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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览新闻首席评论员 任凯14岁就参加工作？难道又是一个“少年老成”传说般的存在？近日，河南叶县常务副县长胡炜哲带队强拆大学生创业果园一事引发轩然大波，细心的网友发现，该常务副县长在叶县政府官网的工作履历曾有变化，其参加工作时间疑似由14岁改成了17岁。据极目新闻报道，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回应，正在核查此事。网页快照截图2021年11月9日，有网友保存的胡炜哲的工作履历，相关链接提醒这是叶县政府官网的网页快照。据显示，胡炜哲1971年5月出生，1985年3月参加工作。1985年3月至1999年12月在新华区人大常委会工作。继续打开这个网页快照，进入同一网站，页面依然显示的是胡炜哲的工作履历，区别在于，参加工作的时间是1988年3月，其他工作履历与网页快照内容完全一致。在没有官方正式回复之前，不能确定胡炜哲工作履历造假。但是其参加工作时间疑似由14岁改成17岁，确实有不合理之处，难免让公众生疑。如果是有关部门疏忽所致，应该迅速澄清并追责。干部履历是国家干部管理的基本资料，如果连这些资料都失真可以随意改动，那么，还有什么不能作假呢？政府官网代表着一地的脸面，背后是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背书，连干部履历这样最基础的资料、数据都存在错误，还怎么取信于民。如果确属本人履历造假，更应严肃处理。众所周知，干部选拔任用，年龄是重要标准之一，有的官场投机者把自己年龄改小，不外乎“占位子图帽子”。党员干部隐瞒真实年龄，是严重的违规违纪行为，既违背党纪党规，还扰乱了选人用人机制的正常运转，坏了政治规矩。履历被修改绝不是改几个数字的问题，从直接后果看，不仅破坏了干部履历的严肃性、权威性，就潜在影响说，这种行为伤害了社会公平正义，污染了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这位常务副县长在官网上的履历被修改，是录入人员疏忽造成的，还是说个人档案本身就存在猫腻？这事需要尽快调查清楚，并给社会一个交代。如果是一场乌龙，就该澄清事实真相，以详实、权威的调查廓清网络疑云，还这位常务副县长以清白；如若事实确凿，确实存在年龄造假，就要严肃处理，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弄虚作假行为。面对履历存疑的官员，希望当地不要以“录入失误”轻松地搪塞公众。作为政府信息公开部门以及负责干部任免的相关机构理应严格审查，一旦发现履历造假，必须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若仅是工作人员的疏忽，也应遵照作风懒散、工作不细致追究其责任。延伸阅读“领导带队强拆大学生果园”？河南平顶山通报微信公众号“平顶山发布”9月20日消息，河南平顶山市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针对近日网上反映的因补偿标准争议引发的“叶县强拆果园”一事，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已第一时间成立由纪委监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林业、司法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工作。“平顶山发布”发布通告截图据中国交通广播9月18日报道，河南平顶山市叶县的返乡创业大学生贾柯反映，大学毕业后，为响应国家的乡村振兴号召，他回到老家叶县任店镇承包了30余亩土地种植黄金梨树，并成立了平顶山梨花庄园有限公司。经过近十年的发展，他的果园先后获得了国家绿色认证，成为大学生创业基地。由于叶鲁高速的修建，他陷入了艰难的维权之路。贾柯说，“叶鲁高速项目需要占用他大约7亩果园，因为在赔偿标准上与叶县政府存在分歧，一直没有达成一致”。贾柯提供的叶鲁高速项目占用果园的示意图2023年6月份，叶县任店镇人民政府给贾柯下发了《限期清理通知书》，要求他于2023年6月14日前，自行清理种植的梨树。通知明确，如逾期不清理，镇政府将予以清理，由此造成的损失由贾柯自行承担。贾柯告诉记者，“政府下达限期清理通知后，他把任店镇镇政府起诉到了法院。2023年9月6日，任店镇人民政府又做出了撤回《限期清理通知书》的决定。2024年4月2日，叶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胡炜哲带领公安、交通执法、城管执法、任店镇政府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梨园进行了强拆。”贾柯提供的强拆现场视频截图贾柯：“4月2日，县政府由常务副县长带队，集结了400人左右，包括警车、铲车、特警、交警，大概有一百多辆车，三台施工用的挖掘机。他们到梨园里面，先把电路给切断了，然后封锁周边道路。然后把我家人的手机给夺走，把我们的人全部按在泥地里面抬走，关进附近的乡镇派出所里面，关了一整天。”贾柯向中国交通广播提供了一段他的父亲与叶县常务副县长胡炜哲的通话录音。在录音中，胡炜哲承认政府强拆了梨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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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CBA举办的体能测试中，部分球员未能通过体能测试引发外界关注，其中就包括四川男篮在今年刚刚选中的“第二轮状元”杨政。杨政是一位在短视频平台上拥有300万粉丝的网红球手，在街球圈、业余篮球圈、球迷群体中拥有较高网络知名度。自其宣布参加CBA选秀到最终被选中的整个过程，在各平台获得了巨大的关注。当杨政被选中时，不少球迷便质疑其是否真的有实力出战CBA职业联赛。而当杨政未能通过体能测试后，球迷群体的印象更加“坐实了”：“确实不是谁都可以想打职业就能打。”难道说，杨政还没开始上场打球，就要面临“失业”了？杨政2024年选秀大会第二轮第一顺位被选中 图/杨政SG微博多项成绩0分公开信息显示，1993年出生的杨政今年31岁，身高1.96米。中学时期，杨政曾在体校受过专业训练，但起初没有选择走职业篮球道路。近年来，杨政通过在街球、业余比赛中的高光表现，获得了球迷群体的关注。短视频传播的“加成”，令其在网络上享有一定知名度，杨政还因此受邀参加过部分篮球综艺节目。不少篮球爱好者和职业球员均认为，杨政已属于业余篮球选手中的“头部球星”。今年7月27日举行的2024年CBA选秀大会上，四川男篮在第二轮第一顺位（总排名21顺位）选择了杨政。自此杨政由一名业余球员转型成为一名“准职业球员”（尚未在正式联赛中出场）。由于选秀顺位的原因，杨政也被球迷称为“第二轮状元”。就在杨政成为“第二轮状元”后约一个月的时间，CBA公布了新赛季球员的体测要求，也正是这个体测让杨政暴露了自己作为业余球员与职业球员之间的差距。体测具体项目分别为：2分钟强度投篮、负重卧推、负重深蹲和专项速度耐力四项。其中，专项速度耐力又称17次折返跑（以下简称“17折”），需要跑4组，每组间休息2分钟，按照4组平均时间计算成绩。根据杨政1.96米的身高，其相应的达标成绩为64秒。体测当天的4组折返跑中，杨政第一组成绩为59秒81，第二组成绩为70秒72，两组17折后，杨政再也无力支撑剩下两组测试选择放弃，最终没有成绩。而在另一项体测项目2分钟强度投篮测试中，杨政第一轮投篮21中8、第二轮投篮22中7，因为没有达到规定的24次出手，同样没有成绩。杨政折返跑体测成绩公示 图/视频截图其他测试，杨政在深蹲项目得了满分。对于杨政在体测中的表现，篮球评论员杨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虽然CBA体测的科学性有待商榷，但绝大部分球员在统一标准下通过体测也证明：对于系统训练的职业球员而言，体测本质上难度并不大。结合杨政体测中的表现，杨毅认为，杨政折返跑时的体能分配、步点衡量、转身技术等细节似乎经验不足，这或许与杨政在被四川男篮选中后，迟迟未能跟队训练有关。“同样是‘网红球员’出身的矣进宏，虽然在CBA几乎整个赛季没上场，但一直以职业球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所以本次体测都是一遍过，非常轻松。”针对自己体测未通过，杨政日前公开回应称，在7月参加CBA选秀时，相关政策还是“30岁以上球员免测”，但选中后中国篮协突然公布了体测政策，自己有些“措手不及”。“准备体测（项目）的训练，需要很长的周期，我已经尽力了。除了工作以外，只要不忙的时间我每天都在训练。”杨政表示，还曾“自掏腰包”请训练师单独训练。中国新闻周刊从篮球业内了解到，杨政口中所谓的“工作”，是许久之前已经签约排期的不少商业活动，如果专心训练推掉相关工作，则需要承担违约赔偿。所以，杨政体测未过关，除其自身实力尚未达到职业球员要求外，也有场外事务过多影响系统训练的因素。大部分职业运动员无压力相比起杨政在体测中的“窘境”，绝大部分CBA职业球员完成得很轻松。中国篮协是在8月13日公布了2024—2025赛季CBA体测指导意见。该体测一改此前各队部分队员“抽测”的规则，要求CBA所有参赛球员除参加巴黎奥运会的三人篮球国手外，必须体能测试达标后才能“上岗”。如杨政所言，曾经“30岁以上老将免测”的条款也被废除。9月17日中秋节当天，新赛季CBA第一期体测全部结束。中国新闻周刊回顾全程发现，CBA各队除小部分球员因伤病、集训等原因未能出现在测试现场外，其余参与测试的球员则通过率极高，并未出现大面积无法通过的情形。全员通过体测的，包括有青岛男篮。队内投手王瑞泽2分钟强度投篮25中22，成为体测中第一个拿到投篮满分的球员。而卫冕冠军辽宁男篮，除4名国家队集训球员未能参加体测外，剩余球员也是悉数通过。值得一提的是，不少饱受伤病困扰的CBA老将也都在努力坚持，并“咬牙过关”。北京首钢男篮队长翟晓川伤愈复出仅系统训练3周时间，最终在针对性特训下“艰难通过”。山东男篮中锋陶汉林则是自曝，降重近50斤得以“勉强通过”。据陶汉林透露，新帅邱彪来到山东队后定了“规矩”，如果每天训练前称体重比前一日高，就先去跑田径场再训练。两个月内，陶汉林无论是训练，还是饮食方面都比较苛刻，最终通过体测拿到“上岗证”确实是系统训练的证明。山东男篮中锋陶汉林自曝减重45斤勉强通过体测 图/视频截图除杨政外，王奕博、贺希宁两位国手未能通过体测同样引发关注。对此，二人分别效力的浙江稠州俱乐部和深圳新世纪烈豹俱乐部管理层对外表示：王奕博因大量参加热身赛，身体状态疲劳，体测过程中有拉伤情况导致未能通过；而贺希宁是因为折返跑测试中，有一次折返未能按要求踩到边线，系因“犯规”被取消成绩。事实上，CBA展开大规模体测并非突发奇想。早在2011年，时任篮管中心训练科研部部长的宫鲁鸣就是全员体测的发起者。坚持了若干年，2016年CBA体测过程中发生了李晓旭跟腱断裂的“惨剧”，中国篮协被迫将全员体测改为“抽测”。宫鲁鸣此番以现任中国篮协副主席身份重新主抓竞训备战，恢复全员体测在篮球业内被认为“势在必行”。针对体测，宫鲁鸣近期也公开表示，个别运动员没能过关反映出平时的训练功底不够。“像周鹏这样的老运动员都能一次通过，不能因为个别运动员没过就‘因噎废食’，就认为测试有问题。不是测试出问题了，而是运动员出问题了。”网红球手，在用爱好挑战职业？杨政体测未通过后，部分支持杨政的球迷认为，对于一名业余球员，如果“梦想”的大门就此关闭，未免显得有些不公。而大部分的球迷则认为，在中国男篮战绩每况愈下的背景下，中国篮协设置体测标准，把那些“跑不动”、“投不准”、滥竽充数的球员淘汰出局，是理所应当的。对此，篮球产业从业者付政浩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虽然球员和球迷对CBA全面恢复体测一事观点不一，但当中国篮协提出这个方案时，CBA所有20家俱乐部无人反对，其中有不少俱乐部总经理还明确表示了积极支持的态度。”付政浩透露，过去几年间的休赛期，有俱乐部管理层曾反馈称，个别球员缺乏自律性，部分球员以各种借口婉拒参加球队统一夏训，而自己的训练质量则参差不齐。“虽然CBA选秀选中一些拥有网络知名度的球员可以提升球队话题性和关注度，但这类球员尚且明显不具备CBA竞争力，往往整个赛季也无法获得出场机会，所以不少CBA管理层就认为，体测确实就是这种可以去粗取精、汰劣存优的门槛。”付政浩说。杨政出战业余篮球赛事 图/杨政SG微博与之对应的是，杨政在回应体测风波时的另一番表达，颇为耐人寻味。“早知道有体测，我就不参选了。”“我去（参选）就是想看看CBA是怎么一回事。”如此“轻飘飘”的表达，也进一步让外界质疑，杨政希望成为职业球员，其“动机”到底是什么？尝试成为职业球员，究竟是一件“可进可退”的事，还是一件“奋不顾身”的事？在杨毅看来，杨政是否真心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仍需要打上一个问号。“或许杨政很想打CBA，但当需要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作为代价的时候，他是不是还真心想打，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杨政体测前，效力于CBA山西男篮、中国三人男篮国手张宁也曾经“灵魂发问”：“不管你是追梦也好，还是不在乎挣钱也罢，想要到职业赛场上场打球，想受人尊重，第一步先把体测过了。”根据CBA此前发布的公告，CBA在赛季开始之前还有一次补测，在赛季第五轮之后仍有一次补测。算上结束的体测，如果三次测试都没有通过的话，CBA便不会再安排测试。杨政想要真正成为职业球员，踏上CBA赛场，还有两次机会。后续的体测结果，或许能看出，杨政是否真的敬畏“职业”二字。作者：叶珠峰编辑：胡克非

在生命的最后五个月，阿雅的母亲转院了7次。2023年1月，一次感冒后，原本患有肺炎、在家休养的母亲病情急转直下，感到胸闷气短、呼吸困难，阿雅急忙联系救护车将母亲送入离家不远的北京某顶级三甲医院。阿雅的母亲住院 受访者供图住院15天后，尽管母亲还无法脱离呼吸机，医生仍告知阿雅需要为母亲办理出院手续。此后，阿雅的母亲辗转于一个又一个医院，每次住院15天左右，就被要求出院。起初，为了母亲能继续住院，阿雅也争取过，但主治医生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我也没办法。如果超支了，哪怕是院长都结不了账，您就别让我为难了。”图为医保服务站 资料图在母亲去世后，阿雅了解到，医生说的医保报销政策指的是，近几年大规模推广的DRG/DIP医保支付改革。“原来，医院衡量病人，不只有医疗指标，还有医院考核、经济效益和医保控费。”“不成文的规定”2016年10月，因频繁咳嗽，阿雅73岁的母亲确诊了特发性间质性肺炎。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被治愈的慢性疾病，被称作“不是癌症的癌症”，“我妈当时肺功能还剩30%，没有特效药，说白了就是拖时间。”2023年1月，阿雅母亲的病情开始“断崖式”恶化。“到了医院，血氧饱和度低到了80%以下，正常人是95%以上，我还在傻傻排队呢，急诊科医生直接冲出来把我妈推到了ICU病房抢救，5天后才转入普通病房。”阿雅的母亲患有特发性间质性肺炎 受访者供图住院第15天，医生找到阿雅，告诉她病人目前病情稳定，可以出院了。医生的理由是医院病人多，容易交叉感染。回家不到一个月，母亲病情再次恶化，“喘不上气，憋得慌”，血氧又掉到了70%，阿雅不得不再次将母亲送回上次就诊的医院。但这次，阿雅却遭到了医院的委婉“拒诊”。图为医院门口 资料图“医生说如果进他们那，他们就要做气管切开手术送ICU，之后家属就见不着病人了，对彼此都不好。医生建议我们送到另一家医院去保守治疗。”第二家医院接纳了母亲，但同样不允许长期住院。15天后，医生以“二级医院条件更好”让她们转去其他医院。阿雅母亲住院15天后被要求转院 受访者供图此时，阿雅母亲已无法自主呼吸，一刻也离不开医用呼吸机。每一次进出医院都像一场打仗。除了出入院手续、联系救护车、寻找接收医院这些麻烦事，最让她心疼的是老母亲受罪。由于长期大剂量服用激素，阿雅母亲的骨头已异常脆弱，“打个喷嚏就可能骨折，每次抬她都得小心翼翼，救护车路上一颠簸，我就紧张。”每次转院，阿雅都被要求签署免责声明，“相当于说死在路上算我的”。她不愿意让母亲拖着一堆医疗器具奔波辗转，“用上呼吸机我妈的血氧都不到93%，这么严重的病人为什么非让人转出来？”可是没办法，这次的主治医生跟阿雅关系不错，她说得很直白：“医保报销有规定，您别难为我了。”同病房的病人家属悄悄跟她说，这已经是“惯例”：“单次住院不能住太久，你可以试试先办出院再进来”。医院走廊的病人身处湖南的刘凰也熟悉这一“惯例”。2020年，她外公的喉部因恶性肿瘤每个月都会出血，疼痛难忍。可每次送外公去医院，医生都以“未达到住院标准”拒绝收入院，最多将外公安置在急诊病房，做简单的止血、止痛、消炎处理。医生也说得很直接：“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收同一个病人入院，又不做大的治疗，医保查到肯定会问责，整个科室都会受罚。”医保改了啥？医生们提到的医保政策，正是近年来大规模推广的DRG（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DIP（按病种分值付费）医保支付改革。DRG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后来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等国家纷纷效仿。2019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先后在100多个城市推行DRG和DIP付费试点改革，要求2024年底，医保支付改革覆盖全国所有统筹地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与管理学系讲师崔斌，长期从事医疗保障政策研究，现为国家医保局DRG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成员，DIP付费国家技术指导组专家。据他介绍，过去医保和医疗机构结算时，是按医疗服务项目付费。做了多少检查、治疗，医保就报多少，项目越多，医院收入越高。尽管医生看病比较自由，但也容易造成过度医疗，浪费医疗资源。图为医院就诊的患者而改革后的DRG/DIP支付则是按病种付费。简单一点讲，把诊断相似、治疗手段相似、费用相近的患者，划分成一个病组（种），再制订一个相对固定的病种支付标准，类似于买卖中的“打包一口价”。病种支付标准则是根据各地过去三年这一病组（种）里，患者的平均治疗费用来确定的。这个支付标准再扣除病人自费的部分，就是医保基金支付给医院的报销额度。比如，医生给患者诊断为阑尾炎，采取手术切除治疗，假设对应的病种支付标准是5000元，5000元减去应患者个人负担的1500元，医保支付给医院3500元。如果医院实际总花销4000元，则结余1000元归医院所有；但如果医院实际花了6000元，超出的1000元需要医院自付。正在做手术的医生 资料图“大数据告诉我们，一个地区、同一类疾病、同一种治疗手段，治疗费用应该是差不多的。同样治疗阑尾炎，有些医院只花2000元，有些医院要花2万元，这就不合理，应该遵循一定的临床规范，减少治疗随意性。”“DRG/DIP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医生看病更规范、更精细，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减少浪费。”崔斌解释道。医保改革下的医生随着医保改革全面铺开，“医院还敢不敢收危重病人”“医院会不会催着病人早出院”，民众的担忧也越来越多，国家医保局多次出面回应。今年4月，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心宇在新闻发布会上提到，对于一些医疗机构以“医保额度到了”的理由强行要求患者出院、转院或自费住院，群众可向当地医保部门举报。阿雅和刘凰都没投诉过医生，她们知道医生也没办法。浙江某大型三甲医院的内分泌科住院医师夏夏透露，他的科室主任就明确表示，“收起同情心、共情力，拒绝慢病和重病患者”，要求首诊医生在办理住院时，提前算好患者花销会不会超标。科室把医生划分成若干责任小组，谁收的病人超支了，谁所在的小组就要为此负责。超额的钱由科室承担部分，医生和主管护士也要承担部分，“整个科室的奖金，还有其他同事的职称评定都受影响。所以，谁收治了超标患者，就会被整个科室嫌弃。”医院里忙碌的医护夏夏介绍，因为治疗费用超标，他每个月都会被扣2000多元的绩效。“刚入职前几个月，每月绩效只有几百元，根本养不活自己。年轻医生被捶打多了，就不得不学会心硬。”多位医生表示，病人实际花销超过报销额度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手术操作少、疾病报销额度较低的科室尤为严重。华中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医生飞飞所在的老年病科就是其中之一，“老年人基础疾病多，一个肺部感染就可能导致心衰、呼吸衰竭，需要综合治疗，而DIP付费是根据主诊断和主要技术操作（比如手术）来决定的。很多老年病没有什么技术操作，报销额度很低，实际花销经常超标，只能医院承受亏损。”好在，她的医院目前还未从明面上扣除科室和医生的工资、奖金。事实上，不光医院对病床周转率、医疗花销有要求，如果患者住院时间长、费用高，医保部门也会找上门来。果果是华东地区某地级市三甲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主治医师，据她介绍，如果病人住院超过30天，医保部门会反复核查病历、医嘱，要求医生说明原因。“每个病历多少都能查出点问题，因为治疗难免有大夫的主观判断。拿我们呼吸科来说，病人肺部感染，需要做痰培养，但有些病人咳不出痰，查不出细菌。对危重病人，我们会根据经验使用高级抗生素，但光看化验报告是无法支持这一行为的。医保核查时只看纸面上的东西，‘既然细菌阴性，为什么要用这个药？’”多重压力之下，“劝患者早日出院”“劝退慢重症患者”成了很多医生不得不为的无奈之举。改革的磨合崔斌曾参与四川、云南、陕西等多地医保付费改革的政策设计、运行监测和效果评估。据他观察，医保改革之后，确实存在部分医院亏损、“医生又看病又当会计”等现象。在他看来，这不完全是DRG/DIP的“锅”。“DRG/DIP给出的病种支付标准，不是最高限额，实际花销是允许超过额度的。原则上，有超支，自然也会有结余，总体上是能平衡的。医院简单粗暴地一刀切，不允许超支，是对医保政策的片面理解。”“造成亏损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病案编码是不是准确，有没有纳入合并症，各地DRG分组是否有足够的区分度，住院临床诊疗方案是否最优；更重要的是，DRG/DIP的系统复杂而庞大，医院应该有专门的运营部门来做精细化管理，而不是让医生算账。如果还是粗放式管理，亏损是必然的。”图为医保服务站更重要的是，医保部门、卫健部门和医院，要协同配合。临床要理解、运用好DRG/DIP系统，临床的合理需求也要及时反馈到医保政策中。而现在，不少地方的医保部门和医院还处于“斗智斗勇”的磨合状态。比如，医生飞飞下诊断时会反复斟酌，“某个严重肺部感染的患者实际花了8000元，肺部感染的DIP报销额度是4000元，更细分的革兰阴性细菌性肺炎的保销额度是7000元，那我们就会选后者，让医保回款更多，医院亏损更少。”又比如，与“劝超支病人转出院”相对的，医生夏夏透露，由于当年的实际支出费用会影响第二年的报销额度，因此，为了不让下一年度的额度减少，对于花费少、想提前出院的病人，他们会马上劝住。不过从整体来看，医保改革已初有成效。今年6月，南京市医保局宣布，2023年南京全市医疗机构结余15.4亿元，省人民医院等例均治疗费用同比下降。崔斌也展示了一组数据，某省会城市2023年的职工医保年度个人自付费用从2021年的5300元下降至4400元；居民医保年度个人自付从2021年7900元下降至6400元，参保人的住院个人负担明显减轻。但崔斌也承认，“DRG/DIP更适用于急性短期住院患者，住院动个手术很快就能好，对于肿瘤晚期这类慢性疾病，更适合在康复中心、护理院住院，使用床日付费、项目付费等支付方式，但目前国内在慢病康养这方面还相对欠缺。”（应受访者要求，阿雅、刘凰、飞飞、夏夏、果果均为化名）（央视）

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河北90后女子王芸（化名）在举报青岛某国企前高管刘某涉及违法犯罪后，收到对方的200万元“补偿款”。之后，她因犯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查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其有期徒刑十年。该案一审判决书内容显示，双方之间对于200万元到底是民事赠与还是敲诈勒索，在庭审过程中成为争议焦点。被举报的青岛某国企前高管刘某（受访者提供）9月19日，王芸的母亲纪女士告诉封面新闻记者，当初刘某支付的200万元，属于给她女儿的经济补偿，“刘某曾给我们安排工作，还答应和我女儿结婚，但事后又反悔，说可以给我们补偿。”在这起案件背后，还涉及一起国企前高管与女下属之间的婚外恋纠葛。而刘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他已经不上班，处于在家养病状态，在他看来，对方（王芸及其家属）的行为属于敲诈勒索，至于自己与王芸的关系到底如何，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已经查明并作出判决，目前他正在继续寻找证据并申请执行。前国企高管与女员工发生关系后被举报：女子索要200万元赔偿并解决家属工作王芸与刘某的相识，要追溯到2017年。当时，刘某是青岛某国企的法定代表人，其公司国外项目招聘资料员时，员工王某推荐其妹妹王芸来做此工作。该案一审判决书载明，2017年9月，王芸回到青岛项目上看望其母亲时，与刘某在公寓发生性关系。刘某称，第二天，王芸就让其与现任妻子离婚，没有得到同意，双方从2017年至2019年间一直保持着这样的关系，并因为离婚问题出现过多次冲突和争吵。到了2019年2月，王芸及其家属与刘某协商处理此事，并到了刘某单位，要求刘某支付给王芸看病的费用。刘某称，在协商过程中，王芸曾提出过五点要求，“一是必须离婚，二是赔偿2000万元，三是给王芸和哥哥安排工作，给王芸嫂子购买北京的社保，四是负责王芸看病的费用，五是扇现任妻子100个耳光。”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判决书内容显示，刘某说，这些要求自己做不到，双方不欢而散。而这之后，王芸的家属连续三次到刘某的办公室要求答复，并拦住刘某的车辆不让其外出，刘某的朋友和王芸家属爆发肢体冲突，双方纠纷在派出所协商解决。三个月之后，刘某说，王芸开始分别向哈尔滨铁路局、青岛地铁集团、青岛市建设管理处等部门进行举报，举报刘某所在的公司存在挂靠、监理资料造假、员工使用假身份证等情况，相关部门开始进行核实，导致刘某负责的某监理项目受到影响。为了处理这些事，刘某主动约王芸协商，希望对方不要举报。刘某称，期间王芸提出赔偿600万元，否则就将他们一家送进监狱，刘某回答“做不到”。之后，王芸又多次向刘某的公司和相关部门举报，2024年7月14日，刘某先是给王芸转去了50万元，7月16日，王芸和哥哥王某又找到刘某协商。商谈最后，双方达成协议，刘某赔偿200万元，分三次支付，并解决王芸、王某及其妻子的国企工作问题。刘某分三次给王芸转去50万元、58万元、42万元之后，王芸的“举报”并未停止。两个月后，王芸又开始继续举报，刘某准备材料选择到派出所报案处理。一审法院判决犯敲诈勒索罪女子家属：200万元是对方打来的“补偿款”刘某和王芸及其家属，经历过三次谈判。第一次谈判是在北京市丰台区的一个茶馆，王芸和哥哥王某提出要2000万元赔偿，刘某没有同意。第二次是在河北省某大酒店王芸和王某提出要600万元赔偿，双方没有达成统一意见，第三次是在刘某的公司，王芸和王某提出要200万元赔偿和三份国企工作。该案一审判决书显示，多个证人证言表明，王芸及其家属在谈判过程中曾提出，如果刘某不给钱，就会到刘某的单位和上级部门继续举报，将刘某送进监狱。双方谈判的中间人曾劝告，让王芸家属“要价不要太高，合理赔偿就行”，但在刘某分几次给王芸转去共计200万元后，王芸仍然继续在举报和投诉刘某。记者注意到，2019年12月，在刘某报案过后，王芸和哥哥王某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警方查获。2020年1月22日被逮捕。2022年6月，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王芸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王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责令被告人王芸、王某退赔被害人刘某人民币二百万元。检察院起诉书部分内容截图公诉机关指控，2019年2月至11月期间，被告人王芸伙同王某，以举报被害人刘某犯罪相威胁，敲诈勒索被害人刘礼人民币200万元。而关于这200万元到底是“敲诈勒索”还是民事赠予，王芸的母亲纪女士在2024年9月18日告诉记者，她觉得这是刘某给的“经济补偿”。她说，“当初刘某主动找到我和我儿子，求我们劝王芸接受他的经济补偿，后来给完补偿半年后又告我们敲诈。”被举报者回应：因此事已在家休养 正在寻找证据申请执行2024年9月19日，对于该案的相关情况，记者也联系到刘某。他告诉记者，这件事情目前的情况是法院已经判决了，但是被告人却并没有执行法院判决，他正在寻找证据继续追缴这200万元。“我现在没有工作，是在养病状态，因为这件事，他们多次到我们单位投诉和举报，就是说我如果不给钱，就把我单位整完。”刘某称，对于和王芸的关系，可以到法院和公安局进行核查，但是现在他需要继续寻找证据，申请强制执行，追缴之前的欠款。

� “像牲口一样被拖走。”9月19日，在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贾柯回忆，当时非常绝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他说，5个月前的那天，是一家人的噩梦，因为自己的梨园遭遇强拆，家中4名上前录像取证的妇女和老人被按倒在泥地里，被抢走手机。贾柯家人被强行抬走 图/受访者提供贾柯，是河南叶县任店镇梨花庄园的负责人，自2014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返乡创业，筹建梨园。30亩的梨树从细细的小树苗长成结满硕果的大树，他等了五年。他的梨树结出的果子大而甘甜，客人络绎不绝。他的果园也获得了国家绿色认证，成为大学生创业基地。但他没想到的是，一切欣欣向荣之际，一条公路的修建，让他陷入艰难的维权之路。公路修建需要占用梨园部分土地，但他在赔偿标准上与叶县政府产生分歧，一直未能达成一致。4月2日那天上午，梨园被断电，随后遭到拆除。直到最近被总台曝光，方被公众广泛知道。对此，南方都市报评论称，征地必须有法可依，必须谨守法律程序，不能违反法定程序而暴力强征。这是行政法治所应给予社会的最基本示范。9月20日，平顶山市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针对近日网上反映的因补偿标准争议引发的“叶县强拆果园”一事，平顶山市委、市政府已第一时间成立由纪委监委、自然资源和规划、农业农村、林业、司法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工作。“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贾柯表示，“一条公路项目斜穿梨园，需要占用他大约7亩果园”。但他同任店镇政府以及叶县政府在赔偿标准上产生分歧，一直未能达成一致。2023年6月13日，任店镇政府就曾对贾柯的果园下达过通知书，贾柯聘请了北京律师在叶县法院立案。接到开庭应诉通知的任店镇政府随后做出了撤回《限期清理通知书》的决定。但令贾柯没有想到的是，2024年4月2日，在没有提前收到任何通知的情况下，他的果园遭到拆除。贾柯表示，当天上午7时，梨园四周突然聚集各类车辆100多台，钩机3台。果园被断电，过往车辆不许停车，更不许下车拍照取证。随后，贾柯的母亲、妻子、二姨以及爷爷等4人由于录像取证被按倒在泥地里，取证手机也被抢走。4人随后被强行抬出果园，关进派出所。贾先生的梨园贾柯表示当时非常绝望，“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当天晚上将近9点，派出所通知贾柯领人。他见到家人时，对方已泣不成声。他说：“当时感觉天都塌了。”贾柯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记者提供了一段他的父亲与叶县常务副县长胡炜哲的通话录音。在录音中，胡炜哲承认政府强拆了梨园。胡在电话中表示：“拆迁（梨园）我到场了，专班的负责人，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也到场了。我们是为了项目的进展，我愿意承担责任。我不管是谁，我不只是针对你，我是因为重点项目在叶县落不了地，我是参与了拆迁，那一天，作为众多的拆迁组织的领导，我也不是官最大的。”叶县县委宣传部转发给记者一份盖有叶县任店镇人民政府公章的情况说明。其中提到，2024年4月2日，在同贾宏勋（贾柯的父亲）反复协商无果的情况下，施工方中交二公局在我镇政府及县有关部门配合下，开始在该规划区域施工。贾宏勋亲属进行阻工，工作人员介入稳控疏导。中交二公局项目负责人李矿森向中国交通广播记者表示，“他们只负责建设施工，并不负责征地拆迁工作，拆除梨园的当天是政府通知他们进场施工的”。赔偿标准套用已作废文件贾柯与叶县政府冲突的关键是赔偿标准问题。2023年11月8日前后，负责协商的任店镇党委相关工作人员要求贾柯和公路工程方面各自找评估机构对所占果园进行评估，双方同时找到了河南百信评估公司。一周后，评估公司口头告知贾柯，所占果园评估结果为319万。贾柯表示，因叶县领导不同意按此结果对其进行补偿，也不愿出评估费用，该评估报告烂尾，不了了之。他说，任店镇干部后来表示，只能按零星果木标准补偿18万元。贾柯表示，叶县任店镇政府跟他谈的补偿标准，依据的是平顶山市人民政府文件《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征地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通知》（平政【2017】33号）按零星果木进行赔偿。他认为自己的果园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完全可以认定为经济林。两者的补偿标准相差悬殊。平政【2017】33号文件规定，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土地用途确定为林地的，其中果树类和林木类中属于经济林的，补偿标准严格按照《河南省林业厅关于调整国家建设征收占用土地上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17】2号）相关要求执行。贾柯承包的土地属于耕地，根据该条规定，即使种植大面积的梨树，也只能按照零星果树进行补偿。贾柯对此存在异议。为此，他联系到河南省司法厅。2024年7月19日，河南省司法厅明确给予其答复表示，河南省林业局于2020年11月9日出台《关于征收农用地区片经济林补偿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豫林经【2020】167号），其中明确规定“豫林经【2017】2号”同时废止”，因此，平政【2017】33号文件中关于“土地性质是林地才算是经济林”的规定随之失效。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报道，叶县任店镇党委副书记张强对此回应称，“赔偿只能依据平顶山市33号文来进行。对于河南省司法厅的回复，我解释不了。大学生创业果园被强拆 视频截图“我爸妈和妻子都在埋怨我”2014年，贾柯从河南城建学院毕业后，他称响应叶县县委县政府号召返乡创业，创办占地30亩的梨花庄园农业综合体进行黄金梨果树种植，并成立公司、注册商标实施品牌经营。他表示，自己满怀立足农村创业的梦想，先后通过银行贷款、家人支持和亲友筹措等途径，对梨园持续大力投资，常年在修剪、授粉、蔬果、套袋等重要管理期高薪聘请外地农艺师团队驻园实施精细化管理。用大量发酵农家肥、发酵芝麻饼、骨粉有机肥和生物制剂取代化肥和农药，投入成本巨大。贾柯的品牌“绿珍客”黄金梨曾在市场上卖出过8元/斤的高价，并于2018年通过农业农村部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的绿色食品认证，2020年步入河南省“知名农产品品牌”行列。他表示，自己的果园已成为当地有名的大学生创业基地，还带动了周边二十多家农户在门口就业，正联系多名回乡大学生在这里共同创业。贾柯果园的生意受到很大影响，营业额几乎腰斩。他说：“很多人不明所以，觉得我们有纠纷，不敢来买梨，隐性的经济损失也很大。虽然绝大部分村民都报以同情和支持的态度，但也有不少人在围观、看笑话。”贾柯果园中种下的天然屏障植物“铁篱寨”被毁坏，果园大门也被拆除。对此，他很无奈。为防止偷梨问题，他曾睡在果园里。贾柯的家里也因梨园一事闹得很不愉快。他说：“我爸妈和妻子都在埋怨我。”大学毕业后，贾柯家中曾为他找过一份还不错的工作，但被当时一心创业的他毅然拒绝了。如今，创业的果园却被强拆，他感到十分可悲。对于上级联合调查组发布的通报，贾柯在接受九派新闻采访时称，“希望有个好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