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逼黄色国产下载|「よかったら私のぶん食べていいわよcこれ。私もうおなかいっぱいだから。食べる」

还未到国庆，杭州下萧山的乡厨王陈就电话不断，来的都是年夜饭订单。“这周六已经接单了，10月份大半个月都排满了，70%都是年夜饭的订单，还有一些婚宴订单。”王陈说。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明明离过年还早，下萧山人怎么就要开始吃年夜饭了？下萧山（指杭州市萧山区新街、瓜沥、党山、义蓬）一带，这里有一个传统习俗，请手艺好的乡厨做年夜饭，但正月里单子排不过来，于是年夜饭越来越提前，基本上国庆后就要迎来一波年夜饭小高峰。这些年，乡厨版年夜饭也越来越讲究摆盘和时兴菜品，一桌按照2000元的配置居多。年夜饭开始一条龙服务年夜饭从10月1日开始吃，这句话放在下萧山一点不为过。王陈做了9年乡厨，每年农历十月至来年农历二月最忙。从9月下旬开始，预定10月的年夜饭订单就来了。“周末都排满了。”王陈说，现在东家对年夜饭的要求越来越高，标准也往上提了，2000元一桌的年夜饭很正常，一般会安排六七桌。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菜品从最初的三鲜汤、东坡肉、卤鸭三件套变为了东星斑、澳龙、帝王蟹海鲜三件套，而且讲究摆盘，除了讲究味道好，更注重颜色搭配、精致摆盘。为了更好地招揽生意，王陈团队提出一条龙服务，即东家只需提供场地和烟酒，菜色和桌椅都由团队自备，“凌晨4点钟起来买菜，布置桌椅，烧菜做饭，到晚上八九点结束收拾桌椅，清理现场，一手包办。”由于东家省心省力，所以这种一条龙的服务模式越来越受欢迎。“在萧山地区，乡厨还是很有前景的职业。因为性价比高，乡厨2000元/桌配置的年夜饭能媲美酒店4000元/桌的标准，所以大家愿意请乡厨做饭，而且很热闹很放松，有酒店环境代替不了的氛围感。”王陈说，乡厨做的年夜饭是个人实力无声的招牌，好的乡厨能接大单。乡厨一年能赚二三十万元王陈1995年出生，在乡厨行业中算是年轻一代。王陈喜欢做饭，也喜欢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选择做乡厨。“一年中，忙碌的时候很忙，几个月连轴转，农历五六七月则相对闲一点。”王陈说，他细致考虑过性价比，去公司打工，一年满勤也就十几万元的收入，做乡厨，一年下来能挣二三十万元，“算是回报蛮高的职业了。”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在乡厨行业里，体力是硬要求，仗着自己年轻，王陈蛮拼的：“最长十几天不休息，晚上11点多睡觉，凌晨4点钟就起来干活，一天从早站到晚，没时间坐下来。”每逢“五一”“十一”等假期，王陈基本都忙着连轴转：“乡厨的职业也很特殊，别人闲时我最忙，所以挺对不起家人，多亏他们理解支持。”乡厨制作的年夜饭 受访者提供虽然忙，但王陈没忽视对未来的规划。“没办法，乡厨是体力活，年轻的时候不干，老了就干不了了。”王陈估计自己能做到四五十岁，“到时候接不了大单，就接点小单，像我的前辈们一样。”王陈觉得要在时代淘汰前提前做好准备：“不做乡厨的话，我就开个餐饮店，能稳定生活就好了。”新闻+预定20桌起步文化礼堂抢不到桌10月份就开始吃年夜饭，在萧山瓜沥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看来很正常。“那么多的亲戚朋友，每一家都要吃年夜饭，排不开，自然会提前。”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年夜饭不仅仅是吃饭，是一家人热热闹闹的一场团聚，“从10月份陆续开吃，周末吃几轮年夜饭也是常事。”“10月份的文化礼堂，基本上天天被预定满了。因为文化礼堂需要20桌起步，所以一般是大家族的年夜饭或者是婚宴预定较多。”该工作人员表示。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卢晓川来源：作者：钱江晚报

甜蜜的风最终还是吹向了黄轩，在吴谨言、黄晓明陆陆续续官宣后，黄轩也忍不住再次秀起了恩爱。四年前隐晦的官宣恋情后，黄轩首次晒出和女友的合影，让网友再吃了一波狗粮。只是没想到黄轩的这波甜蜜，却让黄晓明惨遭调侃。黄轩微博截图热门的几个评论中，大家除了祝福黄轩和新女友，更多的是在吐槽黄晓明。有网友内涵“跟某一对真是高下立见”，还有人感慨“同样都姓黄，怎么找女朋友眼光差这么多”。网友送上祝福说起来黄晓明和黄轩的相似点可不止是都姓黄，两人还同样是演艺圈的中生代表，事业上旗鼓相当。彼此的恋情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黄晓明和叶珂的绯闻传了很多年，两人早在2021年5月就被扒出一起打双排，之后也多次被拍到约会，但黄晓明一直在回避媒体和网友的狙击。即便如今被曝已领证女方怀孕，黄晓明的官宣也显得十分敷衍。黄晓明和叶珂再看黄轩，早在4年前就官宣过恋情，这些年被拍和女友约会也无惧镜头，对女友十分呵护。如今更是晒出合影大大方方的承认。黄轩女友的照片没有磨皮滤镜除了黄轩和黄晓明对待感情的态度区别明显，两人的眼光也被指差距不小。黄轩女友的照片没有磨皮滤镜，脸上的小瑕疵清晰可见。笑起来时小表情很自然，整个人状态看上去十分松弛。不止是这种照片，黄轩女友此前被抓拍时状态也是如此，网友不禁表示多次看到明星官宣网红女友，很少见到如此干净清爽的女生了。网友称黄轩女朋友真美另外黄轩女友的身份曝光，也赢得了一片好评。早前黄轩和女友被拍时，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黄轩女友也很温柔，钢琴也弹得不错，之前还常常做社工，并透露黄轩和女友是拍广告认识的。既然如此黄轩女友或许不是素人，也是这个圈子的吧。黄轩女友的身份被披露网友还扒出黄轩和女友都是礼佛之人，此前黄轩女友手上戴着佛珠，黄轩则携带计数器。这次的合影里，两人都戴着计数器。两人有共同的信念和追求，也难怪能相爱相守四年，感情依然如此深厚了 。黄轩机场被拍黄轩曾谈到自己的原生家庭，称童年的颠沛流离让自己的性格敏感像个刺猬，很多人表示这点从黄轩的眼神也能看出来。这样的人适合搞艺术，但内心敏感脆弱缺乏安全感，能让他真正托付真心的一定是个很好且给给足他安全感的人。这也是为何黄轩在官宣文案中也写着“美好的陪伴”，应该是感谢女友长久以来给他的陪伴吧 。黄轩微博写道美好的陪伴如今评论区已经彻底沦陷，大家纷纷对黄轩的女友可谓赞不绝口，称赞其长相清新、干干净净、大大方方，完了也不忘调侃一下黄晓明眼光差。事实上，感情没有高低贵贱，审美也是因人而异，相信无论黄轩还是黄晓明能够官宣恋情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希望大家多一些祝福，少一些调侃吧。网友纷纷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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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纪委监委20日消息：日前，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重庆市纪委监委对重庆市政协人资环建委原主任程志毅。资料图通报指出，程志毅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说情干预并收受财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多次违规接受旅游活动安排，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利用职务影响侵占非本人经管的公共财物，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配偶收受财物；漠视群众利益；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工程承接、企业经营、职务调整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重庆市委批准，决定给予程志毅开除党籍处分；由重庆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资料显示，程志毅出生于1963年2月，四川南部人，早年在重庆市建设委员会工作，2001年任重庆市建委副主任、党组成员，2006年4月任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厅局长级），2008年1月任重庆市建委主任、党组书记，机构改革后继续任重庆市城建委主任、党组书记。2016年7月，程志毅任江津区委书记，2021年8月卸任，后任重庆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2024年2月被查。“上官汇”注意到，除了程志毅之外，通报中点明其“私自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的还有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9月12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云南省政府原党组成员、副省长张祖林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张祖林被开除党籍。除此之外，今年还有多位落马官员曾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

来源：枢密院十号关于黎巴嫩寻呼机爆炸事件，更多线索浮出水面。美国广播公司报道截图一名美国情报人员爆料，以色列参与了本周在黎巴嫩爆炸的寻呼机的制造，这一被称作“封锁供应链”的行动已经预谋了“至少15年”。美国广播公司（ABC）19日报道称，消息人士指以色列参与制造了在黎巴嫩爆炸的寻呼机。至今，以色列方面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参与了在黎巴嫩的爆炸行动，白宫对此也守口如瓶。但一位匿名的美国情报人员对美国广播公司说，策划这次袭击的涉及空壳公司、多个层级的以色列情报官员以及一家作了身份掩护的生产寻呼机的合法公司，其中至少有一些参与者并不知道他们实际上是在为谁工作。消息人士将这一行动称作“封锁供应链”，说这一行动已经预谋了至少15年。他声称，美国中情局之所以一直不愿采用这种策略，是因为“对无辜者来说风险太高”。此前，《纽约时报》也指证以色列是幕后制造者，称这次行动是“以色列制造的现代特洛伊木马”。黎巴嫩卫生部长19日说，黎巴嫩在过去两天（17日和18日）发生的爆炸事件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2931人受伤。这些爆炸是用呼机或对讲机内的炸药远程引爆的。爆炸专家告诉欧洲新闻网Next，虽然以前也出现过使用电子设备和笔记本电脑作为武器，但此次袭击非常复杂，因为将有效的起爆器放入寻呼机大小的简易爆炸装置中“非常困难”，而爆炸装置隐藏得很好，类似的“高度精密的远程袭击”，“世界上只有少数机构能达到”，“属于爆炸武器技术的前沿水平”。据黎巴嫩安全官员向路透社透露，这批寻呼机不是旧的，而是最近新到的一批。五个月前，大约有5000个寻呼机被运进该国，分发给真主党成员。为什么真主党要使用寻呼机？外媒报道截图真主党依赖寻呼机这种低技术含量的通信手段，是试图逃避以色列的位置跟踪，因为任何连接到互联网的手机都很容易受到先进的电子设备的监控。早在1996年，以色列在暗杀哈马斯炸弹制造者叶海亚·阿亚什时，就用了遥控手机爆炸的手法，当时他的手机在自己手中爆炸。今年2月，真主党首领纳斯鲁拉指示真主党战士“丢掉手机”。他说，手机已被以色列情报机构渗透。他告诉他的部队把手机打碎、埋起来或锁在一个铁盒子里。然而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这一指令是在电视直播讲话中发布的，可能预先警告了以色列情报人员。当地时间17日15时30分，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和该国其他几个地区发生了第一轮爆炸。目击者称，看到烟雾从人们的口袋里冒出来，然后听到类似烟花和枪声的小爆炸声。《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寻呼机在爆炸前收到了来自真主党领导层的信息。据该媒体报道，这些信息似乎触发了这些设备。在爆炸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后，黎巴嫩各地医院的急诊部门出现了大规模混乱。当地时间18日17时左右，类似的寻呼机爆炸场景在全国各地再次发生。据美媒Axios报道，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和以色列官员告诉他们，他们确实早有引爆寻呼机的计划，作为对真主党发动“全面”进攻的第一步。本来没有那么早，但是最近几天，以色列方面担心真主党即将知道这一计划，因此决定提前启动。据法新社报道，纳斯鲁拉19日在袭击发生后的首次电视讲话中说：“这次行动，敌人越过了所有红线”，他说这是“大屠杀”，是“以色列的战争行为和宣战”。真主党首领纳斯鲁拉发表讲话在纳斯鲁拉发表讲话前，以色列宣布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19日，以色列军方继续袭击真主党的据点，称击中了大约100座火箭弹发射器，摧毁约1000个火箭筒。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在当地时间晚上9点到10点之间对黎巴嫩南部进行了至少52次袭击。当天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他们对以色列北部的军事基地发动了至少17次袭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称，以色列已开启与真主党作战“新阶段”。不知道寻呼机爆炸事件，会不会成为中东一场更大混乱的“开场白”？

观察者网消息，黎巴嫩寻呼机大规模爆炸事件震惊国际舆论，外界普遍认为以色列为袭击策划者。路透社9月18日援引数名消息人士的话称，在此次爆炸数个月前，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就在黎巴嫩真主党订购的5000台寻呼机内安放了爆炸物，安放爆炸物的电路板很难被一般扫描设备检测到，一旦接收到指定代码，它们便被引爆了。报道称，此次事件暴露出真主党前所未有的安全漏洞，最终导致数千台寻呼机在黎巴嫩各地被引爆。事件已造成9人死亡，近3000人受伤，其中包括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及伊朗驻黎巴嫩大使。几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这一阴谋似乎已经酝酿了好几个月。黎巴嫩安全领域高级消息人士说，真主党订购的5000台寻呼机来自台湾地区制造商“金阿波罗”（Gold Apollo）。一些消息人士说，这批寻呼机是今年早些时候进入黎巴嫩的。9月17日，黎巴嫩贝鲁特，黎巴嫩真主党多名成员携带的寻呼机当天下午发生爆炸，并在全国范围内造成大量人员受伤 澎湃影像黎巴嫩高级安全人士确认了该寻呼机型号为AP924，这些寻呼机是真主党近几个月引进的最新型号。该款寻呼机与其他寻呼机一样，可以接收和显示短信，但不能拨打电话。“金阿波罗”方面早前回应称，涉事产品由一家名为BAC的欧洲公司生产和销售，“金阿波罗”仅向该公司提供了品牌商标授权，没有参与相关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两位熟悉真主党行动的消息人士透露，真主党武装人员一直在使用寻呼机作为一种低技术通信手段，试图以此逃避以色列定位。但黎巴嫩高级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情报机构已经“在生产阶段”对这些设备进行了修改。“摩萨德在设备内部注入了一块装有爆炸物的电路板，该电路板可以接收代码。即使使用任何设备或扫描仪，也很难通过任何方式检测到它们。”消息人士说。消息人士称，当接收到编码信息时，有3000台寻呼机的内部炸药被引爆了。另一位安全领域消息人士说，寻呼机中藏有高达3克的爆炸物，真主党几个月来都“没有发现”它们的存在。发生爆炸的寻呼机 图源：社交媒体以色列官员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路透社查看的医院录像显示，爆炸导致许多真主党成员致残。受伤的男子面部有不同程度的损伤，手指缺失，臀部裂开。“我们真的受到了重创。”一名直接了解事件调查情况的黎巴嫩高级安全消息人士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真主党官员表示，自10月7日巴以冲突以来，此次爆炸是该组织遭遇的“最大安全漏洞”。前美国政府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家情报官员乔纳森·帕尼科夫也形容，这可能是真主党“数十年来反间谍行动最严重的失败”。《纽约时报》18日援引伊朗革命卫队两名成员的话报道称，伊朗驻黎巴嫩大使穆杰塔巴·阿米尼在昨天发生的寻呼机爆炸事件中失去了一只眼睛，另一只眼睛严重受伤。伊朗媒体此前曾表示，阿米尼在这场袭击中“受了轻伤”。但上述两名成员对媒体表示，这位大使的伤势比最初所说的更严重，他将被送往德黑兰接受治疗。伊朗驻黎巴嫩大使馆X账号在18日的最新帖子中，称阿马尼“治疗过程进展顺利”，关于他身体和视力情况的传言都是错误的。其中一名成员还表示，包括该大使所使用的寻呼机在内，这些寻呼机在爆炸前发出了持续约10秒钟的哔哔声，导致一些受害者将寻呼机靠近双眼和面部以查看是否收到了新信息。因此，有大量人眼部严重受伤。近期以色列与黎巴嫩北部边境局势不断升级。真主党表示，他们不寻求引爆更广泛的冲突，但如果以色列执意发动战争，他们会应战。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16日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外交解决以色列与真主党冲突的窗口正在关闭。尽管如此，专家们表示，此次寻呼机爆炸并不是以色列即将发动地面进攻的迹象，但显然表明以色列情报部门对真主党的渗透之深。“这表明以色列有能力以一种非常出人意料的方式渗透其对手。”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工作的保罗·皮拉（Paul Pillar）说。黎巴嫩看守政府部长会议已对爆炸事件发表集体声明，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径”，强调以方行为“严重侵犯了黎巴嫩主权，构成犯罪”。黎巴嫩外交部表示，黎巴嫩政府已准备针对爆炸事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诉讼。延伸阅读黎巴嫩传呼机爆炸事件：可能是收到代码后被远程引爆据新华社报道，黎巴嫩公共卫生部长菲拉斯·阿卜亚德17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天下午黎巴嫩多地发生的传呼设备爆炸事件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约2800人受伤。 黎巴嫩真主党称，当天下午3点半左右，该组织成员携带的大量手持寻呼机几乎同时发生爆炸。有媒体称，这是自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黎巴嫩真主党出现的“最大安全漏洞”。黎巴嫩真主党一名官员称，有人在发生爆炸前感到寻呼机发烫，随即将寻呼机丢开。报道称，目前无法确认手持寻呼机大规模爆炸的原因，但多名专家和知情人士均表示，爆炸很有可能与寻呼机供应链被渗透有关。据此前报道，有消息称爆炸事件涉及的手持寻呼机出自中国台湾地区的金阿波罗公司。不过该公司创始人回应称，这批设备实际由欧洲公司制造。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这家欧洲公司为“BAC”，但并未透露其具体地址以及完整名称。美国官员：寻呼机突然被引爆或因以色列秘密行动被识破一名黎巴嫩高级安全官员和另一名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在爆炸发生前几个月，往黎巴嫩真主党订购的大批手持寻呼机内放入了少量炸药。消息人士称，寻呼机内放入了3克炸药，于今年春季进入黎巴嫩，而真主党几个月来都未发现其中有问题。截至目前，以色列尚未对此次爆炸事件发表评论。不过三名美国官员透露，以色列之所以引爆寻呼机，是因为其认为真主党可能发现了他们的一项秘密行动。▲发生爆炸后的寻呼机 央视新闻截图一名以色列前官员则称，以色列原本计划在可能全面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引爆寻呼机。还有一名美国官员透露，在被报告可能有两名真主党成员对这些寻呼机生疑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高级官员决定引爆这些寻呼机。寻呼机是如何被引爆的？或在运输中被截并装入炸药收到代码后被远程引爆关于炸药放置的位置，此前有报道称，炸药被放置在了电池旁边。不过信息安全咨询公司TrustedSec的安全情报主管卡洛斯·佩雷斯分析称，爆炸发生时，电池中可能有一半是炸药，另一半才是真的电池。英国陆军前拆弹人员解释称，爆炸装置一般有五个组成部分：放置的容器、电池、触发装置、引爆装置和炸药。“寻呼机本身已经具备了前三个部分。只需要再加上引爆装置和（放入的）炸药，就可以被引爆。”▲在黎巴嫩，人们登记为爆炸事件伤者献血 新华社发黎巴嫩高级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装有炸药的寻呼机在收到一条代码信息后爆炸，“（以色列）摩萨德在寻呼机里装了一块装有炸药的小装置，该装置可以接收代码。类似的装置还很难被扫描仪发现。”美国网络安全公司Errata Security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格雷厄姆提出了“黑客攻击”的猜想，其认为黑客有可能通过含有恶意代码的页面让寻呼机的电池爆炸。不过其同时指出，首先这对黑客具有挑战性，因为黑客需要提前知道设备的型号等信息，且根据视频来看，此次爆炸的威力远大于普通电池爆炸的威力。“我倾向于认为，这批寻呼机可能在运输过程中被截，并被植入了恶意代码和炸药，远程就可引发爆炸。”格雷厄姆说道。专家分析：策划此类袭击或需要数月至2年之久有报道指出，要策划此等规模的袭击需要花费很长时间。虽然具体情况不详，但多名专家估计，这样的袭击，至少需要筹划数月至2年之久。此次袭击的复杂程度也说明，背后策划者一直在搜集相关情报。报道称，这场袭击需要策划者在寻呼机散发出去之前，就保证能获得该种设备的某种访问权限，还要想办法确认攻击目标是否携带了寻呼机。英国前陆军军官、爆炸物处理专家肖恩·穆尔豪斯称，此次爆炸的规模表明这背后有“国家级别的参与者”，“摩萨德就是最明显的嫌疑人，他们有能力实施此类袭击。”有着28年美国情报工作从业经验的保罗·皮拉尔称，这也说明以色列有能力以一种“充满戏剧性的方式”渗透入对方内部。据报道，以色列过去也曾利用通讯设备实施爆炸袭击。1996年，负责给哈马斯制造炸弹的叶哈亚·阿亚什在加沙城与父母通话时被炸死，有报道称，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策划了那次爆炸袭击。2001年，一名被以色列通缉的巴勒斯坦武装派别阿克萨烈士旅组织成员奥萨马·贾瓦布里在前往公用电话站打电话时被炸死亡，巴勒斯坦人指责以色列该对此负责。

▲卡德罗夫公开一段视频展示他装有机枪的特斯拉Cybertruck卡德罗夫在社交平台上称，马斯克变得不像他了。“为什么，马斯克？你在搞什么！”他写道。他还在社交平台上称，这辆车曾被派往俄乌冲突前线且表现出色，“但现在马斯克远程禁用了我的Cybertruck。”据环球网此前报道，卡德罗夫上月17日公开一段视频，内容是他驾驶一辆装有机枪的美国特斯拉公司的Cybertruck，并向马斯克发出访问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邀请。当时卡德罗夫称这辆车是马斯克送来的“礼物”，引发乌克兰和美国政治家对马斯克的公开批评。当时美国政治评论家兼作家塞思·艾布拉姆森直指马斯克“公开反对美国”，而马斯克随即坚决否认“自己向卡德罗夫赠送了一辆车”的说法。▲卡德罗夫公开一段视频展示他的特斯拉Cybertruck据介绍，Cybertruck是特斯拉推出的一款电动皮卡，单次充电可行驶最高547公里。这款外形奇特的车一经推出就引发关注，就连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都从年轻网红阿丁·罗斯那里收到了这款车作为礼物。目前暂不清楚卡德罗夫口中的“车被马斯克远程锁了”是否属实，但从理论上说，依托于互联网数字技术的智能电动汽车的确能给黑客提供更多可乘之机，让“远程车被锁”成为可能。据央广网2017年报道，一旦智能汽车被入侵，行驶的汽车也有可能立马熄火，成为“僵尸车”。据悉，智能汽车还可能被入侵者通过远程拦截车钥匙发出的信号，让汽车判定钥匙就在旁边，从而获得汽车访问权限。同时，入侵者还可以通过充电桩在车内植入恶意软件危及车辆的行驶安全和功能。过去若有人想要盗车，就必须通过砸玻璃等手段，但在智能汽车时代，只需要通过网络远程攻击，就可以实现对车辆的远程控制。该报道称，建立在车联网基础上的智能汽车将网络和汽车连接了起来，而此前出现在互联网上的安全问题自然也会出现在智能汽车上。拥有强大计算力的智能汽车让汽车行业转向了技术数字化集成方向，但其同时也会存在很多安全漏洞，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更为脆弱。延伸阅读卡德罗夫晒特斯拉赛博皮卡装机枪，邀马斯克访车臣据环球网援引美联社报道，俄罗斯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德罗夫当地时间17日公开一段视频，内容是他驾驶一辆装有机枪的美国特斯拉公司赛博皮卡，并向该公司首席执行官（CEO）、美企业家马斯克发出访问车臣首府格罗兹尼的邀请。视频中，他短暂地驾驶了一辆车顶加装机枪的赛博皮卡，然后站在机枪后面。卡德罗夫在视频附带的信息中写道：“我们收到了尊敬的埃隆·马斯克赠送的特斯拉赛博皮卡。我非常高兴地测试了这款新设备，并亲自确认了它被称为‘赛博野兽’并非偶然。”卡德罗夫说，他“真的爱上了”这辆车，并称它将很快被送往俄乌冲突地区——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在交战的地方。“在那里，它将为我们的士兵带来许多好处。”卡德罗夫随后称赞马斯克是“我们时代最强大的天才”和“伟大的人”，并邀请他前往格罗兹尼，承诺将以“最亲爱的客人”的礼遇接待他。特斯拉没有对卡德罗夫的声明发表评论。德国将停止对乌新军援？乌克兰驳斥：不准确据报道，作为德国执政联盟削减开支计划的一部分，德国政府将暂停向乌克兰提供新的军事援助。据联邦议院预算委员会成员的消息，由于本年度的援乌预算已经用尽，明年援乌计划已经超额，这意味着德国政府无法为乌克兰提供新的援助。德国基民盟预算专家英戈·加德申斯证实，德国政府一夜之间冻结了对乌克兰的财政援助，从而也冻结了军事支持。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传达了德国总理朔尔茨的决定，这在德国联邦政府内部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报道称，已批准的援助预计不会受到影响，但新的资金投入将受到此次措施的影响。德国财政部长克里斯蒂安·林德纳致信国防部，通知其国家预算将不再用于对乌克兰的援助。然而，可以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援助乌克兰。▲17日，俄罗斯库尔斯克居民从边境定居点撤离到安全地区德国是乌克兰的第二大军事援助国。1个月前，有报道称，德国2025年预算草案将其对乌克兰的支持减半至40亿欧元，低于2024年的80亿欧元。乌克兰驳斥了有关德国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报道，称这些报道具有“操控性”（歪曲事实、选择性呈现信息或刻意误导）。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赫奥尔希·特卡奇于17日表示，有关德国停止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报道是“不准确且具有操控性的”。他强调，德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水平只有在11月德国预算批准后才能确定。特卡奇指出，德国目前正在进行预算编制过程，乌克兰对此保持密切关注。他解释说，德国政府在预算草案中为乌克兰分配了一定数额的援助，这与去年同阶段计划的金额相当。特卡奇还提到，去年在秋季议会预算批准阶段，这一金额有所增加。特卡奇表示，乌克兰预计德国政府今年也会找到额外的资金来支持乌军的需求。俄乌秘密推动的谈判因乌军库尔斯克行动被搁置据熟悉谈判的外交官称，乌克兰和俄罗斯原定本月在卡塔尔举行秘密谈判，双方将停止对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的袭击，“相当于达成部分停火”。然而，乌克兰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的突然袭击导致这次谈判被搁置。据了解，这次谈判不会是直接的，卡塔尔的外交官将分别与乌克兰和俄罗斯方面会面。一些与会官员希望借这次谈判，促成下一步更广泛的停战协议。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在库尔斯克州发动袭击后，俄方官员推迟了谈判。该外交官称，莫斯科的代表团将此举描述为“一次升级”，并补充说，卡塔尔并未提前获知此次袭击，“基辅并未提前告知多哈其跨境攻势”。乌克兰则表示依然准备派遣代表团前往多哈，但卡塔尔拒绝了，表示不认为“单方面的会面有用”。谈判仍有可能通过视频会议形式进行，日期可能定在8月22日。随后，基辅将与盟国就所讨论的议题进行磋商。据报道，一些乌克兰高级官员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有人认为成功的可能性只有20%或更低，即使没有发生对库尔斯克州的袭击，谈判成功的机会也不大。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茹罗娃则表示，乌克兰最初表现出愿意谈判的姿态，但这可能只是麻痹俄罗斯的手段。俄罗斯外交部特命大使罗季翁·米罗什尼克表示，乌克兰在库尔斯克方向的行动将使得和平谈判进程推迟很长时间。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图为三只羊总部近日，抖音平台头部主播“疯狂小杨哥”（实名张庆杨）及其旗下直播间“三只羊”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因产地问题引发大量争议，“三只羊”旗下多个账号也一度停播。《证券时报》报道，9月18日，三只羊官方授权账号“疯狂小羊弟（三只羊）”在9月17日停播一天后已恢复直播。9月19日，包括“三只羊网络”“三只羊网络水果生鲜”“三只羊网络美丽生活”在内的多个三只羊公司旗下账号在停播两天后复播。此外，多个三只羊官方授权账号也都在正常直播中。9月19日下午，澎湃新闻记者前往合肥市蜀山区三只羊（合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在地。与既往一样，天堂寨路两旁停满汽车，甚至有汽车占据主道停车。三只羊总部停车场停满一名收费员说：“全是三只羊集团的员工车辆，里面位置不够，只能占道，北面200米远的那个停车场里也停满他们的车子。”澎湃新闻记者探访时看到，楼内有直播间的灯亮着，不清楚是否正在进行直播。汹汹舆情没有减少这里的拥堵。从2022年11月，张庆杨兄弟出资1.03亿元购买这处厂房后，它一直是三只羊集团总部所在地，也是合肥电商行业的标杆。三只羊总部大门纵观长三角经济圈，合肥是除杭州之外尤为重视电商行业的城市，电商也给这座自带科技光环的城市带来更多活力和知名度。合肥市商务局在其官网披露，今年以来，合肥市电子商务快速发展，在提升商务领域数字化水平、促进消费增长中发挥积极作用。2024年1-5月，合肥市实现网上零售额631.27亿元，同比增长15.2%，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539.11亿元，同比增长15.5%。但伴随着网络直播的常见争议之一，便是虚假宣传。三只羊集团陷入的漩涡，同样是涉嫌虚假宣传。公开报道显示，2024年初，“三只羊”曾凭“广告发布者”身份，在劣质梅菜扣肉事件和原切牛肉卷注水事件中免于处罚，仅做退款处理。澎湃新闻记者从相关渠道获悉，今年上半年，有关部门曾组织工作组进驻三只羊集团，试图帮助指导企业合规经营，“结果还是出事了。”9月19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通报称，针对近期网络反映的涉及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有关问题，合肥市市场监管局已与商务局、公安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核查处理，坚决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延伸阅读：合肥高新区市监局针对"三只羊"发通报 被质疑"护犊子"三只羊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引争议“疯狂小杨哥”（张庆杨）及“三只羊”旗下主播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中秋节期间引爆舆论场。9月17日，“三只羊”所在地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通报称，已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立案调查。18日，涉事月饼厂家所在地市监局通报称，“香港美诚月饼”商标确在香港登记注册，但实际由内地公司加工生产。一前一后两则通报并未消除网络质疑声，合肥高新区市监局的通报是否仅针对美诚月饼事件？是否“护犊子”？美诚月饼算不算香港品牌？“三只羊”误导消费者意味着什么……官方通报后，疑问仍有待进一步澄清。待解之问一：合肥高新区市监局的通报是否仅针对美诚月饼事件？9月17日，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对外发布的通报称，已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立案调查。该通报立即引发网络极大关注。有网友注意到，“疯狂小杨哥”及“三只羊”被曝光的梅菜扣肉“槽头肉事件”、假牛肉卷等并未出现在监管部门对外发布的通报中。此前，9月4日，“三只羊”联合创始人卢文庆在其抖音账号发布短视频称，今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梅菜扣肉“槽头肉事件”，“三只羊”没有受到任何相关部门处罚。5日，合肥高新区市监局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截至目前“三只羊”确实未受到处罚，主要原因为，消费者在“三只羊”直播间购买梅菜扣肉，收款方是湖北小橙优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此湖北小橙优选才是销售者；央视3·15晚会曝光的生产厂家安徽东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是生产者；“三只羊”只是广告发布者。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有资金流向“三只羊”。至于假牛肉卷事件，澎湃新闻此前报道，“疯狂小杨哥”曾为“鲜多裕澳洲谷饲牛肉卷4斤”带货。此后“鲜多裕”因将合成牛羊肉卷虚假宣传为“原切肉”，被罚款50万。9月11日，武汉青山区市监局回应澎湃新闻表示，确实有该处罚。合肥市监局表示，已关注到该情况。但国家企业信用系统中依然没有“三只羊”的行政处罚信息。此外，“疯狂小杨哥”及“三只羊”还被卷入茅台酒、吹风机等纠纷中。合肥市高新区市场监管局本次立案调查是仅针对美诚月饼，还是包括前述其他事项？9月18日，澎湃新闻多次致电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始终无人接听。“美诚月饼”网传广告图待解之问二：“误导消费者”意味着什么？本次事件中，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通报中所称的涉嫌“误导消费者”的定义是什么，带货直播间是否涉及虚假宣传？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邢鑫告诉澎湃新闻，我国法律法规并未对“误导消费者”做出定义性规定，但其多次出现在法律条文中，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九条规定，经营者应当采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真实、全面地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相关信息，不得通过虚构经营者资质、资格或者所获荣誉，虚构商品或者服务交易信息、经营数据，篡改、编造、隐匿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邢鑫指出，所谓“误导消费者”，简而言之，就是指在虚假宣传等行为的认定中，生产者、销售者等主体的行为会误导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基于该错误认识而作出错误的购买决定。其一般具有如下特征：虚假性。提供的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或者部分真实但整体上具有欺骗性；误导性。信息的表述方式或者呈现方式足以使消费者产生误解；故意性。经营者明知信息不真实或者可能误导消费者，仍然进行宣传；因果关系。误导行为与消费者的购买决策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联系。邢鑫认为，本次事件中，商家和带货主播可能构成虚假宣传、不正当竞争，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涉嫌违反《消保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等。具体而言，鉴于美诚月饼实际未在香港生产销售，如果主播在直播带货的过程中，存在“美诚月饼产自香港、在香港销量高”等明示或暗示的宣传话术，使消费者陷入错误认识而影响购买决策，则构成虚假宣传。如果情节严重，则涉嫌构成虚假广告罪。如果商家或主播通过虚假宣传等手段误导消费者，从而获得不正当的市场优势，就可能构成不正当竞争。美诚月饼的配料表待解之问三：仅商标注册在香港，是否能叫香港品牌？直播回放视频显示，“疯狂小杨哥”及“三只羊”旗下主播在直播间强调美诚月饼是“香港高端品牌”、“香港大牌”，月饼里是黑松露，还是米其林大师调制的。广州花都区市监局在9月18日发布的通报提到，香港美诚食品集团在香港注册有“美诚”、“香港美诚月饼”、“MEISUN”等核准在月饼商品上的商标，其把商标授权给广州美诚食品公司使用，广州美诚食品公司委托广州美诚科技公司加工“香港美诚月饼”产品。“我国大陆及香港法律均不存在对此类情况的禁止性规范或强制性规范，从法律角度出发，能否宣传为‘香港品牌’系公司自由。但如果在宣传过程中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虚假内容，则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邢鑫告诉澎湃新闻，从法律原则而言，“法无授权不可为，法不禁止即自由”，前者是对于执法主体的约束，后者指只要公民没有违反公法领域的禁止性规范和私法领域的强制性规范，公民就享有广泛的自由。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也指出，根据最新通报，涉事月饼厂商的行为并不违反现有的法律法规，“核心问题在于这种销售行为，是否对消费者造成一定的误导。”“比如产品在宣传中自称是香港的高端品牌、大牌子等，实际上只是在香港注册，并未在香港生产销售，也并未获得消费者认可，这离消费者理解的‘香港高端品牌’‘香港大牌’是不符的。”陈音江说，经营者在直播或销售过程中一再强调“香港品牌”“香港月饼”，而没有全面、真实地披露月饼的生产和品牌信息，会让消费者误以为该产品是香港的成熟月饼品牌，或者在香港获得市场认可的知名品牌，从而作出非真实意思表示的购买行为，因此这种行为涉嫌误导消费者，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对于美诚月饼品牌方或出品方，陈音江也认为，如果其在产品包装上的标注信息故意突出“香港品牌”，而没有真实全面地披露商品信息，同样涉嫌误导消费者，同样涉嫌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待解之问四：消费者该如何维权？“美诚月饼事件”引发关注后，罗永浩在直播间称，（旗下）小的垂类直播间也曾售卖涉事产品，如果消费者在“交个朋友”的某一个直播间买过美诚月饼，可以退一赔三。而据媒体报道，有消费者称在“三只羊”旗下直播间买到美诚月饼，联系网店客服未退货成功，联系官方商家也明确表示不给退货。“他们回复称，月饼属于特殊时令产品，不符合7天无理由退货要求。”消费者如何维权？退一赔三是否合理？陈音江认为，消费者在直播间消费权益受到损害的，如果直播间在显著位置标明了真实销售商家名称等信息，消费者可以找销售商维权。如果直播间没有在显著位置标明真实销售商家信息，消费者可以找直播间运营者进行维权。平台和直播间有义务协助消费者维权。如果平台明知或应知平台内商家存在违法违规或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而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的，则要承担连带责任。邢鑫认为，根据《消保法》相关规定，如果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存在欺诈行为，消费者可以要求增加赔偿，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如果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500元的，为500元。这里的“欺诈行为”不同于前文提及的虚假宣传，虚假宣传也不必然构成欺诈行为。欺诈行为的认定是基于经营者是否存在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消费者作出错误购买决定的行为，在实践中需结合情况具体分析。在美诚月饼事件中，带货主播的宣传存在虚假宣传之嫌，甚至可能构成欺诈。涉事企业可能面临怎样的处罚？邢鑫表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广告法》的相关规定，可能会包括责令涉事企业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商品、处以罚款、吊销营业执照等。企业还可能涉及民事赔偿，需要对消费者的损失进行赔偿，包括退货退款以及可能的三倍赔偿等。此外，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六条，如若经营者违反规定从事不正当竞争，受到行政处罚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记入信用记录，并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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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出生的陈思原在江西老家经营餐饮生意，后因亏损负债八十余万元。2019年他来上海打工，之后全职配送外卖，3年间挣了102万元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短视频称，此前因“3年挣102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陈思发生车祸入院。9月18日下午，陈思通过其社交账号回应称，9月17日与小车剐蹭，现腿部骨折。网友在社交媒体上流出的陈思入院治疗照片 来源：澎湃新闻（下同）陈思社交媒体账号发布的诊断书据其贴出的诊断书显示，影像学表现为“右侧股骨中段骨质断裂，断端错位，膝关节在位。周围软组织未见明显异常。”诊断为“右侧股骨中段骨折”。当日，陈思身边人士通过陈思微信向澎湃新闻记者确认以上社交媒体内容，并表示陈思目前需要休息静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度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本文综合自：澎湃新闻微信编辑：泰妮校对：佳思敏延伸阅读上海外卖小哥3年挣了102万：小学没毕业 买了2套房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他打算再次创业。小学未毕业，二十多岁创业失败，负债来到上海，摸爬滚打3年，陈思逆袭成为上海的“跑单王”之一。近日，上海外卖小哥陈思3年挣了102万元的视频在网络上引发热议。有人怀疑此事的真实性，也有人为他敢于拼搏的精神点赞，还有人说他是在透支自己的身体。图为外卖小哥陈思，其3年挣了102万元 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陈逸欣 图近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了26岁的陈思，因为忙着跑单，他比约定时间晚到了10多分钟。1998年出生的陈思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成，他话不算多，刚坐下没聊几句，就向记者出示了身份证。记者注意到，陈思的双手黝黑浮肿，手上有伤痕和冻疮。“冻的，还有摔的，摔了就拍拍灰起来再跑。”他的口吻很轻描淡写。陈思展示手上的伤痕和冻疮陈思是江西抚州人，之前在老家开饭店，为此向银行贷款80万元。据他所说，饭店开了5个月后亏损严重，只得放弃。背负着贷款，陈思决定来上海闯闯看，“当时满脑子就想着挣钱还债，迈出这一步去闯，不会比现在更差，只会更好。”2019年陈思刚来上海时，在饭店当厨师，月薪13000元。厨师干了快一年的时候，他发觉送外卖好像赚得更多，便也想尝试一下。于是，2020年，他加入了众包骑手的队伍，主业做厨师，副业送外卖，“那时比现在还辛苦，一天大概就睡3个小时。”后来，陈思索性辞掉了厨师的工作，专职送外卖，主要在静安寺、中山公园、徐家汇商圈跑单。“这三年多，我赚了102万元。”陈思拿出手机展示了自己近期的收入，2023年8月，他在某外卖平台的收入达4万多元，同年9月收入25470元，10月收入19497元，11月收入25786元。2024年1月，截至记者采访当天，他的收入为9897元。外卖小哥陈思曾同时在两家平台送外卖“有几个月，我还同时在饿了么跑，到手的钱应该不止这些。”陈思说，有的收入记录因为时间太久，无法显示。他不怕热，夏天赚的更多。现在天冷了，单量没有之前跑的多了。澎湃新闻记者从相关业内人士处获悉，陈思此前确实多次成为平台众包骑手中的月度“单王”，三年赚了102万元也得到确认。如今，陈思已经还清了开饭店所贷的80万元，因为在老家买房，还背着10万元房贷。在与记者的对话中，他屡次提到“挣钱”二字。陈思坦言，自己把赚钱放在第一位，但也希望大家不要模仿他这样的工作强度，量力而行。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与陈思的对话。【对话陈思】澎湃新闻：去年8月，你一个月收入4万元，是怎么跑出来的？陈思：我觉得这个行业是能赚钱的，送外卖主要靠勤快肯干，同时还要对路熟悉，就是熟能生巧，比如从一个小区到另一个小区，有的骑手要绕一圈，而我只需要一分钟就可以到隔壁小区了，因为路熟，可以抄小道。去年8月天气热，单子相对多，我不怕热，就一直接单。我希望接一楼的订单，爬楼等电梯浪费时间。还有我会规划路线，我出去跑一圈，最多能带12单，一路上一定要规划，先去哪个商家，哪个商家出餐慢，就去下一家等。有的小哥看到我也会问，赚那么多，你是怎么跑出来的？我想说，不用问，跑就完了。其实我也不算赚得最多的，在上海比我厉害的外卖员也有。澎湃新闻：你一天要工作多久？送单超时过吗？出过事故吗？陈思：刚做的时候一天干18个小时，一个月就休息一天。后来平台出了规定，限制了我们接单时间，一天只允许工作12小时，我就马上到另一家平台注册骑手，就是多个平台接单。现在我做六休一，休完一天就继续干。我基本没有超时过，合理安排可以准时送达。路上也摔过，都数不清楚伤口了。但摔一跤起来，拍拍身上的灰没啥问题，生活需要继续往前冲。澎湃新闻：你觉得苦吗？这样的强度，身体吃得消吗？陈思：说实话没感觉，麻木了，老是躺着休息人会没有精神，起来跑跑挺好的。我也没什么其他的爱好，硬要算一个，挣钱算一个爱好吧。其实我这样的强度，也不值得大家模仿，还是要量力而行。我6岁的时候被送到了寺庙里待了7年，学了一些强身健体的功夫，也吃过苦，和我跑单时的辛苦是差不多的。也是小时候的那段经历，培养了我的意志力。澎湃新闻：现在贷款还完了吗？陈思：开饭店的80万元贷款我还清了，我在老家买了两套房子，现在在还第二套房子的贷款，还剩10万元没有还清。澎湃新闻：你是靠自己在老家买的两套房吗？你现在的收入在老家算什么水平？陈思：是的，我父母是农村的，我都靠自己，我现在的收入在老家也算不上特别好，两套房加起来也就几十万元吧，我还是要继续挣钱。澎湃新闻：你在市中心跑单，看到和自己同龄的年轻人在玩乐购物时，会羡慕吗？陈思：会羡慕，但是他们也会羡慕我，羡慕我靠自己双手双脚挣钱。澎湃新闻：你为什么会想到在社交平台上拍视频？现在是想换赛道走互联网营销吗？甚至有人说你想出名当网红，你怎么看？陈思：我不想当网红，拍视频的是我的朋友阿侠，他也是外卖员，他想把我的经历记录一下，我想把我跑外卖的经验和技巧传授给一样跑外卖的兄弟们，我刚跑的时候也没人教我，我是自己去试，刚开始我不贪心，不会多接单子，尽量保证不超时。澎湃新闻：你会一直跑外卖跑下去吗？以后有什么打算？陈思：把剩下的10万元欠款还清后，我打算再次创业，还是做餐饮，在哪跌倒就在哪爬起来，如果失败了，大不了就重新回来跑外卖，人生就这么一次，干就完了。还有我想在两三年内结婚，在我老家，结婚彩礼加上办一场婚礼，要花的钱不少，我想要靠自己过上理想的生活。专家谈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并不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每个行业都会有特殊案例，陈思就属于外卖行业中的特殊案例。”复旦大学教授张志安对于骑手和平台有一定研究。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数据的角度，送外卖三年挣100多万是可行的，已得到平台的数据佐证。陈思超常规的劳动、超强度的体力透支，加上超娴熟的送单效率，共同构成了他的收入。“都说能者多劳，他是强者多劳，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也并不令人羡慕。”张志安强调，陈思是极端案例，首先一般人做不到他这样，极端案例或超常规案例都具有不可复制性。“我们要向陈思的勤劳致敬，同时我也为他感到担心。”张志安说，现在他年轻体力好，但外卖行业中的长期高强度劳动会有两个隐患，从中长期说，会出现身体隐患和健康隐患。第二，超高速工作以后人的注意力和体力容易跟不上，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张志安同时表示，不能简单对技术和资本做批判，数字劳动本身具有正向功能。我国劳动力人口巨大，就业压力大，恰恰是数字劳动给许多人提供了过度职业，提供了劳动职业的补充，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有人白天工作，为了补贴家用或还贷，晚上做网约车司机或者外卖员，这恰恰成为一个补充劳动形式，对重新就业比较困难失业人群来说，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性职业，这是对解决劳动就业非常重要的一种方式。在张志安看来，数字劳动非常重要，这其中涉及到平台、劳动者和公共政策环境这三维之间的关系，公共的利益主体还包括工会以及平台的监管方等多个部门。他建议，针对行业劳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和涌现出的新问题建立相应的研究机制。对平台企业来说，要研究社会各界共同探讨的极端案例由何驱动，要对高频案例持续研究，通过政策方、平台方和劳动者多方互动协调，去建设性改善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进一步让平台和劳动者释放出更大的社会价值和正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