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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俊安（记者 刘雅惠）09月19日,王天一被终身禁赛 资料图新京报讯 据中国象棋协会官微消息，2023年4月，象棋“录音门”事件，引起社会关注。中国象棋协会对此高度重视，会同有关方面开展了深入调查，查明王天一、王跃飞等运动员存在买棋卖棋操纵比赛等违规行为，时间跨度长、频次高，性质非常恶劣，情节非常严重，对象棋运动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为正风肃纪、惩前毖后，推动建立风清气正的象棋运动发展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象棋比赛赛风赛纪管理办法（棋牌字〔2013〕122号）》、《中国象棋协会纪律准则和处罚规定（象棋协字〔2020〕17号）》等相关规定，经研究，给予王天一、王跃飞终身禁赛、撤销由中国象棋协会授予的包括特级大师在内的所有技术等级称号的处罚，禁止二人从事和参与中国象棋协会及其会员单位组织或授权组织的所有象棋赛事和活动。赛风赛纪和行风行纪是象棋运动发展的生命线，中国象棋协会将举一反三，全面深入组织开展象棋行风行纪整治，对买棋卖棋操纵比赛等违规行为严肃查处，绝不姑息，持续推动净化象棋运动发展生态。诚挚欢迎社会各界继续对象棋工作进行监督。中国象棋协会2024年9月19日编辑 赵熹此前报道"中国象棋第一人"王天一被批捕:既涉嫌买棋又涉嫌卖棋“中国象棋第一人”王天一被批准逮捕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微敖 2024年8月1日至23日，多位知情者向经济观察网记者确认，有“中国象棋第一人”之称的象棋特级大师王天一，已被杭州检方批准逮捕。除王天一之外，还有其他中国象棋特级大师，亦被调查。上述知情者亦介绍，王天一所涉及的事项，既涉嫌在比赛中“买棋”，即自己或者通过另一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王跃飞给予对手好处，以赢得比赛，获取象棋等级分排名优势；还涉嫌“卖棋”，即收受对手钱财，在比赛中故意输棋。其中，王天一和王跃飞涉嫌“买棋”的金额，累计超过了80万元人民币。中国象棋残局 李微敖/摄王天一，1989年4月23日出生于北京，其从小就展现出象棋天赋。2008年，王天一被北京大学录取，就读于信息管理专业。2012年10月，王天一获得全国象棋个人赛冠军，成为中国第十六位男子全国象棋冠军棋手，并晋升为象棋特级大师。从2014年开始，王天一连续十一年，居中国象棋棋手等级分全国第一名；其中2023年，他的等级分达到了2800分，为中国象棋施行等级分以来的历史新高，因此王天一也被誉为“中国象棋第一人”。2018年3月，王天一正式加入中国棋院杭州分院。彼时，王天一公开称自己是“从合同工升级为正式工”。中国棋院杭州分院是中国棋院在国内的唯一分院，由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在2004年正式批复同意成立，拥有围棋、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三大棋类的专业队伍。王天一的职业生涯，也不乏丑闻。2012年9月，在河南省举行的第七届全国农民运动会上，王天一改名换姓为“王天弈”，假冒农民身份参赛，获得男子象棋快棋冠军。但事后被揭发，王天一公开道歉。2023年4月前后，两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王跃飞与郝继超的一段通话录音，在网络上开始传播。这段录音中，两人提及王天一，并谈到王跃飞、王天一参与“买棋”，操纵象棋比赛之事，并疑似提到使用“特殊手段”在比赛中作弊。这段录音迅速在中国象棋界及象棋爱好者中引起轩然大波，并被称为“录音门事件”。同年10月17日，时年73岁的中国象棋特级大师，有“棋王”之誉的柳大华公开实名举报时任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郭莉萍。柳大华在举报中称，“长期以来，她（即郭莉萍，记者注）包庇纵容中国象棋界的黑恶势力，公然使用电脑软件以及现代科技手段，操纵包办国内各种大型比赛的胜负与奖金分配，使得中国象棋这一中华民族文化瑰宝，沦落为一小撮棋界败类买卖胜负、受贿牟利的工具。”柳大华还称，“长期以来，郭莉萍对中国象棋界的这一惊天丑闻，不查不问，反而对挺身揭露丑闻的运动员、教练员进行百般打压、打击报复。”有知情者对经济观察网记者表示，“棋王”柳大华对郭莉萍的实名举报，使得“录音门事件”等中国象棋界存在的种种争议和乱象，更广为人知；同时，也引起了高层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录音门事件”的调查。2024年6月，数位知情者向经济观察网记者证实，2024年4月23日，王天一接受警方调查，其办案单位包括杭州警方的经侦部门。而这一天，也恰恰是王天一的35岁生日。“中国象棋第一人”王天一彼时，王天一涉嫌的罪由包括“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在2018年，王天一正式加入中国棋院杭州分院之前，他的身份是非国家工作人员。2024年6月，经济观察网记者也联系到了柳大华实名举报的郭莉萍。她回复称，自己已调离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对于柳大华的指控，她不方便回应，需要等待组织的正式答复，“相信最后会有结论的”。2024年8月1日至23日，数位知情者向经济观察网记者进一步确认，王天一已被杭州检方批准逮捕。除王天一之外，还有其他中国象棋特级大师，亦被调查。王天一所涉及的事项，既涉嫌在比赛中“买棋”，即自己或者通过另一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王跃飞给予对手好处，以赢得比赛，获取象棋等级分排名优势；还涉嫌“卖棋”，即收受对手钱财，在比赛中故意输棋。其中，王天一和王跃飞涉嫌“买棋”的金额，累计超过了80万元人民币。另一位接近案情的知情人士则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王天一给予一位浙江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一场比赛的“让棋费”（好处费），达到20万元。该象棋特级大师前后三次被警方带走调查，其中第三次是在2024年7月初，此后他一直处于“失联”状况。前述知情人士还介绍，公安机关在办理王天一案中，曾遇到比较多的干扰因素，后来此案“升格”，由上级公安部门督办。经济观察网记者从2024年7月初至8月23日，多次拨打王天一、王跃飞，及上述浙江籍中国象棋特级大师的电话，始终未有人接听。

林俊安（记者 王仪谕）09月19日,中秋节后首个工作日，教育部原副部长杜玉波官宣被查。9月1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 资料图杜玉波今年69岁，长期在教育领域任职，担任过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等职。2016年10月，61岁的杜玉波被免去教育部副部长职务。2018年3月至2023年3月，他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个多月前出席活动一个多月前，杜玉波出席公开活动。今年8月1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召开座谈会，杜玉波以会长身份主持会议并发言。再之前，今年7月27日至31日，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的第四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现场赛在成都市举行。在该创新大赛闭幕时，杜玉波曾在现场致辞。他提到，要以如盐化水、润物无声的方式开展思政课程，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外，8月6日，《人民政协报》曾刊登杜玉波的署名文章《深化高校育人模式改革 加强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杜玉波生于1955年9月，河北晋州（河北省辖县级市，石家庄市代管）人，早年在晋县（今晋州）田村公社工作，20岁时（1975年）进入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学习。学习三年后，杜玉波成为学生辅导员。从1978年至2002年，二十余年，杜玉波从学生辅导员，逐步升任为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2002年，47岁的杜玉波跨校履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副部长级），2010年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2016年10月不再担任教育部副部长职务。官方资料显示，卸任教育部副部长后，杜玉波仍颇为活跃。他于2017年当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七届理事会会长，2022年7月当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成立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学术社团组织。目前，学会有70多个分支机构，单位会员1700余家。该社团主要业务包括理论研究、学术交流、专业培训、国际合作、咨询服务、书刊编辑等，并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工作。资料显示，杜玉波曾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身份出席各种活动。此外，他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高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研究，曾兼任过全国党建研究会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北京高校党建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杜玉波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此前已有下属被查杜玉波在北京理工大学工作二十余年，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任职约九年，在教育部任副部长约六年。杜玉波官宣被查前，已有两名下属被查。去年8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广任上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资料显示，张广长期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作，担任过校团委书记，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教育集团总经理、飞行学院院长等职，2019年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今年1月，张广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通报提到，他公器私用，靠校吃校，将任职高校的资源作为谋私贪腐的工具，为他人在资产管理、招生入学、求职就业等方面谋利，收受巨额财物。今年5月，张广涉嫌受贿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检察机关指控，张广在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团委书记、校长助理、党委常委、副校长等职务期间，为他人谋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再之前，2022年8月，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任上落马。杜玉波任教育部副部长期间，王登峰正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两人曾是上下级关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原司长王登峰今年3月，王登峰因贪污、受贿，一审获刑17年。法院查明，2016年至2022年，王登峰利用担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等的职务便利，单独或伙同他人，采取侵吞、骗取等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共计4600多万人民币，其中180多万未遂。法院查明，王登峰利用担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赛事承办等方面谋利，单独或伙同他人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960多万元。在杜玉波官宣被查后，9月18日上午，教育部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杜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决定。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杜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释放了一刻不停正风肃纪反腐，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强烈信号。会议强调，直属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汲取教训，警钟长鸣、利剑高悬，筑牢拒腐防变堤坝。要切实做到廉洁从政、秉公用权、干净做事。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