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哈尔滨9月15日电 题：细品黑龙江文创月饼：文旅营销的“创新皮儿”“真心馅儿”

　　中新网记者王琳

　　“这是哈尔滨火车站、雪花摩天轮，这8块文创月饼的造型结合了哈尔滨旅游风光，我买来送给江苏朋友。”哈尔滨市民高颖向记者介绍。14日在哈尔滨“面包的日尝”烘焙店，她领到了提前半个月预订的月饼礼盒。

　　文创月饼出圈，是黑龙江文旅在今年中秋的新气象。从冰雪旅游，到避暑旅游，持续火热的黑龙江文旅营销到底用了什么“皮儿”、包了什么“馅儿”？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连日采访当地文旅行业，从一块文创月饼，品一方文旅之变。

　　出圈并非偶然，去年冬天火遍全网的索菲亚蛋糕、大雪人蛋糕，也出自这家店。“今年文创月饼再次出圈，销售量比预估量翻了五到十倍，文旅的火爆推动了企业的发展，带有黑龙江文化元素的旅游纪念品很受欢迎。”哈尔滨面包的日尝品牌主理人郭金鹏说。

　　朋友圈晒出的文创月饼，让中国北疆的“团圆”更加文艺、 潮流。哈尔滨索菲亚景区的“月升索菲亚”月饼，同江市的100公斤鳇鱼月饼，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功夫月饼”，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好运龙龙”铜坐龙主题月饼……小月饼包裹大文化。

　　美团数据显示，9月9日至14日其间，出品“好运龙龙”文创月饼的黑龙江省博物馆搜索量同比上涨51%。中国“文创月饼”搜索量同比增长923%，其中哈尔滨位列最爱搜索“文创月饼”客源地第五位，此外四座城市是北京、洛阳、保定、徐州。

　　点亮一盏圆球夜灯，“散发甜蜜气息的索菲亚教堂”分外浪漫迷人……这是哈尔滨索菲亚景区今年推出的“月升索菲亚”月饼，灵感来自“索菲亚教堂广场人造月亮升空”热门营销事件。

　　在一座难求的索菲亚街角咖啡厅，哈尔滨文旅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永鹏指着一块切开的月饼说：“这里包裹的不仅是馅料，更是情绪价值。还有雪花、企鹅等造型的月饼，兼顾好吃、好看、好玩，满足游客拍照需求。短短半个月卖出近5万盒，是应景的旅游纪念品。”

　　复盘去年冬季索菲亚走红的营销经验，张永鹏说：“公主旅拍、人造月亮，都是在打造场景、营造氛围，这需要创新的营销理念、真心的服务意识。今年6、7、8三个月，索菲亚教堂共接待游客超过59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44%。中秋期间，我们将在月桂树下举行‘飞天乐舞’音舞演艺，期待更多游客打卡。”

　　作为黑龙江文旅营销知名企业，哈尔滨品趣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始人左靓分析称：“从冻梨摆盘，到文创月饼，这些现象体现了黑龙江文旅在用心与游客产生情感连接，让传播由单向的内容发布，逐渐转变为情感共鸣的双向互动、多元输出。”

　　2025年亚冬会即将在哈尔滨举办，针对今冬旅游的营销策略，左靓说：“我们主要做内容创作，继续加强短视频营销，除了抢抓热点、制造热点，更重要的是关注网友的建议、游客的需求，反馈相关部门，及时解决问题。”

　　不断提升游客的满意度，才能成为“长红”的旅游城市。文旅营销需用“创新皮儿”，包进“真心馅儿”。(完)

卢宝云（记者 叶志鸿）09月16日,近日，由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则悬赏公告引发关注。公告提到，因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申请执行人向该法院申请执行悬赏。悬赏的是被执行人宁玲颖等人的财产线索，本案的标的为185440元。中国新闻周刊经多方核实确认，被执行人宁玲颖即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法定代表人宁玲颖。资料显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是一所从事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一贯制学历教育的民办全日制寄宿学校，成立于2009年。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宁玲颖目前涉及63件执行案件，最早一件可追溯至2022年4月。在此次法院悬赏之前，她已多次被“限高”，认定为“老赖”。外界所担忧的，是学校的教学工作是否会受影响。9月5日，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正常举行了开学典礼。曾在该校担任相关负责人的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虽然秋季学校正常开学，但教育局没有分配招生指标。目前，该校还在校的学生约600人。6月份至今，教职工团队的薪资一直未发放。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太原维刚实验学校自身也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宁玲颖姐弟二人被法院进行悬赏执行 图片来源/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姐弟均被悬赏除了宁玲颖，另有两人宁世弘、潘幸福因同一执行案号和执行标的被悬赏，具体情形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宁玲颖和宁世弘系姐弟关系。“这个人欠债太多了，被诉得不少，不只是在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一名内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具体案情不便透露。工商平台资料显示，宁玲颖投资业务广泛。根据天眼查平台，她曾担任6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业务涉及投资管理、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软件销售、企业管理咨询等，涉足太原、北京、深圳、石家庄等地。目前其中5家企业已被注销。她持有股份的企业仍有3家存续，其中注册资本金最高的太原非凡心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也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宁玲颖是非凡心教育创始人，持股达到70%。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宁世弘曾是该公司股东，现已退股。宁玲颖曾4次出质该企业股权。在2021年7月至该年10月，她出质了3次股权，质权人均为古交市阜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额合计800万元。另一股东宁波（持股30%）也曾两次向该银行出质股权。在债务问题上，宁玲颖与太原维刚实验学校形成了捆绑关系。中国新闻周刊获悉，宁玲颖最近的一次出质记录是在2022年7月，质权人系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股权数额140万元。然而，双方之后陷入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一则民事判决书，2019年10月11日，原告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甲方，出租人）与被告维刚学校（承租人）、被告维光教育公司（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向甲方申请承租，甲方同意出租本融资租赁合同所述租赁物。据介绍，租赁物是由承租人出售给甲方，再由甲方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的物件，在租赁期限内，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甲方，租赁物由承租人租赁并占有使用。租赁物购买价款为3000万元，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系自起租日起36个月，合计12期。根据双方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质押物包括维刚学校2019—2022年所有学费及住宿费收费权，质押应收账款金额为不低于3400万余元。但在合同期内，维刚学校仅支付了11期租金，其中第9至11期租金系以保证金抵扣方式履行。截至合同到期日2022年10月22日，被告维刚学校欠付剩余租金610万余元。其间，2022年7月，为申请延期，宁玲颖为债务人维刚学校、维光教育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一审过程中，宁玲颖、非凡心教育公司等未到庭参加诉讼。图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学校“失信”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牵涉了不少借款合同和民间借贷等纠纷。事实上，该校也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对象是法定代表人宁玲颖。据企查查平台统计，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现有61次被限制高消费记录。作为被告，该校共涉及103起司法案件，67.92%的案件处于首次执行阶段，近五年内38.89%的案件年份为2023年，占比最高。太原维刚学校的总校区位于太原市小店区。至少早在2022年7月，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就向太原维刚实验学校下发了限消令，案件涉及金额360万余元。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荣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学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也会对学校的正常运转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比如，可能导致社会公众知晓学校信用度的真实情况而不敢与其开展合作经营等；此外还可能导致学校被排除在准入、投标、信贷申请之外，使其丧失更多经营竞争的机会。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收费标准并不低。以2023年该校高一新生为例，官方发布的学费标准为42800元/学年。该校曾荣获“中国民办教育先进学校”“太原市民办教育典范学校”“太原市优秀学校”等荣誉。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目前，宁玲颖已非太原维刚实验学校董事长，但仍系该校法定代表人。该校现董事长为武建平。“去年宁世弘曾向我透露，学校的外债已经有两三个亿了。”曹煜称。他表示，学校的管理团队只负责教学工作的开展，并不了解具体财务情况。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2021年12月，有网友称宁玲颖拖欠其茅台等高档酒和礼品费用13万多元。一篇相关报道称，宁玲颖承认欠款，但表示确实没钱，学校疫情期间出现了较大亏损，刚刚投资1.5亿元修建新校区。宁玲颖承认欠款，称学校疫情期间出现了较大亏损，刚刚投资1.5亿元修建新校区 图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教职工被欠薪多月仅从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官方社交平台账号上，或许很难看出学校的异样。今年4月，该校发布了招聘公告。其中提到，小学教师年薪8万至10万+、初中教师年薪9万至16万+、高中教师年薪12万至20万+，特别优秀者可享受更高的薪资待遇，其他岗位面谈。7月，该平台上也推送了择校宣传文章，吸引新生报考。9月5日，学校举办了开学典礼。10日，他们举办了教师节表彰大会。但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教育部门今年没有给学校招生指标，相当于停招了一年”。据其介绍，去年该校从小学到高中的招生指标有400多人。目前，学校还有学生近600人。另一名该校的资深教师吴广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只是招了一些借读生。目前在校学生也包括初三年级和高三年级的，高三年级有30余人，“他们是跟着老教师上来的，我觉得也不是完全对学校失去了信任”。根据该校2023年3月发布的宣传文章，学校占地面积6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883平方米。当时有104个教学班，3000多名学生，530多名教职工。知名专家把关，有多年大型民办学校经验的中青年老师为核心骨干，省市区级优秀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学能手等占78.5%。曹煜说，学校现有管理人员和教师将近200人，教师在百人左右。从今年6月开始，团队的薪资一直未能发放，社保更是早已中断。据吴广介绍，9月10日当天，学校也庆祝了教师节，给老师们发放了500元福利，但薪资问题仍未解决。在这样的条件下，师资和学生都不断流失。吴广举例称，之前初三年级有十几个班级，2024届就剩下了10个班，现在只有5个班了。对于学校的财务情况，吴广也表示不知情，“只是说资金紧张，我们也弄不清是什么事”。他听说的一个传闻，是学校办分校失败了，钱也没有收回来。“已经连续两三年了，经常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拖几个月补一点，之前最长的一次拖欠两三个月。”吴广说，除了不停地和校长谈，也没有别的办法。目前，他还在该校任教。他表示，不少老师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所学校上学，住的地方离学校挺近，觉得方便，一般的不舍得走。吴广回忆，学校光景好的时候，一个班能有三四十个人，现在可能只有二十多人了。但他也看到了积极的一面。据他介绍，今年该校中考成绩提升较大，“是实打实的成绩，近四五年来考得最好的一次”。“虽说不少老师走了，学校也解聘了一些老师，但很多有经验的老教师留下来了，这个班子还是挺好的。”吴广称。目前，摆在他面前的困扰是已经逾期3年多的银行贷款。“学校说遇到难处了，让老教师们帮帮忙。”吴广说，帮忙贷款的老师不少，目前都逾期了。“一开始也垫付过，但后来发现钱还是没有到账，现在只能不停地和银行说好话。”吴广说。他不愿意透露具体数额，只称达到6位数。太原市小店区教育局民办教育业务股一名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该局领导也一直在关注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举措其表示不知情。（文中曹煜、吴广为化名）作者：陈威敬编辑：胡韵

卢宝云（记者 刘欣怡）09月16日,�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