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9月17日电 题：巴黎奥运之后，中国体育路向何方？

　　记者 岳川 刘星晨 邢翀

　　第3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第17届夏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日前相继在巴黎落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回顾两场体坛盛会，在巩固自身优势领域的同时，中国奥运健儿于多个项目中取得重大突破，彰显了中国竞技体育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其中，中国体育代表团以40金27银24铜并列巴黎奥运会金牌榜第一，创境外参加奥运会历史最佳战绩。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奥委会副主席于再清近日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指出，这一成绩的取得殊为不易。

　　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频频奏响。于再清认为，在本届奥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展现了自身优秀风貌，受到各方赞誉。羽毛球选手何冰娇用一枚徽章致敬受伤的西班牙名将马林，类似佳话不胜枚举。中华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从中得以具象化呈现。

　　迎难而上、顽强拼搏是中华体育精神的另一重表达。巴黎奥运会期间，被频繁要求进行兴奋剂检测的中国游泳队遭遇不公，但全队勠力同心、迎难而上，留下无数值得铭记的拼搏瞬间。

　　游泳运动员覃海洋曾坦言，他数不清自己究竟做了多少次检查，甚至经常为 此在清晨六点被叫醒，无端的指责不但影响了备战节奏，也给队伍带来了舆论压力。

　　尽管对此感到不满，但于再清表示，队伍依然配合WADA(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进行了各项检测，“因为只有通过检测，才能证明我们的清白。”

　　他还透露，针对中国队的检测要求其实并非出自WADA，而系某些国家背后施压。中国奥委会已向WADA申明，今后检测需以公平为准则：中国选手检测多少次，别人理应相同。

　　饶是如此，在游泳项目收官日，徐嘉余、覃海洋、孙佳俊、潘展乐用一枚沉甸甸的男子4×100米混合接力金牌，打破了美国队对该项目奥运冠军长达40年的垄断。

　　中国运动员在赛场内为国争光，赛场边也不乏披星戴月的中国身影。让国际体育组织中有更多中国面孔，这是国家体育总局一直努力的方向。

　　“如今在大多数项目中，我们都有人进入国际体育组织担任副主席或执委会成员。”于再清表示，若想拥有更多话语权，必须进入国际组织领导层。中国体育锚定这一目标，如今已卓有成效。

　　纵观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成绩固然令人欣喜，但难免有遗憾之处。在传统“三大球”项目上，中国队整体表现不尽如人意。其中，中国女排止步八强，中国女篮小组出局，而在其余项目上均未获得参赛资格。

　　于再清认为，中国“三大球”成绩不佳的根源在于项目人口不足，选材范围受限。他以足球为例指出，不仅中国足球人口极少，且选手技术水平与欧洲球员相比差距较大。

　　于再清还谈及近日中国男足0:7负于日本队的比赛，“输得多了一些，球迷对此有意见。但目前而言，我们确实技不如人。你让队伍拿很好的成绩，那是难为他们。”在他来看，重视项目普及程度，这是提升“三大球”成绩的必由之路。

　　作为四年一度的体坛盛事，奥运会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无数外国选手因奥运会而知晓长城、功夫等中国元素，进而爱上中国与中国文化。

　　“我们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及2014年南京青奥会，既弘扬了中国文化，同时也学习、借鉴了外国文化，更重要的是奥林匹克文化。”于再清认为，中国文化自身在发扬光大，同时也吸收了奥林匹克文化的精华，而办赛与参赛正是其间桥梁。

　　基于此，他希望未来中国积极争取举办更多比赛，不限于奥运会。这不仅会对促进中国体育运动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也将增进中国运动员与其他国家选手、国际组织人员之间的交流，助力国际交往迈上新台阶。(完)

　　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健儿展现了自身优秀风貌，受到各方赞誉。如何评价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中华体育精神体现在哪些方面？

　　于再清：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创造了境外参赛最好成绩。这殊为不易，也恰到好处。

　　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体育界共同努力，所有运动员、教练员于备战阶段倾尽全力，才得以取得这一成绩。

　　中华体育精神，首先是为国争光。中国运动员此番取得佳绩，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频频奏响。

　　其次，它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全国人民欢欣鼓舞，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表现点赞。

　　同时，体育还能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奥林匹克休战”是奥林匹克宪章其中一则要求，通过举办奥运会减少战争。“奥林匹克休战”决议对促进世界和平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新社记者：此次巴黎之行，中国游泳队被频繁进行兴奋剂检测。中国奥委会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保护运动员的正当权益？

　　于再清：这种做法缺乏公平，但又不能拒绝。只有通过检测，才能证明所谓兴奋剂问题并不存在，证明我们的清白。

　　因此，虽然感到不满，但我们依然配合WADA(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进行了各项检测，结果显示没有问题。

　　据我了解，这(频繁检测)其实并非由WADA主导，系某些国家在背后施压。WADA也承受了很大压力，他们同样不满这些国家的做法。

　　我们已向WADA申明，今后检测需以公平为原则：中国选手检测多少次，别人理应相同。

　　中新社记者：很多人注意到，中国新一代奥运健儿在为国争光的同时，也展现出更为个性化的色彩。您如何看待运动员这种表达？

　　于再清：这充分体现了我们重视中国运动员个性化发展。

　　过去，我们对运动员说教式教育较多，选手自主发挥不够。

　　现在，运动员自主发挥得非常好，不仅在赛场内，也包括平时生活中。比如网球选手郑钦文，21岁的她不但球打得出色，赛后采访英文也讲得很好，展现了优秀风范。

　　其实不止郑钦文，会讲英文的运动员很多。新一代年轻选手擅长于自主发挥，这令人欣喜。

　　中新社记者：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三大球”项目中成绩不佳，您对此有何看法？

　　于再清：“三大球”特点不同。例如，篮球、排球重视身高，但选手身高足够并不等同于其他素质优秀。如果篮球人口、排球人口不够，从中挑选好球员的难度就会变大。因此，这需要项目进一步普及。

　　足球更不一样，它非常难。我认为，不要老骂中国足球队。

　　原因其一，相比于全国人口，中国足球人口极少，万中选一与百万中选一的结果肯定不同。

　　其二，由于足球运动员整体数量不足，缺乏竞争环境，导致中国选手在技术层面距欧洲球员相去甚远。

　　因此，对成绩提出较高要求，那是在难为中国足球。近日世预赛国足0:7负于日本队，输得多了一些，球迷对此有意见。但就目前而言，我们的水平确实技不如人。

　　中新社记者：作为中国体坛名宿，郭晶晶出现在巴黎奥运会裁判岗位上。此外，国际体育组织中的中国面孔也越来越多。您对此有何看法？

　　于再清：郭晶晶是引人瞩目的奥运冠军，她的出现比较耀眼。其实在裁判队伍中，还有很多中国人。

　　裁判员需要通过相关考试，才能具备执裁资格。中国作为体育大国，类似人才不在少数。我们为许多世界大赛派遣了优秀裁判员，在这方面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

　　若想享有话语权，必须有人进入国际组织的领导层。如今在大多数项目中，我们都有人进入国际体育组织担任副主席或执委会成员，包括田径、游泳、篮球、排球、乒羽等。 赢得话语权，从过去到现在，这一努力方向从未改变。我们这方面的水平也一直在提升，目前整体情况不错。

　　中新社记者：本届奥运会新增了霹雳舞等备受年轻人喜爱的项目。在新项目设置上，国际奥委会有哪些考量？

　　于再清：国际奥委会章程对夏季奥运会规模有明确限制，亦有相关决议，即目前28个大项。

　　若项目规模进一步扩大，夏季奥运会只能在少数国家举行。自1980年以来，夏季奥运会几乎均由大国承办。

　　因此，传统大项只有“出一个”才能“进一个”。新增项目由东道主选择，这对举办国有利。但选择并非无条件，候选项目需具备一定普及率，例如统计单项世界锦标赛举办次数、全球电视转播情况等。国际奥委会也会围绕该项目进行考察，后经执委会、全会通过，才能成行。

　　中新社记者：巴黎奥运会已结束，但国人对体育的热情并未减弱。您认为奥林匹克运动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何在？

　　于再清：1979年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之后，中国(从洛杉矶奥运会开始)一直派体育代表团参赛，未来也将如此。通过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通过中国运动员与其他国家选手及国际组织人员的交流，我们从中收获很多。

　　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在这一领域为国争光，进一步增强爱国主义思想，并在国际交往方面更上一层楼。

　　中新社记者：未来，奥林匹克事业的发展面临哪些挑战？

　　于再清：奥林匹克运动确实面临挑战，最重要的问题可能是战争对世界的影响。从现在看，巴以冲突等，这都威胁着奥林匹克运动。

　　奥林匹克应该成为一个大家庭，奥林匹克运动也应成为和平运动，我们不希望战争使其受到影响。

　　挑战也来自于政治给奥林匹克运动带来的压力。很多人企图利用奥运会或奥林匹克运动来达成政治目的，这是全球人民以及国际奥委会都不愿意看到的。

　　希望今后每一次奥运会都能够按届正常举办，继续向前推进。希望通过举办奥运会，通过在全世界举办各种各样的单项世界锦标赛，包括非奥项目大赛，以体育的力量来促进和平发展。

　　中新社记者：中国文化怎样才能更好地与奥林匹克运动结合？如何以体育为媒对外宣介中国文化？

　　于再清：体育是大文化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后，中国体育开始融入奥林匹克运动。中国文化自身在发扬光大，同时也吸收了奥林匹克文化。

　　奥林匹克文化属全球性文化。全世界有206个国家和地区的奥委会得到了国际奥委会承认，大家都派代表团参加奥运会。通过参赛，我们吸纳了奥林匹克文化。

　　中国还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以及2014年南京青奥会，既弘扬了中国文化，同时也学习、借鉴了外国文化，更重要的是奥林匹克文化。

　　奥林匹克运动是非常大的平台。以此为契机，我们要积极争取举办更多比赛，不限于奥运会，包括奥运项目的单项世界锦标赛等。这对于促进中国体育运动发展将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同时，我们也应该一如既往地派队参加奥运会、世锦赛等大赛，用行动来普及和推广奥林匹克运动，促进世界和平的发展。

吴慧发（记者 李奕君）09月18日,乌克兰军队8月6日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俄乌持续两年多的冲突带来了新的变数。9月12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北京香山论坛期间接受了新京报记者专访。他指出，在战事逐渐升级的形势下，俄乌双方在和谈问题上持续陷入僵局。在当前双方常规军事手段的运用接近极限、冲突可能因此发生质变的情况下，俄乌双方需要从避免难以承受的后果出发，将重心转向政治解决，国际社会也需要施加更大影响来帮助双方扭转局面。他表示，在推动俄乌和谈问题上，全球南方国家有更大空间，可以发挥比西方国家更大的影响。图为崔洪建教授发言 图源：北京香山论坛官网库尔斯克行动预示着危机升级新京报：乌克兰8月6日在俄罗斯库尔斯克发起军事行动，这是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首次在俄罗斯领土上展开大规模地面行动。乌克兰此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崔洪建：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行动有多方面的目的。首先是军事上的考虑。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乌克兰在乌东战场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按照这样的态势持续下去，战场上乌克兰的处境会愈发不利。另一个背景是，目前西方在支持乌克兰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除了美国大选后可能改变对乌克兰政策之外，欧洲国家极右翼势力上升也带来比较大的影响，一些欧洲国家的对乌立场可能会出现松动甚至倒退，这也是乌克兰现在必须面对的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两个背景，乌克兰发起库尔斯克行动，一方面是希望在军事上缓解乌东战场上的压力，迫使俄军从乌东战场上抽调兵力回援库尔斯克；另一方面，从政治上来说，乌克兰也想证明其仍然有余力向俄方发起反击，并试图以进攻俄本土的方式对俄施加更大影响，同时以此来增强西方继续为其提供援助的信心。乌方还有一些具体的目标，例如借此要求西方进一步放宽对使用西方援助武器的限制，这样乌军就能威胁到俄方更有战略性的目标，同时增强乌军在进入俄境后的生存和威慑力。此外，乌方也希望通过此次行动获得更多的谈判筹码，譬如用土地换土地、战俘交换等，避免在未来的谈判中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新京报：库尔斯克行动已持续一个多月，乌克兰方面称，他们已经控制了部分俄罗斯领土，并俘虏了数百名战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你认为乌克兰达到其目标了吗？对于库尔斯克，俄罗斯此前并未积极反击，似乎仍然将重点放在乌东战场，这是为何？崔洪建：从现在情况来看，乌克兰的军事目标并没有完全达到。俄罗斯方面对于乌军此次行动的军事目的判断很清晰，没有动摇将乌东作为主战场的既定目标，仍将主要精力放在了乌东战场。对于库尔斯克方向，目前的状况表明俄方在集结部队、形成有效反攻前需要一个准备期，同时也需要对乌军下一步意图进行判断。目前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后续行动意图并不清晰，似乎在等待美欧放松武器限制能够带来的增强效应。俄国防部公布在库尔斯克战斗画面接下来一段时间，俄乌双方在库尔斯克和顿巴斯之间将出现战略取舍上的博弈状态。乌克兰会尽量保持乌军在库尔斯克的存在，从而不断地对俄方施加政治和社会上的影响。从乌克兰的政治目标上来看，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兑现，因此接下来还需要持续观察。近几天美欧对放松武器限制的讨论明显加速，一旦西方放松武器限制，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威胁会加大，库尔斯克行动产生的影响也就更大了。新京报：乌克兰的这次库尔斯克行动对整个俄乌冲突意味着什么？库尔斯克的局势又会对整个局势产生多大影响？崔洪建：乌克兰发动库尔斯克行动，其实预示着这场危机正在升级。在战场出现僵局的情况下，要打破僵局就意味着消除限制和约束并可能承担由此而来的风险。此前，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各方都受制于限制和约束并对风险升级有疑虑。俄罗斯、美国等国家也都认为，这场冲突如果外溢到其他国家，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失控风险。因此从乌克兰方面来说，这次主动作为，其实是试图在这场冲突中变被动为主动。对俄罗斯来说，乌军进入库尔斯克后，俄罗斯国内有一些舆论要求普京政府将“特别军事行动”升级为“战争状态”。如果进入战争状态，俄方将全面启动战时状态，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状况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不过目前来看，俄方采取的还是控制局面的态度，将其定义为“恐怖主义行动”并采取局部措施而不是整体应对。所以，库尔克斯行动对于这场冲突的影响还需要看后续的发展，譬如俄罗斯的应对会发展到何种程度，西方又会在多大程度上继续为乌克兰提供援助并放松武器使用限制等。新京报：外界关注到，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都在对对方进行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无人机作战会是未来的主要作战手段吗？崔洪建：在几年前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冲突中，阿塞拜疆充分利用其无人机优势，可以说相对轻松就赢得了这场冲突。从那场冲突到现在，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无人作战将成为今后军事发展的一个方向。对于乌克兰来说，由于它很难持续地获得西方大规模援助，所以它自己也在想办法。而无人机相比远程导弹技术门槛低、造价低，短期内可以实现大规模量产，同时相比战斗机和导弹之类突防能力更强、射程上也无限制，因此成为乌克兰在战场上的一个重要手段。大量使用无人作战一定程度上帮助乌克兰减少了相对于俄罗斯的军事劣势。需找到契机转向政治解决冲突新京报：在9月12日的北京香山论坛高端访谈中，乌克兰前第一副外长亚历山大·查理说，他认为政治解决俄乌冲突已陷入僵局，这场冲突或许只会在战场上结束。但他也提到了乌方考虑邀请俄方参加第二次乌克兰和平峰会。俄方也表态，愿意继续和谈。如何看待双方的这类表态？崔洪建：俄乌双方有关谈判的表态与战场形势及双方外交环境密切相关。在“库尔斯克战役”后，乌方的立场是“以战促谈”，认为只有在军事上获得优势并确保俄方不能实现其目标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为谈判创造条件，而且“停火谈判”比“和平谈判”来得更现实一些。俄方释放的谈判信号，一是回应国际社会对于停火止战的广泛诉求，二是让乌方来承担“拒绝谈判”的责任。在俄乌出于各自政治目标互不退让、外部势力推波助澜的形势下，双方缺乏基本互信，开启谈判的条件并不具备，但不断释放谈判信号仍将是双方在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上的重要手段。如果要打破当前僵局，不仅需要逐步放弃将军事作为解决矛盾的唯一手段，还需要认真考虑对方诉求，同时通过一些缓和措施来逐渐建立互信，如提高交换战俘频率、主动降低冲突烈度，甚至实现临时部分停火等。同时，外部因素的变化也会对谈判前景或积极或消极地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只要乌克兰认为西方的目标是要“帮助它赢得冲突”并为此继续提供支持和援助，那么它做出妥协的意愿就会降低。同样，如果俄罗斯认为乌克兰和西方的目标是不仅要在战场上获胜，还要在政治上肢解自己，那么也不会放弃军事手段。因此，实现转向政治解决的关键是需要找到一个契机，或是双方的军事手段难以为继，或是降低各自的政治目标，或是外部干预发生重大变化等。新京报：这场冲突已经持续两年有余，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近来都表态，希望今年内结束冲突，这可能实现吗？崔洪建：俄乌都有表态说希望今年内结束冲突，一方面是双方均不同程度认识到军事手段已接近极限，同时冲突延宕升级给双方造成的巨大损失和消耗已远超预期，无论以何种方式尽快结束冲突应该代表了俄乌两国民意的主流。另一方面是双方都把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来加以考虑。特朗普曾表态说如果他当选就将在年底前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的立场代表了美国国内一部分不愿被拖入与俄对抗同时反对为援乌耗费资金的民意。特朗普曾表态说如果他当选就将在年底前结束俄乌冲突（资料图/外媒）此外，越来越多的国家尤其是有影响力的非西方国家要求停火止战的呼声高涨，也是俄乌表态的重要背景。冲突持续时间越长，外溢效应就越大，双方能够达成合理政治解决方案的难度也会越大。所以，双方发出在今年尽快结束这场冲突的声音，有基于当前形势的判断，也有外交上的考虑。因为推动和谈、结束冲突，是符合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意愿的。因此，俄乌双方一边打、一边喊出要结束冲突的口号，实际上也是在寻找平衡。新京报：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希望中国、印度和巴西能成为这场冲突的调解者，他还表示应基于“伊斯坦布尔协议”进行谈判。普京的这一表态释放了什么信号？崔洪建：观察俄方的表态可以看出其在谈判立场上在不断进行微调，譬如以前说要基于“领土现状”进行谈判，最近则频繁提及当初的“伊斯坦布尔协议”，其用意一是指责西方阻挠“和平”，二是希望在谈判问题上反击乌方，三是通过提出条件来掌握未来谈判的主动权。“伊斯坦布尔协议”是冲突刚爆发时双方达成的初步共识，由于西方的介入，乌克兰最终没有接受。如今俄方提出以该协议为基础进行谈判，从俄方自身立场来看是一种调整或灵活性的表现。但在冲突持续到今天的情况下，当初产生协议的诸多条件已不复存在，况且西方已深度卷入冲突，对于未来谈判条件和目标，西方也不可能置身事外。因此要想回到“伊斯坦布尔协议”困难重重。这场冲突的走向尤其是朝向政治解决的可能性正在对国际秩序产生深刻影响：在以往面对重大地区冲突或国际矛盾时，决定最终走向或是最终发挥作用的往往都是西方国家。但这一次不太一样。与选边站队的西方国家不同，多数全球南方国家秉持平衡中立、劝和促谈立场，相比卷入冲突、支持一方的西方国家而言，在俄罗斯方面更有信誉度，在国际社会也更具公信力，更有资格参与到这场冲突的最终政治解决之中。新京报记者 谢莲编辑 胡杰 校对 赵琳

吴慧发（记者 林家毓）09月18日,【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樊巍】中国海警9月15日通报，9月14日14时许，菲海警9701号船撤离中国仙宾礁潟湖。这意味着自今年4月17日侵闯中国仙宾礁，并在此非法滞留近5个月的菲海警9701号船上演的闹剧暂告一段落。相关专家9月15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正是因为中方成功的应对，使得菲律宾未能实现其任何预期目标，只余下从仙宾礁撤船撤人的唯一退路。但从菲方的相关动向来看，这不太可能是其在南海持续制造事端的句号，应警惕菲方将这种非法滞留的戏码转移到南海其他岛礁，相信中方也做好了转移阵地、随时阻击的准备。在近期做出公开表态，表示菲律宾“不会撤离仙宾礁相关海域”之后，菲律宾国家海事委员会9月15日又发表声明表示，在海上航行五个多月后，菲海警9701号船“完成了它的使命，回到了它的母港。”图为菲方滞留中国仙宾礁的9701号船（资料图）据《环球时报》记者了解，菲9701号海警船离开非法滞留近五个月的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是在9月11日中菲举行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团长会议之后三天发生的，但此次撤离菲律宾方面事先并未知会中方，该船的离开表明了这一轮菲律宾侵权挑衅的失败，也是南海实现和平与稳定的阶段性进展。“如果菲方将9701船的撤离包装成完成‘任务’后的‘胜利返航’，那将是荒谬的。在外界看来，8月28日的空投补给显然只是杯水车薪，该船撤离更可能是给养耗尽后的无奈之举。”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薛晨15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菲方及其背后的支持者一向擅长包装“胜利”，以证明美国的承诺确实“管用”。但这除了让少数菲精英及其背后的支持者安慰自己之外，毫无实际价值。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陈曦笛博士表示，在本次事件中，菲律宾采取各类手段寻衅滋事的企图一直都很清晰，但中国成功的应对使得菲律宾未能实现其任何预期目标，只余下从仙宾礁撤船撤人的唯一退路。“一方面，中国执行坚决的管控措施，表达坚定的外交立场，坚持维护自身对仙宾礁及附近海域的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使得菲9701号船长期滞留仙宾礁缺乏现实可能性，也令菲律宾迫使中国放弃自身底线的幻想彻底破灭。另一方面，中国在具体行动中始终保持冷静克制，有限度地采取必要管控措施，专业有效地处置菲非法活动，令菲借机宣煽炒作的企图落空。”陈曦笛还表示，不仅如此，中国还积极尝试与菲方保持沟通，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释放善意，敦促其自行撤船撤人、不要进一步加剧局势紧张。虽然菲官方的表态依旧展现“嘴硬”的姿态，但是菲媒的报道则展现了另一番景象。菲律宾GMA等媒体9月15日报道称，菲海警9701号船是“带着饥肠辘辘的船员回到了母港”，报道援引所谓消息人士的话称，“菲海警9701号的船员是靠着米粥维持了数周，而在撤离前两天则没有进食”。菲媒发布的图片显示，有数名船员是打着点滴，被人用担架抬上岸。菲方则为9701船的船员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菲海岸警卫队司令加文亲自到码头迎接菲海警9701号船的归来，并为船员举行了的庆功表彰大会。菲海岸警卫队司令加文亲自到码头迎接菲海警9701号船的归来，并为船员举行了的庆功表彰大会薛晨认为，菲方接下来很有可能会继续采用“卖惨”策略，即炒作中方阻挠菲船补给、不人道。但事实上是菲9701号船侵入并强行滞留在仙宾礁海域的，其完全可自行离开仙宾礁潟湖。所谓的“人道主义补给”需求，完全是菲方制造出来的虚假问题。事实证明，对于菲船驶离仙宾礁的举动，在附近海域实施管控的中方船只并未加以阻拦。9701号船一离开仙宾礁，“人道主义危机”就立刻消失了。陈曦笛也表示，需要反复强调的是，此次争端，是菲方妄图通过激进的海上行动在仙宾礁“无风起浪”、制造危机，在国际舆论上捏造中国对周边国家“恃强凌弱”的负面形象，以此博取特定域外国家的“欢心”和“投注”。菲律宾也寄希望于不断激化摩擦、升级冲突，致使局部情势失控，最终反向绑架域外国家在南海亲自“下场”。但无论菲方以何种姿态解释其此次撤离，上述专家均认为，这不太可能是菲方在南海持续制造事端的句号，应对菲方“卷土重来”或“故技重施”保持高度警惕。“此轮的撤退并不意味着菲方会就此罢休。”薛晨认为，接下来，菲可能指责中方仍然“滞留”仙宾礁海域。但这个指责忽视了一个前提，即中方是在自己的管辖海域执法巡航，当然想停留多久就留多久。其次，菲9701船的撤离既未向中方通报情况，也未表明其后续意图。根据菲国家海事委员会的最新声明，菲9701号船撤退完成补给之后仍将“恢复使命”。其是否打算维修补给之后再次冲闯仙宾礁或是派新船侵闯，仍值得警惕。但对菲方而言前车之鉴应很清楚：任何新的挑衅只会招致中方更强反制，无论其下次“使命”是否有第三国军舰为其“护航”。如菲方将这种非法滞留的戏码转移到南海其他岛礁，中方也做好了转移阵地、随时阻击的准备。陈曦笛也认为，无论菲律宾当前从仙宾礁撤船撤人的真实动机及其在此之后的图谋为何，中国维护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不会动摇，遵照国际法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维护南海和平稳定与和平解决南海争议的诚意不会改变。中国绝不可能允许仁爱礁的情况在仙宾礁重演，也有能力在未来的任何时间确保其不会发生。“菲律宾不应该对此心存幻想，更没有必要徒劳地‘卷土重来’，或采取其他方式继续试探中国的底线。”陈曦笛表示，从仙宾礁撤船撤人应成为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回归正途的开始而非“间奏”。这既是中国和其他真正期盼将南海建设为和平合作之海国家的共同愿景，也是符合菲律宾自身利益的正确选择。

（原标题：私企老板被指“玩弄多名已婚女下属”，涉事者回应：绝无此事，正搜集证据准备起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