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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关键时刻，普京做了一个重大决定）

三星电子印度南部金奈工厂工人的罢工已持续一周，据路透社和印媒9月16日报道，印度警方当天以抗议游行“未获批准”为由，“预防性拘留”了包括工会领袖在内的上百名工人。路透社说，共有104人被捕，印度“商业在线”网站则称，被捕者有近150人。牵头本次罢工的劳工组织印度工会中心（CITU）方面称，工人和工会领导人原本计划16日上午10点前，游行前往距离金奈约70公里的甘吉布勒姆市政府办公楼。但警方挫败了他们的计划，对几名工会成员进行了预防性拘留，并抓走了到达预先指定抗议地点的其他人，“和平罢工的工人在抗议地点受到警方的威胁和殴打”。金奈（也译作钦奈），位于印度东南沿海，系孟加拉湾沿岸最大城市一名CITU负责人称，CITU地区主席穆图库马尔（E. Muthukumar）和其他一些人从CITU办公室被带走。该负责人指控警方“非法拘禁”工会人士，“我们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警察还没收了穆图库马尔的手机，我正在前往抗议地点评估事态发展的途中”。据印度“商业在线”网站，共有400多名工人参与了此次抗议活动。按照其中一名工人的说法，抗议工人当时正打算前往甘吉布勒姆递交有关正在进行的罢工的备忘录，但这份15日晚上原本获得通过的抗议许可在最后一刻被撤销。甘吉布勒姆市高级警官尚穆加姆（K. Shanmugam）则告诉路透社，由于工人举行抗议的地区有学校和医院，抗议许可未获批准，“那里的主要地区有可能陷入完全瘫痪，（抗议活动会）扰乱公共秩序”。他补充，警方已将抗议工人转移至其他场所拘留，“因为他们不能都留在警察站”。印度亚洲国际新闻社（ANI）提供的视频画面显示，数十名身着蓝色工服的三星印度工厂工人被一辆巴士送走。CITU在一份声明中称，共计104名工人和多名工会领袖被捕。前述工人则告诉印媒，有近150人被捕并被安置在附近一个印度教寺庙，但穆图库马尔“下落不明”。三星电子金奈工厂工人自9日起罢工 印媒此前报道截图甘吉布勒姆警方表示，目前尚不确定被捕工人会被扣留多久。三星16日没有回应置评请求，但13日曾表示，已经开始与金奈工厂的工人进行讨论，“以尽早解决所有问题”。路透社评价，这次拘留标志着此次三星印度工人罢工抗议的“事态升级”，此次抗议也给印度总理莫迪的“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计划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不满低薪，三星印度工厂工人自上周一（9日）起在工厂附近的临时帐篷里进行“无限期罢工”，要求三星承认由CITU支持的工会，并这一框架内协商薪资水平、改善工作时间。工人们要求在未来三年内将工资从平均每月2.5万卢比（约合人民币2114元）提高到3.6万卢比（约合人民币3045元）。三星在印度共设有两家工厂，此次因罢工受到影响的是其中规模较小的位于金奈西部一个小镇的工厂，主要生产冰箱、电视机和洗衣机等，占三星在印度120亿美元年收入的20%-30%。该厂雇员约1800人，其中1000多人已经罢工。另一家位于北方邦的生产智能手机的工厂没有发生抗议。印度金奈三星工厂 印度报业托拉斯（PTI）三星并不希望承认任何由CITU等全国性劳工组织支持的工会。公开资料显示，CITU成立于1970年，是一个拥有660万名成员的社会主义劳工组织，传统上专注于印度的汽车行业，但现在正进一步将影响力拓展至快速发展的电子行业。16日被捕的穆图库马尔不是三星工厂员工，但是代表工人进行抗议的劳工组织领袖。CITU名誉主席桑达拉拉詹（A. Soundararajan）说，在工人进行了长达一周的抗议活动后，三星管理层表示他们只会与受雇于三星印度公司的工会代表交谈，并自己成立了另一个劳工委员会，敦促工人加入。印度WION电视台网站16日说，三星印度工厂数百名工人的罢工正值市场的关键时刻。三星印度子公司是印度最大的消费电子产品企业，而本年度的最后四个月对印度的消费电器业务至关重要，因为节日期间消费电子产品和其他商品的销售会急剧上升。此次罢工也使三星在印度这一重要增长市场面临更多挑战。这家韩国集团正计划裁减一些部门的包括印度市场在内的海外员工，比例高达30%。另据路透社16日报道称，印度反垄断机构指控三星等智能手机公司与电子商务巨头“串通”，在允许亚马逊和沃尔玛旗下Flipkart的个别渠道发布“独家产品”，给予后者大幅折扣，损害印度普通卖家的利益，违反了反垄断法。来源|观察者网

（来源：中国网三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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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特权耍官威的高唤虎被“双开”据江西省纪委监委9月14日消息，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江西省纪委监委对景德镇市政协原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高唤虎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高唤虎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政绩观扭曲，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搞特权耍官威，追求个人享乐，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滥发福利；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调整中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长期亦官亦商，违规经商办企业；任性用权，违规干预和插手工程项目及执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道德败坏，追求低级趣味；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工程款结算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高唤虎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相关规定，经江西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江西省委批准，决定给予高唤虎开除党籍处分；由江西省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高唤虎被双开 资料图公开履历显示，高唤虎，男，汉族，出生于1966年11月，江西乐平人，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高唤虎长期在景德镇市工作，曾任景德镇市昌南新区党工委书记，市城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等职。2020年初，他任景德镇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主任。2021年，高唤虎当选景德镇市政协副主席，后任景德镇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今年4月3日，高唤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成都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市工商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黎邦华主动投案据“廉洁四川”9月14日消息，成都市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市工商联原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黎邦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成都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黎邦华主动投案 资料图公开履历显示，黎邦华，男，汉族，1962年10月生，四川广汉人，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党员。黎邦华长期在成都市工作。曾任成都市委办公厅办公室副主任、政治处副处长、常委办公室正处级秘书、人事处处长，郫县副县长，市委组织部干部三处处长。2002年11月至2017年3月，他历任成都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市信息化办公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2017年3月至2021年11月，黎邦华任成都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工商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2021年11月至2023年11月，他转任成都市工商联二级巡视员；2023年11月，退休。来源：白鹭洲知政、江西省纪委监委、成都市纪委监委延伸阅读徐州市委原书记落马：曾被国务院通报 遭行政记过处分据江苏省纪委监委9月14日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周铁根，男，1962年11月出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周铁根毕业于江苏公安专科学校治安系，毕业后成为江苏省环本农场干部、副指导员，1986年任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干部。1987年9月，周铁根到南通市委工作，历任南通市委研究室干部，市委研究室副科级研究员、正科级研究员，市委办公室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副处级秘书，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等。2000年12月，周铁根担任如皋市委副书记，后任代市长、市长。2006年6月，周铁根任如东县委书记。2011年5月，周铁根履新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后任江阴市委书记、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等职务。2015年12月，周铁根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16年1月任市长。周铁根担任徐州市市长期间，“老虎”王昊曾任徐州市常务副市长。王昊历任徐州市政协主席，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2024年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任上被查。说回周铁根。担任徐州市长两年之后，2018年4月，周铁根履新徐州市委书记。2021年7月，周铁根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2022年1月，他担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2023年1月任江苏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近期，周铁根还率队调研。2024年8月26日至28日，周铁根率调研组到无锡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条例立法调研。8月30日，淮安全市人大代表社会发展观察点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周铁根出席会议并讲话。周铁根曾被处分。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江苏华达钢铁有限公司和河北安丰钢铁有限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通报提到，华达公司是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的钢铁企业，该公司用于生产建筑钢材的设备是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装备，2010年以来累计生产“地条钢”17.5万吨，销售收入约6.4亿元。因上述事件，时任徐州市市长周铁根被行政记过处分。当时被处分的还有时任徐州市副市长冯兴振，他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冯兴振后来成为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就在周铁根被查前不久，2024年7月25日，冯兴振落马。

9岁的乐乐走了。半年前，因血氨指标高，家人带他到上海市儿童医院治疗，没想到他最终在医院离世。乐乐父亲何生（化名）向现代快报反映，入院的第5天，乐乐曾窒息至少6分钟未被及时施救，随后陷入重度昏迷，直至3个月后死亡。事发后，医院科室主任曾向家属承认过错，并表示不回避责任。但让何生不满的是，医院的诊疗记录对此事只字未提，“抢救及时、无医疗差错”等措辞让家属失去了对医院的信任。9月11日，上海市儿童医院有关人士回应现代快报记者，由于一些诊疗细节涉及患儿隐私，院方不便透露。对方称医院不回避问题，也不推脱责任，建议何生通过医调委或司法机关解决此事。图为涉事的上海市儿童医院到医院追查病因，7天后男童发生意外9月6日，乐乐离世后的第88天，何生向现代快报记者讲述了事发经过。何生一家住在上海，乐乐患有孤独症，为了照顾儿子，妻子甚至辞掉了工作。去年初，乐乐被查出血氨指标较高。“服用降血氨药后，指标虽然控制得较好，但我们觉得一直吃药不是事，就带他到上海市儿童医院进一步追查病因。”何生称，今年3月6日，一家人带乐乐到上海市儿童医院，其间做了很多项目，但始终未找到病因。“我们在医生的建议下做了肝脏穿刺手术，孩子被安排住进了PICU病房监护。”何生介绍，手术很成功，术后孩子留在PICU观察。3月13日中午，医院突然告知，乐乐出事了。“我们过去时，乐乐已陷入深度昏迷。”何生告诉现代快报记者，这一突发意外让一家人情绪崩溃，手足无措。窒息至少6分钟才被施救，科室主任承认存在过失3月15日，上海市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崔云和护士长一起约谈家属，当着何生及妻子的面讲述了意外发生的经过。在何生提供的谈话录音中，崔云承认，监护仪器提示异常后，护士未查看孩子，也未通知医生。孩子处于监护仪测不出血氧饱和度、心率状态至少6分钟，最长可能达11分钟，直到医生路过发现，乐乐才被实施抢救。录音里，重症医学科主任崔云表示“是很低级的错误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事发后，乐乐就处于严重脑损状态，且不可逆。这个结果对我们来说很残忍，当时看到医院方面既然那么坦诚，我们只能积极配合治疗，期待奇迹发生。”何生说，事发后，他们一直克制情绪，积极配合医院理性处理此事。然而，奇迹并未发生。6月11日，乐乐情况恶化，最终离世。何生称，料理完乐乐后事，他便在院方陪同下前往当地医调委处理此事。乐乐情况恶化最终离世院方小结中称“抢救及时”，家属指病程记录涉嫌造假“6月3日院方约谈时还说监控录像都在，但乐乐走后，我们再要，就说没有了。”何生说。在他提供的调解建议中，现代快报记者注意到，院方未向医调委提供监护仪记录和事发时监控录像。也正因此，医调委认为：综合已知证据，说明医方抢救可能存在延误，与患儿死亡有因果关系，建议医方参照主要责任进行调解。家属认为乐乐的病程记录涉嫌造假8月27日，何生到医院封存病历。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详细的诊疗内容，足足有一尺多高的记录单，详细记录了乐乐入院以后的各种检查以及手术、用药情况。死亡小结中“抢救及时”“经验教训吸取无”等表述，让何生不能接受。9月6日，现代快报记者在何生提供的诊疗记录中看到，乐乐入院时各项检查指标都正常，意外发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与窒息直接相关的缺氧缺血性脑病、中枢性呼吸衰竭、大脑功能障碍等一直都是诊断书上乐乐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自5月31日起，排位靠后的高氨血症被提上第一位，成为最为重要的因素，并持续到乐乐离世。乐乐走后，高氨血症也被归结为直接死因和根本死亡原因。奇怪的是，何生在医院查到的诊疗记录中，乐乐入院后，先后做过10次血氨检测，且大部分都在正常范围，仅4次略高于正常值。且4月7日后，就再也没有乐乐的血氨检查记录了。何生据此怀疑，这些极有可能是医院为了隐瞒真相，造假“洗白”诊疗记录，进而避开窒息6-11分钟未被及时施救的事实，把孩子死因指向高血氨症。院方回应：不回避问题，建议通过有效途径解决9月11日，针对何生反映的问题，上海市儿童医院组织相关人员向现代快报做出回应。他们表示，出于对未成年人隐私的保护，患儿的信息和诊疗记录都不便对外公开，无法对某些细节问题做出回应。“医调委已经介入，相关的工作还在进行中，并没有结束。”院方一名工作人员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事发后，医院和患者的沟通是畅通的，未发生不接电话等推诿情况。医调委介入后，医院方面也在积极配合调查、处理。此外，院方代表还表示，医院不回避问题，也不推卸责任，但医院无权判定自身的医疗责任，应该由相关监管部门、司法机关等单位根据调查结果来界定。同时，对于目前医调委的专家给予的调处建议，院方并未提出抗辩或予以否定，医调委调解工作可以进一步进行。建议患儿家属通过医调委、司法机关等有效途径解决此事。然而，在此前的采访中，何生已明确表示，他要反映的不是医疗纠纷，而是医院涉嫌隐瞒事实真相、瞒报事故、伪造诊疗记录等违纪违规行为，“如果当时我没录音的话，我可能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目前，何生已就相关问题向上海市纪委、监察部门反映。对于此事的进展，现代快报将持续关注。来源：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宋体佳 文/摄 “很多餐饮老板们在见到我之后说，之前最不想见到的就是我，但现在想见到的反而又是我。”北京鲸起智造餐饮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鲸起智造”）创始人安大为，从2019年开始做二手回收。过去一年，是安大为经历的餐饮业最“疯狂”的一年，用他的话说，“应该是有史以来餐饮业半年开店数量最多的一年”。而到了下半年，安大为又回收到了不少上半年才开的门店设备。一来一回，安大为称过去一年忙得没有时间去开新仓库，团队也从7人扩大到15人。虽然在7月份收了42家火锅店，但安大为表示，过去一年，火锅店还不是他们收的最多的店铺，茶饮店更多。安大在7月份收了42家火锅店 资料配图 图据视觉中国（一）二手回收商：回收奶茶店设备也看品牌影响力近期，书亦烧仙草因“回收商不收设备”引发市场关注。安大为告诉红星资本局，也会做书亦烧仙草的回收，但回收价格在一家店4000元以内，超过4000元就难以流通。在四川几个县城做设备回收生意的钟先生则表示，他近一年还没有遇到书亦烧仙草关闭需要回收的门店，不过收了几家茶百道门店。安大为称，某网红酸奶是团队最近收得最多的茶饮品牌。“我们听到这个品牌老板说得最多的闭店原因是之前被曝了两波黑料。”安大为说，该酸奶品牌刚出现闭店时，回收价格在1万上下，但现在几乎只能以一半的价格去收了，因为“烂街”了。“奶茶店很多设备都不是通用的，一般是新开的（同品牌）奶茶店需要或者原有奶茶店进行补充。”钟先生表示，有些奶茶店设备上还有品牌标志，难以用于其他品牌店。因此，对于二手回收商来说，茶饮设备的回收价格除了由设备本身的价值决定之外，还由茶饮品牌的品牌影响力、周期决定。安大为称，目前还比较愿意收蜜雪冰城、茶百道、沪上阿姨等品牌的设备，因为“有新加盟商进，还算是个好项目”。最近，他们团队在收一个茶饮品牌加盟商近30家门店的设备。据了解，该品牌是初代网红奶茶品牌，安大为认为其生命周期快结束了，打不过那些其他的品牌。而另一个与该奶茶品牌同期的网红品牌，也是他们去年回收得最多的奶茶品牌。红星资本局了解到，茶饮门店的设备出货还受到整个餐饮大环境的影响。奶茶品牌中的冰激凌机，在最近一年成为了安大为团队的“烦恼”。“以前我们冰激凌机可能会卖到一些中餐店、火锅店或者其他餐饮店，店家会拿这个作为吸引力，比如免费送冰激凌，但是现在很多店连冰激凌都送不起了，因为大家都在降价，利润已经打得够薄了。”安大为表示。书亦烧仙草因“回收商不收设备”引发市场关注 资料图（二）一个月收42家火锅店有火锅加盟商转为二手回收商火锅店，是钟先生收得最多的餐饮品类。“现在很多开火锅店的是餐饮小白，想尝试一下，但是事与愿违。”安大为称，团队回收的火锅店铺数量虽然没有外卖档口、茶饮店多，但从亏损金额来看，火锅赛道一骑绝尘。“我们接触过六七百万的商场店，门店四五百平，还请过明星来站台。”安大为告诉红星资本局：“十年前，火锅是个好生意，但现在不是了。这个品类竞争激烈，白牌店没生意，品牌店又有投资过大、价格打得特别低的问题。”安大为向红星资本局表示，去年就发现火锅行业出现了特殊情况：10月以后是火锅行业的旺季，但安大为团队一个月能收二十多家火锅店，高峰达到32家。“去年之前，从来没有过在旺季收那么多家火锅店的。”今年，火锅赛道出局玩家也不少。今年7月，安大为团队收了42家火锅店，8月数量回落了一些。据他们团队统计的数据，今年截至8月，他们收了300家火锅店。同时，安大为还发现，去年团队收得最多的还是白牌火锅店，今年，连锁火锅品牌加盟店却成为了安大为团队的常客。窄门参眼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8月5日一年，全国新开火锅店近21万家，但净增长火锅店数为6万家。也就是说，近一年全国火锅店闭店数近15万家。安大为认为，从2019年开始，不少公司开始以收割的方式去做火锅品牌之后，火锅店数量陡增、价格战开打，火锅便不是好生意了。最近一年，安大为团队收得最多的连锁火锅品牌就是一家以明星名义开的火锅店。安大为介绍，他有个徒弟就是该火锅品牌的前加盟商，在齐齐哈尔开店亏了两百多万，现在转行到了餐饮二手回收赛道。火锅店加盟商转行做“餐饮回收人”，图为餐饮设备 资料图（三）二手设备回收生意不如去年“去年太特殊了”今年的二手设备回收生意没有去年好做，是行业的共识。去年5月入行二手设备的钟先生认为，生意不好做的原因是竞争对手变多了。“去年，我们县包括我们在内有两三家二手设备回收商，现在就有四五家了。客户自然而然分流了。同时，大家开始拼价格，回收价要给得更高，卖出价要卖得更便宜。”不过安大为觉得，今年是回归到了正常状态，和前几年情况类似，只是“去年太特殊了”。去年春节期间，安大为就感受到了开店潮的涌动。还在假期的安大为，本计划正月十五开工，但由于太多人咨询买设备，他便赶紧通知团队提前到正月初八上班。“去年3-4月我们营业额比正常年份翻了5-6倍。当时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我们就从同行那里调货。去年上半年，我们把北京市场几乎所有同行的硬通标配货，也就是操作台、冰箱这些设备，都卖光了。到最后调不到货，大家只能买新设备去卖，新的利润其实会低一些。”安大为认为，去年会爆发餐饮开店潮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政策放开行业复苏，二是许多人认为餐饮行业门槛低，拿着裁员赔偿金或储蓄入局开店。和他打交道的新店主里，大部分都是餐饮“小白”，原先从事互联网、教育、医疗等行业。到了下半年，开始有年初开店的客户再次找到安大为团队回收设备。“很多店投资不大，整体投资二三十万，一些店觉得三个月如果做不起来可能就没戏了。还有一些店是季节性的，比如一些烧烤店，夏天过去了，赚了钱就不干了。”据安大为团队统计，他们在2023年11月的回收量等于9月、10月之和，12月比11月又增长了30%。（四）闭店老板乐观者居多不少餐饮老板依然选择餐饮安大为收店时遇到的大多数老板，并非传统印象里的苦大仇深。安大为告诉红星资本局，在回收设备的时候，大部分客户更多是觉得及时止损、“脱离苦海”了：“大部分老板乐呵呵的，说终于把我给请来了，之前最不想能见到的就是我，但现在想见到的反而也是我，让我赶紧帮忙把烂摊子处理了，生意人其实心里没有那么脆弱。”据安大为观察，餐饮店老板们闭店后，很多人都会选择再战餐饮项目。安大为举例，有火锅赛道的老板2022年投入320万元左右加盟了某网红辣火锅品牌亏了，2024年又投入400多万元再入火锅赛道，只不过换成了酸汤火锅。“那个老板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还有客户今年半年时间陆续换了4个项目，每个项目干一两个月不行就把用不上的设备卖给安大为团队，然后又重新买点新项目用得上的设备。安大为了解到，该客户最开始做快餐，中间做过小吃品类，最后做的麻辣烫。“到现在没有找我们回收，应该是目前活下来了。”令安大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个做板面生意的老客户。在做板面生意之前，那个客户在近几年做了七八个餐饮项目，直到做板面生意，才成了。据他了解，目前该客户已在北京开出了二十多家店，门店选址主要在美食城，客单价不高，外卖占比70%左右。“餐饮这一块，踏踏实实赚点小钱还是可以的。”安大为表示。红星新闻记者 张露曦编辑 杨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