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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是支付宝官方理赔人员，可以给您提供100元的赔偿款。”接到这通礼貌的理赔电话后，温州某大学女教授郑女士（化姓）逐步被拉入陷阱，损失近100万元。9月11日，记者从温州市反诈中心了解到，瓯海警方已接到这起警情，希望广大市民能引以为戒。对方发来身份证逐步打消受害人顾虑郑女士称，事发当天她本来有事需要出门，可突然接到那通理赔电话，对方说她之前网购的蒸锅有质量问题，按照工作流程，他们可以支付100元的赔偿款。“我说自己有事要忙，这100元就不要了。但那个‘理赔人员’说，他们支付宝的理赔渠道已经开通了，如果我没按要求收下赔偿款，那么支付宝每个月会扣除我500元的余额，我觉得很冤枉。后来对方说，理赔程序只需要一两分钟，还专门有人帮助我，我就答应了。”郑女士回忆。接下来，“理赔人员”询问了郑女士给支付宝账户绑定了几个银行账以及是否有下载“腾讯会议”APP等信息。在得知郑女士因工作需要已经下载了“腾讯会议”APP后，“理赔人员”又要求她使用“腾讯会议”APP的共享屏幕功能，这样“理赔人员”就可以远程控制她的手机屏幕。这一特殊要求立即引起了郑女士的警觉，她连忙质问对方为何要“共享屏幕”？“理赔人员”要求郑女士使用“腾讯会议”APP的共享屏幕功能（资料图/图文无关）为打消郑女士的顾虑，“理赔人员”给她发来自己的工作信息以及身份证照片等证明材料。在“理赔人员”新一轮话术下，郑女士渐渐相信了对方。诱导她输入“验证码”三家银行近百万存款被转走随后，在“理赔人员”的诱导下，郑女士打开了一家银行账户的转账页面，对方给她发来一组银行卡账号及用户名，还说她接下来会收到“验证码”，只需要把“验证码”输入到转账页面金额一栏就行了。没多久，郑女士收到一组6位数的“验证码”，她将其输入到金额一栏，并通过APP刷脸功能验证通过。这时，“理赔人员”说，郑女士的操作有问题，后台没有通过理赔程序，需要郑女士换一家银行的APP再进行类似的操作。这一次，郑女士收到一组“29”开头的“验证码”，她再次输入到金额一栏。可是，“理赔人员”说这次依然没能通过后台的相关程序，他还问郑女士有没有其他银行的账户。已被洗脑的郑女士又点开了一家银行的转账页面，按照对方要求输入了一组“19”开头的“验证码”。很快，她收到这家银行的短信提醒，称她向某个陌生账户转账19万多元。“我马上觉得不对劲了，就问他们，不是说赔给我100元吗？怎么还要我转出19万元？”郑女士说，对方没有回答她的问题，还挂断了电话，她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立马赶到银行了解情况。银行工作人员解释，郑女士是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她之前还有两笔转账，一笔是40多万元，另一笔是29万多元，这两笔款项原本存在两家不同的银行，郑女士在这两家银行都没有开通短信提醒业务。郑女士三家银行近百万存款被转走，图为银行卡资料图（图文无关）反诈民警提醒：接到理赔电话务必通过官方核实银行帮郑女士报了警，瓯海警方接警后第一时间赶来安抚她的情绪，并登记案情。郑女士说，她前后被骗99.6万多元，这些都是她一辈子省吃俭用的积蓄。反诈民警说，通过郑女士的遭遇，大家可以看出来，其实拥有高学历、高智商并不代表可以“免疫”电信网络诈骗，现在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在电诈团伙的设计下，有时过于自信大学教授与懵懂的小学生都是骗子的“猎物”。据介绍，所谓“共享屏幕”，简单来说就是不同电脑或移动设备，比如手机之间共用一个屏幕。当两部手机之间开启“共享屏幕”功能时，操作其中一部手机，另一部手机会呈现出一模一样的屏幕效果。这一功能多用于远程会议、文件共享等方面，在带给大家便利的同时，也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设计出新型骗局。建议市民不要和陌生人开启“屏幕共享”功能，当因工作需要开启“屏幕共享”功能时，切勿操作支付类、银行类App。警方提醒一定要对电信网络诈骗保持警惕，图为网络诈骗示意图他提醒道，市民接到任何自称是“客服人员”“理赔人员”的电话，一定要通过平台官方核实，如果对方提出的理赔等事项属实，那么转账也必须通过正规渠道，千万不要在对方指挥下进行“指定操作”。来源：温州晚报全媒体

近日，上海苏州河因市民盲目放生而出现大量死鱼，甚至一天内捞出1吨死鱼，受到公众关注。去年，全国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江苏结案。徐某从刘某处购买了2.5万斤原产于非洲尼罗河水系的鲶鱼，并将它们擅自放生到长荡湖，不久后，徐某放生的鲶鱼大量死亡。长荡湖水产管理委员会管理处副主任徐俊华表示，渔政监督大队历时10天，累计打捞出死亡鲶鱼20208斤。图为捞上来的死亡鲶鱼20208斤最终，法庭认为被告徐某、刘某构成共同侵权，应连带承担3.5万元生态资源损害赔偿费用，1.8万元专家评估费及5000元惩罚性赔偿。该案审判长、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庭长陈迎介绍，案发后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认为徐某违反国家规定，故意向长荡湖投放大量外来物种，严重危害长荡湖水生态系统安全。“根据《生物安全法》，未经批准擅自释放或者丢弃外来物种的，由政府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捕回，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长荡湖水域属于长江流域的范畴，《长江保护法》明确规定禁止在长江流域开放水域养殖、投放外来物种或者其他非本地物种。”陈迎表示，革胡子鲇也被称为非洲鲶鱼，属于外来入侵物种，肉食性凶猛。这种鱼在长荡湖水域中基本没有天敌，会对本土的鱼类形成竞争关系，严重冲击本土鱼类的生存，从而影响生物安全。庭审中，徐某多次对违法放生行为表示懊悔：“我对什么是外来生物，什么是本土生物，法律法规都不了解。”庭审中，徐某多次对违法放生行为表示懊悔陈迎认为，这起案件有一定的示范警示作用，提醒大众要有生物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如果涉及投放入侵物种，会构成刑事犯罪。来源：中国之声延伸阅读上海苏州河现无序放生：无人阻拦 最多1天捞出1吨死鱼苏州河42公里岸线贯通后，水面干净，岸线优美，深受市民喜爱，也由此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到这里放生。可实际情况却是，错误的“放生”等同于“杀生”，不仅让苏州河多次因大量死鱼登上热搜，今年还创下了1天捞出1吨死鱼的“新纪录”。4月18日网传视频画面截屏今年4月18日，网传视频显示，上海外白渡桥附近的苏州河水面出现很多鱼，其中部分已经死亡。此后，市水管处答复媒体表示，这些鱼可能是市民放生所致，死鱼已经被打捞。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上海多个部门去年专门联合发文，规范公共水域放生活动，为何越“规范”越加剧？记者日前前往实地走访。早上8点多，记者跟随保洁船，从苏州河周家桥基地出发，开启到江宁路桥一段的保洁作业。当天河面垃圾不多，以人工清捞为主，垃圾仓内大约一半是死鱼，船上恶臭难闻。作业的师傅在进行打捞作业的师傅告诉记者，下过暴雨或是宗教节日的两、三天后，清捞就必须要开自动设备。在他们拍摄的视频里记者看到，死鱼进仓，堪比鱼塘开捕，触目惊心。死鱼进仓画面触目惊心（摄于2024年8月10日）迅速清捞，不只为了城市景观，更是在与水质恶化抢时间，维护来之不易的水环境。上海水域环境发展有限公司苏州河项目部副经理朱振文说，苏州河保洁长度24.78公里，每天有3条船同时作业，随着放生祈福的人越来越多，清捞难度逐年增大。作业人员表示随着放生祈福的人越来越多，清捞难度逐年增大，图为捞上来的各种垃圾和死鱼河里忙着清捞，而在苏州河两岸，“护生心切”的市民毫不知情。记者蹲点多日发现，放生行为在亲水岸线十分普遍。市民：想起来就放，刚刚吃过午饭，我想今天是初一，我就过来。市民：鱼，你们去自由自在吧！放你们，你们保佑我。市民在进行放生就连沿岸的养护管理人员也说，“随便放”“不碍事”。联勤保安：放生不管，随便放生的。有时候早上，桥上不知道从哪里拉过来，放好多鱼。绿化养护工人：经常有人放，不碍事的。网友记录下苏州河畔的放生现场事实上，近年来，苏州河每年都会因为大量死鱼引发关注，去年市农委牵头发布了规范放生活动的《意见》，明确放生的种类、数量、时间、地点等都要报告，接受监督检查。其中，郊区找沿岸属地农委报告，其余区向区城管执法部门报告。但记者咨询了静安、普陀、长宁等苏州河沿岸的城管部门，都不知道：城管部门1：肯定不是找城管，我们只是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单位，而不是给各种行为许可的。城管部门2：申请放生？没有这样的窗口呀。城管部门3：没有的，没有的，我们执法单位是没有行政许可的。由于《上海市黄浦江苏州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没有将放生行为纳入禁止行为，没有执法依据，不能对无序放生行为做出处罚。好消息是，今年市农委在答复市人大代表建议时已经表示，将加大与相关管理部门的沟通协调，推进《条例》修订完善。但从更大范围来看，何谓“规范放生”？在河网密布的上海，答案依然模棱两可。而对本意爱护生命的市民来说，如何把公众的善意转化为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力量，或许才是更值得探寻的答案。

9月14日，陈代忠收到了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根据裁定书，陈代忠6年前祖屋被拆一案，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决定提审。当事人陈代忠。 澎湃新闻记者 庄岸 图58岁的陈代忠是福建省福清市玉屏街道石井村人。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随后他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该案中，一审法院曾认定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强拆行为违法，两被告上诉后，福建高院二审则认为，上诉人主张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今年6月，最高检针对该案向最高法提出抗诉。三个月后，9月12日，最高法作出裁定，决定提审该案。该裁定认为，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没想到自己的案子能引起‘两高’的关注。”9月15日， 陈代忠向澎湃新闻表示。一审法院认定强拆行为违法案卷材料显示，陈代忠在石井村有一处祖屋（部分与他人共有，部分自有）。他称，因福清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其祖屋被列入征迁范围。由于他不认可补偿安置标准，未签订补偿协议。2018年7月7日，陈代忠的祖屋被拆除。陈代忠说，他认为系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组织，石井村委会派员进行了强拆。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均表示未参与拆除行为，本案并不属于行政纠纷，也不存在行政强制行为。随后，陈代忠将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诉至法院。2019年6月26日，莆田中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莆田中院认定，案涉“石井段箱涵洞改造项目”系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市政项目，由市政府负责组织实施征地工作。涉事房屋被强制拆除客观上有利于该征迁项目的顺利实施，契合了被告福清市政府的征迁意图，故被告福清市政府应承担原告房屋被强制拆除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本案被告玉屏街道办提供证据可以证明其实际参与组织实施征迁工作，且在诉讼过程中收集证据，欲意证明其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故玉屏街道办也是本案适格的被告。本案两被告未提供其责令原告交出土地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证据，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莆田中院表示，综上，原告陈代忠对本案被拆除房屋享有应份所有权，两被告未依照法定程序对原告房屋组织实施强制拆除行为，由于该强制拆除行为已经实现终了的事实行为，不具有可撤销内容，故判决：确认被告福清市人民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于2018年7月7日强制拆除原告陈代忠房屋的行政行为违法。二审法院驳回起诉，村委会称房屋系其拆除福清市人民政府和玉屏街道办事处均不服提出上诉。2020年6月19日，福建省高院对该案作出二审裁定，撤销此前一审判决，驳回了陈代忠的起诉。裁定书中显示，在调查中，石井村委会向福建高院提交书面《情况说明》介绍称，2016年福清市进行环城路建设，因村集体在环城路另一侧有大片土地，石井村委会打算建设一条石井村和环城路的衔接水泥路，以便村民往返通行，故向玉屏街道办和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提出申请,请求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收范围后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福清市环城路建设指挥部专题会议纪要(二十九)》，同意将箱涵南侧6栋民房纳入征迁。石井村委会的《情况说明》称，因各种原因，案涉房屋后来没有列入征迁红线图。陈代忠在村两委及老人会的动员下，同意将案涉房屋拆除，所以石井村村委会雇请施工队于2018年7月7日拆除了案涉房屋。石井村委会还称，目前由于陈代忠又说不同意拆除，石井村委会因无强制力，其房屋东侧的剩余部分至今未拆，原准备修建的村里连接环城路的水泥路无法修建。而陈代忠则表示，从未同意任何人拆除其祖屋。福建高院在裁定书中称，在调查中，福清市政府否认在征地批复后将被上诉人的案涉房屋纳入征迁范围。从福清市政府和玉屏街道办提供的现场拆除照片和视频看，拆除现场仅有两名施工人员，施工现场平稳。两上诉人主张其没有实施也没有委托他人实施拆除案涉房屋，其不知施工人员的身份。福建高院认为，综合本案证据，就拆除的原因及强制力分析，两上诉人主张被上诉人房屋不属于行政征迁范围，涉案拆除行为系由石井村委会实施，其并未实施拆除的理由成立，本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诉拆除行为属于行政强制行为，被上诉人提起本案诉讼缺乏事实根据。至于被上诉人与村委会间的纠纷，相关当事人应另行寻求救济。故作出上述二审裁定。最高检提出抗诉，最高法决定提审陈代忠不服，向最高法提出申诉。2021年3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行政裁定，驳回了陈代忠的再审申请。最高法决定提审该案。最高法经审查认为，本案中，陈代忠以其祖遗房屋被强制拆除为由提起诉讼。从二审法院查明的事实看，涉案房屋并未被列入征迁红线范围内；因修路需要，在村两委和老人会的动员下，陈代忠同意拆除，村委会雇人将一间堆放杂物的房屋及陈代忠与他人共有的厅拆除后，其又反悔，故剩余部分至今未拆除。最高法认为，从前述情况看，涉案房屋拆除不属于行政强制行为，故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陈代忠的起诉并无不当。陈代忠的再审申请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规定的情形。之后，陈代忠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2023年11月23日，福建省检察院答复称：关于陈代忠诉福清市政府、福清市人民政府玉屏街道办事处行政强制检察监督案，本院经审查已于2023年11月23日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最高检抗诉通知书。 受访者 供图2024年6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针对该案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9月14日，陈代忠收到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定书。裁定书中称，最高检提出抗诉后，最高法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查，现已审查终结，并裁定：一、本案由本院提审；二、再审期间，中止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行终790号行政裁定的执行。裁定书中称，最高法经审查认为，福清市环城路指挥部作出的《会议纪要》与案涉房屋在同一祖厝的陈友明等户与玉屏街道办签订的《房屋征收安置协议书》，以及玉屏街道办《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等证据有可能证明，《会议纪要》同意将陈代忠户的案涉房屋列入征迁范围，玉屏街道办受福清市政府委托，在对会议纪要涉及石井村6座房屋实施征收过程中，将案涉房屋进行了强制拆除。根据新证据，二审裁定可能存在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问题。“收到这个裁定非常欣喜和欣慰，接下来我们就等待法院的公平公正的裁判。”陈代忠代理律师、北京万典律师事务所律师陈海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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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受权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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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联社9月12日讯（编辑 潇湘）自从8月初乌克兰秘密调集大批部队，突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后，在外界看来，俄乌双方间的战场形势似乎正越打越乱。然而，对于两边的军方高层乃至“远程看戏”的美国五角大楼而言，眼下的战场形势却反而正愈发分明。俄罗斯正在向乌克兰东部绵延的前线施加压力，而各方的目光其实都已经集中在了位于当前战事旋涡中心的顿涅茨克地区战略要地——红军城(乌称波克罗夫斯克)。如果说，历史上的库尔斯克战役是苏德战场在二战中战略形势的一次重大转折，那么如今，红军城的归属，或许更将决定着这场俄乌冲突的走向。俄乌各打各的？没那么简单！在今年夏天，俄乌战场一处最为明显的变化无疑是，参战双方都开始将最新的军事资源，用于夺取对方的大片领土，而不是保卫自己的领土。俄乌夺取对方领土8月初，乌克兰对库尔斯克的进攻令俄罗斯措手不及。乌方的目标显然非常明显，希望通过宣称占领上千平方公里土地，控制上百个村镇，试图迫使俄方分散兵力，尤其是引诱俄军从乌东地区撤回主力部队，以减轻乌方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压力，并吸引国际关注，争取更多西方援助。不过，很显然乌克兰这一战略目标并没有能实现。俄军在最初的慌张混乱后逐渐在库尔斯克州与入侵的乌军陷入了对峙，而与此同时，俄军在顿涅茨克的攻势则持续取得了进展。当地时间本周二，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前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宣布，俄罗斯军队自8月以来已在顿巴斯地区推进将近1000平方公里。俄军推进速度，灰色代表6月1日俄军实际占领区，红线代表8月1日时的占领区绍伊古称，8月和9月第一周，乌克兰平均每天丧失28平方公里领土，有多达2000人死伤的损失，顿巴斯地区约1000平方公里的领土被解放。而最主要的甚至不是公里数，最主要的是他们(乌军)每天面临多达2000人死伤的损失。”事实上，即便是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本周在社交平台“Telegram”（电报）上也发布通报称，乌军在整个前线的形势依然严峻。按照乌方的通报，乌方在“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控制区内的库拉霍沃方向和红军城方向的局势最为严峻。红军城的关键目前，从地图上来看，俄军的目标其实已经非常明确了：夺取乌克兰的后勤中心红军城波克罗夫斯克，并试图夺取制高点恰索夫亚尔市。夺取这两座城市将使俄罗斯有能力进一步占领顿涅茨克州东部的其他地区，从而实现俄军的战略目标。自今年2月夺取工业城市阿夫杰耶夫卡以来，俄军已通过占领村庄持续向西部推进。最近几周，他们加快了推进速度，现在距离曾经有8万人居住的城市波克罗夫斯克，已只有几英里的距离。该地区的乌克兰军队表示，由于炮弹不足和缺乏训练有素的部队，他们的防御努力受到了阻碍。目前，当地乌军在兵力和人数上均处于劣势。如下图所示，红军城的军事战略地位有多重要，可以说不言而喻：其位于一条主要公路和铁路上，是顿涅茨克地区乌克兰军队的主要补给线。红军城战略地位红军城的失守将使东部城市如科斯特扬季尼夫卡和恰索夫亚尔，只剩下一条来自东北部的主要补给线，并将使俄罗斯军队更接近顿涅茨克地区的最西端。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里克·赖德在本周的一场媒体吹风会上也表示，美国国防部认为，守住波克罗夫斯克对乌克兰军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赖德称，具体而言，这座城市位于战略交通要道的交汇处。因此，守住这座城市对乌克兰来说至关重要。乌克兰军队正在为守住这一地点而“付出巨大的努力”。一旦乌军失守红军城会如何？乌军侦察部队指挥官丹尼斯·雅罗斯拉夫斯基上周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倘若乌克兰失去对红军城的控制，这将导致整条阵线崩溃。“红军城一旦失守，对乌军的打击要比阿尔乔莫夫斯克、索列达尔和阿夫杰耶夫卡的失守大得多。如果我们失去了它，整条后勤链、整条阵线都将随之崩溃，敌人就能借机逼近顿涅茨克地区的其他城市，”雅罗斯拉夫斯基表示。事实上，从上面的地图中其实就不难看出，红军城一旦丢失，可能会在俄军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攻占的高地——恰索夫亚尔地区，乌军失去一条重要的补给线，并可能令后者沦落到被“包饺子”的命运。恰索夫亚尔的城市规模较小，之前人口约为12000人，但这座城市位于该地区的制高点上，俄军若能占领这一制高点，将为其夺取顿涅斯克西部和西北部城市——乌克兰方面在该地区仅存的主要人口中心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拉维扬斯克提供重大优势。占据制高点还将使俄罗斯更容易用火炮和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军事部队和阵地。恰索夫亚尔地势优势过去几个月来，俄罗斯军队一直在努力穿越一条沿着恰索夫亚尔主要地区东侧的运河。乌克兰在运河西岸的建筑物中驻扎有兵力。但俄罗斯在8月份发动了跨越运河的袭击，乌克兰在这些建筑中的存在受到了威胁。俄罗斯还建立了阵地，使用无人机爆炸物袭击进入城市的乌克兰车辆，使乌克兰军队更难运入补给品和部队。恰索夫亚尔系乌军一条重要的补给线

‍‍2001年12月14日，来自荷兰的斯兰克夫妇来浙江办理收养孩子手续后，不小心把包落在出租车上，包里有护照、收养的证明文件、银行卡等。这些文件丢了，他们收养的孩子就无法跟他们回荷兰，当时入住的海华大酒店经理报了警。杭州警方紧急拦截，找到了出租车，找回了斯兰克夫妇的包，他们为杭州和杭州警察点赞：杭州，美丽的城市；杭州警察，出色的警察。《都市快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和斯兰克夫妇一起来的还有其他10对来自荷兰的夫妇，他们到浙江温州、义乌、兰溪三地的福利院收养中国孩子。2001年12月16日都市快报报道当年，《都市快报》刊登了这11对夫妇和孩子们的合影，他们收藏了当天的报纸，其中的哈塞尔先生给《都市快报》写来邮件，希望收藏那张珍贵的合影。23年过去了，当年的婴儿都长大了。今年9月9日，哈塞尔夫妇的女儿和儿子来杭州，求助“快找人”栏目，希望寻找亲生父母。哈塞尔夫妇收养的儿女来杭州寻亲荷兰夫妇收养了两个中国孩子哈塞尔夫妇先后收养了两个孩子，女儿叫兰金金，儿子叫沈达，都来自浙江。兰金金婴儿照片他们住在荷兰东部的奈梅亨，是荷兰第十大城市。兰金金到荷兰后，在哈塞尔夫妇悉心呵护下，快乐地成长着。兰金金1岁多离开中国2004年，兰金金4岁，哈塞尔夫妇又收养了一个中国男孩。当年10月初，哈塞尔一个人来办理领养手续时，告诉《都市快报》编辑李师礼说，因为妻子是独生女，特别想有个兄弟姐妹，所以，夫妇俩想让小金金有个弟弟，“都是中国孩子，这样会比较好沟通。”沈达2岁时离开中国姐弟俩从小相处融洽，他们也察觉到自己与身边的小伙伴不一样，父母坦诚地把他们的身世告诉了他们。兰金金和沈达的幼年合照兰金金心里一直有个愿望，想寻找亲生父母，还自学中文，希望以后和亲生父母交流起来没有障碍。她说，“我虽不清楚你们出于什么做出了那样艰难的决定，我只想说，女儿不怪你们。我原谅你们所做的一切，因为我知道那是别无选择的选择，而血浓于水是永不变的。”新线索：弟弟家乡可能在龙游今年暑假，兰金金大学毕业，马上要工作了，她希望可以亲口告诉亲生父母这个好消息。养父母也很支持女儿来中国寻亲。弟弟沈达陪她一起来中国，这也是姐弟俩20多年前离开中国后，第一次回来。姐弟俩长得都很高，金金出落得亭亭玉立、漂亮，笑容甜美，弟弟高高大大，阳光帅气。一路上，弟弟贴心地照顾着姐姐，俨然成了姐姐的守护使者。弟弟沈达陪姐姐来中国寻亲“快找人”栏目第一时间联系了“寻人总司令”、杭州市西湖区公安分局永辉工作室负责人隋永辉。9月9日下午，金金姐弟俩在永辉工作室采集了DNA。兰金金在永辉工作室采集DNA隋永辉和他的团队紧锣密鼓展开比对工作。9月12日，有了新线索，发现弟弟沈达的家乡可能在衢州龙游县模环乡模环村一带。但目前，经过初步寻访，还没有新的进展。姐姐被发现的地方是山门村此次来中国，兰金金有个心愿，想去自己曾待过的兰溪市儿童福利院、当年发现她的地方看看。编辑李师礼陪她去了这些地方回访。在她的收养材料中，登记的出生日期是2000年10月18日，据兰溪市儿童福利院当年的工作人员赵筱君回忆，这个日期可能是根据孩子的生长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当年发现她的地方在山门村，依山而建。山门村所产茶叶久负盛名，大多在海拔600余米的高山上，云笼雾罩，称为“山门云雾茶”。当地有句话说，“兰溪茶叶出自下陈，下陈茶叶出自山门”。当年，山门村人口不多，且地势高，交通不便。据分析，兰金金可能不是来自本地村民家，亲生父母可能是在此生活过的外来人员。手记：我与荷兰家庭结缘记者 李师礼当年，兰金金的养父埃里克·范·哈塞尔接受采访时曾说：长大后，要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身世，回到中国。这次，兰金金带着她弟弟来了。我和兰金金爸爸成了朋友2001年12月，11对荷兰夫妇来浙江办理收养中国儿童的手续，接孩子。其中一户家庭在乘出租车时，忘了拿自己的包，包里有收养孩子的相关材料以及护照等证件，没有这些证件，他们将无法带着孩子回国……最终在警方的帮助下，东西都找回来了。（详见《都市快报》2001年12月16日头版《11对荷兰夫妇浙江找女儿》）每个家庭都拿到了一份报纸。但问题来了，都是汉字，他们看不懂。于是，有家庭回国后发给本报电子邮件，提出能否将报道翻译一下，连同图片一起发给他们。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就这样，我和其中的荷兰爸爸埃里克·范·哈塞尔——也就是兰金金的爸爸建立了联系，知道了他们给金金取了荷兰名字：lynouk。我把翻译好的文字，以及当时拍的图，都发给了哈塞尔。随后，我们又报道了孩子到了荷兰后各自的情况。哈塞尔给我写来的邮件里，记录了小金金在荷兰9个月的生活片段，十分感人：早上，她就喝稀饭，吃点水果。中午她吃面包，到了晚上，她吃晚餐。而下午到晚上，她还喝很多水果汁，她很喜欢和我们说话，和我们一起玩。所有这些活动都对她有帮助。现在，她82厘米高了，重11.2公斤。这意味着她到我们家后长了9厘米，增了3公斤。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是她睡眠的时间，有时我们感叹，养一个孩子是多么累啊。她下午1点到3点也还要睡觉，这很好。在她的小床上有个她搂抱着睡的玩具，她称之为‘NYNJE’，每次起来后都舍不得离开它……2004年10月，哈塞尔再次来浙江，为兰金金找了一个中国弟弟，我采访了他，写了相关报道。此后，哈塞尔经常和我讲述孩子的成长。我和哈塞尔，已成了很熟的朋友。一场准备了很久很久的中国之行今年1月，兰金金给我发来微信，说计划9月来中国，问是否能在杭州见一面。我和兰金金就来访事宜多次讨论，比如住哪里，去拜访福利院要哪些手续，如何办理，来了后车票怎么买等等。金金说，为了攒够来中国的费用，她从14岁起就开始努力挣钱。她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赚取费用，都存起来，比如帮人看孩子，去餐馆打工、当实习生等。这次来中国的大部分费用，都是她这些年攒下来的。父母也给了一部分，以示支持。从2岁起，金金就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她19岁时，对自己的出生地感到好奇，翻出了当年的收养材料，读了我和他父亲这些年写的邮件，后来结识了和她一样被收养的一群孩子，促使她开始寻亲。这些年，她自学中文，已过了汉语水平二级考试，学会了使用微信、小红书等。今年，她决定来一趟中国，看一看这个国家，看一看自己出生的地方。金金在当年发现她的地方祝福她！关于姐姐兰金金的寻亲线索1.2000年12月1日，在兰溪下陈乡（现合并到柏社乡）山门村发现一个女婴，健康，后被送到兰溪市儿童福利院。2.出生日期是2000年10月18日，该日期可能是根据孩子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3.2001年12月，被来自荷兰的哈塞尔夫妇收养。3.体貌特征：身高1.72米，双眼皮；笑起来嘴角向上，有浅浅的梨涡。姐姐兰金金近照关于弟弟沈达的寻亲线索1.2002年10月27日，宁波中山广场发现一名男婴，健康，由鼓楼派出所送到宁波恩美儿童福利院，取名沈达。哈塞尔抱着沈达在中山广场留念，希望给儿子未来寻亲留下线索2.出生日期是2002年8月30日，该日期可能是根据发育情况推断出来的。3.2004年10月，沈达被荷兰哈塞尔夫妇收养。4.体貌特征：身高1.83米，身体右侧靠近胃的位置有两颗黑痣，右侧额头靠近发际线处也有一颗，约小指甲大小。弟弟沈达近照5.家乡可能是衢州市龙游县模环乡模环村一带。橙柿互动·都市快报 记者 杨丽 李师礼

迈合村带有奥运五环标识的村牌“车子不能过去，请停在外面。”最近几个月，广东湛江麻章镇迈合村每天挤满了人，因为这里是中国奥运史上最年轻“三金王”全红婵的老家。原本安静的村庄，仿佛在一夜之间变成景区。“泼天”的流量涌入，全红婵家门口变成“小食一条街”，游人从各地争相赶来，像旅游拍照一般不停地按下快门。从安静村庄变网红打卡地9月13日11时许，潮新闻记者来到迈合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格外醒目、带有奥运五环标识的村牌，和全红婵巴黎夺金的海报。络绎不绝的游客在此停留，模仿着全红婵获奖的姿势拍照。沿着村道步行约5分钟，就来到了全红婵家，一栋简朴的两层平楼，外墙没有光鲜的瓷砖，门前还有两棵凤凰树。全红婵位于迈合村的家 潮新闻记者 郑信鸿 摄当日，是全红婵时隔两年回到家乡的第二天，家门口已围满了游客。院子外设置了围栏，一侧有“朋友，欢迎您”的巨幅海报，供游客拍照打卡。正值中午，从茂名骑摩托车赶来的高先生一下车便冲到门前，摆姿势、拍照，一分钟不到，才拉着女儿从人群中挤出身来。“女儿是全红婵的粉丝，我在抖音看到很多人来打卡，特地带女儿过来。”谢先生说。“我是跳水运动的爱好者，一直非常关注全红婵，她就是‘国宝’。”在深圳大鹏经营民宿的潘女士也是特意赶过来，她笑着说，“当地人非常热情，看到大家对‘国宝’的爱护，我很兴奋和感动。”游客潘女士接受潮新闻记者采访 潮新闻记者 郑信鸿 摄在村口的停车场，还有不少广西、湖南等外省的私家车。来自湖南的刘先生自驾前来，他告诉潮新闻记者，刷到网上的短视频后，趁工作日人不多，和妻子一起过来。“我们都是‘全宝’的粉丝，想看看她长大的地方，这里人太多了。”张先生说。在打卡的游客中，很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亲子团”，父母希望到此激励孩子学习全红婵不懈努力的精神。也有的是为了怀旧年少时的乡村生活，参加旅行社“全红婵老家一日游”的中老年群体。前来拍照打卡的旅游团 潮新闻记者 郑信鸿 摄村民向潮新闻记者介绍，自巴黎奥运会全红婵夺冠以来，迈合村每天都在上演同样的情景。在全红婵家门前，一波又一波的游客排队打卡，甚至在台风“摩羯”登陆的那几天，也有游客到此。“小食一条街”摆摊收入高总面积6.46平方公里，有着500多年历史的迈合村，之前的标签是“革命老区村庄”。而全红婵的横空出世，让这个村庄变成了“奥运冠军之乡”，走进大众视野。这个夏天，随着人潮涌入，从村口到全红婵家门口的这条路开始有村民摆摊卖水。慢慢地，其他村民嗅到商机，也纷纷在家门口做起了小生意。“小食一条街” 潮新闻记者 郑信鸿 摄潮新闻记者看到，在仅有200米的村道上，火龙果、菠萝蜜、拖罗饼、红糖等特产，牛杂、猪蹄、鸡腿、羊蹄等小吃应有尽有，连成了“小食一条街”。“我们摆摊已有一个多月，村里并没有收费。”街边经营汤粉店的全女士告诉潮新闻记者，自己和丈夫主要卖汤粉（面)，人流量最多时，基本忙不过来。“暑期过后，每天营收稳定在700-800块左右，算是比较满意。”全女士介绍。除了本村的居民，在迈合村摆摊的也有许多外村的村民。在街边经营手打香拧茶的黄先生告诉潮新闻记者，自己来这的时间不长，但生意一直还不错。“暑期过后人可能少了一点，不过全红婵回来后，这两天人数又多了起来，对我们生意肯定是有帮助的。”谈及在此经营，黄先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村民嗅到商机纷纷在家门口做起小生意 潮新闻记者 郑信鸿 摄据村民介绍，过去大家以务农为主，外出打工为辅，而全红婵热潮出现后，许多外出打工的村民也回到家乡摆摊。许多摊主告诉潮新闻记者，因为有了全红婵的出现，他们才会有此机会。一位卖甘蔗汁的村民告诉潮新闻记者，自己是家庭妇女，主要照顾小孩，现在也开始摆摊，“挣的虽不多，但可以补贴家用”。敞开怀抱，来的都是客这段时间的迈合村，戴着草帽、全身汗湿是许多村干部每天的工作状态。采访中，一些村干部告诉潮新闻记者，2021年夏天，全红婵一夜成名让这个小村子措手不及。而现在，村子放开怀抱，迎接各种机遇和挑战。面对蜂拥而至的游客，村委做了许多措施：设计宣传展板、搭建停车场，给全红婵家围上了栏杆，圈出一块打卡地。所以，游客来到迈合村看到的是：狭窄的村口，交警负责指挥交通；入村后，随处可见拉起的警戒线，工作人员日夜巡逻；在全红婵家门口，乡镇的民警和志愿者维持着秩序；小食街随处可见的垃圾桶，环卫工人来回清扫。交警负责指挥交通 潮新闻记者 郑信鸿 摄刚来不久的志愿者刘先生告诉潮新闻记者，这里的志愿者主要是乡镇公务员，每天三班倒，上午八点到晚上十点。“工作其实不复杂，主要维持来往人流的秩序，有时也帮游客拍照、指路。”迈合村支书全南山在接受潮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村里主要做的是维持好秩序，把服务给跟上。同时，他也表示，村委没有决定“封村”，大家来了都是客，只要不干扰到村民的正常生活就行。麻章共青团便民志愿者服务点 潮新闻记者 郑信鸿 摄记者手记：作为中国奥运史上最年轻的“三金王”，全红婵凭借过人的运动天赋以及活泼的性格，俨然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全民偶像”。奥运会过后，超高的人气使得她的家乡——广东湛江麻章镇迈合村，迅速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家门口也变成了“小食一条街”。这一热闹景象，不仅体现出国民对全红婵的喜爱，也在一定程度上助力了村里经济的发展。不过，全红婵现仍为未成年人，也有属于自己的私人空间，我们不应过多地干扰她和家人平静的生活。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宋彦霖 题图来源：潮新闻 图片编辑：徐佳敏来源：作者：潮新闻

撰文丨余晖据青海理工学院官网消息，近日，青海理工学院举行2024级开学典礼。省教育厅党组成员、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院长宁栋，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化工作处副处长曹毅，校党委书记王晓英，校长贾叙东，校领导赵之重、樊协珍、张亚权，校长助理王东出席。上述公开信息显示，此前担任青海省科协党组书记的王晓英现已出任青海理工学院党委书记。王晓英现身开学典礼王晓英，女，汉族，1982年7月出生，吉林双辽人，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1999年，王晓英考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于2003年获学士学位，2003年9月以免试资格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7月获博士学位，并被评为“清华大学优秀博士毕业生”。2008年8月，王晓英到青海大学计算机技术与应用系工作，2008年12月进入清华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在职博士后研究工作，2010年12月完成博士后工作出站。2013年，王晓英任青海大学计算机系常务副主任。2015年6月，王晓英获任青海大学校长助理，并于2018年5月任青海大学副校长，后担任校党委常委、副校长职务。2023年5月，她获公示拟提任正厅级领导干部，后出任青海省科协党组书记。如今，她担任青海理工学院党委书记。据官网介绍，青海理工学院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城北区，是青海省人民政府举办的全日制公办普通本科学校，2019年开始筹建，2024年教育部批准设立。王晓英的丈夫靳力同为清华大学博士，也在毕业后扎根青海。王晓英和丈夫的合影靳力出生于1980年10月，籍贯河北保定，1999年被保送进入清华计算机系，2008年获博士学位。据清华新闻网此前报道，毕业那年，靳力和王晓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们要敢于挑战，但是更重要的是坚持。不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更好，而是为了更多的人生活更好，这是我们的人生观，也是在将来的坎坷道路上让我们能够坚持理想的动力。”公开资料显示，靳力曾任青海省海北州发改委主任，海东市平安区区委书记，青海省工信厅副厅长兼省招商局副局长等职，2024年1月履新青海省数据局局长（副厅级），后兼任省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局局长。延伸阅读苑振超拟任新职，他清华毕业，父亲早逝，上学时靠母亲收废品维持生计据《辽宁日报》8月25日消息，辽宁省委组织部8月25日发布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其中：苑振超，男，汉族，1987年1月生，在职研究生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现任台安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图为苑振超资料图，他毕业于清华大学苑振超毕业于清华大学，曾是辽宁省最年轻的副县长。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2005年，苑振超以645分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2005年至2009年，他在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获得学士学位后，放弃直博机会，只留下一句“我离不开鞍山，因为我的梦放飞在那里”，便在同学们诧异的眼神中离开北京，坐上了驶往家乡的火车。作为辽宁省委选调生身份，公开简历显示，2009年，苑振超开始任职鞍山市铁西区繁荣街道办事处，后任职鞍山市发改委，2014年任鞍山市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2015年12月，他任岫岩满族自治县朝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人选，后任镇长。2017年9月，他任岫岩满族自治县副县长，后挂职南京建邺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2019年12月明确为三级调研员。当时，他是辽宁省最年轻的副县长。图为苑振超简历照片2020年，他任鞍山市商务局党组成员、鞍山市招商引资服务中心主任，2021年任台安县县长。2022年4月报道显示他已任台安县委书记，时年35岁。苑振超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辽宁给了我实现梦想的舞台，在辽宁振兴发展的征程中，我愿意披甲执锐。”“是这片热土养育了我，我希望能为它作一点贡献。”面对千头万绪的县域工作，苑振超认为，不同岗位的工作经历使他能够在处理各项难题时更加从容、更有底气。“每个岗位、每段经历都是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的历练。”曾因寒门学子身份受关注苑振超考上清华大学时，其寒门背景曾受到舆论关注。新华社一篇报道称，苑振超的父亲早逝，哥哥患有脑瘫，母亲靠收废品维持生计。父亲去世时，苑振超刚刚两岁。十几年来，苑振超的母亲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推着手推车，走大街串小巷收废品，为儿子撑起了学习生活的蓝天。苑振超的母亲告诉他，每份工作都是谋生的手段，只要人活得堂堂正正，就算穿得不好、吃得不好，也一定要挺起胸膛做人。新华社报道称，苑振超在读书期间，学习成绩很好。他曾代表学校参加全国高中生奥林匹克物理选拔竞赛，获得辽宁省奥林匹克物理竞赛二等奖。“因为没有获得一等奖，孩子的情绪非常低落，随后在学校的月考中，他的成绩也下滑了许多。这时候，我并没有责怪孩子，而是告诉他，只要有信心，就能学好。我认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遇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帮助孩子用乐观的心态去战胜困难，这是每一位家长的责任，也是家庭教育的艺术。”在母亲的鼓励下，2004年苑振超在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中获得了一等奖，在辽宁省重点高中五校联考的月考中取得全省第二名的好成绩。当时暑期里，有很多人找上门来想资助苑振超读书，都被母子俩婉言谢绝。母亲告诉苑振超：“你要靠贷款上大学，毕业后首先还贷款。”清华大学新闻网2005年8月发表的文章称，辽宁鞍山的苑振超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也已下岗多年，脑瘫的哥哥给家里造成负担。在社会和老师朋友的帮助下苑振超顺利完成高中学业并考取了清华大学。“我以前的想法就是毕业挣钱、回报母亲，让她过上幸福的生活。现在我的心里很矛盾，觉得这种想法很狭隘。我们也要为回报社会而努力学习，争取为祖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做到‘忠孝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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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2000年丢失的龙凤胎儿女”，这是一则曾引发关注的寻人启事。孩子父亲在甘肃省嘉峪关市一宿舍区宿舍楼下带着龙凤胎玩耍，之后两个孩子失踪了。图为被拐的龙凤胎9月7日，一份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刑事裁定书公开。裁定书显示，龙凤胎失踪11年后，父亲去世，母亲继续寻找孩子，并在2015年报警。龙凤胎分别被多次拐卖至河北两个不同家庭。直到2021年，女儿选择了与母亲相见；此后 ，儿子则表示“不想跟亲生父母走了”。裁定书显示，一位参与拐卖的人贩子李某在24年后，因拐卖儿童罪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裁定书显示，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被害人李女士的儿子小浩、女儿小玲（2周岁，化名）被他人从嘉峪关市带至李某与妻子王某在张掖市甘州区经营的汽配店，李某伙同妻子将小浩贩卖给王某乙，并通过王某乙的介绍，又将小玲贩卖给河北省邢台市的张某夫妇，从中非法获利16000元。后小浩又被王某乙贩卖给邢台市的常某某抚养；小婷则被张某夫妇贩卖给同乡的赵某抚养。图为法院的裁定书截图将龙凤胎带到李某店里的人是谁？在李女士的讲述中，提到了这样的细节：“我的两个孩子于2000年丢失，一个张掖老太太说，孩子是被两个老乡和一个四川口音的人领走了，那个四川口音的人经常到宿舍区打麻将，和我老公认识，姓杨，缺一个胳膊。孩子丢了以后，我再没有见过这个人。”李女士称，她曾多次询问丈夫，孩子去哪里了，被丈夫告知送回了老家。再三追问下，他们前往张掖市找孩子未果。“一直到2011年，孩子父亲去世，他也没有如实告诉我孩子的去向。”而在此前李女士在网上发布的寻人启事中，她提到，孩子失踪后，家人当时怀疑有一个四川口音的人拐走了孩子，可当家人找到对方家时，对方已经去世，线索也断了。2011年1月11日，被拐卖龙凤胎的父亲在医院住院期间因病抢救无效死亡。4年后，2015年6月24日，李女士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同年6月26日立案侦查。李女士的女儿小婷的陈述内容显示，她从记事起就生活在邢台市广宗县某乡。“9岁时，养父母说我是他们捡来的，具体情况没有告诉我，养父母一直对我很好。2021年，我与亲生母亲相见。”李女士的儿子小浩称，“10岁时，常某某说我是她抱养的。养父母对我非常好，我不想跟亲生父母走了。”2023年3月23日，李某因涉嫌拐卖儿童罪，于被公安机关从酒泉监狱解回再审。此前，2015年11月2日，李某因犯诈骗罪被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5万元。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李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还有漏罪没有判决，依法应当数罪并罚。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六万元。李某非法获利16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李某上诉后，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证人证言，被害人李女士的儿女系被“老杨”带至李某和王某经营的店中。“老杨”让王某、李某帮忙将两个孩子贩卖，李某遂让王某打听要孩子的人，并让王某向对方要钱，李某与王某达成了贩卖涉案儿童的合意。之后，王某联系王某乙，以16000元的价格将两个孩子贩卖，李某对王某将两个孩子交给他人并收取一万余元均明知，其并未有效阻止王某实施贩卖儿童的犯罪行为，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因此李某的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来源：潇湘晨报）延伸阅读人贩子拐卖14名儿童获死刑 表妹充满恨意：他该死近日，四川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浩文等人拐卖儿童案一审宣判，主犯王浩文前罪和漏罪共计拐卖儿童14人，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在寻亲“圈子”，王浩文是“该死的人贩子”。在乡邻们眼中，王浩文是个“聪明人”，甚至还有些“书生气”。王浩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6月21日，封面新闻记者深入他的老家进行了调查。王浩文被判处死刑 央视报道视频截图乡邻印象：王浩文是个“聪明人”但在老家的名声一直不好穿得比较体面，经常挎一个包，看起来有些“书生气”；很少回家，每次回来只住几天就走了。在四川渠县涌兴镇，这是乡邻们对王浩文的印象。邻居们都记得，王浩文是2000年在场镇上买的房子，住在一栋叫“向阳楼”的居民房中。房子装修好以后，王浩文于2001年搬进新房。6月21日，封面新闻记者找到了王浩文的房子，但房门紧锁，多次敲门也无人应答。邻居称，多年前，王浩文的家属就把房子租出去了。但是，最近几年，基本上没有见到有人住这个房子。王浩文在四川渠县涌兴镇居住的“向阳楼” 曾业 摄除了日常见面打招呼，邻居们基本和王浩文没有往来——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人贩子”。“他是个聪明人。”一名销售建材的邻居告诉记者，王浩文在涌兴高中读过书，20世纪70年代毕业，“那个时候，能考上高中，是非常聪明的。”这位邻居称，王浩文在2013年曾在甘肃包过工程，做商品房的粉刷，在涌兴镇找人过去干活，没人愿意去。因为，王浩文在老家的名声一直不好。“听老一辈的人讲，王浩文80年代拐卖过妇女，但是，拐卖细娃（儿童）的事，直到他前些年在外省被抓了以后，我们才晓得。”邻居称，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王浩文经常往省外跑，回家后爱打麻将，一元、两元都打。“当年，有钱的人才打得起那样的麻将。”王浩文在省外具体做什么，没人知道，乡邻们问起，他只说“在做生意”——在此之前，王浩文曾有过两次偷盗经历，这是他选择外出“挣钱”的重要原因。“高中毕业之前，王浩文偷过学校的猪。”涌兴镇上“向阳楼”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当年，王浩文偷了一些小猪仔到周边乡镇售卖，被人揭发过。学校本来可以直接将王浩文开除，但由于他成绩好，最终只给了个处分让他毕业了。“向阳楼”三个字下方便是王浩文的家 曾业 摄高中毕业后，王浩文一直没找到正式工作。几年后，王浩文又被传出“偷过牛”。“事情发生在当时的金竹公社大溪大队，王浩文的老家在隔壁的沙湾大队，现在都变成了村，归报恩乡管。因为偷牛，王浩文被判过刑。”邻居的说法，有案件材料佐证。据央视《今日说法》栏目报道，1987年2月17日，王浩文因犯诈骗罪、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亲戚讲述：王浩文喜欢逗小孩曾断言“娃娃丢了就找不回了”“白天是人，晚上是鬼。”提及王浩文，表妹阿珍（化名）就充满恨意。虽然是亲戚，但阿珍从来没去王浩文家走动过，即便是外出在涌兴镇上落脚，也只住旅馆。为何如此恨王浩文？阿珍道出了缘由。1990年12月31日上午，阿珍年仅2岁2个月大的小儿子，跟在哥哥身后一起去幼儿园的途中，被人拐走。从兄弟俩出门到事发，时间不到10分钟。孩子丢失的街道，在渠县三汇镇，名为大井街。而王浩文在渠县涌兴镇买的房子，所处的街道也叫大井街。30多年来，阿珍始终认为，小儿子的失踪跟王浩文脱不了干系。为此，阿珍无数次与王浩文对质。“从他40多岁问到50多岁，他始终不承认有那回事。”“后来，王浩文的堂弟就告诉我，王浩文被抓了，说是在拐卖现场被警察带走的。这让我更加相信，我小儿子失踪跟王浩文有关系。”回顾34年的艰难寻亲之旅，阿珍印在脑海中的细节，始终挥之不去。“我小儿子丢失前，我表妹正好在一个口腔诊疗门市上班，她连续好几天看到过王浩文。都是亲戚，肯定不会认错。”阿珍分析称，王浩文当时出现的地方，就在她大儿子就读的幼儿园旁边的拐角处。由于没有往来，王浩文不认识阿珍的孩子，作案嫌疑增大。阿珍曾经在涌兴镇打听王浩文的情况。不少邻居都说，王浩文特别喜欢逗5岁以下的小孩，身上随时都揣着糖果和玩具。“大概10年前，我最后一次找王浩文对质，请求他帮忙寻找失踪的小儿子，他说‘娃娃丢了就找不回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找过他了。”阿珍告诉记者，为了获得小儿子失踪的相关信息，34年来，他和家人能用的办法都用尽了。如今，他们仍在艰难寻找，一直没有音讯。王浩文也许本来可以帮忙，但他没有——得知王浩文被判死刑的消息后，阿珍说：“他该死，但不该到死都不说那些娃娃到底去哪儿了。”记者调查：王浩文未给母亲送终判决书中的“从犯”是其妻子最近几天，王浩文的老家渠县，都在关注这个“人贩子”的最终结局。尤其是在涌兴镇和报恩乡，曾见过王浩文的乡邻，都对其唏嘘不已。封面新闻记者通过走访调查得知，王浩文搬家到涌兴镇场镇居住前，一直在报恩乡沙湾村的老家居住。如今，老房子早已垮塌，过往，被埋在蓬蒿之下。“原先，他们家有9口人，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曾与王浩文同村居住的村民介绍，王浩文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加上父母和奶奶，原本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多年之后，兄弟姊妹大多都已离开渠县老家，有的远在湖北武汉，各有各的事业，各过各的生活。居民楼电表上留着王浩文的名字 曾业 摄“王浩文的父亲走得早，50多岁就不在了。大约是2000年，王浩文的奶奶去世，活了96岁。”村民告诉记者，今年3月，王浩文的母亲因食道癌不治离世，享年88岁。那时，王浩文被锁在铁窗内，未能回家给母亲送终，丧事由王浩文的三弟办理。据村民讲述，母亲过世，王浩文的妻子胡某雄该回老家的，但大家没有看到她。“王浩文拐卖儿童，胡某雄也参与了，可能不好意思回来。另一个原因是，她当时在湖北武汉，据说是患了宫颈癌和糖尿病，回来不了。”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川13刑初5号刑事判决书中，王浩文和胡某雄的户籍地和住址地一致；被告人胡某雄曾用名胡治，被认定为“从犯”。2015年12月10日，胡某雄因犯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2019年9月25日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刑事拘留，2023年4月23日被逮捕。经法院审理，被告人胡某雄被判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曾三次入狱：从3人到14人检察院两次追加遗漏罪行封面新闻记者梳理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王浩文11宗拐卖儿童事实发现，王浩文在湘鄂川多地作案，检察院两次追加他的遗漏罪行。案件材料显示，王浩文多以糖果等食物引诱儿童，还和情人王某琼、妻子胡某雄一起作案，拐卖一个儿童一般可获利数万元。法院判决书显示，四川省南充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浩文、王某琼、胡某雄犯拐卖儿童罪，于2021年6月10日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11月1日，南充市人民检察院又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王浩文的遗漏罪行。2023年4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浩文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23年10月，四川高院以原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2024年4月，检察院再次追加王浩文的遗漏罪行。2024年5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处王浩文死刑。而在这之前，他已经有三次入狱经历。1987年2月17日，王浩文因犯诈骗罪、盗窃罪被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06年11月17日，因犯拐骗儿童罪被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5年12月10日，王浩文、王某琼、胡某雄因犯拐卖儿童罪被四川省蓬溪县人民法院判处刑罚，其中王浩文因拐卖儿童3人被判十五年。结合南充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诉，在案证据显示，王浩文从2001年10月开始从事拐骗、贩卖儿童犯罪活动。2006年获刑，2008年7月刑满释放后，王浩文又在2009年2月至2010年5月期间连续拐卖儿童6名。至2014年6月，在多地流窜作案十四起，共计拐卖儿童14人。造成部分被害人父母轻生、离婚和巨额经济损失，在多地造成社会恐慌，引发社会不安，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一审时，面对死刑宣判，王浩文当庭表示要上诉。王浩文的结局，还要等法律最后裁定。但案件中的14名儿童和背后的家庭，命运已被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