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是近一年来汽车消费市场的真实写照 。

　　A级家轿价格下探至6、7万元；曾经20万起步的主流B级车，如今只要12万元就能入手；即使是BBA等豪华品牌，也开始降价促销换销量。买车更便宜了，是当下车市的共识。统计数据显示，与2022年同期相比，燃油车成交均价下降了1.02万，新能源汽车成交均价下降了将近0.89万元，混动车型成交均价下降2.51万元。

　　终端价格下探，车企的盈利水平是否受到了影响？车企是否在研发投入与产品价格、市场份额几方的博弈中守住了利润？

　　车价“真香”，但车企的利润却增加了

　　汽车越卖越便宜，车企还能赚钱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根据各大上市车企日前公布的2024年上半年报，除少数车企外，大部分中国车企均实现了盈利。

　　比亚迪营收也随着销量大幅增长，2024年上半年，其营收为3011.27亿元，同比增长15.8%；同时，比亚迪的净利润也并未因降价而出现缩水，反而继续增长，同比涨幅达到了24.4%，涨幅甚至超过了营收增长。

　　从这张图表中不难看出，企业的整体利润水平，和每辆车的单车利润并不直接相关，还要看规模效应。以比亚迪为例，虽然比亚迪是2024年上半年利润最高的车企，但其单车利润则中规中矩，位居中游。

　　整体利润增长，单车利润却没有显著变化。比亚迪很可能是在有意“控制”自己的收益。

　　比亚迪“做低”了自己的利润

　　一个反常识的事实是，车企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控制自身的利润额的。

　　众所周知，利润=营收-成本。对于车企而言，加大研发投入，积累技术储备，就意味着增加成本；降低价格，让利于消费者，则意味着降低营收。两者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利润。

　　以比亚迪为例，其仍在持续加大自身的研发投入。根据主流上市车企2024年半年报，比亚迪已经成为中国汽车行业的“研发之王”，其研发投入高于特斯拉（约人民币161亿），是长城的三倍以上、吉利的四倍以上，几乎等于长城、理想、吉利、长安之和。

　　比亚迪仔2011年A股上市以来，14年时间中有14年的研发投入都高于净利润，甚至是同期净利润的几倍。截至目前，比亚迪累计研发投入已近1500亿。这意味着，比亚迪将自己的相当一部分收入都投入到了技术研发上，并以此打磨产品力。

　　日前，比亚迪集团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更是表示，比亚迪员工总人数已超过90万人，其中，技术研发人员近11万；比亚迪目前已经成为全球研发人员最多的车企。

　　同时，比亚迪还在控制自身的产品价格。在今年6月的中国汽车重庆论坛上，李云飞曾表示，由于锂电池原材料上涨及汽车上游供应链短缺问题，2022年新能源汽车纷纷涨价，比亚迪也曾两次上调价格。但随着电池、原材料价格下跌，车企也应顺势降低价格。不降价是“对消费者的不道德”。

　　正是因为有像比亚迪这样的品牌，将利润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结束了合资汽车的暴利时代，才最终让中国消费者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

　　车企“合理利润”的边界在哪里？

　　毫无疑问，追求利润是企业的本能。但出于长久发展的考虑，优秀的企业有必要追求合理的利润，实现客户、员工、股东以及社会、合作伙伴的共赢。

　　一方面，企业不能仅追求眼前的利益，而忽视长远的发展。例如，对于一家创新性企业，放弃对研发的投入，往往意味着衰落的开始。

　　另一方面，只有足够的利润才能支撑企业稳步向前，为员工、股东、合作伙伴以及整个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一家企业，该如何控制自己的利润水平，以实现两者的平衡？

　　在汽车行业，我们可以将目光投向那些“百年老店”们，看看他们是如何追求“合理利润”的。

　　根据易车统计的2024年上半年全球车企单车利润榜单，榜单前十名依然由国际品牌占据。特别是豪华及超豪华品牌如法拉利、兰博基尼、保时捷等，单车利润远超主流车企。

　　与此同时，通用、Stellantis、大众、雷诺等国际主流品牌的单车利润水平，则在1-1.5万元左右。

　　由于财年统计方式的不同，易车的2024上半年单车利润榜单并未收录日本车企。但根据2023年数据，日本车企的单车利润依然不低。例如，丰田的单车利润就达到了2.1万元。

　　换而言之，去除掉豪华、超豪华汽车品牌后，国际主流汽车品牌的单车利润水平，大致在1-2万元左右。

　　考虑到这些品牌的主要研发资源大多位于发达国家，其研发投入的性价比并不算高。因此，中国车企将单车利润控制在1万元左右，保持与国际主流车企接近的水平，就可以在全球市场内保持相当强的产品及成本竞争力，并为自己的股东、员工、合作伙伴赚取足够的利益。

　　事实上，与国际品牌相比，中国车企还有这得天独厚的优势。如今，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供应链已经实现了高度的规模化与垂直一体化。同样一台新能源汽车，中国的生产成本甚至可以做到全球最低。

　　这也正是比亚迪以及其他中国车企在中国市场的最大竞争力，也是他们当下开拓全球市场的最大潜力。经过多年来在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领域的持续投入，现在，自主品牌凭借着这些优势在国内外市场建立了技术护城河，冲击了合资品牌的市场定价权。未来，这一模式也或将复制到海外，让全球消费者受益。

责任编辑：何俊熹

李允郁（记者 杜于易）09月23日,▲王某在独处时调包。警方视频截图据介绍，昆明的廖先生是一家二手奢侈品店店主，一天他突然发现店里一块价值15万元的手表竟变成了廉价高仿表。他报警后，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展开调查。其妻段女士告诉民警，这块表一直摆放在固定位置，但现在手表的表盘颜色和编码都不对，重量也轻了。众人仔细回忆后，疑点集中到此前多次来店里的一名男子身上。段女士询问员工后得知，5月7日下午，该男子曾到店里订购一块手表，并支付1万元定金。店员到一楼收银台开单，男子则独自在二楼试表。段女士怀疑，真表应该是在这个时候被调包的。根据这名买表人在定金单上留下的相关身份信息，办案民警迅速在一家酒店找到暂住于此的王某。民警发现，王某住的是一家中高档酒店，但4月3日他入住过距这家酒店500米的一个小旅馆，且至今没退房。他为什么要开两个房间？民警决定带王某到小旅馆进一步调查。▲王某被警方抓获。警方视频截图在小旅馆，经仔细检查，民警在王某房间床头柜抽屉查获一块劳力士手表，随后又在床垫下一表盒内发现两块劳力士手表，其中一块与段女士店里被调包的手表外观基本一致。王某行李箱里还藏有一块劳力士手表。经专业机构鉴定，王某的4块表中有3块是真表，只有一块表是假表。民警从王某消费记录中发现，王某还与昆明另一家二手奢侈品店有多次经济往来。民警找到这家店，经店铺负责人李先生确认，警方查获的其中一块劳力士黑色款手表，正是王某在他们店里买的，另一块蓝色款手表则是被王某调包的。▲被抓的王某和赃物。警方视频截图据李先生回忆，王某早在4月初就在店里选购手表，并提出要购买一块黑色款劳力士。趁店内缺货，王某按照踩点记录的一块名牌金表的外观和重量，在网上花8000元定制了一块仿冒全金手表。5月2日，王某带着假表再次来到李先生店里，四处观望后，见无人注意迅速把真表装进口袋，又快速从口袋中掏出假表，握在手上仅用5秒就完成调包。得手后，王某找借口离开现场，后将手表变卖。得到赃款后，王某又花4000多元在网上订购一块仿冒劳力士蓝色款手表。5月6日，他来到李先生店里付尾款取订购的黑色款手表时，又趁机用假表调换了店里的蓝色款手表。目前，被王某调包的4款名表已被警方全部追回。经鉴定，涉案价值达626900元。王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红星新闻记者 罗敏编辑潘莉 责编 冯玲玲

李允郁（记者 林欣喜）09月23日,“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极目新闻记者 曹雪娇9月12日，来自湖南长沙的消费者陈女士反映，她购买近三年的三星Galaxy S21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一道绿线，且只能自费换屏。但她发现，三星公司此前已经在印度市场对几款出现绿线的手机实行免费换屏政策，她认为遭到了品牌的“双标”对待。对此，三星电子售后客服表示，或是因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陈女士的手机已过保修期，只能付费修理。手机屏幕中间突然出现绿线陈女士介绍，2021年12月，她花3789元网购了一部三星Galaxy S21手机，有全国联保。两年多来，手机一直正常使用。今年8月，在没有任何外力损伤的情况下，手机屏幕突然出现了一条竖着的绿线。手机中间出现了一条绿线（受访者供图）8月26日，陈女士与三星客服沟通，客服表示需要先确定有无人为损坏因素，可以寄回厂家检测维修。9月3日，陈女士又到一家三星线下维修中心检测，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种情况只能自费换屏，但可能要花费千元左右。陈女士上网搜索发现，不少使用三星Galaxy S20、S21等系列的手机用户，也出现了和她相似的情况，且被告知需自费换屏。极目新闻记者在社交平台及消费者投诉平台搜索发现，最近几年，确实有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反映三星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问题，其向客服反映后，需要承担几百元至上千元不等的维修费。社交平台有消费者反映相似问题国外同型号手机可免费换屏陈女士还发现，除中国市场外，三星上述型号的手机在印度市场等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但三星在那些地方实行了免费更换屏幕政策。据媒体此前报道，三星印度公司曾宣布，将为存在绿屏问题的多款Galaxy系列智能手机提供一次性免费屏幕更换服务，其中，包括三星Galaxy S20系列、S21系列（不包括FE型号）、S22 Ultra、Note 20及Note 20 Ultra等型号。且即便设备已过保修期，只要是在购买后三年内的手机，都可以享受此次免费维修政策。不过，三星当时并未就绿屏问题的具体原因作出官方说明。陈女士说，出现这样普遍的问题，说明是机器本身有问题，所以应由三星公司负责，而不是由消费者承担后果。12日下午，三星电子售后客服回复极目新闻记者称，收到关于手机屏幕中间出现绿线的投诉后，已将情况上报给了三星公司。目前，未收到任何需要对上述型号手机进行特殊处理的通知。陈女士所说的出现问题的机型，目前只能提供付费维修。“按照三包相关规定，2021年购买的机器也超过保修期了。”该客服表示，手机只有满足保修期内和机器性能故障两个条件，才能保修。对于陈女士所提到的印度市场手机出现问题可免费换屏一事，该客服人员表示：“可能是国家不同，公司给到的方案有所差异。”（来源：极目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