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 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一、宏观刺激政策要刺激什么

　　近两年来，中国经济疫后复苏进程尽管有曲折，总体呈现回升向好态势。去年全年增速达到5.2%，今年上半年也达到5%，在全球各大经济体中是居前的。另一方面，宏观经济面临日益增大的总需求水平下降压力，GDP平减指数已经连续7个季度处于负增长。8月份的数据表明，消费、就业、财政等重要指标都出现明显放缓乃至收缩的迹象。

　　宏观经济总需求不足是一个基本事实，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总需求明显不足的情况下采取刺激政策，也是一个常识。但要把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与总需求不足的起因区别开来，尤其是要理清楚什么因素导致了总需求不足。否则，即便采取刺激政策也可能难以见效，甚至不是解决而是加剧问题，更要紧的是会贻误有利时机。

　　在这个问题上目前大体上有这么几种观点。

　　一种观点是增加投资。认为中国经济以往的高增长主要靠高投资，目前可以投资的领域还不少，空间还很大，仍然可以通过加大投资力度维持甚至提高宏观增速。但真实的问题是，与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相比，已有的投资比重已经过高，能够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效投资空间已经相当有限。

　　另一种更具主流性的观点是扩大消费。认为总需求不足是投资过多消费不足，在具体做法上，一种流行的主张是仿效发达国家进行“直升机撒钱”。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

　　扩大内需靠投资还是靠消费的问题本身就具有误导性。不存在有投资无消费和有消费无投资的经济。真实的问题是，在我国现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下，内需不足的重点何在，原因是什么，如何才能实质性地扩大内需，这样我们才能在深一个层次上理解和解决扩大内需问题。

　　二、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到需求约束的两个重要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长。东亚成功追赶型经济体，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都经历过类似增长。这种增长快速吸收了人类工业化阶段的技术成果，把先行者几十年到上百年的增长浓缩到二三十年时间内，也称为挤压式增长。但这类增长是有终点的。

　　2010年1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在达到一个高点后开始减速，由高速逐步转为中速。这种变化可以表述为增长阶段转变。一个可比较的对象是日本经济。日本有上亿人口，属于大型经济体，与中国有较强的可比性。日本在上世纪50和60年代曾经历了9%左右的高速增长。70年代初进入中速增长，增速在4%左右；90年代初再次减速为低速增长，2%左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如果与日本比较，中国目前处在中速增长的后期，应该还有5-10年的中速增长，增速应在4-5%之间。

　　在这种过程中，有两个概念非常重要。

　　一个是历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几十年上百年的进程中，需求增长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个点或区间。到了这个点或区间，经济增长就开始减速。

　　另一个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背后是收入结构，简单地说，是中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分布结构。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结构 ；另一种中等收入群体比重高，低收入群体比重低的结构，也就是通常说的“橄榄型”结构。

　　历史需求峰值决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转折点，而需求结构决定了转折点后中速增长的持续时间。

　　在转折点以前，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是供给不足，在市场供求关系上容易出现通胀，这一时期主要是供给能力形成阶段。转折点之后，主要约束成为需求不足，事实上，需求相对下降正是增长减速的原因。通胀压力转为通缩压力，或价格上升压力转为价格低迷压力。

　　从国际经验看，中速增长保持较长时间的经济体，一般基尼系数比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对较小，有一个规模较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这样的中等收入群体可以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从而支撑较长时间的中速增长。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较小，当这个群体需求潜力大体释放后，容易出现增长的明显减速，导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滞后退的困境。

　　这个时期正是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关键节点。二战以后，几十个经济体开始工业化进程，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由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阶段的经济体甚少，大型经济体只有日本和韩国。一万美元左右是一个特殊的不稳定节点，更多的国家在这个节点上出现反复或后退，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

　　现阶段我国的基本情况是，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三分之一，4亿人左右；在此之下有9亿多低收入群体，占三分之二。基尼系数多年来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认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当前面临的需求不足，与这种需求结构直接有关。

　　三、如何增加有效消费需求

　　增加有效消费需求首先要区分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包括低收入阶层在内，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费为主的生存型消费趋于稳定，或者说，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消费总量扩大体现为结构升级。消费增长更多由教育、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保、文化体育娱乐、金融服务、交通通讯等发展型消费拉动。

　　消费实现方式的差异也很重要。生存型消费以个体消费方式为主。发展型消费较多采取集体消费或公共服务方式，如医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济方式，学校教育是集体学习方式，与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直接相关。扩大发展型消费仅靠个人努力是不够的，需要政府搭台子、建制度、出资金，是政府消费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的组合。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滞后，直接拖累发展型消费的增长。现阶段，城市居民抱怨或忧虑较多的是教育、医疗、住房“三座大山”的压力。近三亿农民工、近两亿外出进城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欠账更为突出。四亿中高收入群体与九亿低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当大部分源于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水平的差距。所以扩大消费要找准痛点：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务为依托的发展型消费，二是以农民工为重点的中低收入阶层。

　　基本公共服务短板与城市化水平直接相关。城市集聚效应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在传统农村地区，现代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成本过高，很难触达。与发达经济体相同人均收入水平时相比，中国城市化率偏低，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6%，户籍城市化率为48.3%，而发达经济体通常在70%以上，有的超过80%。

　　以往我们重视生产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忽视了消费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而这一条应该是我们现阶段扩大消费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个底层逻辑。没有一定密度的城市化水平，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社保、养老、文化娱乐等领域较高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务难以实现。

　　从制度层面看，存在着不利于提高以人为中心的城市化的制约因素，集中体现在城乡之间的三个不平等：一是户籍制度所体现的身份和居住迁徙权利不平等；二是基本公共服务分享权利不平等；三是财产（不动产）权利不平等。

　　四、不能简单仿效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

　　中国经历的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近十多年的中速增长，都显著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增长动能主要来源于中国作为后起国家的追赶潜能，或者说人类社会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结构性潜能，也是发达经济体已经做过的、我们还没有做但有条件有可能做的事情。到2035年，从目前的人均1.4万美元到3.5-4万美元，至少还有2万美元的追赶潜能，主要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服务业发展，制造业和农业的稳固与升级等。我们经常讲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事实上，这种追赶潜能是确定性较强的。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数字技术和绿色转型等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机会，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新的结构性潜能。这方面我们与先行者的差距并不大，有些领域并驾齐驱或局部领先。追赶潜能与数字绿色潜能并不是两条赛道，而是融为一体的。传统追赶潜能加新兴数字技术和绿色技术，仍可支持中国经济保持5-10年的中速增长。

　　在这一时期，宏观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稳定与平衡。作一个不大准确的比喻，现阶段如果潜在增速为5%，宏观政策大概影响的是1%，其余4%取决于结构性潜能，而结构性潜能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则取决于是否有适宜体制政策环境。改革就是为了创造这样的环境条件。

　　需要说清楚现阶段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作用上的区别。发达经济体也是成熟经济体，处在低速增长期，是一种维持性折旧性的增长，新增长潜能很少，宏观政策的变动往往能够决定经济增长整体走向。如果中国经济增长真的主要依赖于宏观政策，应该已经到了低速增长期了。

　　随着中国经济由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释放结构性潜能的改革相应转到需求侧。在继续推动必要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同时，重心将会转向需求侧结构性改革。

　　然而，改革往往被认为是慢变量，远水不解近渴。事实上，在改革工具箱内，能够找到不少增长导向、有立竿见影之效的改革举措，产生“今晚公布，明早涨停”的短期效应。即使那些中长期见效的改革，如能尽早启动和推进，也能形成积极预期，对短期稳增长发挥正面作用。

　　还有观点认为，改革不能解决短期的货币信用问题。这就涉及到对货币信用如何形成的理解。改革就是开放权利。这些年来，中央关于改革的重要文件中大量使用的词语是“允许”、“可以”，就是把以往不允许、不可以做的事情放开了，居民的权利就相应增加了。允许、可以做的事情多了，权利增加了，就可以发现新的交易机会，而正常的市场交易要“一致同意”，对双方都有好处，就会有一个经济上的增量或“增加值”。交易增加相应扩大货币需求，扩大信用，进而实质性地扩大需求和供给，特别是需求侧改革能够更多地扩大消费需求。简而言之，改革扩大权利，增加交易，增加信用，进而实质性扩大需求。如果不通过改革把被不合理体制政策束缚的交易机会解放出来，即使增加货币，也不能增加交易和信用，只会增加货币空转。

　　五、建议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实质性扩大终端需求，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应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

　　落实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举措，以财政政策为主，与需求侧结构性改革紧密配合，产生扩消费、稳增长、防风险的综合效应。具体包括10万亿刺激规模、两大突破口和一个重要目标。

　　经济刺激计划规模。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的经济刺激规模。2008年搞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当时的经济总量是30多万亿，重点是基础设施建设等投资。去年GDP总量达126万亿，可以考虑按GDP总量10%的比重，确定刺激计划的规模。与2008年不同的是，这次重点是补上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以往重点是物质资本投资，这次是人力资本投资。这一刺激计划在微观层面重点带动消费，同时也在一定幅度上带动房地产、基建、服务业等领域投资，实质性地扩大内需。在宏观上则可提升总需求水平，缩小与总供给的缺口，带动GDP平减指数转为正增长。

　　两大突破口，或者说两个重点领域。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 的精神。农民由进城打工转为在城市家庭团聚、安居乐业。增加保障房供应可以扩大房地产的有效需求，住房改善可以带动装修、家具、家电等消费，家庭团聚可以带动教育医疗养老等需求，完善社保可以降低后顾之忧，降低预防性储蓄。

　　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我国城市核心区建设已达到较高水平，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拥堵。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核心城市通常占城市人口的30%左右。核心城市之外的中小城镇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可容纳60%以上的城市人口，其中既包括原有城市疏解人口，更多是农村和其他城市的流入人口。同时也适合制造业和中低端服务业的集聚。在这个范围内，房地产、基建等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落实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提高城乡规划、建设、治理融合水平，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允许农户合法拥有的住房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盘活利用”，“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等精神。重点推动城乡之间人员、土地、资金等要素双向自主流动，以市场化为基础优化配置利用各类资源，农民可以进城，城市居民可以下乡，给城乡居民双向创业就业置业以更大空间。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探索，把农村宅基地流转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相配套，加快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实现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社保能力增强、城乡居民居住条件改善、产业稳定增长和结构升级，一举数得。

　　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提出并推进实现这一目标，对尽可能延长中速增长期，打破需求约束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有基础性意义。

　　提出并实施上述经济振兴方案，短期内有助于较快在边际上补上总需求不足缺口，带动经济增长进入扩张性循环轨道，同时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钱建新制度，也将为中长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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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万睿（记者 张香君）09月22日,#endText .video-list .overlay{text-align: left; padding: 0px 6px; background-color: #313131; font-size: 12px; width: 120px; position: absolute; bottom: 0px; left: 0px; height: 26px; line-height: 26px; overflow: hidden;color: #fff; }

蔡万睿（记者 龙政峰）09月22日,来源：环球时报【环球时报驻埃及特派记者 黄培昭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欣】17日和18日，大量寻呼机、对讲机等通信设备在黎巴嫩各地发生爆炸。黎巴嫩卫生部19日通报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事件共导致37人死亡，近3000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成员占死伤者的大多数，该组织指责以色列方面发动了袭击。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19日称，以色列已经“越过所有红线”，将面临“公正的惩罚”。自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真主党几乎每天都在黎以边境与以军交火。在第一波爆炸之前，以色列已宣布将扩大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战争目标，包括确保与黎巴嫩北部战线的安全。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的文章认为，真主党的战略一直是继续支持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行动，而以色列决心结束这种战略，这就是为什么它现在正试图改变战争的性质，并使战争扩大。多名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专家表示，针对个人电子设备策划如此大规模的爆炸事件是不寻常的，对寻呼机和对讲机的攻击进一步凸显了现代战争中民用通信设备和其他电子设备武器化的危险，全球供应链也暴露出安全漏洞。当地时间2024年9月18日，黎巴嫩巴勒贝克，一个对讲机在一所房子里爆炸。（视觉中国）“现代特洛伊木马”18日，黎巴嫩多地再次发生小型设备爆炸事件。黎巴嫩卫生部长阿卜亚德表示，事件共造成25人死亡，608人受伤。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以及南部地区、东部贝卡谷地等都传出爆炸声，英国广播公司（BBC）称，这些地区都被视为黎巴嫩真主党的据点。其中至少一起爆炸事件发生在因17日寻呼机爆炸而丧生的真主党成员的葬礼上。BBC称，其团队当天下午在贝鲁特南郊参加真主党遇难者葬礼时，听到一声巨响，随后有报道称其他地区也发生了爆炸。报道称，大部分爆炸设备为通信工具，最主要的是对讲机，另外还包括手机、笔记本电脑，甚至太阳能电池。也有几辆汽车发生爆炸，但尚不清楚是汽车本身还是车内物品引起的。路透社驻贝鲁特记者称，他看到真主党成员疯狂地从未爆炸的对讲机中取出电池，并将其扔进金属桶中。综合路透社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报道，从爆炸后的对讲机残骸来看，其标签上印有日本无线电通信设备企业艾可慕公司（Icom）的名称，似乎是IC-V82型号产品。对此，艾可慕公司19日回应称，正在针对有关带有其标识的对讲机在黎巴嫩发生爆炸的新闻报道进行调查，并将在其网站上发布最新信息。该公司表示，该型号设备10年前已停产，市场上存在假冒产品。公司所有对讲机均在和歌山县生产，并采用严格的管理体系，确保“产品中不使用本公司指定以外的任何零件”。当地时间2024年9月19日，日本东京，行人走过寻呼机厂商“ICOM”的广告。（视觉中国）就在黎巴嫩多地发生对讲机爆炸事件之前，多数为真主党成员使用的寻呼机17日几乎同时发生爆炸，造成12人死亡，超2000人受伤。有报道称，真主党不久前从台湾地区金阿波罗公司订购了一批寻呼机。金阿波罗方面称，该款寻呼机的设计与制造均由欧洲BAC公司负责。“爆炸寻呼机是以色列制造的‘现代特洛伊木马’”。美国《纽约时报》18日引述匿名人士的消息爆料称，黎真主党为了避免以色列利用手机网络来确定其成员位置，推动使用寻呼机。这让以色列情报官员看到机会。他们成立空壳公司，假冒国际寻呼机生产商，BAC就是其中之一。报道称，BAC公司给真主党生产的寻呼机，电池中掺有爆炸物。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也用“特洛伊木马”形容以色列制造的“爆炸寻呼机”，称以色列早已为袭击做好了准备。据法新社19日报道，保加利亚国家安全局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正在与税务部门和内政部进行核查，以确定一家在保加利亚注册的公司在向真主党提供通信设备方面可能扮演的角色。黎巴嫩禁止寻呼机上飞机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称，黎巴嫩全国连续两天发生致命爆炸事件后，当地人民生活在恐慌之中。半岛电视台称，随着恐慌到来，黎巴嫩人开始处理他们的通信设备，或将它们带到商店进行检查。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日报道，黎巴嫩军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种部队正在多个地区引爆寻呼机和可疑的通信设备”，并呼吁“（本国）公民远离爆炸现场，并报告任何可疑的装置或物体”。此外，黎巴嫩民航局19日发布一项新指令，禁止乘客在飞机上携带寻呼机和对讲机。该禁令适用于首都贝鲁特的拉菲克·哈里里国际机场的所有出港航班上的货物以及托运和随身行李，相关设备一旦被发现将被机场安检部门没收。爆炸后的寻呼机残片。半岛电视台认为，接连的爆炸袭击暴露了真主党的一大安全漏洞，同时也是一个强有力的心理战工具。一些分析人士怀疑，该组织在黎国内的形象已遭到动摇。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官员贝尔认为，以色列严重扰乱了黎巴嫩真主党的通信网络，使其遭受重创，可能是在为以色列即将对黎巴嫩发动军事进攻铺平道路。以色列防长加兰特18日宣布，战争已进入新阶段，军事重心将转移到北部战线。在加兰特发表上述言论的几个小时前，以军正在将精锐第98师从加沙转移到以色列北部。半岛电视台称，长期以来，分析人士一直指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断升级冲突，试图避免因其安全政策失误和腐败案件而承担任何后果。他最近又增加了一个“新的战争目标”，即清理与黎巴嫩接壤的北部地区，以便让那些因冲突而从那里撤离的以色列人返回。19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天，升级的风险再次以危险的方式增加”，“因此，我们必须以和平的名义，再次呼吁克制、降温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同一天，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在社交平台上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以免局势进一步升级。真主党：以将面临公正的惩罚以色列尚未对连续两天的爆炸事件发表评论，但路透社18日援引黎巴嫩安全方面消息人士的说法表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应对此负责。真主党18日表示，其用火箭弹袭击了以色列炮兵阵地，这是自爆炸事件以来对以军的首次打击。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18日刊发英国政治分析人士因莱克什的文章称，如果真主党不发起大规模的反击行动，这将向以色列人发出示弱的信号，并可能鼓励后者继续在黎各地采取类似行动。而如果真主党的回应过火，这可能会给内塔尼亚胡一个完美的借口，让他发动几个月来一直威胁要发动的战争。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发表讲话。黎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19日发表电视讲话，将以色列的袭击描述为“大屠杀”和可能的“战争行为”，称以将面临“严厉的报复和公正的惩罚”。紧张局势的加剧也可能使迄今未能成功的巴以冲突调解努力复杂化。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18日表示，现在评估爆炸事件对停火谈判的影响还为时过早。他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我们仍然相信，防止局势升级、防止黎巴嫩开辟另一条战线的最佳途径是通过外交。”柯比还表示，以色列有权自卫，并重申美国未参与黎巴嫩的爆炸事件，也毫不知情。路透社称，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表示，以色列17日告诉华盛顿，它将在黎巴嫩采取行动。但该官员说，以色列没有提供细节，而且这次行动本身让华盛顿感到意外。“严禁将平民使用的物品武器化”半岛电视台称，黎巴嫩各地接连发生的无线通信设备爆炸事件可能构成违反战争法的行为。这包括可能违反禁止无差别和不成比例攻击的规定，因为爆炸现已造成数十人死亡，数千人受伤。美国一人权组织的负责人表示，“不应该在平民可能捡起和使用的物品，或平时使用的物品上安装诱杀装置。这正是我们在黎巴嫩看到如此惨烈灾难的原因。任何人都可能拿到这些寻呼机。”美国圣母大学法学和国际和平研究教授玛丽·奥康奈尔对美联社表示，国际法禁止使用诱杀装置，“严禁将平民使用的物品武器化”。此外，科技行业和供应链分析师告诉半岛电视台，科技公司可能会将此次袭击视为保护供应链重要性的有力提醒，而公众对科技的信任也可能受到打击。美国康奈尔大学数字和信息法教授詹姆斯·格里梅尔曼表示：“每家制造或销售实体设备的公司都会担心其供应链的完整性。他们可能会考虑增加额外的保障措施和验证措施，以便更好地发现和防止此类行动（指日常通信设备可能被武器化）。”曼彻斯特大学运营与供应链管理系主任哈克告诉英国iNews网站，黎巴嫩寻呼机爆炸事件清楚表明，“涉及多个中间商和制造商的现代供应链可能会被恶意利用”。他说，“对像传呼机这种货物的破坏能力可能会导致对进口的更严格监管，进而可能减缓贸易和供应链流程。医疗设备、基础设施组件或消费电子产品等关键行业无法免受此类威胁，这带来了重大的全球安全问题。”

原创 阮佳琪 观察者网► 文 观察者网 阮佳琪接连两日，黎巴嫩多地发生了涉及寻呼机、对讲机等通信设备的多轮爆炸事件，总计造成30余人死亡，超过3000人受伤。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国家宣布对袭击事件负责，不过外界普遍把矛头指向以色列。同时，涉事通信设备来自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的制造商也引起关注。港媒《南华早报》18日援引多名专家分析指出，尽管目前仍存在诸多疑点有待厘清，但这一系列由通信设备引发的致命爆炸，或将促使中国对电子产品武器化提高警惕。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研究员拉赫曼认为，“中国大陆可能会有人怀疑，台湾与美国相互勾结，而美国又是以色列的亲密盟友，台湾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场阴谋行动。”他表示，中国大陆可能会以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台湾地区所生产的电子和通信产品，同时对台湾其他产业也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9月18日，台湾寻呼机制造商“金阿波罗”否认生产了涉事产品 视频截图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黎巴嫩全境多地同时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遇难人数已攀升至12人，其中包括2名儿童，约2800人受伤，伤者包括伊朗驻黎巴嫩大使。黎巴嫩各家医院已实施460例手术，其中大部分是眼睛和面部手术。真主党指责以色列应对此次爆炸事件负责。路透社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事发几个月前，摩萨德就在真主党订购的5000台寻呼机内放置了爆炸物，这种被做了手脚的电路板很难被普通扫描设备检测到，一旦接收到指定代码便会引爆。在此期间，真主党一直没有察觉爆炸物的存在。有专家表示，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长期行动，很可能是通过渗透供应链，并在寻呼机运抵黎巴嫩之前安装炸药来实施的。“这看起来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实体供应链攻击。”美国智库“西尔维拉多政策加速器”主席阿尔佩洛维奇也对《华盛顿邮报》表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次日（18日），真主党使用的对讲机又在黎首都贝鲁特南郊等多地发生爆炸，造成20人死亡，超过450人受伤。涉事对讲机据称来自日本无线电通信制造商ICOM，不过根据其官网公开信息，有关型号已于2014年停产。无独有偶，寻呼机爆炸事件中指向的台湾地区制造商“金阿波罗”（Gold Apollo）也急于与该事件切割。其宣称，该公司只提供了商标授权，负责产品设计制造的是一家位于匈牙利的公司BAC。匈牙利政府18日澄清称，BAC只是一家贸易中介公司，在匈没有设厂。发生爆炸的寻呼机 美联社援引社交媒体图片正如“棱镜门”曝光者、被称为美国“吹哨人”的斯诺登所说的，“如果有一天出厂的iPhone内部塞满爆炸物，媒体就会更快明白今天发生的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先例。”有关通讯设备武器化的讨论随之而来，一些组织利用数字化手段和全球供应链的联系进行杀伤性的破坏，正引发各方担忧。拉赫曼对《南华早报》表示，这些爆炸事件表明“以色列有能力利用数字手段和全球供应链中的隐秘联系，深入对手据点实施打击”，“这是一个非常规而又巧妙的例子，它融合了数字和热战策略战术，将普通的通信设备变成了（简易爆炸装置），而非通常的监视用途。”救护车运送伤者拉赫曼进而指出，考虑到台湾地区有厂商牵涉其中，以及其与美国的勾结关系等因素，中国大陆可能会因此用更加怀疑的眼光看待美国及其盟友，以及台湾地区所生产的电子和通信产品。他分析称，“在战略层面，这表明大国及其强大盟友的军事和情报机构，可以利用全球供应链或将其武器化，预先部署不对称战争工具，在冲突期间或战争目标发生变化时启动这些工具。”香港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莱文提到，以色列情报部门曾在上世纪90年代使用过类似手段暗杀哈马斯炸弹工程师叶海亚·阿亚什，但这次的规模要大得多。而且，此次事件的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这些爆炸物是何时以及如何被放入寻呼机的，是在台湾工厂里，还是运往黎巴嫩途中，亦或是在运抵目的地之后。“一般来说，在供应链过程中，炸药的安置地点距离台湾制造商越远，距离像真主党这样的最终客户越近，影响就越小”，他说。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曼奇尼也表示，不仅对于中国，对于所有国家而言，这起事件表现出的设备武器化倾向“令人极为担忧”。“这是朝着‘自动化战争’方向迈出的又一步。在这类战争中，技术手段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不仅将设备武器化，还开发出可以通过远程信息（触发）爆炸的系统。”他补充道，“这表明以色列在提高技术战争能力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而且可以引发人们思考的是，以色列可能不是唯一一个拥有这种技术的国家。”中国杀毒软件厂商瑞星的唐威也指出，改装后的设备能够躲过检查，说明策划这次袭击的势力拥有成熟的处理技术。唐威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手机或汽车系统被黑客入侵导致爆炸的风险仍然“非常小”，因为黑客需要突破复杂的电池保护系统，而且中国的大部分智能手机和新能源汽车都拥有“最高级别的电池保护”，因此普通人在使用大品牌产品时不必担心会发生爆炸。相较而言，唐威认为，高强度手电筒和头灯等其他使用电池供电设备的风险可能会更高。他说，这些产品与智能设备不同，“一旦有人事先做了手脚，安装了用于远程遥控的SIM卡，风险概率就会更高”。军事专家魏东旭在央视节目上分析称，普通的寻呼机是不可能被远程遥控引爆的，即使它的通信基站和相关的网络遭到外部入侵，有关方面也仅能够向这些寻呼机发送特定信息而已。他推测称，这些寻呼机一定是事先被人做了手脚，比如在寻呼机内部植入小型爆炸物，将其伪装成电池的一部分，或者在寻呼机的电子元器件中加装小型引爆装置，通过信号激活爆炸物，让它成了一个“遥控炸弹”。“一旦真主党确定了以色列是幕后操纵者，黎以冲突还将进一步升级。”他警告道。应阿尔及利亚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在当地时间20日下午，就近期黎巴嫩多地发生的通信设备爆炸事件举行紧急会议。来源|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