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兰州9月22日电 题：常来常往，对维持这份鲜活友谊很要紧

　　——专访美国小提琴家凯尔·迪灵汉姆

　　中新社记者 丁思

　　“Sing with me; drink with me; share with me. I’ll soon be gone but I’m coming back again……”融合中美民间音乐元素，美国俄克拉何马州小提琴演奏家凯尔·迪灵汉姆(Kyle Dillingham)创作歌曲《老朋友》(Old Friends)，讲述了他与中国观众的音乐情缘。

　　凯尔·迪灵汉姆是美国乡村音乐“马掌路”乐队(Horseshoe Road)的领队。截至目前，该乐队已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近日，凯尔·迪灵汉姆再度回到敦煌，参加于9月20日至22日在敦煌举行的第七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同中外艺术家联袂演出。

　　凯尔·迪灵汉姆缘何在世界多地巡演？在中国的演出经历，为他的音乐创作带来哪些灵感？“马掌路”乐队创作了哪些具有“中西合璧”元素的音乐？在古丝绸之路重镇敦煌，演奏来自西方的小提琴，有何与众不同的感受？凯尔·迪灵汉姆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讲述他在中国的音乐之旅。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 如下：

　　中新社记者：世界巡演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您还记得第一次来中国演出的情景吗？

　　凯尔·迪灵汉姆：我9岁开始学习小提琴，上高中时便开始环游世界，小提琴成了我通行世界的“护照”。分享音乐是促进城市、州(省、区)和国家相互联系的绝佳方式，我为能够从事这项工作而感到欣慰。在过去的27年里，我代表我的家乡俄克拉何马州前往4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这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音乐让我们彼此紧密相连。

　　我十分怀念我的第一次中国之行。那是在1999年6月，我在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进行了一场演出。演出结束后，一位年轻的小提琴手接受采访，她哭了。她说，“她听到了来自中国、美国的传统音乐，还有她在学校所学习的音乐，她很享受这些。音乐于她而言，一直都是严肃的学习，从没人告诉她，能够在音乐中获得乐趣。”这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感人的时刻，音乐给人带来快乐，音乐也改变了这个年轻女孩的认知，给她带来了愉悦。

　　中新社记者：为何中国人称呼您为“老朋友”？目前，您已到访了中国的哪些城市？

　　凯尔·迪灵汉姆：我很喜欢“老朋友”这个称呼，我们在巡演中也一直沿用。有位朋友跟我说：“拥有一段20年友谊的唯一因素就是，一起走过20年。”今年是我来中国的第25个年头，在这25年间，我收获了25年的友谊，还有很多的老朋友。

　　常来常往，对于维持这份鲜活的友谊很要紧。我曾去过中国的北京、上海、天津，以及陕西、甘肃、宁夏、台湾等地的多座城市。今年也是我第七次来到甘肃，甘肃于我而言，是我在中国的家。

　　中新社记者：在中国巡演时，您为何选择现场演奏中国的经典曲目？在中国的演出经历，是否会为您带来音乐创作上“中西合璧”的创作灵感？

　　凯尔·迪灵汉姆：我总是尝试演奏我所访问国家的音乐，这有助于与观众建立联系，将他们吸引到演出本身上来。这也能让观众知道，我很在乎他们。所以，我愿意花时间去学习他们的音乐。对我和我的乐队而言，学习新音乐非常令人兴奋。

　　当我们演奏中国音乐时，会有别样的感受。并非所有的音乐都相同，有些歌曲演绎起来很轻松，而有一些，比如我们用小提琴重新改编中国经典二胡曲目《赛马》，想要演奏好，则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我认为，这对我们和观众来说，都是非常值得的。

　　在中国的众多活动和合作中，我深受启发。几年前，我创作了一首歌，将美国民间音乐和中国民间音乐的元素融合在一起，这首歌叫《老朋友》(Old Friends)。歌词是：“与我同唱，与我共饮，与我分享。我即将离去，但我会再次归来。”这首歌是我们2024年友好省州巡演的核心曲目。听到这首歌流畅地从一个国家的民间音乐风格，转换到另一个国家的曲风，实在是趣味无穷。

　　中新社记者：琵琶是丝绸之路开通后，从波斯经过今天的中国新疆传入中国，是东西方音乐的融合和体现。如今，您和乐队带着西方的小提琴来到敦煌演奏，有什么与众不同的感受？

　　凯尔·迪灵汉姆：敦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2017年，我和我的乐队第一次参加敦煌文博会，首次演出美国乡村音乐。在这个拥有数千年历史及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地方演出，的确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可以说，我实际上正在将美国乡村音乐推向新的前沿。更了不起的是，我在敦煌的经历影响了我，也许还能让我在回到家乡时，把敦煌文化的韵味也带到美国。

　　我在参观莫高窟时，看到了著名的壁画《反弹琵琶》，这无疑是东西方音乐的奇妙象征和体现。如今，我在敦煌用西方小提琴演奏，同样是东西方音乐融合的另一种展现。

　　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的“乡村音乐”与美国传统的“乡村音乐”并没有太大差异。除了彼此乐器的融合与合作，我们接下来还要真正沉浸于每个国家传统音乐的声音和情感之中，从而更好地相互理解，看看我们实际上是多么相似。

　　中新社记者：在促进世界民众的交流交往中，音乐发挥了什么独特作用？通过音乐，如何来促进世界民间的交流与合作？

　　凯尔·迪灵汉姆：我希望能一直有机会在中国分享我的音乐。我还计划继续在其他国家巡回演出，比如今年11月我们将在泰国举行一场大型演出。

　　在翻译时，一种语言中的一个单词往往并不能在另一种语言中找出完全对应的单词，需要有一套方法来表达词汇的含义。每个单词都有自身的发音，对于理解每种语言的人来说都有着非常具体的含义。

　　同样，音乐也是一组具有深刻且特定意义的声音。然而，音乐之于语言的高明之处在于，其具有真正的通用性。音乐的意义在于能直接与心灵和灵魂交流。所以，不管是个人，还是专业层面，无论是商业还是文化交流，音乐必定是我们在全球范围内相互交流的一种最佳且最有效的方式。通过分享音乐，我们能够成就更多。(完)

　　受访者简介：

　　凯尔·迪灵汉姆(Kyle Dillingham)，是美国俄克拉何马州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是“马掌路”乐队(Horseshoe Road)领队。该乐队以其独特融合乡村音乐、摇滚、爵士和古典音乐而闻名，曾代表美国在40多个国家进行巡演，2016年被评为“全美最佳民间乐队”。该乐队曾10多次应邀来到中国参加文化交流活动，凯尔·迪灵汉姆于2020年获得俄克拉何马州政府颁发的“俄州亲善大使”(Ambassador of Goodwill)称号，他还是“俄克拉何马州州长艺术奖”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

许彦君（记者 强石柏）09月23日,9月12-14日，以“共筑和平、共享未来”为主题的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共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的1800多名嘉宾参会。13日，在关于欧洲安全走向的分组会议上，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谈到俄乌冲突时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安全绝对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中国和其他“南方国家”一样不希望冲突，目前面临核战争风险，但还有机会“踩住刹车”。图为清华大学俄罗斯研究院副院长吴大辉吴大辉在发言中举了位于俄乌边境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古耶沃村的例子。村民在冲突前会把农产品带到乌克兰苏梅州出售，再从苏梅州购买日常消费品，村里几乎家家都与乌克兰有亲缘关系。但冲突让这种亲缘关系戛然而止，这对当地人是非常残酷的，他们都希望冲突早日结束。吴大辉认为，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安全绝对不能建立在别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乌克兰的安全不能建立在俄罗斯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同样俄罗斯的安全也不能建立在乌克兰不安全的基础之上。安全是主观上没有恐惧，客观上没有威胁，但是欧洲所有的国家都恐惧，都觉得有威胁。谈到俄乌冲突前景时，吴大辉提到，虽然他认为和平遥遥无期，但中国和很多“南方国家”一样，不希望发生冲突。“中国人就是希望和平，不希望看到别人动刀打仗。”吴大辉表示，中国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十二条立场，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支持，很多“南方国家”都不希望这场冲突继续下去。吴大辉提到，2022年1月中、法、俄、英、美五国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申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吴大辉认为，核战争打不得，核武器使不得。目前的局势接近核战争爆发，但还有机会“踩刹车”。红星新闻记者 张炎良 实习记者 刘亚洲 北京报道编辑张寻 责编 魏孔明延伸阅读牛弹琴：印度记者就俄乌冲突对中国外交部发出提问 信息量很大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答记者提问看了9月10日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印度记者的一个提问，感觉信息量很大。这名老记者，来自印度报业托拉斯。他当天询问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抛出了实际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问毛宁：第十四次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正在俄罗斯召开。普京总统最近表示希望中国、印度和巴西充当调解人，中方是否对此持开放态度？第二个问题，他说：此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也表示中印应促成谈判协议以解决乌克兰危机。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我之所以说信息量很大，因为你不得不说，这名印度记者问得还很有艺术性的。至少三个小看点吧。1，关于调停俄乌冲突，普京和梅洛尼，都很看重中国和印度的调解人角色。2，你们中国会怎么做？印度此前态度很明确，会积极努力，对调停冲突持开放态度。2，表面是夸了中国两次，但仔细琢磨，其实更是夸了印度两次。意思在这个问题上，印度完全和中国平起平坐。俄乌战场前线射弹中国外交部怎么回答？毛宁的回答，很简单。她说：“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非常明确的。我们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的努力。我们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积累条件，为实现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段话，是我们一贯的表态，我们也真有点听出老茧来了但确实，中国一直致力于劝和促谈，而且还在为和平而努力奔走。最后，怎么说呢？不得不说，印度心里的小九九。表面是夸中国，但其实更是在夸印度。感觉连环两个问题，其实都是为最终夸印度在铺垫。而且，还问中国会怎么评论？这其实更是一种明知故问，因为中国态度一直很明确，全世界都很清楚。倒是毛宁，居然没肯定印度的重要作用，不知道印度记者会不会有点小失望。印度报业托拉斯记者提问最后，说几句题外话。中国外交部记者会，印度记者参加并公开提问，而且发言人也是耐心解答。但印度呢？我不知道现在具体情况，但至少就在不久前，印度还对中国人入印签证各种设卡，包括对中国记者设各种莫名其妙的障碍。说来真有点难以置信，这么两个重要的邻国，现在生分到这种地步，据说，现在在印度，你都没法找到一个中国记者。情况不知道改善了没有？但大概率，外甥打灯笼——照旧（舅）。印度啊印度，什么是大国心态，你对照对照中国看呢！

许彦君（记者 吴刚睿）09月23日,李纯发长文讲述事发经过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