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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新闻记者 谢茂据成都武侯区警方通报,9月21日19时许,簇锦万达广场发生一起人员坠亡事件。经现场勘查、调阅监控、走访群众,初步查明罗某(女,37岁,本市人,曾因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在医院接受治疗,生前近期仍在服药)于当日19时44分在万达广场3楼平台自行翻越护栏后坠落至负二楼,砸中路人李某(女,70岁,四川省南部县人),后二人经120现场抢救无效宣布死亡。9月22日上午,极目新闻记者来到事发地武侯区万达广场。记者现场看到,罗某坠楼处为三楼的一处室外平台,平台护栏未见损坏,护栏上贴有一张“禁止攀爬,有危险”的提示。坠楼处护栏上的提示三楼至罗某坠亡的负二楼之间,隔有一处玻璃顶棚,该顶棚有一处被砸形成的破损,已进行覆盖处理,同时顶棚外围拉起了警戒线。顶棚被砸破处已覆盖商场运营未受到影响,有不少消费者和路人在警戒线外驻足观望。现场一位市民向记者表示,听闻此事后,对两人感到很惋惜,尤其是路人十分无辜,“这里的人流量比起一些很繁华的商场不算大,没想到发生这种事。”武侯区警方表示,目前后续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中。相关新闻女子坠楼砸中老太太两人双双身亡,老人家属如何索赔?律师解析9月21日晚,成都一女子在商场坠楼砸中一位七旬老太太,两人均死亡。老太太家属如何追责?律师表示,因坠楼者已死,被砸者家属可以向跳楼者遗产继承人及事发商场主张相关赔偿诉求。据成都武侯公安通报,9月21日19时许,簇锦万达广场发生一起人员坠亡事件。经现场勘查、调阅监控、走访群众,初步查明罗某(女,37岁,本市人,曾因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在医院接受治疗,生前近期仍在服药)于当日19时44分在万达广场3楼平台自行翻越护栏后坠落至负二楼,砸中路人李某(女,70岁,四川省南部县人),后二人经120现场抢救无效宣布死亡。目前后续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中。成都武侯公安发布警方通报七旬老太太意外被砸身亡,坠楼者也已身亡,老太太家属该如何追责?对此,湖北易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袁三慧表示,坠楼者因自身行为导致他人死亡,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赔偿死者近亲属各项损失。此案中因坠楼者已死,遂只能由其遗产的继承人以继承的遗产为限,承担此种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另外,如果法院认定坠落者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则其监护人也应当承担一定赔偿责任。图为涉事商场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认为,本案中跳楼者尽管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可能依然会被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造成他人死亡,应当由其本人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其遗产继承人应当用跳楼者的遗产,对被砸受害者承担赔偿责任。另外,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此,商场方面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付建建议,家属可以与跳楼者遗产继承人进行沟通,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与存在过错的商场方沟通,要求其承担一定责任。若协商不成,家属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其遗产继承人承担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等。警方披露女子坠楼砸死老人细节:女子生前患病近期仍服药9月22日,南都记者从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获悉,21日,一女子自行翻越护栏后坠楼,砸中70岁路人,两人抢救无效死亡。据警方通报,21日19时许,成都簇锦万达广场发生一起人员坠亡事件。接警后,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迅速组织警力赶到现场开展调查处置。经现场勘查、调阅监控、走访群众,初步查明罗某(女,37岁,成都市人,曾因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在医院接受治疗,生前近期仍在服药)于21日19时44分在万达广场3楼平台自行翻越护栏后坠落至负二楼,砸中路人李某(女,70岁,四川省南部县人),后二人经120现场抢救无效宣布死亡。目前后续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中。
据最高人民检察院19日消息,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涉嫌受贿,非法持有枪支、弹药一案,由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江苏省南通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定,由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近日,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已向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检察机关起诉指控:被告人杨克宁利用担任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政协主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州委副书记、州长,四川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等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杨克宁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依法应当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四川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杨克宁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杨克宁出生于1962年1月,四川省小金县人,长期在阿坝州工作,曾任阿坝州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政法委书记等职,2011年12月任阿坝州政协主席,2015年2月任阿坝州州长。2021年2月,他升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23年1月,四川省政协换届,他不再担任该职务。杨克宁热衷文学创作,笔名为宁克多杰,早在1980年就开始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等作品。他的作品除了诗歌散文之外,还包括多篇官场小说。值得一提的是,在其落马被查的前一个月,杨克宁还在一本文学杂志上发表了讲述基层工作的长篇小说《惠风和畅》。在关于这篇小说的访谈中,他表示,干部在实际工作中会遇上诱惑与贪婪,有的人大步迈过,有的人却踏入深渊,这是我们时刻要面对的复杂局面和严峻考验。一语成谶,杨克宁自己就没有抵制住诱惑与贪婪,踏入了深渊。2023年11月,他官宣被查,2024年5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经查,杨克宁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懒政怠政,主动“躺平”,搞投机钻营,结交政治骗子,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为其子操办婚宴,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旅游活动;违反组织原则,违规为他人职务调整和晋升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为其子经商办企业谋利,搞权色交易;家风不正,道德败坏;把公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值得注意的是,检方指控杨克宁的罪名除受贿罪外,还包括非法持有枪支、弹药,情节严重。《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规定,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私藏枪支、弹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延伸阅读贪官20多年收钱只收现金 自称是当地"最讲规矩的干部"“你们搞错了,永川区的人都晓得我是最讲规矩的干部,我没有干过违纪违法的事情。”2023年7月,蒋勇被留置后首次谈话竟然说出了这样的话语。此刻的蒋勇故技重施,百般抵赖,妄图蒙混过关。然而,这位自称“永川最讲规矩的干部”只不过是在掩耳盗铃、自欺欺人。9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以山水谋私终将“山穷水尽”》一文,剖析了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严重违纪违法案。重庆市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蒋勇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蒋勇,男,1962年10月出生,1984年11月参加工作,198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重庆市永川县财政局干部,永川市(县级市)永荣镇党委书记,永川市水利农机局党组书记、局长,重庆市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书记、局长,永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一级调研员,于2022年9月退休。报道称,蒋勇出生在永川县,家乡红炉镇矿山遍地。在他24年的“一把手”工作经历中,8年为水务局局长,8年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局长,3年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1984年,高中毕业的蒋勇被录用为重庆市原永川县财政局干部,两年后因为工作表现突出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组织的培养下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工作关系,蒋勇逐渐结识了不少“煤老板”。老板们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内心失衡侵蚀着蒋勇。在接下来的6年里,蒋勇尝试着为煤矿企业销售煤炭,赚取了总计40余万元,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让他尝到了“甜头”,滋生出“一切皆可买卖”的念头。图为蒋勇早前照片1999年,蒋勇升任永荣镇党委书记后,他认为“名利双收”得益于自己的“运作”。在他第一次带队去煤矿检查工作时,煤矿老板为表达“心意”,送上了3000元的“辛苦费”,这相当于他当时几个月的工资。面对金钱的诱惑,蒋勇以“红包礼金是人际关系的润滑剂”这一歪理来安慰自己,将这笔“辛苦费”揣进了口袋。报道指出,随着岗位变换、职务提升、权力变大,蒋勇开始握不住“权”、藏不住“欲”,堕落速度逐渐加快。2003年,蒋勇任永川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当时永川正值水利工程大建设、搞示范的时期。由于水利工程工期短、利润高,主动登门拜访的商人老板越来越多,蒋勇沉迷在商人老板的恭维和“围猎”中,靠着手中水利工程,小到几万元,大到几百万元,五花八门的“协调费”“点子费”“利润分红”统统来者不拒,插手2亿余元的水利工程项目,共收受贿赂2000余万元。2011年,到了永川区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任职后,蒋勇动起了利用土地资源谋利的“歪心思”。在那个房地产迅猛发展的时期,矿产资源的行情水涨船高,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一些商人老板处心积虑“搭上”蒋勇,以求得关照。就这样,蒋勇利用手中的职权,轻审批、疏监管,为商人老板们拿矿权、划资源。身居重要岗位20多年,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个人和单位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款项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非法收受钱款及股权,违纪违法金额共计5600余万元。2022年8月,蒋勇被群众举报利用职权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提供帮助,以及将单位食堂交由亲属经营等问题,在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对其函询时,他千方百计提供虚假情况、逃避组织审查。他担心“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在改任非领导职务前一个月,迫不及待地给自己儿子的公司“批项目”,甚至在退休后,依然还在给原来的下属发号令、督进度。报道提到,为了让自己的银行账户流水“清白”,20多年来,蒋勇收钱只收现金,从来不经过银行。因其家中存放现金已逾千万元,为防止暴露,蒋勇陆续将钱交由做生意的同学保管。考虑到自己儿子的公司业务量大、资金量多,他还先后将受贿资金交由儿子使用,自认为处理方式比较隐蔽,不容易被组织发现,可以等退休后再慢慢享受。蒋勇曾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 资料图收受大量不义之财的蒋勇,看到持续加大的反腐败力度,长期生活在提心吊胆、惶惶不安中,甚至找到法律专家旁敲侧击咨询“收了钱,退了还遭不遭”。为求心安,每逢佛教节日,蒋勇便携家人到附近寺庙“烧头香”,祈求顺利“过关”,得知相关涉案人员被纪检监察机关调查,蒋勇甚至以假退款、串口供等方式,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调查。2022年下半年,蒋勇终于等来了退休的日子,认为组织不会再调查他了,最多就是去谈谈话,他甚至还精心准备了谈话提纲。2023年7月,蒋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重庆市纪委监委驻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永川区监委监察调查。2024年2月,蒋勇被开除党籍、取消退休待遇。其“双开”通报指出,蒋勇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长期搞迷信活动;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组织观念淡薄,违反民主集中制原则,个人决定重大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既想当官又想发财,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权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利;治家不严,家风不正,对亲属失管失教;毫无纪法底线,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审批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2024年6月,蒋勇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三百万元。
(原标题:又大开杀戒了)
近日,多名驴友在社交平台发帖称,他们在湖南桂东县境内的齐云山露营时,遭遇了帐篷被割,手机、手表等物品被偷的情况。驴友发文称帐篷被划、手机被偷此事发生在9月8日凌晨。当日,山顶露营地聚集了从周边省市来徒步的驴友共计约50顶帐篷。一名驴友告诉《正在新闻》,经粗略估算,至少有十几名驴友的手机被偷,经济损失在五万元至十万元之间。多位驴友发现,嫌疑人作案时间卡得很巧妙,作案手法熟练,应该熟悉上山、下山的路径及露营地情况,对驴友的动向也很清楚。还有驴友认为,至少应有两个人协同作案。9月18日下午,湖南省郴州市桂东县公安局沙田派出所一民警告知驴友称,案件出现新线索,有进展会及时通报。近两年来,因风景秀美、云雾缭绕,且是尚未开发的野生景点,齐云山受到越来越多徒步爱好者的追捧,周边居民也依附齐云山做起了小生意。失窃,在这里还是第一次发生。户外露营,手机被偷了刘鹏去齐云山是临时决定的。他今年35岁,在浙江金华从事工程相关工作,玩户外两年来,他每月都要外出徒步一到两次,花去月薪的五分之一。他在短视频平台刷到齐云山,被齐云山的云海、日出吸引。9月7日,他和两位驴友一起,坐了九个小时的火车到达江西省赣州市,又驱车数小时、徒步四五个小时,终于在下午四点抵达齐云山山顶。然而,这次露营却成了一次令人不快的经历。8日凌晨,刘鹏发现自己的手机和新买的运动手表被盗,帐篷上还多了三道口子。凌晨四点半,刘鹏醒来时天还没亮,他习惯性摸了一下手机,没摸到。刘鹏以为是自己睡着的时候手机滑到了帐篷的其他位置,刚准备开始找,就听到有人在帐篷外说手机找不着了。“当时我还是不觉得真的有小偷,因为我在户外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刘鹏把帐篷里里外外翻了一遍,仍然没见到手机的影子。同时,他发现帐篷上多了三道口子,都是30厘米左右长,且位置分别在他躺下时对应的头部、脚部和侧面的位置——他新买了三个月的运动手表也不见了。手机、手表加上帐篷,刘鹏的损失超过了一万元。刘鹏发现帐篷上多了三道口子他戏称,“这是一趟收费一万元的旅程。”后来露营的人陆续醒来,越来越多人发现自己的手机被偷。刘鹏告诉《正在新闻》,粗略统计下来,大概有十顶左右帐篷被划,十几部手机被偷。一名驴友的手机价值9000多元,也是新买的。据这名驴友说,他睡着时手机还在充着电,8日凌晨三点半,他醒来时发现手机电充满了。五点多,他再次醒来时,手机就不见了。根据自己和这名驴友的时间线,刘鹏推测,事情应该发生在9月8日凌晨三点半到四点半之间。上饶人邵明发现手机丢失时是9月8日早上六点,他帐篷上的口子15厘米左右,出现在枕头边上,“一伸手就能摸到手机的位置”。发现手机被盗后,同帐篷的驴友提起,他睡着后感觉自己的脚被什么东西触碰过,当时以为是风或者别的什么动物,当下没有在意、继续睡了过去。“我们觉得可能就是嫌疑人,先碰到了他的脚,就摸清楚了手机的大概位置。我帐篷上只有这么一道口子,在外面是看不清里面的情况的,所以只能这么解释。”李贺敏是赣州市崇义县人,崇义县距离齐云山约一个半小时车程。事发当晚,他是在齐云山顶出租帐篷的商户之一,租出去的20顶帐篷里有一顶也被划了口子。“一道口子在外帐,七八厘米左右,还有一道在内帐,接近20厘米长。而且外帐的口子在帐篷顶上,内帐的口子在底部。”李贺敏告诉《正在新闻》,帐篷的外帐起防雨、保暖作用,内帐则是一层半透明的网格布,嫌疑人应该是先割破了外帐,观察了帐篷内部的大致情况,才割破内帐摸手机。两天后清理垃圾时,李贺敏还在这处帐篷驻扎的位置发现了一个剃须刀刀片的包装。帐篷驻扎位置有一个剃须刀刀片的包装可疑的“窃贼”帐篷被划、手机被盗的消息在齐云山顶的露营区传开后,9月8日凌晨夜爬上山看日出的驴友提供了一条线索。有驴友说,他们上山时遇到一位正在下山的中年男子,看着大约三十来岁。因为只有这一人下山,且穿着与普通驴友不同,所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名男子穿着拖鞋和短裤,戴着黑帽子,背着商务包。邵明告诉《正在新闻》,单就戴帽子这一项,就能与徒步的驴友区分开来,“我们一般不戴帽子,会很闷。”山脚下光菇山农庄的老板娘向刘鹏证实了这件事。老板娘说,当天早上八点半左右,她也看到这么一个独自下山的人。“大部分人爬齐云山是为了看日出的,天还没亮就逆着人流下山,比较反常。”刘鹏告诉《正在新闻》。刘鹏还分析了嫌疑人可能的上山时间。刘鹏说,9月7日晚上六点到十二点期间一直在下雨,而且雨势较大,他认为嫌疑人不可能在这段时间顶着大雨上山。同时,由于上山至少要花去四个小时,如果走夜路,需要的时间更长,刘鹏据此认为,嫌疑人大概率是像他们一样,在7日下午或者傍晚就已经抵达齐云山顶。“山顶就这么点地方,他要躲雨,要么是待在帐篷里,要么是躲在附近的铁庙或者小卖部里。”刘鹏说。邵明给出了更多推测。“首先,我觉得至少有两个人同时作案。”邵明说,“割帐篷的时间长了难免发出动静,所以应该是短时间内完成的,但是一个人不太可能做得到。”同时,邵明认为嫌疑人的身材应该比较娇小,至少比他的块头要小。“他割的那个口子,我手从那里伸进去的时候老费劲了。”邵明告诉《正在新闻》,他身高170cm,体重90kg。更重要的是,驴友们认为嫌疑人应当有一定户外经验,熟悉帐篷构造、齐云山路况。刘鹏说,事情发生的时间不仅是露营的驴友们睡下后的时间,也卡在夜爬上山看日出的驴友到达山顶之前。同时,当晚的雨下得很大,即使后半夜雨停了,下山的路也很难走,邵明说,他第二天早上八九点下山时还摔了好几跤,“而且凌晨天还是黑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完成作案,肯定是对当地情况很熟悉的了。”山脚下光菇山农庄的老板张强也认为嫌疑人可能来自周边县市。张强告诉《正在新闻》,虽然这两年经常有外省来的驴友在齐云山露营,但是外地驴友专程来齐云山偷东西的可能性不大。他认识几位曾背物资上山售卖的村民,但张强也说,这些人看着老实,知根知底,“不太像能做出这种事的人”。新晋“网红徒步路线”许多人也许没听过齐云山。在安徽黄山休宁县,还有一个更出名的道教文化齐云山。而赣南的齐云山,则是近两年才被户外爱好者发掘出来,成为新晋的一条“网红徒步路线”。公开资料显示,齐云山地处桂东县普乐镇、新坊乡与江西省崇义县思顺乡、上犹县五指峰乡交界处,主峰齐云峰海拔2061.3米,为赣南第一高峰,因山势高峻,山顶终日云雾缭绕而得名。在生活类app小红书上搜索江西齐云山,能发现,几乎发帖的都是户外爱好者。标题有“你只知道武功山,却不知道江西齐云山”“武功山人太多,来齐云山刚好”“你一句向云端,我连夜赶到齐云山,太美辣”……但相比而言,齐云山还是一个很小众的户外目的地。社交媒体上有关齐云山的贴子内容邵明说,齐云山吸引驴友的另一个原因,是它尚未进行商业开发,三条上山线路里只有一条修建起了台阶,还是今年刚刚开始修建的。然而这恰恰是徒步者所钟爱的。“相比成熟的风景区,户外徒步的驴友更喜欢这种没有开发的景点,更有挑战性。”同时,齐云山还曾被写进徐霞客的游记里。在李贺敏的印象里,齐云山露营是2022年、2023年左右火起来的。“天气好的时候,一天下来可能就有三四百号人,这两年以前可能就几十号人。”事发前的9月7日晚上天气恶劣,山顶的露营区仍然有至少50顶帐篷。齐云山山顶露营区里的帐篷开了六七年农庄,张强眼见着齐云山在户外圈里慢慢火起来。“打个比方,比如2019年国庆期间,来这里的驴友可能有三五百人,但是去年国庆最少都有800人。”同时,从前的客人大部分来自广东,如今来自福建、湖南、江苏、浙江等等各省份的游客都有。人流带来生意,也就这一两年的时间,从鹅形村到齐云山山脚下的这条小路上,五六百米的距离里陆续开起六七家农庄。附近村民也看见商机,常有本地人背物资上山,卖水、泡面给来露营的驴友,也出租帐篷。“我们农村人没有固定的工作,都是在外面打打零工,有什么做什么。”张强说。也正因为无人管理,齐云山上的垃圾只能由山顶小卖部的老板就地焚烧。后来人越来越多,老板烧不过来,于是裹着土的、新扔下的垃圾,全都堆积在了黄土里。刘鹏对齐云山的印象不好,他用“狼狈不堪”形容这趟旅程。除了手机手表被偷,他还告诉《正在新闻》,自己从没在户外见过这么多垃圾。“爬了这么多山,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实在太难受了。”刘鹏仍然希望事情能有个结果。直到十天后,9月18日下午,刘鹏才收到办案民警的消息,称有了线索,有结果后会向社会公布。(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北京仅7座加氢站正常运营经济观察报 周信/文 记者 高飞昌 见习记者 周信 9月18日上午十点左右,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永丰的亿华通加氢站,有六七辆大巴车正排队进站。在此排队的北京水木通达公司大巴车司机王贵告诉经济观察报记者:“我这辆车是50座的大巴车,加满氢、充满电,也就跑500公里,我常跑顺义、通州线路,但只能到这儿加氢。”“开这车都不敢出北京,不然出去的时候好好的,回不来了。”王贵说:“去一趟古北水镇,来回二三百公里就得加氢。”经济观察报记者在走访北京地区加氢站之前,提前在微信小程序上搜索了“加氢查询”,结果显示北京市目前有13座加氢站,且主要分布在延庆区、昌平南北沙河、大兴区,连起来看呈现出东南—西北走向的曲线。当记者将手机上的加氢站分布地图展示给王贵时,他略有不屑地说:“假的,很多站都不能加气,要么是停了,要么是不对外,要么是晚上不营业。”记者随后走访了与中石油福田加氢站、位于延庆区的中石化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发现这几座加氢站的运营情况都不佳,有的站内杂草丛生,有的不对外开放,有的则已经关停。北京是全国氢燃料电池汽车发展较快的城市之一,北京城市群曾入选国家首批氢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运营城市群名单。北京规划了2023年建成37座加氢站、2025年建成74座加氢站的目标。但据经济观察报记者调查,目前北京地区实际上还在开放运营的加氢站仅有7座,比起规划目标已严重滞后。加氢站的惨淡情况,与当前氢燃料电池汽车行业的火热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今年3月份,氢能首次被作为前沿新兴产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随后,山东、四川、吉林、陕西等地陆续出台免收氢能车辆高速费的政策。在汽车行业当中,8月,丰田宣布在华燃料电池工厂投产;9月,宝马宣布与丰田车携手研发第三代氢燃料电池系统,并将于2028年推出首款面向市场的量产氢燃料电池车。一家加氢站的工作人员表示,加氢建站投入大,每天运营费用高,虽然每公斤氢气30元,但就算一天卖2000公斤气也才6万元,每天光电费都得好几千元,再加上人工等成本,很难回本也很难盈利。这是困扰加氢站投资者的重要问题。加氢建站投入大运营费用高 资料图有的站要排队,有的站已荒废位于北京福田欧辉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一旁的中石油福田加氢站,面积不大。经济观察报记者从现场看到,这座加氢站只能给一辆大巴车加氢,但道路两旁在排队进站加氢的大巴车有十几辆。大巴司机刘厚向记者表示,这还算好的,多的时候都能排到福田康明斯厂那边去,每次加氢至少得一个小时,基本上是“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这种进站加氢排队的现象,在大兴黄村的时顺加氢站则更为严重。在亿华通加氢站和福田加氢站的不远处,记者都能听到“突突突”的声音。“这是加氢站内加氢气压不足,开始给储氢罐打压,”刘厚说,“一打压就得三四十分钟,而且是加几辆车就得打压,导致加氢排队时间更长。”天津大学教授姚春德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解释,现在的加氢站使用的储氢压力基本都是35兆帕,当给大车加氢时,随着往车里加的氢气越多,车上氢罐内的压力越大,站内的压力就不足,所以需要打压。这也是亿华通加氢站工作人员所说的“小车加氢三五分钟,大车加氢十五分钟”的原因。往延庆城区方向,在京银路与张王路交叉口,有一座中石化的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站内有两台加氢柜机,但该站的加氢业务已经停了两年。据该加氢站的一位员工介绍,该站于2021年建设,主要是为了服务2022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4届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据了解,2022年北京冬奥会山地赛区设在北京延庆区和张家口市,为服务本次赛事,北京市累计投放了1200辆氢燃料电池接驳车,并建了庆园街、王泉营、金龙和燕化兴隆站4座冬奥配套加氢站。如今,由国家电投建设的中关村庆园加氢站,出入口都被遮挡,加氢站内的蒿草有一人多高,站内停放的一些氢能大巴车也显现出锈迹。而位于919路公交总站内的庆园街加氢站,只服务本站公交车,王泉营加氢站也不对外开放。中石油金龙加氢站尚在运营,但工作人员告知记者,因为加氢车辆太少,加氢站已经关停三个多月了。一些加氢站因无车光顾而关停,一些加氢站则出现加氢车辆大排队的现象,北京加氢站的布局,让驾驶氢能源汽车的司机长期处于里程焦虑当中。大巴司机称“加氢10分钟,排队1小时” 资料图实际投运站点滞后于规划目标2021年8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正式发布了《北京市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下称《方案》),确立了“十四五”期间北京氢能产业发展实施方案。按照《方案》设定的目标,2023年前,北京应力争建成并投运37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74吨/日;2025年前建成74座加氢站,加氢总能力达到148吨/日。但2024年已经过去一大半,北京市仅有13座加氢站,与规划的2023年加氢站建设数量相距甚远。值得注意的是,在《方案》发布时,北京已有11座加氢站,这意味着近三年时间里,北京仅新建投运了2座加氢站。以当前的进度来看,如果要完成2025年的74座加氢站目标,几乎不可能。细分到北京各区的加氢站建设,其中的差别也不小。彼时的《方案》规划,在延庆区、海淀区、昌平区、大兴区、房山区、顺义区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7个区域(也是北京市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城市建设先行区域),规划建设26座加氢站,满足3370辆氢燃料电池汽车47吨/日的加氢需求。在《北京市“十四五”时期加氢站建设选址储备库》里,顺义区规划了32个加氢站点,但至今一个加氢站也没有。此外,朝阳区和通州区分别规划了12个、26个加氢站,至今也一个都没有。昌平区备选的有21个站点,但目前由北京三元石油有限公司负责的北清路、七里渠加氢站,昌平区未来科技城规划的王府加氢站以及中海潮等站点,尚没有明显的建设投运动作。国家电投氢动力(北京)科技服务有限公司董事、总监刘国柱表示,他们公司在北京运营了220辆大巴、约400辆物流车,其中有七八十辆大巴车在首都机场运营,但顺义区、朝阳区没有一座加氢站运营,车辆要么去昌平、要么去大兴加氢,单程一次路上就要消耗100公里左右,导致加氢成本很大。事实上,不仅是加氢站的建设进度缓慢,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速度也不及预期。根据《方案》,2023年北京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3000辆;2025年前,氢燃料电池汽车累计推广量突破1万辆。2023年6月,北京市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目标做了一次更改。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在官网公示的“北京氢燃料电池汽车碳减排项目设计文件”指出:预计本项目第一年度(2023年4月22日—2024年4月21日)车辆规模将达到1800辆,以此时间推后的第二年度、第三年度分别为4500辆、8100辆(预估重型货车将达到5400辆)。据中汽中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8月份发布的《“万辆百站”燃料电池汽车示范大数据报告》,截至2024年6月20日,全国燃料电池汽车示范车辆达到11334辆,加氢站建设143座。加氢站点少、建设进度慢 资料图难以盈利是关键掣肘关于加氢站少、建设进度慢的问题,一些专业人士指出,其中有着加氢站审批复杂的原因,例如氢气被定义为危险化学品,因此在“制储运充”多个环节需要获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孙立清向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最主要还是经济性问题,包括大经济环境和氢能源汽车的经济性。一方面,氢能源汽车行业本来就是靠政策推动,很多地方也规划了很多项目,但当前经济下行,地方政府没有太多的钱来补贴加氢站的建设;另一方面,加氢站建设投入大、运营成本高,按标方来看,一个小加氢站的建设也需要五六百万元的投入,但政府补贴的金额仅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大的加氢站成本会更高。据了解,一座日加氢能力在1000公斤且采用70Mpa加氢系统的加氢站,其建设成本至少需要2000万元(加上建筑施工、设计维护、管理等费用),其中设备成本约占80%。氢气压缩机占加氢站整体成本的30%左右,管阀、氢罐、加注设备分别占比13%左右。2022年8月,北京市经信局发布《北京市关于支持氢能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显示,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建成(含改扩建)的加氢站,按照压缩机12小时额定工作能力不少于1000公斤和500公斤两档,分别给予500万元和200万元的定额建设补贴;对北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提供加氢服务并承诺氢气市场销售价格不高于30元/公斤的加氢站,按照10元/公斤的标准给予氢气运营补贴。北京兴隆油氢合建站的一位员工表示,2021年建站时花了3000万元,仅加氢的相关设备投入就有2500万元,而当前加氢业务又停止运营了,这部分投入就打了水漂。而在运营环节,由于氢气前端成本高导致到站价格也高,氢燃料电池汽车数量少导致加氢站普遍负荷率低,加氢站收回成本难度高。亿华通加氢站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我们公司是做燃料电池电堆的,这个站只是配套服务,根本不挣钱。”据了解,亿华通加氢站的气是从燕山石化进的,对合作单位的车是三十元每公斤,没有合作的车大概四五十元每公斤。该加氢站设计日加氢能力1吨,即便每天全部加完,再加上政府补贴也才4万元,也难以抵消成本,包括进气和运输成本、人工成本、水电成本、维护成本。北京开云汽车集团董事长王超认为,加氢站建设落后的根本原因是氢能源汽车保有量太少。“如果车多,站里每天都很忙,就是投入一个亿也有人愿意投,反之,就算亏10块钱,也没人愿意干。”孙立清认为,整个氢能源汽车产业从装备制造到储运、运营的过程中,都需要提升技术与效率,目前还没有实现商业闭环,所以现在都挣不到钱。在8月底举办的第二十届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泰达)国际论坛上,交通运输部运输服务司二级巡视员耿晋军表示:“氢燃料电池汽车的推广应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个别城市存在盲目跟风的情况。氢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应当合理把握力度和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实际上,北京作为氢能源汽车示范城市,很具有代表性,北京氢能源汽车的推广现状也是整个国内市场的缩影。”孙立清说。(文中王贵、刘厚均为化名)版权声明:以上内容为《经济观察报》社原创作品,版权归《经济观察报》社所有。周信,经济观察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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