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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妇坠崖案当事人王暖暖怀孕三个月被丈夫推下悬崖,奇迹生还,曾被判定不孕不育。9月17日,她官宣生子:“谢谢你亲爱的宝贝,你让妈妈迎来了圆满!王暖暖在社交平台发文:给大家报喜了:终于盼来了我的皮夹克,母子平安!2102个日夜,终于再次拥抱了奇迹!我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声音!当看到他稚嫩小脸的那一刻,过去五年来所有艰辛,全都消散了!还好我没放弃,没放弃自己,也没放弃你。爱迎万难,爱也赢万难……谢谢你亲爱的宝贝,来到我的世界!今年的中秋,你让妈妈迎来了圆满!妈妈也想对你说这个世界很美,余生妈妈陪你一起踏阅!怀孕3个月被丈夫推下悬崖女子5年后官宣生子网友评论:网友纷纷恭喜她案情回顾——据红星新闻此前报道,2019年6月9日,怀孕3个月的中国籍女子王暖暖(化名)在泰国乌汶帕登国家公园游玩时,从约34米高的悬崖坠落。王暖暖很快被人发现,送往医院抢救后奇迹生还。她对媒体讲述了事发的真相:“是丈夫把我从悬崖边推下去的。”王暖暖坠崖送医后奇迹生还 资料图王女士称,事发后,在泰国警方还未介入前,丈夫俞某冬曾给自己的母亲打电话,说妻子不小心跌落,仅受轻伤。“在俞某冬被泰国警方逮捕当晚10点15分时,他的母亲来ICU找过我一次。”王女士说,俞某冬母亲说,希望看在孩子和夫妻的份上,继续对泰国警方说谎,称是自己不小心坠崖,“我拒绝了他母亲的要求。”“在俞某冬被捕后,我家人曾接到了他母亲打来的电话。”王女士说,俞某冬母亲在电话里“说我小心眼,为什么要让警方抓了他儿子。”王女士称。王女士回忆,她与俞某冬2017年5月19日确定恋爱关系,7月结婚。王女士告诉红星新闻,在与俞某冬恋爱的一个多月时间里,俞某冬每天都在求婚,“虽然我不是第一次恋爱,但是当一个男人每天变着花样的求婚,女人还是会被感动。”而直到婚后,她才渐渐意识到,双方和双方家庭等,有太多的问题,“除了他自身有坐牢的前科以及身陷百万债务外,他的父亲年轻时也一直没有工作,靠他母亲的钱生活。”此外,王女士还提到,在婚姻期间,两人吵架时俞某冬会推搡自己以及在家里砸东西。孕妇坠崖案宣判!推她下悬崖的丈夫,被判33年零4个月2023年6月2日,红星新闻记者从孕妇泰国坠崖案当事人王暖暖(化名)的代理律师史大佗处获悉,该案三审判决结果已公布,被告人俞某冬被判处有期徒刑33年零4个月。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三审判决为终审判决,判决的刑事部分为:泰国皇家法院修改二审法院判决,认定俞某冬为蓄意杀人未遂,判处死刑的2/3处罚,为终身监禁;因俞某冬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提供了有利于查清事实的陈述,在一项基础上予以减刑,最终量刑为有期徒刑33年零4个月。2023年9月4日,记者了解到,该案件当事人王暖暖(化名)已正式提起离婚诉讼,“这婚我一定要离,并且要他净身出户。”来源:红星新闻综合王暖暖社交账号、此前报道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来源:作者:红星新闻

药房老板何东(化名)近日收到了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2021年10月,他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抓获,之后被提起公诉。检方认为,何东通过其药房购入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片后,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向一吸毒人员及其推荐的朋友出售该药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责。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含有二类精神药品盐酸曲马多,多用于止痛。不过,该案案发一年多后的2023年7月1日,曲马多复方制剂才被正式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何东认为,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时,何东的辩护人为他作了无罪辩护。2022年5月,广州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何东上诉,广州中院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检方曾变更指控罪名为非法经营罪重审期间,白云区检察院曾变更指控罪名,认为应以非法经营罪追究何东刑责,后又提供了新的鉴定意见。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国家赔偿决定,决定赔偿何东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共14万余元。2024年4月,检方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诉未按处方违规卖药被指涉贩卖毒品罪何东是广东东莞人,在东莞经营一家药房。2021年10月,他被广州市公安局白云分局刑拘,涉嫌的罪名是贩卖毒品罪。何东涉案,是因其曾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向两人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公开资料显示,复方曲马多片是一种复方制剂,每片含有盐酸曲马多五十毫克,具有镇痛消炎的功效,在临床上常用来缓解中度疼痛,比如创伤疼痛、癌症疼痛、手术后疼痛、产后疼痛等,是处方药。2008年,曲马多被列为第二类精神药品管理,但不包括曲马多复方制剂。2023年7月1日起,曲马多复方制剂被列入第二类精神药品目录。到案后,何东供述称,2020年,有人来他的药店问有没有盐酸曲马多,他说没有盐酸的,但有复方曲马多片,然后就卖给对方一些复方曲马多片,并留了其中一个男子的微信。之后,这名男子经常在微信上找他购买复方曲马多,基本一周买一次,由他邮寄给对方。2021年9月,这名男子以400元的价格买了8板复方曲马多片。几天后,另一名男子称是前述男子的朋友,也找他买了复方曲马多片。何东向澎湃新闻表示,他确实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了复方曲马多片,存在过错。案发后,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曾约谈过一些药房老板,并对他们没有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进行了行政处罚,他的药房也被行政处罚了。案发后,因未按处方出售复方曲马多片等,何东(化名)的药房曾被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于警告的行政处罚2022年6月,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2022年4月,该局执法人员到何东经营的药房检查。经核查得知,何东于2021年1月至2021年9月曾购买过复方曲马多片,但执法人员现场查阅当事人的药品购销系统,均没有显示相关上述复方曲马多片的购销信息,同时何东现场未能出示销售上述处方药复方曲马多的处方凭证和相关处方销售登记。经查证,何东在购销复方曲马多片时,未按照规定进行记录,同时销售复方曲马多片时,未向顾客索取并留存相关处方凭证且未做相关登记,即当事人存在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和未按照规定建立真实、完整的购销记录的违法行为。鉴于当事人的上述行为属初次违反,依据《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上述行为进行行政处罚:警告。何东认为,自己有完整的复方曲马多片进货凭据,有销售药品的经营许可,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出售复方曲马多片,而该药品当时尚未被列入二类精神药品,自己的行为存在过错,可以进行行政处罚,但其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一审被以贩卖毒品罪判刑8个月何东称,为了争取尽快获释,他选择了认罪认罚。2021年11月,他被取保候审。2021年12月,广州白云区检察院作出起诉书指控称,2020年11月起,何东通过其经营的药房购入复方曲马多片后,违反药品管理规定,在购买人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为牟利多次通过微信向吸毒人员黄金某及其推荐的朋友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021年9月24日,何东以40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96片:9月25日又以180元的价格向黄金某的朋友黄锦某贩卖复方曲马多片25片,后被公安人员查获。经鉴定,缴获的上述复方曲马多片共计43.65克,均检出曲马多成分。白云区检察院认为,何东贩卖毒品,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刑事责任;何东犯罪以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自愿认罪认罚,可以从轻处罚;建议判处何东有期徒八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五千元。在一审中,何东的辩护人为其作了无罪辩护。何东的辩护人提出,根据罪刑法定的原则,复方曲马多在案发时未被列入精神药品品种目录,故销售复方曲马多的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首先,复方曲马多是市场上公开销售的处方药,患者凭处方就可以在药店购买。其次,复方曲马多是包括曲马多在内的几种不同的药物混合而制成的药物复方制剂。在使用和管理的流程上看,案犯时复方曲马多不属于国家管制的二类精麻药品。不能因为复方曲马多含有曲马多的成分且存在滥用具有社会危害性,就将复方曲马多视为毒品。何东的辩护人还提出,何东在主观方面从未认为复方曲马多为国家管制类精麻药品,也不知道购买人为吸毒人员,不具有贩卖毒品的主观故意。何东违规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相关的行政管理规定,但不至于构成刑事犯罪。何东虽然已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但若何东不构成犯罪的,就算其本人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也应当对其作出无罪的判决。针对辩护人提出的意见,白云区法院一审认为,《精神药品品种目录》已明确列明曲马多是国家二类管制药品,鉴定意见证实本案所缴获的药品中检出曲马多成分,且是涉案的复方曲马多制剂的主要、有效成分,何东在没有医生处方的情况下,大幅加价并多次售卖复方曲马多的行为应认定为贩卖毒品。其次,何东辩解其不知道对方是吸毒人员,但其供述称黄金某、黄锦某先向其询问是否有盐酸曲马多出售,其作为药品销售从业人员,明知盐酸曲马多是管制药品,在没有盐酸曲马多出售的前提下,仍推介具有成瘾作用的含有盐酸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作为替代品,且没有提供处方的情况下,长期以约二倍于进货价的价格将复方曲马多予以拆分后销售牟取暴利,可见其具有主观明知故意。白云区法院表示,何东犯罪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可以从轻处罚。关于本案的量刑,何东作为药品销售的从业人员,长期贩卖含有国家二类管制药品曲马多成分的复方曲马多牟取暴利,公诉机关建议适用缓刑与何东的罪责刑不相适应,不予采纳。2022年5月,白云区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何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3万元。一审宣判后,何东再次被羁押。重审期间检方撤诉,当事人已收到国家赔偿何东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23年1月,广州中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将此案发回重审。重审期间,2023年6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变更起诉决定书》,称在审理过程中,发现案件事实和起诉书指控事实不符,何东违法国家规定非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应该以非法经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2023年7月,白云区法院开庭重新审理此案。庭审时,何东的辩护律师周泳秀提出,何东的药房具备售卖处方药的资质,不构成非法经营罪。而且,未凭处方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部门规章,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达不到本罪的入罪条件。此次庭审结束后的5个月,公诉机关补充了一份新证据,是一份新的鉴定意见,其鉴定结果显示,本案被查扣的曲马多药片中“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澎湃新闻查询药品说明书了解到,复方曲马多片的主要成分为盐酸曲马多和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1月,此案重审第二次开庭。针对公诉机关提供的新鉴定意见,周泳秀表示,侦查人员是在2021年9月查获药品,但2年后才对药品进行鉴定,已经远远超过司法解释中关于毒品送检的时间。而且,根据复方曲马多片的药品说明书,复方曲马多片含有两种成分,一是曲马多,二是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公诉机关补充的《测试报告》共有两份,其中一份仅表明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而不是未检出安络小皮伞菌提取物。2024年4月,白云区检察院作出的《不起诉决定书》显示,经该院审查并退回补充侦查,仍然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对何东不起诉。之后,白云区法院裁定准予撤诉。周泳秀透露,原本法院准备组织第三次开庭,她已经申请鉴定人出庭,之后第三次开庭被取消,不久检方撤诉。何东因此案共被羁押243天。获得不起诉后,他申请了国家赔偿,提出人身自由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损失费等60多万的索赔。今年7月,广州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共获得14万余元的国家赔偿金 受访者 供图2024年7月,白云区法院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书》显示,何东被羁押243天,可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数额为112372.92元。羁押确对其精神造成一定损害,故酌情给予何东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何东表示,目前,他已经收到了国家赔偿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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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下午,在浙江省政府新闻办直播间,有网友指出,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办公室副主任楼卿磊出镜直播不换衣服、不理发,被指有损公务员形象。楼卿磊出镜直播不换衣服、不理发,被指有损公务员形象记者梳理发现,从9月15日下午起,楼卿磊出现在浙江电视台钱江都市频道、浙江卫视等采访内容中,涉及台风登陆区域、台风在上海浦东登陆后对浙江省的影响、浙东及浙北居民台风应对建议等等,连续三天楼卿磊穿同一套衣服出镜、接受采访。对此楼卿磊解释称因工作忙碌未来得及更换衣物和理发。“大前天晚上(9月13日)来上班就没回去,所以还没来得及去换(衣服)。”对此,楼卿磊笑着道歉,称是自己准备不到位,“不理发”属于个人问题,“一直没有意识到头发太长,不好意思”。楼卿磊笑着道歉此举引发网友热议,但多数网友表示理解并为其点赞。9月17日,浙江省已解除防台风应急响应,楼卿磊已回家。三湘都市报记者 黄亚苹(来源:三湘都市报)延伸阅读女教授问政节目中怒批当地官员:怎么这么大官威啊近日,在湖北黄石市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问政节目中,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鹤批评当地官员耍官威,引发关注。陈鹤教授批评当地官员耍官威 视频截图陈鹤动怒的缘由是:8月28日,大冶电视问政第十五期节目中,居民就冻雨压断水泥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多次通过12345市长热线反映,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当地镇政府经办此事的12345专员胡某还回应称,“那个线挂着,是不影响他日常生活的”。对另一居民反映的门口渣土车抛撒问题,这名专员则抱怨,“你只考虑自己,货车司机怎么挣钱。”正是这样的回应态度,让陈鹤教授在点评环节发飙,直斥这名工作人员耍官威。因为陈教授的点评很直接、很不留情面,相关问政画面近日在网上流传散播开来。有媒体采访陈鹤教授,其表示,直播节目没有彩排,在节目中评论是自己一贯的风格。陈鹤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公共经济与财政学,行政法治,环境经济与环境政策。华中科技大学官网信息显示,陈鹤还兼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委党内法规专家组成员、湖北省行政机关能力建设指导专家等。尖锐直接,这的确是陈鹤教授一直以来的“问政Style”。在此前的电视问政中,她还曾喊话行政部门的“各路大神”,“干事儿要敢于动真碰硬,承担责任”;怒斥基层干部是“胆大妄为的法官”“怎么当上干部的”。这样直率而犀利的点评风格,也让陈鹤教授在网络上收获了一片赞誉。陈鹤的率直敢言,让电视问政节目有了“辣味”,这是节目引发关注的根本原因。这些年,为方便舆论监督,不少地方都开通了电视问政栏目。相关部门负责人走向前台,接受主持人与嘉宾问询。很多栏目的确起到了积极效果,不仅帮群众解决了急难愁盼问题,也提升了地方政府与官员形象。而陈鹤及这档电视问政栏目,也因敢于直面问题,不搞弯弯绕绕,在赢得观众尊重的同时,也为电视问政树立了一个榜样。

美国从9月底开始大幅上调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持续引发关注。一边是美国政府挥舞保护主义大棒;另一边却是美国车企高层在访问中国后坦言,美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已经大幅落后。9月底开始美对中国电动汽车将征收102.5%的关税当地时间9月13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对华301关税最终措施发布公告,宣布将从9月27日起提高对部分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税率。14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税率据华盛顿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测算,2018年贸易冲突以前,美国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平均关税水平为3.8%;多轮加征关税后,这一数字已经大幅增加到19.3%。目前,有大约66.4%的中国输美商品被额外加征关税。美国对中国产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税率拜登政府此次调整对华关税的重点是中国新能源相关产业,尤其是中国产电动汽车在进入美国市场时面临的关税税率将从目前的27.5%大幅上调至102.5%。中国对美出口纯电动汽车的出口量和出口额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对美出口纯电动汽车仅326辆,出口额不到300万美元;直到2022年,中国对美出口纯电动汽车才突破1万辆。而从美方数据来看,中国产纯电动与混合动力汽车只占到美国进口新能源汽车总量的2%,占比远不及德国、韩国和日本汽车。美媒:福特CEO表示中国电动车企“光速前进”业内人士指出,美国借加征关税打压中国新能源产业只是一厢情愿。《华尔街日报》网站14日刊文披露,美国第二大汽车生产商福特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自2023年年初以来多次访问中国。这几次访华行程让他彻底意识到,中国企业在电动汽车竞赛中已经大幅领先。福特CEO表示中国电动车企“光速前进”今年5月从中国返回后,他给福特董事会成员约翰·桑顿打电话说:中国电动汽车企业正在以光速前进。中国的电动汽车运用了AI和其他大量新技术,而类似的产品在美国根本找不到。中国车企通过高效的供应链,以更低的价格提供更好的产品,并在海外快速占领市场。福特和比亚迪产品对比美媒将福特“电马”与比亚迪海狮07两款车型进行了简单对比,同样是纯电动SUV,海狮07的续航比电马多出近60英里(约合100公里),但顶配版价格比电马的低配版还便宜6000多美元。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美国电动汽车在新车销量中的占比仅为8%。由于电动化转型不及预期,拜登政府今年3月宣布将2032年电动汽车新车销量份额目标从67%大幅下调至56%;福特则预计其电动汽车业务2024年全年将亏损50亿美元,降成本被公司高层列为“最优先事项”。图为福特公司首席执行福特公司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最难的一点就是做出实质性改变,让电动汽车业务能够盈利,降低成本。美媒:中国电动汽车在电池等方面拥有成本优势电动汽车物料清单美国CNBC电视台指出,目前电池成本占到电动汽车总成本的20%至30%,而中国电动汽车40%的成本优势来自电池方面的优势。声音来源美国汽车行业分析师迈克尔·邓恩:比亚迪在自制汽车零部件方面表现出色,75%到80%的零部件都是由他们自己生产的。他们掌握了电池及其供应链,很明显这有助于降低成本、把控质量。不仅是电池,中国企业在几乎所有其他类别的成本方面,都远远低于福特和通用等美国传统车企。美国汽车行业分析师比尔·鲁索:(福特汽车公司创办者)亨利·福特,彻底改变了汽车产业。他把汽车从富人的“玩具”变成了工薪阶层都能买得起的东西,而现在,普及智能电动汽车的就是中国。美媒:福特高层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功能感到震惊据悉,结束五月的访华行程后,福特CEO法利特意安排将小米和理想等多个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运往美国密歇根州的总部,供公司高层体验。福特内部人士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多样化功能感到震惊。美国CNBC电视台记者:中国的电动汽车通常会配备很多附加功能,例如,我可以给座椅通风来应对夏季的炎热。我可以调整设置,让这辆电动汽车听起来像是一辆燃油车。我还可以让AI助手帮我停车,真是非常方便。美媒认为,正是中国电动车企的创新,让汽车从简单的代步工具成为物联网中可以互联的设备之一。美国CNBC电视台记者:比如,我可能不会直接说“关闭空调”,而是说“哦,我现在感觉很冷”。然后它(AI)会说“哦,好的,那我把空调(冷气)调低点怎么样?”而且它有时还会开些玩笑,退出的时候它还会说再见,并且比心。美媒:通用汽车考虑采购使用宁德时代技术的电池据悉,正是在中国访问期间看到的巨大差距,促使福特高层决定调整在华战略,不再寻求夺回在中国市场失去的份额,而是将中国作为主要的出口基地,并在产品研发生产上对标中国。通用汽车考虑采购使用宁德时代技术的电池福特公司董事长威廉·福特此前曾表示,尽管存在贸易壁垒,但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今后一定会大量进入美国市场,美国车企必须做好准备。2023年2月,福特宣布斥资35亿美元,采用宁德时代提供的技术,在美国密歇根州新建一座电动汽车电池工厂,预计2026年投产。而根据彭博社的最新消息,美国最大的汽车生产商通用汽车也已考虑采购使用宁德时代技术生产的动力电池。彭博社记者:美国车企在电池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这其实很正常,毕竟这是他们在百年历史中,第一次生产电池和电动汽车。一开始肯定不会一帆风顺,这笔潜在的交易还处于谈判的初期阶段,尚未最终敲定。但可能会为美国车企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获得来自中国的廉价且非常先进的电池技术。(来源:央视新闻)

在国有银行、股份行中的高管中,“70后”是其主力军。而在中小银行群体中,尤其是上市地方性银行中,“80后”已逐步成长为高管团队的骨干力量,同时“90后”亦崭露头角。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出生于1983年的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由此,张文斌成为继常熟银行行长包剑之后,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两者均不满45岁,分别只有41岁、43岁。A股上市地方银行尤其农商行是“80后”高管“聚集地”,记者粗略统计,当前上市中小银行已汇集了20位“80后”副行长。其中,2024年以来,包括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在内的“85后”副行长履新,即任职年龄均小于40岁,位于35岁至39岁区间。需要观察的是,一面是更为年轻化的群体成长为地方银行的管理层,一面是更具有挑战的经营环境,如何在经济转型下,掌舵好经营业绩,考验着这一年轻群体。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日前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原行长孟东晓为董事长,委任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两人任职资格尚待监管部门核准,在核准之前两人分别代为履行董事长、行长职责。其中,行长张文斌出生于1983年,今年41岁,其任职代表着国内上市银行中第二位80后正职行长。从其履历资料看,张文斌在该行升迁较为迅速,其自2004年9月至2014年5月先后担任支行业务部经理、工业新区支行行长,并自2014年5月至2016年3月担任山东高速新加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此后历任威海银行交通金融部总经理、潍坊分行行长、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公司业务总监,自2021年2月起担任威海银行行长助理,当年8月获委任为该行副行长。值得关注的是,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除了代理行长张文斌,在威海银行高管团队中,同是“80后”的还有副行长姜毅,此外“90后”副行长卢继梁是目前上市银行中较为少见的年轻高管。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威海银行官网信息显示,该行成立于1997年,现辖济南、天津、青岛等126家分支机构,是山东省内唯一一家实现16地市网点全覆盖的城市商业银行。2020年10月12日,该行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从区域排名看,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资产总额达到4228.64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7.91%,资产规模在山东三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第三,前两名分别是A股上市银行青岛银行和齐鲁银行,均已迈入6000亿元行列。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数据来源:上述各家银行2024年半年报)记者梳理港股上市银行高管团队发现,除威海银行之外,中原银行、广州农商行、九台农商银行、泸州银行、九江银行等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亦崭露头角,年龄多在40岁上下,所处管理岗位涵盖行长助理、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等职位。多家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崭露头角80后渐成区域银行骨干力量整体看,在当前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总计有20位副行长,另有12位“80后”高管分布于行长助理、董事会秘书、财务部门负责人、合规部门负责人、首席信息官等职位,甚至在有的银行高管团队中占据半壁江山,更值得关注的是“85后”高管也渐渐崭露头角。具体看,江阴银行有4位,张家港行、常熟银行3位,无锡银行、瑞丰银行、紫金银行分别有两位,宁波银行、青岛银行、贵阳银行、苏州银行以及沪农商行分别有1位“80后”副行长。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值得关注的是,上述高管团队中,“85后”,即40岁以下的副行长有7位,分布于江阴银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常熟银行、紫金银行、贵阳银行。例如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这四位“85后”均是在今年任职资格获核准或被选聘。其中最小的是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出生于1989年4月,历任连云港东方农商行的小额贷款中心客户经理、电子银行部办事员、科技创新部产品经理、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以及昆山农商行小微事业部管理岗、小微事业部总经理助理、信用卡部总经理助理、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自2023年11月起,任江阴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常熟银行是目前“80后”中高管团体占比较高的银行。在2023年11月,由于常熟银行原董事长庄广强调任江南农商行担任董事长,常熟银行原高管层更新,原“70后”行长薛文被选为董事长,“80后”包剑和干晴分别履新行长和副行长。今年1月、7月发布相关公告披露,上述三人任职资格获得监管核准。由此,今年43岁的包剑是目前A股上市银行中最年轻的行长。包剑出生于1981年,从其履历看,虽然在履新常熟银行行长之前,包剑任江南农商银行副行长,但其成长经历主要集中于常熟银行体系。具体看,包剑从常熟银行柜员、客户经理做起,曾辗转任职于该行公司银行部、小额贷款中心,此后包剑曾至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投行与同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经过该履历后,包剑回归常熟银行后升至该行的中层管理岗,担任过该行投资银行部、票据业务部总经理、同业金融部的总经理,并在担任该行公司银行总部总裁之后,升至高管层至副行长。至此,常熟银行高级管理层已集齐三位“80后”副行长,除了前述包剑和干晴,还有生于1986年副行长陆鼎昌,在其36岁时,即2022年8月起就已担任常熟银行副行长。与包剑履历相似,陆鼎昌也从该行基层做起,曾历任该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总经理助理,小微金融总部副总经理,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邗江支行行长,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小微金融总部总经理等职。此外,当前常熟银行合规部门负责人张金梁、财务部门负责人范丽斌也均是“80后”,分别出生于1985年和1984年,今年分别只有39岁和40岁。不仅内部提拔,常熟银行更向外输送“80后”管理者。今年8月下旬,紫金银行因原董事长赵远宽到龄辞任,该行迎来高层变动,董事会选举无锡银行原董事长邵辉接替赵远宽任该行董事长,同时聘任只有36岁的常熟银行原零售业务总裁徐伟为副行长。简历资料显示,徐伟出生于1988年7月,此前长期在常熟银行任职,曾从常熟银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做起,后续一直升至公司银行部客户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位,此后还历任常熟银行张家港支行行长,银行部兼三农金融部总经理,零售业务总裁等职。紫金银行高层“换血”后,随即无锡银行也迅速于8月底完成董事长、行长、4位副行长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补位更新。值得关注的是,前述有两位新聘副行长胥焱冰、史炜,以及聘任的合规部门负责人陈秋实、审计部门负责人倪莹以及计划财务部负责人尤赟均为“80后”,其中,史炜出生于1987年,今年仅37岁。新的经营形势考验年轻领导层从近期上市银行披露的半年报数据看,2024年上半年中小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增多,考验着这一批“70后”“80后”高管团队的经营能力。可以观察到,除了近年来明显的营收放缓乃至下滑,以及净息差持续收窄之外,利息净收入和中收承压的现象进一步显现,而各家银行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中收降幅扩大,多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下降,不再是推动非息收入大增的营收引擎,反而以投资收益为代表的其他非息收入实现了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纷纷扩大了对债市的投资,投资收益的增速大幅上升,占据营收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二成乃至三成的水平。据Wind数据,2024年上半年,42家A股上市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27.75%,32家正增长,10家负增长。分类型看,国有大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10.54%,股份制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9.76%,城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1.2%,农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最高,增幅达89.34%。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银行业面临信贷投放放缓,加之让利实体经济背景下的资产端收益率不断下行,利息净收入增长空间受到了压制,从而拖累了营收。而在这一大环境下,中小银行还面临大行不断下沉市场的挤压,使地方性银行市场拓展空间进一步收缩。而将富余资金转向金融市场增加投资收益,是这些区域银行面临市场困境,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一种突围方式。总而言之,中小银行是我国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超九成比重。在我国四千多家中小银行体系中,A股和港股上市银行属于其中综合能力的佼佼者,其经营业绩和对经济环境的适应度代表着这一金融群体的突破能力。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来源:作者:券商中国

广东省惠州市纪委监委9月16日消息,日前,惠州市纪委监委对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原党组书记、主任陈育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陈育霞落马 资料图经查,陈育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背组织原则,隐瞒入党前严重错误;公权私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工程验收、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陈育霞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行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惠州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陈育霞开除党籍处分;由惠州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今年6月28日消息,陈育霞在任上被查。公开信息显示,陈育霞曾任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法定代表人,后任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根据惠州仲恺高新区党工委统一部署,2023年3月9日至5月31日,区党工委第二巡察组对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党组进行了巡察。2023年7月31日,区党工委第二巡察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成立于2013年,是仲恺高新区管委会为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的统一规范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两天前的9月14日消息,惠州市人大常委会正处级干部文绍良被查。他长期任职仲恺高新区,历任仲恺高新区区委常委、区管委会副主任、区宣教文卫办公室主任,仲恺高新区委副书记、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党委书记、园区管委会主任,仲恺高新区政法委书记等职。延伸阅读据贵州省纪委监委9月1日消息:经贵州省委批准,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黔南州原州委副书记、州长钟阳被双开。钟阳,女,布依族,1972年1月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历史学学士,中共党员。黔南州原州委副书记、州长钟阳被双开钟阳长期在贵州工作,曾任息烽县县长、县委书记,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花溪区委书记等职。2018年12月,钟阳履新贵州省黔南州政府副州长,2019年12月跻身州委常委,2021年3月,钟阳成为黔南州州长。2023年4月18日,钟阳落马。2024年1月20日晚,在《决不姑息——贵州正风肃纪反腐》第三集《坚守人民立场》节目中,钟阳被带走的现场画面被披露。钟阳被带走的现场画面被披露面对镜头,钟阳说:“手中有一定权力时,爸爸妈妈每年都要给我准备一道年夜菜就是青菜煮白豆腐,开饭前都要送我一段话,都说你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工作和生活都要像这道菜一样,清清白白的。我每年也都应下了,菜也吃到肚子里去了,但是没走心,没记在心里,也没刻在脑海里。”钟阳手写忏悔书在纪委通报她被双开之前,钟阳已经获刑。7月29日,钟阳因受贿罪被判13年。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至2021年,被告人钟阳利用担任息烽县委副书记、县长,息烽县委书记,贵阳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贵阳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贵阳市花溪区委书记,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州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协议签订、工程承揽、项目推进、资金拨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896万余元,其中2900万元未实际取得。9月1日的通报中提到:经查,钟阳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消费卡(券);违反生活纪律;丧失纪法底线,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他人在土地出让、项目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通报提到,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贵州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钟阳开除党籍处分;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贵州省第十三次、黔南州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贵州省纪委监委同日消息,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皮贵怀被双开。通报提到,皮贵怀搞政治投机,妄图干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违规用公款购买茅台酒供个人使用;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亲属认购债券、吸收存款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等。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贵州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皮贵怀开除党籍处分;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钟阳、皮贵怀都是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对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经过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由这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文章来源:牛弹琴公号德国干了一件傻事。不仅傻,而且损人不利己,更传递错误信号。什么事?9月13日,德国两艘军舰,“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和“法兰克福”号补给舰,过航了台湾海峡。看德国媒体的报道,声称这还是20多年来,德国军舰第一次通过台湾海峡。没具体看统计,也不知道真假。但如果是真的,20多年来一直没这样做,为什么德国军舰偏偏现在要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13日的解释是,当时德国军舰从韩国去菲律宾,穿越台海是“最短的路线”。他并且补充:“考虑到天气条件,这是最安全的航线。这些是国际水域,所以我们要穿过它们航行。”什么意思?1,这是最短路线。2,天气糟糕,这是最安全路线。3,这还是国际水域。感觉言辞凿凿,但这明显都是托词。我看到,9月14日,我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李熹海军大校明确表态,就一段话:9月13日,德“巴登-符腾堡”号护卫舰、“法兰克福”号补给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公开炒作。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德方行为增加安全风险、传递错误信号。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反制一切威胁挑衅。一些的措辞,比如我们全程跟踪警戒,我们保持高度戒备等,我们都比较熟悉。但最核心的是这一句:德方行为增加安全风险、传递错误信号。德国两艘军舰过航台湾海峡(资料图)此前一天,中国外交部记者会,路透社记者就相关问题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也明确表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台湾问题不是什么航行自由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我们尊重各国依据中国法律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在相关海域享有的航行权利,但坚决反对打着航行自由旗号,挑衅和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毛宁记者会上就相关问题表态(资料图)德国啊德国,你打着航行自由的旗号,挑衅和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德国不知道问题严重性吗?应该知道,所以,德国一方面军舰穿越台海,另一方面竭力低调,还找了个理由“考虑到天气条件,这是最安全的航线”。我看到,德国这样的骑墙做法,有德国媒体都看不下去。德国《法兰克福汇报》就撰文说:“一向喜欢表现得很潇洒的(德国)国防部长,现在为两艘德国军舰穿越台海提供的理由,说这是最短的路线,且是考虑天气情况下最安全的选择——这听起来很德国,很简短也很谨慎,并不具有多少火药味。”嗯,听起来很德国。文章接着说,“但是有两点,柏林方面不应该忘记:首先,如果要更好地贯彻对华政策和亚洲政策,德国需要加强对外贸易的多元化。然而现在德国对中国的依赖性仍然很高,政界也没有采取多少应对措施。其次,德国联邦国防军不必去威慑中国(也根本做不到),而应该去威慑俄罗斯。德国国防政策的重点在欧洲,而不是远东。”当然,这是德国媒体的看法,观点也未必都正确。但有一点也是很清晰的,德国你威慑不了中国,你这样做,完全是没事找事,自找麻烦。最后,怎么看?完全个人观点,还是粗浅三点吧。第一,德国,就是想低调地献个投名状。献给谁?献给西方,更献给美国。尤其考虑到俄乌冲突,德国和美国矛盾很多,在台湾海峡一本正经地来打卡一下,也是让美国放心,我和你站在一起。另外,为了缓和中国的愤怒,德国国防部长又特意找了个天气的理由,因为走这里“最安全”。德国啊德国,毕竟也是西方响当当的大国。但用一位网友的话说,这次穿越台海,更展现了“替帝国老板跑腿时的艰辛与卑微”。图为环球时报英文版制作的漫画图第二,德国,确实传递了错误的信号。什么错误信号?这不会带来安全,反而增加风险。这根本不是航行自由问题,而是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打着航行自由旗号,其实是挑衅和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而且,这也不符合两国关系大局,损害中国人对德国的友好感情。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军舰,也去佛罗里达附近这样走走,也去英吉利海峡附近这样走走,也去德国附近这样走走,美国会乐见?英国会高兴?还是德国没任何意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我们,还是要保持清醒和冷静。清醒,是因为这个世界,总有人唯恐天下不乱。以前是英国军舰、加拿大军舰,更频繁的是美国军舰,现在又是德国军舰,纷纷来台海打卡。什么打卡?不过是展现一下存在,制造点流量而已。当然,也不排除其他一些国家军舰,也会来此向美国献上投名状。冷静,是因为国际斗争更加复杂和尖锐。我们斗智斗勇,不惹事更不怕事。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所以,不管哪国军舰来,只要不怀好意,我们自然会跟监警戒,自然会保持高度警备,自然会反制一切威胁挑衅。毕竟,这里是台海,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毕竟,今天的中国,不是伊拉克,不是利比亚,也不是叙利亚,更不是120年前的中国。毕竟,外国列强架起几门大炮就能打开中国大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德国啊德国,这份投名状,真够傻的。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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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19 14: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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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后我靠种田逆袭了》

    撰文丨余晖据江苏省纪委监委9月14日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周铁根,男,1962年11月出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周铁根毕业于江苏公安专科学校治安系,毕业后成为江苏省环本农场干部、副指导员,1986年任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干部。1987年9月,周铁根到南通市委工作,历任南通市委研究室干部,市委研究室副科级研究员、正科级研究员,市委办公室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副处级秘书,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等。2000年12月,周铁根担任如皋市委副书记,后任代市长、市长。2006年6月,周铁根任如东县委书记。2011年5月,周铁根履新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后任江阴市委书记、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等职务。2015年12月,周铁根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16年1月任市长。周铁根担任徐州市市长期间,“老虎”王昊曾任徐州市常务副市长。王昊历任徐州市政协主席,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2024年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任上被查。说回周铁根。担任徐州市长两年之后,2018年4月,周铁根履新徐州市委书记。2021年7月,周铁根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2022年1月,他担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2023年1月任江苏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近期,周铁根还率队调研。2024年8月26日至28日,周铁根率调研组到无锡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条例立法调研。8月30日,淮安全市人大代表社会发展观察点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周铁根出席会议并讲话。周铁根曾被处分。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江苏华达钢铁有限公司和河北安丰钢铁有限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通报提到,华达公司是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的钢铁企业,该公司用于生产建筑钢材的设备是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装备,2010年以来累计生产“地条钢”17.5万吨,销售收入约6.4亿元。因上述事件,时任徐州市市长周铁根被行政记过处分。当时被处分的还有时任徐州市副市长冯兴振,他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冯兴振后来成为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就在周铁根被查前不久,2024年7月25日,冯兴振落马。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无锡人大发布等【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政知新媒体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延伸阅读原市纪委书记被判12年:送情妇1200万 家中搜出1500万四川省宜宾市原纪委书记向辉礼受贿一案有了新进展。9月9日,上游新闻(报料邮箱:cnshangyou@163.com)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因非法单独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740万余元,并伙同情妇王某荣共同收受他人财物900万元,向辉礼被眉山仁寿县法院一审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王某荣也获刑3年半。向辉礼2016年11月退休前,曾担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十年之久 图片来源/宜宾市纪委法院认定,2004年至2016年,向辉礼利用担任雅安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宜宾市纪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招投标、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取巨额贿赂。资料显示,向辉礼曾担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十年之久,2016年8月因严重违纪被撤职,同年11月退休。2022年4月,退休5年多的向辉礼被官方宣布因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委调查。判决书显示,向辉礼曾赠送情妇王某荣1200万元,王某荣落网后主动交代这一事实,同时检举向辉礼在位于天府新区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住房存放大量涉案现金,经有关部门查获共有1502.88万元。此外,王某荣还将两人共同受贿的900万元用于投资房地产,获利800万元。多次为煤老板、企业招投标提供帮助,收取巨额贿赂“过去,作为县委书记抓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虽责无旁贷,但毕竟宏观要求多,具体操作少。(调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对我来说,是学习的新起点……我的能力有限,水平不高,但我会笨鸟先飞……”2009年,向辉礼在其出版的新书《感悟:一位市纪委书记的工作手记》中如是写道。如今看来,这段话显得尤为可笑。事实证明,他的贪腐之路正是从其担任雅安市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开始的。简历显示,2002年1月,向辉礼由雅安市委副秘书长升任天全县委副书记、县长;2004年6月,开始担任天全县委书记。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06年间,向辉礼利用担任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职务的便利,为袁某某、孙某某合伙收购天全县昂州煤矿提供帮助,与王某荣共同收受袁、孙二人钱款900万元;为天全某钢铁公司在技改项目、收购二郎山火电厂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40万元;为眉山洪雅县某电力公司在水电开发方面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40万元;为天全县某旅游开发公司在开发旅游项目上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20万元。2006年10月,向辉礼调任宜宾担任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不过,自诩为“笨鸟”的他并未想着去啄出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蛀虫”,反而将党和人民赋予其的权力用作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甘愿被“围猎”。2023年1月,四川纪委监委通报称,向辉礼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 图源/官微截图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向辉礼利用其担任纪委书记,以及兼任宜宾市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督察工作小组第二组长、宜宾市招投标监督委员会主任、宜宾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副组长、城区南北出入口两线改造提升工程项目指挥长等职务上,多次为企业承揽工程、招投标、承包项目用地、城乡环境治理、办理沙场审批手续、贷款融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审批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企业主送的大量现金,共计1640万余元。除为企业经营给相关部门打招呼牵线外,向辉礼还在他人职务晋升上提供帮助并收受贿赂。2010年,他为时任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委付天池提拔为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提供帮助,收受付天池现金10万元。资料显示,2022年10月,因严重违纪违法,付天池被依法开除党籍和公职。2010年下半年,宜宾某投资公司负责人为保证其女友胡某顺利当上宜宾市翠屏区招商局副局长,给向辉礼送去现金10万元请求关照,胡某于2010年9月任副局长,目前任职信息不详。2011年,时任宜宾市高县公安局副局长刘庆辉被“双规”调查。高县某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余某找到向辉礼帮忙,后刘庆辉被以违规经商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12年上半年,余某送给向辉礼现金50万元。记者了解到,刘庆辉于2015年被以受贿罪提起公诉,获刑情况不详。送给情妇1200万元,后被其检举藏匿千万元现金判决书显示,王某荣出生于1962年12月8日,与向辉礼相差3岁。王某荣身份证号显示其出生于四川达州,高中学历。在向辉礼担任天全县委书记后,2004年7月,王某荣以其父亲王某琨名义成立四川盛达置业有限公司。2022年4月官方宣布向辉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时,王某荣也被同步采取留置措施。案件资料显示,在天全县昂州煤矿拍卖一事中,王某荣曾多次给向辉礼吹“枕边风”。根据向辉礼供述,2004年天全县准备对昂州煤矿进行产业延伸,引进活性炭厂盘活煤矿资源,在筹备阶段孙某林来考察。2004年5月的一个周末,向辉礼带着王某荣在成都参加孙某林等人所在饭局。饭局上,孙某林和王某荣互留电话号码。之后,王某荣经常在向辉礼面前提出关照孙某林购买昂州煤矿一事,向辉礼对此默认并同意关照孙某林。在昂州煤矿拍卖过程中,为确保孙某林及其合伙人袁某某顺利取得昂州煤矿,向辉礼劝退部分竞拍者,同时将拍卖方式以及拍卖底价告诉孙、袁二人。2004年8月,孙、袁二人以7030万元竞得昂州煤矿资产及采矿权。事后,孙某林、袁某某向盛达置业公司转款900万元。在向辉礼默许下,王某荣将该笔资金投资于广安武胜一房地产项目。王某荣供述称,该项目赚了1400多万元,其中袁某某、孙某林所送的900万元投入产生的利润为800万元。王某荣被采取留置措施后,主动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同时,还向监察机关检举向辉礼收受成都商人孙某贵200万元,以及向辉礼在成都天府新区万安镇麓山大道2段20号(即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住房可能存放大量涉案现金。图为相关判决书经相关部门查证,王某荣的两项检举均属实。检方认定,2013年至2016年间,向辉礼利用职务便利,为成都商人孙某贵在贷款融资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4次收受孙某贵现金280万元。其中最后一次是在向辉礼卸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后,2016年下半年某天,孙某贵在成都邛崃某山庄送给向辉礼10万元。此外,相关部门还在上述向辉礼位于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房屋内,查获扣押1502.88万元现金,经调查核实系向辉礼违法违纪所得。据悉,王某荣在留置调查期间,积极配合调查,对向辉礼的调查起了积极作用。此外,王某荣还积极退缴了全部犯罪所得900万元及孳息800万元,共计1700万元,同时退缴了向辉礼给其使用的违纪违法犯罪所得120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向辉礼和王某荣在共同收受袁某某、孙某林所送900万元的过程中,向辉礼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王某荣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王某荣应当减轻处罚;王某荣到案后,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提供他人犯罪线索、积极退缴赃款,系自首、立功,可依法从轻处罚、从宽处理。向辉礼受贿被判12年,情妇获刑3年半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向辉礼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单独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740.1152万元,伙同被告人王某荣共同收受他人财物9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二人行为均构成受贿罪。向辉礼被动到案后如实供述其全部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2023年12月,四川眉山仁寿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向辉礼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处罚金200万元;王某荣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对于两人共同违法所得900万元即孳息800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对扣押在案的向辉礼违法所得1740万余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判决书显示,向辉礼、王某荣二被告人认罪认罚。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一审判决后向辉礼未上诉。官方简历显示,向辉礼,1957年12月出生,四川通江人,四川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1975年9月参加工作。1975年9月参加工作后,先后在通江县麻石区小学、中学、中心校任教;1984年7月调入通江县文教局教育股工作;1989年2月至1996年9月在通江县委组织部工作。1996年9月,向辉礼从川东北调动至省会成都进入四川省委组织部工作,在这里他遇见了官至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魏宏,两人在工作上有较为密切关系。2000年11月,向辉礼随魏宏调职四川雅安,担任“撤地设市”之后的雅安市委副秘书长。2002年1月,向辉礼担任雅安市天全县县长,后升任县委书记。2006年10月,向辉礼担任宜宾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6年2月,向辉礼卸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同年8月,向辉礼因严重违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同年11月,向辉礼退休。2022年4月23日,四川省纪委监委官方网站“廉洁四川”发布消息称,四川省宜宾市副处级退休干部向辉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宜宾市纪委正对其进行纪律审查,经四川省监委指定管辖,眉山市监委正对其进行监察调查。2023年1月,“廉洁四川”通报称,经查,向辉礼理想信念丧失,纪法意识淡薄,背离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在组织审查期间不如实说明问题,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违反规定为他人在提拔、任用方面说情打招呼;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特定关系人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道德败坏;贪欲膨胀,胆大妄为,将公权力沦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甘愿被“围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招投标等方面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向辉礼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经宜宾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向辉礼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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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穿之天作之合》

    (来源:看看新闻K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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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皇陛下请饶命!》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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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坛葬》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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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生名媛我最大》

    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境内发生手持寻呼机爆炸事件,黎巴嫩公共卫生部长称,爆炸已造成9人死亡,约2800人受伤,其中约200人伤情危重。对此,美国《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爆料称,是以色列在出售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传呼机中安装了炸药,并于17日发动了本次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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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闺玉堂》

    (来源:星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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