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成都9月18日电 (记者 岳依桐)记者18日从在成都召开的2024年全省博物馆暑期开放服务工作总结交流座谈会上获悉，今年暑期，四川全省博物馆、纪念馆接待游客超过1000万人次，“一票难求”的情况屡见不鲜。

　　比如，火爆出圈三星堆博物馆暑期接待游客量达到137万人次，门票和文创收入达1.22亿元；成都博物馆推出“寻踪美洲豹——墨西哥古代文明展”和“鲁迅的艺术世界——北京鲁迅博物馆馆藏文物展”，吸引超过81万余名观众前来观展……

　　“文博热”温度不减的当下，要满足民众日益高涨的文化需求，对博物馆等文博单位提出更高要求。而丰富文化产品供给、提档升级接待服务 能力等都是新时代博物馆的“必答题”。

　　当日的会议上，多家博物馆代表分享了行之有效的创新服务举措，比如提供延时观展服务、增加智能导览、举办特色活动等。由于人气火爆导致的“黄牛”问题，也成为探讨的重点议题之一。

　　据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主任范晓华介绍，暑期以来，该博物馆通过重点打击人工“黄牛”、技防突破技术性“黄牛”、高科技手段攻坚打击隐蔽性“黄牛”三个阶段，全力保障普通游客的购票体验。截至8月30日，系统平均每天接受150万次访问请求，经过筛查识别，成功拦截其中130万次的恶意请求。

　　针对第三方平台和“黄牛”恶意倒票、“野导”非正规讲解行为等情况，成都市则要求OTA平台(在线旅行社 Online Travel Agency)全面清理下架涉及博物馆预约名额售卖的所有产品，切断倒票源头，并通过开展“旅行社+博物馆”合作模式，提升服务质量。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唐飞在会上指出，暑期期间，四川各地博物馆针对“博物馆热”所引起相关问题，积极应对、创新举措，丰富展览和社教活动供给，加强安全管理，以优质的文化产品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取得良好社会效益。下一步，各地各单位要完善工作机制，灵活应对假期新变化，将暑期开放服务工作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规章制度和工作机制，不断加强精细化管理，切实提高工作效率、应对能力和服务水平，让博物馆真正成为文化高地和安全、有秩序的社会教育阵地，共同推进四川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完)

郑协荣（记者 黄洁玫）09月18日,曾因“敲诈勒索罪”被羁押1004天的职业打假人黄林（化名），获得无罪判决后，于近日拿到国家赔偿决定书。2017到2018年间，黄林在东莞市多个镇街的商店购买来自中国香港、日本等地的进口食品，后以商家销售的商品没有中文标签、来自日本核辐射地区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当地食药监局举报后，再向商家协商索赔。黄林举报的产品之一一年后，2019年11月27日，黄林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羁押，一审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50000元。此后黄林上诉，该案件被发回重审、改判二年九个月。黄林再次上诉，最终于2023年11月8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刑事判决，判决黄林无罪。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黄林有期徒刑六年发回重审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决黄林有期徒刑两年九个月东莞中院二审判决书东莞中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黄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恐吓、要挟等手段向他人索要财物；即便黄林的案涉行为在民事领域存在一定争议，但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敲诈勒索，按照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应予以刑事惩处，黄林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从2019年11月27日起至2022年8月26日取保候审，黄林一共被羁押1004天。2024年8月12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裁定，支付黄林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464289.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60000元，共计人民币524289.76元。黄林称，其对精神抚慰金和法院没有道歉有异议，已于9月8日向东莞中院提出申请，请求重新作出赔偿决定。打假人两年多次购买进口食品后索赔，金额超二十万元2015年，黄林成为了职业打假人。黄林告诉澎湃新闻，他是广西人，此前一直在广东惠州务工，2015年左右在新闻上看到了职业打假人相关新闻，觉得打假可以赚钱也不违法，便自学相关知识，开始了全职的线下打假之路。黄林说，惠州离东莞很近，他时常过去购物，注意到那边有很多进口产品。“有些产品无中文标签，不符合相关规定，且日文标签能看出来产自日本核辐射地区。”他说，他先是去超市买类似的货，然后向当地食药监局举报，在食药监局调解下，联系商家协商赔偿。他发来当时所举报的一家商家所售的曲奇产品图片，日文标签显示生产工厂为茨城县小美玉市西乡地1667。而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相关规定，禁止从茨城县等12个受核辐射影响的都县进口食品。他称，2017年至2018年期间，他在东莞辖区内举报了超百家商家，一部分商家被移交公安处理，对另一部分没有移交的，他称自己向纪委举报了食药监相关人员。将近一年后，2019 年11月27日，黄林被羁押并被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被逮捕。2022年8月26日被东莞中院取保候审。黄林发来的《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二审判决书”）显示，一审判决中，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称，2017年至2018年期间，黄林伙同他人，在东莞市石龙镇、桥头镇、常平镇等多个镇街的商店购买来自中国香港、日本等地的进口食品，后以商家销售的商品没有中文标签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随后通过食药监管理局的协商机制联系到商家，利用商家害怕被食药监管理局处罚的心态，多次向多名店家进行“敲诈勒索”。一审判决书提到，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26日期间，黄林三次向石龙食药监分局举报东莞市石龙镇某商行出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品。后黄林在该店购买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每张购买小票需要赔偿1000元为由，向该店老板单某某索要赔偿。2017年6月21日，被告人黄林以2张购物小票向单某某索要2000元，当日晚上，单某某通过微信向黄林支付了2000元。2018年1月6日，被告人黄林以10张购物小票，向单某某索要10000元。后经双方协商，单某某于次日晚上通过微信向黄林支付了9000元。同年2月26日，黄林以其妻名义向食药监管理局石龙分局举报该商行出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后以33张购物小票向单某某索要33000元。后经双方协商，单某某于次日通过微信向黄林支付了20000元。此后，黄林用类似办法在十余家商铺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品，向当地市监局举报后再凭借多张购物小票向商铺老板协商索赔。两年间，黄林通过“打假”赚取了赔偿超二十万元，但其称，索赔金额都是按照法律规定来的。一审获刑六年重审改判二年九个月，二审判决无罪一审判决书显示，2020年11月16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黄林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一案，判决黄林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等。宣判后，黄林不服，提起上诉。2021年11月25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于2022年9月21日判决，黄林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等。一审宣判后，黄林再次提起上诉，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则提起抗诉。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指控黄林的十一宗犯罪事实均构成敲诈勒索罪，原审判决仅认定第十宗犯罪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及量刑畸轻。东莞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支持抗诉，认为一审起诉书指控的黄林所犯十一宗犯罪事实均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均应追究刑事责任。黄林则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无罪。主要理由包括对案涉商家食品安全违法经营行为的举报投诉系公民的法定权利，对行政机关接到举报投诉后的行政不作为或者行政乱作为提起行政复议，均不构成敲诈勒索等。二审法院东莞中院在查明事实中更改了此前一审法院关于黄林“敲诈勒索”“胁迫”等表述。二审判决书显示，经查明，黄林在东莞市石龙镇、常平镇、桥头镇等地的多个商店购买商品，后以无中文标签、来自日本核辐射地区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辖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后在监管部门查处过程中或作出行政处罚后黄林与案涉商家经协商获取相关款项后撤回投诉举报或行政复议。东莞中院认为，现阶段食品药品领域中知假买假或职业打假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未明确禁止以牟利为目的的个人知假买假行为以及否定其消费者的身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等的相关规定并未明确将食品药品领域的职业打假或知假买假行为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此外，案涉商家确实存在违法经营的行为。根据在案证据和食药监部门的查处情况，案涉商家所经营的案涉商品至少存在无中文标签的违法行为；且根据部分食品的外包装特征存在来源于日本核辐射地区、属国家禁止进口食品的较大可能性。东莞市中院认为，不足以认定黄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黄林所获得的款项数额并非于法无据，黄林具有投诉举报和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综上，东莞市中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黄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恐吓、要挟等手段向他人索要财物，即便黄林的案涉行为在民事领域存在一定争议，但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敲诈勒索，按照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应予以刑事惩处，黄林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法院认为，本案中案涉商家存在相关违法经营行为，黄林知假买假不影响其向案涉商家索赔,黄林所获相应款项并未超出相关法律所规定的请求权基础和范围；黄林对食药监管部门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亦有权提出或者撤回行政复议；黄林实施的相关行为不符合恐吓、要挟的性质和程度，不具备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上诉人黄林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意见，经查成立，予以采纳。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及东莞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意见，理据不成立，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黄林的部分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广东省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2021)粤1971刑初5745号刑事判决；上诉人黄林无罪；随案移送的手机一部、人民币808.5元，发还给上诉人黄林。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院判决赔偿五十余万元，当事人不服提起申诉二审判决无罪后，黄林向一审法院申请国家赔偿。2024年8月12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赔偿决定书。黄林发来的《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赔偿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显示，赔偿请求人黄林以二审改判无罪为由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出赔偿申请，请求：1.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500000元；2.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3.赔偿因被非法羁押导致无法领取举报奖励金额18000元；4.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在全国范围内登报和在其官方平台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针对赔偿请求人黄林提出的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500000元的问题。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2024年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赔偿金计算标准的通知》(法[2024]102 号)的规定，公布了自2024年5月20日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462.44元。赔偿请求人黄林实际羁押1004天，依据赔偿申请人的请求，法院对其羁押1004天依法给予赔偿，其应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为1004天 x 462.44 元/日=464289.76 元。对于超出部分的申请，理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针对赔偿请求人黄林提出的精神抚慰金1000000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给赔偿请求人黄林的家庭、职业等造成的损害，酌情支持6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关于赔偿请求人黄林提出为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申请。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有关规定，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因赔偿请求人黄林未能提供其受影响程度及范围，且法院的赔偿决定书即为对其名誉损害实质性的恢复，故法院对其该项请求不再支持。关于黄林请求赔偿其因被非法羁押导致无法领取举报奖励金额18000元的问题，法院认为，该费用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不予支持。最后，关于黄林请求赔偿生命健康赔偿金100000元的问题。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认为他们不是适格的赔偿义务机关，不应承担相关事项的国家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并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如下:支付赔偿请求人黄林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464289.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60000元，共计人民币 524289.76元。目前，黄林对精神抚慰金的数额和法院没有道歉存有异议，已于9月8日向东莞中院提出申请，请求重新作出赔偿决定。

郑协荣（记者 王雪玲）09月18日,今年1月，因查询并公布林生斌飞行记录，导演刘信达被判侵犯隐私权。刘信达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遂提起上诉。红星新闻获悉，9月10日，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判决认为，刘信达获取上述信息的方式不具备合法性，在公共网络平台发布上述信息的行为构成对他人私密信息的侵犯。图为林生斌资料图，他于2022年起诉刘信达刘信达上诉：涉及公共事件，系正当舆论监督2017年6月，杭州“保姆纵火事件”造成一位母亲和三个孩子死亡，引发广泛关注。案发后有声音称“遇难女主人的丈夫林生斌有作案嫌疑”，林生斌当时向媒体称，案发当日凌晨，他乘坐飞机从广州飞往杭州，不在案发现场。导演、作家刘信达长期关注此案，对林生斌的上述言论持怀疑态度。2021年9月，刘信达向多家航空公司查询林生斌的出行记录后称，未发现其在2017年6月存在飞行记录。之后，他将查询林生斌飞行记录的通话录音发布在微博上。2022年5月，林生斌将刘信达、微博平台的运营公司告上法庭。今年1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刘信达构成对林生斌隐私权的侵犯。刘信达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遂提起上诉。刘信达上诉时称，个人隐私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且这些秘密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无关。泄露该秘密会对当事人造成危害，因此法律会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但当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首先解决公共利益。个人隐私一旦危害了社会利益，个人隐私就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刘信达称，林生斌当时的出行记录与重大刑事案件有关，不属于个人隐私。二审判决驳回上诉刘信达已向林生斌公开道歉9月10日，刘信达告诉红星新闻，当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法院判决认为，经审查，首先，在案证据显示刘信达在未经授权、未征得林生斌同意的情况下获取、使用林生斌的身份信息，采取冒用他人身份、虚构事实的方法，获取了林生斌2015年至2021年期间乘坐东方航空公司航班的信息，故刘信达获取上述信息的方式不具备合法性。其次，在案证据还显示，刘信达将上述信息发布在公共网络平台供不特定人对林生斌进行讨论、评价，即便林生斌为公众人物，其个人行程信息亦不当然具有公众利益属性，公民的行踪信息隐含着私生活秘密，且刘信达公开的行程信息的时间段远超热点事件关注的时间段，故刘信达在公共网络平台发布上述信息的行为构成对他人私密信息的侵犯，一审法院认定刘信达的行为构成对林生斌隐私权的侵犯并无不当。法院判决认为，关于刘信达所提出行信息既是涉及林生斌是否涉嫌重大犯罪的证据，也是重要的刑事侦查线索的上诉意见，鉴于有权机关已就刑事犯罪事实作出相应认定，且上述意见不是刘信达获取并公开林生斌个人信息的法定免责事由，故对刘信达所提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月10日晚，刘信达对红星新闻表示，尽管不认同二审判决结果，但出于对法院生效判决的尊重，他已在微博上向林生斌作出公开道歉。红星新闻记者看到，9月10日晚10点43分，刘信达在其粉丝超百万的微博账号上发布了该道歉声明。声明中，刘信达再次强调，自己是出于对法院判决的尊重，不得已公开道歉。延伸阅读查询并公布林生斌飞行记录 导演刘信达被判侵犯隐私权2017年6月，杭州“保姆纵火事件”造成一位母亲和三个孩子死亡，引发广泛关注。案发后有声音称“遇难女主人的丈夫林生斌有作案嫌疑”，林生斌当时向媒体称，案发当日凌晨，他乘坐飞机从广州飞往杭州，不在案发现场。导演、作家刘信达长期关注此案，对林生斌的上述言论持怀疑态度。2021年9月，刘信达向多家航空公司查询林生斌的出行记录后称，均未发现其在2017年6月存在飞行记录。之后，他将查询林生斌飞行记录的通话录音发布在微博上。2022年5月，林生斌将刘信达、微博平台的运营公司告上法庭。今年1月，法院判决刘信达构成对林生斌隐私权的侵犯。刘信达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遂提起上诉。近日，刘信达接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传票，法院通知其于5月6日就相关网络侵权责任纠纷进行谈话。查询林生斌航旅记录后刘信达微博发布与航司通话录音2021年11月19日上午，刘信达在其粉丝数过百万的微博账号上发布消息称：“刘信达给所有的航空公司打过电话，包括东航、国航、南航等，2017年6月22日当天以及前几天，都没有查到林生斌乘坐飞机的记录，也就是说，纵火案发生期间，林生斌说他自己在广州出差完全是撒谎。”当天晚上，刘信达再次发布微博称，“东航没有查到林生斌2017年6月份的飞行记录”，并附上了一段他与东航工作人员之间的通话录音，时长为11分52秒。通话录音显示，刘信达向东航工作人员表示“我查一下2017年6月份林生斌的飞行记录”，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回复“2017年6月份没有记录”后，刘信达继续查询了林生斌2015年至2021年的飞行记录，对方回复了上述时间段的行程信息。很快，网友发现该条附有录音的微博已不可见。次日上午，刘信达发微博称，自己并没有删除东航录音，只是暂时将录音设置为仅自己可见。红星新闻获取的司法材料载明，刘信达与东航工作人员更早的一段通话录音显示，刘信达表示“还有几个朋友要一起查一下”，称是为了查飞行里程积分情况，报出林生斌姓名、身份证号码，并报了多个地址以进行身份核验。刘信达对红星新闻表示，林生斌的身份信息是由网友提供，他当时把与东航的通话录音公开发到网上，是要“揭穿林生斌的谎言”。同时他也实名向司法机关举报了相关情况。图为刘信达资料图，他表示林生斌的身份信息是由网友提供2021年8月，杭州市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经依法侦查，未发现林生斌参与策划、实施“蓝色钱江放火案”的事实。林生斌起诉：刘信达、微博平台运营公司为共同被告2022年5月，林生斌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微博平台的运营公司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微梦公司”）告上法庭。审理过程中，林生斌申请追加刘信达为共同被告，撤回了对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林生斌诉称，刘信达在微博平台发布由其非法获取的、包含原告重要行程信息的录音文件，涉嫌严重侵害原告的隐私权，请求判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林生斌同时诉称，微梦公司理应根据平台自身的特点，建立有效的内容管理制度，避免违法违规信息在平台上传播，但在本案中，其未尽到作为超级互联网平台经营者的义务，理应就原告损失结果的扩大承担连带责任。刘信达辩称，“杭州保姆纵火案”一度引发广泛关注，他作为持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的作家，有采访权，有对公共事件的知情权；其微博账号中关于采访东航的文案录音在发布30分钟后即设为“仅自己可见”，不存在影响、引流等情况。图为林生斌一家旧照法院认为，被控侵权言论系以往飞行记录，虽与即将出行的航班行程信息相较，据此探知并侵扰他人私密活动的可能性较低，但根据现有证据可见，上述行程信息为原告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人生活活动，能反映原告个人的私人生活轨迹，属于私密信息。原告对上述信息享有隐私权，相关权利受到国家法律保护。法院认为，虽被告抗辩其为实施作家采访权，但其与东方航空公司沟通时，并未表明其作家身份或出示相关证件，而是通过未经授权获取的原告身份信息，冒用原告朋友身份，虚构查询行程积分的方式，从东方航空公司获悉。该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属于实施正常采访等合法来源，据此可见被告公开发布涉案信息时明知其信息来源并非正常合法渠道。法院判决认为，被告虽抗辩其为对公共事件行使采访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但在明知涉案信息并非合法来源、且远超过公共事件所涉范围的情况下，在公开网络上发布原告私密信息，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犯；综合种种因素，涉案侵权信息尚未达到微梦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故对于原告主张微梦公司对涉案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今年1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刘信达在相应网络平台上使用发布侵权内容的账号向林生斌赔礼道歉，并置顶持续不少于72小时，消除影响；赔偿林生斌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和维权费用30000元。刘信达上诉：向法院申请传唤林生斌出庭一审宣判后，刘信达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他认为，其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不构成侵犯隐私权。刘信达在上诉状中称，个人隐私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且这些秘密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无关。泄露该秘密会对当事人造成危害，因此法律会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但当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首先解决公共利益。个人隐私一旦危害了社会利益，个人隐私就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刘信达称，林生斌当时的出行记录与重大刑事案件有关，不属于个人隐私。针对一审判决指出的“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属于实施正常采访”，刘信达上诉时称，“如果不用真实身份采访就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那么媒体记者为了得到事情的真相，不得不隐瞒真实身份进行暗访都是侵犯个人隐私权了？如果我用真实身份去航空公司了解情况，肯定什么也了解不到。”近日，刘信达告诉红星新闻，他已向法院申请二审时传唤被上诉人林生斌出庭。“本案是林生斌认为上诉人侵犯其隐私权引起的，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所以双方必须都要到庭接受法庭的质询，才能更好查清本案的事实，而不能完全依靠代理人的陈述。”4月25日，红星新闻尝试联系林生斌了解这起民事案件相关情况，电话未能接通。同日，红星新闻联系到林生斌的代理律师，对于二审开庭时林生斌是否会出庭，对方未作回应。该律师同时表示，案件目前还在二审中，具体信息不便透露。

9月11日晚，天津滨海机场因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原因，出现航班大面积无法起降，3000余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此事引发众多关注。图为网传视频截图据红星新闻报道，有旅客搭乘飞机从乌鲁木齐返回天津，原计划当晚9时多降落天津滨海国际机场。“空乘说是天津机场现在无法降落，我当时都已经从飞机上看到‘天津之眼’摩天轮了，但是飞机还是改为备降北京了。”有乘客称飞机盘旋了13圈（视频截图）当日晚上11时许，天津滨海机场发布消息称，因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原因，航班起降受到影响。该机场及时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联合应急处置预案黄色等级响应，积极协调各航空公司，迅速调集力量，妥善转运安置滞留旅客。截至11日晚11时，航班延误29架次，取消8架次，有32架次备降外场，3000余名旅客出行受到影响。另据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官方微博最新消息，9月12日6:10，CA293Y航班（天津-大连）于天津滨海机场顺利起飞，机场进出港航班恢复正常起降。潇湘晨报记者注意到，有多名因此受影响的旅客称在当晚没有得到妥善安置。多名因此受影响的旅客称在当晚没有得到妥善安置9月12日上午，记者就此致电天津滨海机场，客服表示，机场配合航空公司都有进行安排，“一般都会妥善去帮旅客尽量安排，肯定是会去帮助到旅客的。暂时也还没有接到这类反馈。”对于受关注的赔偿问题以及对无人机飞手的处罚问题，潇湘晨报记者也就此咨询了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付建表示，此事中，受影响的旅客可以向航空公司进行索赔，要求航空公司进行退票或改签，并赔偿损失，例如因滞留机场所产生的住宿费、交通费等。如果旅客购买了航班延误险，可以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根据《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机场以及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为无人机管制区域，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准操控微型、轻型、小型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在管制空域内飞行，或者操控模型航空器在空中交通管理机构划定的空域外飞行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飞行，可以处5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实施违规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并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因此操控无人机的人需要承担一定的行政责任。如果无人机的飞行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如导致航班延误，操控无人机的人可能触犯刑法中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的相关规定，需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同时其操控无人机的行为给航空公司、旅客等造成了经济损失，因此需要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来源：潇湘晨报 记者吴陈幸子相关新闻旅客：登机后等了两小时被通知取消，飞机上的人一直想要个说法“天津滨海机场”官方公众号、“天津机场便捷飞”微博发布出行提示，2024年9月11日晚19时33分，天津滨海机场因无人机导致的公共安全原因，航班起降受到影响。机场及时启动大面积航班延误联合应急处置预案黄色等级响应。天津滨海机场发布的出行提示天津滨海机场出港信息显示，多趟航班状态为延误、取消和提前取消，包括国航、川航、东航和南航等航空公司的航班均出现上述情况。9月12日，一名知情人士解释称，导致航班延误的主要原因有很多，包括航班出发地和航班目的地天气突变，无人机黑飞、飞机出现机械故障，空中交通管制等，而无人机黑飞近年来已对民航安全构成极大威胁。天津机场航班大面积延误中转旅客：登机后等了两小时被通知取消9月12日，记者联系到一位打算在天津机场中转的海南航空乘客彭女士（化名），她告诉记者，目前，她的航班计划改到了12日早上九点起飞。航旅纵横APP显示天津滨海机场的出港航班出现大面积延误、取消彭女士在微博上发布的信息显示，原本她的航班，是从哈尔滨出发在天津中转，9月11日下午14:40，她就到了天津机场，等着19:30从天津出发，“我们从18:50登机开始，就在飞机上等，直接等到23:30，结果通知我们全部下飞机。”彭女士称，下了飞机之后，包括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在内没有给她们提供有效的解决办法，航班的乘客都比较生气，“等到晚上23:50，航班直接被取消，飞机上的人一直想要个说法，但是也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据彭女士发布的信息显示，9月12日凌晨三点，机场方面告诉她们安排了住宿，飞机上总共一百多人，结果接送的只有一个核载56人的大巴，“显然坐不下，于是我们坐了第二辆大巴。等到了四点多第二辆车才出发，说给我们又安排了其他酒店，现在四点三十五分了，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睡上一个小时，也不知道明天九点能不能按时出发。”12日上午，记者联系到彭女士时，她说看到六点十分左右，天津机场已经有飞机顺利起飞，她估计她们的航班九点也可以顺利起飞。同时，据天津机场发布的信息称，9月12日6:10，CA293Y航班（天津-大连）于天津滨海机场顺利起飞，机场进出港航班恢复正常起降。专业人士：“无人机黑飞”威胁民航安全12日上午7时许，记者联系天津滨海机场，机场人工客服电话显示作息忙，前方还有16人排队等待。据了解，此次天津滨海国际机场遭遇无人机引起的公共安全事件，导致航班起降服务受阻。截至9月11日晚21时35分，机场方面紧急启动了大面积航班延误的联合应急处置预案，响应级别设定为黄色。据统计，到晚上11时，已有29个航班出现延误，8个航班被取消，另外有32个航班不得不备降到其他机场，影响了大约3000名旅客的行程。据了解，因无人机黑飞，即未经批准的无人机飞行活动，已对民航安全构成极大威胁。一位民航业内知情人士告知，飞机在起飞、降落过程中的飞行高度比较低，这个过程要求飞机行驶的航道必须畅通无阻，否则就会影响飞机的正常飞行。而无人机一旦侵入民航客机的飞行空域，就存在与客机发生碰撞的风险，“因为，大多数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低、体积小、速度慢，这使得民航客机上的雷达难以发现，增加了避让的难度。民航客机在起降过程中速度极快，与无人机发生碰撞将造成严重后果。”无人机“黑飞”存在哪些危害？记者注意到，如果机场净空环境遭受破坏，首先构成安全隐患，危及飞行安全；其次降低机场使用条件，影响航班正常起降。在净空保护区内放飞“低慢小”飞行物，达到一定高度或是一旦失去控制，很容易漂移到航道上，造成飞机飞行不安全事故。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已发生多起无人机“黑飞”事件，不仅干扰机场正常运行秩序，也频频导致航班备降、取消或延误，给旅客出行带来不便，造成经济损失。（文中彭女士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