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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上午9时，唐山烧烤店打人案被判刑民警陈志伟，因滥用职权罪而提出的申诉审查一案，在唐山市曹妃甸区人民法院举行听证会。9月23日，潇湘晨报记者从陈志伟的代理律师周兆成处获悉，其在此次听证会上提交了7份新的证据，全面还原了事发当夜陈志伟的出警处置过程。潇湘晨报此前报道，8月4日，陈志伟（因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一个月）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实名举报，称自己是临时被委派出警，回应出警时间等问题时被市级领导要求念新闻稿，并称办案人员对其违规审讯，强制定罪，自己两次手写申诉信均无结果。此举引发全网广泛关注。8月6日凌晨，由唐山市纪委、市公安局、市检察院、市法院等部门组成的专项工作组进行通报，称陈志伟反映情况均不实。这份官方通报并没有让该起举报事件平息，随后陈志伟继续发布视频，并通过接受媒体采访的方式继续发声，其称此次专项工作组发布的情况通报仍是判决书上的内容，自己反映的出警时间等问题仍未查清，自己将公布处警过程，披露详情并“举报到底”，同时，陈志伟表示希望更高级别部门介入调查。不过8月7日，陈志伟清空了自己在社交平台上的相关动态。陈志伟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坚称在处警过程均由领导安排，处置合规，因此认为自己无罪。陈志伟清空了自己在社交平台上的相关动态另据陈志伟接受采访时提供的一份延长审限通知书显示，7月4日，曹妃甸区人民法院给予其一份延长审限通知书，说“因案情重大、复杂”延长审限三个月，至2024年10月4日。对于陈志伟申诉调查一案的处理进展，8月7日，曹妃甸区人民法院接听人员曾向潇湘晨报记者表示“等官方通报”。图为曹妃甸区人民法院出具的延长审限通知书据周兆成律师介绍，此次听证会从9月22日上午9时一直持续到下午2时，约5个小时。整个听证会，主要围绕原审判决事实和证据是否错误展开，其在听证会上提交了7份新的证据，全面还原了事发当夜陈志伟的出警处置过程。但周兆成未告知7份证据详情。周兆成认为，原判对陈志伟犯滥用职权罪的认定存在商榷，陈志伟案应该启动再审。首先，关于出警时间延误的问题。陈志伟作为普通民警，并不能自行决定出警安排。当时的警力调配困难以及道路施工障碍从而导致延迟，而这并非他的个人责任。更重要的是，这次延误并未引发严重后果，如案件无法侦破等。其次，关于指控其放任陈继志离开医院，也与事实不符。因为出警时案件仅仅是行政案件，加之陈继志身处医院，正接受治疗。陈志伟当即向值班所长汇报，上级没有要求对此采取控制措施，这是基层民警依法履职行为，而非滥用职权。第三，原判法律适用存在明显错误。滥用职权罪要求行为人主观故意，且客观上行为导致重大损失。本案中，陈志伟既无主观故意，也未造成任何重大损失。此外，陈志伟的履职行为反映出基层一线民警的辛苦。作为基层民警，事发当日，陈志伟从9号早晨8点多一直工作到10日早晨6点多，长达22个小时的值班异常辛苦，而对唐山打人案的出警处置也连续长达3个小时，其在履职过程中始终遵循公正、合法原则。案发后也能够积极配合组织的调查，表现出良好的职业素养，还是不应该过度苛责。陈志伟与周兆成律师合影潇湘晨报此前报道：唐山烧烤店打人案获刑民警清空举报内容，曾晒聊天记录举证，事件三大疑问待解焦点一：陈志伟是否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放任主犯离开？据8月6日唐山发布相关情况通报：陈志伟在办理“06•10”烧烤店打人案件过程中，未按照办案规定处警执法，且在医院发现主犯陈继志后，故意不履行应当履行的职责，放任陈继志离开，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依法审理，构成滥用职权罪。对此，陈志伟在接受大河报采访时，回应了自己未能当场抓捕主犯的原因。其称自己在医院发现陈继志时，其当时还处于醉酒状态，脑部受伤，且家属在现场提出诉求要求治疗。而且当时存在“警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但凡我多带俩人去，也可以分开，工作可以同时开展了，当时所里已经没人可用了……我故意犯罪的主观动机根本就不存在，根本不构成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故意要件。”对于是否向韩志勇带班长请示汇报，陈志伟称，“我当时除了打电话跟韩志勇汇报情况，还把在医院掌握的情况也发到微信工作群了，最后韩志勇给我下达命令，让我回所审讯沈小俊……有时候汇报的意思，就是把现场的情况跟领导汇报清楚，等领导给我下达命令。至于有没有向领导明确询问过如何处理陈继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询问和请示汇报在我这里是画等号的。”陈志伟提供的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截图 来源：大河报关于滥用职权罪，8月7日，北京市中闻（长沙）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凯向潇湘晨报记者解析，其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滥用职权罪的主观故意要件，行为人要明知自己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并且明知这种行为会导致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受到损失，行为人希望或放任损失结果的发生。焦点二：举报未反馈、申诉程序拖延等问题是否存在？据8月6日唐山发布相关情况通报，判决后陈志伟未提出上诉。关于陈志伟反映办案人员对其违规审讯、强定罪名、举报未反馈、申诉程序拖延等问题，工作组通过调阅卷宗、查看留置讯问录像、核对笔录、查阅陈志伟本人忏悔书、与有关人员谈话等方式进行了核查，其反映问题均不属实。对此，陈志伟接受采访时称，自己按正常申诉流程走，于2023年底提交了再审申请书，最后一次是2024年1月5日。7月5日，曹妃甸区人民法院给予其一份延长审限通知书，说“因案情重大、复杂”延长审限三个月，至2024年10月4日。刘凯律师曾向潇湘晨报记者解析，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提起上诉和申请再审是两种不同的司法救济方式，适用的程序和条件也有所不同。如果当事人对生效的判决、裁定结果不服，因已经生效又不能再上诉，按照法律规定，当事人要获得法律救济就只能向人民法院或人民检察院申诉，让人民法院能对本案启动再审程序。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再审审限通常为三个月，可以延长三个月。再审程序启动后，如果申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判：（一）有新的证据证明原判决、裁定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二）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依法应当予以排除，或者证明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之间存在矛盾的；（三）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四）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五）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的时候，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如经人民法院审查，认为原刑事判决、裁定正确的申诉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说服申诉人服判息诉。如坚持无理申诉的，可裁定予以驳回。焦点三：案发时出警情况究竟如何？据8月6日唐山发布相关情况通报，陈志伟反映实际出警时间为10余分钟、被有关领导要求念稿“出警5分钟”问题，经核查，系其在采访前与处警人员（已依法处理）商议隐瞒后对外公布。但对此，陈志伟称可以调取相关证据证明。据大河报报道，陈志伟称，“判决书认定的事实是我耗时20多分钟才赶到现场，真正的事实是我到快3点才知道警情。接警后，我正常整装下楼，因为派出所门口修路还得绕远，我们正常出警了。”陈志伟保存的微信工作群聊天截图 来源：大河报对于接受媒体采访时谎称出警时间，陈志伟称2022年6月11日自己接到通知需接受媒体采访，他看到的稿子里写着“我们在5分钟到达现场。”他称这不是自己的出警时间，念不了稿子，“领导就急眼了，让我赶紧照着稿子念。后来，我就读了稿子。我当时的心态是，把出警的真实时间跟所能接触到的领导，实事求是地说明了。作为警察，我必须执行命令。”陈志伟还表示，表示唐山此次发布的通报仍为判决书上的内容。“分局4楼会议室有监控摄像头，调出监控，可以看到现场情况。而且现场那么多人，有分局的、有市局的、宣传口的，随便问几个人都知道了……到现在，他们也没调查我反映的出警时间问题，当时出警的有辅警，有监控录像，查一下就清楚了。”潇湘晨报记者吴陈幸子（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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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8月底，扶禾搬离原址，招牌已被摘下。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新京报记者 | 刘思维编辑 | 杨海校对 | 李立军▼全文7915个字，阅读需要15分钟一开始，王莎以为这又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在16岁女儿确诊重度抑郁症的第4年，她再次把女儿送进了一所封闭式的“心理教育”机构。每月2.5万元的高额费用让她有理由期待，女儿会像机构广告上宣称的那样迎来“完美蜕变”，“摆脱抑郁焦虑情绪”。半年过去，女儿走出深圳市扶禾心理教育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扶禾”）的铁门后，王莎很快发现，女儿变得更加沉默，胳膊上的疤痕也更密了——这半年她几乎每天都会自残，甚至尝试过自杀。而扶禾承诺的“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事实上却一样没落。这不是王莎第一次经历“失败”。在此之前，无论是学校、医院，还是家庭，女儿都无法长期待下去。某种程度上，把女儿送进扶禾更像是一次无奈的选择，王莎面对的是一种女儿“无处安放”的困境。愤怒、自责，或许还有对4年来无数次挫败的不甘涌向王莎，她需要一个出口。至于欺骗自己的扶禾，她清楚，要么成为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要么就向它宣战。王莎选择了后者。这让她意外地第一次真正和女儿并肩站在一起，女儿向她开口，讲述自己的遭遇，还有那些折磨着自己的感受。这让她有机会更靠近、更理解女儿。7月30日，王莎维权一个月后，深圳市松岗区这所已经开办5年的封闭式青少年心理教育机构搬离了原址，铁门上方“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被摘下，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属地派出所已受理案件。从最初把女儿送进扶禾的目的来看，王莎显然是失败了。如今，她不再执着要彻底治愈女儿，而是花更多时间去学习如何做一个抑郁症孩子的家长——在这场失败中，她找到的答案。“走投无路”王莎“全职妈妈”的生活，是从女儿魏莱六年级时开始的。在此之前，女儿由前夫抚养。那段时间魏莱说自己遭到了霸凌，开始找借口不去上学。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头发蓬乱，不愿出门，拒绝与人接触。再后来，家人发现她开始用美工刀划自己的手臂。魏莱的两条小臂上布满划痕。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眼看女儿的状态越来越差，王莎从生意中抽身，把魏莱接过来与自己同住。她带魏莱去医院，2020年11月，女儿被诊断为抑郁症。那时，王莎以为女儿只是需要开导，“打开心结”后一切就会好起来。她按医生的建议带女儿做了几次心理咨询，但效果并不好——女儿手臂上的划痕越来越多，晚上失眠，上课经常打瞌睡，在日记本上罗列自己的种种缺点：丑、胖、社交障碍、无法集中精力……4个月后，她们再次回到医院，这次医生告诉王莎，魏莱的抑郁症已经发展到了重度，需要马上用药，也不再适合继续上学，建议休学。魏莱的故事并不是孤例。2021年，一项发表在《儿童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流调报告显示，在我国6-16岁在校学生中，儿童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总患病率为17.5％。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孩子无法继续学业。在扶禾，魏莱的“校友”几乎都是休学少年，伟凡就是其中一个。他也是个重度抑郁症患者，今年15岁，已经休学3年。因为个子高，人也壮，他喜欢装作少年老成，声称自己高中毕业，不想上大学，也不想找工作。在家的3年，伟凡的病情并没有好转。他关上房门，不分昼夜地打游戏。自杀的念头折磨着他，他就用刀划开手腕，皮肤的痛感能暂时压制心中的痛楚。他拒绝与妈妈交流，每天妈妈罗芳都小心翼翼地敲敲房门，把药送进来，哄他吃，又被他烦躁的吼叫声吓得退出来。魏莱也一样。有段时间，王莎一度害怕回家——魏莱休学在家一年多后，“变得很怪”，她不想面对她。平日里，魏莱把自己关在8平方米的小房间，大多数时间在那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枕边是一个画满秘密的漫画本、充电插头、游戏机和三部手机。她日夜颠倒，凌晨醒、下午睡，醒了就躺在床上玩手机游戏、刷视频、点外卖、逗猫。魏莱的大多数时间都在这张一米二的床上度过。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女儿逐渐变得疑神疑鬼，总觉得有人要害自己，出门看门诊、做心理咨询都要随身带刀。她告诉王莎，自己头脑里出现了幻觉，有几个人在聊天、议论或命令她。有一次，女儿用刀划伤了家里宠物猫的脚垫，王莎觉得残忍，想批评她，张了张嘴却什么都没说，“担心哪句话刺激到她。”王莎看了有关抑郁症的书，也到网上搜了不少资料，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抑郁症孩子家长。但琐碎漫长的照料、压抑的家庭氛围，再加上女儿愈发糟糕的状态，都在消磨着她，也消磨着她对抑郁症的新认知。接受、理解女儿的“反常”并不容易。最初，她对女儿的病情有乐观的判断。“最多一年就能治好，然后复学，顺利小升初。”但眼看女儿“就像吹起的气球”，从休学时的150斤胖到220斤，还出现了月经失调、黑棘皮等症状，王莎开始心急了。直到有一次她要开门，把手里的东西塞给魏莱，打断了女儿玩游戏，结果没等她反应，女儿就伸手掐住她的脖子，露出凶狠的表情。王莎再也控制不住，当着女儿的面哭了。她不知道怎么办，女儿既无法上学，又无法安心待在家里。她迫切地想要找到一个出路，让女儿变回“正常人”。她先是把魏莱重新送进了医院，接受住院治疗。这是许多重度抑郁症家长的共同选择，罗芳在伟凡频繁出现自杀倾向后，也带儿子去了广州一家知名医院的精神科看病。诊室门外，罗芳小心翼翼地和伟凡转述医生的建议，听到“住院”两个字，伟凡激动地伸出拳头砸向妈妈，被身边的人拦住，住院也因此作罢。即便孩子不抗拒，也难以长期住院。魏莱住院17天后，医生就通知王莎需要办理出院，“医生说精神科床位供不应求，很多人排队等着，最长也只能住1个月。”出院后，魏莱病情又出现反复，王莎又带女儿看中医，但仍未见好转。最后，王莎找了一所全封闭的“军事化学校”把女儿骗进去，希望强行帮女儿减肥，矫正她的“心理问题”。封闭训练10个月后，魏莱从“军事化学校”毕业，看起来整个人“脱胎换骨”，瘦了40斤。“我当时真的觉得女儿失而复得。”王莎以为女儿的抑郁症治好了，趁热打铁，把魏莱送进一所复读学校，希望她抓紧跟上文化课学习，参加中考。两个月后，情况急转直下。2023年12月5日，魏莱在复读学校吞了42颗药，试图自杀。王莎第一次彻底陷入绝望，“走投无路了。”“救命稻草”“转机”很快出现。“这是我第一次切身地感到差点失去女儿。”那个晚上，趁魏莱送急诊留观，王莎扔掉了家里所有的刀、药品和她能想到的能被用来自杀的危险品。她上网搜索解决办法，第二天，就刷到了扶禾的广告。扶禾的广告。图源：扶禾官网领教过“军事化学校”后，王莎筛选机构更加谨慎。她特意查了工商资料，扶禾成立于2018年，办学经验丰富；注册资本500万元，实力雄厚，不至于跑路；经营范围包括心理咨询、文化教育信息咨询等，专业对口。和扶禾的招生老师通了两小时电话后，当天她到实地了解情况。在她的印象里，扶禾的硬件看上去无可挑剔，师资力量也让人信服。创始人寇明娇是应用心理学科班出身，心理咨询老师也有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等专业证书，“擅长精神分析疗法、认知行为疗法（CBT）、催眠术、后现代叙事疗法”；行为训练师“有两年武警总队服役履历，还获得过优秀士兵表彰”。王莎记得，寇明娇戴黑色半框眼镜，穿职业套装，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一副知识女性模样。”在扶禾挂满锦旗的茶室，寇明娇给她介绍了“3+X”特色辅导模式：包含心理疏导、学习动力激发、行为训练和根据每个孩子的自身特点以及具体问题，独家定制的有效转化方案。6小时的实地考察下来，王莎对这所机构有了不少好感：一是治病，据王莎了解，其他传统的封闭式机构以接收“问题少年”为主，有心理或精神类疾病的孩子只占到30%左右，但在扶禾，这类孩子占到80%以上；二是24小时看护，可以避免魏莱再自杀；三是扶禾有全科文化课，他们承诺文化课老师会一对一辅导孩子，帮助恢复学业。这些几乎是王莎最大的“痛点”，她很快被吸引。咨询中，扶禾工作人员也向她反复强调“转化”成功案例。“有些（病情）比您孩子更严重的，我们都接收过，都调整好了。”寇明娇告诉她，魏莱“转化”成功需要一年时间。扶禾学费不菲，每月2.5万元，是军事化学校的数倍。但王莎当即拍板，签下一年合同。“孩子的状况不好，年龄也越来越大了，没有时间去浪费。”扶禾在宣传物料中承诺绝不体罚孩子。图源：“扶禾心理教育”微信公众号罗芳也是在网上看到的扶禾广告，她对这所机构的几个理念印象深刻：“坚决杜绝侮辱打骂体罚孩子”“心理和学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让孩子“回归家庭、回归学校，走向社会”。与寇明娇沟通后，罗芳被对方“4个月就能让孩子好转停药”的承诺点燃了希望，这让她下定决心：借钱也要把儿子送进扶禾。“学费那么贵，各方面都肯定是很好的。”罗芳心想。也有家长被医生或心理咨询师推荐来扶禾。8月底，新京报记者陪同王莎母女就诊，深圳一家三甲精神专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承认自己曾推荐病人到扶禾。这让家长们更加相信，扶禾不像那些“野鸡机构”，这里更科学，也更有保障。“走投无路”的家长们都以为，他们抓住了一棵救命稻草。神秘学校和进入特训学校的方式一样，少年们大多是被家长骗进扶禾的。那天王莎借口送魏莱去做心理咨询，出门前她和招生老师反复确认了路上的时间、进门细节、停车位置和自己的离开时机。从广东惠州的家里出发，开车1个半小时就到了位于深圳市松岗区的扶禾，这里地处深圳的偏远地带，更靠近东莞。搬离前的扶禾一直大门紧闭。受访者供图学校在一条植被茂密的小路旁，3米高的蓝色铁门常年关着，“扶禾心理”四个金色大字立在上方。“校园”被民房和厂房团团包围，剩余的地方被彩钢板和铁丝网封住，上面布满防盗刺。周围邻居除了早上会听到学生晨练的声音，偶尔还能听到有人打篮球外，对墙内的事一无所知，只知道这里是所学校，开了五六年，但没怎么见过学生进出，“挺神秘的。”“这里就是个监狱，进得去，出不来。”飞翔也是扶禾的学员，同样患有重度抑郁症。在包括魏莱、伟凡在内的数个扶禾学员的回忆里，扶禾内部到处都是紧闭的门，有24小时值守的保安，学校不允许带手机和任何联网的电子设备，这让少年与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从早到晚，学员们几乎没有独处的机会，学管（生活老师）与他们同吃同住，这些本应陪伴、疗愈孩子的老师，最终成了学员口中的“狱卒”。院内面积虽然不小，但被分割成几块，他们的活动区域被严格限制，上课时教学区的门是封闭的，体育活动有学管在场边看守，晚上宿舍楼门窗紧闭，禁止学员出入。魏莱绘制的扶禾内部平面图。受访者供图积分也是约束学员的手段。迟到、上课不专心、说脏话都要扣分，是否扣分、扣多少分却没有具体标准，“全凭老师的心情。”每周六可以通过“体育活动”集中销分，项目包括蛙跳、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有学员一周能扣二三百分，需要围着两张乒乓球台蛙跳五六十圈，“有时候能断续跳一下午”。最让学员们恐惧的要数“吊杠”。健身器材区的角落里，有个离地两米左右的单杠，学管会让被罚的学员踩着一个厚垫子站立，再用一根弹力绳把学员的双手绑在单杠上，然后抽走脚下的垫子，让学员身体悬空，持续十分钟到半小时不等。“单杠旁边的一面墙上，全是我们挣扎时蹬上去的鞋印。”几位学员告诉新京报记者，吊杠时几个老师就在一旁看着，“你怎么喊老师都不会把你解下来的。”一位曾在扶禾工作三年的文化课老师向新京报记者证实，自己看到过学生被绑起来吊杠，“有一些（学员）刚开始来不习惯，或者想走、不听话，可能就（被）吊着。我觉得这是锻炼他的意志，还有就是给他一点教训。”后来，王莎发现，这些禁锢、体罚都可以概括为扶禾宣传的“3+X模式”里的“行为训练”。而她之前看重的“学习动力激发”，以及扶禾承诺的“一对一文化课辅导”，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后并没有发生，取而代之的是集体教室和存有录播课的无网络平板电脑。至于家长们最在意的“心理疏导”，少年们坦言，比起他们在外面接受的心理咨询，这里的“疏导”几乎没什么效果。他们把原因归结为老师“不专业、敷衍”。魏莱记得，一次心理课上，老师照常问她感觉怎么样，魏莱坦言自己有时候会有想杀人的想法，心理老师则回应她：“你有精神病。”事实上，被骗进扶禾的当晚，魏莱就在洗澡时吞了小半瓶沐浴露和一包零食里的干燥剂。接下来的两天，恶心、胃部灼烧的感觉一阵阵翻涌上来，难受得吃不下饭。她几次跟老师反映，要求去医院，对方都没理会，只是让她“多喝水”，“她说自杀随便你，但是同学知道了会嘲笑你。”有时“心理疏导”更像种感恩教育。一位女学员记得，在一次与心理老师的对谈中，她被教育：“你们是被家长送进来的，应该感恩家长，感恩老师。”一位男学员回忆，同样在一对一心理课上，老师扔给他一本心理书后，就坐在他对面，一言不发地盯着自己，一直持续到下课也没说一句话。他不知道对方的意图，只能低头抠手。“他给我一种很强的压迫感。”王莎收到的女儿在扶禾接受一对一心理咨询的照片。受访者供图没人知道经历过扶禾的“3+X”训练，这些少年的病情得到了缓解，还是恶化。但多位学员证实，他们的很多“同学”都自残。在扶禾，伟凡打碎镜子用碎片划伤手臂，“痛觉上来了就能不去想那些事。”孩子间互相模仿。在家时，伟凡只划过一次，在扶禾，他“每天都划”。对扶禾大门后发生的一切，家长们并不知情。多名家长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们和孩子无法通电话，仅能以书信联络，但学员们说老师曾明确告知每封信都会被检查。有时，老师会发来孩子面带笑容的照片和视频，打消家长们的顾虑。在魏莱进入扶禾3个月后，王莎和前夫在家庭团体治疗课上第一次见到了女儿。相比入学前，魏莱又胖了回去，他们有些不满。见面的一个小时里，心理老师全程陪同，女儿没说什么话，只是哭着问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接我出去？”王莎和前夫对视一眼，觉得女儿还在为被他们骗进扶禾的事闹情绪，只能“半蒙半哄”让女儿坚持待下去。从扶禾发来的女儿面带笑容，或上心理课时的照片来看，他们相信，一年协议期后，女儿的病就会治好。“到时你就会理解妈妈了。”王莎心想。王莎不知道，这次会面后，魏莱在日记中写下：活着没意思，我想死。又过了3个月，王莎偶然间获得了一次和女儿单独相处的机会。魏莱在聊天中透露出的一些信息让她感觉扶禾不对劲：“床单被罩半年没换洗过，心理老师喜欢讽刺人。”分别前，女儿还叮嘱她：“你千万不要跟老师提意见反映问题，要直接把我接走。”次日，她把女儿接出扶禾。学员们把离开扶禾称作“刑满释放”，在离开扶禾的路上，反复确认自己真的逃离后，王莎听见，女儿恨恨地骂了两句脏话。路在脚下回家后魏莱总做噩梦，梦到被扶禾的人抓回去，惊醒后就大声喊王莎。王莎穿着拖鞋冲进女儿的房间，躺在她身旁，拍着她的背安抚：“妈妈保证，再也不会送你去封闭机构了。”魏莱脸冲墙、不吭声，后背耸动着，在抽泣。即使“刑满释放”，很多少年也难以完全“走出”扶禾。男生在扶禾只能留短发，一个男孩“毕业”后，刻意蓄起长发和胡须，“就是为了在睡醒时，摸到长发，确认自己不在那里。”每次洗澡水调热一点，触觉的刺激都会让飞翔身体一颤——那里的洗澡水也是这么烫。魏莱看上去还是老样子，甚至比从前更沉默。又过了几天，王莎在和女儿聊天中一点点揭开了扶禾的秘密。她开始在网上寻找更多从扶禾走出来的少年，逐渐从他们口中拼凑出扶禾的真实样貌。“难以置信，无比震惊。”王莎意识到，自己被彻头彻尾地欺骗了。扶禾的管理方式跟其他的特训学校没什么不同，那些机构的体罚、暴力、精神施压，扶禾一样没落。他们的管理模式、课程设置，本质上还是让孩子屈服恐惧，鼓励服从。想到女儿这6个月来的恐慌、无助和崩溃，还有对自己的误解和怨恨，气愤、愧疚一波又一波地涌向王莎。她恳求魏莱原谅，女儿用沉默回应她。安抚女儿的母亲。图源：ICphoto王莎决定报警。临出发前，她问魏莱：“你愿意和我一起去派出所吗？”她没想到，女儿没有犹豫，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换衣服出门。她们开了一个多小时车，到扶禾属地派出所做了笔录。去行政机关举报扶禾，她也把女儿带上。王莎发现，一向不敢和陌生人说话的魏莱，在调查人员面前讲起扶禾的桩桩“罪状”，“眉飞色舞，十分来劲。”王莎仿佛又看到了女儿生病前的样子。她开始试探着向女儿同步维权进展，发现女儿表现出了罕见的关心。她又把女儿拉进了维权群，虽然魏莱只是潜水，从不发言，但王莎知道，群里大家提供的每一条线索和信息，她都在关注。很意外地，魏莱患病4年后，母女二人终于有机会成了肩并肩的“战友”。王莎在搜集扶禾“罪证”的过程中，也逐渐了解到这些抑郁症孩子在里面的遭遇和心境，那些琐碎的、直白的细节让王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抑郁症患者，她也因此更理解女儿。与积极维权的少年相比，家长的参与意愿很低。有些人直接拒绝了王莎，魏莱爸爸也不希望她出面维权，更不希望她带上女儿。“对抑郁症孩子来说，更重要的是走出来，而不是沉浸在过去，始终要向阳而生嘛。”这能代表一部分家长的普遍心态。刚被动员时，飞翔的妈妈齐欢也是这样想。当初为了逃避，她扔掉了和扶禾签订的合同，以无法提供证据为由，拒绝了王莎：“我想翻篇了。”但飞翔翻不过这一篇。“他说到时候开庭我一定要去，无论怎么样我一定要去。”飞翔坚持让妈妈把和扶禾的汇款记录发给王莎。齐欢只好照做，然后加入了维权，如今也成为了一个积极参与者。“能够使他内心成长强大的，我都要尽力去做，”她和王莎交换了一个眼神，柔声说，“我们必须站在他们（孩子）这一边。”家长和孩子的并肩作战换来了阶段性的胜利——属地街道与消防、民政、卫健、教育、市监等多部门联动执法，困在扶禾的一批孩子被接回家，职工团队解散了，扶禾搬离了原址，创始人声称暂停招生，警方回复王莎：“刑事案件受理”。曾经觉得“走投无路”的家长们，经历过扶禾的事情后，也不再执着追求孩子治愈和复学，开始允许他们“带病生存”。齐欢正在准备考心理治疗相关的证书，她想从改变自己重新开始。“作为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父母要学习很多，你不能推卸这个责任，不能走捷径或者是甩锅。”父母之外，同龄伙伴和专业陪伴者的角色一样不可或缺。从扶禾“毕业”后，伟凡经常来深圳找“扶禾的朋友”聚会，他们是他能够交心的伙伴。少年们恨扶禾，却也不得不承认，在扶禾，他们遇到了和自己处境相似，能够互相理解的朋友，正是他们之间彼此陪伴、一致对外，才熬过了那段艰难的生活。少年们需要一个相对自由包容的空间，国内已有一些社会机构正在积极探索。在那里，他们能随时与家长联系，也能和处境相似的伙伴一起互动、合作，同时有专业人士提供指导与照看。除了社会力量的积极介入，政府层面也在进行探索。2023年深圳市妇联开展了针对厌学停学青少年的家庭教育和心理干预综合服务项目，通过专项训练和个体、家庭咨询、教育指导等方式，帮助家长重塑教养理念、改善家庭亲子关系，截至2024年3月1日，已帮助首批试点40户家庭中的31名青少年成功复学。飞翔也成功复学了，8月底，他正在高中参加军训，齐欢翻出班主任发的视频，从一片迷彩绿中间指出儿子——飞翔的脸晒得黑黑的，在打军体拳。齐欢说，她做好了儿子再次休学的心理准备，能继续读书当然好，不行的话她也能接受。王莎很羡慕，但她清楚魏莱现在还不适合复学。她现在几乎不去公司，把一摊子事儿甩给丈夫和母亲，整天围着女儿转。魏莱房间的书架。新京报记者 刘思维 摄那张一米二的床挤了两个人，母女俩并肩靠在床头，一起打游戏。王莎打得很菜，女儿一边嫌弃她笨，一边凑近身子指点她。有几次，王莎在自己房间休息，女儿径直推门走进来，主动靠着自己躺下。王莎慢慢发现，魏莱也不是整天躺着玩手机，她最近在自学日语，会把一些自己画画的视频上传到社交网站，背景音乐是自己吹的卡祖笛。重症抑郁症孩子的家长真的“走投无路”吗？王莎现在确信，路就在脚下，就在原点——那是父母和家庭。（为保护未成年人隐私，文中人物除寇明娇外均为化名）

9月7日一大早，于先生通过高德打车APP约了一辆车，赶9点钟的航班去日本。这一次他还带了一位特殊的“旅客”，他家的猫。因为带宠物出境，手续很繁琐，要提交很多材料，填写各种表格，所以他早早地出门了。5点39分，他就上了“曹操出行”陆师傅的车。以前他从家去浦东机场打车只要42分钟这一次他竟然花了65分钟同样走中环路为什么这一次多跑了30公里？▲事发当天于先生的打车路线截图发现绕行后，我们都尴尬了于先生其实是个“老上海”，最近几年才时常到国外居住一段时间。他家在闵行区梅陇X村。9月7日早上5点半之后，他收拾停当，打开手机上的高德打车APP，约了一辆车。该打车平台上“曹操出行”的陆师傅接了单。不多时，陆师傅如约开车到小区1号门接于先生。上车坐定后，陆师傅向于先生建议说，外环线大车子比较多，中环相对好一些。经过于先生同意后，他们就上中环，一路向浦东机场进发。陆师傅35岁左右，比于先生小不少，但是他依然具备这个职业健谈的特征。于先生说，起那么早，他希望陆师傅能精力充沛，至少不要昏昏欲睡，于是一路上就饶有兴致地跟陆师傅聊天。他们聊足球，聊平常跑车接客的一些轶闻趣事。如果没有后面发生的事，对于先生来说，这就是一趟愉快的出行。于先生说，以前他也经常打车从家出发去浦东机场，40分钟肯定能到。但是这一次，他坐在陆师傅的车里，感觉时间很漫长，该到机场的时间，为何还在路上全速奔跑？他看了看时间，又看了看窗外，路途景观完全不对。于先生就发问：“你这走的是中环吗？”陆师傅说，“怎么了？我们还在中环上呀！”于先生认为陆师傅绕行了，但是陆师傅坚称这就是最佳线路，而且是经过于先生许可的。于先生说，接下来的行程，他和陆师傅都觉得很尴尬，先前的热聊顿时冷却，一路无话。6点45分，于先生终于到了浦东机场。按照打车平台显示的里程和时间，74.55公里，65分钟，扣除优惠的24元之后，于先生确认支付了282.83元。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优惠，于先生应付306.83元。于先生将他上一次打车去浦东机场的记录截图发给记者。上一次车子跑了44.47公里，42分钟，没有优惠，付款131.38元。也就是说，这一趟，曹操出行的陆师傅多跑出170余元的费用。▲于先生前一次相同路线打车费只花了131.38元地图显示陆师傅绕了半个上海记者在“高德打车”上查询，从于先生居住的小区出发，前往浦东机场2号航站楼，3条推荐线路均为45公里。推荐一的线路顺序为：中环路-华夏高架路-迎宾高速。9月7日，陆师傅的路线虽然也是走中环，但是陆先生往相反方向走，然后北上，从闵行区绕到了虹口区，兜了个中环最大限度的圈子。“中环线好比一张闭合的弓，正常情况下，我去浦东机场会走那根直弦，但是那天早上，陆师傅带我走了弓背，等于带我绕了半个上海。”于先生说，他因为要给小猫办登机手续，顾不上跟陆师傅争论，就按照平台显示的金额付了款。办好一切手续，进到候机大厅后，离航班起飞还有一些时间，于先生就开始在高德打车平台上发起投诉。“我按照平台要求，提供了一切证据。当天下午，我到达目的地后，看见平台已经认可了我的投诉，并给我退了一部分钱。”记者从于先生提供的订单截图看到，平台在282.83元上划了道斜杠，旁边将金额修改为151.81元。“高德打车平台的客服打电话联系我说，他们可以把实付151.81元的零头抹掉，算是给我的补偿。但是10天过去了，他们并没有落实，我也不打算为了51元钱再去找他们。只是觉得他们这个平台，缺少诚信，下次不用了。也借此提醒其他乘客小心避雷。”▲ 平台将于先生原本282.83元的车费金额改成了151.81元平台回复：确实是司机的问题，但不严重9月20日上午，记者将于先生的情况反馈给打车平台后，“高德打车”立即给于先生发了一条短信：【高德打车】您2024年09月07日05:29的打车订单退款51.81元，预计1-3个工作日到账，请注意查收，感谢使用高德打车。发稿前，在高德打车平台上运营的“曹操出行”PR陈先生联系记者说，他们早在9月10日就已经跟乘客于先生协商好了退款和补偿事宜。经他了解，目前相关退款均已到账。记者：你们跟“高德打车”是什么关系？“高德打车”对你们司机的行为负责吗？陈先生：简单来说，乘客通过高德打车平台下单，平台会把部分订单分配到我们这边来承接，我们会给“高德打车”一部分佣金。因为他们给我们提供了流量订单。记者：现在出现了陆师傅这样一些问题，“高德打车”要承担什么责任？我看到你们给乘客的短信都是以“高德打车”名头发送的。陈先生：因为“高德打车”不参与跟司机分成，所以，“高德打车”对类似陆师傅这样的事情介入比较少。通常都是我们和司机去跟乘客沟通。由于乘客是通过高德打车平台下单，完成支付，在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还是以“高德打车”的名义跟乘客沟通；如果要退款，也是通过“高德打车”的支付系统，将钱款原路退回到乘客的账户里。记者：乘客于先生和司机陆师傅都是上海本地人，走哪条路去浦东机场，他们俩都知道，为何还会出现绕行这么远的情况？陈先生：这完全是司机的原因造成的。我们已经对司机进行了召回教育。记者：你们跟这位司机陆师傅是什么关系？出了这件事后，你们是否还让这位陆师傅在“曹操出行”的平台上运营？陈先生：陆师傅是我们下面一家合作单位的司机。该司机证照齐全，身份合法。这件事情本身，其实说，没有非常严重，我们目前是对司机进行培训整改，并且对他后续的服务进行管控，如果他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们就把他清退掉。目前，我们还是许可他在我们平台上运营的。本文来源：周到上海作者：叶松丽微信编辑：泰妮校对：daxi 图片说明： 当地时间21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峰会在美国特拉华州举行（澎湃影像）本报驻美国特约记者 萧 达●本报记者 郭媛丹 岳林炜●陈 康 柳玉鹏 甄 翔21日和22日，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领导人峰会（以下简称“四方峰会”）在美国总统拜登的老家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举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称，这是拜登面临政权交接之际，为留下自己的外交政策遗产作出的“最后努力”，以“制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更有媒体记者通过摄像机捕捉到，这次峰会的第一个议题就针对中国。尽管峰会发表的联合声明并未提到中国，但法新社引述美国官员的话称，“对抗中国”成为峰会“议程重点”。多名中国学者22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在亚太挑起大国对抗的企图，以维护自己的霸权。不过，鉴于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都即将离任，澳大利亚明年也将举行大选，有西方媒体把本届峰会称为“告别峰会”。中国外交部此前曾表示，中方一贯认为，任何地区合作机制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搞封闭排他、针对他国的“小圈子”，违背时代潮流，与地区国家的愿望背道而驰，不得人心，注定不会得逞。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印度总理莫迪、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一同出席Quad峰会（美联社）针对中国言论被记者发现“在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里，拜登欢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的领导人来到他的特拉华州家乡，推动外交对抗中国。”路透社称，此次峰会的议程包括加强在印度洋的安全合作等。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柯比称，四国领导人讨论“印太地区”仍然存在的挑战，包括所谓“中国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不公平的贸易行为以及台海紧张局势”。CNN称，拜登特意在其家乡特拉华州威尔明顿主持举行“四方峰会”，并把这一峰会打上他的私人烙印：他把与其他三国领导人的双边会晤安排在自己的私人住宅中，并在自己曾就读的当地高中举行峰会。报道称，本来印度应该是今年峰会的举办国。印度原计划今年1月举办峰会，但因拜登在大选期间“无暇出访”而被推迟。不久前，在美国的要求下，印度最终同意交换主办国。对于拜登如此精心安排这场峰会，CNN称，在拜登看来，这是对他力推的这一伙伴关系安排的合适尾声。2021年，拜登提出把QUAD提升到领导人峰会层级，认为这是重新激活“印太联盟”力量以“抗衡中国日益上升影响力”的关键。美国“政治新闻网”21日称，虽然QUAD被认为是拜登标志性的“外交政策遗产”，但白宫表面上极力否认这是美国在印太地区“遏制中国的工具”。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当天公开宣称，峰会“不针对其他国家”。不过令美方尴尬的是，拜登和美国高官当天针对中国的话语却被会场外的记者记录下来。“政治新闻网”称，峰会开始后不久，当与会者认为记者们已经听不到声音时，摄像机却捕捉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的第一个话题：中国。此外，会场外的记者还听到拜登指责“中国在南海、东海、南亚和台海地区都继续表现得咄咄逼人”。报道称，拜登和美国高官这些本不愿对外公开的话“削弱了美方公开评论的可信度”。外交学院教授李海东22日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四方峰会”实际上完全由美国主导，是在区域和全球范围内更有力地推动盟友与中国对抗的战略工具。尽管印、澳、日加入其中有各自的利益考虑，但该机制本身服务于美国战略需求的性质不会变。拜登等人寒暄涉南海、东海内容更多“四方峰会”在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据法新社报道，尽管联合声明中没有点名中国，但指责“在南海的胁迫和恐吓行动”。联合声明还宣布明年将举行四方海岸警卫队联合巡航行动，计划扩大“印太海域意识伙伴关系”。报道称，此次峰会向北京发出了信号，表明QUAD机制的重点进一步转向安全议题，反映出四方“对中国越来越担心”。除了针对中国，联合声明还指责朝鲜发射导弹和进行网络攻击，对俄罗斯与朝鲜的军事合作表示担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联合声明确认四方将加强在海洋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四方海上保安机构将提高“相互操作性”，从明年开始在整个印太地区实施联合监视活动和训练。四方还将向其他印太国家提供海洋监视技术，以“遏制非法海洋行动”。此外，针对中国与菲律宾船只此前在南海发生的冲突，联合声明加入了“谴责危险操纵船只”的表述。《印度斯坦时报》22日称，与去年5月广岛“四方峰会”后的联合声明相比，今年联合声明中涉南海和东海的内容更多、且口气更强硬。尽管声明中并未点中国的名，但对中方在印太地区的活动使用了“最强硬的语言”，对南海和东海局势表达“严重关切”，包括对所谓岛礁“军事化”以及南海“胁迫行为”的“严重关切”。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丁铎2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近几年由美国主导的这一地区性小多边机制频繁在南海等问题上刷存在感。“四方峰会”联合声明指责南海海域存在的所谓“胁迫和霸凌”，是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企图以此压缩中方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空间。丁铎说：“这种渲染‘中国威胁论’的背后，本质上是美国对于其自身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及主导地位受到威胁的担忧。”据俄新社报道，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不久前就“四方峰会”发表评论时表示，美国等西方国家试图完全控制欧亚大陆，它们在西边为此不惜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等民用基础设施……现在，它们又需要从东边下手。她说，QUAD和奥库斯（AUKUS）等打着“维护安全”旗号的联盟被引入这一地区，实际上它们“绝对是具有侵略性的北约式联盟”。“告别峰会”与“生存危机”尽管“四方峰会”企图通过大肆炒作“中国威胁论”来秀团结，但路透社称，这是即将离任的拜登主持的“告别峰会”。拜登最担心的是，“四方峰会”能否在他卸任后继续存在。拜登明年1月就会交棒，他不知道届时将由他的副总统哈里斯还是他的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接任。美国“政治新闻网”称，拜登和岸田文雄都即将卸任，澳大利亚明年也面临大选，这使得QUAD的前景出现了不确定。报道称，拜登试图淡化人们的担心。在峰会上拍集体照时，拜登用手搂着印度总理莫迪的肩膀说：“QUAD机制在11月之后仍将继续存在下去。”“炒作无法掩盖QUAD的生存危机”，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战略研究名誉教授、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前顾问切拉尼20日在《日经亚洲》撰文称，除了针对中国，这个仅有四个国家组成的集团几乎无力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QUAD在新兴技术、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基础设施等方面设立的六个工作组近年来“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具体进展”。丁铎说，综观过去几年QUAD四方的合作成果，可以发现主要聚焦于政治外交层面，但这更多只是一种姿态。“一旦涉及到实质性问题，需要各方掏出真金白银时，四方合作推进速度就会很缓慢。”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称，QUAD机制的形成是基于想象中被夸大的“对中国的恐惧”，它“从一开始根基就不牢固，因为它的根子更多源于恐惧而不是共同归属”。报道称，在QUAD四方地缘政治拼图中，印度是相对不稳定的一员。尽管华盛顿总是试图让新德里站在自己一边，但印度的“战略愿望”是利用与美国的关系为自己谋取利益。同样，一旦澳中关系走近，澳大利亚对华关系变化也会影响QUAD。李海东说，QUAD各方有自己的利益和盘算，尤其是一些成员与中国有着广泛的经济和人文联系。未来需要进一步观察，该机制是依旧会松散存在还是会进一步强化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