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www.chinatimes.net.cn）记者 卢梦雪 北京报道

近日，特朗普家族支持的去中心化金融项目World Liberty Financial（下称“WLF”）上线，再次为市场带来了新的话题和热度。

加密货币行业一直以来都对“名人效应”较为敏感。此前，马斯克、扎克伯格、奥尼尔、金·卡戴珊等知名人物均曾参与、宣传过加密货币项目，一度引起市场热捧。

然而，“名人效应”对加密货币行业的影响并非全然积极，许多知名人物在宣传、参与前并未对项目真正投入精力或长期承诺，也不乏投资者因此蒙受损失的案例。相关分析人士向《华夏时报》记者指出，加密项目的长期成功应建立在其核心价值、技术能力及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上。投资者若有意入局名人“带货”的加密货币项目，需注意时机把握，并理性评估名人在项目中的参与深度、项目的内在价值。

特朗普家族“带货”WLF

WLF是特朗普家族支持的DeFi类的加密项目，美东时间9月16日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X透露了WLF成立的消息。

在WLF发布会上，特朗普也为其站台，表达了对加密货币的看好态度，会后还在社交平台发文“FIGHT FIGHT FIGHT”并置顶，欲煽动社区情绪。

根据相关访谈和媒体报道可以了解到，WLF的定位是成为一种加密货币的银行平台，鼓励公众借入、借出和投资加密货币。与此同时，该平台将推出一个名为WLFI的配套代币。

白皮书显示，不少特朗普家族成员在WLF团队中担任着各种角色。其中，特朗普被称为“首席加密货币倡导者”，特朗普的儿子Barron Trump被列为该项目的“DeFi远见者”，Eric Trump和Donald Trump Jr.都被称为“Web3大使”。

特朗普对加密货币的看好态度并非一贯如此。曾经，特朗普曾公开批评比特币是“高度不稳定，且毫无根据的东西”，认为加密货币是一种骗局，担心比特币挖矿活动助长犯罪率飙升。

而作为一名总统候选人，自不断发声支持区块链和加密货币行业以来，特朗普陆续从加密领域拿到捐款。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加密交易所Gemini创始人、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合伙人、加密交易所Kraken联合创始人、Ripple首席法务官、BitGo CEO等人均曾向特朗普捐款。

中国人工智能学会专家郭涛向《华夏时报》记者指出，公众人物的宣传、站台虽然能为加密货币项目带来短期的市场关注度，但项目的长期价值还是取决于其技术创新和实际应用。WLF项目由特朗普之子主导创建，具有高知名度，但其技术和实际应用尚不明确。因此，投资者在面对此类项目时，应特别谨慎。

深圳大炜星光数科创始人余炜也提醒，名人效应也可能导致市场产生过度炒作和投机行为，使得一些缺乏实际价值或技术支撑的项目被盲目追捧，最终引发市场泡沫和投资者损失。此外，公众人物自身的声誉和行为也可能对项目产生不可预测的影响，一旦出现问题，将波及整个项目和市场。

加密行业的名人效应

知名人物凭借广泛的粉丝基础和强大的影响力，在传统领域积累了较高的声誉。当他们涉足加密行业时，往往会引发更多的关注和热议。

特斯拉CEO马斯克就常常在社交平台发表加密货币相关言论。此前，因将社交网站推特（现改名为X）上的蓝鸟Logo换成了一只柴犬，引发了市场对狗狗币（Dogecoin）的热捧，图标更换当日狗狗币的价格就飙升了30%。后续，马斯克又宣布特斯拉将接受狗狗币购买部分商品，狗狗币再次应声上涨超20%。

不过，当马斯克在一场电视节目中又宣称狗狗币是一种“诈骗”时，狗狗币又应声下跌40%。在价格的高低起伏之间，“名人效应”对加密货币市场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加密行业，信息传播速度和社区活跃度对于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郭涛指出，知名公众人物参与或背书加密货币项目，为加密货币项目带来了显著的可信度和吸引力，能够迅速 提升这些项目的知名度和市场关注度。投资者往往更倾向于关注那些得到名人支持的项目，认为它们具有更高的投资潜力。

然而，并非所有的名人“带货”都是可靠的。前NBA著名球星奥尼尔曾与NFT项目合作，连续发布了个人NFT系列，后续，又通过社交平台改名、广告合作等方式支持加密货币交易所FTX。

在FTX暴雷之后，奥尼尔等曾为其代言的明星遭到了投资者的集体诉讼。后续，由于奥尼尔逃离了NFT项目Astrals，其代言和反复宣传的Astrals NFT相关代币和NFT的价格“急剧下降”。

HashKey Group首席分析师Jeffrey Ding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加密货币行业，“名人效应”往往是短期的，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真正决定一个加密货币项目长期价值的，是其技术创新、生态发展以及为用户和行业带来的实际效益。”Jeffrey Ding表示，他举例称，以太坊的创始人Vitalik更关注哲学和社会问题，并不依赖频繁的社群互动或宣传，但以太坊生态依然蓬勃发展，展现了强大的内生动力。同样，比特币的发明者中本聪至今真正身份不明，然而其去中心化的设计和独特的经济模型，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持久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加密项目的长期成功不应仅依赖于‘名人效应’，而应建立在其核心价值、技术能力及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上。”

而投资者若要评估“名人带货”项目是否值得入局，Jeffrey Ding认为，需注意时机把握，并理性评估名人在项目中的参与深度、项目的内在价值。

一方面，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入局，不跟风，如果项目对退场策略没有清晰规划，投资时应更加谨慎。另一方面，有些名人只是提供“冠名”，并未对项目真正投入精力或长期承诺，这类项目的可持续性较弱。深入了解名人对项目的支持力度以及他们在行业中的信誉和经验，可以帮助判断项目的潜力。

“名人的支持可以带来关注，但项目的实际价值才是决定其长期表现的核心。”Jeffrey Ding进一步表示，投资者应评估项目是否具备创新性、是否解决了行业中的实际问题，以及是否有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一个依靠名人效应的项目，如果缺乏技术实力和市场需求支撑，最终可能难以维持长期增长。

责任编辑：孟俊莲 主编：张志伟

林淑惠（记者 李美安）09月19日,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境内发生手持寻呼机爆炸事件，黎巴嫩公共卫生部长称，爆炸已造成9人死亡，约2800人受伤，其中约200人伤情危重。对此，美国《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爆料称，是以色列在出售给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的传呼机中安装了炸药，并于17日发动了本次袭击。

林淑惠（记者 林哲一）09月19日,�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