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有这种穿越感,是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在那天凌晨告别了人世。到了白天,消息传开,就有报社编辑给我打电话,说史铁生去世了,让我准备采访几个他的生前好友,写篇“逝者”文章吧。
我当时在做文化记者,领到任务就开始行动。文章似乎不难写,但“史铁生”这名字让我开始恍惚,什么时候集中大量读他的文字?大概是中学时代吧。20世纪90年代,史铁生作品在中学生的课外推荐读物里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其坐在轮椅上的形象,被贴上了“身残志坚”或者“不向命运屈服”的标签。写作就是对抗命运的一种方式吗?少年时代的我真正读进去,发现这些标签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误读。史铁生的文字没有那么斗志昂扬,而是温情的,忧郁的,困惑的。他像每个年轻人一样,即使不是病痛缠身,对这世界也有太多的问题,找不到明确答案。
这样一位无数次思考过死亡的作家去世了,我才把他关于生死的文字汇集起来重读,最后把他的这句话放在悼文的开头:“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是2010年的最后一天,全世界的人都在翘首企盼新年,而史铁生的“节日”提前降临。
一晃10多年过去,再次重读也再次恍惚穿越,就是现在了。短视频时代,“史铁生”这 个名字竟变成了新的流量密码。《2024年抖音读书生态数据报告》显示,史铁生成了抖音最受欢迎的作家,今年上半年,史铁生作品销量同比增长44%,其中《我与地坛》的销量就同比增长了357%。要是按年龄段看读者数据,最爱史铁生的是00后,也就是现在十几岁到20出头的年轻人。
赢得年轻人的心,为什么是史铁生?或者,为什么不能是史铁生?知识界和文艺界的讨论像是自问自答,又像是中年人试图理解青年人的一场群体心理测验。
史铁生是1969年去陕北插队,1972年回到北京。双腿瘫痪的时候,他只是个20岁出头的青年。“插过队的人想写作,大概最先都是想写插队。”史铁生把知青故事编排了很久,设计了正面人物、反面人物,安排了诸葛亮式的人物、张飞式的人物,“结果均归失败”。小说不好写,生活本身比写小说更难,回到北京的史铁生也找不到工作,等了很久。半个世纪前的年轻人也想要一份稳定的工作,或者说,那时候的年轻人尚不知“内卷”为何物,也无从想象更多元的选择。“我仍然没头没脑地相信,最好还是要有一份正式工作,倘能进一家全民所有制单位,一生便有了依靠。”
这是不是这届年轻人共情史铁生的密码之一?史铁生无法书写的知青岁月,梁晓声写成了,时代的一个切片就此进入文学史。文艺评论家解玺璋说,史铁生的文学不是知青文学,完全不是,他甚至连知青文学特有的那种热情洋溢的理想主义都没有,完全没有。史铁生只能去写失落,写生存困境,他的身体被禁锢在轮椅上是一种残疾,而他书写的是精神领域的另一种残疾。“在史铁生的作品里,人的有限性,都是人的残疾。”
“回去再等等吧,全须全尾的,我们这儿还分配不过来呢。”史铁生写当年的劳动局庭院深深,他和母亲奔走多次,得来的只有这么一句例行公事的话。母亲是史铁生最重视的人,她直到去世之前还在一趟一趟往劳动局跑,每次回来都向儿子表示歉疚。史铁生不说什么,依他的意思,再不要去找那些人。
他决定写作。写作意味着他不再幻想一种来自社会层面的坚实保障,这又像极了如今年轻人说走就走的旅行。不同的是,史铁生的活动半径不过那时荒草萋萋的地坛,他并无别的地方可去。别人上班,他上地坛。“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史铁生写道,“我一连几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
史铁生就这样成了当代青年的“嘴替”和“人间清醒”,拜网络无远弗届的力量所赐,有比当年多得多的读者,来史铁生这里寻求情绪价值。短视频并不是吞噬时间的黑洞,而是让更多“心里有事情”的年轻人重返书本,重读经典。只是在他身后,时光如水,人潮如虹。年轻人一茬接一茬长大,那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却像地坛的老树,沉默地矗立在每个游人必经的路旁。曾在荒园老树下长久静坐的那个人已经走了,但只要你带着问题回到这里,你就一定会再遇到他。
“呵呵。”申屠仁笑了,“你呀你,我了解你,你这么跟我说话没什么。可是,你的脾气性格太冷太傲,以后和夏雷说话要注意一点,不要太强势了。女人嘛,在职场可以强势一点,但在家里,在生活里,你得温柔一点。”
唐语嫣说道:“随便问问,要是不方biàn的话,可以不跟我说。”
夏雷毛骨悚然,环首四周,可是他什么都没有看见。
果然,十分钟后,夏雷一工兵铲插向土壁,土壁里面传出了一个空响的声音。他又挥了一下工兵铲,狠狠扎了过去。轰隆!遮挡视线的土壁轰然垮塌,露出了一个黑森森的窟窿来。
夏雷愕然,什么时候定下的婚期,他怎么不知dào?而且还比媒体猜想的要近一些!史铁生:当代青年的“嘴替”和“人间清醒”“嗯,晚安。”不知道为什么,夏雷的心中也浮出了一丝淡淡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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