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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一则外教直播英语教学视频引发网友愤怒。视频显示,有孩子在少儿在线英语Lingostar平台进行与外教一对一学习时,外教声称台湾不属于中国,被家长纠正后竖中指退出直播。20日,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通报称,经向权威部门核实,涉事主体为无资质违规机构,相关APP已下架,有关违规问题还将进一步调查处理。发生这一事件,表面上是一名外教个人的口不择言、肆意妄为,但背后映射出的是该平台,特别是其国内授权公司在外教聘用、管理上的放任和不作为,其行为明显与我国的外教聘用规定相违背。自称筛选审核流程严格,聘用人员多为境外兼职少儿在线英语Lingostar平台相关介绍据Lingostar中文官网介绍,Lingostar是一家来自新加坡的海外在线教育机构,成立于2022年,采用真人在线一对一互动的教学方式,致力于为全球4-12岁英语学习者提供1对1真人外教直播英语课程。官网信息显示,该线上英语学习平台具有“严格的外教审核流程”:包括仅接受英语母语老师,美国、加拿大、英国、新西兰;要求本科及以上学历;以及需要教学证书——所有老师均持有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证(TEFL, TESOL, CELTA)等。该平台还声称,“筛选审核流程达8轮,通过率仅有3%-4%”。在中国境内,TEFL认证培训及证书颁发对象主要为外籍语言教师看似外教审核流程很是严格,但实际上,这些获聘教师只需一份TEFL(全名“Teaching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通用英语教师资格证书)就过关了。在中国境内,TEFL认证培训及证书颁发对象主要为外籍语言教师,由科技部国外人才研究中心(原国家外专局)负责认证。TEFL是国际上主流的英语教师资格证书之一。但根据相关介绍,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证并不等同于教师资格证,在中国,教师资格证是国家从业资格考试,国际英语教师资格认证是职业能力认证。招募方式为线上,无严格审验环节现代快报记者检索查询相关信息发现,Lingostar平台曾面向海外招募有兼职意愿的英语教师。但招聘、面试外籍人员并无严格的流程和审验环节,仅需提供平台所要求的TEFL等证书,并进行一定时间的试讲,即有可能被录用。图为该平台相关截图据部分外国网友反馈,该平台课时费每小时10-20美元不等。也有外国网友反映,该课时费标准并不固定,部分应聘人员收到的基础课时费报价仅为1.5美元。也有部分外国网友抱怨称,该平台在发放工资以及教学要求上,与招聘宣讲时的内容并不一致,“感到被骗了”。除去线上的外聘教师以外,Lingostar平台国内的运营公司也会聘请其他工作人员。根据该平台的课程宣介内容显示,购课客户都会有一个专属的老师,负责跟进学员的学习进度和解答疑问。据天津看看世界科技有限公司的企业信息显示,该公司在今年9月份曾在上海和西安等地放出“班主任”和“课程顾问”等招聘岗位。我国严格管理外籍人员教学活动梳理Lingostar平台的外教聘用和管理方式,不难发现,该公司的做法很明显地违反了我国对于外籍人员参与教学活动的一些规定。Lingostar平台的外教聘用和管理方式很明显地违反了我国的一些规定早在2020年,教育部就会同科技部、公安部、外交部在深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制定了《外籍教师聘任和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根据该办法内容,外籍人员从事外籍教师工作的,应当办理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Z字签证(即工作签证)和工作类居留证件,获得批准并按规定进行外籍教师备案后,方可开展教学活动。不仅如此,依据该办法,外籍教师开展教学活动,还需进行合同备案、信息公示、岗位培训,外教以及聘用的教育机构都被纳入日常监管当中。该办法附则条款还指出,线上培训机构聘任外籍人员在境外以在线方式承担教育教学工作的,参照本办法制定资质条件、签订合同,实施服务和管理。图为官网截图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更加明确指出“聘请在境内的外籍人员要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严禁聘请在境外的外籍人员开展培训活动”。9月20日下午,现代快报记者采访了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熊丙奇表示,我国对外籍人员参与教学活动有非常严格的管理要求。“外教管理,涉及两个层面。一个是外教人员本身的管理问题,另一个是其教学内容的监管问题。”熊丙奇告诉记者,境外人员线上进行教学活动,无论是其本身的资质审验,还是其教学内容的监管,都不太可控。“如何确保外教人员在教学活动中,将授课内容集中于学科本身,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多方面努力。”熊丙奇说。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朱绍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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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河北90后女子王芸(化名)在举报青岛某国企前高管刘某涉及违法犯罪后,收到对方的200万元“补偿款”。之后,她因犯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查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其有期徒刑十年。该案一审判决书内容显示,双方之间对于200万元到底是民事赠与还是敲诈勒索,在庭审过程中成为争议焦点。被举报的青岛某国企前高管刘某(受访者提供)9月19日,王芸的母亲纪女士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当初刘某支付的200万元,属于给她女儿的经济补偿,“刘某曾给我们安排工作,还答应和我女儿结婚,但事后又反悔,说可以给我们补偿。”在这起案件背后,还涉及一起国企前高管与女下属之间的婚外恋纠葛。而刘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他已经不上班,处于在家养病状态,在他看来,对方(王芸及其家属)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至于自己与王芸的关系到底如何,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已经查明并作出判决,目前他正在继续寻找证据并申请执行。前国企高管与女员工发生关系后被举报:女子索要200万元赔偿并解决家属工作王芸与刘某的相识,要追溯到2017年。当时,刘某是青岛某国企的法定代表人,其公司国外项目招聘资料员时,员工王某推荐其妹妹王芸来做此工作。该案一审判决书载明,2017年9月,王芸回到青岛项目上看望其母亲时,与刘某在公寓发生性关系。刘某称,第二天,王芸就让其与现任妻子离婚,没有得到同意,双方从2017年至2019年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并因为离婚问题出现过多次冲突和争吵。到了2019年2月,王芸及其家属与刘某协商处理此事,并到了刘某单位,要求刘某支付给王芸看病的费用。刘某称,在协商过程中,王芸曾提出过五点要求,“一是必须离婚,二是赔偿2000万元,三是给王芸和哥哥安排工作,给王芸嫂子购买北京的社保,四是负责王芸看病的费用,五是扇现任妻子100个耳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判决书内容显示,刘某说,这些要求自己做不到,双方不欢而散。而这之后,王芸的家属连续三次到刘某的办公室要求答复,并拦住刘某的车辆不让其外出,刘某的朋友和王芸家属爆发肢体冲突,双方纠纷在派出所协商解决。三个月之后,刘某说,王芸开始分别向哈尔滨铁路局、青岛地铁集团、青岛市建设管理处等部门进行举报,举报刘某所在的公司存在挂靠、监理资料造假、员工使用假身份证等情况,相关部门开始进行核实,导致刘某负责的某监理项目受到影响。为了处理这些事,刘某主动约王芸协商,希望对方不要举报。刘某称,期间王芸提出赔偿600万元,否则就将他们一家送进监狱,刘某回答“做不到”。之后,王芸又多次向刘某的公司和相关部门举报,2024年7月14日,刘某先是给王芸转去了50万元,7月16日,王芸和哥哥王某又找到刘某协商。商谈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刘某赔偿200万元,分三次支付,并解决王芸、王某及其妻子的国企工作问题。刘某分三次给王芸转去50万元、58万元、42万元之后,王芸的“举报”并未停止。两个月后,王芸又开始继续举报,刘某准备材料选择到派出所报案处理。一审法院判决犯敲诈勒索罪女子家属:200万元是对方打来的“补偿款”刘某和王芸及其家属,经历过三次谈判。第一次谈判是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个茶馆,王芸和哥哥王某提出要2000万元赔偿,刘某没有同意。第二次是在河北省某大酒店王芸和王某提出要600万元赔偿,双方没有达成统一意见,第三次是在刘某的公司,王芸和王某提出要200万元赔偿和三份国企工作。该案一审判决书显示,多个证人证言表明,王芸及其家属在谈判过程中曾提出,如果刘某不给钱,就会到刘某的单位和上级部门继续举报,将刘某送进监狱。双方谈判的中间人曾劝告,让王芸家属“要价不要太高,合理赔偿就行”,但在刘某分几次给王芸转去共计200万元后,王芸仍然继续在举报和投诉刘某。记者注意到,2019年12月,在刘某报案过后,王芸和哥哥王某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查获。2020年1月22日被逮捕。2022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芸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王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王芸、王某退赔被害人刘某人民币二百万元。检察院起诉书部分内容截图公诉机关指控,2019年2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王芸伙同王某,以举报被害人刘某犯罪相威胁,敲诈勒索被害人刘礼人民币200万元。而关于这200万元到底是“敲诈勒索”还是民事赠予,王芸的母亲纪女士在2024年9月18日告诉记者,她觉得这是刘某给的“经济补偿”。她说,“当初刘某主动找到我和我儿子,求我们劝王芸接受他的经济补偿,后来给完补偿半年后又告我们敲诈。”被举报者回应:因此事已在家休养 正在寻找证据申请执行2024年9月19日,对于该案的相关情况,记者也联系到刘某。他告诉记者,这件事情目前的情况是法院已经判决了,但是被告人却并没有执行法院判决,他正在寻找证据继续追缴这200万元。“我现在没有工作,是在养病状态,因为这件事,他们多次到我们单位投诉和举报,就是说我如果不给钱,就把我单位整完。”刘某称,对于和王芸的关系,可以到法院和公安局进行核查,但是现在他需要继续寻找证据,申请强制执行,追缴之前的欠款。

暴雨袭击上海。上海中心气象台2024年9月20日7点49分更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此前发布的雷电黄色预警、黄浦江高潮位黄色预警信号仍维持,全市防汛防台II级(二级)响应启动。上海近24小时雨量分布图 上海知天气APP截图杨浦区的街道 网络图不少网友称雨水猛烈,“一觉醒来大暴雨,还得去上班”“感觉在下瀑布”“淌水上班,全身湿透”“雨鞋和短裤是没有用的”;已经在通勤路上的网友称,地铁上人流很少;还有网友说,孩子收到停课通知很高兴,但大人还得上班。根据网友发布的视频,浦东新区惠南地铁站区域积水较为严重,积水差不多有膝盖那么高,行人、车辆艰难跋涉。徐汇区部分路段也有一定的积水。浦东惠南地区 网络图徐汇滨江附近 网络图住在浦东新区的蒋先生表示,听了一夜风雨声,早上7点半车一开出地下停车库,前窗就被暴雨糊住了。只能把刮雨器频率开到最快,把车速控制在50km/h左右。从世博地区开车到陆家嘴,他发现部分路段的路面积水已经很深,“感觉自己和在开船无异”,时不时还能看到翻倒的三角筒躺在路中。靠近非机动车道一侧的车道上,车速一旦快些,轮胎处溅起的积水就几乎能跃过骑着电瓶车的人的头顶。9月19日9时许,浦东杨高中路 澎湃新闻记者 陈逸欣 图暴雨导致诸多路面堵塞,家住杨浦区的顾女士表示,早上7点10分出门,原本平时只需要开车10分钟把女儿送到学校,结果因雨天,双阳北路等路段路面堵车严重,开了超过半个小时才抵达学校。住在虹口区的邹女士称,早上6点50分出门送孩子上学,正是虹口区雨势开始大的时候,平常开车10分钟的路程,今天用了差不多半小时。路上不但堵车,有些路段已经有浅浅的积水。最终孩子赶在平常学校规定的7点20分到校。“好在学校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恶劣天气,不算迟到。所以一路上孩子都不急。只是有点后悔没有给孩子多带一套备换的衣服。”邹女士注意到,从下车到孩子进教室,平常短短两分钟的路,目之所及孩子们的裤腿起码湿了一半。9月19日8点30分左右,陆家嘴地铁站2号口出口 受访者 供图前往浦东陆家嘴上班的马先生对记者说,上班路上全身都湿透了。他在8点半左右到达陆家嘴地铁站2号口出口,发现出站排队的队伍较长,地面略有积水,不过相较于出家门时,雨势已经小了下来。住在松江区的邓女士说,雨一直淅淅沥沥在下,天气较为凉爽。虽然雨水不算太大,但始终保持着一定雨量,从8点到8点40分,雨水一直没停,看起来也有增大的趋势。街面上行人撑伞穿行,路面上的小水洼也能看到有一定的积水。青浦区崧泽大道等主干道路并未有明显积水 澎湃新闻记者 李佳蔚 摄在青浦区徐泾镇,澎湃新闻记者看到,9月20日9点多雨势不大,崧泽大道等主干道路并未有明显积水,地面车辆和行人通行情况正常。据周边居民反映,20日凌晨到早上6点多,徐泾地区雨很大,上午降雨逐渐减弱。澎湃新闻记者从上海市金山区防汛部门获悉,受台风“普拉桑”降雨影响,上海市金山区石化一村54号下水道雨水倒灌,积水严重。金山区消防救援局学府特勤站到场后,利用沙袋在小区楼栋门口围堰筑堤,防止雨水进入居民家中。上海市金山区石化一村54号下水道雨水倒灌,金山区消防救援局学府特勤站到场后围堰筑堤 上海金山区 供图9月20日5点15分,奉贤区已发布四团镇、头桥街道、海湾镇、奉城镇、青村镇暴雨红色预警。浦东新区9月20日5点16分发布中南部暴雨红色预警,中南部16街镇包括川沙新镇、康桥镇、三林镇、东明路街道、航头镇、周浦镇、宣桥镇、惠南镇、新场镇、祝桥镇、老港镇、书院镇、万祥镇、大团镇、泥城镇、南汇新城镇。按照《上海市气象灾害防御办法》《关于本市应对极端天气停课安排和误工处理的实施意见》等相关规定,当相关区域发布气象灾害红色预警,除政府机关和直接保障城市运行的企事业单位外,其他用人单位可采取临时停课、停工、停运、停航、停园、停业等措施。用人单位要根据上述规定,明确应当或无须上班的人员和情形条件并告知职工。对于应当上班而不能按时到岗的职工,要及时与本单位联系。职工因气象灾害红色预警造成误工的,用人单位不得作迟到、缺勤处理,不得扣减工资福利,不得用法定假日、休息日作补偿,不得以此理由对误工者给予纪律处分或解除劳动关系。上海市气象局称,虽然目前普拉桑的中心已移入江苏江阴境内,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但上海处在风暴右后侧,遭遇列车效应,海上水汽源源不断汇聚,又上岸后抬升,降水持续,预计上班时段降雨明显,目前强的降水正由东部和南部向西北移动,预计降水减弱在上午9点以后。

(原标题:2024年9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来源:CQTV新视界) 北京市3名村干部被查 资料图据“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9月18日消息,北京市两区三名村干部被查——‍‍‍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将军关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启革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平谷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北京市平谷区金海湖镇韩庄村原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蔡保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平谷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北京市怀柔区九渡河镇花木村党支部委员陈来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怀柔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延伸阅读北京一村委会主任贪腐 商人:他100句话99句是暗语据“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9月14日披露一起案件——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村的宝苑国际项目,在当年的规划中本应有着宏伟的高楼与熙攘的商户,成为带动村域发展的支柱引擎,而如今的现状却是一片破败与凄凉。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都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陈建生。项目荒废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内情?图为北京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建生陈建生:哪能不后悔,如果坚守住呢,也不会出现这些事。总结起来,还是怨自己吧。陈建生是南苑村土生土长人,早年因建材生意做得不错,而在村里小有名气,作为脑子活、会挣钱、见过世面的“能人”,2006年陈建生回到村里,两年后便担任南苑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第三年就任村委会主任,并成为下一届南苑村党总支书记人选。2006年在市区产业引导政策带动下,南苑村以科研办公名义立项“北京宝苑科技交流中心”项目,建设规模达12.5万平方,一个大体量的集体经济项目呼之欲出。也就在这时,一个名叫薛国刚的商人嗅到了商机,经人介绍,他与陈建生迅速熟络起来。薛国刚:刚开始先认识嘛……不是一到那儿上来就谈事就谈事儿,还是先认识,去了五六回吧,就开始谈合作。然而表面上与陈建生侃侃而谈的薛国刚,实际上并不像他自己所包装出来的那样拥有承接项目的强大实力。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八综合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高歌高歌:薛国刚是做汽配生意起家,挂靠在北京某汽配公司名下。名为公司,实际是个体经营模式。薛国刚的公司就是个空壳公司。陈建生:做衡量的时候呢,其实有几家做了一个对比。就是看他们谁给的最多,选择的他们。双方的合作模式很简单,即由作为南苑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提供项目用地,而合作方组织施工建设与经营管理,然后合作方每年向中恒金苑公司支付租金。2006年薛国刚直接开出明显高于其他意向合作方的年租金报价,并立即支付了第一年租金,就这样仅凭着薛国刚摆出的排面,身兼村党组织书记和中恒金苑公司董事长双重身份的陈建生,没再对其进行任何详尽背景调查,盲目相信了薛国刚的实力。薛国刚:我们签约的时候一小时都不到就写好了,然后请他在东三环吃一顿饭。2008年,宝苑国际项目正式动工,然而工程建设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一方面,陈建生无视教育科研用地性质,随意更改建筑楼高层数、设计结构,为项目埋下隐患。另一方面,薛国刚作为仅靠汽配生意起家,并没有多少房地产项目开发经验与实力的个体户,很快就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陈建生了解这一情况后,非但没有清醒,反而慷慨解囊,将集体资金借给薛国刚,这背后是明码实价的利益交换。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工作人员何雯何雯:2009年的下半年,陈建生向薛国刚表明想买房,薛国刚投其所好,表示手上有一套250平米的房子,并包了该房的全部装修费用,等装修结束陈建生就心安理得的住进去了。有了权钱交易的关系,陈建生便点了头,于是薛国刚轻而易举拿到以村集体名义出借的巨额资金。农村“三资”管理各项制度规定,在陈建生眼里形同虚设,毫无约束。图为商人薛国刚薛国刚:都是他,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件事就办得特别顺,他的手续都是后补的,全部都是后补的。面对项目建设庞大的资金需求,薛国刚先前筹借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2010年中恒金苑再次向宝苑国际公司出借了一笔资金,同时还替薛国刚支付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工程款。其实此时,随着交往的深入,陈建生已摸清了薛国刚的底牌,在明知其完全不具备投资实力的情况下,陈建生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止损求变。究其原因,正是由于薛国刚的“懂事听话”和他奉上的200万元巨额贿赂。薛国刚称在陈建生面前没钱就别瞎聊天薛国刚:在他身上永远你会看到一种利益,就是跟利益有关系的东西,只要有这个东西就特好使,来考虑来你拿钱说话没劲就没钱,你得理解要啥呢,你就别瞎聊天。陈建生:自己没有把住好自己的底线就忘记了。不忘初心,这个有这个一时之念的。陈建生所谓的“一时之念”,其实就是他永远向前看的本质。为了不断薛国刚这里得到好处,陈建生挖空心思、花样迭出。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副主任宋海滨宋海滨:陈建生有以现金出借收取高额利息的习惯,在他的暗示下,薛国刚以宝苑国际公司名义向陈建生及其好友借款1000万元,最后按4%的高额月息支付其利息高达800万元。薛国刚:陈建生说100句话99句都是暗语,点到为止,你要听得明白吧,你就在这混,听不明白你就被就被淘汰了,咱们是商人也不是糊涂人。咱就跟公司拿点钱给他送去了,再办事就乐乐呵呵的了。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南苑村多次向薛国刚出借资金,并帮助其支付工程款。陈建生的“放水”致使南苑村的集体企业俨然成了薛国刚的私人金库。除了再次奉上200万元现金给陈建生外,薛国刚将大部分资金都肆意挥霍,而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高歌:2015年10月,薛国刚在陈建生催促下,宝苑国际商户签约仅20%,就大张旗鼓开始营业,营业不到半年,便经营不善,关停。此时,南苑村中恒金苑对宝苑国际所有的出借资金彻底打了水漂。虽然薛国刚不停的进行招商,但因为办理验收手续无法注册工商登记信息,签约的租户陆续开始上访反映问题。同时因宝苑国际项目建设工期过长,外债很多债权人纷纷对宝苑国际进行起诉。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至此,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陈建生、薛国刚两人的关系也走向破裂。南苑村在该项目中的损失除已出借资金外,还包括应收账款利息、欠缴租金、司法划扣、清退租户费用、人员工资等额外负担,这些损失与南苑村在项目初期收到的5年租金相比显得如此悬殊。面对惨重的损失,陈建生非但没有惊恐与悔过,反而看到宝苑国际项目已经没有油水可榨,转向了下一个目标,一次就收取南苑村棚改项目承包方300万元贿赂款,给自己的累累罪行又增添了一笔。2023年10月,陈建生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陈建生:应该说是没有自己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是错误的,自己觉得愧疚。宝苑国际项目背后腐败问题的查办,赢得了群众的信心、信任和信赖。南苑村村民:本来村民们都非常看好陈建生,能带领村民勤劳致富。这些年里他项目没干成,胡作为非。对于纪委的处理结果呢大快人心。南苑村村民:现在罪魁祸首被抓了,问题也正在解决,大家对宝源国际项目又有了新盼头。陈建生案绝非个例,其中暴露出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也触目惊心,作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农村集体“三资”历来是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也是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易发多发地带。图为丰台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张涛张涛:人民群众关心的痛点在哪,正风肃纪反腐的焦点就在哪,我们将不断的督促强化村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基层管理,推动集体经济规范化透明化,坚决惩治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严查严贪疑腐、旋转切口,开展有针对性的整治,推动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急的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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