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一起搓搓搓

云南昭通一村委会的干部左某婚内出轨女同事，二人多次发生不正当关系。因为感情纠葛等原因，左某在抓扯中打了女同事耳光。二人闹到了派出所，为了平息此事，左某给了对方9.8万元。左某婚外情和殴打他人被处分、降级。左某与妻子离了婚，此后，其妻子李某将左某和女同事起诉到法院，认为上述9.8万元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还钱。近日，该案的二审民事判决书公开。二审民事判决书公开云南省盐津县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查明，2001年12月21日左某与李某登记结婚，2019年3月5日双方在民政局协议离婚。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左某出轨了同事何某。2018年，左某与何某曾共同在盐津县某某村委会工作，属同事关系，2018年4月至10月期间，左某与何某在某某酒店等地多次发生不正当关系。2018年12月13日，因感情纠葛、工作等原因左某与何某发生抓扯，左某打了何某耳光，何某以左某对其强奸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事情发生后，在有关部门的组织下，经多次协商，左某给付何某9.8万元，2018年12月15日何某向左某出具收条一张，载明收到左某现金9.8万元，何某出具书面谅解书。2018年12月28日，盐津县公安局中和派出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给予左某行政拘留4日的处罚（何某在公安机关自愿放弃做伤情鉴定，认可左某未对其肢体造成伤害，未去医院做检查）。2019年7月23日，盐津县纪委作出《关于给付左某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的决定》，认为左某身为基层党员干部，无视党的纪律，婚外与其他女性发生不正当关系，道德品质败坏，违反党的生活纪律，殴打他人，造成不良影响。2019年8月8日，盐津县监察委员会作出《关于给予左某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的决定》，从九级管理岗位降为十级管理岗位。2019年3月5日，李某与左某在盐津县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何某与左某之间达成的协议是否有效？一审法院审理认为，左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何某多次发生不正当关系，有悖社会道德，违反婚姻法中规定的夫妻忠实义务，二人的行为之间属于违法关系，不应受到法律保护。本案诉争协议系二人发生情感纠葛，左某打何某耳光，报警后经双方多次协商，左某给何某9.8万元，根据何某在公安机关笔录中陈述，因与左某多次发生不正当关系，双方私下协商，不想把事情闹大，左某的陈述为多次发生不正当关系，为了不影响家庭，给9.8万元解决此事。何某明确表示不做伤情鉴定，未造成肢体上的伤害。由此能够认定，双方达成的9.8万元并不完全是赔偿何某被打的损失，而是因双方多次发生不正当关系，左某为了平息此事对何某作出的一种补偿。因此双方之间因不正当关系所达成的协议违反善良风俗，按照法律规定应当认定无效。同时李某作为左某的妻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享有所有权，非因日常生活处理共同财产，应当协商一致，否则属于无权处分，双方的这种行为侵犯了李某的财产权，也应认定无效。协议无效如何处理？一审法院认为，何某明知左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仍与其发生不正当关系，左某与何某在主观上均存在过错，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左某确实打了何某，客观上造成一定的损害，双方达成的协议，应酌定考虑一部分赔偿金额。同时李某与左某协议离婚，在离婚协议中对夫妻共同财产处理时，左某对财产作出很大的让步，将财产给李某，债务由左某承担，虽与何某达成的协议无效，但作为共同财产的共有人，在法律上不具备单独处理的权利，对其应有的份额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配，鉴于左某与何某均有过错，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酌定由何某返还李某3.5万元。何某不服提起上诉，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延伸阅读男子疑因护士妻子出轨医生自杀:在妻子手机发现不雅照近日，一则浙江一女护士出轨医生致丈夫自杀身亡的消息引发关注，事后医院方面曾发布情况通报称，涉事护士、医生已被停职，将依纪依规进行处理。8月26日至27日，大皖新闻记者对话了死者父亲徐先生，其称，儿子曾不顾家人反对入赘，结婚才半年多便发现妻子出轨，遭受打击后自杀身亡，目前双方尚未达成一致，死者遗体仍在殡仪馆。男方曾不顾劝阻入赘，结婚才半年多8月26日，徐先生告诉大皖新闻记者，他们都是浙江杭州本地人，其子王越（化名）随母姓，1999年出生，今年才25周岁，是家中唯一的儿子，父母亲双方亲属都对这棵“独苗”疼爱不已。而王越从小就表现出超越同龄人的成熟，待人有礼貌，乖巧懂事。2019年，王越在大学时与同龄的校友毛英（化名）相恋，2023年，双方正式领证，这段校园恋爱最终落地开花。死者王越与妻子的婚纱照（受访者提供）但是在此过程中，男方面临需要入赘的现实。“当时我们家里是一万个不同意！”徐先生介绍，尽管父母不同意，但王越说二人是真爱，态度坚决，家人拗不过只好同意。今年1月中旬两人举行婚礼，因为前来祝贺的亲友太多，连摆了两天酒席。看着儿子成家，徐先生也欣喜不已，当天接连在朋友圈分享了婚礼现场的照片和视频，并配文“有情人终成眷属，希望你们能恩爱一生，百事顺遂！”，照片中二位新人身穿红衣，面带微笑，透着喜庆。婚后，王越是在一家银行任业务经理，毛英则是浙江省立同德医院的护士，一同住在女方家里，在亲友眼中，二人工作稳定，生活幸福。“小夫妻俩看着感情很好，同桌吃饭王越经常会给爱人夹菜，也没见过他们争吵。”徐先生说，儿子王越全身心投入到了这段感情中，婚后热爱生活，也很自律，遇到假期小两口还会出门旅游，女方对长辈也还不错，父亲节他还收到了儿媳发来的红包，这对小夫妻的甜蜜生活也让作为家长的他倍感欣慰。然而这样的甜蜜仅仅持续了半年多。遭受打击，男方留下遗书遗言轻生徐先生向大皖新闻记者介绍，今年7月30日，王越给毛英买了一部新手机，当晚，王越在帮忙导数据时发现了妻子跟同事——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医生刘某某的不雅视频、合照，以及“不寻常”的聊天记录，这让王越备受打击。徐先生称，8月1日，心灰意冷的王越请了假带着毛英前往舟山散心，在此期间，还曾用毛英的手机与刘某某联系。8月2日凌晨，王越写下了遗书发给毛英。死者留给妻子的遗书（来源：死者母亲微博）家属提供的照片显示，王越在遗书中写道：“吾妻，谢谢你陪我度过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美好的事情。我永远爱你。只是经过这次你的背叛，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对不起，我真的挺不过去了……”在遗书中，王越还表达了对刘某某的怨恨，并再次向妻子深情告白：“我爱你，如当初。我们来生再做夫妻。”当天凌晨2点多，王越将这封遗书发给了妻子，早上快9点时，对方回复“等我”。徐先生则告诉记者，作为父亲，他等来的是儿子的死讯。当天中午，宾馆工作人员进房间时发现王越已经在衣柜内自缢身亡。这突如其来的悲剧让全家人无法接受，更令人痛心的是，事后，他们在王越的手机里还找到了录好的遗言，同样表达了对遭遇背叛的绝望死者尚未安葬，家属希望女方出面事后，王越的遗体被运回了浙江萧山。徐先生介绍，事发至今已过去了快一个月时间，但女方家迟迟未出面，王越的遗体依旧存放在殡仪馆内。家属也曾找到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和女方家所在的萧山区衙前镇政府，虽然相关部门组织过调解，但双方一直未能达成一致，家属们也不知道院方对于毛、刘二人的最终处理结果。徐先生表示，目前，男方的诉求是，女方要出面处理后事，让逝者早日入土为安，同时还要进行一定的赔偿。8月27日，根据家属提供的联系方式，大皖新闻记者多次联系毛英，但显示已经关机，其父母的电话也无人接听，刘某某的号码则显示已是空号。大皖新闻记者注意到，王越家人在网上发帖反映此事后，很快引发关注。8月7日，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发布情况通报称：7月31日上午8时左右，护士毛某某丈夫王某到毛某某所在科室反映刘某某、毛某某有关问题。期间，王某有报警。医院第一时间成立以院领导为组长的调解小组并开展工作。经调解，毛某某、王某情绪得到平稳，并于当日上午9:30左右一起离开医院。鉴于王某反映的刘某某与毛某某涉嫌生活作风问题，经研究，该院于当日上午11时左右对医生刘某某、护士毛某某进行了停职处理。同时，医院纪检监察部门启动初核程序，后续将依纪依规进行处理。图为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发布的情况通报通报中还称：“我院对后续出现的变故感到痛心，将进一步加强全院医护人员职业道德建设和社会公德教育。”如今，20天过去了，此事是否有处理结果，又进展到了哪一步呢？8月27日，大皖新闻记者联系了浙江省立同德医院，工作人员回应称，毛、刘二人均没有来上班，此前院方已经发布了情况通报，目前尚未发布新的通报。萧山区衙前镇政府工作人员则告诉大皖新闻记者，女方户籍地确实在该镇，针对此事，镇里相关部门曾介入协调，但具体结果并不清楚。徐先生介绍说，对于王越的死因，事发地舟山警方经过调查得出结论：排除他杀，认定为自缢死亡。当地派出所出具的死亡证明显示：8月2日上午，该所接毛某某(女，25岁，浙江萧山人)报警称：在舟山东极一民宿内其老公王某自杀。该所接警后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后经现场120医生确认，王已死亡。经调查，该死者于8月2日上午在舟山市普陀区东极镇民宿内自缢。经该所调查走访取证、分局技术现场勘查、法医对遗体的勘验和提取物检测，房间内未发现打斗痕迹，死者体表无暴力性损伤，符合缢死特征，排除他杀，判断自缢死亡，家属对此无异议。

“有人要就卖。”在二手电商平台，搜索“茅台酒内供职工”等字眼，仍然能看到相关产品售卖。中秋节临近，白酒销售进入传统旺季，多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表示，近期已加强对标有“特供”“专供”“内供”等字样的酒类商品的监督检查力度。近日，新京报记者走访节前白酒市场了解到，在国家重拳打击非法制售“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等假冒伪劣酒类商品的背景下，线下门店已难觅其踪影。但在一些二手电商平台、社交平台上，仍有零星店铺售卖所谓“内供酒”。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询问商家，对方称这些酒类系高仿、非正品，更有商家直言“就是三无产品”。今年6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了“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违法行为公安机关明确指出，目前市场上凡是宣称“特供酒”“内供酒”的都是假酒。律师也提示，即使商家在告知消费者“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不是正品的情况下，其知假卖假，销售带有“特供”“专供”“内供”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均属违法。“内供酒”仍在二手平台有售临近中秋，新京报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多家线下门店难觅“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踪影。有销售人员还会提示消费者，不要购买所谓“特供酒”，“都是假的”。在多家电商平台，新京报记者搜索“特供酒”“内供酒”“内部酒”等关键词和类似字眼，也看不到相关产品在售。不过，在二手电商平台以及社交平台，仍能搜索到少量标称“内供酒”的售卖信息。某二手电商平台上，卖家“A白酒供应链”在店铺介绍中标注“专注精仿名酒”。其产品页面内，有产品标称“贵州茅台蓝色内供酒”，整箱6瓶售价288元，产品图片为蓝色瓶身所谓“茅台内供酒”。另一卖家“天道酬勤”在售商品中，也有一款标价780元一箱的所谓“茅台集团内供酒”，产品图片显示，瓶身印有“茅台集团”“内供酒”等字样。据平台登记经营资质显示，上述两个卖家均为从事食品销售、酒类经营等相关业务的个体商户。其店铺内售卖的除了“内供酒”，还有多款其他酒类产品。新京报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两家店铺，均被告知不是正品。“A白酒供应链”店铺工作人员表示，产品为“高仿”。被问及所谓“内供酒”严禁销售时，其称，“这是高仿，有人要就卖”。“天道酬勤”店铺的工作人员称，发货产品与售卖链接图片一致。店方承认所售“内供酒”不是正品，而是“酱香型的翻沙酒，还有一百多箱”。某二手电商平台上，“A白酒供应链”“天道酬勤”两个卖家销售所谓“内供酒” 图/平台截图社交平台的隐秘交易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冒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军队名义，以低档白酒灌装、勾兑生产、销售所谓“特供”“专供”等假酒牟取暴利，严重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扰乱正常市场秩序。2024年3月，公安部部署开展“净风”专项行动，组织全国公安机关依法严厉打击冒用党政机关、军队等名义，生产、销售所谓“特供”“专供”等假酒犯罪活动。5月7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严禁制售“特供酒”的公告（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规定，严禁生产、销售含有“特供”“专供”“内供”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等。近期，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严厉打击制售“特供酒”违法行为。但类似“内供酒”的售卖信息，依然出现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新京报记者发现，这些所谓“内供酒”“专供酒”等产品交易方式较为隐秘，一些卖家看到消费者留言说想要购买，就会让消费者添加微信，避开平台私下交易。在某社交平台，新京报记者搜索“内部酒”关键词，可看到一些带有“内供酒”的图片。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其中一个卖家，被告知要根据其发布的图片加微信私聊。记者看到，其微信发布的“内供酒”图片显示“厂内招待用酒”“内供酒”“非卖品”等字样。有卖家或是为了引流，会在主页售卖标称“茅台镇内部接待用酒”的产品。被问及购买价格时，其回复称，“主页第一个作品是我微信号”。而被问及是否有“内供酒”，其回复称，“不建议拿‘内供酒’送人，要是懂行，估计都不会喝，这类酒都是假酒。”有卖家直言“就是三无产品”6月，公安部公布的6起打击整治非法制售“特供酒”犯罪“净风”专项行动典型案例显示，不法分子非法制售的“特供酒”八成以上系食用酒精勾兑而成，用于灌装的基酒价格多在每斤10元左右，包装材料占制假成本的80%以上。为高价兜售“特供酒”，犯罪团伙组建专门的网络营销公司，编造多种营销套路、话术蒙骗群众进行欺诈式销售，造所售“特供酒”高端稀缺的假象，以高于成本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销售牟利。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等多地消协也发布消费提示，“特供酒”“专供酒”“内供酒”等都属于违法商品，往往是将小酒厂、小作坊生产，成本低廉的白酒，经过包装进行虚假宣传而成。新京报记者咨询的上述卖家的相关“内供酒”产品，均不能提供产品具体厂家信息。其中，售卖瓶身标注“茅台集团内供酒”的卖家，先是称“酒是从五星酒厂灌装”，还附上一张在“五星集团”楼前的合影。当记者指出“图片合成得有点假”后，该卖家则说是“自己烤的酒，碎沙酒，五六年了”。有售卖所谓“茅台内供酒”的卖家直言，“酒是我们自己灌装的，包装是茅台镇的包材商去开模定制出来的，本来就是三无产品。”该卖家还称，“这个酒（媒体）都报道出来了”，但“知道的人是少数”，并晒出所谓其他顾客的订购信息截图，“这个客户都买三次了，都是十箱十箱地拿”。某卖家提供的所售“内供酒”图片 图/平台截图还有卖家所售“内供酒”尽管没有傍名牌，却连厂家名称都不标注，也疑似三无产品。一位“内供酒”卖家称，其售卖的“内供酒”分纸箱包装、木箱包装两种规格，木箱整箱购买比纸箱贵百元左右，区别是纸箱装“内供酒”无具体厂家名称和生产许可证等；木箱有生产许可证，但无厂名，并宣称“这是非卖品，厂家不让打厂名”。被问及具体厂家名称，该卖家仅告知产地是陕西柳林镇。该买家还称，“‘内供酒’一年要卖几千件，每天都在发”，“非卖品就是东西稀缺，每次生产出来都就卖完”，“中秋节前物流紧张”等。此外，有卖家在其页面发布“职工专用酒”等产品图片和信息，但称发货产品的箱子上没有任何字样。更有卖家使用涉嫌伪造的文件和公章，宣称“此产品不对外销售”，“产品质量更高”。律师：销售“高仿”也构成欺诈据央视新闻报道，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近日破获一起在直播平台售卖所谓“专供酒”的非法案件。据警方调查，犯罪嫌疑人先是伙同手下设计好“专供酒”的外包装图纸，之后联系酒厂谈妥基酒价格，又组织纸壳包装公司和玻璃制品公司定制生产包装材料，最后由酒厂对基酒调制、灌装后打包出售。就这样，一瓶原料加包装成本不超过40元的酒水，最终以350元每瓶的价格卖到消费者手中。不法商家为了把“戏”做足，还伪造“委托生产协议”，印上伪造的“某军区接待商品联络供应处”的公章。“即使商家在告知消费者所谓‘特供酒’‘内供酒’为高仿、不是正品的情况下，其知假卖假，售卖包装上含有‘特供’‘内供’‘专供’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违反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对消费者构成欺诈。”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钟兰安对新京报记者表示。他表示，消费者在被告知非正品且购买相关产品后，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保护，可以合理维护自身消费权益，协助国家相关部门净化市场。新京报记者 秦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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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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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从山西省大同市阳高县“订婚强奸案”男方席某某家属及其辩护律师处证实，该案刑事案件二审第三次延期，自2024年9月8日至12月8日。男方家属发声延期审理至今各方沟通争议突出未能成形“女方当天让我儿子马上回家要房本，加上她的名字，把后面迎娶时要给的另外10万元彩礼给她。当时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房本也不在手跟前，她就闹情绪，告我儿子强奸。”2023年5月2日下午，回门宴后两人返回婚房（电梯监控画面截图）9月13日，甄女士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她联系大同中院主审法官，得知该案刑事二审已第三次延期。“他说已经收到最高法的书面回复，这个‘3延’还是报请最高法批准，是根据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延期，说他们延期3个月是依法办案。”此前，大同中院原定2024年2月26日开庭，但因故推迟，由4月8日延期到6月8日，之后又延期至9月8日。甄女士表示，从4月8日延期审理至今的5个月内，各方虽经一定沟通协调，但终因差距较大、争议突出，未能成形。伴随着对儿子的羁押时间越长，协调的可能性与调解的意愿越小，当事人及家属对本案无罪辩护的信心却与日继增。“我儿子要我们家人保重身体，他的内心很强大，他坚持无罪，说‘我就没有把她怎么样，因为她当时就是自愿的’。”甄女士表示，律师已经多次会见过她儿子，她和律师沟通得知，案发当天，儿子和女孩发生关系后，女孩还在婚房洗了澡。此外，与本案相关联的民事彩礼返还一案，他们家属在4月8日上诉到大同中院至今，也无任何开庭及审理的动向。律师有心理准备5个多月未收到司法机关补充的证据材料针对大同中院的三次延期，席某某委托的辩护律师殷清利告诉记者，他已接到法官的电话通知，对此，他已经有所心理准备。“这已经是两次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延期。”殷清利解释称，“第一次延期是山西省高院批准延期两个月，第二次延期3个月是经过最高法批准，现在这一次，按程序要求也应该是报请最高法，因为延期3个月，一般都得经过最高法。”殷清利表示：“三次延期且其中经过最高法两次延期，足以说明司法机关对本案的足够审慎，家属及辩护律师皆相信司法机关能够立足本案有效的客观证据及案件特殊性，对此案作出公正、公平的二审裁判。”殷清利称，从4月份延期审理至9月份，作为辩护人，均未收到司法机关补充的与本案事实相关的证据及相关材料，以供查阅。此外，辩护人在二审中已经向法院提交变更强制措施申请，但未予批准，希望司法机关能够依据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原则再次给予考虑。2023年5月1日，大同市阳高县27岁席某某和24岁女子举行订婚宴，双方签订《订婚收彩礼协议》，男方当天给女孩一半彩礼10万元和一枚7.2克金戒指，承诺结婚一年后，在90多㎡的婚房房产证上加上女孩名字。5月2日下午，两人在婚房发生关系后，女方控告男方强暴。双方签订的《订婚收彩礼协议》2023年5月2日婚房案发现场2023年12月25日，被告人席某某因强奸罪一审获刑3年，其当庭上诉。甄女士表示，时至今日，儿子席某某已经被羁押1年4个月了，现大同中院通知继续延期3个月，她很想念儿子，“作为父母，不管怎么艰难，我们都会陪儿子一直走下去，既然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无需做任何妥协。”来源：华商报大风新闻 记者 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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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徐佐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田成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中央军委办公厅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罢免李尚福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陆军军人代表大会决定罢免邓志平的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决定接受徐鸿辞去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徐佐、田成、李尚福、邓志平、徐鸿的代表资格终止。

近日，上海苏州河因市民盲目放生而出现大量死鱼，甚至一天内捞出1吨死鱼，受到公众关注。去年，全国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江苏结案。徐某从刘某处购买了2.5万斤原产于非洲尼罗河水系的鲶鱼，并将它们擅自放生到长荡湖，不久后，徐某放生的鲶鱼大量死亡。长荡湖水产管理委员会管理处副主任徐俊华表示，渔政监督大队历时10天，累计打捞出死亡鲶鱼20208斤。图为捞上来的死亡鲶鱼20208斤最终，法庭认为被告徐某、刘某构成共同侵权，应连带承担3.5万元生态资源损害赔偿费用，1.8万元专家评估费及5000元惩罚性赔偿。该案审判长、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庭长陈迎介绍，案发后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徐某违反国家规定，故意向长荡湖投放大量外来物种，严重危害长荡湖水生态系统安全。“根据《生物安全法》，未经批准擅自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的，由政府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捕回，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长荡湖水域属于长江流域的范畴，《长江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在长江流域开放水域养殖、投放外来物种或者其他非本地物种。”陈迎表示，革胡子鲇也被称为非洲鲶鱼，属于外来入侵物种，肉食性凶猛。这种鱼在长荡湖水域中基本没有天敌，会对本土的鱼类形成竞争关系，严重冲击本土鱼类的生存，从而影响生物安全。庭审中，徐某多次对违法放生行为表示懊悔：“我对什么是外来生物，什么是本土生物，法律法规都不了解。”庭审中，徐某多次对违法放生行为表示懊悔陈迎认为，这起案件有一定的示范警示作用，提醒大众要有生物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如果涉及投放入侵物种，会构成刑事犯罪。来源：中国之声延伸阅读上海苏州河现无序放生：无人阻拦 最多1天捞出1吨死鱼苏州河42公里岸线贯通后，水面干净，岸线优美，深受市民喜爱，也由此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到这里放生。可实际情况却是，错误的“放生”等同于“杀生”，不仅让苏州河多次因大量死鱼登上热搜，今年还创下了1天捞出1吨死鱼的“新纪录”。4月18日网传视频画面截屏今年4月18日，网传视频显示，上海外白渡桥附近的苏州河水面出现很多鱼，其中部分已经死亡。此后，市水管处答复媒体表示，这些鱼可能是市民放生所致，死鱼已经被打捞。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上海多个部门去年专门联合发文，规范公共水域放生活动，为何越“规范”越加剧？记者日前前往实地走访。早上8点多，记者跟随保洁船，从苏州河周家桥基地出发，开启到江宁路桥一段的保洁作业。当天河面垃圾不多，以人工清捞为主，垃圾仓内大约一半是死鱼，船上恶臭难闻。作业的师傅在进行打捞作业的师傅告诉记者，下过暴雨或是宗教节日的两、三天后，清捞就必须要开自动设备。在他们拍摄的视频里记者看到，死鱼进仓，堪比鱼塘开捕，触目惊心。死鱼进仓画面触目惊心（摄于2024年8月10日）迅速清捞，不只为了城市景观，更是在与水质恶化抢时间，维护来之不易的水环境。上海水域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苏州河项目部副经理朱振文说，苏州河保洁长度24.78公里，每天有3条船同时作业，随着放生祈福的人越来越多，清捞难度逐年增大。作业人员表示随着放生祈福的人越来越多，清捞难度逐年增大，图为捞上来的各种垃圾和死鱼河里忙着清捞，而在苏州河两岸，“护生心切”的市民毫不知情。记者蹲点多日发现，放生行为在亲水岸线十分普遍。市民：想起来就放，刚刚吃过午饭，我想今天是初一，我就过来。市民：鱼，你们去自由自在吧！放你们，你们保佑我。市民在进行放生就连沿岸的养护管理人员也说，“随便放”“不碍事”。联勤保安：放生不管，随便放生的。有时候早上，桥上不知道从哪里拉过来，放好多鱼。绿化养护工人：经常有人放，不碍事的。网友记录下苏州河畔的放生现场事实上，近年来，苏州河每年都会因为大量死鱼引发关注，去年市农委牵头发布了规范放生活动的《意见》，明确放生的种类、数量、时间、地点等都要报告，接受监督检查。其中，郊区找沿岸属地农委报告，其余区向区城管执法部门报告。但记者咨询了静安、普陀、长宁等苏州河沿岸的城管部门，都不知道：城管部门1：肯定不是找城管，我们只是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单位，而不是给各种行为许可的。城管部门2：申请放生？没有这样的窗口呀。城管部门3：没有的，没有的，我们执法单位是没有行政许可的。由于《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没有将放生行为纳入禁止行为，没有执法依据，不能对无序放生行为做出处罚。好消息是，今年市农委在答复市人大代表建议时已经表示，将加大与相关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推进《条例》修订完善。但从更大范围来看，何谓“规范放生”？在河网密布的上海，答案依然模棱两可。而对本意爱护生命的市民来说，如何把公众的善意转化为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力量，或许才是更值得探寻的答案。

本文来源：时代财经一则盘活消息，让原本已淡出公众视野的贵州“天价烂尾楼”水司楼再次受到关注。近日，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的“天价烂尾楼”水司楼的全新外观图流传于网络。根据网传图片，这座建筑物原本的红砖绿瓦、标志性的琉璃件以及木结构外挂已经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现代大型酒店常见的建筑外观，配色也变成了白墙蓝顶。水司楼的改头换面来之不易。在此之前，这幢建筑已经停工了6年。 图为贵州“天价烂尾楼”水司楼 图源小红书@走访设计举债2亿打造的政绩工程水司楼又名水司府堂，位于独山县影山镇净心谷胭脂河中游河湾处，是净心谷景区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2016年10月20日，水司楼启动建设。按照最初的设想，水司楼高99.9米、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进深240米，将采用全木质框架式榫卯结构打造。当地政府还为水司楼申报了三项吉尼斯纪录：世界最大牌楼、最大的水族建筑以及最高琉璃陶建筑。按计划，水司楼将于2019年完工，作为文旅综合体对外开放。然而，在砸下2.56亿元后，由于资金链断裂，水司楼于2018年停工。彼时，水司楼的主体结构已基本完工，木结构和琉璃陶的外立面也做了大半，其30层楼高、非古非今的烂尾楼形象，引发了大量关注。2019年8月1日，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通报了一则“黔南州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消息。据《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的贵州省纪委监委梳理的典型案例汇编，为了政绩，潘志立不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罔顾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0个亿的实际，盲目举债近2亿元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楼”“世界最高琉璃陶建筑”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他被免职时，独山县债务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潘志立因此被舆论称为“全国最会借钱和最敢花钱的县委书记”。2020年10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发布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湖北省荆州市巨型关公雕像项目和贵州省独山县水司楼项目有关问题的通报》指出：贵州省独山县在影山镇净心谷景区内建设的水司楼，建筑高达99.9米，投资高达2.56亿元，存在脱离实际、滥建“文化地标”、破坏自然景观风貌等问题。在水司楼建设动作的背后，是独山县疯狂举债后入不敷出的财政状态。2018年，潘志立在独山县任职的最后一年，独山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10.08亿元（含出口退税），2018年末户籍人口35.6065万人。据此推算，400亿的债务意味着独山县人均负债达11.2万元。而水司楼的修建也让独山县影山镇翁奇村一些村民失去了土地。一位村民告诉媒体，她家的土地被征用，新修的房屋被强制拆迁，家里的猪、牛不知去向，“田土没有了，把我们农民害苦了。”坎坷多年迎盘活曙光停工后，水司楼的动态一直备受关注。2020年7月14日，独山县发文称：新一任领导班子“针对此前因盲目举债、乱铺摊子遗留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烂尾工程问题进行整改，通过续建、缓建、转建和压缩建设规模等方式，分类分批推进整改”，“将水司楼变为净心谷大酒店项目，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签订合作协议盘活资产”。贵州烂尾水司楼航拍画面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贵州南方卓越投资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南卓集团”）或将接手水司楼项目，将其改建成酒店。南卓集团是一家集建设、金融、旅业、园区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投资运营管理集团。不过此后，南卓集团仅参与了净心谷景区道路建设项目后，就再无下文。2021年9月，有信息称水司楼已准备拆除，当时流传的相关图片显示，水司楼楼外已经修建了塔吊准备拆除，同时部分楼层的木质结构构造物已经被拆除。不过，项目方对此的回应是，目前正在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木质部分进行拆除，后续水司楼将改建为酒店对外营业。2023年7月以来，化债相关重磅文件相继出台。地方化债压力层层加码，独山县也加大了资产盘活的力度。同年8月4日，独山县发改局于县政府网站发布消息称，“独山县影山镇净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项目备案已调整”。项目总投资由3.6亿元增至3.645381亿元，建设规模及内容由“净心谷酒店建筑面积71318.5平方米的装修改造及广场附属设施”改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40785.19平方米，占地面积7307.9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4654.22平方米”。几天后的8月9日，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独山县影山镇净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招标公告》。此次招标的净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项目规划用地面积40785.19平方米，占地面积7307.9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4654.22平方米，合同估算价为1.5亿元，计划工期213天。2024年，独山县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在“年内净心谷酒店建成投用，净心谷景区实现运营”。“天下第一水司楼”概念图4月，水司楼终于迎来“贵人”。4月11日，第十八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幕式上，格美集团董事长徐曙光表示，以2023年9月与贵州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目标，未来将加大在贵州投资力度，推动旗下更多的酒店和餐饮项目落地，力争三年内在贵州新增酒店240家，同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一起打造净心谷酒店和景区业态。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为贵州省国资委实控企业，而格美集团旗下的格林酒店集团则拥有“格林豪泰”等多家酒店品牌，是国内酒店业的龙头之一。历经6年停工，伴随着一番改头换面，水司楼的坎坷命运或许将告一段落。（时代财经李馨婷综合自新华社、每日经济新闻、澎湃新闻、冰川思享号）

（原标题：从2030年1月1日起 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十五年逐步提高至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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