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新中国成立75年来，中国的交通运输事业从小到大持续发展。几代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超过600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近16万公里、农村公路总里程达460万公里。交通强国建设不断加快，交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中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16万公里

　　14日，新建龙岩至龙川高铁梅州西至龙川西段，也就是龙龙高铁梅龙段，正式开通运营。梅州到广州、深圳由5个小时缩短到2小时内。随着梅龙高铁开通运营，中国铁路营业里程突破16万公里，其中高铁超4.6万公里，高铁营业里程和商业运营速度稳居世界首位。

　　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突破600万公里

　　高铁的变化仅是中国交通飞速发展的缩影。新时代以来，中国综合交通网络规模和质量再上新台阶，覆盖广度和通达深度不断提升。目前，中国已建成超600万公里总里程的综合交通网络，“6轴、7廊、8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空间布局基本完成。

　　十年来累计新改建农村公路250万公里

　　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一条条农村公路让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2014年至2023年，中国新改建农村公路超250万公里，累计解决821个乡镇、7.06万个建制村通硬化路难题。

　　集装箱班轮航线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港口是基础性、枢纽性设施，是经 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宁波舟山港20个港区马力全开，前8个月完成集装箱吞吐量2612.3万标箱，同比增长8.6%。宁波舟山港业务部负责人介绍，如今，平均每天有3趟班列，搭载上百标箱商品从义乌出发，经铁路至宁波舟山港，再前往全球各地。

　　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200多个城市

　　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航线联系，海运连接度世界领先；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位居世界第二，航线密布通达全球；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5个国家200多个城市，成为助推区域经贸发展的“钢铁驼队”，多种运输方式高效协同，“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加快形成。今天的中国，平均每天超1.6亿人次跨区域人员出行，约1.5亿吨货物周转，快件最高日处理能力超7亿件。

　　人享其行、物畅其流。一个规模巨大、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让流动的中国充满活力，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提供了有力保障。

许巧智（记者 张玉凤）09月19日,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于9月12日正式开启，美国、俄罗斯、乌克兰、以色列等100余个国家和地区将派代表出席。延伸阅读“新技术向善”、中美两军互动，本届论坛热点看点有哪些论坛规模和层级创历史新高，美国军方派出比去年级别更高、资历更深的代表参会……备受瞩目的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北京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经成功举办十届，实现了从“二轨”向“一轨半”的升级，不仅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风格，还逐步发展成为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端防务与安全对话平台。那么，本届香山论坛有何看点和热点呢？论坛规模和层级创历史新高本届论坛以“共筑和平、共享未来”为主题，体现了全球安全倡议的核心理念。澎湃新闻了解到，截至目前，已有100余个国家、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的500余名官方代表，以及200余名中外专家学者确认参会，参会人员的数量和层级再创新高。这不仅彰显了中国在国际防务和安全领域的重要地位，也体现了北京香山论坛的广泛影响力和吸引力。7月16日上午，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武官通气会在京召开 图：北京香山论坛网站据了解，包括30余名国防部长、军队总长在内的官方代表团，以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亚信秘书长、上合组织副秘书长，北约、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将出席会议。此外，参会嘉宾中还有30余名前政要和数十位知名学者。本届论坛在继续为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提供平等对话、集体发声平台的同时，进一步扩大欧美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的参与度，为加强南南合作、促进南北合作提供助力。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和以色列等国家以及阿拉伯多个国家都确认派代表参会，体现了论坛的包容性和吸引力。本届论坛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平等对话、集体发声的机会。这种包容性有助于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促进国际安全合作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中将向澎湃新闻表示，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经过18年的发展，北京香山论坛越办越好，一届比一届办得好，一届比一届有特点、有进步、有创新、有发展，已成为全球特别是亚太地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安全与防务高端对话平台。议题设置紧扣全球军事热点和安全关切本届论坛围绕“共筑和平、共享未来”的主题，紧扣全球军事热点和国际社会安全关切，设置了“安全合作与亚太繁荣稳定”“多极化与国际秩序走向”“‘全球南方’与世界和平发展”“国际机制与全球安全治理”四个全体会议议题，以及“东盟与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维护东北亚安全稳定”“欧洲安全走向”“中东和平愿景”“中美正确相处之道”“新兴技术向善”“国际军控的未来”“武装冲突中的人道主义危机”八个平行分组会议议题。此外论坛穿插举办丰富多彩的特色学术活动，包括国内外资深专家学者参与的“高端访谈”“中外名家对话”，以及“‘上合+’青年智库专家沙龙”“中外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青年学术交流，还有专题研讨、成果展陈、参访活动等。值得一提的是，本届论坛还设置了虚拟数字人主持元素，凸显智能特色。论坛筹委会综合协调组组长吴建刚此前介绍说，本届论坛在理念指引上，深入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为推动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搭建重要平台；在议题设置上，聚焦全球安全关切的最大公约数，鼓励相关方深入交流、平等协商，倡导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澎湃新闻注意到，在议题设置和高端对话中，中美关系、新技术向善、全球南方等话题受重视程度进一步提升。在“高端访谈”中设置了“中美关系”的专门话题，在平行分组会议中设置了“中美正确相处之道”议题。随着人工智能、网络、无人机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新技术向善”越来越受关注。在“中外名家对话”活动中设置了人工智能安全的话题，平行分组会议中设置了“新兴技术向善”的议题，探讨新兴技术在安全领域中的运用和影响。美国军方或派出比去年级别更高的官员参加中美关系和中美两军如何互动一直是香山论坛的热点话题。据《环球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高官将率团参加将于9月12日至14日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两名五角大楼官员称，美国计划派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斯率团出席，以显示“美国的持续参与”。蔡斯是否会在论坛进行发言、发言内容以及中美两军如何互动备受关注。去年，美国派出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卡莱斯参加论坛。卡莱斯参加论坛期间非常低调，参加了一个闭门小型研讨会，在记者采访询问时也表示不接受采访。相比之下，美方今年计划派出的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蔡斯资历更深、级别更高，但符合五角大楼的历史惯例。分析认为，这表明美国军方希望在地区争端和地区部署增加情况下，与中国进行更深入的工作层面接触，以延续今年两军沟通与互动明显增多的局面。蔡斯（左）和中方代表进行第17次国防部工作会晤（资料图）蔡斯被视为美国国内的“知华派”人士，拥有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事务博士学位和中国研究硕士学位。他曾是美国智库兰德公司高级政治学家，重点研究中国军事现代化、战略和核政策。在进入兰德公司前曾任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从事中国海上安全研究。作为美国国防部高官，蔡斯曾于去年底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国防武官刘展在五角大楼举行会谈；今年1月，蔡斯与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宋延超举行中美国防政策协调会谈，这是双方自2021年以来首次举行此类工作级别会谈。也有五角大楼官员称，中美在论坛上的接触遵循先例，显示出“美国的持续参与”，目的与过去大致相同，旨在保持军事沟通渠道畅通，并确保中国清楚地了解美国在全球安全问题上的立场。2019年举行的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美军首次派出现任高官参会，时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帮办施灿德带队参加。施灿德在当时的“亚太安全架构”北京香山论坛分组会议第二节会议“面向未来的亚太安全架构”上第一个发言，阐述美国“印度-太平洋战略”，并对所谓的“脱钩论”予以澄清。今年以来，中美两军之间的沟通与互动明显增多。此前，中美国防部的工作会议以及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下的工作小组会议已陆续召开。9月10日，中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根据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共识，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男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在10日上午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按照中美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共识，中美两军高层沟通、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以及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已经相继恢复。今年4月16日，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应约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视频通话。5月31日，在新加坡出席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部长董军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举行会谈。这是中美防长自2022年11月以来首次面对面会晤。

许巧智（记者 林哲茹）09月19日,（原标题：中国赢了吗？美国怎么办？）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