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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董鑫‍‍9月1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南京持续深化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以案示警筑牢思想堤坝》一文。文中披露,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纪工委原副书记、监察工委原副主任王祖华在被留置期间深刻忏悔:“在贪欲驱使之下,利用影响力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站台打招呼,收受贿赂。这完全与纪检监察干部身份背道而驰。”这是公开报道中首次提到王祖华案的细节。王祖华站在被告席上今年6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王祖华受贿一案,对王祖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对王祖华受贿违法所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52.2389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上述文章提到,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常怀敬畏之心、带头遵规守纪,南京纪委监委组织47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旁听了王祖华案庭审,引导党员干部从身边人身边案中深刻汲取教训,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坚决不能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尤其不能搞选择性监督、随意执纪调查、任性问责处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38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24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12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569人,处分2003人,移送司法机关26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95人、县处级干部560人。近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围绕案件监督管理、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出台了一系列监管制度,如《关于加强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审查调查工作人员“十不准”》等,进一步规范业务流程。新时代以来,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法规制度先后出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结合工作实际将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包括制定《纪检监察干部网络行为十条禁令》、《关于严禁纪检监察干部违规饮酒的规定》等。一些地方还发布了纪检监察干部行为“负面清单”、离岗离职从业限制、“八小时外”监督措施等。例如,今年5月,通过梳理分析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南京市纪委监委聚焦共性问题,制定《南京市纪检监察干部“五条禁令”》,严禁违规吃喝、不当交往、跑风漏气、说情干预、言行失范,为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开列“负面清单”,进一步划清行为边界和底线。此外,南京市纪委监委还出台了《关于纪检监察干部违规打听、干预纪检监察业务工作等事项登记报备的工作指引(试行)》等制度规定,进一步规范执纪执法权力运行,压缩权力滥用和寻租空间。上述《中国纪检监察报》文中说,今年7月,南京市纪委监委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在全体机关干部观看系统内专题警示教育片后,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还作出了针对性提醒,“要坚决摒弃‘看戏’心态,真正把‘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醒’,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清醒自觉,保持刀刃向内的坚韧勇毅。”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等延伸阅读多名"老虎"、"内鬼"出镜忏悔 有人被控受贿近4亿6月27日晚,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专题片介绍,党的二十大以来,截至2023年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67万件,其中立案中管干部86人、厅局级干部3533人、县处级干部2.8万人。“这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党、国家、军队内部的严重隐患正在消除,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专题片说。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注意到,有不少“老虎”、“内鬼”在专题片中出镜忏悔。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图为视频画面截图蒋洁敏蒋洁敏出生于1955年10月,山东阳信人,曾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2013年9月,蒋洁敏落马。2015年10月,蒋洁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13年,蒋洁敏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1403.9073万元。在2004年至2008年,蒋洁敏在周永康指使或授意下,违反规定,为他人开展经营活动提供帮助,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我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犯罪的证据是真实和确凿的。”蒋洁敏说。蒋洁敏在庭上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白恩培白恩培出生于1946年9月,陕西清涧人,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2014年8月,白恩培落马。2016年10月,白恩培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3年,白恩培直接或者通过其妻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6764511亿元。“我悔恨,共产党多年培养的省委书记,怎么变成这样子,我给党组织带来的损失太大了。”白恩培说。白恩培被判死缓傅政华傅政华出生于1955年3月,河北滦县人,曾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21年10月,傅政华落马。2022年9月,傅政华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5年至2021年,傅政华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7亿余元。2014年至2015年,傅政华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对其弟弟付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线索隐瞒不报,不依法处置,致付卫华长期未被追诉。“由于我的违法犯罪,严重损坏了党的形象,我的教训极为沉痛。”傅政华说。傅政华被判死缓云光中云光中出生于1960年6月,内蒙古土左旗人,蒙古族,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19年6月,云光中落马。2020年11月,云光中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8年,云光中直接或通过其近亲属等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共计人民币9432万余元。此前中央纪委曾披露,云光中的儿子云磊和云凯晨(原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云公民的儿子),曾经合伙做煤炭“生意”,其实无人员、无设备、无资金、无实际经营活动,就是坐收他们的父亲用权力换取的巨额贿赂。“被围猎的不但是领导本身,领导的整个亲戚、朋友,这个群体他都要围猎你。没有把握住自己。”云光中说。云光中称是自己没有把握住自己范一飞范一飞出生于1964年8月,江苏泰兴人,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22年11月,范一飞落马,成为党的二十大之后被查处的“首虎”。2024年4月,范一飞受贿案一审开庭。起诉指控称,1993年至2022年,范一飞直接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商人把钱送到我办公室,我也不会要的,但比如说他是用股票的这种方式,给我家里人,就是另一种结局了,我就是动这些脑筋动坏了。”范一飞说。范一飞被控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谷春立谷春立出生于1957年7月,辽宁锦州人,曾任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吉林省副省长。2015年8月,谷春立落马。最新专题片中披露,他是因为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2017年3月,谷春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5年间,谷春立直接或通过家人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365万余元。“规定是肯定学了,但是有时候氛围整得融洽一些,我也觉得有时在酒桌上协调点事,能够增进一些感情,相互了解,所以协调起来工作比较方便。”谷春立在专题片中出镜说。“走到今天是我没有想到的,走到今天我也非常痛悔。”谷春立说,“作为我们政府的干部和企业家,如果你不做到‘亲’、‘清’,那么就是祸兮之所伏,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教训。”谷春立出镜忏悔王树森王树森出生于1955年6月,吉林通化人,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长级)、办公厅党组成员。2015年8月,王树森落马。2016年9月,吉林省通报指出,2013年10月至2015年7月,王树森组织参加公款宴请1次,参加私营企业主在私人会所等场所安排的宴请3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敬你一杯酒,你就忘乎所以了。然后我们把几个主要的领导找来,领导一看,你看谷春立这都过问了,怎么得想办法好好给解决解决,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但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没事,你不一定能抓着我。”王树森在专题片中出镜说。王树森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黄兴国黄兴国出生于1954年10月,浙江象山人,曾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2016年9月,黄兴国落马。2017年9月,黄兴国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黄兴国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专题片中提到,黄兴国是在巡视“回头看”期间被调查出问题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黄兴国心存侥幸,他曾将一些不太贵重的礼品登记上交,暗地里却对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转移收到的贵重物品,甚至为了尽早升迁,“接天线、拜码头、找靠山”。“第一次巡视了,第二次再来个‘回马枪’,这一招很厉害。理想信念动摇,打自己的小算盘,私欲膨胀,出问题了,根本的原因,根子上是这个问题。”黄兴国说。黄兴国在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还心存侥幸陈树隆陈树隆出生于1962年11月,安徽巢湖人,曾任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16年11月,陈树隆落马。2019年4月,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陈树隆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758亿余元。“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否则的话,必然是像我这样人财两空,后悔莫及。”陈树隆说。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曹立新2014年5月,中央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落马。2017年1月,曹立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中央纪委曾披露,曹立新在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工作十多年,长期联系山西,他的问题也主要出在山西。他多次收受山西省交通厅高速公路管理局原纪委书记冯朝辉钱财,并打招呼帮助冯朝辉“顺利”升官。冯朝辉因其他问题被调查后,把曹立新交代了出来。“从吃喝,从收小的购物卡,从这些事情开始,特别涉及工作对象的,包括吃请,包括聚会,包括一块喝茶,这些事情是绝对不应该参加,现在非常后悔。”曹立新说。曹立新出镜忏悔

9月17日,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现已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9月14日,“三只羊网络”曾发文:14日下午,三只羊集团一楼,员工们自发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满怀期待地等待着领取专属于他们的中秋礼物。一箱、两箱、三箱、四箱,员工们抱着这份沉甸甸的礼物,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幸福笑容,“今日份的快乐,是公司给的!”三只羊中秋节给员工发中秋礼物截图显示,礼物中包括引发热议的美诚月饼。三只羊员工手提美诚月饼17日,买到15盒美诚月饼的老板发文称,已经把美诚月饼送给七大姑八大姨了,她们都很开心,我却有点内疚。买15盒美诚月饼的老板发文此前,“老板买到15盒香港月饼哭诉不发了”的相关话题,引发网友热议。三只羊客服回应消费者的截图来源:​九派新闻延伸阅读"美诚月饼"被指原价59元3盒 "三只羊"改价成169元3盒中秋前夕,因小杨哥以及三只羊旗下主播力推的“香港美诚月饼”因涉虚假宣传一事引发关注。美诚月饼,销量巨大。但经多方查证,其虽在香港注册了相关商标,但在香港无实体门店,实际运营方为广州公司。随着舆论发酵,美诚月饼的产地、质量等诸多细节陆续遭到质疑。有细心的网友发现,美诚月饼此前在淘宝与拼多多等平台只卖59元三盒,在被“三只羊”开始售卖后,再全部改价重上,定价为169元三盒。「最新进展」9月14日晚,“三只羊”旗下直播间终于停止销售美诚月饼。面对网友汹涌的质疑声音,主播关闭了评论。同时,抖音“疯狂小杨弟”直播间撤下了美诚月饼的商品陈列堆头,商品橱窗也下架了同款月饼。广州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已经关注到此情况,辖区市监所已经介入调查,后续了解情况后会进行回复。对“三只羊”直播间的美诚月饼事件,抖音电商方面表示:目前没有可以对外公布的信息。而记者致电抖音电商官方客服,客服则表示:正针对此事进行核实,如果相关直播间确实存在虚假宣传,会根据相关条例进行处理,一般是停业整顿、清退、商品下架、关店等。受此时事件影响,飞瓜数据显示,仅14日一天时间,抖音账号“疯狂小杨哥”掉粉约12.1万人,“家人们”感觉自己被欺骗了。“三只羊”旗下直播间售卖美诚月饼「事件回顾」美诚月饼产销均不在香港,原价只需59元三盒记者留意到,近年来,三只羊集团创始人张庆杨(疯狂小杨哥)、张开杨(疯狂大杨哥)不遗余力推广美诚月饼。此前,小杨哥在直播间声称这款月饼是香港高端品牌,里面是黑松露,是米其林大师调制的。“三只羊”2023年发布的一个视频显示:“去年一场直播卖了10万单”,这意味着“三只羊”已连续三年售卖香港美诚月饼。翻开美诚月饼下面的百余条达人秀中,大部分是“三只羊”旗下账号发布的切条广告。而且在2023年的切条广告中,张庆杨和张开杨并没有介绍其为香港品牌。有很多香港网友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香港流行网购平台也没有这款产品踪迹。据悉,美诚月饼宣称“香港美诚月饼”,但产地销地均不在香港,实际产地是在广州和佛山。根据产品信息显示,美诚月饼的品牌运营方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美诚”),其官网显示,该品牌成立于2019年,隶属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注册于2019年4月,该公司已申请注册多枚“MEISUN”商标,其中1枚已成功注册。企查查显示,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在湾仔乐基中心15楼1512室。广州美诚同样成立于2019年4月,该公司已申请注册“美诚生活”“美诚月饼”等商标。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0月,广州美诚尝试申请“香港美诚”商标,目前这枚商标的状态为“驳回复审中”。此外,有细心的网友发现,美诚月饼此前在淘宝与拼多多等平台只卖59元三盒,在被“三只羊”开始售卖后,在全部改价重上,定价为169元三盒。网友发现美诚月饼此前在多个平台只卖59元三盒「其他关联」近日,罗永浩表示将对“交个朋友”垂类直播间卖出的美诚月饼进行赔付。“今天曝出来的美诚月饼,我们查了一下,我们小的垂类直播间好像也中招了,卖了一些。如果你们在我们‘交个朋友’的某一个直播间买过美诚的月饼,现在查完了,这一两天也是退一赔三的。”罗永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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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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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阮佳琪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阮佳琪谈及欧盟一意孤行要对中国电动汽车征加高额关税,当地时间周五(13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参加科苏特电台节目时表示,匈牙利要团结盟友,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合作,以改变布鲁塞尔的错误政策。话及此处,他特别提到前几日访华时表态反对这一政策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综合总理办公室官网发布的节目实录,欧尔班说,汽车制造业是匈牙利经济的关键因素,关乎成千上万的家庭生计。过去几个月,他与欧洲众多主要汽车制造商的负责人会面,对方都“坚决反对”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税。“我询问他们对此的看法,因为这一政策在话术上据称是为了保护欧洲车企。但他们说,他们是最坚决反对这件事的人,他们不希望受到保护,想要参加竞争。可是欧盟委员会并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仍在继续考虑加税”,他说。欧尔班进而表示,由此可以看出的是,欧洲政治和经济领域有许多重要参与者的想法与匈牙利相似。他呼吁,这种共识的力量应该团结合作,形成一股能够影响布鲁塞尔政策的力量,推动其改变错误政策。他补充道:“我们不应该觉得布鲁塞尔比我们更聪明,如果他们是错误的,就需要说服他们去改变。”欧尔班参加节目 总理办公室官网视频截图据报道,欧尔班还在节目中提到,日前意大利前总理德拉吉(Mario Draghi)为欧盟委员会撰写的“欧洲未来竞争力”报告。报告称,欧盟如果想在经济上跟上中国和美国的步伐,就必须要有更加协调的产业政策、更快速的决策和更大规模的投资,并指出欧盟每年至少需要投资7500至8000亿欧元(约合5.8万亿至6.2万亿人民币),才能确保与中美竞争。在他看来,这份报告揭示了欧洲正在遭受巨大的竞争力损失,究其原因,是因为欧盟现在更倾向于在世界经济挑战中封闭抱团,而不是勇于地面对竞争,“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各种关于新的保护性关税、惩罚和制裁的消息。”欧尔班认为,这份报告的关键在于,它指出了西方领先强国自500年来第一次受到了来自西方以外的挑战,世界体系变革和亚洲力量的崛起已然是政客们必须考虑,且不容否认的事实。德拉吉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共同展示报告封面 欧洲媒体图面对这一史无前例的挑战,欧尔班说,欧洲有两种方式应对,“你可以提升自己并加入竞争,也可以取消对手的比赛资格,不允许别人带着更便宜的产品、更高效的技术来到这里。但问题是,哪一条路最符合我们的利益?”欧尔班直言,欧盟如今显然就正朝着封锁对手、抱团密闭的方向发展,而这对于匈牙利来说是一场悲剧。他警告道,如果世界经济再出现像冷战时期那样划分成各个阵营,“匈牙利就会被推向边缘,成为世界经济竞争中无足轻重的参与者,困死在死胡同里”。他强调,匈牙利的利益在于保持经济中立,该国不应将自己束缚在世界经济的任何一半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匈牙利必须参与竞争,我们不拒绝、不排斥挑战者,而是了解他们,了解为什么他们比我们强,并提升自己与之竞争,这对匈牙利才是有利的。”“过去的三十年里,我们一直在谈论如何在西方世界占据一席之地,加入欧盟也好,加入北约也罢,但保持中立一直被排除在匈牙利的公共讨论之外,现在是时候唤醒它了。”在这个话题的结尾,欧尔班重申,“匈牙利不能从政治角度来看待经济问题,必须用经济逻辑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唯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做最符合匈牙利人民的切身利益。”欧盟27个成员国将于下个月就是否继续对华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进行最后表决。如果占欧盟人口65%的15个成员国投票反对,那么欧盟委员会将被迫搁置这一措施。欧尔班在节目中提到的西班牙,早些时候曾被爆在7月的“咨询性投票”中支持对华征税。不过在刚刚结束访华行程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公开呼吁欧盟重新考虑这一计划,“我必须直言不讳地这么说,我们不需要另一场贸易战。”在此之前,德国对征税一事的反对态度最为明显;瑞典也对欧盟立场持怀疑态度,警告欧盟不要破坏全球贸易;北欧国家挪威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其首相斯特勒近日同样指出此举不可取。眼下,中国与欧盟在关税问题上的博弈还在继续。欧盟委员会新闻发言人12日称,中国机电商会和所有电动汽车生产商提交的关于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的价格承诺解决方案均未达到要求,欧方打算拒绝相关价格承诺申请。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3日对此回应表示,欧委会无视中国业界的诚意和努力,在未进行深入沟通的情况下,提出拟拒绝中国业界提出的灵活解决方案建议,中方对此深感失望。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进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来源|观察者网延伸阅读面对欧盟和加拿大的“关税大棒”,中国灵活的应对方式引发外媒关注。路透社9月13日文章分析称,中方显然在关税问题上对与欧盟谈判持开放态度,在做好反击准备的同时,有针对性地与个别欧盟国家开展一对一协商,这一策略似乎正在取得成效,比如刚刚结束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敦促欧盟重新考虑关税决定。与此不同的是,中方甚至未事先发出警告便对加拿大采取反制措施,直接对加方施以“震慑”。欧盟委员会8月20日披露了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终裁草案,若27个欧盟成员国投票通过,将在11月初正式生效。报道说,尽管面临着美国方面施加的关税压力,中国并不希望与欧盟爆发贸易冲突,但中方已明确表示,如果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最高35.3%的关税,中方将作出反击。随着投票临近,中国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应对策略,一方面发出反击警告,另一方面也在同欧盟主要国家就商业交易与投资事宜开展一对一协商。今年以来,中国已相继宣布对欧盟乳制品、猪肉、白兰地等农产品进行反补贴、反倾销调查。报道认为,中国对欧盟可能采取的潜在反击,将主要落在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这些支持加征关税的国家身上,波及他们对华出口的猪肉、乳制品和白兰地。而德国、芬兰和瑞典等没有推动关税的欧盟国家所受影响较小,中方采取的措施几乎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出口品类。据业内人士此前透露,在7月的意向调查中,包括西班牙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支持临时关税,4个成员国反对,包括德国在内的11个成员国弃权。“中国的策略似乎正在取得成效”。路透社注意到,本周刚刚结束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出人意料”地敦促欧盟重新考虑加征关税的立场。“事实上,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不仅是所有欧盟成员国,还有欧盟委员会都应该重新审视。”桑切斯在11日的记者会上说,“我们不需要另一场贸易战。对于西班牙来说,我们需要做的是成为欧盟与中国之间的一个建设性的力量,让双方找到一个符合欧盟和中国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据西班牙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桑切斯率领的代表团离开中国时感觉“西班牙现在更重要了”,并称西班牙与中国已接近达成猪肉产品关税协议。9月10日,桑切斯在中国-西班牙商务论坛上发表讲话 图/西班牙首相府网站目前,中国是西班牙在欧盟外的最大贸易伙伴,西班牙是中国在欧盟内第五大贸易伙伴。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进口猪肉总价值约60亿美元,其中西班牙是最大的进口来源国。根据西班牙猪业联盟(INTERPORC)的数据,2023年西班牙向中国出口了超56万吨猪肉相关产品,价值12亿欧元。报道说,作为给西班牙的“甜头”,一家中国公司同意在西班牙建造一座价值10亿美元的工厂,用于生产制氢设备,这显然是对西班牙绿色雄心的支持。中国经济学家梅新育表示,在猪肉和乳制品方面,中国最大限度地拉高了支持加征关税的国家的“国内政治成本”,农业部门经常在欧盟政治中发挥作用,“中国是这些农产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之一”。2023年,欧盟对中国的猪肉、乳制品和白兰地出口总额达到约100亿美元。欧盟去年对中国的出口总额超过2800亿美元。眼下,中国与欧盟在关税问题上的博弈还在继续。欧盟委员会新闻发言人12日称,中国机电商会和所有电动汽车生产商提交的关于欧盟电动汽车反补贴案的价格承诺解决方案均未达到要求,欧方打算拒绝相关价格承诺申请。中国商务部发言人13日对此回应说,中方注意到了欧方的相关表态。欧委会无视中国业界的诚意和努力,在未进行深入沟通的情况下,提出拟拒绝中国业界提出的灵活解决方案建议,中方对此深感失望。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后续进展,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欧盟内部就关税问题持续拉扯,但大洋彼岸的加拿大,似乎“铁了心”要把关税大棒挥舞到底,而中方的反击也相当干净利落。“中国似乎不想与加拿大进行谈判或作出让步。”路透社提到,与对待欧盟的态度不同,中国甚至没有事先向加拿大发出任何事关反制措施的公开警告。在加拿大8月末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的关税后,中方很快宣布对自加拿大进口油菜籽发起反倾销调查。其他反制措施还包括——将对加拿大采取的相关限制措施发起“反歧视调查”;依国内产业申请,对加拿大相关化工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将加方有关做法诉诸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方作出反制后,加拿大甚至变本加厉,于10日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电池和电池零部件、半导体、关键矿物、金属以及太阳能产品等加征关税的潜在措施,启动为期30天的公众咨询期。9月10日,加拿大副总理兼财政部长方慧兰宣布,或进一步对中国电池、关键矿物等加征关税 视频截图总部位于北京的咨询公司“Trivium China”农业分析师埃文·佩(Even Pay)说,与对待加拿大的态度相反,中国显然对与欧盟谈判持开放态度。“对于加拿大,他们直接采取了‘震慑’(shock and awe)手段。”埃文·佩说。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在9月12日举行的商务部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问及:中国周一起对加拿大进口油菜籽启动反倾销立案调查,有分析人士指出,与中国对欧洲进口产品展开调查不同的是,没有任何中国相关产业机构通过提出投诉来推动调查。请问能否解释一下中国对待欧洲与加拿大产品的差异?这是出于怎样的考量?商务部发言人何咏前表示,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反倾销调查可以依据产业申请发起,也可以由调查机关依职权自主发起。相关证据显示,加拿大对华出口油菜籽存在倾销行为,并对中国国内产业造成了实质性损害。考虑到中国油菜籽产业集中度低、涉及种植人员广,产业提起申请困难,中方依法自主发起调查,符合中国法律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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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齐亚·德尔皮诺辛齐亚·德尔皮诺 (Cinzia Del Pino),是一名居住在意大利沿海城市维亚雷焦的女商人,同时也是该地区颇有名气的社交名媛。现年65岁的德尔皮诺一直过着“岁月静好”的生活,直到几天前,她被逮捕了,虽然现在已经被释放,但还是处于软禁状态,而且当地的很多民众对她非常不满。据当地时间9月16日的消息称,德尔皮诺因驾驶SUV故意碾轧一名男子并致其身亡,而被捕,但她拒绝认错,并且还声称:“我只想阻止犯罪。”事发时监控画面截图据报道称,事发前德尔皮诺放在车座上的包,被一名摩洛哥籍的男子诺尔丁·纳齐基 (Nourdine Naziki)给抢走了,当时车窗没有关。愤怒的德尔皮诺在随后开车行驶时,发现纳齐基正走在一家商店前,于是她踩下了油门撞向了他。据称,汽车在将纳齐基撞倒后,先后倒了四次车,据称每次都压到了纳齐基。之后穿着高跟鞋的德尔皮诺平静地走下车,拿起她的包,重新回到车上离开了。而纳齐基虽然在急救车赶来后被送进了医院,但还是因为伤势过重而身亡了。德尔皮诺对着镜头微笑之后警方根据现场监控找到了德尔皮诺,并将其逮捕。社交名媛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并且称:“他曾威胁要用刀杀了我。我很害怕。我不是故意要杀他,我只是想拿回我的东西。”“我的包里有重要文件,但我无法报警,因为我的手机也在里面。”据悉,包里除了手机之外,还有家门钥匙、个人证件等。尽管德尔皮诺提到了刀,但警方透露称,在纳齐基身上根本没有发现任何的凶器。另一边,虽然德尔皮诺最初因涉嫌过失杀人而被关押在监狱,但后来被改为了软禁,也就意味着她可以回家了。律师恩里科·马尔扎杜里 (Enrico Marzaduri)为自己的当事人辩护称:“我从尸检结果中了解到,最初的撞击确实是致命的,而且尸体上没有轮胎痕迹。她只是想阻止他,并瞄准了他的腿。她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痛苦,并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悔恨。”而这样的解释不但没有为德尔皮诺赢得任何的同情,相反还激起了当地人更大的愤怒,一支由500人组成的抗议队伍穿越维亚雷焦的街道,希望能够为纳齐基伸张正义, “无论他有什么错,他都不应该这样离去,”很多人喊出了这样的话语。当地大主教保罗·朱利埃蒂 (Paolo Giulietti) 表示:“你如何能多次驾车碾压一个人的身体?我们怎么能想象一位安静而受人尊敬的女士、一位有能力的企业家会做出这样的事呢?”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尽管谴责德尔皮诺的声音很多,但还是有人为她做了辩护,意大利副总理马泰奥·萨尔维尼 (Matteo Salvini)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起闹剧是犯罪的后果。如果失去生命的男子不是罪犯,这种事就不会发生。”

《纽约时报》援引了解以方本次行动的美国和其他国家官员的话称,真主党武装从中国台湾地区的金阿波罗公司订购了一批传呼机,大部分是该公司生产的AP924型传呼机。这些传呼机在运抵黎巴嫩之前已被改装。两名官员表示,每部传呼机的电池旁都被植入了少量的炸药,重量约有一到两盎司,还植入了一个遥控装置可以远程触发引爆炸药。黎巴嫩时间17日下午3点30分,这些传呼机收到一条看似来自真主党领导层的消息,但这条消息却引爆了炸药。另外三位官员对《纽约时报》称,这些遥控装置收到指定信息后会发出几秒钟的蜂鸣声,然后爆炸。据报道,真主党指责以色列策划了这次袭击。以色列尚未对这次袭击发表评论,也没有承认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研究过寻呼机爆炸录像的安全专家表示,爆炸的强度和速度显然是由一种爆炸物引起的。欧洲刑警组织网络犯罪顾问米科·希波宁称:“这些传呼机很可能经过某种改装,才引发了此类爆炸——爆炸的规模和强度表明,爆炸原因不仅仅是电池。”一些官员和安全专家称,今年早些时候,真主党领袖哈桑·纳斯鲁拉要求组织成员严格限制手机的使用,因为他认为手机越来越容易受到以色列的监视。几名官员称,真主党向金阿波罗公司订购了3000多台传呼机,并将这些传呼机分发给位于黎巴嫩各地的成员,其中一些还传到了位于伊朗和叙利亚的真主党盟友手中。以色列的袭击影响了已开启并正在接收信息的传呼机。延伸阅读延伸阅读综合各方消息,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3点30分左右,包括首都贝鲁特在内,黎巴嫩全国多地发生大规模的寻呼机(注:也称传呼机、BP机)爆炸事件!爆炸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目前已造成9人死亡,约2750人受伤,其中数百人伤势危重。

“吹牛老爹”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说唱歌手之一肖恩·“吹牛老爹”·库布斯 (Sean “Diddy” Combs),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说唱歌手之一,在很多人眼中他就是“艺术家”级别的人物。除了在嘻哈领域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之外,“吹牛老爹”还涉足了时尚、电视等产业,据称净资产达到了10亿美元。不过在光鲜亮丽的背后,“吹牛老爹”也有着相当黑暗的一面,而且还是长期的,尽管目前尚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女性是受害者,但一份长达14页的起诉书足以说明这位歌手不是一般的可怕……“吹牛老爹”在曼哈顿联邦法院现场简笔画据当地时间9月17日的消息称,“吹牛老爹”在此前一天于纽约被逮捕后,出现在了曼哈顿联邦法院,他表示对检察官提出的包括长期虐待、侮辱女性在内的三项刑事指控,均不认罪。而检察官则是坚持称他为“连环虐待者和连环妨碍者”。另一方面,尽管“吹牛老爹”的律师提出了5000万美元的保释金请求,但被法官罗宾·塔诺夫斯基 (Robyn Tarnofsky)拒绝了,现年54岁的歌手将不得不继续留在拘留所,等待进一步的审判。法官塔诺夫斯基赞同检察官的说法,认为这位嘻哈大亨应该入狱,因为他“对社区构成了极大的危险”。据称,如果目前被提出的三项指控全部成立,“吹牛老爹”将面临至少15年的强制监禁,最高可被判处终身监禁。“吹牛老爹”在被捕前被拍到这是“吹牛老爹”在被捕前最后一次被拍到的样子,当时他坐在中央公园的草坪上。据悉,“吹牛老爹”的律师马克·阿格尼菲洛准备为他做无罪辩护,坚称自己的当事人虽然不完美,却是一个“无辜的斗士”,同时还声称要对法官下达的“不予保释”的命令提出上诉。虽说这是律师的工作,但从公开的起诉书看,阿格尼菲洛实在是在“睁眼说瞎话”。网友P图“吹牛老爹”捧起婴儿油看过起诉书的人,将其中所描述的细节称为“令人作呕”。而最能引发关注的一个细节是,联邦特工在今年早些时候从“吹牛老爹”家中除了搜出三支“AR-15步枪”之外,还搜出了1000多瓶婴儿油以及润滑剂,而这些东西被指用于“怪异行为”以及“精心制作的表演”。据称,所有的“表演”都是“吹牛老爹”安排的,他也会参与其中。克里斯蒂娜·霍拉姆笑得很开心据报道称,“吹牛老爹”和臭名昭著的杰弗里·爱泼斯坦颇为相似,他也有一个“高级主管”克里斯蒂娜·霍拉姆 (Kristina Khorram) ,一位类似于吉斯兰·麦克斯韦尔那样的女性,帮助他实施并掩盖那些令人发指的行为。“吹牛老爹”前女友卡西“吹牛老爹”此次被捕,源于去年11月的一起诉讼,他的前女友卡西(原名:卡桑德拉·文图拉 )公开表示自己遭受了10多年的虐待。之后相继有至少4名女性对“吹牛老爹”提起了诉讼,包括一名17岁的女孩,声称自己在被下药后遭到了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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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闺》

    新华社长沙9月14日电 记者从湖南省有关部门获悉,湖南严肃查处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湖南省委高度重视,要求深挖彻查,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湖南省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依规依纪依法对涉嫌违纪违法的88名公职人员进行严肃追责问责,其中对14名涉嫌职务犯罪的公职人员采取留置措施;公安机关依法对9名涉嫌违法犯罪的私营企业主立案侦查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高沙镇中和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经查,2012年至2017年,洞口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为谋求短期政绩违规决策,多部门公职人员与私营企业主共同谋划,长期有组织弄虚作假,通过虚构安置补偿户、用已建成的商业地产项目虚报棚改项目、以棚改名义搞周边配套建设等方式,虚报骗取套取挪用国家棚改补助资金。洞口县委原书记艾方毅,洞口县委原副书记、县长周乐彬,洞口县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孙立志,洞口县原副县长张建云等14名公职人员,因涉嫌职务犯罪,被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对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负有重要或直接责任的邵阳市委、市政府和洞口县委、县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其他74名公职人员给予党纪政务处分。同时,责令邵阳市委、市政府,洞口县委、县政府,湖南省住建厅、省发改委、省财政厅及相关部门等29个责任单位作出深刻检查并切实整改。涉案的洞口县立新物业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立新、洞口县楴燃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肖东等9名私营企业主涉嫌串通投标罪、诈骗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贿罪,已被司法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记者了解到,湖南省在严肃查处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的同时,由省住建厅牵头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了同类问题排查整改。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将城镇棚户区改造专项整治纳入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重点,加强线索处置,深挖彻查背后贪腐问题和失职渎职问题,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落实。截至8月底,全省起底问题线索2630件,立案1275件,给予党纪政务处分889人,移送司法机关191人,追缴退缴违纪违法资金3.7亿余元。此前报道央广网北京3月19日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棚户区改造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近日,有群众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实名举报称,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向上级申报的多个棚改项目涉嫌造假。连日来,中国之声记者实地走访了洞口县多个早在2015年、2016年就应该已完成的棚改项目,却发现有的棚改项目并未实施,现场无任何改造迹象;有的项目所在区域在申报棚改之前,刚进行过商业地产开发……这些棚改项目为何名不副实?棚户区一般是指城镇建成区范围内,居住密度高、使用年限久、房屋质量差、市政基础设施不健全等居住环境脏、乱、差的房屋。棚户区改造主要有三种模式:新建安置房、货币安置和环境综合整治。2015年湖南省城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信息备案表(来自湖南省住建厅官网)对照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公示的年度棚改项目信息备案表,中国之声记者近日实地走访了洞口县2015年、2016年大部分的棚改项目以及2017年、2018年部分棚改项目。根据项目备案信息,当地曾于2015年实施洞口县高沙镇中和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项目地点位于高沙镇中和街,总投资9000万元,棚改共涉及1500户,其中安置房建设1200户,货币安置300户。棚户区改造安置房建设于2014年12月开工,2015年12月建成。3月14日,记者来到洞口县高沙镇中和街。街道沿河而建,记者沿中和街从头至尾走了一遍,看到两侧房屋是多层居民自建房,不少建筑为老旧房屋,有的房屋已年久失修,上面贴有危房标识。记者:这条街沿线有进行过棚改吗?居民:没有,就这样!记者:有建安置房吗?居民:没有。记者:有给你们修路吗?居民:没有!记者:2015年的时候上面有拨付资金说给你们进行棚改。居民:没有听说过。这都是老房子没有改造过。高沙镇中和街两侧部分房屋已被鉴定为危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洞口县高沙镇中和社区棚改项目所在地中和街的老旧房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中和街多位居民告诉记者,这里没有进行过棚户区改造,既没有拆迁旧房子,也从未建过安置房。有居民反映,一些房屋有倒塌的风险。此外,这里的雨污水管网没有分流,多位居民指着排污口告诉记者——居民:一到夏天这里就好臭。这个地方的污水,你去看一下。记者:你是说它这个管网与污水没有分流是吧?居民:马路上的污水全部是往我们这里一直冲到河里的,到夏天的时候好臭的,不是说要修下水道吗?都10年了!我们现在都在反映这个事儿,也没看见他们有动作。中和街屋后的河流,此处为中和街110号,当地居民反映这里一到夏天便臭气熏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相关文件显示,棚改项目的资金由中央、省补助资金和地方筹集资金组成。记者掌握的一份洞口县政府会议纪要显示,2015年,洞口县棚户区改造安排补助资金2855万元,其中洞口县高沙中和社区项目1241万,共1500套51000平方米。记者又来到洞口县竹市镇,找到洞口县已于2016年实施的竹篙塘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附近村民告诉记者,这里还是废弃多年的厂房,没有进行过棚改。记者:这个地方是植物油厂是吧?村民:是植物油厂,这都是(占的)我们村里的地。记者:这个区域有住户吗?村民:这个厂全部荒废了,没有住户。洞口县竹市镇竹篙塘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所在地植物油厂的废弃办公楼(总台中国之声管昕摄)记者走进原植物油厂地块,里面杂草丛生,部分厂区出租给了一家医院。植物油厂地块紧邻竹市镇向阳村,多位附近村民对记者表示,植物油厂地块根本没有住户,更谈不上棚户区。记者:周边有没有棚改安置房,你们有听说吗?村民1:没有啊,没有什么改造过的安置房。记者:有200户是货币安置的,拿钱走人的。村民2:没有,根本就没有。记者:周边有没有修路?这个项目是2016年的项目。村民2:2016年这里没有修路。我们这个路都是前年修的,还都是我们到处到村里去吵,才把这个路修好。植物油厂废弃办公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2016年湖南省棚改项目信息备案表显示,位于植物油厂的洞口县竹篙塘社区棚户区改造项目,总投资4600万,总面积35200平方米,实施主体为竹市镇政府,涉及总户数400户,200户货币安置,安置房建设90套,综合整治110户,安置房早于2016年就已建成。早在2013年,国务院的相关文件就明确要求,合理界定城市棚户区具体改造范围。此后住房城乡建设部和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也陆续印发文件要求,严格把握棚改范围和标准。洞口县的这些棚户区改造项目是如何通过审批的?位于洞口县高沙镇的高沙酒厂棚户区改造项目,总投资3800万,实施主体为高沙镇政府,涉及总户数223户,其中货币安置123户,建设安置房60套,综合整治40户。安置房建设的开工年份和建成年份均为2016年。3月14日,记者找到该项目所在地--原高沙酒厂,现场已是新天地商业街。据反映人曾先生提供的相关文件显示,新天地商业街备案登记的名称为高沙商贸大市场。2011年开工,2014年竣工验收。曾先生介绍:“整个商业步行街2014年就已经修建完成,但在2016年又被申请了223户的棚户区改造。”高沙镇高沙酒厂棚户区改造项目所在地,早在2016年申报棚改之前此处已建成商业地产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昕摄)记者在现场看到,这是一个商住综合体项目。多位在此居住的居民表示,他们购买的是商品房,早已拿到了不动产登记证。记者:这个地方是棚户区吗?棚户区安置房。居民1:不是,没有。记者:上面的都是商品房,没有棚改的房子吗?居民2:没有,这里不是棚改房,一楼和二楼是商铺,上面的全部都是住房,是商品房。已建成的商业地产项目,所在区域为何还能拿去申报棚改项目?在洞口县,并不只是这一处。当地2015年实施的洞口县楴燃大厦、救控中心区域棚户区改造项目,也是类似情况,该项目早在2013年就已开工建设,是商业地产项目,上报称建设了445套棚改安置房,货币安置135户。2015年洞口县棚改项目楴燃大厦在申报棚改之前也已是商业地产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摄)和记者在现场所见不同,2021年2月,洞口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回复曾先生的信访反映中称,已将植物油厂和高沙酒厂的闲置厂房改造成棚改安置房。今年3月15日,洞口县纪委监委针对曾先生的举报反馈称,他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洞口县纪委监委工作人员说:“致使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是部分属实的,洞口县纪委已对相关人员共21人都进行了追责。”洞口县纪委监委出具的调查处理情况回复反馈单中提到,洞口县在2015年、2016年实施棚改项目过程中,高沙镇、竹市镇、江口镇、毓兰镇、花园镇、县住房保障中心和县城投公司均存在未经县政府报批,也没有向省、市报备,擅自调整项目实施方式为综合整治,竹市镇在第二期棚改项目中虚报了90户,高沙镇在高沙酒厂棚改项目中虚报了60户,虚报安置户数争取的项目资金均由原县房产局统一用于其他棚改项目。据记者掌握的多份判决书显示,因在2015年、2016年洞口县多个棚改项目的资料收集审核过程中存在利益输送问题,洞口县原房产局住房保障办副主任袁红被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此外,2015年洞口县易旺食品有限公司棚改项目,因虚构500户安置补偿户数,骗取棚户区改造中央补助资金1154万,相关人员被以诈骗罪判刑。几天前,洞口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局长王建平找到曾先生表示,当年的棚改项目确实存在一些弄虚作假的情况。“你讲的植物油厂也好,酒厂也好,以这个(棚改)名义搞周边配套建设了。上报的申报棚改户信息里面有不实事求是的,肯定有假的,我们后来查核了,这个是事实,有多少不实我没有准确数字。如果你再去讲其他所有的项目怎么样的话,我觉得这个伤害就很大了,不要再讲别人了。”棚改项目的申报有着严格的审核程序,项目资金必须专款专用。洞口县的棚改项目到底还有哪些违规之处?时隔多年,个别棚改项目根本不存在,难道就无人知晓吗?中央和省级拨付的补助资金用在了哪里?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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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娘的美味人生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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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九零红红火火》

    (原标题:湖南严肃查处洞口县棚改项目涉假造假问题 追责问责88名公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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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真高手都市行》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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