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本报记者 黄永旭 西安报道

　　房地产行业公摊制度之争绵延多年，未有定论。近日，湖南湘潭房地产政策中，“套内面积”计价方式，再一次引发关于公摊面积的热烈讨论。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公摊面积作为购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常常成为购房纠纷的焦点。从众多消费者维权案例可以看出，由于公摊面积的定义和计算方式并不透明，致使购房者难以判断房产真实价值，从而遭受了权益损害。因此，按套内面积计价方式的出现，才引起了“取消公摊”的猜想与讨论。

　　关于公摊面积的讨论再度冲上热搜，“取消公摊面积”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那么，取消公摊面积的时机真的到了吗？

　　“只是计价方式不同”

　　我国现行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中规定，商品房销售可以按套（单元）计价，也可以按套内建筑面积或者建筑面积计价。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变化，购房者对房屋价值的认知与需求更加明确，按套内面积计价这一更为透明的方式，开始逐步进入大众视野。

　　9月5日，湖南省湘潭市发布《湘潭市促进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要优化住房销售方式，房地产开发企业可实行按住房套内面积（不含公摊面积）计价宣传销售。

　　记者发现，湘潭市并不是第一个探索按套内面积计价方式的城市，早在5个月前，广东省肇庆市发布通知，从5月1日起，全市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宣传销售方式，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的城市。

　　“因为公摊面积确实是存在的，按套内面积计价只是改变了房屋价格的计算方式，并不会影响同一套住房的总价。反而调整后，房屋单价提高了，购房人又会产生另一种质疑，认为房价提高了，更买不起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京津冀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赵秀池表示，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的做法，初衷是好的，但未必起到应有的作用。

　　记者从多位房地产从业人员处了解到，长期以来，房地产交易流程中，一般是以房屋建筑面积为计价方式，其中就包含了公摊面积。体现在房屋产权证上面就是房屋建筑面积，包含了套内建筑面积和公摊面积。“在商品房宣传销售过程中，这种计价方式的确会存在公摊面积不透明的情况，购房者关于公摊面积、套内面积存在信息差，导致很多公摊面积占比高的项目购房者认为自己被坑，从而产生很多纠纷。”

　　西安房地产行业资深分析师朱郁表示，按套内面积计价政策的相继出台，反映当前购房者对市场透明度的需求。因消费者对购房透明度的需求更加迫切，对传统按总建筑面积计价方式感到不友好、不合理，这当中包含了公摊面积，导致实际面积与支付费用不对等的情况，需要更为透明的“保障”。所以，按套内面积计价的政策，可以降低购房者的顾虑，有利于购房者对房屋价值的判断。

　　“相较于按建筑面积计价，按套内面积计价方式对购房者来说，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实际购买的居住空间大小，减少了因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纠纷。”中国企业资本联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认为。

　　“公摊问题复杂而多维”

　　如今房地产发展现状下，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取代传统的计价方式，逐渐演变成一种趋势。在促成这种趋势和变化的过程中，“公摊面积”可谓功不可没，是其中绕不开的重要因素。

　　多年来，购房者普遍反映公摊面积不透明、不公平，增加了购房成本，降低了实际居住体验。因此，公摊面积引发的纠纷不绝于耳，社会各界对于“取消公摊面积”的呼声也不曾中断。

　　成都一位购房者秦风（化名）告诉记者：“买房的时候不太懂，当时宣传是建筑面积120平方米，对我们小两口来说，是挺大的了。但是，收房之后，实际使用面积不到70平方米，公摊系数超过了40%，感觉上当受骗了。后来，总算知道了房屋总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套内使用面积、公摊面积这些概念，只能说公摊面积这里水太深了。”

　　公摊面积制度在我国存在已久。2001年施行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中明确，商品房建筑面积由套内建筑面积和公用建筑面积共同组成。因此，公摊面积是指由整栋建筑的产权人共同分摊所有的整栋建筑公用部分的建筑面积。

　　通俗地说，大家普遍认为，公摊面积指的是建筑物中所有业主共同使用的区域面积，包括但不限于电梯井、楼梯间、公共走廊、物业管理用房等。

　　柏文喜表示：“实际上，公摊面积是一个计算出来的概念，在购房过程中，购房者看不见、摸不到的概念。而且，公摊面积的计算方式复杂，标准也不统一，购房者往往难以弄明白，但很多购房者因此而花了许多‘冤枉钱’。”因此，随着房价的上涨，即使是小比例的公摊面积，也意味着较大的经济负担。

　　“但是，公摊面积是客观存在的，如入户大堂、电梯井等，这些空间对于住宅功能是必要的。因此，是否应该取消公摊面积，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短期内全面取消公摊面积可能面临挑战，但长期来看，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这一模式有可能逐渐被改革或替代。”柏文喜说。

　　朱郁则表示：“关于公摊面积制度的去留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问题，涉及购房者权益、房地产市场规范、开发商利益等多个方面。关于是否应该取消公摊面积制度，仍需要综合考量。”

　　朱郁认为，目前的公摊面积制度有其优势、合理性。公摊面积制度通过按比例分摊公共区域的维护费用，可以避免某些业主过度使用公共设施而导致的资源不均，能够确保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与使用。且公摊面积的存在有助于提升建筑的整体品质和居住体验，因为公共区域的良好维护直接影响到居住的生活质量。

　　“同时，公摊面积制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弊端，比如计算方式不透明。公摊面积的计算缺乏统一标准，不同开发商对公摊面积的计算方法可能存在差异，导致购房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了额外的费用。而且，公摊问题难以监管，具体标准和细则不明确，给了开发商很大的操作空间，容易出现‘乱公摊’和‘只公摊成本，不公摊收益’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增加了购房者负担。”朱郁说。

　　“得房率才是硬指标”

　　湘潭市公布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在热情高涨的讨论中，除了“取消公摊面积”的声音之外，“提高得房率”也成为新晋焦点。

　　面对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去年中央作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其中之一就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而且，住建部部长倪虹也在多次会议中强调，要“下力气建设好房子”，优化增量住房。

　　因此，根据政策导向，多地将优化增量住房作为发力点，而提高得房率也顺理成章成为各界共识。深圳、佛山等多个城市相继出台政策，鼓励建设高品质住宅，开发高得房率产品。在市场方面，越来越多的新房项目开始将得房率当成营销卖点，一些得房率较高的项目也跃升为购房者关注重点。

　　西安某房企高管何靖（化名）坦言：“眼下的房地产市场，只有高得房率才能吸引客户，这个已经是硬指标了。业内有句玩笑话说，现在进入第四代住宅时期，谁家产品得房率低于90%都不好意思出来卖房。”

　　何靖表示：“简单来讲，第四代住宅就是拥有‘错层式’的挑高露台的大平层产品。目前，西安第四代住宅项目主要分布于高新区、港务区、曲江新区及航天板块，项目得房率大部分都超过了90%，甚至有产品得房率达到近110%。”

　　“这一类产品共同的特点就是，面积大、得房率高、总价高。之所 以能做到超高得房率，其原因在于两方面：最主要的是赠送面积，基本上这类产品结构内阳台面积都是半赠送，而‘错层式’挑高露台面积都是全赠送；其次就是在保证品质和居住体验的情况下，尽量缩减公摊面积

　　以西安保利某项目为例，该项目建筑面积188平方米型产品，赠送其南向及侧向外挂露台和奇偶层错层面积。阳台、飘窗赠送面积19.5平方米，露台赠送面积30.9平方米，总共赠送面积为50.4平方米，赠送率约为27%，得房率为106%。

　　朱郁表示，长远来看，公摊面积制度或逐步向更加合理、透明的方向演变。随着越来越多城市和项目优化住宅产品，提高得房率的趋势也更加明显。

责任编辑：李桐

牛佩珊（记者 曾丽芬）09月21日,鹤岗市合兴家园有2栋楼已经住进了居民 王迎超/摄东山区政府部门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调查当年卖2号楼一事。中房报记者 王迎超 高中华 鹤岗报道“杨总又来村里要钱啦？”面对合兴村乡亲们的调侃，鹤岗市永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永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杨俊丽羞恼不已，“你们是住上楼了，我们把楼建起来10多年了，却一分钱没看到。”2012年，作为村招商引资企业，永升公司开始建设黑龙江省鹤岗市东山区蔬园乡合兴村合兴家园，共三栋住宅楼，该项目属于黑龙江在全省开展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建设新型农民社区的试点，得到了鹤岗市各级政府和领导的重视。但由于当年“抢政绩”的风气盛行，合兴家园项目在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便仓促上马。合兴村村委会没有钱，时任村主任的陈祥阁称每个试点村可以得到省里2000万元拨款，让施工方前期垫资建设，永升公司垫付了2000余万元将合兴家园建至封顶，后期黑龙江省政府领导换届后，拨款却被叫停。为了追讨工程款，杨俊丽与永升公司实控人杨永余无数次奔波于村委会、乡政府、区政府之间，得到的答复却往往是“再等等”“走诉讼程序”。高昂的起诉费用和漫长的诉讼过程让他们望而却步，合兴村村委会的换届更是让这笔债务仿佛成了“无头债”。更令他们心寒的是，2020年，合兴家园的2号楼在被东山区政府出售用于安置动迁村民后，所得的款项却并未用于清偿永升公司的工程款。9月6日，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与鹤岗市委宣传部和东山区委宣传部门取得联系，提出了采访要求，但截至发稿前，并未得到对方回复。最新消息显示，东山区政府部门近期找到了杨永余进行协调，并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先上车后补票”合兴家园3号楼已闲置多年 王迎超/摄将时间拨回2012年四五月份，时任合兴村村主任的陈祥阁找到永升公司实控人杨永余，说是要在村里建楼，是属于全省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试点项目。当时杨永余多次去了村里实地考察，还旁听了蔬园乡政府开会，陈祥阁告诉他将来省里会给2000万元专项拨款，资金方面肯定没问题。综合考虑后，永升公司决定将这个工程揽下来，2012年8月1日工程正式开工建设。“这个项目确实得到了鹤岗市各级领导的重视。”陈祥阁告诉记者，当时的鹤岗市委书记、市长、纪委书记曾多次开会布置工作，黑龙江开展城乡一体化建设试点就在鹤岗，而鹤岗的示范村首提的就是合兴村，各级领导总来村里调研，甚至半夜都来，那会真得很风光。对于陈祥阁的说法，记者从2012年7月10日印发的《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方案》和媒体相关报道中得到了印证。据《黑龙江日报》公开报道，2012年3月29日上午，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启动仪式在东山区兴华村举行。时任鹤岗市委书记杜吉明公开表示，鹤岗市各相关部门正积极工作，争取在短期内把鹤岗市的城乡一体化工作抓出成效。同年2月中旬，鹤岗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实施方案》，设立了实现高标准城乡一体化的总体目标，即全力打造全省乃至全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特色城镇化建设先行区、新农村建设样板区。同年7月份，《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推进方案》正式印发。方案提到，抢抓鹤岗市被列入全省区域中心较大城市和沿乌苏里江四县（市）政策支持体系的难得机遇，全面提速鹤岗市城乡一体化建设。关于蔬园乡合兴村，方案提到，2012年重点启动首批包括蔬园乡在内的6个整镇推进示范镇36个新型农民社区7个中心村建设，蔬园乡撤乡建镇，新建蔬园镇和裕民、合兴等8个社区。按照社区标准建设农民新型社区，让农民真正过上与市民无差别的生活。为了推动工作，鹤岗市还成立了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由鹤岗市农业委员会牵头。陈祥阁回忆，当时他从市里了解到的政策是，每个试点村省里会给拨2000万元启动资金，而且当时鹤岗要建松鹤生态新城，规划会占村里70多万平方米的地，加上征地补偿款，建设资金方面肯定没问题。陈祥阁告诉记者，市里当时让他们先找一个有资质的建筑公司，手续可以后补，就找到了永升公司。永升公司与合兴村签订的施工合同约定，施工款按月工程量进度拨付。“每次找村里要工程款都说领导正在办，等补贴款下来马上给，让我先垫资抓紧干。”杨永余告诉记者，2012年11月时，3栋住宅楼已经主体封顶，等到2013年9月，干完了抹灰、安窗户等工程后，当时3栋楼的工程量已完成80%以上，共180套住宅和96个车库，“现金投入1400多万元，加上材料人工费等超过2000万元，全是企业垫付的，光民间借贷就借了六七百万元，已经无处可借，我们实在垫不起了。”至此，合兴家园工程正式停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文，同意将鹤岗市列为全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区域试点单位记者注意到，一直到2013年5月7日，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才发文，同意将鹤岗市列为全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区域试点单位。而鹤岗市东山区的城乡一体化试点项目合兴家园已经在2012年8月未批先建开始施工，到同年12月底三栋住宅楼已经建设封顶。2013年，合兴村的建设规划等审批手续开始陆续启动补办程序，合兴村未批先建的违规行为后期还被市里点名和处罚过。合兴村的建设规划等审批手续到2013年才开始陆续启动补办程序一位接近鹤岗市政府部门的知情人士表示，当年城乡一体化项目建设，从村到乡，从乡到区，一直到市委、市政府，各级主官都在“抢政绩”，先干快上，“先上车后补票”，不少项目都是在没有取得相应合法手续的情况下先行开工建设的。村委会、乡政府、区政府都不具备开发建设的条件和资质，各级政府就各找门路，找建筑商、开发商垫资建设，结果后期政策有变，导致垫资的建筑企业深陷其中，十余年都要不回垫付的工程款。被卖掉的2号楼为了合兴家园的工程款，陈祥阁没少往当时的鹤岗市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跑。2013年省里批复文件下来后，领导告诉他，资金马上就到位了，但最终事与愿违。在陈祥阁的印象里，整件事的转折点发生在黑龙江省领导换届后。据他了解，原来的领导已经签完字要拨款了，结果新领导上任后，把拨款全部叫停。2014年，鹤岗市城乡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也解散了，“这事就没人管了，我们也成了‘没妈的孩子’了。”因为永升公司实在没钱继续垫资，后来合兴村又找了鹤岗龙热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热公司”）将1号楼收尾，让回迁户成功入住。龙热公司还给村里建设了文化站、村政府办公楼、休闲文化广场等工程，但同样也被拖欠了工程款。于是，龙热公司的农民工联合永升公司的农民工，一起逐级上访，讨要被拖欠的工资。2018年，对合兴村工程拖欠农民工工资一事，国务院挂牌督办，并安排了专人到鹤岗调查。最终东山区政府分三年将拖欠的农民工工资补齐，总共600多万元。杨永余告诉记者，2020年，鹤岗市交通局修路动迁，涉及合兴村村道旁边的部分住户，市里让交通局用动迁款850万余元购买了合兴家园2号楼安置动迁村民，“当时陈祥阁找到我，让我把2号楼剩下的工程干完，我说需要100万元能干下来，结果东山区政府找了另一个施工队，花了197万元，这笔费用也是东山区政府垫付的。”“东山区政府与鹤岗市交通局签合同卖2号楼时，需要我们建筑方配合。”杨俊丽回忆道，村里说这是好事，把楼卖了还能把钱分一分，于是我们配合村里走了手续。可令杨俊丽没想到的是，楼卖完了，钱却和她们没了关系。听说钱到了东山区后，她曾去区里找，但没人接待根本进不去，又去了蔬园乡询问，得到的答复却是，这事和永升公司没关系，卖的是合兴村的楼，而合兴村拖欠农民工工资，东山区垫付了这笔钱，加上2号楼的收尾工程款，钱全部被区里扣掉了。“合兴村建楼时一分钱没花，卖楼应该先支付拖欠的工程款，要偿还不也应该优先给我们第一债权人进行结算吗？”杨俊丽质疑道，当时东山区政府为了平息上访出钱垫付的农民工工资里，还包括龙热公司的一部分，但龙热公司跟2号楼一点关系没有，怎么能把账算到一起呢？成立调查专案组10多年来，杨俊丽、杨永余记不起多少次到村里、乡里和区里讨要工程款，合兴村换届后，新来的村书记称，开发的事她没经手，账目也没接，让他们去找陈祥阁。而蔬园乡和东山区的领导则让他们走诉讼程序，起诉合兴村村委会。“且不说合兴村村委会有没有这个能力偿债，我们曾找过律师，到东山区人民法院打算立案起诉，结果3年了也没立上案，去了就说让等等，也没给过书面材料。”杨俊丽告诉记者，另外，因为涉案金额巨大，光起诉费就要数十万元，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无法承担的。“当年盖楼欠下了不少外债，包括民间借贷，各种网贷几乎都借遍了，每个月要还的利息就要10多万元，建楼的机械设备后来都当废铁卖了。”杨永余苦涩地说。不过好在，最近这段时间，东山区政府部门找到了杨永余进行协调，并称区里成立了专案组处理此事，调查当年卖2号楼一事。黑龙江省开展城乡一体化建设首批试点项目合兴家园后期为何“无疾而终”？鹤岗市当时成立的城乡一体化办公室何时解散，为何解散？鹤岗市各级政府及领导提出“边干边办手续”，该项目目前相关手续是否办理完毕？合兴家园项目2号楼被卖，为何没有清偿拖欠该楼施工单位垫的工程款？对于当事人杨永余、杨俊丽反映的情况，鹤岗市各级政府部门做了哪些工作，后续将如何解决？针对上述问题，9月6日，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与鹤岗市委宣传部和东山区委宣传部门取得联系，提出了采访要求，但截至发稿前，并未得到对方回复。

牛佩珊（记者 杜于易）09月21日,日前，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图为徐小建资料图，他被指曾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经查，徐小建搞钱色交易；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充当“保护伞”；擅权妄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徐小建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记者注意到，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此前也已遭查。被指“靠贷吃贷、以贷谋私”经武汉市委批准，武汉市纪委监委对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徐小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政绩观错位，背离金融高质量发展要求；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消费卡，长期接受管理和服务对象提供的高尔夫球活动安排；背离组织要求，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清廉底线失守，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住房，搞钱色交易；为黑恶势力站台背书，充当“保护伞”；擅权妄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靠贷吃贷、以贷谋私，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贷款融资、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徐小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等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徐小建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公开信息显示，徐小建，男，1962年9月出生于湖北武汉，汉族。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在农信系统工作多年，历任武汉市洪山信用社干部、南湖分社副主任、武汉市洪山农村信用社副主任、武汉市九峰农村信用社副主任及主任、洪山区信用联社党委副书记及副主任、江南信用合作社联社党委书记及主任、武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党委委员及副主任等职务。2009年7月至2012年7月，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副行长、党委委员；2012年8月任武汉农商银行行长、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且为第十一届湖北省政协委员；2016年出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长，任职至2022年。徐小建于2016年出任武汉农商银行董事长，任职至2022年（资料图）原行长谌赞雄也遭查记者注意到，8月29日，湖北省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持续保持“打伞破网”强大攻势，查办了一批为黑恶势力提供非法帮助的腐败分子和“保护伞”，其中包括武汉市农商行原董事长徐小建。今年3月26日，武汉市纪委监委通报，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小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武汉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值得注意的是，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此前也已遭查。图为武汉农商行原行长谌赞雄简历照片今年2月初，当地披露，经武汉市委批准，武汉市纪委监委对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谌赞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谌赞雄丧失理想信念和党性原则，背弃职责使命，落实党中央关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决策部署不力，弃守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高档礼品；廉洁底线失守，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滥用职权，违规出借大额资金；毫无纪法意识，胆大妄为，利用职权为相关企业在贷款融资等方面谋取利益，伙同他人通过虚增中介环节收取中介费等方式收受巨额财物。谌赞雄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罪、国有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武汉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武汉市委批准，决定给予谌赞雄开除党籍处分；由武汉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2017年官方披露的信息显示，谌赞雄，男，1963年2月出生，汉族，籍贯湖北武汉，在职研究生，管理学博士，正高职高级经济师，1982年1月参加工作。曾任武汉科技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党总支书记，武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主任助理、副主任、党委委员，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行长、董事、党委副书记，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副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时任武汉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武汉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其间兼任湖北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职务。据了解，武汉农商行于2009年9月9日成立，是全国首家副省级省会城市农商行。2023年末，全行总股本59.98亿股，在岗职工5100余人。设立分支机构238家，在武汉市有210家；在湖北省内设立了咸宁、宜昌、黄冈3家分行；在湖北、江苏、广东、广西、云南、海南等6省（区）发起设立47家长江村镇银行。2023年末，武汉农商行总资产4289.52亿元，总存款3397.80亿元，各项贷款2636.26亿元。根据英国《银行家》杂志“2023年度世界银行1000强榜单”，武汉农商行位列第359名；按资产规模，在全国银行中排名第75名；在全国1600余家农商行中，排第13名。记者|张寿林编辑|程鹏 张益铭 杜恒峰校对|何小桃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本决定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怎样调整？哪些渠道可以查询本人对应的法定退休年龄？弹性延迟退休是怎么规定的？一组图读懂↓↓↓一组图读懂延迟退休政策（总台央视记者 李红刚 唐蕾 朱劲松 戈晓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