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经证明，比尔·盖茨是迄今为止我们整个星球上最重要的企业家之一。

　　这种重要性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他和保罗·艾伦在1975年创立的微软公司开创了软件时代，深刻影响了近半个世纪的全球科技发展，这家公司至今仍屹立在时代潮头；

　　2000年创立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不仅发展成世界规模最大的私人慈善基金会，而且为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了具有开创性、创新性的贡献。

　　在某种意义上，比尔·盖茨的人生实现了一个伟大的闭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而无论是取与用，都是直面人类亟待解决又很难推动的难题，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整合资源，探索新模式，在非常巨大的规模上创造出独特价值，以此推动商业、社会和人的进步与发展。

　　以2000年盖茨基金会提供了7.5亿美元、推动创立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为例。它采用公私合作机制，汇聚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各国政府、疫苗行业、私营部门和社会多方力量，并开创了“预先市场承诺机制”（AMC）这一创新模式来筹集资金，为发展中国家采购疫苗，激励新疫苗的研发并扩大生产规模。

　　2007年，一款新型肺炎疫苗研发成功，但一剂的价格高达70美元，让承受了大多数肺炎死亡病例的贫困国家无力负担。同年，AMC首次投入运作，盖茨基金会为相关疫苗企业提供了数十亿美元资金，帮助他们扩大生产，将肺炎疫苗的价格从70美元降至3.5美元，让低收入国家的儿童也能用上。从2000年创立起来，Gavi已帮助超过10亿儿童获得了疫苗接种，挽救了超过1700万生命。

　　人类存在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全世界约有8亿人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有10多亿人长期处于饥饿状态，有超过4亿儿童（占全球儿童的2/3）没有获得茁壮成长所需的营养。对这些问题，企业很难有动力参与，部分原因是不确定能否实现盈利。市场机制在这里失灵了。

　　而盖茨基金会相信——“我们能够帮助创造市场激励机制，让更多人从中受益。我们与合作伙伴携手寻找创新方法，支持他们为最有需要的人群开发和交付疫苗、治疗方法和其他工具，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从而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

　　“所有生命价值平等”是盖茨基金会的信念，疫苗平等就是对这一信念的具体践行。2000年前后，全球每年有1000多万儿童死亡，现在这一数字降至500万以下。世界上最致命的传染病的发病率也下降了一半。盖茨基金会对此功不可没。

　　为推动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盖茨基金会还发起了“目标守卫者”行动，通过发布年度报告来分享这些目标背后的数据和故事，并借此激励世界各地的目标守卫者，并促使更多人采取行动，实现目标。

　　今年9月17日，盖茨基金会第8次发布年度《目标守卫者报告》，题为《面对全球变暖，加强营养刻不容缓》。报告呼吁全球领袖，有针对性地增加全球健康投资，保护上亿名儿童免受营养不良和相关疾病侵害。

　　据世界卫生组织2023年数据，估计全球有1.48亿儿童发育迟缓，导致他们无法充分发挥身心潜能；此外还有4500万儿童消瘦，意味着他们变得虚弱瘦小，面临更大的发育迟缓和死亡风险。这些都是急性和慢性营养不良最为严重的表现，而且不可逆转。

　　比尔·盖茨说，营养不良是“世界上最严峻的儿童健康危机”，气候变化让它愈发严重。《目标守卫者报告》预计，从2024年到2050年，气候变化将导致额外的4000万儿童发育迟缓，以及2800万儿童消瘦。

　　|5岁以下儿童发育迟缓发生率历史水平与进展预测。来源：盖茨基金会2024年《目标守卫者报告》

　　为应对这场危机，盖茨基金会支持成立了“儿童营养基金”平台，2022年以来已向该基金累计资助7000万美元。2021年9月，盖茨基金会承诺，到2026年提供9.22亿美元，用于解决全球营养问题。

　　比尔·盖茨在报告中写道：“抵御气候变化的最佳方案就是投资于营养……如果解决了营养不良，我们就更容易解决其他问题。极端贫困将得到缓解、疫苗也会更有效，而像疟疾和肺炎这样的致命疾病也会变得不那么致命。”

　　报告重点介绍了多种有助于解决营养不良问题的行之有效的工具，包括：

　　新的农业技术可使牛奶产量增加两到三倍，而且更安全，到2050年可以防止上亿儿童发育迟缓；

　　努力推广营养强化食盐和调味包等日常食品摄入的新方法，可以减少数百万贫血病例，并避免因神经管缺陷导致的死亡；

　　为孕妇提供优质产前维生素，到2040年将挽救近50万生命，改善2500万新生儿的出生状况。

　　从疫苗平等到投资于营养，盖茨基金会是如何考虑呢？基金会的工作方法是怎样的？基金会如何与中国合作？如何看待未来？围绕这些问题，9月13日，我在上海通过视频方式采访了在西雅图的比尔·盖茨先生。

　　虽然时间只有20多分种，但他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对事业的沉浸感，高度的专业修养，以及对中国在改善人民营养方面的充分肯定，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如果一个国家的孩子不够健康，那么经济也将难以发展”

　　秦朔：这是盖茨基金会发布的第八份年度《目标守卫者报告》，今年报告强调了营养不良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儿童健康危机。我曾以为基金会重点关注的是疫苗公平性问题，尤其是针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儿童。您现在是否认为营养不良危机比疫苗公平更为紧迫？为什么？

　　比尔·盖茨：我们的目标是在减少儿童死亡的同时，还能让活着的儿童身心健康地成长，充分发挥潜能。儿童——尤其是非洲儿童——会在5岁之前面临一些严峻的挑战，例如疟疾、腹泻、肺炎等疾病，或者是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有时候这些不幸的因素叠加起来，就可能导致儿童死亡。

　　我们发现，如果能大幅减少疟疾的发病率，那么由其他各种原因造成的儿童死亡也会下降。营养不良是近一半儿童死亡的重要因素。我们对数千例儿童死亡进行了尸检，让医生进行全面分析，包括他们生前的营养状况，以找到造成死亡的真正原因。这项研究对指导我们的工作很有帮助。

　　当我得知近一半的儿童是由于营养不良而死亡时，我非常震惊。同时让我震惊的还有整个非洲有超过30%的儿童严重营养不良。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减少儿童营养不良。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些非常低成本的干预措施，包括多种微量营养素补充剂（MMS），它可以为孕期母亲补充更多维生素；还有利用多种方式强化食物的营养，例如调味包、小麦、大米和盐；以及提高蛋白质来源的产量，例如我们改良鸡的品种以增加鸡蛋的产量，或者改良奶牛的品种以提升牛奶产量。

　　|在布基纳法索的一家医疗站里，卫生工作人员将一盒产前维生素递给一位孕妇

　　我们希望可以扩大这些措施，从而真正地减少营养不良，以达到两个方面的成效：一是减少儿童死亡率，二是让他们有更多的发展潜力。

　　如果在此基础上再辅以良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发展所遵循的神奇公式：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营养水平、提供教育机会——现在中国已经达到较高的中等收入水平，我们希望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都能学习中国的经验，达到同样的发展水平。

　　事实上，我们在亚洲其他国家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比如越南、印尼、印度等国家已经不再需要国际援助（来解决国内的营养不良问题）。尽管这些国家仍有儿童营养不良的状况，但已经可以通过本国财政支持的项目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只需要作为合作伙伴参与其中。

　　但目前非洲仍需要大量国际援助，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陷阱。如果一个国家的孩子不够健康，那么经济也将难以发展。

　　|卢旺达卫生部长萨宾·恩桑齐马纳博士亲自将第一份多种微量营养素补充剂递给一位孕妇，标志着该健康举措的正式启动

　　通过两种方式投入慈善资金

　　秦朔：今年的《目标守卫者报告》就儿童营养不良提出了多个创新且有价值的具体解决方案。盖茨基金会在解决社会问题时，总是能够用催化式的方法，整合以及撬动政府、商业、研究机构等资源。如果请您把基金会解决问题的核心理念和工作方法进行总结，您会怎么总结？

　　|这些证实有效的新工具可以大规模改善营养不良，挽救儿童生命。来源：盖茨基金会2024年《目标守卫者报告》

　　比尔·盖茨：首先，我想说的是，针对部分健康挑战，市场机制非常有效。比如说癌症，很多富人也会得癌症，因此既有政府的基础研发资金——中国和美国都如此，也有大大小小的营利性制药公司参与研究解决方案。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些领域看到进展。我们可以乐观地认为，针对这些疾病，（现有的机制就能让）情况变得更好。

　　但对于像营养不良、疟疾、腹泻这样的“穷人病”，目前并没有足够大的市场规模（来形成市场激励）。因此，盖茨基金会通过两种方式投入慈善资金：一是资助这些领域的研究，二是寻找合作伙伴，筹集资金资助相关产品的交付。

　　在研究领域，我们有一些合作伙伴，盖茨基金会自身也资助了多项研究。但对于疫苗、营养和预防疟疾用的蚊帐等产品，即使是基金会也难以管理如此大规模的产品交付。因此，我们建立了很多合作伙伴关系，包括双边关系，与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在卫生和农业领域开展合作；也包括多边伙伴关系，汇集多个国家和捐赠方的力量。

　　我想重点提到三个非常有效的组织：一是为贫困国家采购疫苗的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二是致力于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的全球基金；最后一个是新成立的，也是和这次报告内容高度相关的儿童营养基金，它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管理。

　　尽管盖茨基金会也会成为儿童营养基金的捐赠方之一，有可能占10%的份额，但只有吸引其他捐赠方加入，我们才能顺利达成筹集20亿美元的目标，而且这些捐赠方大多数是政府。

　　因此，我希望各国政府多加关注，利用这个非常有效的工具帮助贫困国家。

　　|一位妈妈抱着她9个月大的孩子坐在尼日利亚索科托的家中，旁边是另外一个大些的孩子

　　解决营养不良与促进经济增长相辅相成

　　秦朔：基金会推动成立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开创了“预先市场承诺机制”，其重要成果就是大幅降低了疫苗价格，让超过十亿中低收入国家儿童得到常规疫苗的保护。例如，肺炎链球菌疫苗的价格下降至每剂3.5美元，降幅达到了90%。这样的结果，出乎您的意料吗？基金会在1999年出资支持Gavi成立之初是怎么想的，如何看待Gavi的未来？

　　比尔·盖茨：从 2000 年到新冠疫情暴发前，全球健康工作取得了长足进展，远超我的预期。我们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摸索如何建立团队、如何与非洲政府合作、如何与制药公司合作等等，我之前没有想到我们能把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降低一半。总的来说，这可能是盖茨基金会最引以为豪的事，我们也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这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疫苗在降 低儿童死亡率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肺炎链球菌（儿童细菌性肺炎的最常见起因）疫苗可能是最大功臣，轮状病毒（引起腹泻的常见病因）疫苗和六联疫苗（可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小儿麻痹、乙型流感嗜血杆菌感染及乙型肝炎）紧跟其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大部分资金都用于为世界上最贫困国家的儿童提供这些疫苗，目前已经覆盖了85%的儿童，效果非常显著。

　　既然已经有了针对腹泻和肺炎最主要的病原体的疫苗，我们也在研究其他对全球公共卫生有重大影响的疾病的疫苗，包括结核病疫苗、艾滋病疫苗和疟疾疫苗，这些都在进行当中。同时我们也针对腹泻等疾病继续研发新的疫苗，但不可否认的是，新的腹泻疫苗的影响会比轮状病毒疫苗要小一些，新的肺炎疫苗的影响也肯定会比肺炎链球菌疫苗小得多。

　　| 比尔·盖茨在北京召开的“新世代厕所博览会”现场，2018年11月

　　这也是我们希望增强营养的部分原因。我们要帮助孩子们增强营养，这样即使腹泻或肺炎仍然存在，但不至于导致孩子们的死亡。大约10年前，我们开始进行关于微生物组的研究，研究结果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为什么有些孩子无法很好地应付腹泻和肺炎。

　　说到营养不良，大多数人会想到严重食物短缺。这种悲剧确实存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在尽力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在世界很多地方，因为严重食物短缺所导致的营养不良连10%都不到，更多的情况是，当身处一个贫困国家，你的饮食非常有限，一旦你的肠道出现问题，处于糟糕的发炎状态，你就无法吸收所有的营养，就变得越来越虚弱。

　　因此，我们必须弄清楚饮食结构里缺少哪些维生素，那我们如何通过加强食物的营养来补充维生素；或者是缺少蛋白质，那我们又该如何补充蛋白质？大部分蛋白质通过鸡蛋、牛奶，或者大豆摄入，但有些食物的蛋白质含量更高。我们会以低成本供应这些食物，并进行健康饮食科普。

　　|目标守卫者苏沙马·达斯在印度奥迪沙邦阿斯塔兰加的自家农场上伺弄奶牛，她从政府的补贴和培训中受益匪浅

　　中国在改善营养方面是一个了不起的案例。如果我们往前追溯，比如说50年前，中国的营养不良问题非常严重。而作为减贫工作的一部分，中国营养不良水平现在已经很低。巴西等中等收入国家也是如此，这些国家都将改善营养不良作为优先事项。

　　解决营养不良问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能够进一步帮助解决营养不良问题，二者相辅相成。但为了避免掉入贫困陷阱，农业进步——包括农作物和畜牧业发展——需要成为解决营养不良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甚至在中国看到了平均身高的上升，这正是由于消除营养不良所取得的巨大进展。

　　|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州的家中准备午餐用的肉

　　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走出来的经验仍然很鲜活

　　秦朔：盖茨基金会在中国有许多项目，并帮助推动了中国与非洲在疟疾控制和水稻育种等领域的重要合作。在您看来，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有哪些关键的重点领域和目标？您认为中国的哪些经验对中低收入国家来说更有价值？

　　比尔·盖茨：中国自1980年以来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宝贵经验，无论是在农业还是经济发展等领域都有非凡的成效，随后又进一步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教育。中国从低收入国家行列走出来的经验仍然很鲜活，因此在如何培训农民、如何组织工作等方面，中国拥有许多具体而深入的理解，这些经验都极具参考价值。

　　与此同时，中国的科研实力也在不断提升。目前，中国的科研投入已经超过了除美国之外的任何其他国家。盖茨基金会充分看到，无论是疫苗还是诊断试剂的生产，我们都有很多合作机会。以宫颈癌（HPV）疫苗为例，中国生产的HPV疫苗也可以帮助很多非洲国家，当地的女孩们可以受益于来自中国的HPV疫苗。

　　同时我们致力于与中国监管机构合作，加强中国的监管体系，这对国内产业发展以及全球产品供给都大有裨益。目前大量的疟疾药物在中国生产，而中国在疟疾诊断试剂生产方面也发展迅速。我们在疟疾领域和中国开展大量合作。我们在结核病方面也有很好的合作。尽管中国结核病发病率下降的速度比其他国家更快，但存量病例依然很高。我们可以从中国如何推广更好的药物和提高患者依从性方面学习到宝贵的经验。此外，我们在科研方面也与中国展开了合作。

　　|盖茨基金会联席主席比尔·盖茨在GHDDI发表题为《以创新之力，应对全球挑战》的演讲

　　最近，我们也在加强和上海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之前还在北京成立了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看到中国科学家站在全球（健康）科研的前沿，这令人十分振奋。中国很了解开发健康产品必须控制成本，不能过于昂贵。低成本生产的概念在中国得到了深入的贯彻理解，这也使得我们在非洲的工作能够产生更大的效果。

　　盖茨基金会和中国有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帮助那些仍然相对贫困的亚洲国家和差距依然很大的非洲国家。我们的中国办公室一直在寻找合作机会，农业就是重点领域之一。中国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粮食安全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开展了先进的科学研究，也在尝试能否在非洲推广杂交水稻。虽然这个愿景目前还未实现，但基金会和中国的合作伙伴认为这是可行的。要实现大规模的种植推广，并让水稻品种适应非洲的环境，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盖茨基金会与中国的合作，不仅涵盖中国的国内问题，也越来越多地包括支持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做出贡献。我认为这些合作机会非常令人兴奋。

　　|比尔·盖茨参观朝阳区疾控中心的一个艾滋病防控工作站，中国北京，2007年

　　帮助最贫困的人群，是合理的道德诉求

　　秦朔：在今年的报告中，您提到世界正面临诸如通货膨胀、危机和战争等重大挑战，同时，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等最需要帮助地区的资金援助却降至20年来的最低水平。但您对未来仍持乐观态度。这是为什么呢？

　　比尔·盖茨：帮助世界各地的人民，特别是最贫困的人群是合理的道德诉求，我对此心怀希望。随着人们意识到帮助这些国家并不需要很多资金，他们将要求政府以及他们自己变得更加慷慨。即使是小额捐赠者，也可以让非洲成为重点捐赠对象之一。

　　我们应该监督这些资金的使用，确保其被妥善利用。即便是小额捐款，如果用于消灭脊髓灰质炎或者是给儿童营养基金的捐款，我们也会确保它能产生实际效果。在我与所有国家（也包括中国）的交流中，我始终鼓励它们展现出更大的慷慨与支持，既可以同非洲国家建立双边援助，也可以通过多边组织提供援助。

　　我刚刚在尼日利亚停留了两天，原本打算会见蒂努布总统，但他当时正在中国参加中非合作论坛。不过他还是在访华期间十分周到地抽出时间，和我安排了一场（线上）会谈。我还很幸运地在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即将启程参加中非合作论坛之前与他会面。这两位领导人都认为，他们从中国获得的经济发展援助和建议非常重要，十分有助于实现两国宏大的经济增长计划。

　　微软公司创立时的愿景是，让世界每个家庭和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一台个人电脑。

　　盖茨基金会的愿景是，一个人人都有机会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生活的世界。

　　能够在每一个时代，都为世界的发展，为所有人的发展，贡献聪明才智，并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应该设想，比尔·盖茨是幸福的。

　　“我们正利用新工具和富有前景的研究，保障孩子们在这个日益变暖的世界里能健康成长。”今年的《目标守卫者报告》说。

　　通过思维创新、技术创新、模式创新，以及新型伙伴关系的开发，共同应对人类的挑战，致力于减少全球的不平等现象，改变那些贫穷地区孩子们的命运，这就是比尔·盖茨及其基金会的工作。

　　感谢比尔·盖茨先生，他让我对企业家精神、商业文明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的认识。

　　9月7日，在接受美国财经媒体CNBC采访时，这位今年10月28日即将度过69岁生日的传奇人物说，只要健康条件允许，他渴望至少再奋斗10年，甚至梦想自己能延续这份热情到二三十年之后。

　　人类需要这样的企业家、慈善家，祝愿他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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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桐

李丰荣（记者 谈亭美）09月18日,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题：积极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举措——中国经济圆桌会详解延迟退休改革新华社记者13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当前我国为何推进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怎么理解自愿、弹性原则？你的养老金会受影响吗？如何做好改革后的相关配套措施？新华社13日推出第七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大型全媒体访谈节目，邀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养老保险司司长亓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赵忠同台共话，深入解读延迟退休改革办法。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页面为什么要延迟退休？男职工60周岁、女职工55周岁或50周岁，这是我国上个世纪50年代确定的法定退休年龄。历经70多年经济社会深刻变革，这一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一直未有过相应调整。“70多年来，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健康水平、人口结构、国民受教育程度、劳动力供给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进行调整。”亓涛在“中国经济圆桌会”上接受访谈时说。当前，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医疗技术进步，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了超过10岁，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6年，参加工作的起始年龄普遍后移。基于这一背景，郑秉文在访谈时指出，退休年龄没有相应提高，导致人们工作年限减少，受教育年限增加带来的知识技能积累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与教育投入时间相比，回报率明显偏低。与此同时，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近3亿人，占总人口比重超过20%，老龄化趋势明显。“延迟法定退休年龄，能够减缓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趋势，保持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赵忠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条件明显改善，身体健康能够得到更好保障，适当延长工作年限具备一定条件。根据改革文件，延迟退休改革从2025年1月1日起启动，用15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60周岁延迟至63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50周岁、55周岁分别延迟至55周岁、58周岁。其中，男职工和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5周岁的女职工，每4个月延迟1个月；原法定退休年龄为50周岁的女职工，每2个月延迟1个月。访谈中，亓涛以相同出生年份、不同出生月份的男职工为例进行说明：1965年1月至4月出生的，改革前应该在2025年1至4月退休；改革后，法定退休年龄提高1个月，分别对应2025年2至5月退休。1965年5月至8月出生的，改革前应该在2025年5至8月退休；改革后，法定退休年龄提高2个月，分别对应2025年7至10月退休。“总的来看，渐进式的推进，以较小的幅度逐步到位，节奏比较平缓。”亓涛说。不少人发现，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人群的调整幅度和速度不太一样。“我们这次改革没有采取男女同龄的政策，但差距有所缩小，我认为是符合我们国家国情的。”郑秉文说，这样的制度安排已经执行了70多年，已经形成一定的政策惯性，如果一下子改成男女同龄退休，大家可能不适应。细看改革文件，原法定退休年龄50周岁的女职工，其提高幅度、节奏要大一些、快一些。郑秉文认为，主要是因为这部分女职工退休年龄有更大的调整空间。一方面，女性预期寿命整体上要明显高于男性；另一方面，原50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处于较低水平。“70多年过去了，随着预期寿命提高和受教育年限的普遍增加，这部分女职工退休年龄偏低得更明显，所以需要提升的幅度也更大。”郑秉文说，改革有利于逐步缩小女职工退休年龄差距，促进女职工更好参与经济社会生活，发挥女性价值。改革后，如何推算自己的退休年龄？亓涛说，此次改革办法后附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可以根据自己的出生年月对照查询。同时，人社部还推出了退休年龄计算的小程序，已经在人社部官网、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等上线，方便社会大众查询。如何体现自愿、弹性原则？当前，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根据自身就业、收入、家庭状况、身体状况等因素，增加退休年龄的选择自主权和弹性空间。“坚持自愿、弹性是这次延迟退休改革的基本原则，主要是适应劳动者的多元化需求。”亓涛表示，改革办法明确了“弹性提前退休”和“弹性延迟退休”两种情况。“弹性提前退休”具体如何规定？根据改革办法，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50周岁、55周岁及男职工60周岁这一原法定退休年龄。延迟退休概念图（与内文无关，来自网络）“比如，1968年9月出生的男职工，改革后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1周岁，该职工可以61周岁退休。如果达到最低缴费年限，最早可以自愿选择提前在60周岁退休。”亓涛说。“弹性延迟退休”有哪些规定？亓涛表示，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如所在单位希望一些岗位需要的职工继续工作，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职工也愿意继续工作，那么双方协商一致，职工可以弹性延迟退休。”亓涛表示，改革后，职工的退休年龄由原来一个刚性节点，拓展成为一个弹性空间。而无论是自愿“往前弹”、与所在单位协商一致“往后弹”，还是改革办法强调的“实施中不得违背职工意愿，违法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都体现了改革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养老金会受影响吗？2021年发布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稳妥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逐步提高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随着延迟退休改革的到来，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如何调整备受社会关注。相比延迟退休改革于2025年启动，此次改革针对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明确从2030年开始实施。“也就是说，在2025年到2029年期间退休的职工，最低缴费年限仍为15年，保持不变。”亓涛解释说，这主要考虑到部分缴费年限15年左右的职工已经临近退休，设立5年缓冲期，可以减轻对他们的影响。老人细数退休金（图与内文无关，来自网络）对于2030年后退休的职工，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亓涛表示，最低缴费年限不是一下子就提高到20年，而是小步调整，每年提高6个月。“这样便于尚未达到最低缴费年限的职工，提前做好参保安排。”对此，赵忠认为，这综合考虑了我国劳动力市场具体情况、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提高、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间推后以及保持政策连续性等多方面因素。对于个人而言，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有何好处？我国职工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组成。基础养老金体现“多缴多得、长缴多得”，与个人缴费工资水平挂钩，每缴费满1年多计发1个百分点；个人账户养老金体现“晚退多得”，即晚退休1年，多缴费1年，个人账户储存额就会越多，对应个人账户计发月数也越小，计算出来的个人账户养老金就会越高。郑秉文说，我国养老金计发办法充分考虑我国的实际情况，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晚退多得，自带激励机制。延迟退休改革办法发布后，一些即将达到退休年龄的失业人员担心，自己本来将要领取养老金了，但现在又得多缴纳几个月养老保险费。如何更好保障这类人群的就业和生活需求？对此，改革办法规定，对领取失业保险金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1年的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年限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在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期间，由失业保险基金按规定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这项政策，对保障失业人员权益来说是实打实地送真金白银。”赵忠认为，聚焦重点人群、突出生活保障、解决群众关切，一系列安排使其基本生活有着落，免除其后顾之忧，从而平稳过渡到退休。如何更好保障劳动者权益？延迟退休是否会影响年轻人找工作？大龄乃至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延迟退休改革办法发布后，这些问题也成为关注热点。郑秉文认为，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是一个渐进实施的过程，以较小幅度推进，不会一下子挤占太多就业空间，且退休人员腾退岗位与青年就业所需岗位之间存在一定的结构差异。“改革对青年就业的影响总体上是平缓的、温和的。”如何更好支持青年人就业？赵忠认为，针对青年群体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特点，同时适应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未来产业发展，要开发更多适合青年的就业岗位、拓展青年就业新空间。除此之外，通过完善扩岗补助、稳岗返还、税费减免等政策鼓励企业吸纳青年就业，通过加强市场监管、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营造公平良好的社会环境，也是其中应有之举。针对大龄、超龄劳动者如何确保权益保护的问题，赵忠表示，改革办法明确，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应保障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基本权益。“这是我国首次从法律层面对保障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提出要求，填补了现行劳动法律法规的空白。”赵忠说，后续还需出台具体实施方面的措施，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和劳动安全卫生监督检查，保障好大龄、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特殊工种如何提前退休，灵活就业人员保障如何进一步加强，养老托育体系如何健全……郑秉文认为，目前就业、劳动关系领域的一些政策在文件中只是原则性表述，完善配套政策依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延迟退休是一项周期较长的改革，不是一蹴而就就能完成的，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亓涛表示，下一步人社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抓紧制定配套措施，及时回应关切、有效解决问题，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李丰荣（记者 邓仪绍）09月18日,（原标题：美军将在日部署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美日若来犯，中俄将联手）

【文/观察者网 阮佳琪】 结束了6周休会期的美国国会，返岗头件事便是开辟了名为“中国周”，实则“反华周”的涉华议程。自当地时间9日，由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已经通过了24项与中国有关的法案，等待递交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批准。 而赶在大选前三周“抢档期”密集表决涉华法案，其背后又暗含国会与拜登政府争夺美国对华政策主导权的意图，白宫因此对一些法案极力反对，两党争斗也日趋激烈。双方翻着花样对打“中国牌”，都指责对方帮助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戏剧性画面，更是颇具喜感。 综合路透社、港媒《南华早报》等报道，当地时间周四（12日），由西弗吉尼亚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卡罗尔·米勒（Carol Miller）发起的所谓《2024年终结中国主导美国电动汽车领域法案》，以217票对192票的微弱优势通过，仅有7名民主党人予以支持，白宫早前也曾表示反对。 这份法案拟限制使用了中国授权的电池技术，并且技术授权协议价值超过500万美元的汽车，享受电动汽车税收抵免政策。共和党方面宣称此举能削弱中国在电动汽车领域的主导地位，而民主党人、工会则反驳称，法案会导致美国人失业、美国公司更难以与中国竞争，“倒帮”中国成为“一霸”，并继续吹捧通胀削减法案的作用。 美国国会举行表决，视频截图 美国总统拜登在2022年签署的通胀削减法案，已经禁止了使用中国制造的电池组件的电动汽车享受税收抵免政策。最新扩大的限制范围，还将细化至电池制造中所需的锂、钴和镍等关键矿物。 《南华早报》称，这项法案允许获得中国技术授权的制造商在美国制造电池，也对一些符合特定条件的合资企业开绿灯，许多美国顶级汽车制造商已经尝到了甜头。 美国福特汽车就打算从全球最大电池制造商——中国宁德时代，获得技术许可，在其拟建于密歇根州的电池厂生产锂电池。周四，美国电动汽车特斯拉和其他公司也被美媒爆料正与中国电池企业进行合作洽谈。 话虽如此，但实际上中国企业与美国在电池产业上的合作，仍遭美方以构成所谓“国家安全”威胁等莫须有的名义多加阻拦。宁德时代、国轩高科等诸多中国龙头企业，自去年以来就没过上一天安生日子，频频遭到美方无端指控。 “我们的电池产品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还没有砖头大”，宁德时代近日在驳斥美国议员污蔑时，如此说道。 即便如此，对通胀削减法案的批评者仍主张有关规定“过于软弱”，声称这些规定为中国企业通过投资美国的电动汽车项目，或利用在电池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以获得美国联邦资金“留下了漏洞”。 共和党籍众议员卡罗尔·米勒便以此为由，在4月提出了上述这项新的涉华限制法案，要求使用了中国授权技术的电车电池，也要被排除在获得税收抵免的资格之外。她当时还扬言，“中国或任何对手都不应该获得美国的税收抵免。” 当地时间9月12日，在呼吁议员们投赞成票时，米勒节奏带得飞起，直接上价值，宣称这项法案将“堵住中国亿万富翁从美国纳税人缴纳资金中受益的漏洞”，并削弱中国在电动车领域的主导地位。 共和党籍众议员卡罗尔·米勒发表讲话，视频截图 不过，绝大部分民主党人都反对这个法案。 “我们现在就两条路，要么继续让中国继续主导制造业，要么投资美国制造业，为美国创造就业机会，并确保美国工人在美国制造这些汽车。”来自康涅狄克州的丹·基尔迪（Dan Kildee）直言。 他认为，共和党推崇的这项法案，不光做不到其所说的削弱中国主导地位，反而会让美国更难与之竞争，倒帮中国“霸主”地位站得更稳。 基尔迪说：“这些新的限制完全行不通，而且会迫使汽车行业和电池制造商撤回对美国的投资，撤回对在美国生产关键要素做出的投资，转而重新依赖中国。” 《南华早报》称，尤其来自美国汽车制造中心密歇根州的两党议员们展开了激烈辩驳。 “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约翰·穆莱纳尔（John Moolenaar）这头称，“美国人不希望与北京有关的公司在他们的城镇开店”；另一头，民主党人黛比·丁格尔（Debbie Dingell）就抨击这项法案将“导致美国人失业”，使“美国公司更难参与竞争”。 早就站队民主党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也反对这项法案，称这是对“工会优质岗位的攻击”，并对“密歇根州近2000个电池制造岗位”造成打击。 代表通用、丰田、大众、现代等其他汽车制造商的美国汽车产业组织，汽车创新联盟，也表示这项法案会使符合税免资格的车辆进一步减少，导致美国竞争力下降，消费者也得不到实惠。 据该组织首席执行官博泽拉（John Bozzella）所说，目前美国在售的113款电动汽车或混动电车中，只有22款符合税免资格，能够拿到7500美元全额税免的车型更是只有13款。 白宫周三已经发表声明反对米勒的法案。声明称，鉴于通胀削减法案已经做出了严格的资格限制，这份拟增加更多“不明确且不可行”限制的法案是“不必要的”。 声明还警告称，法案将“增加美国消费者的税收，惩罚美国汽车制造商，威胁高薪汽车工作岗位，破坏政府保护美国汽车供应链的工作，并阻碍实现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尽管所谓“中国周”的大部分法案获得了两党支持，得以被加速审议，在众议院只需三分之二的多数票就能通过，但这些法案还必须获得参议院批准，才能送交美国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而白宫在此之前，已经对包括重启在学术界臭名昭著的“中国行动计划”等法案表示强烈反对。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李海东对观察者网表示，近期沙利文访华已表明拜登政府在执政尾声阶段希望管控中美双边关系，以“稳”字当头。然而，此时美国国会密集讨论涉华法案，是想在大选日益临近之际“杯葛”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同时也是共和党试图在外交层面阻击民主党候选人的表现。由此可以看出，国会意图与拜登政府争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权，双方乃至两党之间围绕对华政策的竞争同样日趋激烈。 李海东表示，这些法案最终究竟有多少能够真正落地成法，仍有待观察。参议院的表决也会从如何最大化民主党人在选战和未来美国政治权力格局的角度去考虑。 对于美国国会本周密集表决多项涉华法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会众院审议通过有关法案，针对中国企业采取歧视性措施。美方应当放弃意识形态偏见，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经贸规则，停止推进有关法案，停止滥用各种借口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为各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和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国将继续坚定维护本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支持中国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