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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俊德（记者 林正平）09月19日,在与前夫的第9场官司开庭时，周明月仍然难以放松紧绷的神经。自从2022年9月10号自己一岁五个月的孩子被前夫廖睿波暴力抢夺藏匿之后，两年来，这位母亲便一直奔波在打官司的路上。两年时间，9场官司，4败5胜，从澧县人民法院到湖南省高院，庭审现场一次次敲下的法官锤，见证了周明月的眼泪与坚毅。周明月2年时间打了9场官司，4败5胜1有预谋的分离藏匿的第一步，往往都是从一场有预谋的分离开始。一岁半的廖磊被抢走时，正处于刚断母乳不久，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年纪。2022年中秋节晚9点。周明月像以往一样将孩子洗漱后，换上尿不湿，关上房门、打开空调，准备抱到安静处唱歌哄睡。然而，这份宁静并未持续太久。由于房门关闭周明月没听到廖睿波归家、未主动开门，由此双方产生争执，恐慌之下周明月选择报警并通知双方亲属。“警察到场后，他情绪稍缓，但警方离开后，他又再次失控”。图为周明月的儿子廖磊警方离开后，周明月尝试再次哄孩子入睡，却没想到婆姐突然粗暴闯入卧室门，一场关于孩子的争夺战也由此拉开序幕。周明月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只能凭借本能来保护怀中的孩子。但双方撕扯孩子的力道，让她不得不做出让步。眼睁睁看着孩子被夺走带下楼，周明月不顾一切冲出家门，用身体成功拦停驶离的出租车，并再次报警。随后，双方再次回到家中，警方出于对周明月人身安全的考虑，建议她当晚到外面居住。然而在周明月离开家后不久，孩子就被男方廖睿波带走，并彻底藏匿起来。不仅如此，前夫的态度也让她极为震惊。事发第二天一早，周明月收到廖睿波消息：把证件拿着，准备办离婚。“简直是断崖式的，我们四月份买的房，他五月份还在给我发520的红包，6月底还给我发了1000的红包，真的是不知道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做。”周明月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个本应团圆的中秋夜，她的孩子会被抢走，婚姻会破裂。“我到现在也想不通，你至少给我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挑那一天，为什么要在中秋节呢？”周明月收到廖睿波消息，让她准备办离婚2找不到的孩子孩子被抢走后，周明月尝试报警、询问亲戚、自己外出寻找等多种方式寻找廖磊，但始终杳无音讯。图为周明月与廖睿波的聊天记录2022年10月27号，母子被迫分离47天后，周明月与廖睿波的离婚一诉开庭，在法官多次当庭询问下，廖睿波才第一次向周明月透露出孩子如今的去处——湖南省澧县，即廖睿波老家。自己和前夫均在长沙生活，孩子却被藏在老家，这意味着原本一个幸福家庭的孩子，因为大人间的矛盾突然间成了留守儿童。“他奶奶在村上到处宣扬说每天给孩子蒸了一个鸡蛋，然后我在想我的天啊，我小孩子本来可以每天喝牛奶可以吃到各种营养的辅食，这一下子这样。”作为母亲的周明月无法接受这个现况。一审结束后，周明月提出要求看一下孩子。2022年10月27日，周明月前往湖南省澧县，当地村干部对双方做了现场调解并达成共识：周明月与廖睿波继续带着小孩在长沙正常生活，孩子奶奶也可以随时来去长沙，过往一切，周明月可以既往不咎并立即撤诉。但是当村干部把这一解决方案告知大家时，孩子奶奶异常激动并大放厥词：即使你们和好了，也不会把小孩子还给你们的！随后再次带着孩子逃走藏匿。不得已之下，周明月求助当地妇联，希望能协助看一眼孩子。2022年11月14日，在妇联和村干部陪同下，周明月在村部小广场终于看到了已经与自己分开2个月的孩子。结果见面还不足10分钟，孩子再次被奶奶强行抱走。周明月在村部小广场终于看到了已经与自己分开2个月的孩子“把小孩子困在那个山窝窝里面，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他不仅仅是失去母爱，也失去了父爱，就整个改变了小孩子的一个人生轨迹，他本来可以在一个很和谐很安稳的一个环境里成长，他本不需要去经历这些磨难的。”两次见面失败后，周明月最心疼的仍是自己的孩子。3艰难的胜利2022年10月27日，澧县人民法院对周明月与廖睿波离婚一审判决结果为不予双方离婚，驳回周明月所有诉求。2022年12月，周明月向澧县法院起诉婚内监护权。2023年3月，澧县人民法院驳回周明月全部诉讼请求，并判决孩子由爷爷奶奶照顾。法院对周明月与廖睿波离婚一审判决结果为不予双方离婚2023年3月，周明月向常德中院上诉婚内监护权，7月收到再次驳回并维持原判的判决书，建议周明月通过离婚诉讼解决抚养权问题。2023年7月，周明月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婚内监护权的再审。2023年10月，周明月向澧县法院起诉离婚（离婚二诉），11月，法院判决抚养权归男方，判决理由是“孩子随爷奶生活形成稳定生活环境，不宜改变其生活环境。”孩子被莫名抢走，又接连4次败诉，周明月被打击的痛不欲生，灰心之下决定放弃诉讼，只剩定期见孩子这一个要求，然而当她不断让步之后，却发现连这个愿望也极难实现。“男方在收到判决后，开始肆无忌惮阻碍限制我看孩子，设置重重关卡，更告知我看孩子唯一途径只能通过预约村干部，预约好了再看孩子奶奶心情是否给看，平时不会接我电话，不会接我视频，更不准我靠近他们家……”孩子父亲称周明月想见孩子必须通过村部为了看一眼自己思念成疾的孩子，周明月再次让步。2023年12月，周明月请假一周，按照廖睿波的要求提前预约村干部，并给男方家在村上的每个亲属家带上礼物，独自一人再次来到了廖睿波的老家。最终在村干部的协调下和陪同下，在男方大伯家与孩子见面约两小时。也是在这次见面中，周明月一眼看到了孩子因为鞋子尺码过小，被挤的又红又肿的脚趾。“因为孩子太小还不知道痒和痛的区别，他说他的脚趾头痒，然后鞋子一脱下来看，两个脚趾头全被磨的红肿了。”心疼不已的周明月在结束会面后立即去给孩子买了鞋子，但在第二天一早当周明月带着新鞋再来的时候，被却村干部告知：孩子再次被奶奶带走藏匿，并接连三天不见踪影。周明月给男方家在村上的每个亲属家都带了礼物一退再退、退无可退，最终被逼入绝境的周明月选择一告到底，一纸诉状递了到湖南省高级法院。2023年11月，就在等待离婚二诉的上诉开庭期间，周明月收到了来自省高院指令中院再审本案的裁定书，裁定书内明确指明：确认廖睿波存在以藏匿的方式侵害周明月监护权的行为。对于廖睿波的该种行为，应当予以否定性评价。母爱不可替代，更不应被人为剥夺。婚生子廖磊由周明月直接抚养、教育、保护较为适宜。一、二审法院并没有查清，草率作出认定和判决是错误的。请求依法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指令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拿到省高院再审裁定的那一刻，周明月两年来无处诉说的委屈终于得以释放，她偷偷躲起来放声痛哭，“终于有地方看到了，我终于看到了一束光，我终于有了希望......”4道阻且长的强制执行9场官司，4败5胜，最终以省高院的判决一锤定音，周明月获得抚养权。2024年3月13日，周明月终于收到来自常德市中院的改判书。拿到判决书后，2024年3月18日，周明月在提前知会一审法院、县妇联、联系了镇妇联组织村干部后，决定去村上接孩子，却不想遇到了另一难题。“我还没靠近男方家，就被孩子爷爷连续推搡，不准我站在他们家门口的公共路上面，说我只能站在田里，孩子被关在家里，我就只能看到他骑着个小自行车在家里转圈圈。”之后，廖睿波明确表示不会交孩子，要求周明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4年3月21日，周明月向一审法院提交执行申请。但新的问题摆在了周明月眼前，执行局只能执行被执行人廖睿波，孩子却因生活在爷爷奶奶那里无法被强制执行。如果想强制执行要回孩子，周明月还需要再向法院提出申请，追加爷爷奶奶为被执行人。“我现在心情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又是一重山。执行一公里的话，我是比较有信心的，虽然可能会经历一些坎坷，但我想前面那么难的关都过来了，然后这一关的话，再不过的话就没天理了。”周明月仍然相信律法会维护自己的权力。2024年6月28日，周明月收到湖南省高院的再审裁定，驳回廖睿波再审申请。2024年8月5日，廖睿波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而被司法拘留15天。8月21日，廖睿波从澧县某看守所释放。5抱团维权的“紫丝带妈妈”们周明月的维权之路，也牵动着另一群人的心。“我知道男方家那一个小村子里，我是第四个孩子被抢走藏匿的，他们家正对门的50米的距离就有一个，男方带着孩子举家搬迁跑到外面去了。多数妈妈通常情况下不知道怎么办，就只能哭。”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北京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白皮书）（2019-2024）中提到：因父母藏匿、抢夺未成年子女引发的抚养、监护、探望权纠纷案件呈增长趋势，90%以上的藏匿、抢夺子女行为源于成年人之间的激烈的婚姻或家庭矛盾，子女往往成为夫妻、家庭成员之间争夺利益、宣泄情绪、报复对方的“筹码”和“工具”，70%以上长期被藏匿、抢夺或拒绝探望的子女年龄不满八周岁，这些未成年人的独立辨识、表达能力不足，在长期、反复的矛盾和诉讼中极易遭受严重身心侵害。同样因孩子被藏匿，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寻子不得的群体自发地组织了起来，因困联合，抱团维权，自称为“紫丝带妈妈 ”，呼吁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与孩子团聚。周明月的维权之路取得了初步胜利，也给“紫丝带”群体带来了不少信心。周明月依旧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赶上好时代，有了指导性案例，就会越来越容易打这种官司了。打赢这个官司的话，其实也是对我内心的一个治愈。”“经历了这么多，我有种感觉，就是我真正地站起来了，真正地成长了。这个东西必须要我一个人去承受、一个人去面对、一个人去奋斗。所以说，我一定要真的站起来。”（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名均为化名）来源 | 大象新闻记者 关新耀 杨灿 刘园园 韩静雯 段晋哲/视频拍摄监制 | 李金锋 李洁敏主编 | 狄晓晶 赵东编辑 | 杜卉

郭俊德（记者 萧建中）09月19日,今年的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美方派出了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帮办陈思茂率团参加，参会规格高于去年。每年的北京香山论坛，中美双方代表的互动交流总是备受瞩目。9月14日，军事科学院原副院长何雷中将向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讲述了他与陈思茂的一番互动。去年的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何雷曾与美方代表团团长、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帮办中国事务主任卡莱斯互动交流，并向她赠送自己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臂章，帮助她了解中国和中国军队的和平理念。本届论坛，何雷在9月12日论坛首日接受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专访时曾透露，今年他也为美方代表团准备了礼物，跟去年的不一样。第二天，9月13日，何雷在会场咖啡厅偶遇美方代表团团长陈思茂。他主动上前与陈思茂握手，说道：“希望你在论坛过程中，能够多听听、多看看，也多谈一谈，能够对我们中国军队、中国的国防政策有所了解。”陈思茂回应：“对中国的国防政策，我是有所了解的。”紧接着，何雷拿出了他准备好的纪念品，这是军事科学院的一枚徽章。何雷指着徽章上的长城问陈思茂，长城代表什么？想到陈思茂可能不十分了解，何雷向他介绍，长城是代表着防御，我们中国奉行的是防御性的国防政策，不去主动侵略任何一个国家。介绍完了长城的含义，何雷又问陈思茂，你看标志上面周围的橄榄枝代表什么？这时，何雷没有再加以解释，而是停下来，让陈思茂自己说。陈思茂很清楚，他说：“代表和平。”“对，是代表和平。”何雷对陈思茂说道，“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坚决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统一的胜利之师、英勇之师，也是能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正义之师、和平之师。”何雷对陈思茂一行人说，预祝你们在论坛期间，能够在中国过得愉快，能够有所收获，也为增进中美两国、两军的友好关系多做贡献。也希望美国为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多做应有的贡献。交流的最后，何雷拿出两张照片，是去年第十届北京香山论坛上他和卡莱斯的合影。何雷把照片交给陈思茂一行，请他们回国之后转交给卡莱斯。看到照片，陈思茂和同事很是惊喜。“遗憾今年卡莱斯没有来。但是不管是谁来，我们都欢迎。希望你能够在这几天论坛中真正有所收获。”何雷最后说。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