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差差软件|「ときどきすごく女の子と寝たくなるんです」と僕は言った。

#endText .video-list li{overflow:hidden;float: left; list-style:none; width: 132px;height: 118px; position: relative;margin:8px 3px 0px 0px;}

在国有银行、股份行中的高管中，“70后”是其主力军。而在中小银行群体中，尤其是上市地方性银行中，“80后”已逐步成长为高管团队的骨干力量，同时“90后”亦崭露头角。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出生于1983年的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由此，张文斌成为继常熟银行行长包剑之后，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两者均不满45岁，分别只有41岁、43岁。A股上市地方银行尤其农商行是“80后”高管“聚集地”，记者粗略统计，当前上市中小银行已汇集了20位“80后”副行长。其中，2024年以来，包括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在内的“85后”副行长履新，即任职年龄均小于40岁，位于35岁至39岁区间。需要观察的是，一面是更为年轻化的群体成长为地方银行的管理层，一面是更具有挑战的经营环境，如何在经济转型下，掌舵好经营业绩，考验着这一年轻群体。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日前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原行长孟东晓为董事长，委任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两人任职资格尚待监管部门核准，在核准之前两人分别代为履行董事长、行长职责。其中，行长张文斌出生于1983年，今年41岁，其任职代表着国内上市银行中第二位80后正职行长。从其履历资料看，张文斌在该行升迁较为迅速，其自2004年9月至2014年5月先后担任支行业务部经理、工业新区支行行长，并自2014年5月至2016年3月担任山东高速新加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此后历任威海银行交通金融部总经理、潍坊分行行长、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公司业务总监，自2021年2月起担任威海银行行长助理，当年8月获委任为该行副行长。值得关注的是，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除了代理行长张文斌，在威海银行高管团队中，同是“80后”的还有副行长姜毅，此外“90后”副行长卢继梁是目前上市银行中较为少见的年轻高管。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威海银行官网信息显示，该行成立于1997年，现辖济南、天津、青岛等126家分支机构，是山东省内唯一一家实现16地市网点全覆盖的城市商业银行。2020年10月12日，该行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从区域排名看，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资产总额达到4228.64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7.91%，资产规模在山东三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第三，前两名分别是A股上市银行青岛银行和齐鲁银行，均已迈入6000亿元行列。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数据来源：上述各家银行2024年半年报）记者梳理港股上市银行高管团队发现，除威海银行之外，中原银行、广州农商行、九台农商银行、泸州银行、九江银行等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亦崭露头角，年龄多在40岁上下，所处管理岗位涵盖行长助理、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等职位。多家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崭露头角80后渐成区域银行骨干力量整体看，在当前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总计有20位副行长，另有12位“80后”高管分布于行长助理、董事会秘书、财务部门负责人、合规部门负责人、首席信息官等职位，甚至在有的银行高管团队中占据半壁江山，更值得关注的是“85后”高管也渐渐崭露头角。具体看，江阴银行有4位，张家港行、常熟银行3位，无锡银行、瑞丰银行、紫金银行分别有两位，宁波银行、青岛银行、贵阳银行、苏州银行以及沪农商行分别有1位“80后”副行长。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值得关注的是，上述高管团队中，“85后”，即40岁以下的副行长有7位，分布于江阴银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常熟银行、紫金银行、贵阳银行。例如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这四位“85后”均是在今年任职资格获核准或被选聘。其中最小的是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出生于1989年4月，历任连云港东方农商行的小额贷款中心客户经理、电子银行部办事员、科技创新部产品经理、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以及昆山农商行小微事业部管理岗、小微事业部总经理助理、信用卡部总经理助理、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自2023年11月起，任江阴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常熟银行是目前“80后”中高管团体占比较高的银行。在2023年11月，由于常熟银行原董事长庄广强调任江南农商行担任董事长，常熟银行原高管层更新，原“70后”行长薛文被选为董事长，“80后”包剑和干晴分别履新行长和副行长。今年1月、7月发布相关公告披露，上述三人任职资格获得监管核准。由此，今年43岁的包剑是目前A股上市银行中最年轻的行长。包剑出生于1981年，从其履历看，虽然在履新常熟银行行长之前，包剑任江南农商银行副行长，但其成长经历主要集中于常熟银行体系。具体看，包剑从常熟银行柜员、客户经理做起，曾辗转任职于该行公司银行部、小额贷款中心，此后包剑曾至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投行与同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经过该履历后，包剑回归常熟银行后升至该行的中层管理岗，担任过该行投资银行部、票据业务部总经理、同业金融部的总经理，并在担任该行公司银行总部总裁之后，升至高管层至副行长。至此，常熟银行高级管理层已集齐三位“80后”副行长，除了前述包剑和干晴，还有生于1986年副行长陆鼎昌，在其36岁时，即2022年8月起就已担任常熟银行副行长。与包剑履历相似，陆鼎昌也从该行基层做起，曾历任该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总经理助理，小微金融总部副总经理，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邗江支行行长，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小微金融总部总经理等职。此外，当前常熟银行合规部门负责人张金梁、财务部门负责人范丽斌也均是“80后”，分别出生于1985年和1984年，今年分别只有39岁和40岁。不仅内部提拔，常熟银行更向外输送“80后”管理者。今年8月下旬，紫金银行因原董事长赵远宽到龄辞任，该行迎来高层变动，董事会选举无锡银行原董事长邵辉接替赵远宽任该行董事长，同时聘任只有36岁的常熟银行原零售业务总裁徐伟为副行长。简历资料显示，徐伟出生于1988年7月，此前长期在常熟银行任职，曾从常熟银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做起，后续一直升至公司银行部客户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位，此后还历任常熟银行张家港支行行长，银行部兼三农金融部总经理，零售业务总裁等职。紫金银行高层“换血”后，随即无锡银行也迅速于8月底完成董事长、行长、4位副行长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补位更新。值得关注的是，前述有两位新聘副行长胥焱冰、史炜，以及聘任的合规部门负责人陈秋实、审计部门负责人倪莹以及计划财务部负责人尤赟均为“80后”，其中，史炜出生于1987年，今年仅37岁。新的经营形势考验年轻领导层从近期上市银行披露的半年报数据看，2024年上半年中小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增多，考验着这一批“70后”“80后”高管团队的经营能力。可以观察到，除了近年来明显的营收放缓乃至下滑，以及净息差持续收窄之外，利息净收入和中收承压的现象进一步显现，而各家银行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中收降幅扩大，多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下降，不再是推动非息收入大增的营收引擎，反而以投资收益为代表的其他非息收入实现了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纷纷扩大了对债市的投资，投资收益的增速大幅上升，占据营收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二成乃至三成的水平。据Wind数据，2024年上半年，42家A股上市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27.75%，32家正增长，10家负增长。分类型看，国有大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10.54%，股份制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9.76%，城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1.2%，农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最高，增幅达89.34%。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银行业面临信贷投放放缓，加之让利实体经济背景下的资产端收益率不断下行，利息净收入增长空间受到了压制，从而拖累了营收。而在这一大环境下，中小银行还面临大行不断下沉市场的挤压，使地方性银行市场拓展空间进一步收缩。而将富余资金转向金融市场增加投资收益，是这些区域银行面临市场困境，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一种突围方式。总而言之，中小银行是我国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超九成比重。在我国四千多家中小银行体系中，A股和港股上市银行属于其中综合能力的佼佼者，其经营业绩和对经济环境的适应度代表着这一金融群体的突破能力。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来源：作者：券商中国

#endText .video-list a:hover .play{opacity: 1;filter:alpha(opacity=100);_filter:progid:DXImageTransform.Microsoft.AlphaImageLoader(src="http://static.ws.126.net/video/img14/zhuzhan/play.png");}

#entText .video-list a,#endText .video-list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fff;}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特斯拉为降本增效宣布裁员10%，涉及员工多达1.4万人。然而或许连特斯拉都没能想到的是，该公司很快便切身体会到“裁员裁到大动脉”的窘态。据华尔街日报9月16日报道，在今年4月的大规模裁员后，特斯拉近几个月来超级充电站网络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电动汽车分析公司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特斯拉新开放的超级充电站数量比2023年同期下降11%；在裁员后的5月至8月，更比去年同期下降28%。图为特斯拉上海工厂对此消息，特斯拉没有回复置评请求。不过就在上周，特斯拉首席执行官（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曾在X上发布消息称，特斯拉正在启用更多的超级充电站。特斯拉在全球拥有6500个超级充电站，这也是特斯拉作为电动汽车品牌的主要卖点之一。然而随着汽车销量与业绩的下降，特斯拉不得不着手降本增效，而投资巨大的超充网络也在其列。今年4月，马斯克向员工发送内部信宣布全球裁员10%的决定，并表示裁员是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其中在特斯拉效力长达18年、作为马斯克核心副手的动力总成及能源工程高级副总裁德鲁·巴格利诺(Drew Baglino）也宣告离职。更有部分特斯拉员工通过社交网络宣称，马斯克决定解散超级充电业务部门，包括团队负责人丽贝卡·蒂努奇（Rebecca Tinucci）和新产品负责人丹尼尔·何 (Daniel Ho)在内的大约500名员工均被裁。对此，马斯克曾在社交平台回应称，特斯拉仍计划发展超级充电站网络，只是新建站点的速度会放慢，侧重于扩建现存充电设施。但特斯拉对超充团队的裁员之举，还是很快使行业陷入乱局：一些超级充电站场地的建设被迫暂停，而一些正在与特斯拉谈判建设充电站的场地业主，也因裁员而发生混乱。在裁员后的头几周，特斯拉的合作伙伴和承包商便很难再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到他们在特斯拉的联系人。无奈之下，特斯拉试图启用新的领导层和团队来使超充业务重回正轨。图为特斯拉超级充电桩今年5月底，特斯拉又返聘了超充团队的几名高级成员，包括该项目的负责人马克斯·德泽格尔(Max de Zegher)，以及在北美运营该项目的少数管理人员。一份组织结构图显示，特斯拉的长期高管迈克·斯奈德（Mike Snyder）此前曾负责其工业电池项目，现在他接管了充电团队，负责监督此前由巴格利诺领导下的几个项目。同时，马斯克又称计划花费5亿多美元（约合人民币35.5亿元）来完善超充网络。不过马斯克同时还表示，以上费用只是用于新工厂和扩建，还不包括运营成本，因为运营成本要高得多。尽管特斯拉一直在努力重建超充团队，甚至重新雇佣此前被解雇的员工，但其今年充电网络的扩展还是受到明显的制约。知情人士表示，特斯拉仍致力于扩大超充网络，但现在只能依靠更少的员工来完成过去的任务。除此之外，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放缓还对不少非特斯拉车主造成影响。因为在此之前，特斯拉曾与多家车企达成合作，使后者能够应用特斯拉的超充桩进行充电。因而特斯拉超充站建设的持续放缓，可能会对整个行业的充电体验产生影响。福特与特斯拉就充电达成合作2022年11月，特斯拉曾提出车企应采用统一充电标准，并分享其充电连接器设计，鼓励充电网络运营商和车企采用该技术。2023年5月，福特汽车率先宣布与特斯拉达成合作，自2024年起允许福特电动汽车的车主使用特斯拉位于北美的超过1.2万个超级充电站。不过，福特汽车的车主仍需要通过使用适配器来使用特斯拉的超充桩。为此，福特还计划从2025年开始为其下一代电动汽车配备特斯拉的充电端口，包括一款电动皮卡和一款7座SUV。今年3月，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高端纯电动品牌极星也宣布与特斯拉中国开启充电网络互联互通合作。极星2和极星4的用户可在特斯拉中国大陆地区开放的超级充电站、目的地充电站进行充电。截至3月，特斯拉已在中国大陆地区对极星开放800多座充电站和4600多个充电桩，网络覆盖200多座城市。同年6月，美国造车新势力Rivian也宣布从2024年开始，Rivian车主将可通过适配器使用特斯拉超充桩；自2025年起，Rivian将采用特斯拉的充电标准。特斯拉对外部企业开放充电设施，还使特斯拉有资格获得数十亿美元的联邦政府资金以扩大充电网络。EV Adoption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公司已获得约370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62亿元）的公共资金，用于在美国建造88个超级充电站。今年7月和8月，特斯拉分别从马里兰州和亚利桑那州获得18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1277万元）和29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057万元），用于在当地建设充电站。随着越来越多的车企计划加入该网络，特斯拉的扩张需求变得更加突出。然而由于充电部门裁员，特斯拉与其他车企的合作也随之出现了障碍，主要问题包括充电软件的适配，以及充电桩适配器的分销等等。此外，特斯拉还计划在2024年春季之前扩大对通用汽车、沃尔沃汽车和极星的充电支持范围，但目前特斯拉的网站则显示这些新增内容为“即将推出”。在研究和咨询集团Atlas Public Policy的创始人尼克·尼格罗（Nick Negro）看来，这是自超级充电站首次发布以来，特斯拉实际上面临着最大的挑战之一。君迪（J.D.Power）电动汽车业务执行董事布兰特·格鲁伯（Brent Gruber）也表示，这是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网络后的一大不利因素。特斯拉超充业务要想在裁员后重回正轨，依然任重道远。来源|观察者网

来源：环球网【环球网报道 记者 李梓瑜】据乌克兰“RBC.UA”新闻网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6日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帖称，乌克兰战胜俄罗斯的“胜利计划”90%以上的内容已制定完成，并将于下周呈现给其西方盟友。当地时间16日，泽连斯基称乌克兰“胜利计划”90%以上已制定完成 图源：泽连斯基社交平台X视频截图泽连斯基在帖文中称，“整整一天，我们召开了各种会议，为我们的乌克兰‘胜利计划’做准备。每个要点都充满了真正实质性的内容——包括军事、政治、外交和经济方面。每个领域的关键人物都参与其中”。报道说，泽连斯基认为乌克兰所需采取的步骤现已非常明确。“对于每一个步骤，我们都有一份明确的行动清单——究竟需要什么，以及如何加强我们的努力”，他还说，“这个计划中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其中90%以上的内容已制定完成”。“下周，我们将向我们的盟国呈现我们的‘胜利计划’”，泽连斯基说。“RBC.UA”新闻网补充说，泽连斯基近日宣布，他计划9月向美国总统拜登提交乌克兰的“胜利计划”。据悉，泽连斯基不仅将向拜登提交该计划，还将向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和哈里斯提交。报道提到，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米哈伊洛·波多利亚克重点说明了该“胜利计划”的一些关键点，包括乌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行动以及经济和政治问题。据路透社8月28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月27日表示，他将在下个月访问美国期间向美国总统拜登及两党总统候选人提出一份“迫使俄罗斯结束战争的计划”。但与此同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承认，乌军攻击库尔斯克的战略目的并未实现。据俄新社8月28日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基辅有关“战胜俄罗斯”的计划不会阻止俄方继续实施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regnum新闻社报道称，俄联邦政府财政金融大学专家杰尼索夫表示，泽连斯基的立场意味着乌克兰军队要成功地对抗俄军在所有方向的进攻，并在库尔斯克方向继续推进。杰尼索夫称，泽连斯基的言论并不新鲜，他在“特别军事行动”的不同时期都已多次重复了这一点。在当前局势下，这番表态可以被视作“舆论游戏”。延伸阅读牛弹琴：普京做出重大决定 胜利的天平在向俄倾斜普京拿望远镜眺望 资料图关键时刻，普京做了一个重大决定。俄罗斯军队再扩编。9月16日，他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力量增加18万人。由此，俄军总数将达到2,389,130人，其中战斗人员150万人。总统令将在今年12月1日生效。普京还下令，俄罗斯政府通过联邦预算向俄罗斯国防部拨款。这已是俄乌冲突爆发后，俄军第三次大规模扩编。去年12月，普京已经下令，将俄军总数扩大到2,209,130人，其中战斗人员132万人。第三次扩编，新增的18万人，都是军事战斗人员。这充分显露了一点，战争消耗之大，战场需要更多生力军，俄罗斯正在努力应对。今年6月，普京曾透露，在俄乌战场上的俄军，总数约在70万人。俄军占据着数量上的优势。所以，在乌东地区，俄军最近攻势猛烈，拿下了多个战略重镇，迫使乌军节节后退。但在库尔斯克地区，乌军之所以能攻入俄本土，并占领大片俄罗斯土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边境地区兵力严重不足。普京检阅军队 资料图战争靠的是武器，靠的是谋略，但再先进的武器、再高明的谋略，最终依靠的，还是人。普京下了大决心，但也很谨慎。俄罗斯可以扩军，但不轻易征召后备役。因为很简单，这关系到稳定，关系到民心，2022年俄首次征召预备役军人参战，就有数十万俄男子为躲避兵役而逃离俄罗斯……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俄军和乌军都面临同样的问题，缺人！俄罗斯多少还好办，扩军，持续扩军，毕竟，俄占据着人口的优势，总人口超过了1个亿。世界首富的马斯克，在2022年就提出建议，俄乌赶紧谈判。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俄罗斯遭遇危险，肯定就会进行全面战争动员。双方的死亡都将是毁灭性的。考虑到俄罗斯的人口是乌克兰的3倍，乌克兰不可能在全面战争中取得胜利。因此，如果你关心乌克兰人民，那就寻求和平吧。乌克兰确实更艰难，战争打到现在，青壮年几乎都上了战场，甚至很多乌克兰女性，也被俄军俘虏。社交媒体上，我们还经常可以看到视频，乌军征兵人员，突然围住一个男子，后者不得不告别家人，被拉壮丁上了战场。所以，你看到，双方交换战俘，被释放的俄罗斯军人，基本都还很年轻；但乌克兰这边，老的少的都有。乌克兰军队食堂里很多士兵两鬓斑白有一个镜头，看了特别心酸。乌克兰军队的一个食堂，里面应该有上百士兵正在吃饭，但镜头扫过去，看不到几个年轻人，很多士兵，已经两鬓斑白。他们是老兵吗？或许，他们还算不上老兵，他们只是年老的士兵。因为年轻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乌克兰中年人、老年人，不得不走上战场。他们可能是工人是农民是教授，但现在他们都成了战士。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在战场上的老兵这其实正是这场战争最大的悲哀。大量的国家有生力量，不是在努力建设自己的国家，不是让自己家庭变得更加美好，而是成为了一场战争的牺牲品、消耗品。战争什么时候结束？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战争总会结束，而在战争结束前，还会有大批双方士兵，将倒在血泊中，成为这场战争的一个注解，甚至连注解都谈不上。战争就是绞肉机，俄罗斯在消耗着乌克兰，西方又在通过乌克兰消耗着俄罗斯。所以，普京经常指控，西方希望乌克兰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目前的战场形势，越来越对俄罗斯有利。虽然乌军占据了库尔斯克大片地区，但俄军不为所动，仍旧在乌东战场发动大规模攻势，完全占据着主动。哦，前几天，德国总理朔尔茨访问哈萨克斯坦，谈到俄乌战场形势，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对朔尔茨感慨地说了一句：“事实上，俄罗斯在军事上是无敌的。”当然，他还说了一句：“哈萨克斯坦人民对乌克兰人民怀有真诚的同情。”女兵因战争失去一条腿不同的人，肯定有不同的解读。但一个中亚的领导人，这样当面告诫德国人，显然是意味深长的。1，在军事上打垮俄罗斯，这不切实际，德国人应该更有体会。更别提，俄罗斯有庞大的核武器库。2，同情归同情，但哈萨克斯坦等国，仍旧与俄罗斯关系密切。西方也看在眼里。3，别再抱有幻想了，也别再拱火浇油了，还是抓紧和谈吧。俄罗斯还在扩军，乌克兰则捉襟见肘。胜利的天平，确实在向俄罗斯倾斜。所以，我们看到，泽连斯基最近特别焦虑，反复请求西方援助远程武器，对俄罗斯本土发动进攻。俄罗斯又岂会善罢甘休？所以，我们看到，普京签署总统令，再度大规模扩军，更多俄罗斯有生力量，将投入到俄乌战场。唉，兄弟之国，最后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若干年后回看，我们不禁会问：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这场战争真的值得吗？谁又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endText .video-list a:hover .play{opacity: 1;filter:alpha(opacity=100);_filter:progid:DXImageTransform.Microsoft.AlphaImageLoader(src="http://static.ws.126.net/video/img14/zhuzhan/play.png");}

#entText .video-list a,#endText .video-list a:visited{text-decoration:none;color:#fff;}

当地时间9月12日晚，多名中国游客在莫斯科一家中餐馆用餐后出现腹泻症状，这些游客来自同一旅行团。据俄罗斯媒体报道，餐厅负责人已被拘留。警方提供给游客的文件显示，这起事件导致9名中国公民被送往莫斯科当地医院。日前，涉事地接旅行社相关负责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这家餐厅已开业多年，长期与中国旅行社合作，不清楚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旅行社已经协调旅客就医，也会与游客商谈赔偿事宜。多位游客表示，事情发生后旅行社一直没有给个明确说法，仅仅补偿两个景点不足以弥补带来的影响，应该对他们进行赔偿。在莫斯科就餐后多人腹泻有人身体虚弱磕伤头部9月15日，多名游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他们在俄罗斯旅游时，在导游安排下在莫斯科一家餐厅就餐后，多人出现腹泻症状。游客表示，他们是9月11日从成都出发去俄罗斯的旅行团，大家签合同的旅行社各不相同。行程首站为莫斯科，团队有25人，其中有多位老年人。当地时间9月12日晚，在导游带领下他们来到莫斯科一家中餐馆就餐，当晚就有人出现腹泻、发烧的症状，第二天集合时得知团队共有9人晚上出现腹泻症状、4人出现发烧症状。游客被送医 受访者供图据游客回忆，就餐的中餐馆人很多，几乎都是中国游客，当天食物中有鱼、猪蹄、红烧肉、西葫芦、番茄汤等食物。他们起初怀疑是肉有问题，但后来沟通时发现团内部分只吃了素菜的人也存在症状。游客发来的照片显示，有老人因为晚上腹泻头晕，走动中撞到墙，头部红肿，还有人无法自控腹泻弄脏床单。一位病情较重的老年游客告诉记者，9月13日中午救护车将几个病情较重的人送到医院，由于医院效率问题，直到晚上才就诊完离开。期间只是验血、验便，给的结果是不明原因的细菌感染，开药让其自行购买。该游客还表示，13日晚，俄罗斯警察找他们做了一个小时左右的问询，并让她签署了几份文件，期间只有几名留学生做翻译，沟通并不顺畅，她也不清楚签署文件的具体内容。一名游客告诉记者，警察录口供时曾向部分旅客展示了后厨录像，显示后厨很凌乱，鱼是死的，鱼池里面的水也是污黄的。之后，团内病情较轻及没有症状的14名旅客继续出发去往圣彼得堡，几位病情较重的旅客留在莫斯科接受治疗，期间陆续有游客好转后离开莫斯科继续行程。旅行社称与饭店合作多年未出事正联系各方救治生病游客9月15日晚，记者通过该旅行团领队联系到旅行社负责人。该负责人介绍，自己是俄罗斯的地接旅行社员工，旅客与国内多家旅行社签订合同，这些国内旅行社属于组团社，自己所在旅行社则属于地接社，这一模式在旅游行业很常见，符合法律规定。该负责人称，客人出现健康问题后，旅行社一直在积极联系就医，现在部分游客还在医院住院，症状较轻和没有症状的游客已经按照行程去往圣彼得堡，还有部分游客在接受治疗后继续行程。就医过程中，由于俄罗斯医院和中国医院存在差异，医院效率不高，并且部分生病旅客要求打针、输液被当地医生拒绝，导致部分游客存在不满情绪，但旅行社后续持续沟通，安排部分旅客接受了住院、输液等治疗。对于事件的原因，该负责人称调查组仍在调查中，具体结果还不清楚。该负责人表示，这家餐厅在俄罗斯开了很多年，来自中国的旅行社都会来这家餐厅就餐，此前没有出现过食品安全问题。她还提到，团餐都是一次性出很多餐，出现症状的游客也不在同一桌。当天餐厅接待了15个旅行团，只有他们团和另一个团有人出现症状，但另一旅行团症状都很轻。对于相关费用，该负责人表示，游客治疗的费用有保险承担，但产生的其他额外费用如酒店、火车票、用车费用等都由旅行社垫付，旅行社还给可以继续行程的游客赠送了两个原本自费的景点。有些旅客对旅行社的处理表示理解，不会进行索赔，还有游客要求旅行社承担责任，他们会在完成治疗和行程后与游客协商赔偿事宜。当地报道称餐厅负责人已被拘留游客表示旅行社应赔偿据俄罗斯媒体报道，9月14日，俄罗斯莫斯科梅什琴斯基地区法院宣布，莫斯科一家中国餐馆的负责人因致4名中国人食物中毒，被判拘留至11月13日。报道中提到，一对年轻夫妇和一对年长夫妇在莫斯科一家名为VanDi的中餐厅用餐，并点了蒸鲤鱼和米饭。不久，他们就因出现发烧、腹泻、呕吐等中毒症状而被送医并住院。旅行团游客告诉记者，报道里提到的食物中毒的4人就是该旅行团中最早出现症状的成员，后来团队中还有其他人出现了症状。旅客提供的俄罗斯警方出具的文件中提到，2024年9月12日，“VanDi”餐厅的雇员以及产品供应商的员工，提供了不符合消费者生命安全或健康要求的服务，9名中国公民被送往医院。俄罗斯警方出具的文件 受访者供图旅客提供的出团通知书显示，这次旅游产品为“乐游俄罗斯8日游”，行程包括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城市。在“当地用餐情况”中提到，“境外团餐大多在中餐馆，十人一桌。团餐以吃饱为主，对于口味讲究的客人请多多包涵。在俄罗斯大部分中餐馆都是以东北菜为主，南方的客人如觉得不习惯，可以在出发前准备些下饭的咸菜类带过去，敬请多理解。”双方签订的旅行合同中还提到，“出境社具备履行条件，经旅游者要求仍拒绝履行本合同义务的，出境社向旅游者支付旅游费用总额30%的违约金；造成旅游者人身损害、滞留等严重后果的，旅游者还可以要求出境社支付旅游费用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赔偿金。 ”但合同中也有一条免责条款，“由于第三方侵害等不可归责于出境社的原因导致旅游者人身、财产权益受到损害的，出境社不承担赔偿责任。”有游客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旅行社安排的餐厅出现问题，造成大家出现腹泻等症状，影响了这次行程，应该承担责任。还有游客表示，旅行社想通过赠送旅游项目的方式解决并不合理。9月16日下午，一名已经在圣彼得堡的游客告诉记者，领队称旅行社领导会在17日与他们商谈相关事宜。律师说法：旅行社未尽到保障义务应担责游客首先应与旅行社协商赔偿事宜图为莫斯科景色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旅行社在此事中应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作为旅游服务的组织者，他们有义务确保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安全和健康。如果旅行社能够证明腹泻是由于饭店的过失导致的，并且他们与饭店的合作关系中明确规定了饭店应承担的责任，那么可以认为这是第三方责任。但旅行社仍需承担因选择不当给游客带来的损失。游客首先应与旅行社协商赔偿事宜，如果旅行社与饭店之间有明确的责任划分和赔偿协议，那么旅行社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根据这些协议向饭店追偿。对于合同中约定的1-3倍赔偿，付建认为，按照常理来讲，该项赔偿目的保护的是旅行社直接对旅游者造成的损失，旅行社对饭店有选择和一定的支配力，但不能等同于旅行社本身，因此可能会不支持一到三倍赔偿。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杨航远律师认为，这类事件中，要求旅客向海外餐厅追责并不现实。旅行社在这个过程中未能尽到保障义务，应该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这既符合公益原则，也有利于督促旅行社完善自己的行程安排和服务。但在实际裁量中，法院可能不会支持旅行社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红星新闻记者 付垚 实习记者 刘亚洲 实习生 叶颖编辑 张寻 责编 邓旆光

对此，金阿波罗公司创始人回应称，该公司并未直接生产这批设备，“这些是由欧洲公司生产的，用的也是欧洲的生产许可证，只不过挂的是我们公司的名字。”发生爆炸的手持寻呼机残片据介绍，寻呼机在现代社会的普及率并不高，但却仍在医疗行业被广泛使用。这种设备可以联系到处于手机信号盲区的人，电池使用寿命也比较长。今年2月，真主党领导人为防止被以色列方面监视，让成员换掉智能手机。真主党一名官员透露，现在许多成员都有手持寻呼机。有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以色列的“间谍机构”已经对这批寻呼机进行了生产层面上的修改。布鲁塞尔的高级政治风险分析师伊杰·马格宁表示，如果以色列想要在寻呼机中安装爆炸装置，就需要潜入到这些设备的供应链中。“这也引发了另一种猜测，出售设备的第三方可能就是以色列有目的性建立的‘情报前线’。”美国智库“中东研究所”的研究员查尔斯·利斯特称，摩萨德（以色列情报机构）已经渗入了供应链。红星新闻记者 黎谨睿 综合环球时报编辑 张莉 责编 魏孔明延伸阅读都2024年了，真主党为何还在用寻呼机？【文/观察者网 王恺雯】当地时间9月17日下午，黎巴嫩真主党成员所使用的寻呼机在黎境内多地同时发生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外界普遍认为是以色列策划了此次袭击。一时间，寻呼机这一看似已被市场淘汰的通讯设备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黎巴嫩真主党为什么会大规模使用寻呼机？它们是如何被引爆的？以色列为什么没有对哈马斯采取同样的手段？技术越落后，越安全？寻呼机又称传呼机（BP机），和智能手机不同，其依靠无线电波进行通信，操作员通过接收者设备独有的无线电频率发送简短信息，而非通过互联网。在手机普及之前，寻呼机曾被广泛应用。如今在大部分国家，运营商都已经停止向一般用户提供寻呼机通信服务。法新社称，目前寻呼机仅在医院等一些特定领域和场合使用，尤其在美国。半岛电视台称，寻呼机所使用的技术，以及其对物理硬件的依赖，意味着它们更难被监控和追踪，这使得它们受到真主党等重视机动性和安全性的组织的欢迎。在世界其他地区，毒贩也会利用它贩毒。台湾地区企业金阿波罗生产的某一型号寻呼机 金阿波罗官网去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不时向以色列北部发动袭击，以色列也多次空袭黎巴嫩境内真主党目标，双方冲突不断。法新社称，自那时起，黎巴嫩真主党要求其成员停止使用手机，以防止以色列通过技术手段入侵其手机。据路透社报道，电子监控技术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色列国防军此前表示，其在真主党活动区域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和遥感系统，并定期派遣无人侦察机越过黎以边界监视真主党。路透社今年7月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的空袭导致数名真主党高级指挥官死亡，该组织为了躲避以色列先进的监控技术，开始使用一些低技术含量的设备，其中就包括寻呼机。六位熟悉真主党行动的消息人士表示，真主党从过往的损失中“吸取了教训”，并调整了应对策略。他们表示，手机可以用来追踪用户的位置，因此它已被真主党禁止在战场上使用，取而代之的是更为老式的通讯手段，包括寻呼机和传递口头信息的通讯员。此外，真主党还一直在使用可追溯至21世纪初的私人固定电信网络。去年12月，黎巴嫩真主党曾通过其Telegram频道发布通知，要求黎南部居民断开其拥有的摄像头和互联网的连接；2月初，真主党战士被要求禁止在战场附近使用手机。“关掉它，埋掉它，装进铁箱子里锁起来，”真主党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当时呼吁道，“（以色列人的）同谋就是你手中的手机，还有你妻子和孩子手中的手机。”一位熟悉真主党运作的黎巴嫩资深消息人士7月表示：“如今，如果发现任何人在前线携带手机，他就会被踢出真主党。”当地时间9月17日，黎巴嫩贝鲁特，一名因寻呼机爆炸而受伤的人员被送医治疗 美联社一名消息人士称，为了防止对话被窃听，黎巴嫩真主党还会使用暗语来指代武器和会议地点，这些暗语几乎每天都在更新，并通过通讯员传递到各部门。“我们正面临一场战争，信息和技术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与真主党关系密切的黎巴嫩分析人士卡西姆·卡西尔（Qassem Kassir）表示，“当你面对某些技术进步时，你需要回到旧的方法——例如电话、面对面的交流……任何能让你绕过技术的方法。”大西洋理事会中东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布兰福德（Nicholas Blanford）表示，黎巴嫩真主党对安全漏洞的“意识和警惕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安全专家表示，一些技术含量较低的措施可以有效对抗高科技间谍活动，然而，这些方法也导致真主党领导层与其部队之间的沟通效率大大降低。史上最大实体供应链攻击？随着此次黎巴嫩袭击事件的发生，外界都在问，寻呼机这种低技术含量的通信设备是如何遭到攻击的？路透社分析了被毁坏的寻呼机图像，发现其格式和背面的贴纸与台湾地区企业金阿波罗公司生产的AP924型号寻呼机一致。三名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透露，这些寻呼机是真主党近几个月来引进的最新型号。黎巴嫩一位高级安全人士告诉路透社，真主党已向金阿波罗公司订购了5000台寻呼机。有外交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推测，爆炸可能是由于装置电池过热爆炸引起的。但技术专家们对此表示质疑，因为单靠电池不足以引发如此致命性的爆炸。有专家表示，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长期行动，可能是通过渗透供应链并在寻呼机运抵黎巴嫩之前安装炸药进行的。“这看起来可能是史上最大规模的实体供应链攻击。”美国智库“西尔维拉多政策加速器”（Silverado Policy Accelerator）主席阿尔佩洛维奇（Dmitri Alperovitch）对《华盛顿邮报》表示。发生爆炸的寻呼机 美联社援引社交媒体图片金阿波罗创始人许清光18日对路透社表示，发生爆炸的寻呼机由一家欧洲公司生产，双方有合作，对方获授权使用金阿波罗的品牌标签。许清光没有透露寻呼机生产商的名称，表示金阿波罗公司也是受害者。许清光在接受台媒采访时还提及，这家代理商在台北有办事处，工厂设在黎巴嫩。值得一提的是，路透社此前指出，真主党和黎巴嫩安全官员认为，以色列在锁定目标时也一直在利用当地的线人。三位熟悉真主党的消息人士表示，黎巴嫩的经济危机和政治派别之间的激烈争斗为以色列招募间谍创造了机会。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情报分析员戴维·肯尼迪（David Kennedy）认为，隐藏在真主党内部的间谍是此次行动的关键。“这是我见过的最大规模、最协调的袭击之一。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复杂性令人难以置信。”肯尼迪表示，“这需要许多不同的情报部门和执行部门。人力情报是完成这一任务的主要方法，同时还要拦截供应链，以便对寻呼机进行改装。”谈及以色列为何没有在加沙使用同样的手段，伦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所哈姆扎·阿塔尔（Hamza Attar）对半岛电视台表示，和黎巴嫩真主党相比，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更了解网络。阿塔尔强调，哈马斯在加密通信上下了许多功夫，“他们不使用电话或手机，有自己的网络和通信方法，不需要地面上的任何东西。”

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帮想生的人生好，帮不想生的人流产，成了计划生育科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新京报《剥洋葱》出品编导/剪辑/文字丨新京报记者 吴瑜摄影丨兰丹青 吴瑜编辑｜陈晓舒校对｜付春愔‍‍►本视频16分钟在陈素文的诊室里，问诊常从讨论胎心胎芽开始。如果胎儿健康，她会用两个指尖给孕妈妈划出胎芽大小。然而，有时候没有胎心，她也不得不宣判“没戏了”。陈素文是北京某三甲医院计划生育科的主任医师。一桌两椅，帘后一张做检查用的床。从计划生育科室1978年成立起，这套配置一直保持到现在。只是，床上躺着的问诊者在悄然发生改变。早些年，上面躺着的几乎全是要求终止妊娠的女性，而如今，就诊的病人大致可分为两类：生育困难的和预约人流的。于是，帮想生的人生好，以及帮不想生的人流产，变成了科室服务内容的一体两面。这些变化，陈素文感触很深。生育困难的群体，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二孩三孩政策的放开，占比更大了。预约流产的人群，她们做决定的原因更复杂了，医患沟通也变得密集了。算到今年，陈素文已经在这个科室待了18年。她见证了人口政策变迁下，科室服务人群和内容的变化。她说，生育政策放开了，大家有多生的机会，但这个机会对于每一个人来说，也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要看她们有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个机会。而在讨论这个能力时，需要把她们当成有社会属性的个体，而不是病人。张昕的手术在准备中，陈素文安抚她的情绪。视频截图求而不得已有六次不良孕史的张昕又胎停了。手术台上，负压吸引仪的工作停止后，医生们的镊子在金属盘来回游走，“找到了”“囊皮在这”“啥也没了，内膜就这么薄”。不知道在哪段响动中，张昕睁开了眼。没等医生提醒和帮助，她下意识抬腿、侧身，挪动到旁边带轮的床上，等待被推出手术室。还没从麻醉中完全清醒，她已熟练推动着术后流程。在相同的手术台上，这是她的第二次清宫手术。在生育路上，这是她的第七次尝试。张昕今年34岁，2014年开始备孕，除了2017年生下双耳重度耳聋的女儿，经历过2次胎停育、3次自然流产以及一次因没过唐氏综合征筛查而在孕22周进行的引产。在医学上，胎停育是指胚胎生长到一个阶段停止发育了。胎停育后，被母体自我保护性排出体外的，算作自然流产。如果残留在宫腔内，则需要做人工流产手术。张昕并不是个例。陈素文回忆，这些年，科室问诊人群里，胎停和反复流产的患者越来越多。每日快三十例的流产手术中，最多的时候，因胎停而流产的占到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手术结束，张昕从麻醉中苏醒过来。视频截图其中，晚婚晚育和追求二胎三胎的人群占了相当的比例。大部分在北京生活居住，也有少量从外地赶来就医。叶霞是从外地来的，带个大包，语速很快，落座就开始介绍情况：老大已经15岁了，想要二胎，不过这次是二婚的，已经胎停三回了，做过宫腔粘连的手术，想查原因。预约完检查，她告诉记者，为了要二胎，包括在老家私立医院做手术看病，已经花了十多万元。“这老大一笔钱了，我一个打工的。” 这次，夫妻两人来北京，打算最后一搏。“做手术要全麻，咋不受影响，都好几回了。好了伤疤忘了疼呗，不还得有个孩子嘛？”她低着头，说完又笑了笑。叶霞在接受采访。视频截图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乔杰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随着婚育年龄的推迟和三孩政策的放开，高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不孕不育群体的比例将逐步上升。生殖健康保护问题需要被关注。”上午9点40分左右，张昕已从麻醉中恢复，准备下床离开。休息室内，还有7位女性在等待手术。她们穿着统一的紫色背心裙，粉色胶质拖鞋，并排静坐着。每隔十分钟左右，上一位刚被推出，下一位就支着输液瓶起身，进入、脱鞋、躺下、抬腿。若不是在这里，很难看到这样的群体。在生活中，胎停和流产的经历，并不常被公开讨论。张昕也不例外，几次怀孕直至流产，除了老公，其他家人都不知情。关于“沉默”，究其原因，陈素文说，一方面可能和文化有关系，性和生育力等话题很少被放到桌面上说；另一方面，民间有一个说法，怀孕三个月后才公开，而那些三个月内胎停流产的故事便也无从说起。不常被公开，自然也难被广泛关注。问诊时，陈素文常常察觉到这个“沉默群体”的情绪问题：“小生命曾经和母体产生过连接，突然的失去，对母亲来说是很大的打击，这种情绪难以消化，无处倾诉，即便是家人也无法完全感同身受。”在某社交平台，她们记录着自己的经历：有的写信给失去的孩子，有的反复在梦里与孩子重逢。一些无法解开心结的，会去寺庙为宝宝超度。陈素文说，为避免产后抑郁，一些医院的产科为新手妈妈开设了心理咨询服务。对于反复胎停和流产的群体，最好也能提供专业的心理指导。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问医生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备孕。视频截图找到原因10年生育路，张昕至今很难把7次不良孕史，归结到一个具体且明确的原因上。医学上，造成胎停的原因很多，相当一部分是胚胎染色体异常所致，还有一部分，和母体、父体以及生活环境有关系，受感染、免疫、内分泌、遗传、精子质量，以及一些不明因素等影响。有些问诊者能找到症结所在，针对性调理和治疗，接着顺利怀孕和生产。也有部分人和张昕一样，原因不明。手术室内，医生在保存胚胎样本，供后续检查胎停原因。视频截图这一点，在病历单的厚度上，有所体现。反复胎停或流产的女性问诊时，会从挎包中抽出一本塞满检查单的文件夹，特别厚的以小贴纸作目录，标记年份和类别。每一次怀孕，检查单更新一沓。每一次流产，检查结果清零一次。接着，从一天一次跑医院监测排卵开始，备孕工作从头再来。文件夹大多是暖色调的，有的封面上写着“龙宝宝出生日记”的字样，有的则印着一只小兔子。前者有一本教科书那么厚，后者和半本字典差不多——她们在龙年和兔年怀的宝宝都没能顺利降生，转眼，又到年尾。她们对检查单上，各类医学数值的功能及安全范围早已了然于心：AMH值可评估卵巢储备功能，精子DNA碎片率与男性生育能力有关、HCG值可判断胎儿是否发育异常。往往落座没多久，诊室就被这样一系列医学名词淹没。它们中每一项的达标，都是顺利怀孕生产的必要不充分条件。一位女性的病历本，用便签贴纸做目录。视频截图相对确凿的是，年龄通常被看作是影响生育力的最关键因素之一。陈素文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的生育力逐渐下降。在医学上，一般将预产期年龄达到及超过35岁孕妇，定义为高龄孕妇。根据乔杰团队2021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数据，我国孕产妇中，高龄妊娠比例已升至17%左右。“把自己挤到角落里了”，陈素文这样形容问诊室里高龄备孕女性的状态。对她们来说，备孕像一场与生理时钟的赛跑。一位胎停后在家自然流产的39岁女性落座，从装奶茶的保温袋中抽出一个矿泉水瓶，递给陈素文。里面用生理盐水泡着的，是流产时从体内排出的物质。没有多余的情绪，问诊伊始，她冷静地连续发问，“里面泡着的东西，能支持胚胎检测查原因吗？”“我隔多久能再次备孕？”得知自然流产要求的备孕间隔短于人工流产，她为节省下时间感到庆幸。诊室内，患者的采样管。视频截图陈素文建议，夫妻双方如果有生育需求，可以提前做好生育力评估，根据双方的身体状况，安排生育计划。在可能的情况下，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针对生育力问题，今年两会期间，乔杰也曾提交一份关于“着力强化我国生育力保存保障体系”的提案，进一步提出：应加强对育龄人群的生育力评估以及对辅助生殖技术的科学认知。接近12点，上午所有的工作结束。做完手术的人们走出休息室，回归各自的生活。六个月的安全间隔后，她们中的一部分，将带着检查结果，开始新一轮的备孕。摇摆中的决定诊室里，陈素文与一位孕周较大的女性相对坐着。“34岁，如果这个孩子不要，再次怀孕就属于高龄。”“加上你有子宫肌瘤，错过最佳的生育年龄，下次怀孕可能会出现问题。”陈素文言辞恳切。桌子另一端，声音开始哽咽：“公司最近在裁员，家里老人刚生病了，要不了，我们决定不要了。”陈素文起身准备术前检查。“宝贝，这是社会因素，我们医生解决不了，我就不多说了。”在她看来，生育从来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作为医生，我们有告知她身体状况的义务，但我们要做的，是满足她的医疗需求，而不是决定她的医疗诉求。我不把问诊者称作病人，他们是有社会属性的个体。”中午时分，郑晓茵就到了，一个人在诊室静坐了很久。前一天，公司厕所间，外卖叫来的验孕棒上，两条红色显现，“特别特别红，比一胎时深很多。”“我真正开始哭，是医生说有胎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能感受到，这已经是一个小生命了，之前只觉得那是细胞。”她的手指像烟花一样反复散开，模拟在B超监视仪上看到的胎动模样。郑晓茵在诊室内。视频截图今年是郑晓茵来北京的第10年，3年前结婚买房，去年有了大宝。夫妻两人上班忙，平日母亲帮着带孩子。一胎得来不易，生产时她顺转剖进了重症监护室，而大宝因肺炎，没等她看一眼，就被推出去送到儿科。“我太想看到他了，每天看着监护室的钟，从晚到早，一点点数着时间，天亮了就问医生，今天能不能出去。”等终于转到普通病房，她又得知大宝已被送到儿研所，辗转14天，她才看到孩子。“那14天，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时刻。”“怀大宝的时候很不容易，所以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有了却不想要。等轮到自己，才发现，要考虑的很多。”她说，生不生养孩子，要考虑的因素是经济能力和工作现实。“目前我们没办法给他好的生活。”大宝因体质特殊，前一晚又发烧了。“现在我的孕反已经很严重，浑身没劲，照顾起大宝有些力不从心。有了二胎后，加上上班，可能更无法平衡，爸爸和姥姥的压力也会很大。”下午2点多，郑晓茵预约好手术，离开诊室。流产假已和公司请好，有15天。下个月，她计划回趟青岛老家，给大宝准备抓周仪式。“很期待看他能抓到什么。”她说。郑晓茵进入手术室。视频截图其实，终止妊娠，原本就是计划生育科的主要服务内容之一。只是，和过去相比，科室氛围有些不同。陈素文回忆道，当年，手术室里基本都是三台手术同时进行，大部分都是终止妊娠和上环的，大家意图比较明确，医患沟通也比较简洁。如今，无论是想要的还是不想要的，大家考虑得更多了，医患沟通也密集起来。关于生育意愿，官方也曾做过统计。国家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表示，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教育、住房、就业等相关经济社会政策成为影响家庭生育抉择的关键。对应的，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关于鼓励生育的内容里提到，国家采取财政、税收、保险、教育、住房、就业等支持措施，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手术结束后，一位女性在休息区的床上自言自语。视频截图诊室人来人往，也有很多人决定把孩子留下来、并接着保胎。33岁的黄瑾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几年前结婚并生下宝宝。得知意外怀上的二胎，胎儿很健康，她和母亲都很高兴，连声感谢陈素文。“经济和工作压力都有，但如果真的想要，想办法还是可以克服的。小孩长到一两岁就可以上托育所了，也就辛苦那几个月。钱要赚总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小孩是用钱买不到的。”“走一步算一步，都会好的，我自己生了三个，她还有两个弟弟。”一旁的母亲补充道。玻璃门外，走廊等待区，40岁的王海搓着脑门，坐了许久。妻子进去一个小时了，一直没出来。查出怀孕已有两周，两人还没做好决定。他们对未来本有着清楚的规划：前些年在东城区买了房，明年14岁的女儿就要过去上学，全家也要跟着搬到市里……突然的怀孕，让按部就班的生活多了些不确定性。王海出生在80年代，是第一批独生子女，“我一个人长大，所以很想给女儿添个伴，她将来碰上事能有个商量的人。但是，上面四个老人，下面两个孩子，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照顾好六个。”下午4点的走廊，人已稀稀落落。妻子做完检查走出来，王海接过她手里的包，二人离开。今晚要做最后的决定，他们说。医生推出手术结束的女性。视频截图保护生育力清洁人员做完打扫后，手术室熄了灯。对面办公室里，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还在进行。依着登记表，咨询员拨去电话：“请问您术后恢复情况如何？”“人工流产对女性身体健康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如果没有怀孕打算，一定要做好避孕措施，好吗？”PAC咨询员（流产后关爱服务咨询员）的术后随访工作。视频截图PAC服务内容包括通过向接受人工流产手术的女性宣传避孕知识、帮助落实有效的避孕方法，从而减少非意愿妊娠的发生，降低重复流产率，从而保护女性的生殖健康。陈素文观察到，人工流产手术呈现低龄化和高重复率的特点。“我们科室里，接受人流手术的人群中，49%是未婚未育女性，其中大部分年龄都在25岁以下。”“流产次数越多，对生育力的影响越大。反复流产的人群，等到真正想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她说，目前我国性教育还不够普及，很多人对各种避孕方式的认知不够清晰。2021年8月20日，修改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里，也有相关内容：医疗卫生机构应当针对育龄人群开展优生优育知识宣传教育，承担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的咨询、指导和技术服务，规范开展不孕不育症诊疗。医院官网上，一则关于计划生育科室转型的新闻，开头这么写道：优生优育是计划生育具体内涵的延伸，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计划生育的具体化体现。首页里，科室介绍一栏，“计划生育”前已添上了“生殖调节”四个字。去年是陈素文在这里工作的第17年。今年四月，本应退休的她，被医院返聘，一周五天，人来人往，问诊工作依旧繁忙。对面科室走廊上，一位家属抱着宝宝，一位新手爸爸在冲奶粉。视频截图今年7月1日，世界人口日当天，陈素文作为嘉宾，动身去昆明参加“中国医师协会妇产科医师分会第四届生育调控大会”，会议主题与保护妇女生殖健康相关，在场的医学同仁交流了相关领域的最新进展。陈素文说，大家对生殖健康的关注度提高了，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其实，世界卫生组织对计划生育的定义是，在你想生的时候，可以生一个好的，在你不想生的时候，就可以控制自己的生育。”陈素文说。手术后的一个月，郑晓茵在朋友圈分享了一组大宝抓周仪式的照片。九宫格中央，是大宝的独照，照片里他攥着刚抓到的小算盘。配文里，郑晓茵写道：有孩子还是挺开心的，笑比哭多吧。七次尝试后，张昕准备“再试试”。这个时候，似乎不要的决定比要的决定，更难做出。“主要是想给我闺女找个伴，不过，这次会更顺其自然啦。”（文中患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