禾告诉深一度，由成人组成的旅游团可以推许多自费项目，如进店消费、骑马拍照等。但研学团却没有这样的消费能力。没有了隐形收费的空间，不少研学游团队也会选择通过压低成本来提高利润。在旅游行业深耕9年，王禹如今经营着一家从旅行社转型的研学机构。他给深一度算了笔账：研学游想要压低成本，吃、住、带队老师工资都是可砍的大头，“研学机构愿意投入多少成本，很多时候全凭良心。”以北京五日游、20人的研学团为例，往返交通、景区门票成本的可操作空间不大。在住宿上，如果住在离天安门仅15分钟车程的大成路，选择体验更好的四钻酒店，旺季一晚人均就要600元。想要压低成本的研学团则会选择住在良乡等地，旺季一晚只需200元，如果再克扣些，住在河北等地的营地里，成本可以压到更低。而在饮食方面，50元的餐标缩减到30元也能吃饱，一日三餐至少省下近50元。砍完吃住两部分，第三就轮到师生比例。一名生活老师跟团5天，算上交通食宿和劳务费，成本至少要4000元。负责任的研学团一般每6到8名学生就会配备一位老师，但为了降低成本，不少研学团甚至每20个孩子才配备一位老师。这样压低成本之后，一个20人的北京五日研学团，机构起码可以多赚上万元。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研学体验的下降。住宿地点偏僻意味着交通不便，要花更多时间在路上奔波。想去天安门看升旗，住在良乡要比住在大成路早起一个半小时，孩子们早餐只能用鸡蛋牛奶垫肚子；带队老师少了，管理难度增加，就要压缩孩子们自由参观和游览的时间。原本去故宫参观3小时，实际上只参观了1小时。“剩下的两个小时干嘛？就是不停地点人数、整队。”对于研学游产品而言，真正决定产品盈利上限的是研学项目和讲师水平的专业度。课程想要卖出高价，研学机构会在研学项目和师资力量上做文章。低端研学团进入故宫后，会蹭免费讲解或者只拍照打卡、走马观花，但精品团会提前报名故宫的官方课，单这一项，每人就要增收500到800元的课程费。王禹曾组织过北京到成都的暑期大熊猫夏令营，如果只是让团员“看一眼”，基地30元的门票就是这一项目的成本。但想要近距离接触体验，得花800元购买每天只开放200个的国际义工志愿者名额。如果能请到一位有专业背景的老师做主讲，如相关学科博士毕业、有讲解证书、在学校、博物馆等地挂职，一天2000元的课时费是保底，研学活动的收费也可以跟着水涨船高。但有一部分研学机构，会在宣传中提到“金牌讲师”这样模糊的字眼，其实请来的讲师不过是资历不满三年、甚至刚拿到导游证的导游，一天只要200到500元不等。孙莹莹在研学机构时带学生参加研学活动究竟谁是主角？第一次带研学，孙莹莹把学生们带到景区门口，负责对接的学校老师却迟迟没到。没有学校老师提供的签字盖章，他们无法带队进入景区，整个年级的孩子在太阳下暴晒。孙莹莹有些着急，连着给对接老师打了几个电话催促。事后，领导反而打来电话把她训了一顿。“你要知道我们伺候的是老师，不是学生。宁愿让学生等半小时，不要让老师不开心。”这句话孙莹莹到现在都记得，她觉得荒唐极了。为了让老师们满意，机构会给学校的随队老师准备礼物并提供单独的餐食。当学生席地而坐，吃着自己带的面包和水果时，学校的随队老师基本上都会被请去吃桌餐。带过这么多学校的研学活动，孙莹莹只遇到过一个学校的老师们主动要求和学生一起用餐。有些老师还会提出想看景区的付费演出，公司也会立即差人协调、满足要求。对于研学公司而言，这些“人情”开销都是成本的一部分，用在打点关系上的多了，花在学生身上的就会相应减少。完成一次研学后，老师和校领导的满意度决定了能否继续合作，相比之下，学生的体验并不重要。带研学团，孙莹莹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拍摄照片和视频，制作宣传推送。有一次研学项目执行得非常潦草，孙莹莹原本担心家长和学校不满，但负责老师对孙莹莹说，学校对这次研学十分满意。“因为照片是完美的，视频是好看的，现场执行的一些细节就无关紧要了。“由于研学游的教育学习效果很难量化，越来越多的项目也会选择把原本花在请好老师、好讲解上的钱，挪去请摄影师或者运营外包，在旅途中为孩子们拍摄精美的照片视频，制作vlog、美篇和电子相册。据王禹透露，这两年研学游市场的头部机构，即年营收在一个亿以上公司，许多都会增加旅拍作为卖点，五天的全程旅拍服务，光请摄影师就要花费8000到1万元。“大多数小孩和同龄人一起出远门就很高兴，机构只要能和家长交差就行。” 观察当下的研学市场，王禹发现许多家长对于研学游没有概念，有些甚至只是为了让孩子“有事可做”。至于孩子的游学体验如何，他们并不深究。今年五月底，带完春季学期最后一批研学团，孙莹莹离职了。她无法认同一个以教育为核心目的的产品，却如此漠视学生的感受。王禹的公司研发的研学项目‍‍缺失的标准研学游的热度，吸引了不少人想要进来分一杯羹，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明高暗低”。根据《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申请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应当取得企业法人资格证，并且注册资本不少于30万 元。机构想要做研学游业务，必须取得旅行社的资质才可以带团，还需要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挂靠的导游等条件，起步资金至少80万打底。但在实际操作中，机构却能靠“包桌”的方式借用资质。一年给旅行社交几千块钱，承包一张办公桌，就能借用它的资质承接旅游业务，开发自己的游学项目。由于市场缺乏统一的标准，监管就显得乏力，部分没有旅行社资质的研学团活跃在监管的真空地带。在小红书，王禹经常刷到有家长以研学游“游而不学”“货不对板”为理由，要投诉研学机构，却四处碰壁。如果做研学游的机构没有旅行社资质，和家长签署的相关合同也就不会生效。“他们不是旅行社，文旅局就拿这些机构没有办法，你最多只能向市场监管局投诉他们超范围经营。家长不懂，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找谁。”除了市场缺乏统一标准，带团老师良莠不齐也是当下研学市场的顽疾。马嘉禾说，目前研学游带团老师资质的底线要求是必须有导游证。可在游学团当带团老师需要照看孩子更累，收入却不会因此增加。反而由于参团的都是小孩，导游没法加可以提成的收费项目，拿到手的都是“死工资”，收入还比平常的成人旅行团低。因此，真正经验丰富的优秀导游反而不愿意来带游学团。一位在旅游行业工作20多年的导游告诉深一度，目前愿意给研学团当带队老师的大多学历偏低，业务能力有限，知识储备也不足。真正的好老师们带高中历地科目，一天的课时费也很可观，出去带队研学，同样的收入，还要承受风吹日晒，“犯不着受这个罪”。今年4月，现居深圳的杨越正待业在家找工作，偶然在兼职群里看到了一则招募研学辅导员的消息，招募方自称是一家教育集团，与旅行社有合作。抱着尝试新行业的想法，杨越报了名。报名当晚11点，负责人给几名“临时工”拉了群，要求第二天早上到学校附近集合。辅导员的工资是120元每天，45岁以下都可以报名，杨越的任务就是帮带队老师看好孩子，不要出现安全问题。上岗前，机构没有任何培训，只提醒杨越等人不要向其他老师透露自己的兼职身份。正因如此，直到带完这批研学团，杨越才得知当天和自己搭班的所谓“带队班主任”，也是教育集团招募的临时兼职：“他们一天的工资是220元，筛选条件比辅导员稍高一点。要年轻，看起来像个老师。”研学课程难以得到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也是影响研学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研学教育领域，团队花心思开发的精品研学项目往往很难整理成标准化、可备案的内容。一套研学游课程，前期要花大量时间沟通资源、测评、现场调研。可项目一旦推出，其他研学机构就会立马跟风推出相同的课程体系，这对于愿意开发原创研学课程的机构是个不小的打击。王禹告诉记者，他的研学机构做过上百套课程，最终，能够获得备案的也只有三四套。降本、增效和提升服务质量，是“不可能三角”，但为了在激烈且无序的竞争中活下来，绝大多数研学机构，只能选择砍掉“提升服务质量”这一角，把“研学游”简化成流水线式的“跟团游”。马嘉禾之前就职研学机构，在他六年前刚入职时还雇着十几位全职研学讲师。后来因为疫情和行业竞争，“成本太高，养不住人”，到他离职时已经全部裁撤，改成从其他教育集团找临时外包，或者干脆在景区找讲解员顶上。后来他自己创业，组织的都是成本较低的市内研学游，目前正在尝试拓展成本更高的跨省研学游业务。他也说不好未来“万一不赚钱，又没人盯着”，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采访对象均使用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原创 阮佳琪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阮佳琪接连两日，黎巴嫩多地发生了涉及寻呼机、对讲机等通信设备的多轮爆炸事件，总计造成30余人死亡，超过3000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国家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不过外界普遍把矛头指向以色列。同时，涉事通信设备来自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制造商也引起关注。港媒《南华早报》18日援引多名专家分析指出，尽管目前仍存在诸多疑点有待厘清，但这一系列由通信设备引发的致命爆炸，或将促使中国对电子产品武器化提高警惕。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拉赫曼认为，“中国大陆可能会有人怀疑，台湾与美国相互勾结，而美国又是以色列的亲密盟友，台湾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场阴谋行动。”他表示，中国大陆可能会以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台湾地区所生产的电子和通信产品，同时对台湾其他产业也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9月18日，台湾寻呼机制造商“金阿波罗”否认生产了涉事产品 视频截图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黎巴嫩全境多地同时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遇难人数已攀升至12人，其中包括2名儿童，约2800人受伤，伤者包括伊朗驻黎巴嫩大使。黎巴嫩各家医院已实施460例手术，其中大部分是眼睛和面部手术。真主党指责以色列应对此次爆炸事件负责。路透社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事发几个月前，摩萨德就在真主党订购的5000台寻呼机内放置了爆炸物，这种被做了手脚的电路板很难被普通扫描设备检测到，一旦接收到指定代码便会引爆。在此期间，真主党一直没有察觉爆炸物的存在。有专家表示，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长期行动，很可能是通过渗透供应链，并在寻呼机运抵黎巴嫩之前安装炸药来实施的。“这看起来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实体供应链攻击。”美国智库“西尔维拉多政策加速器”主席阿尔佩洛维奇也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次日（18日），真主党使用的对讲机又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等多地发生爆炸，造成20人死亡，超过450人受伤。涉事对讲机据称来自日本无线电通信制造商ICOM，不过根据其官网公开信息，有关型号已于2014年停产。无独有偶，寻呼机爆炸事件中指向的台湾地区制造商“金阿波罗”（Gold Apollo）也急于与该事件切割。其宣称，该公司只提供了商标授权，负责产品设计制造的是一家位于匈牙利的公司BAC。匈牙利政府18日澄清称，BAC只是一家贸易中介公司，在匈没有设厂。发生爆炸的寻呼机 美联社援引社交媒体图片正如“棱镜门”曝光者、被称为美国“吹哨人”的斯诺登所说的，“如果有一天出厂的iPhone内部塞满爆炸物，媒体就会更快明白今天发生的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先例。”有关通讯设备武器化的讨论随之而来，一些组织利用数字化手段和全球供应链的联系进行杀伤性的破坏，正引发各方担忧。拉赫曼对《南华早报》表示，这些爆炸事件表明“以色列有能力利用数字手段和全球供应链中的隐秘联系，深入对手据点实施打击”，“这是一个非常规而又巧妙的例子，它融合了数字和热战策略战术，将普通的通信设备变成了（简易爆炸装置），而非通常的监视用途。”救护车运送伤者拉赫曼进而指出，考虑到台湾地区有厂商牵涉其中，以及其与美国的勾结关系等因素，中国大陆可能会因此用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台湾地区所生产的电子和通信产品。他分析称，“在战略层面，这表明大国及其强大盟友的军事和情报机构，可以利用全球供应链或将其武器化，预先部署不对称战争工具，在冲突期间或战争目标发生变化时启动这些工具。”香港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莱文提到，以色列情报部门曾在上世纪90年代使用过类似手段暗杀哈马斯炸弹工程师叶海亚·阿亚什，但这次的规模要大得多。而且，此次事件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这些爆炸物是何时以及如何被放入寻呼机的，是在台湾工厂里，还是运往黎巴嫩途中，亦或是在运抵目的地之后。“一般来说，在供应链过程中，炸药的安置地点距离台湾制造商越远，距离像真主党这样的最终客户越近，影响就越小”，他说。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曼奇尼也表示，不仅对于中国，对于所有国家而言，这起事件表现出的设备武器化倾向“令人极为担忧”。“这是朝着‘自动化战争’方向迈出的又一步。在这类战争中，技术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将设备武器化，还开发出可以通过远程信息（触发）爆炸的系统。”他补充道，“这表明以色列在提高技术战争能力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且可以引发人们思考的是，以色列可能不是唯一一个拥有这种技术的国家。”中国杀毒软件厂商瑞星的唐威也指出，改装后的设备能够躲过检查，说明策划这次袭击的势力拥有成熟的处理技术。唐威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手机或汽车系统被黑客入侵导致爆炸的风险仍然“非常小”，因为黑客需要突破复杂的电池保护系统，而且中国的大部分智能手机和新能源汽车都拥有“最高级别的电池保护”，因此普通人在使用大品牌产品时不必担心会发生爆炸。相较而言，唐威认为，高强度手电筒和头灯等其他使用电池供电设备的风险可能会更高。他说，这些产品与智能设备不同，“一旦有人事先做了手脚，安装了用于远程遥控的SIM卡，风险概率就会更高”。军事专家魏东旭在央视节目上分析称，普通的寻呼机是不可能被远程遥控引爆的，即使它的通信基站和相关的网络遭到外部入侵，有关方面也仅能够向这些寻呼机发送特定信息而已。他推测称，这些寻呼机一定是事先被人做了手脚，比如在寻呼机内部植入小型爆炸物，将其伪装成电池的一部分，或者在寻呼机的电子元器件中加装小型引爆装置，通过信号激活爆炸物，让它成了一个“遥控炸弹”。“一旦真主党确定了以色列是幕后操纵者，黎以冲突还将进一步升级。”他警告道。应阿尔及利亚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在当地时间20日下午，就近期黎巴嫩多地发生的通信设备爆炸事件举行紧急会议。来源|观察者网

参考消息网9月19日报道 据法新社9月18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8日说，基辅已“完全准备好”旨在结束与俄罗斯的冲突的“胜利计划”。他早些时候说，他将与美国总统乔·拜登讨论该计划。乌总统泽连斯基 资料图报道称，泽连斯基在每日的晚间讲话中说：“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的胜利计划已完全准备好——所有要点。已制订好一切。现在，最重要的是实施它的决心。”这位乌克兰领导人上周说，他打算“本月”与拜登讨论该计划。俄乌冲突已持续30多个月，泽连斯基上述声明是在乌克兰控制了俄罗斯库尔斯克部分地区以及莫斯科向乌克兰东部推进之际宣布的。泽连斯基还说：“除了和平，不能有其他任何选择，冻结战争或其他任何操纵只会把俄罗斯的侵略推至另一个阶段。我们需要为乌克兰乃至整个欧洲带来可靠和持久的安全。”泽连斯基说，他计划于11月再主办一次国际和平峰会，概述他结束战争的愿景。会议将邀请俄罗斯出席。（编译/裘芳）延伸阅读俄军猛推1000平方公里兵临红军城 乌东战场大战或将至财联社9月12日讯（编辑 潇湘）自从8月初乌克兰秘密调集大批部队，突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后，在外界看来，俄乌双方间的战场形势似乎正越打越乱。然而，对于两边的军方高层乃至“远程看戏”的美国五角大楼而言，眼下的战场形势却反而正愈发分明。俄罗斯正在向乌克兰东部绵延的前线施加压力，而各方的目光其实都已经集中在了位于当前战事旋涡中心的顿涅茨克地区战略要地——红军城(乌称波克罗夫斯克)。如果说，历史上的库尔斯克战役是苏德战场在二战中战略形势的一次重大转折，那么如今，红军城的归属，或许更将决定着这场俄乌冲突的走向。俄乌各打各的？没那么简单！在今年夏天，俄乌战场一处最为明显的变化无疑是，参战双方都开始将最新的军事资源，用于夺取对方的大片领土，而不是保卫自己的领土。俄乌夺取对方领土8月初，乌克兰对库尔斯克的进攻令俄罗斯措手不及。乌方的目标显然非常明显，希望通过宣称占领上千平方公里土地，控制上百个村镇，试图迫使俄方分散兵力，尤其是引诱俄军从乌东地区撤回主力部队，以减轻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压力，并吸引国际关注，争取更多西方援助。不过，很显然乌克兰这一战略目标并没有能实现。俄军在最初的慌张混乱后逐渐在库尔斯克州与入侵的乌军陷入了对峙，而与此同时，俄军在顿涅茨克的攻势则持续取得了进展。当地时间本周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前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宣布，俄罗斯军队自8月以来已在顿巴斯地区推进将近1000平方公里。俄军推进速度，灰色代表6月1日俄军实际占领区，红线代表8月1日时的占领区绍伊古称，8月和9月第一周，乌克兰平均每天丧失28平方公里领土，有多达2000人死伤的损失，顿巴斯地区约1000平方公里的领土被解放。而最主要的甚至不是公里数，最主要的是他们(乌军)每天面临多达2000人死伤的损失。”事实上，即便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本周在社交平台“Telegram”（电报）上也发布通报称，乌军在整个前线的形势依然严峻。按照乌方的通报，乌方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控制区内的库拉霍沃方向和红军城方向的局势最为严峻。红军城的关键目前，从地图上来看，俄军的目标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夺取乌克兰的后勤中心红军城波克罗夫斯克，并试图夺取制高点恰索夫亚尔市。夺取这两座城市将使俄罗斯有能力进一步占领顿涅茨克州东部的其他地区，从而实现俄军的战略目标。自今年2月夺取工业城市阿夫杰耶夫卡以来，俄军已通过占领村庄持续向西部推进。最近几周，他们加快了推进速度，现在距离曾经有8万人居住的城市波克罗夫斯克，已只有几英里的距离。该地区的乌克兰军队表示，由于炮弹不足和缺乏训练有素的部队，他们的防御努力受到了阻碍。目前，当地乌军在兵力和人数上均处于劣势。如下图所示，红军城的军事战略地位有多重要，可以说不言而喻：其位于一条主要公路和铁路上，是顿涅茨克地区乌克兰军队的主要补给线。红军城战略地位红军城的失守将使东部城市如科斯特扬季尼夫卡和恰索夫亚尔，只剩下一条来自东北部的主要补给线，并将使俄罗斯军队更接近顿涅茨克地区的最西端。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里克·赖德在本周的一场媒体吹风会上也表示，美国国防部认为，守住波克罗夫斯克对乌克兰军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赖德称，具体而言，这座城市位于战略交通要道的交汇处。因此，守住这座城市对乌克兰来说至关重要。乌克兰军队正在为守住这一地点而“付出巨大的努力”。一旦乌军失守红军城会如何？乌军侦察部队指挥官丹尼斯·雅罗斯拉夫斯基上周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倘若乌克兰失去对红军城的控制，这将导致整条阵线崩溃。“红军城一旦失守，对乌军的打击要比阿尔乔莫夫斯克、索列达尔和阿夫杰耶夫卡的失守大得多。如果我们失去了它，整条后勤链、整条阵线都将随之崩溃，敌人就能借机逼近顿涅茨克地区的其他城市，”雅罗斯拉夫斯基表示。事实上，从上面的地图中其实就不难看出，红军城一旦丢失，可能会在俄军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攻占的高地——恰索夫亚尔地区，乌军失去一条重要的补给线，并可能令后者沦落到被“包饺子”的命运。恰索夫亚尔的城市规模较小，之前人口约为12000人，但这座城市位于该地区的制高点上，俄军若能占领这一制高点，将为其夺取顿涅斯克西部和西北部城市——乌克兰方面在该地区仅存的主要人口中心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提供重大优势。占据制高点还将使俄罗斯更容易用火炮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军事部队和阵地。恰索夫亚尔地势优势过去几个月来，俄罗斯军队一直在努力穿越一条沿着恰索夫亚尔主要地区东侧的运河。乌克兰在运河西岸的建筑物中驻扎有兵力。但俄罗斯在8月份发动了跨越运河的袭击，乌克兰在这些建筑中的存在受到了威胁。俄罗斯还建立了阵地，使用无人机爆炸物袭击进入城市的乌克兰车辆，使乌克兰军队更难运入补给品和部队。恰索夫亚尔系乌军一条重要的补给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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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非微信抓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