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农商行上半年总资产突破1.26万亿元，营收同比增长15.48%，净利润增长3.61%。”

　　文/每日财报 张恒

　　在今年开年伊始官宣换帅——“70后”关文杰担任北京农商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半年之后，坐拥超1.2万亿资产的北京农商行于近日正式对外披露了2 024年半年度业绩报告。

　　在有效需求不足、社会预期偏弱等挑战下，北京农商行上半年业绩表现确实尚可，总资产较上年末增长250.94亿元，达到了1.26万亿元，增幅为2.03%；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48%至90.5亿元；利润总额为49.76亿元，同比增长了3.64%；净利润达到了42.09亿元，同比增长了3.61%。

　　然而，可观增长的背后，也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一是利息净收入“原地踏步”，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承压下行；二是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暴涨，叠加投资收益拉升，这才推动了该行上半年营业收入的增长。

　　01

　　上半年业绩喜忧参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暴涨353.09%

　　《每日财报》在研究完北京农商行2024年上半年各项财务指标数据之后，其业绩表现或也只能用喜忧参半来形容。

　　喜的是，规模方面，继2023年三季度末北京农商行资产规模站上1.2万亿元大关后，今年上半年末该行资产规模再做扩表，以1.26万亿元资产规模逼近1.3万亿元大关。此外，北京农商行2024年半年报数据显示，报告期内该行存贷款规模再攀新高。其中，存款总额8228.27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05%；贷款总额4799.75亿元，较上年末增长6.97%。

　　盈利方面，继2023年末的营收（+0.23%）、净利（+0.14%）低迷增速后，今年上半年北京农商行业绩终于有所回暖，不仅实现营收与净利“双升”，而且这两项核心指标的增速均突破了3%。

　　可以说，北京农商行在新任董事长关文杰掌舵后，所交出的第一份半年报“考卷”表现还算是不错的。

　　然而，北京农商行营收净利双增的背后，作为银行主要营收来源的利息净收入并无明显增长，非息收入中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也出现了明显下滑，业绩增长主要靠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来拉动。而我们知道，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是一个不稳定项目，今年上半年却暴增，是该行业绩贡献的“主力军”，着实令人惊讶。

　　具体来看，首先是利息净收入相关指标方面，报告期内北京农商行取得利息收入169亿元，同比增长4.75%；利息支出 112.96亿元，同比增长7.26%，增速为前者1.5倍，直接导致该行利息净收入无明显增长，与去年同期持平。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该行实现利息净收入56.04亿元，与2023年同期的56.03亿元相差无几。

　　事实上，北京农商行利息净收入陷入增长瓶颈也早有预兆。2018年-2023年，北京农商行的利息净收入分别为175.83亿元、166.19亿元、140.52亿元、134.33亿元、122.56亿元和116.57亿元。可以看到，从2019年开始，该行利息净收入连续五年下滑，到2023年已经跌至不足2018年的七成。

　　与此同时，这一期间该行利息净收入所占总营收的比重分别为89.74%、88.3%、84.9%、81%、80.31%、76.21%，2024年上半年的占比则进一步降到61.92%。虽然利息净收入对北京农商行的营收增长贡献度在降低，但仍占有重要地位，这样的营收结构对于公司的长期盈利增长不利。

　　利息净收入逐年承压下行，也意味着在银行传统的存贷主业上，北京农商行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可能亟待加强，值得该行持续关注。

　　再就是中间业务方面，2024年上半年，北京农商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5.89亿元，同比下降4.07%，营收占比仅为6.51%。而且近几年该行的中间业务净收入并不稳定，比如2023年末该行发行理财业务收入同比下降27.34%；银行卡手续费收入同比大幅缩减49.02%。

　　利息净收入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双双出现了失利，这对该行整体营收增长造成很大压力，而我们细看科目却不难发现，今年上半年北京农商行营收端却并没有被拖累，主要是源于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科目所作出的贡献。而如果剔除掉这两个指标，北京农商行的营业收入是否还能实现正增长，便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财报数据显示，上半年北京农商行实现投资收益24.22亿元，同比增长72.24%；实现公允价值变动收益3.67亿元，同比暴涨353.09%，两项收入合计占总营收比例高达30.82%，相比去年同期直接多赚了13.02亿元。

　　不过，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只是投资时的纸面“浮盈”，一般是企业持有的交易性金融资产随市场价格波动导致的价值变化所产生的收益，但并非真正意义上“落袋为安”的投资收益，只有等真正卖出后才算是自己的，否则，在没有被实际出售之前就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也就是说，这一变量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此外，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的合计占比远超过了手续费及佣金收入，也表明北京农商行在银行卡交易、理财代销上相对较弱，更多是依赖资产做投资。

　　02

　　加大计提信用减值损失，资本充足水平明显滑坡

　　解构完北京农商行的营收端情况，我们再来看该行的成本支出端、资本充裕度和资产质量情况。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农商行总计营业支出40.81亿元，同比增长了34.24%。其中，税金及附加支出1.29亿元，同比增长13.16%；占据大头的业务及管理费支出达到了33.5亿元，同比增长14.92%。

　　值得注意的是，上半年北京农商行还加大了对信用减值损失的计提力度，总共计提了6亿元，而这一数值在2023年同期才为0.1亿元，计提力度不可谓不大，也直接促使报告期内该行营业支出成本的增长，从而进一步侵蚀了利润端，给盈利增长带来一定压力。

　　我们知道，信用减值损失的增加，是反映出银行为应对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加大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这可能意味着北京农商行对于未来自身可能发生的信用风险问题担忧加剧，以及对自身资产所产生的风险认识要更加谨慎，期望通过加大计提力度来进一步提高对不良资产的处置能力，应对可能发生的一切风险。

　　以目前该行资产质量和资本充足状况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猜想。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北京农商行拨备覆盖率为305.51%，较年初增加了30.19个百分点，安全垫增厚。

　　不过，该行资本充足水平却有所下降，报告期内资本充足率为13.69%，一级资本充足率为11.21%，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也为11.21%，杠杆率为6.54%，这些指标均符合监管要求。但与年初相比，其资本、核心、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分别对应下降了0.35、0.24、0.24个百分点。

　　03

　　筹备13年，IPO何时迎来“新曙光”？

　　在经营业绩背后，市场则更为关心北京农商行一直以来的IPO进展情况，要知道作为首家省级股份制农商行，北京农商行却在向IPO发起冲击道路上逐渐掉队，成为四家万亿农商行中至今唯一一家还未上市的农商行。

　　实际上，北京农商行的IPO筹备较早，推进却异常缓慢，可谓“起了大早赶了晚集”。

　　但直到现在，该行IPO仍在辅导期，没有取得其他实质性进展，就连每年举办的股东大会上，北京农商行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上市的议案。

　　在这13年里，北京农商行已更换过三次一把手。2013年，原董事长乔瑞辞任，由王金山接棒，后者担任该行董事长长达十年。2022年随着王金山的退休离任，原北京农商行行长付东升就升任成为了新董事长，其任职资格在2023年4月获得监管批复。但出生于1963年的付东升，与王金山一样也面临“到龄退休”的情况，并正式于今年1月份退休挂帅离去。

　　如今，第三次更换董事长的北京农商行，随着今年6月18日新掌舵者关文杰出任董事长一职正式获批落定，也让业内外对其能否推动北京农商行IPO再进一步，充满了期待和想象。

　　而此前就有不少分析人士指出，股东结构不稳或是成为阻碍北京农商行IPO顺利推进的“拦路虎”。

　　公开资料显示，北京农商行的股权结构一直较为分散，截至2024年6月末，北京农商行股东数为27811户，持股121.48亿股。其中，法人股东户数较年初减少了6户，总计为288户，持股比例为77.38%；自然人股东数较年初增长了3户，达到了27523户，持股比例增至22.62%。受此影响下，报告期内北京农商行总股东数减少了3户。

　　此外，该行的前十大股东中，持股超过5%的只有5户。分别为北京金控集团（9.9996%）、北京国有资产公司（9.97%）、北京首农食品集团（9.84%）、北京基础设施投资公司（8.72%）以及北京国有资本运营公司（8.4%）。

　　而对比2018年该行前十大股东名单，不难发现目前北京农商行原始股东已经有一半以上发生了变更，可见近年来该行股权转让之频繁。

　　北京农商行最近一次股权变更要追溯到去年10月份，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北京二十一世纪奥亚德经贸有限公司所持该行7796.62万股份依法进行拍卖，最终由北京农商行第五大股东北京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竞得。随后在2023年11月8日，双方完成股权变更，由此，北京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持股比例从原来的7.75%增加至8.4%。

　　众所周知，股权质押转让对银行业务的短期影响不大，但一旦频繁发生股权变更，会打破原有相对平稳的股权结构，不利于银行治理的稳定。

　　综上所言，面对业绩增长结构待完善的现状，以及仍未圆梦的13年IPO之旅，留给北京农商行新“一把手”关文杰待解决的问题依旧还有很多。

　　来源：每财网

责任编辑：张文

蔡嘉梅（记者 刘佳玉）09月18日,广东省惠州市纪委监委9月16日消息，日前，惠州市纪委监委对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原党组书记、主任陈育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陈育霞落马 资料图经查，陈育霞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背组织原则，隐瞒入党前严重错误；公权私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工程验收、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陈育霞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行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惠州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决定给予陈育霞开除党籍处分；由惠州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今年6月28日消息，陈育霞在任上被查。公开信息显示，陈育霞曾任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法定代表人，后任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根据惠州仲恺高新区党工委统一部署，2023年3月9日至5月31日，区党工委第二巡察组对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党组进行了巡察。2023年7月31日，区党工委第二巡察组反馈了巡察意见。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仲恺分中心，成立于2013年，是仲恺高新区管委会为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的统一规范性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两天前的9月14日消息，惠州市人大常委会正处级干部文绍良被查。他长期任职仲恺高新区，历任仲恺高新区区委常委、区管委会副主任、区宣教文卫办公室主任，仲恺高新区委副书记、惠南高新科技产业园党委书记、园区管委会主任，仲恺高新区政法委书记等职。延伸阅读据贵州省纪委监委9月1日消息：经贵州省委批准，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黔南州原州委副书记、州长钟阳被双开。钟阳，女，布依族，1972年1月出生，中央党校研究生，历史学学士，中共党员。黔南州原州委副书记、州长钟阳被双开钟阳长期在贵州工作，曾任息烽县县长、县委书记，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花溪区委书记等职。2018年12月，钟阳履新贵州省黔南州政府副州长，2019年12月跻身州委常委，2021年3月，钟阳成为黔南州州长。2023年4月18日，钟阳落马。2024年1月20日晚，在《决不姑息——贵州正风肃纪反腐》第三集《坚守人民立场》节目中，钟阳被带走的现场画面被披露。钟阳被带走的现场画面被披露面对镜头，钟阳说：“手中有一定权力时，爸爸妈妈每年都要给我准备一道年夜菜就是青菜煮白豆腐，开饭前都要送我一段话，都说你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工作和生活都要像这道菜一样，清清白白的。我每年也都应下了，菜也吃到肚子里去了，但是没走心，没记在心里，也没刻在脑海里。”钟阳手写忏悔书在纪委通报她被双开之前，钟阳已经获刑。7月29日，钟阳因受贿罪被判13年。法院审理查明：2010年至2021年，被告人钟阳利用担任息烽县委副书记、县长，息烽县委书记，贵阳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贵阳经开区党工委书记，贵阳市花溪区委书记，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州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协议签订、工程承揽、项目推进、资金拨付等事项上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5896万余元，其中2900万元未实际取得。9月1日的通报中提到：经查，钟阳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消费卡（券）；违反生活纪律；丧失纪法底线，将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他人在土地出让、项目承揽、资金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通报提到，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贵州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钟阳开除党籍处分；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贵州省第十三次、黔南州第十二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贵州省纪委监委同日消息，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贵州省投资促进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皮贵怀被双开。通报提到，皮贵怀搞政治投机，妄图干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违规用公款购买茅台酒供个人使用；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亲属认购债券、吸收存款谋取利益，搞权色、钱色交易等。经贵州省纪委常委会会议、贵州省委常委会会议讨论，报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皮贵怀开除党籍处分；由贵州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贵州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钟阳、皮贵怀都是第十三届贵州省委委员。《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对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给以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必须经过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审议，由这一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同级党的委员会批准。

蔡嘉梅（记者 黄佳琪）09月18日,在国有银行、股份行中的高管中，“70后”是其主力军。而在中小银行群体中，尤其是上市地方性银行中，“80后”已逐步成长为高管团队的骨干力量，同时“90后”亦崭露头角。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出生于1983年的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由此，张文斌成为继常熟银行行长包剑之后，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两者均不满45岁，分别只有41岁、43岁。A股上市地方银行尤其农商行是“80后”高管“聚集地”，记者粗略统计，当前上市中小银行已汇集了20位“80后”副行长。其中，2024年以来，包括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在内的“85后”副行长履新，即任职年龄均小于40岁，位于35岁至39岁区间。需要观察的是，一面是更为年轻化的群体成长为地方银行的管理层，一面是更具有挑战的经营环境，如何在经济转型下，掌舵好经营业绩，考验着这一年轻群体。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日前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原行长孟东晓为董事长，委任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两人任职资格尚待监管部门核准，在核准之前两人分别代为履行董事长、行长职责。其中，行长张文斌出生于1983年，今年41岁，其任职代表着国内上市银行中第二位80后正职行长。从其履历资料看，张文斌在该行升迁较为迅速，其自2004年9月至2014年5月先后担任支行业务部经理、工业新区支行行长，并自2014年5月至2016年3月担任山东高速新加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此后历任威海银行交通金融部总经理、潍坊分行行长、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公司业务总监，自2021年2月起担任威海银行行长助理，当年8月获委任为该行副行长。值得关注的是，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除了代理行长张文斌，在威海银行高管团队中，同是“80后”的还有副行长姜毅，此外“90后”副行长卢继梁是目前上市银行中较为少见的年轻高管。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威海银行官网信息显示，该行成立于1997年，现辖济南、天津、青岛等126家分支机构，是山东省内唯一一家实现16地市网点全覆盖的城市商业银行。2020年10月12日，该行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从区域排名看，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资产总额达到4228.64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7.91%，资产规模在山东三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第三，前两名分别是A股上市银行青岛银行和齐鲁银行，均已迈入6000亿元行列。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数据来源：上述各家银行2024年半年报）记者梳理港股上市银行高管团队发现，除威海银行之外，中原银行、广州农商行、九台农商银行、泸州银行、九江银行等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亦崭露头角，年龄多在40岁上下，所处管理岗位涵盖行长助理、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等职位。多家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崭露头角80后渐成区域银行骨干力量整体看，在当前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总计有20位副行长，另有12位“80后”高管分布于行长助理、董事会秘书、财务部门负责人、合规部门负责人、首席信息官等职位，甚至在有的银行高管团队中占据半壁江山，更值得关注的是“85后”高管也渐渐崭露头角。具体看，江阴银行有4位，张家港行、常熟银行3位，无锡银行、瑞丰银行、紫金银行分别有两位，宁波银行、青岛银行、贵阳银行、苏州银行以及沪农商行分别有1位“80后”副行长。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值得关注的是，上述高管团队中，“85后”，即40岁以下的副行长有7位，分布于江阴银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常熟银行、紫金银行、贵阳银行。例如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这四位“85后”均是在今年任职资格获核准或被选聘。其中最小的是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出生于1989年4月，历任连云港东方农商行的小额贷款中心客户经理、电子银行部办事员、科技创新部产品经理、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以及昆山农商行小微事业部管理岗、小微事业部总经理助理、信用卡部总经理助理、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自2023年11月起，任江阴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常熟银行是目前“80后”中高管团体占比较高的银行。在2023年11月，由于常熟银行原董事长庄广强调任江南农商行担任董事长，常熟银行原高管层更新，原“70后”行长薛文被选为董事长，“80后”包剑和干晴分别履新行长和副行长。今年1月、7月发布相关公告披露，上述三人任职资格获得监管核准。由此，今年43岁的包剑是目前A股上市银行中最年轻的行长。包剑出生于1981年，从其履历看，虽然在履新常熟银行行长之前，包剑任江南农商银行副行长，但其成长经历主要集中于常熟银行体系。具体看，包剑从常熟银行柜员、客户经理做起，曾辗转任职于该行公司银行部、小额贷款中心，此后包剑曾至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投行与同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经过该履历后，包剑回归常熟银行后升至该行的中层管理岗，担任过该行投资银行部、票据业务部总经理、同业金融部的总经理，并在担任该行公司银行总部总裁之后，升至高管层至副行长。至此，常熟银行高级管理层已集齐三位“80后”副行长，除了前述包剑和干晴，还有生于1986年副行长陆鼎昌，在其36岁时，即2022年8月起就已担任常熟银行副行长。与包剑履历相似，陆鼎昌也从该行基层做起，曾历任该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总经理助理，小微金融总部副总经理，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邗江支行行长，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小微金融总部总经理等职。此外，当前常熟银行合规部门负责人张金梁、财务部门负责人范丽斌也均是“80后”，分别出生于1985年和1984年，今年分别只有39岁和40岁。不仅内部提拔，常熟银行更向外输送“80后”管理者。今年8月下旬，紫金银行因原董事长赵远宽到龄辞任，该行迎来高层变动，董事会选举无锡银行原董事长邵辉接替赵远宽任该行董事长，同时聘任只有36岁的常熟银行原零售业务总裁徐伟为副行长。简历资料显示，徐伟出生于1988年7月，此前长期在常熟银行任职，曾从常熟银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做起，后续一直升至公司银行部客户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位，此后还历任常熟银行张家港支行行长，银行部兼三农金融部总经理，零售业务总裁等职。紫金银行高层“换血”后，随即无锡银行也迅速于8月底完成董事长、行长、4位副行长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补位更新。值得关注的是，前述有两位新聘副行长胥焱冰、史炜，以及聘任的合规部门负责人陈秋实、审计部门负责人倪莹以及计划财务部负责人尤赟均为“80后”，其中，史炜出生于1987年，今年仅37岁。新的经营形势考验年轻领导层从近期上市银行披露的半年报数据看，2024年上半年中小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增多，考验着这一批“70后”“80后”高管团队的经营能力。可以观察到，除了近年来明显的营收放缓乃至下滑，以及净息差持续收窄之外，利息净收入和中收承压的现象进一步显现，而各家银行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中收降幅扩大，多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下降，不再是推动非息收入大增的营收引擎，反而以投资收益为代表的其他非息收入实现了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纷纷扩大了对债市的投资，投资收益的增速大幅上升，占据营收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二成乃至三成的水平。据Wind数据，2024年上半年，42家A股上市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27.75%，32家正增长，10家负增长。分类型看，国有大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10.54%，股份制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9.76%，城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1.2%，农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最高，增幅达89.34%。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银行业面临信贷投放放缓，加之让利实体经济背景下的资产端收益率不断下行，利息净收入增长空间受到了压制，从而拖累了营收。而在这一大环境下，中小银行还面临大行不断下沉市场的挤压，使地方性银行市场拓展空间进一步收缩。而将富余资金转向金融市场增加投资收益，是这些区域银行面临市场困境，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一种突围方式。总而言之，中小银行是我国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超九成比重。在我国四千多家中小银行体系中，A股和港股上市银行属于其中综合能力的佼佼者，其经营业绩和对经济环境的适应度代表着这一金融群体的突破能力。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来源：作者：券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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