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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封面新闻封面新闻记者 赵紫萱近日，海南省海口市12345政府服务热线三年1.29亿元外包服务采购项目引发争议，网友质疑一年4000万的费用过高。事件引起网友讨论针对公众的质疑和好奇，9月10日，记者拨打了采购单位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的电话，相关人员回应称，项目每年招不低于340人，且包含技术服务等配套和链路费用，招标已结束，所有招标需求和金额都已经公布，并不是凭空而来的。相关部门回应：项目除了人工服务还包含其他配套项目记者从海口市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上了解到，此次外包服务采购项目为“海口12345热线外包服务采购项目（2024-2026年）”，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为供应商，并于2024年5月17日正式签署了合同。合同总金额为1.2678亿元，覆盖未来三年的服务周期。海口12345热线外包服务采购项目（2024-2026）报价明细表针对外界普遍关心的“天价外包费用”问题，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工作人员张女士表示招标文件上写得很清楚，服务包含了人工费用，明确写了每年招聘不低于340人，除了每月的工资，要给工作人员缴纳“五险一金”，以及要购买工装、餐食费、体检等诸多费用。“这里面不仅仅是接一个电话那么简单，还有回访、数据统计和研判等工作。海口每天的话务量上万，你说需要多少人来接听这上万个热线电话？而且又是24小时无间断接通，还要分三班。”张女士说，除了人工费用，还有一些技术服务，包括12345话务系统的组建等，这些费用都有明细，并不是凭空而来。记者查询：人工费用占大头 三年总价为1亿多记者查询了该项目的“报价明细表”，其中三个项目内容分别为“人工费用”、“配套服务”和“链路费用”。其中“人工费用”占大头，三年总价为1亿多，备注为“日常人工运营费用(包含工资福利、人员其他费用、管理费等)”按照不少于340热线人员配置，普通话务人员平均基本工资不低于5922元(含企业和个人缴纳五险一金部分)。记者查询了外包采购项目详细信息其中，员工类别分为“管理员/班长”“支撑员”“热线员”“回访员”，除了每月要发放工资绩效、奖励和补贴（交通、通讯、高温）等，还要缴纳“五险一金”。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费用，例如培训费、工装费、残疾人保障金、办公用品等等。此外，“配套服务”三年总价约为2470多万元，备注显示“包含呼叫语音平台使用费用、技术开发、迭代和完善性修改费用、系统与设备日常维护、云服务及其他平台运行费用”。还有115万元左右的“链路费用”，备注为“包含海口市民游客中心及其入驻单位网络和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日常运行所需的链路费用”。据悉，海口市的12345政府服务热线此前三年也外包给中国电信，成交价为1.2179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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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教练伊万科维奇在赛场上某种程度来说，这场1比2被沙特队逆转的比赛，比五天前0比7惨败于日本更让人难以接受，中日两国足球整体实力巨大差距的面前，第一场比赛的结果无非是多输了几个球。但本场比赛国足完全有机会赢球，至少是拿分，球员拼命了，很多球员都拼到了受伤退场；对手也犯错了，3分钟时间内先后送上一个乌龙和一张红牌。近乎90分钟多一人的情况下，国足最终被沙特队用两个角球逆转比赛。这个责任，只能而且必须是主教练伊万科维奇来承担。球员谢场过程中，呐喊了90分钟的球迷还在高喊“伊万下课”！而在微博热搜榜上，“伊万下课”长时间位列其中。留下诸多问号的克罗地亚人，却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拒绝辞职，“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来回答。”国足输球的责任必须由主教练伊万科维奇来承担两场比赛丢了三个角球本场比赛两个丢球，都来自对手的角球，这是国足两场比赛所丢的第三个角球，五天前中日之战开场12分钟，日本队角球打出挡拆配合，远藤航在巨大空位处完成头球破门。如果更细节一点，打日本和本场比赛第一个丢球，都是近门柱没有站人而远门柱站人，虽然曼奇尼赛后发布会并不承认角球战术是有过演练，但明眼人都能看明白，国足在角球防守过程中的巨大失误。“近门柱本来是安排李磊站的，对方角球战术是比较传统的方式，我们出现了漏洞，导致了丢球。”伊万赛后给出的回应来看，他是的确知道对手角球得分能力很强，但球队就是防不住。大连集训期间，就有媒体报道，伊万战术训练的重点是攻守转换和定位球攻防，而在打完日本回到大连后，球员在训练前接受采访时也曾表示，定位球是球队训练重点。那么问题来了，定位球防守难道是练了寂寞？谢文能无法支持才被换下迟迟不换人，临场指挥存在问题本场比赛更大的争议来自换人，中场休息王上源换下蒋光太，比赛第70分钟张玉宁换下武磊后，国足此后在第87分钟才用黄政宇换下谢文能，这三个换人都完全是被动的——蒋光太上半场倒地铲球过程中看上去受伤了，武磊连续冲刺体能大幅度下降，谢文能也是拼抢中倒地受伤。在比赛75至80分钟这个阶段，因为长时间少一人作战，沙特队体能出现明显下滑，国足已经开始连续围攻对手，与此同时费南多和拜合拉木明显体能下降，但伊万始终没有在这个时候进行换人，而曼奇尼在比赛第81分钟连换三人，沙特最终站稳脚跟，随后利用第90分钟的角球完成绝杀。而在沙特队进球后，伊万才想起换上阿兰和林良铭，但此时留给中国队只剩下最后4分钟时间，最终回天无力，中国队惨遭逆转。对于不换人这个问题，伊万的回答和外界的观感南辕北辙，他认为费南多表现出色，助攻了第一个进球，而谢文能和拜合拉木还有体能，能够完成技战术要求。实际上，费南多和拜合拉木在体能和效率上的下降，是肉眼可见的。70岁的主帅，临场指挥经验应该是最宝贵的财富，也是最值钱的，但伊万带队6场比赛，客场打新加坡莫名其妙摆出505阵型被对手扳平比分，本场比赛迟迟不换人，强项完全变成短板，让人难以理解。伊万本场比赛迟迟不换人让人难以理解习惯性甩锅，不愿承担自己的责任本场比赛关于角球防守丢球，伊万的回答留给外界甩锅的嫌疑，他表示近门柱是安排李磊站位的。话外之音，是李磊没有执行战术，导致第一个角球丢球。执教国足5场比赛，外界认为伊万的一些做法存在不愿意承担责任的意思。比如第一场比赛2比0领先新加坡的情况下被对手追平，伊万选择更换主力门将，之后就一直使用王大雷顶替颜骏凌首发，传递出颜骏凌应该为两个丢球负责的信号。36强赛第五轮主场1比1打平泰国的比赛，国足第20分钟被素巴楚头球破门，伊万在28分钟就用拜合拉木换下高天意，高天意没有紧跟后插上的素巴楚的确是丢球的原因之一，但这并不是全部，蒋光太同样让对手过于轻松传中。换下高天意，意味着将丢球责任全部指向球员，事实上整个上半场泰国至少有三次必进球机会，这难道不是伊万自己体系出了问题？就在和泰国队关键比赛赛前，伊万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执教生涯在中国难度最大，因为中国足球没有明确清晰的足球体系。这话听着没毛病，但问题是，一场生死大战前主帅抛出这样言论的目的又是为何？言下之意，打不进18强赛都是中国足球本身问题，不是我的责任。伊万在场边高举双手看不出任何技战术的风格扬科维奇刷新职业化以来亚洲杯最差成绩后，中国足协选择了同样在亚洲杯带领阿曼小组出局的伊万。对于伊万来说，接手国足客观来说，有点时间紧、任务重。从3月至今已经过去半年，伊万也带队打了整整6场比赛。抛开1胜2平3负的成绩，克罗地亚人带给国足的技战术风格，犹如雾里看花，让人完全看不明白。6个对手可以细分，前两场打传统意义的弱队新加坡，国足以我为主，伊万采用4-3-1-2菱形中场体系。第三场生死战主场踢泰国，总体来说现在泰国和国足处在同一水准，伊万坚持的体系面对同级别对手就完全不奏效，若非运气帮忙，上半场就会被打花，最终1-1的平局也把国足逼上绝境，险些最终无缘18强赛。之后三场打韩国、日本、沙特，这是传统意义的强队，伊万两个客场采取稳守的策略没有问题，但最终场面呈现的结果是，守不住，更没有进攻。主场打沙特想拼进攻，哪怕人数处在优势的情况下，国足也没有控球优势，还因为两个定位球防守由胜转败。球队不但没有技战术风格，用人也存在很大的随意性。边路攻击手韦世豪在伊万的体系中始终打前腰，边路球员谢文能在中泰之战的关键时候替补打后腰，拜合拉木也在这场比赛打靠右的后腰，这都完全不是球员所擅长的位置。对阵日本的比赛，高准翼替补出场打后腰，同样是球员极其陌生的位置……伊万言下之意是自己不会选择辞职发布会为何拒绝辞职 对阵沙特比赛赛后新闻发布会有点名场面的意思。资深媒体人孙雷一口气连续提问伊万：“为什么连续两场比赛角球丢球”“为什么体能下降比较严重的费南多坚持到了最后”“为什么用黄政宇对位换下谢文能”“你是不是会在这场比赛后选择下课”……很显然，下课是现场很多媒体人心中共同的想法，不少人现场都用鼓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态度。伊万没有回避问题，但他表示，“这个问题不应该由我回答。”言下之意，自己不会选择辞职，当然，中国足协可以主动选择解雇他。此前中国足协方面表示，和伊万科维奇签订的是阶段式合同。也就是说，在打进18强赛后，伊万的合同已经自动延续到小组赛结束（明年6月），如果现在中国足协解雇伊万，将赔付其9个月左右的薪水。从金钱角度来说，伊万拒绝辞职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从来不主动承担责任的态度，无疑是令人失望的。最近两场比赛后，伊万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为比赛结果负责。哪怕在6日从东京返回大连当天训练前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致歉，伊万也是表示，球队需要为0比7向球迷致歉。至于其个人问题，从来没有说过。国足上下还能一条心吗？但愿吧。

（原标题：首次对决开始！“特朗普是重刑犯”vs“我曾被暗杀”）

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9月11日，上海市民齐先生向封面新闻报料称，8月15日，他在哈啰平台打了一辆顺风车后，7天内被平台莫名扣款21笔，共计3000多元。事后，他多次跟平台沟通要求退款，至今未得到处理。对此，哈啰公关相关工作人员回应，平台扣款的直接原因是齐先生打车时曾把验证码透露给司机，这可能导致司机绑定其账号刷单，这并不是平台系统的漏洞，哈啰方已经报警处理。把验证码透露给司机之后账户被莫名扣款21笔齐先生告诉记者，8月15日下午6点多，他通过哈啰平台发送了一笔从上海到江西景德镇的顺风车订单。没多久，一名司机在线上联系他，两人沟通了起止地点、时间后，这名司机打来了电话。“他说接单前需要一个验证码，我当时正在跟同事讨论工作，没有想太多，收到验证码后就发给他了。”齐先生说。挂断电话后他才反应过来，之前打顺风车时并不会这么操作。果然，这名司机并没有接单，齐先生乘坐另一辆顺风车到达了目的地，当晚支付了车费322.3元。乘客真实的顺风车订单，且已付款本以为这就是一次普通的打车经历，直到8月21日，他才发现蹊跷。那次打车给验证码后，从8月15日到8月21日，哈啰顺风车连续7天从他的支付宝扣款，一共扣了21笔，共计3000多元。而他很确定，上述时间段里并未打过车。8月15日到21日，乘客哈啰账户被莫名扣款21笔更奇怪的是，平台每天都在凌晨零点左右扣款，几分钟之内扣3笔，每笔在140元到200元之间，有时甚至在一个时间点同时扣两笔，“就算是我打的车，我也不可能在同一时间内消费两笔吧”。乘客与平台多次沟通未果至今未获退款发现问题后，齐先生多次拨打哈啰客服投诉，要求退款，如今快一个月过去了，事情仍未得到解决。他告诉记者，客服给了很多版本的回复。其中一名客服表示已经查询到是有司机在违规操作，平台需要先去找司机退钱，才能把钱退还给齐先生，该客服还建议他直接报警。“这名司机只通过一个验证码就能违规操作，这是否说明平台系统存在漏洞？我是在平台下的单，并没有跟司机直接产生利益联系，平台是否应该先把钱退给我，再跟司机解决此事。”齐先生提出了质疑。平台回应：这不能说明系统有漏洞，已报警处理11日下午6点，哈啰公关相关工作人员就此事进行了回应。他表示，乘客被扣款可能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司机骗取他的验证码后，把他的电话号码和验证码绑定到另一个手机上刷单，如果乘客开通了免密支付，账户就会被自动扣款；第二种情况则是司机和乘客合谋骗取平台的钱。“针对这两种情况，我们企业是没有任何刑侦手段把事情搞清楚的，所以我们也报警处理了，看警方怎么跟进和判断。”他说。齐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并没有开通哈啰顺风车的免密支付。上述工作人员回应：“我们不能判断他说的是不是真的，因为理论上他没有开通免密支付，司机是刷不到他的钱的。有可能是他不知道自己曾经开通过，或者在技术方面没有那么专业。我们现在无法判断，只能交给公安。”平台能否先把钱款退还给乘客呢？该工作人员表示，这件事并不能说明平台有漏洞，或者平台监管手续不严格，导致乘客被扣款的直接原因是他不小心把验证码透露给了第三方，平台不能作为承担无限牵连责任的一方。“警方已经立案，后续如果确定是司机的个人行为，肯定会让他退款，我们后续也会将钱款退回。”他说。

曾因“敲诈勒索罪”被羁押1004天的职业打假人黄林（化名），获得无罪判决后，于近日拿到国家赔偿决定书。2017到2018年间，黄林在东莞市多个镇街的商店购买来自中国香港、日本等地的进口食品，后以商家销售的商品没有中文标签、来自日本核辐射地区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当地食药监局举报后，再向商家协商索赔。黄林举报的产品之一一年后，2019年11月27日，黄林因涉嫌犯敲诈勒索罪被羁押，一审被判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50000元。此后黄林上诉，该案件被发回重审、改判二年九个月。黄林再次上诉，最终于2023年11月8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作出刑事判决，判决黄林无罪。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黄林有期徒刑六年发回重审后，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判决黄林有期徒刑两年九个月东莞中院二审判决书东莞中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黄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恐吓、要挟等手段向他人索要财物；即便黄林的案涉行为在民事领域存在一定争议，但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敲诈勒索，按照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应予以刑事惩处，黄林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从2019年11月27日起至2022年8月26日取保候审，黄林一共被羁押1004天。2024年8月12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裁定，支付黄林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464289.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60000元，共计人民币524289.76元。黄林称，其对精神抚慰金和法院没有道歉有异议，已于9月8日向东莞中院提出申请，请求重新作出赔偿决定。打假人两年多次购买进口食品后索赔，金额超二十万元2015年，黄林成为了职业打假人。黄林告诉澎湃新闻，他是广西人，此前一直在广东惠州务工，2015年左右在新闻上看到了职业打假人相关新闻，觉得打假可以赚钱也不违法，便自学相关知识，开始了全职的线下打假之路。黄林说，惠州离东莞很近，他时常过去购物，注意到那边有很多进口产品。“有些产品无中文标签，不符合相关规定，且日文标签能看出来产自日本核辐射地区。”他说，他先是去超市买类似的货，然后向当地食药监局举报，在食药监局调解下，联系商家协商赔偿。他发来当时所举报的一家商家所售的曲奇产品图片，日文标签显示生产工厂为茨城县小美玉市西乡地1667。而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相关规定，禁止从茨城县等12个受核辐射影响的都县进口食品。他称，2017年至2018年期间，他在东莞辖区内举报了超百家商家，一部分商家被移交公安处理，对另一部分没有移交的，他称自己向纪委举报了食药监相关人员。将近一年后，2019 年11月27日，黄林被羁押并被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被逮捕。2022年8月26日被东莞中院取保候审。黄林发来的《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一审判决书”）《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以下简称“二审判决书”）显示，一审判决中，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称，2017年至2018年期间，黄林伙同他人，在东莞市石龙镇、桥头镇、常平镇等多个镇街的商店购买来自中国香港、日本等地的进口食品，后以商家销售的商品没有中文标签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当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随后通过食药监管理局的协商机制联系到商家，利用商家害怕被食药监管理局处罚的心态，多次向多名店家进行“敲诈勒索”。一审判决书提到，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26日期间，黄林三次向石龙食药监分局举报东莞市石龙镇某商行出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品。后黄林在该店购买了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每张购买小票需要赔偿1000元为由，向该店老板单某某索要赔偿。2017年6月21日，被告人黄林以2张购物小票向单某某索要2000元，当日晚上，单某某通过微信向黄林支付了2000元。2018年1月6日，被告人黄林以10张购物小票，向单某某索要10000元。后经双方协商，单某某于次日晚上通过微信向黄林支付了9000元。同年2月26日，黄林以其妻名义向食药监管理局石龙分局举报该商行出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后以33张购物小票向单某某索要33000元。后经双方协商，单某某于次日通过微信向黄林支付了20000元。此后，黄林用类似办法在十余家商铺购买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商品，向当地市监局举报后再凭借多张购物小票向商铺老板协商索赔。两年间，黄林通过“打假”赚取了赔偿超二十万元，但其称，索赔金额都是按照法律规定来的。一审获刑六年重审改判二年九个月，二审判决无罪一审判决书显示，2020年11月16日，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审理黄林涉嫌犯敲诈勒索罪一案，判决黄林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等。宣判后，黄林不服，提起上诉。2021年11月25日，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审判决，发回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重新审判。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于2022年9月21日判决，黄林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等。一审宣判后，黄林再次提起上诉，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则提起抗诉。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认为指控黄林的十一宗犯罪事实均构成敲诈勒索罪，原审判决仅认定第十宗犯罪事实，属于认定事实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及量刑畸轻。东莞市人民检察院经审查后支持抗诉，认为一审起诉书指控的黄林所犯十一宗犯罪事实均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均应追究刑事责任。黄林则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其无罪。主要理由包括对案涉商家食品安全违法经营行为的举报投诉系公民的法定权利，对行政机关接到举报投诉后的行政不作为或者行政乱作为提起行政复议，均不构成敲诈勒索等。二审法院东莞中院在查明事实中更改了此前一审法院关于黄林“敲诈勒索”“胁迫”等表述。二审判决书显示，经查明，黄林在东莞市石龙镇、常平镇、桥头镇等地的多个商店购买商品，后以无中文标签、来自日本核辐射地区等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为由向辖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投诉举报。后在监管部门查处过程中或作出行政处罚后黄林与案涉商家经协商获取相关款项后撤回投诉举报或行政复议。东莞中院认为，现阶段食品药品领域中知假买假或职业打假行为并不为法律所禁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安全法》等未明确禁止以牟利为目的的个人知假买假行为以及否定其消费者的身份；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等的相关规定并未明确将食品药品领域的职业打假或知假买假行为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此外，案涉商家确实存在违法经营的行为。根据在案证据和食药监部门的查处情况，案涉商家所经营的案涉商品至少存在无中文标签的违法行为；且根据部分食品的外包装特征存在来源于日本核辐射地区、属国家禁止进口食品的较大可能性。东莞市中院认为，不足以认定黄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黄林所获得的款项数额并非于法无据，黄林具有投诉举报和申请行政复议的权利。综上，东莞市中院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黄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恐吓、要挟等手段向他人索要财物，即便黄林的案涉行为在民事领域存在一定争议，但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敲诈勒索，按照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不应予以刑事惩处，黄林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法院认为，本案中案涉商家存在相关违法经营行为，黄林知假买假不影响其向案涉商家索赔,黄林所获相应款项并未超出相关法律所规定的请求权基础和范围；黄林对食药监管部门所作出的行政行为亦有权提出或者撤回行政复议；黄林实施的相关行为不符合恐吓、要挟的性质和程度，不具备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上诉人黄林及其辩护人所提相关意见，经查成立，予以采纳。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抗诉意见及东莞市人民检察院的检察意见，理据不成立，不予采纳。原审判决认定黄林的部分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法院依法予以纠正。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广东省东莞市第一市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撤销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 (2021)粤1971刑初5745号刑事判决；上诉人黄林无罪；随案移送的手机一部、人民币808.5元，发还给上诉人黄林。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法院判决赔偿五十余万元，当事人不服提起申诉二审判决无罪后，黄林向一审法院申请国家赔偿。2024年8月12日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作出赔偿决定书。黄林发来的《广东省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赔偿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显示，赔偿请求人黄林以二审改判无罪为由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出赔偿申请，请求：1.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500000元；2.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0元；3.赔偿因被非法羁押导致无法领取举报奖励金额18000元；4.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在全国范围内登报和在其官方平台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等。针对赔偿请求人黄林提出的赔偿人身自由赔偿金500000元的问题。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三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2024年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赔偿金计算标准的通知》(法[2024]102 号)的规定，公布了自2024年5月20日起作出的国家赔偿决定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标准为每日462.44元。赔偿请求人黄林实际羁押1004天，依据赔偿申请人的请求，法院对其羁押1004天依法给予赔偿，其应获得的人身自由赔偿金为1004天 x 462.44 元/日=464289.76 元。对于超出部分的申请，理据不足，法院不予支持。针对赔偿请求人黄林提出的精神抚慰金1000000元的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综合考虑给赔偿请求人黄林的家庭、职业等造成的损害，酌情支持60000元的精神抚慰金。关于赔偿请求人黄林提出为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恢复名誉的申请。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的有关规定，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因赔偿请求人黄林未能提供其受影响程度及范围，且法院的赔偿决定书即为对其名誉损害实质性的恢复，故法院对其该项请求不再支持。关于黄林请求赔偿其因被非法羁押导致无法领取举报奖励金额18000元的问题，法院认为，该费用不属于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范围，不予支持。最后，关于黄林请求赔偿生命健康赔偿金100000元的问题。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认为他们不是适格的赔偿义务机关，不应承担相关事项的国家赔偿责任。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确定精神损害赔偿责任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并经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如下:支付赔偿请求人黄林人身自由赔偿金人民币464289.76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人民币60000元，共计人民币 524289.76元。目前，黄林对精神抚慰金的数额和法院没有道歉存有异议，已于9月8日向东莞中院提出申请，请求重新作出赔偿决定。 今年1月，因查询并公布林生斌飞行记录，导演刘信达被判侵犯隐私权。刘信达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遂提起上诉。红星新闻获悉，9月10日，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院判决认为，刘信达获取上述信息的方式不具备合法性，在公共网络平台发布上述信息的行为构成对他人私密信息的侵犯。图为林生斌资料图，他于2022年起诉刘信达刘信达上诉：涉及公共事件，系正当舆论监督2017年6月，杭州“保姆纵火事件”造成一位母亲和三个孩子死亡，引发广泛关注。案发后有声音称“遇难女主人的丈夫林生斌有作案嫌疑”，林生斌当时向媒体称，案发当日凌晨，他乘坐飞机从广州飞往杭州，不在案发现场。导演、作家刘信达长期关注此案，对林生斌的上述言论持怀疑态度。2021年9月，刘信达向多家航空公司查询林生斌的出行记录后称，未发现其在2017年6月存在飞行记录。之后，他将查询林生斌飞行记录的通话录音发布在微博上。2022年5月，林生斌将刘信达、微博平台的运营公司告上法庭。今年1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刘信达构成对林生斌隐私权的侵犯。刘信达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遂提起上诉。刘信达上诉时称，个人隐私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且这些秘密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无关。泄露该秘密会对当事人造成危害，因此法律会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但当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首先解决公共利益。个人隐私一旦危害了社会利益，个人隐私就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刘信达称，林生斌当时的出行记录与重大刑事案件有关，不属于个人隐私。二审判决驳回上诉刘信达已向林生斌公开道歉9月10日，刘信达告诉红星新闻，当日，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二审判决。法院判决认为，经审查，首先，在案证据显示刘信达在未经授权、未征得林生斌同意的情况下获取、使用林生斌的身份信息，采取冒用他人身份、虚构事实的方法，获取了林生斌2015年至2021年期间乘坐东方航空公司航班的信息，故刘信达获取上述信息的方式不具备合法性。其次，在案证据还显示，刘信达将上述信息发布在公共网络平台供不特定人对林生斌进行讨论、评价，即便林生斌为公众人物，其个人行程信息亦不当然具有公众利益属性，公民的行踪信息隐含着私生活秘密，且刘信达公开的行程信息的时间段远超热点事件关注的时间段，故刘信达在公共网络平台发布上述信息的行为构成对他人私密信息的侵犯，一审法院认定刘信达的行为构成对林生斌隐私权的侵犯并无不当。法院判决认为，关于刘信达所提出行信息既是涉及林生斌是否涉嫌重大犯罪的证据，也是重要的刑事侦查线索的上诉意见，鉴于有权机关已就刑事犯罪事实作出相应认定，且上述意见不是刘信达获取并公开林生斌个人信息的法定免责事由，故对刘信达所提上诉意见不予采纳。最终，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9月10日晚，刘信达对红星新闻表示，尽管不认同二审判决结果，但出于对法院生效判决的尊重，他已在微博上向林生斌作出公开道歉。红星新闻记者看到，9月10日晚10点43分，刘信达在其粉丝超百万的微博账号上发布了该道歉声明。声明中，刘信达再次强调，自己是出于对法院判决的尊重，不得已公开道歉。延伸阅读查询并公布林生斌飞行记录 导演刘信达被判侵犯隐私权2017年6月，杭州“保姆纵火事件”造成一位母亲和三个孩子死亡，引发广泛关注。案发后有声音称“遇难女主人的丈夫林生斌有作案嫌疑”，林生斌当时向媒体称，案发当日凌晨，他乘坐飞机从广州飞往杭州，不在案发现场。导演、作家刘信达长期关注此案，对林生斌的上述言论持怀疑态度。2021年9月，刘信达向多家航空公司查询林生斌的出行记录后称，均未发现其在2017年6月存在飞行记录。之后，他将查询林生斌飞行记录的通话录音发布在微博上。2022年5月，林生斌将刘信达、微博平台的运营公司告上法庭。今年1月，法院判决刘信达构成对林生斌隐私权的侵犯。刘信达不服判决，认为自己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遂提起上诉。近日，刘信达接到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传票，法院通知其于5月6日就相关网络侵权责任纠纷进行谈话。查询林生斌航旅记录后刘信达微博发布与航司通话录音2021年11月19日上午，刘信达在其粉丝数过百万的微博账号上发布消息称：“刘信达给所有的航空公司打过电话，包括东航、国航、南航等，2017年6月22日当天以及前几天，都没有查到林生斌乘坐飞机的记录，也就是说，纵火案发生期间，林生斌说他自己在广州出差完全是撒谎。”当天晚上，刘信达再次发布微博称，“东航没有查到林生斌2017年6月份的飞行记录”，并附上了一段他与东航工作人员之间的通话录音，时长为11分52秒。通话录音显示，刘信达向东航工作人员表示“我查一下2017年6月份林生斌的飞行记录”，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回复“2017年6月份没有记录”后，刘信达继续查询了林生斌2015年至2021年的飞行记录，对方回复了上述时间段的行程信息。很快，网友发现该条附有录音的微博已不可见。次日上午，刘信达发微博称，自己并没有删除东航录音，只是暂时将录音设置为仅自己可见。红星新闻获取的司法材料载明，刘信达与东航工作人员更早的一段通话录音显示，刘信达表示“还有几个朋友要一起查一下”，称是为了查飞行里程积分情况，报出林生斌姓名、身份证号码，并报了多个地址以进行身份核验。刘信达对红星新闻表示，林生斌的身份信息是由网友提供，他当时把与东航的通话录音公开发到网上，是要“揭穿林生斌的谎言”。同时他也实名向司法机关举报了相关情况。图为刘信达资料图，他表示林生斌的身份信息是由网友提供2021年8月，杭州市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经依法侦查，未发现林生斌参与策划、实施“蓝色钱江放火案”的事实。林生斌起诉：刘信达、微博平台运营公司为共同被告2022年5月，林生斌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微博平台的运营公司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称“微梦公司”）告上法庭。审理过程中，林生斌申请追加刘信达为共同被告，撤回了对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起诉。林生斌诉称，刘信达在微博平台发布由其非法获取的、包含原告重要行程信息的录音文件，涉嫌严重侵害原告的隐私权，请求判令被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林生斌同时诉称，微梦公司理应根据平台自身的特点，建立有效的内容管理制度，避免违法违规信息在平台上传播，但在本案中，其未尽到作为超级互联网平台经营者的义务，理应就原告损失结果的扩大承担连带责任。刘信达辩称，“杭州保姆纵火案”一度引发广泛关注，他作为持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证的作家，有采访权，有对公共事件的知情权；其微博账号中关于采访东航的文案录音在发布30分钟后即设为“仅自己可见”，不存在影响、引流等情况。图为林生斌一家旧照法院认为，被控侵权言论系以往飞行记录，虽与即将出行的航班行程信息相较，据此探知并侵扰他人私密活动的可能性较低，但根据现有证据可见，上述行程信息为原告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人生活活动，能反映原告个人的私人生活轨迹，属于私密信息。原告对上述信息享有隐私权，相关权利受到国家法律保护。法院认为，虽被告抗辩其为实施作家采访权，但其与东方航空公司沟通时，并未表明其作家身份或出示相关证件，而是通过未经授权获取的原告身份信息，冒用原告朋友身份，虚构查询行程积分的方式，从东方航空公司获悉。该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属于实施正常采访等合法来源，据此可见被告公开发布涉案信息时明知其信息来源并非正常合法渠道。法院判决认为，被告虽抗辩其为对公共事件行使采访权、知情权和监督权，但在明知涉案信息并非合法来源、且远超过公共事件所涉范围的情况下，在公开网络上发布原告私密信息，构成对原告隐私权的侵犯；综合种种因素，涉案侵权信息尚未达到微梦公司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情形，故对于原告主张微梦公司对涉案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请不予支持。今年1月，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刘信达在相应网络平台上使用发布侵权内容的账号向林生斌赔礼道歉，并置顶持续不少于72小时，消除影响；赔偿林生斌精神损害抚慰金8000元和维权费用30000元。刘信达上诉：向法院申请传唤林生斌出庭一审宣判后，刘信达不服判决，提出上诉。他认为，其查询并公布林生斌的出行记录是正当的舆论监督，不构成侵犯隐私权。刘信达在上诉状中称，个人隐私是指公民个人生活中不愿为他人公开或知悉的秘密，且这些秘密与他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无关。泄露该秘密会对当事人造成危害，因此法律会对个人隐私进行保护，“但当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发生矛盾时，应当首先解决公共利益。个人隐私一旦危害了社会利益，个人隐私就不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刘信达称，林生斌当时的出行记录与重大刑事案件有关，不属于个人隐私。针对一审判决指出的“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属于实施正常采访”，刘信达上诉时称，“如果不用真实身份采访就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那么媒体记者为了得到事情的真相，不得不隐瞒真实身份进行暗访都是侵犯个人隐私权了？如果我用真实身份去航空公司了解情况，肯定什么也了解不到。”近日，刘信达告诉红星新闻，他已向法院申请二审时传唤被上诉人林生斌出庭。“本案是林生斌认为上诉人侵犯其隐私权引起的，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所以双方必须都要到庭接受法庭的质询，才能更好查清本案的事实，而不能完全依靠代理人的陈述。”4月25日，红星新闻尝试联系林生斌了解这起民事案件相关情况，电话未能接通。同日，红星新闻联系到林生斌的代理律师，对于二审开庭时林生斌是否会出庭，对方未作回应。该律师同时表示，案件目前还在二审中，具体信息不便透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