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阿维塔和赛力斯接连入股深圳引望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引望”)，这家从华为车BU剥离出来，专门为推动智能汽车解决方案而设立的子公司，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公众视野。9月19日，2024年华为全联接大会主题演讲结束后，在上海黄浦江畔的一间会议室内，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向媒体系统阐述了引望的企业定位及未来规划。

　　引望要做什么？

　　要想弄明白引望的企业定位，或许该从企业名称入手。“引望”这一名字取自北宋政治家寇准的诗句，即“高楼聊引望，杳杳一川平。”寓意为我国汽车产业带来希望和远见。徐直军表示，华为希望通过引望，助力中国汽车产业实现从传统制造到高端设计、品牌的全面升级，推动汽车产业向高质量发展转型。这一愿景体现了华为对于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的深刻理解和长远规划。

　　早在2019年4月，徐直军在上海车展期间提出，华为要做智能电动汽车产业的增量部件供应商。之所以强调“增量”一词，是经过反复思考后加上的。当然，这亦是华为顺应汽车行业电动化、智能化趋势发展而来的。

　　成为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增量部件供应商的定位在引望被沿袭下来，且更加明晰。专注于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智能车控等高价值领域的技术创新及产品服务是引望的发展方向。此外，对于引望而言，更重要的一点是，为合作伙伴持续赋能，帮助汽车企业“造好”车、造“好车”。

　　用徐直军的话来说，凡是有优势的技术、能力，又有市场价值的领域，皆是引望的发展方向。虽然徐直军并不在意外界有关华为是否造车的讨论，但引望的企业定位，其实也从另一角度再度重申了华为不会直接进入汽车制造领域。

　　“引望就是引望，不是华为引望，它不能老靠着华为。”徐直军透露，引望的商业模式是多股东构成的独立企业，尽管引望与华为拥有技术协同，但引望将作为独立运营实体，预计在今年年底前，迈出独立化运作的第一步。目前，引望拥有华为的技术赋能，拥有乾崑智驾和鸿蒙座舱两大核心解决方案，但按照徐直军的规划，5年后将是另一番景象。而引望所处的汽车产业，或许也将迎来革命性转变。

　　“智能汽车将与智能手机发展趋同”

　　在“软件定义汽车”的时代，汽车企业与ICT企业跨界交融，碰撞出无数火花。碰撞交锋的实质在于智能汽车时代，软件价值的高低；碰撞的结果是，华为开创了Huawei Inside及智选车模式。

　　在徐直军看来，此前智能手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手机行业。在智能手机时代，功能机向智能机的转变是迅速且全面的。同样的变革亦将出现在智能汽车时代，传统汽车向智能汽车的转变也将是革命性的。

　　当我们回顾智能手机出现和普及的过程，不难发现，软件和服务成为了价值创造的核心。徐直军指出，智能汽车也将遵循这一趋势，软件和人工智能将成为汽车产业中最有价值的部分，而硬件则更多地将成为支持软件功能的平台。这意味着智能汽车也将通过软件升级(OTA)持续提供新功能和优化体验，使每辆售出的汽车都拥有不断增值的能力。

　　在市场格局方面，智能汽车也将经历类似智能手机市场整合的过程。徐直军指出，兼并整合不是你死我活，而是要通过整合重组，形成一个拥有多种品牌的大型汽车集团，每一个品牌仍将保持相对独立的运作，中国的汽车产业很可能会走这条路。在智能汽车时代，汽车不再仅是传统的以制造为中心的机械产品，而早已演变为以技术创新、软件定义的高科技产品。

　　徐直军的观点其实在欧美汽车企业、半导体企业都得到了印证，并且这一观点也与他在2024年华为全联接大会上的发言不谋而合，他提出，并不是每家企业都要建设大规模AI算力，这一 点在汽车行业上同样适用。

　　“引望累计投入研发成本400多亿人民币，智能驾驶软件工程师有4000余人，要将如此规模的研发团队管理起来，做出成果，不是每家企业都能投资得起。汽车产业毕竟是机械行业发展起来的，要组建并管理一支庞大的软件队伍是很有挑战的。”徐直军说，引望的存在，是要在智能汽车开放化平台上，打造出一个更加智能、安全的智驾解决方案，与合作伙伴实现技术与能力的共享，与合作伙伴形成风险共担、价值分享的合作模式，进而通过这一模式实现双方共赢。

　　“引望的朋友圈越大越好”

　　引望的出现，可以看作是华为在智能汽车时代重构汽车行业供应链关系，重塑汽车行业商业模式的重要举措，更是摆脱传统买卖关系，进而向价值分享发展的重要一步。

　　今年1月引望成立以来，不断对外表示，欢迎更多合作伙伴加入。徐直军说，引望的“朋友圈”越大越好。不过，引望引入的合作伙伴是有限定条件的，即必须是汽车企业，而不能是财务投资者，引望希望与合作伙伴建立起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分享的基础，也是构建电动化、智能化开放化平台的前提。

　　那么，“朋友圈”的扩大是否会导致合作伙伴间出现利益不均、优先级不同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徐直军强调说，引望对于所有合作伙伴都是平等的，不会因为投资多寡而产生倾斜，这对其他参与者是不公平的，而这种商业模式是引望在未来始终要恪守的。

　　前段时间，华为智选车模式的“四界”进行品牌归位，这四大品牌属于汽车企业。有关引望，行业内其实还有另一个问题，引望与智选车模式未来将是何种关系？徐直军直言，正是因为有了北汽、长安、赛力斯这样敢于尝试全新商业模式的“先锋者”，正是因为问界在市场上取得的成功，让消费者看到了智能化为汽车带来的价值，而这种价值正是促使引望业务成长的动力，总而言之，华为为汽车产业所带来的贡献是闭环的。

　　其实，正如徐直军在2024年华为全联接大会上所说，如今中国消费者对汽车智能驾驶已非常熟悉，汽车的智能驾驶能力也已经成为中国消费者购买新车时重点考虑因素。全面智能化时代已然来临，它为每个人、每个企业带来新机遇，也有新挑战。

　　徐直军为实现无人驾驶定了个目标：2030年前后。

　　“为什么从事自动驾驶的研发者普遍感觉很好？因为他们有理想、有目标，看得见摸得着。”徐直军肯定地说。​​

魏婉斌（记者 林豪清）09月22日,央广网北京9月13日消息（记者 朱冠安 实习记者 刘一诺）“空调租金太贵，上哪说理去。涨价到1年550元，3年都能买台新的了。”开学季刚过，首都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杜美玲在“校园集市”上发布的帖子火了，2000多名同学围观跟帖，吐槽在宿舍需要交纳租金才能吹上空调。“去年租金是420元，今年涨了130元，然而空调也并没有更换，凭啥涨价？”跟帖的同学表达着不满。杜美玲发布的帖子（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杜美玲在另一所高校读本科时，宿舍的空调是免费使用的，她们只需要交纳电费即可。来到首都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后，“新生入学住宿须知”使她“大为震惊”。“须知”中规定：“学生公寓宿舍内空调非学校统一配备，有空调使用需求的学生，不得擅自使用，请以宿舍为单位直接与空调厂家签订租赁协议、支付租金后使用，空调电费由宿舍成员自行承担。”新生入学住宿须知中关于使用空调的规定（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大三学生李筱和室友因空调租赁费而产生了矛盾。李筱觉得交纳550元的空调租金很不划算，加上电费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何况也可以使用电风扇。但她的室友却认为，550元的租金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只有130多元，没必要节省这部分开支。在她们争执不下时，管理人员来到宿舍对她们说：“如果不租，空调明天就拆走了。”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发帖（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学校坦言：未得到财政支持 经费不足和杜美玲一样对“付费租用空调”表示不解的学生不在少数：空调难道不是宿舍内必备的基础设施吗？为什么还要额外交纳租金？对于宿舍内是否应当配备空调，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根据教委批准的住宿标准，空调不属于宿舍内必配的基础设施。为了满足学生对空调的需求，学校从2016年开始采用“学生租赁使用模式”，引进第三方供应商，为有需要的宿舍提供空调租赁服务。首都师范大学公布的一份空调租赁供应商的招投标文件显示，今年6月，一家名为北京净洗科技有限公司的供应商中标了“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宿舍空调租赁服务项目”，中选金额为550元/台/年。招投标中选结果公告（央广网发 截图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官网）北京净洗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翟东向记者介绍了高校宿舍使用空调的4种模式：学校采购空调供学生使用；学校出钱租赁空调供学生使用；学校引入空调租赁供应商，由学生付费租用；学校采购空调，由学生付费使用。目前首都师范大学属于“学校引入空调租赁供应商，由学生付费租用”的模式，而净洗科技的另一客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则选择的是“学校出钱租赁空调供学生使用”模式。“采用哪种模式，主要取决于学校是否有这部分经费，以及经费的额度。”翟东介绍，在北京的高校中，采用“学校引入空调租赁供应商，由学生付费租用”模式的不止首都师范大学一家，还有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坦言：“学校的财政条件不太好，学生公寓的各项收费标准每年都需要经过教委批复，由于学校未得到这部分财政支持，只能通过引进第三方的方式，来满足学生对空调的需求。”租金为何涨价？供应商：经营性租赁 成本有波动今年开学季，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收到了空调租金上涨的通知。在此前的空调租赁方案中，1年的租赁费为420元，连续租2年、3年、4年还有不同程度的优惠。而目前只能以550元/台/年的价格租用，不少学生对空调租金涨价表示不满，想知道涨价的真实原因。首都师范大学2016年至2024年空调租金价格表（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杜美玲在首都师范大学的校园接诉即办服务平台“首先办”上提出了质疑，收到的回复是：原价格为2016年价格，2024年8月份与原空调厂家空调合同到期，到期后通过公开招投标签订新合同，价格由租赁市场决定，请同学理解。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给杜美玲的回复（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厂家的人工费、运输费在逐年增长，所以涨价也是在所难免。”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学校在多家竞标公司中选择了价位中等、质量较好的供应商为学生提供服务。翟东向记者表示，空调租赁并不是简单的物品租赁，还包括了一系列服务，如运输安装、清洗维护、更换等，属于“经营性租赁”，各个环节都有成本，且逐年上升，并不是学生们口中的“三四年租赁费用可以购买一台空调”这么简单。此外，今年净洗科技采购了“海享租”系统，同学们可以在“海享租”上线上交租金，同时“海享租”也更方便管理。杜美玲交纳租金的支付页面（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上述工作人员向记者强调，学校不向任何一方收取费用。学校在其中仅起到监管和协调的作用，一方面监管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协调学生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解决学生在租赁空调、使用空调时遇到的问题。翟东告诉记者，学校确实不存在收取“管理费”等行为，但有收取押金。“我觉得这种模式是一个过渡，先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翟东表示，各个学校的情况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空调租赁的模式就是先为没办法购买空调的学校提供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希望学生理解学校的困难，我们也在努力之中。”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学校每年都在申请资金，也在努力让学生用上免费的空调，同时学校会监督空调租赁供应商为学生做好服务。（应受访人要求，文中杜美玲、李筱和翟东均为化名）

魏婉斌（记者 陈欣睿）09月22日,�

近日，上海苏州河因市民盲目放生而出现大量死鱼，甚至一天内捞出1吨死鱼，受到公众关注。去年，全国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江苏结案。徐某从刘某处购买了2.5万斤原产于非洲尼罗河水系的鲶鱼，并将它们擅自放生到长荡湖，不久后，徐某放生的鲶鱼大量死亡。长荡湖水产管理委员会管理处副主任徐俊华表示，渔政监督大队历时10天，累计打捞出死亡鲶鱼20208斤。图为捞上来的死亡鲶鱼20208斤最终，法庭认为被告徐某、刘某构成共同侵权，应连带承担3.5万元生态资源损害赔偿费用，1.8万元专家评估费及5000元惩罚性赔偿。该案审判长、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庭长陈迎介绍，案发后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徐某违反国家规定，故意向长荡湖投放大量外来物种，严重危害长荡湖水生态系统安全。“根据《生物安全法》，未经批准擅自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的，由政府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捕回，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长荡湖水域属于长江流域的范畴，《长江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在长江流域开放水域养殖、投放外来物种或者其他非本地物种。”陈迎表示，革胡子鲇也被称为非洲鲶鱼，属于外来入侵物种，肉食性凶猛。这种鱼在长荡湖水域中基本没有天敌，会对本土的鱼类形成竞争关系，严重冲击本土鱼类的生存，从而影响生物安全。庭审中，徐某多次对违法放生行为表示懊悔：“我对什么是外来生物，什么是本土生物，法律法规都不了解。”庭审中，徐某多次对违法放生行为表示懊悔陈迎认为，这起案件有一定的示范警示作用，提醒大众要有生物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如果涉及投放入侵物种，会构成刑事犯罪。来源：中国之声延伸阅读上海苏州河现无序放生：无人阻拦 最多1天捞出1吨死鱼苏州河42公里岸线贯通后，水面干净，岸线优美，深受市民喜爱，也由此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到这里放生。可实际情况却是，错误的“放生”等同于“杀生”，不仅让苏州河多次因大量死鱼登上热搜，今年还创下了1天捞出1吨死鱼的“新纪录”。4月18日网传视频画面截屏今年4月18日，网传视频显示，上海外白渡桥附近的苏州河水面出现很多鱼，其中部分已经死亡。此后，市水管处答复媒体表示，这些鱼可能是市民放生所致，死鱼已经被打捞。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上海多个部门去年专门联合发文，规范公共水域放生活动，为何越“规范”越加剧？记者日前前往实地走访。早上8点多，记者跟随保洁船，从苏州河周家桥基地出发，开启到江宁路桥一段的保洁作业。当天河面垃圾不多，以人工清捞为主，垃圾仓内大约一半是死鱼，船上恶臭难闻。作业的师傅在进行打捞作业的师傅告诉记者，下过暴雨或是宗教节日的两、三天后，清捞就必须要开自动设备。在他们拍摄的视频里记者看到，死鱼进仓，堪比鱼塘开捕，触目惊心。死鱼进仓画面触目惊心（摄于2024年8月10日）迅速清捞，不只为了城市景观，更是在与水质恶化抢时间，维护来之不易的水环境。上海水域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苏州河项目部副经理朱振文说，苏州河保洁长度24.78公里，每天有3条船同时作业，随着放生祈福的人越来越多，清捞难度逐年增大。作业人员表示随着放生祈福的人越来越多，清捞难度逐年增大，图为捞上来的各种垃圾和死鱼河里忙着清捞，而在苏州河两岸，“护生心切”的市民毫不知情。记者蹲点多日发现，放生行为在亲水岸线十分普遍。市民：想起来就放，刚刚吃过午饭，我想今天是初一，我就过来。市民：鱼，你们去自由自在吧！放你们，你们保佑我。市民在进行放生就连沿岸的养护管理人员也说，“随便放”“不碍事”。联勤保安：放生不管，随便放生的。有时候早上，桥上不知道从哪里拉过来，放好多鱼。绿化养护工人：经常有人放，不碍事的。网友记录下苏州河畔的放生现场事实上，近年来，苏州河每年都会因为大量死鱼引发关注，去年市农委牵头发布了规范放生活动的《意见》，明确放生的种类、数量、时间、地点等都要报告，接受监督检查。其中，郊区找沿岸属地农委报告，其余区向区城管执法部门报告。但记者咨询了静安、普陀、长宁等苏州河沿岸的城管部门，都不知道：城管部门1：肯定不是找城管，我们只是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单位，而不是给各种行为许可的。城管部门2：申请放生？没有这样的窗口呀。城管部门3：没有的，没有的，我们执法单位是没有行政许可的。由于《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没有将放生行为纳入禁止行为，没有执法依据，不能对无序放生行为做出处罚。好消息是，今年市农委在答复市人大代表建议时已经表示，将加大与相关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推进《条例》修订完善。但从更大范围来看，何谓“规范放生”？在河网密布的上海，答案依然模棱两可。而对本意爱护生命的市民来说，如何把公众的善意转化为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力量，或许才是更值得探寻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