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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根流通业 沟通上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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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快猫|「ねえcあそこの松葉杖持ってるおじさんc私の脚をさっきからちらちら見てるのよ。あのブルーのパジャマの眼鏡のおじさん」と緑は楽しそうに言った。

2024-09-23 05:5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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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荣昌生物的大幅裁员涉及研发、生产多个部门,且裁员仍在继续。荣昌生物否认了裁员传言,回应表示“是基于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的人员调整”。

  荣昌生物上市至今净利润累计亏损逾30亿元,营运资金主要依赖外部融资,今年以来,公司多次被传现金流紧张。

  荣昌生物两地上市累计融资逾60亿元,而连年亏损与高额研发支出几乎“烧光”了融资。截至二季度末,荣昌生物的现金规模为6.76亿元,是上市以来同期最低值,且A股IPO募集金额只剩下6000万元左右,而公司年均研发支出超过10亿元,营运资金捉襟见肘。

  迫于资金压力,荣昌生物决定再向市场“伸手要钱”,今年3月发布定增预案,数月后将原计划募资金额25.5亿元下调至约19亿元,目前尚未获得监管核准。

  荣昌生物的A股股价目前较发行价折价50%,H股股价更是不足发行价的五分之一。相比股价高比例破发,上述这笔“补血”定增募资能否顺利落地是投资者关注的重点。

  连年大额亏损,高额研发支出

  荣昌生物所说的“人员调整”影响体现在财报中。中报显示,荣昌生物上半年的管理费用同比下降9.92%,由1.64亿元下降至1.47亿元,公司称原因为优化各项开支,各项费用减少。上半年荣昌生物的销售费用、研发费用均有不同程度增 长,唯独管理费用减少。

  记者注意到,荣昌生物的研发人员数量也有所下降。截至二季度末,公司研发人员总数为1216人,较上年同期的1271人减少了55人,研发人员占比员工总数同比下降0.13个百分点至34.77%。不过,研发人员平均薪酬却从2023年同期的16.15万元,增长至19.41万元。

  荣昌生物裁员风波的背后是业绩连年亏损、几乎“烧光”IPO融资。财报显示,荣昌生物2020年11月9日借助港股18A规则,即“允许未有收入、未有利润的生物科技公司提交上市申请”,在香港联交所上市,2022年3月上市科创板。这是一家创新型生物制药企业,主要专注于抗体药物偶联物(ADC)、抗体融合蛋白、单抗及双抗等治疗性抗体药物领域,主要产品包括泰它西普、维迪西妥单抗。

  从2022年到今年上半年末,荣昌生物的扣非后归母净利润累计亏损34.53亿元,截至6月30日,公司的未分配利润亏损36.34亿元。根据机构的盈利预测,荣昌生物2025年归母净利润预计为续亏7.96亿元。

  对于今年上半年业绩续亏原因,荣昌生物归结为在研项目研发投入持续加大,报告期内,公司研发费用为8.06亿元,同比增长49.18%。上市至今,荣昌生物的累计研发费用约31亿元。截至报告期末,主要研发管线共计26项,涉及自身免疫疾病、肿瘤、眼科三大类。

  由于主营业务不具备持续盈利能力,荣昌生物的研发资金来源只能依赖于IPO融资。荣昌生物的A股IPO募资净额为25.06亿元,H股募资总额为39.11亿元,合计约64亿元。但这部分融资款已经所剩无几,中报显示,公司A股IPO募集资金余额为6002.5万元,募资基本都用在了在研项目上。

  荣昌生物的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也持续消耗现金流。2022年、2023年、2024年1月~6月,公司的销售费用持续增长,分别为4.41亿元、7.75亿元、3.89亿元,合计16.05亿元;管理费用分别为2.66亿元、3.04亿元、1.47亿元,合计7.17亿元,加上研发费用,上市至今三项费用合计近55亿元

  下调定增募资金额

  荣昌生物的中报表示,如果无法在未来一定期间内取得盈利或完成新融资,公司将被迫推迟、削减或取消研发项目,在研药品的商业化进度受阻将直接影响经营业绩能力。

  今年3月,荣昌生物就启动了上市后首笔定增预案,拟融资25.5亿元。但定增方案迟迟未落地,或是迫于资金压力,荣昌生物近期发布了定增预案的修订稿,将募资金额下调至19.53亿元,募资计划全部投向新药研发项目。

  对于本次融资的必要性,荣昌生物解释称,公司核心产品泰它西普用于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及类风湿关节炎,在国内获得完全上市批准,维迪西妥单抗用于治疗胃癌及尿路上皮癌,在国内获得附条件上市批准后,仍需开展多种适应症的多项临床试验(包括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该等临床试验涉及的具体适应症、患者人数均较多,需要较大的研发投入。

  就荣昌生物目前的财务水平来说,这笔融资关系重大。一直以来,荣昌生物的营运资金依赖于外部融资。上半年荣昌生物的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8.20亿元,货币资金只剩下6.76亿元,为上市以来同期最低规模,按照公司上半年的净利润亏损规模,到年底现金就将亏空。

  财报显示,截至2024年6月末,荣昌生物的负债合计为30.90亿元,上年末为20.91亿元。其中,短期借款为9.30亿元,长期借款为13.42亿元,资产负债率为53.7%,较2023年末大幅上升了近16个百分点。

  盈利兑现不确定下,资金扎堆抛售荣昌生物。9月20日,荣昌生物A股收报22.95元/股,为上市以来最低,较2023年2月创下的历史最高价累计下跌72%,亦较发行价格48元/股折价逾50%。

  在近期港股CXO(医药外包)和创新药板块反弹行情中,荣昌生物的股价表现却惨不忍睹,9月16日盘中刚刚跌出历史最低的10.2港元/股,截至最新收盘日,报10.72港元/股,年内累计跌幅达71.38%,2021年至今累计下跌了88.72%,已经不到发行价格的五分之一(发行价格52.10港元/股)。

  (本文来自第一财经)

倪建辉(记者 林与伟)09月23日,大象新闻记者 陈郑伊 申子仲 李俊峰2018年,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清集镇二郎庙小学因为只有27个学生要被撤点并校,村里孩子就需要去更远的地方上学。当时在外地工作的张鹏程主动申请回乡执教,自掏腰包甚至借钱修缮学校。现在,学生人数从最初的27名增加到350多名,教职工变成原来的3倍多,教学楼、宿舍楼、餐厅、篮球场等校内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完善,孩子们的笑脸也越来越多了。9月12日,记者在大象新闻客户端五周年庆的活动现场见到了张鹏程,他告诉记者,现在他对学校有了新的目标。张鹏程称对学校有了新的目标归乡之路:从城市到乡村的抉择2018年,张鹏程回到二郎庙小学担任校长,已经过去6个年头了。当听说家乡招聘教师的消息时,他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城里的工作,选择回到家乡,重新站上了讲台。这一决定,意味着将要放弃高薪和稳定的生活,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我这人比较随性,但总有一些事情是放不下的。”张鹏程这样形容自己。回到二郎庙小学,张鹏程面对的是破旧的校舍和寥寥无几的学生。二郎庙小学的牌子总算保住了破烂的墙体上,满是孩子们的泥手印。很多教室的电源是坏的。厕所常年无人清理,卫生情况无比糟糕。操场的草无人修理,早已有半人高。整个学校显得越发破败不堪,荒凉无比。更别提下雨天一到,外面下大雨,教室里下小雨。雨水从二楼楼顶一直漏到一楼。“尽力而为,做到最好。”这是他给自己的承诺。为了留住学校,张鹏程倾尽所有,甚至动用了自家的装修款来修缮校舍、改善教学条件。历经艰辛,张鹏程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开学那天,学校一下子招到了一百多名学生,二郎庙小学的牌子总算保住了。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接踵而至的催款电话。这时,他的妻子田丽歌挺身而出,辞掉原本的工作,来到学校与丈夫并肩作战。生源问题解决了,师资力量又告急。张鹏程只好一人分饰多角,既当语文老师,又教英语,还要兼任大厨和勤杂工。回忆起最开始的那段日子,张鹏程虽然觉得累,但在孩子们的脸上看到了笑容,他已经很知足了。爱的耕耘:用心陪伴孩子成长为照顾好孩子们,张鹏程还身兼数职,教书、种菜、采购、做饭、维修……从三尺讲台到一方灶台,他是孩子们口中的“校长爷爷”“共享爸爸”。张鹏程对孩子们的爱无时不在5点50起床打扫卫生,6点半叫孩子们起床,并带他们跑两圈,陪他们早读。这是张鹏程的日常。因为在张鹏程的心中,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教育的意义在于陪伴。”张鹏程对孩子们的爱无时不在:住校的孩子会加餐,一块小蛋糕、一块饼子或一个水果;孩子若是生病了,吃完药,他要陪伴一个小时;天气干燥,孩子上火流鼻血,他迅速处置……张鹏程给孩子辅导作业他像老父亲一样,操心着孩子们的一切。他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有时候自己的儿子还会吃孩子们的醋,“我儿子觉得我对孩子们的关注太多了,他就会瞬间‘上头’。我就会开导他,和他共情、安慰他。因为有的孩子的父母在外地,我想让学校里的孩子都能感受到爱。”如今,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二郎庙小学焕发了生机,学生人数从最初的27名增加到350多名,教职工变成原来的3倍多,教学楼、宿舍楼、餐厅、篮球场等校内基础设施也越来越完善。梦想与期待:乡村教育的未来展望作为80后,今年42岁的张鹏程已经出现了白发,孩子们有时候会亲切地喊他“校长爷爷”,“白发校长”的称呼也是由此而来。“记不清啥时候开始变白的。回看以前的视频、照片发现,大概是从2021年开始,逐渐白得多了。”说起白发,张鹏程笑道,“可能就是自然规律。”虽然现在的学校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张鹏程并没有满足。他知道,乡村教育的发展仍面临很多挑战。“我们的体育场地还偏小,老师的专业成长也需要更多支持。”为了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和硬件设施,张鹏程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同时也注重对老师整体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张鹏程注重对老师整体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在他的带领下,二郎庙小学不仅在教学成绩上取得了优异成绩,更在校园文化建设、特色课程开发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学校能走出一个考上清华、北大的孩子。”张鹏程对二郎庙小学有了的新目标。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梦想,更是他对乡村教育未来的美好憧憬。

倪建辉(记者 谢珊宪)09月23日,BAC的老板克里斯蒂安娜·巴尔索尼-阿西迪亚科诺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发生惨烈的传呼机爆炸事件,导致12人死亡,数千人受伤。而这起案件的主谋也引起了人们的猜测,驻布鲁塞尔的军事和安全分析师伊利亚•马尼耶(Elijah Magnier)就表示,“以色列情报部门已经渗透到传呼机的生产过程中,并在没有引起怀疑的情况下,在这些设备中添加了爆炸部件和远程触发机制。”传呼机展示图而位于匈牙利的BAC 咨询公司则被指控是这些传呼机的生产地,据《每日邮报》报道,有消息称,该公司向黎巴嫩提供了这些设备。但BAC的老板克里斯蒂安娜·巴尔索尼-阿西迪亚科诺(Cristiana Bársony-Arcidiacono)否认自己是帮凶,她在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采访时回应称,“我没有制造寻呼机,我只是中间人。”克里斯蒂安娜今年40多岁,她拥有长达13年的英国留学背景,包括2002年至2006年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2015年至2017年在伦敦经济学院攻读政治学文凭,并在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习了四年。此外,克里斯蒂安娜还会说七种语言,包括俄语和意大利语,但她说自己的专长是“量子力学”和“灾难管理”。传呼机爆炸现场之一克里斯蒂安娜的工作履历也非常丰富,在成为BAC咨询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之前,她的工作是在巴黎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事水文计划的项目经理。据悉,BAC公司成立于2022年5月,记录显示其2022年和2023年的收入分别为725768美元和593972美元。该公司位于布达佩斯的注册地址但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蒂安娜的BAC公司在匈牙利当地并没有实体。据《每日邮报》报道,记者后来找到了该公司位于布达佩斯的注册地址(如上图),但大楼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那里并没有这家公司存在。9月18日,匈牙利政府也矢口否认涉案寻呼机出自该国。匈牙利负责公共外交和关系的国务卿佐尔坦·科瓦奇(Zoltan Kovacs)在社交平台X上发表声明称,有关部门已经证实,BAC公司只是一家贸易中介机构,它在匈牙利并没有生产或运营场所。医院周围大量民众而根据该公司的网站介绍,他们与电信公司合作,“在亚洲搭建技术桥梁”。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Maria Zakharova)就曾严厉谴责称,“所有迹象都表明这是一次国际恐怖袭击,因为很明显,要收集如此大量的设备,必须穿越几条边境运进来。”扎哈罗娃呼吁对这一“国际判例”进行相应的调查,并警告说,“现在,西方的反应应该具有指示性。”“如果西方保持沉默,像往常一样,不坚持调查,不谈论人权,不重复多年来他们在恐怖主义行为发生在他们领土上的类似案件中使用的言论,那么这将是他们直接参与的证据。”图源:Dailymail,Bing

湖南省财政厅厅长刘文杰意外去世经济观察网 记者 李微敖2024年9月19日上午,湖南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意外去世。此事或涉及刑事案件。9月19日下午,包括刘文杰的同事在内的多位知情人士告知了经济观察网记者这一消息。刘文杰,女, 1966年10月生,湖南娄底涟源人。她在湖南省财政厅工作多年,历任财政厅行政政法处助理调研员、行政政法处副处,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厅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工会主席;人事教育处处长;财政厅党组成员、总经济师;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党组成员、副厅长,湖南省纪委常委等职。2020年,刘文杰转任湖南省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2022年12月,她又回到财政厅,任厅长。一位刘文杰的昔日同事告诉经济观察网记者,刘文杰非常认真敬业,几乎每天在办公室工作到晚上11点。另一位与刘文杰熟悉的当地官员亦对经济观察网记者表示,其与刘文杰熟识多年,刘的口碑很好,自己很尊敬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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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吃你吗?》

采写/薛瑞艺 黄琪 王子伊 肖汉华编辑/杨宝璐学生参加研学活动7月初的一个中午,刘桦坐地铁途径五道口站时,一群戴着小红帽、身穿蓝色马甲的孩子在两位成年人的吆喝下挤进了车厢。这一行有近20人,领头的是一位手持小旗的中年女子,队尾还缀着个年轻女孩,不少孩子热得满头大汗,干脆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席地而坐。刘桦凑过去一打听才得知,这又是一个来北京的研学团,刚刚“打卡”了清华大学,接下来要去奥体中心看鸟巢和水立方。来京两年,刘桦还没进过清华校园,好奇地追问校园内的情况。年轻女孩这才坦言:“我们没进去,就在门口拍了几张照片。”收费贵、溢价高、质量差……乱象频出的研学游背后,是研学机构为了“降本”增利各出奇招。在无门槛限制、无标准考核的情况下,许多研学课程被制作成了给家长的汇报演出。一位从业多年的机构负责人称,本来,研学游安排得怎么样、课程设计得好不好,孩子的感受才是核心,可“至少现在,孩子们的研学体验,依然取决于‘成年人的良心’。”“特色体验”项目张雪峰可能怎么都想不到,多年前他曾在演讲中说的,体验真正的北京就要去“早上五点天通苑北的第一班地铁”,如今真的成为了北京游学的一个“项目”。这绝非孩子们特意“没苦硬吃”。旅游旺季,有时旅游大巴车不好停车或交通堵塞,一些导游干脆选择带团乘坐公共交通往返景点——这在一些廉价的研学团里,被包装成了“特色体验”的项目。一位前研学导游向深一度介绍,如乘坐北京西郊线,就会被包装成打卡“最美西郊线”景点项目,“花很长时间在排队、坐地铁、到站拍照上。”北京地铁一号线也可以说成“中国首条地铁线路”——这是体验历史项目。据他介绍,市面上正规的地铁体验研学,需要和地铁、电车公司合作,能实地参观驾驶室、体验安检岗位、学习地铁调度规则等。“但如果只列为研学中的一个体验小项目,报这些团的家长不懂,也不会细问。”来自全国各地的研学团不仅“攻占”了公共交通线路, 也让博物馆和高校成了黄牛高价倒卖预约名额的重灾区,由于票价被搅乱,游学团临时改变收费标准也是常事。有家长告诉深一度,早在今年6月,她就为三年级的儿子报名了暑期研学夏令营,7月开营前却被机构告知要加收500元。负责人告诉她,加价的原因是几个原定的景点预约爆满,机构也需要从黄牛手中高价收票。清华、北大校园是北京研学团必打卡的景点。在清华,每日预约报备上限为3000人。每位师生报备单日上限5人次,单月上限15人次。有同学在清华树洞里吐槽:“黄牛把学生的预约通道给抢完了,家长想来学校都预约不上。”深一度记者通过闲鱼平台了解到,有不少写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线辅导”的帖子,注明“在校学生”,不接“二道贩子”,实则是在售卖预约名额。询问价格后,卖主告诉记者,代约入校的价格在每人180-200元不等。7月24日,北京大学官微发布了《校友预约入校违规情况通报》,引发全网热议。一支名为“北大金秋暑期定制课”的校外研学团队,通过校友预约通行人员的方式,拆分预约共139个入校名额,每名学员收费10800元,合计收费约150万元。王红薇参加研学时吃的盒饭货不对板不少家长在社交媒体上反映,给孩子报名的研学团以暑期游客多、难以协调等原因临时降低了食宿配置,实际体验与宣传“货不对板”。暑假期间,深圳的郑秋为自己和女儿精挑细选了10-12人的新疆精品研学小团,8天7晚8599元还不包括来回机票和餐食。一趟行程下来,两人总共花费3万多,体验感却让郑秋大失所望。出发前,郑秋就发现团里比原定多了3位成员,经过协商,工作人员承诺给予郑秋800元的赔偿和额外的无人机拍摄服务。晚上入住酒店时,郑秋和女儿所住的房间有明显的刺鼻气味,像是刚装修过,女儿的鼻炎还因此复发。后来换到一间味道稍淡的房间,他们依然不得不开着窗睡觉。报团前,该研学项目声称会给孩子科普新疆S21沙漠公路、克拉玛依采石油等地理知识,但在旅行中,郑秋和女儿一路上都没听到过讲解。到了五彩滩展览馆,带队老师甚至让他们自行进馆参观,自己则在馆外等待。直到一次闲聊时,郑秋才无意中得知,自己想象中“研学团”配备的专业老师,其实是当地旅行社派来的外包导游。此次新疆研学结束后,产品经理承诺的无人机拍摄始终没有兑现,连800元的赔偿也是郑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维权帖子后才收到。“如果是这样,我直接报旅行社就行了,比他们还便宜一半。”从新疆回来后,郑秋当即决定,取消原本已经报名的江苏研学团。初二学生王红薇原以为学校统一组织的年级研学更有保障,没想到刚出发,她就忍不住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吐槽。6月中旬期末考前,王红薇的班主任就宣传了这次苏大研学游。当时她向班里同学介绍,此次研学活动由专业研学机构承办,会带他们提前感受大学生活。班主任将报名表格共享在班群里后,家长、学生和老师都能看到谁在填写。王红薇和妈妈观望一阵后,发现班上同学几乎都报名了,于是也赶紧报了名。王红薇的学校将班级按成绩划分为三个层次,普通班、南通班和实验班。老师建议南通班和实验班所有学生都去,普通班学生自愿前往。说是“建议”,但王红薇发现,自己班里只有两位同学没去,还被班主任私下谈话。12天11晚的苏州大学之行,收费3600元,老师要求学生带着课本和练习册。“说是研学,不如说是换一个地方上课。”在苏州大学,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半,王红薇几乎全天都在上课,听自己的任课老师讲课堂知识。上课中穿插了4次两小时的讲座,由苏大教授分享苏州园林、历史、心理等常见的话题,讲座耽误的课时却还要在晚自习补齐。学生的一日三餐是盒饭。下晚自习后,老师才会将手机短暂发还给学生,学生得赶紧回寝室用手机扫码洗澡,9点50分又要统一上交手机。12天里,唯一一次的出游是某天下午游览苏州博物馆和苏州大学天赐庄校区。当天行程安排非常紧张,也没有配备导游讲解,想要听讲解的学生需自费租讲解器。王红薇和同学们在这两处景点走了个过场,最后以一张班级合影结束了游览活动。在苏大阳澄湖校区里的12天,她和同学只熟悉从教室到寝室这条路,“其他地方都没时间去。”省下来的钱学员参团体验差,很多时候是研学机构压缩成本的结果。一位资深的游学项目开发人向深一度介绍,目前研学由两类项目组成。第一类是狭义上的研学,属于教育产品的范畴。这种研学的消费者是学校,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参加。根据各地教育局的要求,此类活动本身就有价格上限。承接项目的研学机构想要盈利,降本是必然的选择。今年3月份,孙莹莹入职西安一家资质不错的研学公司,公司主营业务就是承接学校的研学活动。 孙莹莹透露,各地教育局对于研学收费都有一定限制。以西安市内不含餐食的一日游为例,收费标准不能超过200元,因此公司给学校的报价大都在190元上下。但实际执行时,为了盈利,每个学生研学活动的成本会被公司一再压缩,“绝对不超80元”。确定研学项目时,研学公司首先会与景区协商团购价,每位学生的收费可谈到50元以下,有些还会附赠体验项目。绘画等手工项目最常见,景区会提供场地和指导老师,但彩笔、纸张等耗材需要研学机构自备。入职一个月后,孙莹莹作为随队老师第一次跟团,拿到公司准备好的彩笔现场分发时才发现,这些笔看不到生产厂家和日期,打开后散发出一股刺鼻的味道,每个学生只能分到一根。原本的“扇子彩绘”项目变成了单色作画,学生们提不起兴趣,项目最终草草结束。但这些实则成本极低的项目,却会成为公司提高报价、向学校和家长宣传的筹码。另一大部分可缩减的支出在人力上。机构会为每个班级配备一名辅导员,这些辅导员并非机构员工,而是来自长期合作的外包机构。在孙莹莹眼里,他们的素质参差不齐。一次去兵马俑的研学活动上,她曾向直属领导反馈过部分辅导员态度差、有粗俗用语的情况,领导却劝她体谅。“可能领导心里知道,他雇人付了多少钱,就是多少钱的质量。”报价清单中,机构会向每个学生收取15到20元的讲解费,但实际配备多少讲解员要看校方。今年5月,孙莹莹带着一个年级的研学队伍前往西安市周边景区,这所学校对于研学的要求相对严格,强调要为每个班级都配备一名讲解员。到了景点,孙莹莹却发现这些导游讲解时举着手机,对照百度百科念词,遇到学生提问就假装没听见。对于这样的情况,比孙莹莹入职久的同事觉得理所当然:“不到200块一个人,还想要什么体验呢?”第二类是市面上常见的假期研学营、精品研学小团,属于旅游产品。更准确地来说,应当称之为“游学”,或“研学游”。网传研学游的毛利率高达50%,但一年前,从一家研学机构离职后,马嘉禾自己开办了一家研学工作室,才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研学游虽然毛利率高,但和普通旅游一样,渠道商拿走了利润的大头。在不刻意压低成本、违规操作的情况下,他作为执行方,最多能拿到百分之十几。与普通跟团游相比,研学游还有天然的缺陷——它的直接服务对象大都是未成年人,几乎没有消费能力。马嘉禾告诉深一度,由成人组成的旅游团可以推许多自费项目,如进店消费、骑马拍照等。但研学团却没有这样的消费能力。没有了隐形收费的空间,不少研学游团队也会选择通过压低成本来提高利润。在旅游行业深耕9年,王禹如今经营着一家从旅行社转型的研学机构。他给深一度算了笔账:研学游想要压低成本,吃、住、带队老师工资都是可砍的大头,“研学机构愿意投入多少成本,很多时候全凭良心。”以北京五日游、20人的研学团为例,往返交通、景区门票成本的可操作空间不大。在住宿上,如果住在离天安门仅15分钟车程的大成路,选择体验更好的四钻酒店,旺季一晚人均就要600元。想要压低成本的研学团则会选择住在良乡等地,旺季一晚只需200元,如果再克扣些,住在河北等地的营地里,成本可以压到更低。而在饮食方面,50元的餐标缩减到30元也能吃饱,一日三餐至少省下近50元。砍完吃住两部分,第三就轮到师生比例。一名生活老师跟团5天,算上交通食宿和劳务费,成本至少要4000元。负责任的研学团一般每6到8名学生就会配备一位老师,但为了降低成本,不少研学团甚至每20个孩子才配备一位老师。这样压低成本之后,一个20人的北京五日研学团,机构起码可以多赚上万元。随之而来的自然是研学体验的下降。住宿地点偏僻意味着交通不便,要花更多时间在路上奔波。想去天安门看升旗,住在良乡要比住在大成路早起一个半小时,孩子们早餐只能用鸡蛋牛奶垫肚子;带队老师少了,管理难度增加,就要压缩孩子们自由参观和游览的时间。原本去故宫参观3小时,实际上只参观了1小时。“剩下的两个小时干嘛?就是不停地点人数、整队。”对于研学游产品而言,真正决定产品盈利上限的是研学项目和讲师水平的专业度。课程想要卖出高价,研学机构会在研学项目和师资力量上做文章。低端研学团进入故宫后,会蹭免费讲解或者只拍照打卡、走马观花,但精品团会提前报名故宫的官方课,单这一项,每人就要增收500到800元的课程费。王禹曾组织过北京到成都的暑期大熊猫夏令营,如果只是让团员“看一眼”,基地30元的门票就是这一项目的成本。但想要近距离接触体验,得花800元购买每天只开放200个的国际义工志愿者名额。如果能请到一位有专业背景的老师做主讲,如相关学科博士毕业、有讲解证书、在学校、博物馆等地挂职,一天2000元的课时费是保底,研学活动的收费也可以跟着水涨船高。但有一部分研学机构,会在宣传中提到“金牌讲师”这样模糊的字眼,其实请来的讲师不过是资历不满三年、甚至刚拿到导游证的导游,一天只要200到500元不等。孙莹莹在研学机构时带学生参加研学活动究竟谁是主角?第一次带研学,孙莹莹把学生们带到景区门口,负责对接的学校老师却迟迟没到。没有学校老师提供的签字盖章,他们无法带队进入景区,整个年级的孩子在太阳下暴晒。孙莹莹有些着急,连着给对接老师打了几个电话催促。事后,领导反而打来电话把她训了一顿。“你要知道我们伺候的是老师,不是学生。宁愿让学生等半小时,不要让老师不开心。”这句话孙莹莹到现在都记得,她觉得荒唐极了。为了让老师们满意,机构会给学校的随队老师准备礼物并提供单独的餐食。当学生席地而坐,吃着自己带的面包和水果时,学校的随队老师基本上都会被请去吃桌餐。带过这么多学校的研学活动,孙莹莹只遇到过一个学校的老师们主动要求和学生一起用餐。有些老师还会提出想看景区的付费演出,公司也会立即差人协调、满足要求。对于研学公司而言,这些“人情”开销都是成本的一部分,用在打点关系上的多了,花在学生身上的就会相应减少。完成一次研学后,老师和校领导的满意度决定了能否继续合作,相比之下,学生的体验并不重要。带研学团,孙莹莹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拍摄照片和视频,制作宣传推送。有一次研学项目执行得非常潦草,孙莹莹原本担心家长和学校不满,但负责老师对孙莹莹说,学校对这次研学十分满意。“因为照片是完美的,视频是好看的,现场执行的一些细节就无关紧要了。“由于研学游的教育学习效果很难量化,越来越多的项目也会选择把原本花在请好老师、好讲解上的钱,挪去请摄影师或者运营外包,在旅途中为孩子们拍摄精美的照片视频,制作vlog、美篇和电子相册。据王禹透露,这两年研学游市场的头部机构,即年营收在一个亿以上公司,许多都会增加旅拍作为卖点,五天的全程旅拍服务,光请摄影师就要花费8000到1万元。“大多数小孩和同龄人一起出远门就很高兴,机构只要能和家长交差就行。” 观察当下的研学市场,王禹发现许多家长对于研学游没有概念,有些甚至只是为了让孩子“有事可做”。至于孩子的游学体验如何,他们并不深究。今年五月底,带完春季学期最后一批研学团,孙莹莹离职了。她无法认同一个以教育为核心目的的产品,却如此漠视学生的感受。王禹的公司研发的研学项目‍‍缺失的标准研学游的热度,吸引了不少人想要进来分一杯羹,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的门槛“明高暗低”。根据《旅行社条例》《旅行社条例实施细则》,申请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应当取得企业法人资格证,并且注册资本不少于30万 元。机构想要做研学游业务,必须取得旅行社的资质才可以带团,还需要有固定的办公场所、挂靠的导游等条件,起步资金至少80万打底。但在实际操作中,机构却能靠“包桌”的方式借用资质。一年给旅行社交几千块钱,承包一张办公桌,就能借用它的资质承接旅游业务,开发自己的游学项目。由于市场缺乏统一的标准,监管就显得乏力,部分没有旅行社资质的研学团活跃在监管的真空地带。在小红书,王禹经常刷到有家长以研学游“游而不学”“货不对板”为理由,要投诉研学机构,却四处碰壁。如果做研学游的机构没有旅行社资质,和家长签署的相关合同也就不会生效。“他们不是旅行社,文旅局就拿这些机构没有办法,你最多只能向市场监管局投诉他们超范围经营。家长不懂,出了问题也不知道找谁。”除了市场缺乏统一标准,带团老师良莠不齐也是当下研学市场的顽疾。马嘉禾说,目前研学游带团老师资质的底线要求是必须有导游证。可在游学团当带团老师需要照看孩子更累,收入却不会因此增加。反而由于参团的都是小孩,导游没法加可以提成的收费项目,拿到手的都是“死工资”,收入还比平常的成人旅行团低。因此,真正经验丰富的优秀导游反而不愿意来带游学团。一位在旅游行业工作20多年的导游告诉深一度,目前愿意给研学团当带队老师的大多学历偏低,业务能力有限,知识储备也不足。真正的好老师们带高中历地科目,一天的课时费也很可观,出去带队研学,同样的收入,还要承受风吹日晒,“犯不着受这个罪”。今年4月,现居深圳的杨越正待业在家找工作,偶然在兼职群里看到了一则招募研学辅导员的消息,招募方自称是一家教育集团,与旅行社有合作。抱着尝试新行业的想法,杨越报了名。报名当晚11点,负责人给几名“临时工”拉了群,要求第二天早上到学校附近集合。辅导员的工资是120元每天,45岁以下都可以报名,杨越的任务就是帮带队老师看好孩子,不要出现安全问题。上岗前,机构没有任何培训,只提醒杨越等人不要向其他老师透露自己的兼职身份。正因如此,直到带完这批研学团,杨越才得知当天和自己搭班的所谓“带队班主任”,也是教育集团招募的临时兼职:“他们一天的工资是220元,筛选条件比辅导员稍高一点。要年轻,看起来像个老师。”研学课程难以得到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也是影响研学市场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研学教育领域,团队花心思开发的精品研学项目往往很难整理成标准化、可备案的内容。一套研学游课程,前期要花大量时间沟通资源、测评、现场调研。可项目一旦推出,其他研学机构就会立马跟风推出相同的课程体系,这对于愿意开发原创研学课程的机构是个不小的打击。王禹告诉记者,他的研学机构做过上百套课程,最终,能够获得备案的也只有三四套。降本、增效和提升服务质量,是“不可能三角”,但为了在激烈且无序的竞争中活下来,绝大多数研学机构,只能选择砍掉“提升服务质量”这一角,把“研学游”简化成流水线式的“跟团游”。马嘉禾之前就职研学机构,在他六年前刚入职时还雇着十几位全职研学讲师。后来因为疫情和行业竞争,“成本太高,养不住人”,到他离职时已经全部裁撤,改成从其他教育集团找临时外包,或者干脆在景区找讲解员顶上。后来他自己创业,组织的都是成本较低的市内研学游,目前正在尝试拓展成本更高的跨省研学游业务。他也说不好未来“万一不赚钱,又没人盯着”,自己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采访对象均使用化名)【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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