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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9-21 04: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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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中国经营报

  本报记者 黄永旭 西安报道

  房地产行业公摊制度之争绵延多年,未有定论。近日,湖南湘潭房地产政策中,“套内面积”计价方式,再一次引发关于公摊面积的热烈讨论。

  《中国经营报》记者了解到,公摊面积作为购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常常成为购房纠纷的焦点。从众多消费者维权案例可以看出,由于公摊面积的定义和计算方式并不透明,致使购房者难以判断房产真实价值,从而遭受了权益损害。因此,按套内面积计价方式的出现,才引起了“取消公摊”的猜想与讨论。

  关于公摊面积的讨论再度冲上热搜,“取消公摊面积”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那么,取消公摊面积的时机真的到了吗?

  “只是计价方式不同”

  我国现行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中规定,商品房销售可以按套(单元)计价,也可以按套内建筑面积或者建筑面积计价。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变化,购房者对房屋价值的认知与需求更加明确,按套内面积计价这一更为透明的方式,开始逐步进入大众视野。

  9月5日,湖南省湘潭市发布《湘潭市促进房地产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要优化住房销售方式,房地产开发企业可实行按住房套内面积(不含公摊面积)计价宣传销售。

  记者发现,湘潭市并不是第一个探索按套内面积计价方式的城市,早在5个月前,广东省肇庆市发布通知,从5月1日起,全市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宣传销售方式,成为全国第一个全面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的城市。

  “因为公摊面积确实是存在的,按套内面积计价只是改变了房屋价格的计算方式,并不会影响同一套住房的总价。反而调整后,房屋单价提高了,购房人又会产生另一种质疑,认为房价提高了,更买不起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京津冀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赵秀池表示,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的做法,初衷是好的,但未必起到应有的作用。

  记者从多位房地产从业人员处了解到,长期以来,房地产交易流程中,一般是以房屋建筑面积为计价方式,其中就包含了公摊面积。体现在房屋产权证上面就是房屋建筑面积,包含了套内建筑面积和公摊面积。“在商品房宣传销售过程中,这种计价方式的确会存在公摊面积不透明的情况,购房者关于公摊面积、套内面积存在信息差,导致很多公摊面积占比高的项目购房者认为自己被坑,从而产生很多纠纷。”

  西安房地产行业资深分析师朱郁表示,按套内面积计价政策的相继出台,反映当前购房者对市场透明度的需求。因消费者对购房透明度的需求更加迫切,对传统按总建筑面积计价方式感到不友好、不合理,这当中包含了公摊面积,导致实际面积与支付费用不对等的情况,需要更为透明的“保障”。所以,按套内面积计价的政策,可以降低购房者的顾虑,有利于购房者对房屋价值的判断。

  “相较于按建筑面积计价,按套内面积计价方式对购房者来说,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实际购买的居住空间大小,减少了因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纠纷。”中国企业资本联盟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认为。

  “公摊问题复杂而多维”

  如今房地产发展现状下,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取代传统的计价方式,逐渐演变成一种趋势。在促成这种趋势和变化的过程中,“公摊面积”可谓功不可没,是其中绕不开的重要因素。

  多年来,购房者普遍反映公摊面积不透明、不公平,增加了购房成本,降低了实际居住体验。因此,公摊面积引发的纠纷不绝于耳,社会各界对于“取消公摊面积”的呼声也不曾中断。

  成都一位购房者秦风(化名)告诉记者:“买房的时候不太懂,当时宣传是建筑面积120平方米,对我们小两口来说,是挺大的了。但是,收房之后,实际使用面积不到70平方米,公摊系数超过了40%,感觉上当受骗了。后来,总算知道了房屋总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套内使用面积、公摊面积这些概念,只能说公摊面积这里水太深了。”

  公摊面积制度在我国存在已久。2001年施行的《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中明确,商品房建筑面积由套内建筑面积和公用建筑面积共同组成。因此,公摊面积是指由整栋建筑的产权人共同分摊所有的整栋建筑公用部分的建筑面积。

  通俗地说,大家普遍认为,公摊面积指的是建筑物中所有业主共同使用的区域面积,包括但不限于电梯井、楼梯间、公共走廊、物业管理用房等。

  柏文喜表示:“实际上,公摊面积是一个计算出来的概念,在购房过程中,购房者看不见、摸不到的概念。而且,公摊面积的计算方式复杂,标准也不统一,购房者往往难以弄明白,但很多购房者因此而花了许多‘冤枉钱’。”因此,随着房价的上涨,即使是小比例的公摊面积,也意味着较大的经济负担。

  “但是,公摊面积是客观存在的,如入户 大堂、电梯井等,这些空间对于住宅功能是必要的。因此,是否应该取消公摊面积,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短期内全面取消公摊面积可能面临挑战,但长期来看,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制度的完善,这一模式有可能逐渐被改革或替代。”柏文喜说。

  朱郁则表示:“关于公摊面积制度的去留是一个复杂而多维的问题,涉及购房者权益、房地产市场规范、开发商利益等多个方面。关于是否应该取消公摊面积制度,仍需要综合考量。”

  朱郁认为,目前的公摊面积制度有其优势、合理性。公摊面积制度通过按比例分摊公共区域的维护费用,可以避免某些业主过度使用公共设施而导致的资源不均,能够确保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与使用。且公摊面积的存在有助于提升建筑的整体品质和居住体验,因为公共区域的良好维护直接影响到居住的生活质量。

  “同时,公摊面积制度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弊端,比如计算方式不透明。公摊面积的计算缺乏统一标准,不同开发商对公摊面积的计算方法可能存在差异,导致购房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支付了额外的费用。而且,公摊问题难以监管,具体标准和细则不明确,给了开发商很大的操作空间,容易出现‘乱公摊’和‘只公摊成本,不公摊收益’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来说,增加了购房者负担。”朱郁说。

  “得房率才是硬指标”

  湘潭市公布实行按套内面积计价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在热情高涨的讨论中,除了“取消公摊面积”的声音之外,“提高得房率”也成为新晋焦点。

  面对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去年中央作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其中之一就是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而且,住建部部长倪虹也在多次会议中强调,要“下力气建设好房子”,优化增量住房。

  因此,根据政策导向,多地将优化增量住房作为发力点,而提高得房率也顺理成章成为各界共识。深圳、佛山等多个城市相继出台政策,鼓励建设高品质住宅,开发高得房率产品。在市场方面,越来越多的新房项目开始将得房率当成营销卖点,一些得房率较高的项目也跃升为购房者关注重点。

  西安某房企高管何靖(化名)坦言:“眼下的房地产市场,只有高得房率才能吸引客户,这个已经是硬指标了。业内有句玩笑话说,现在进入第四代住宅时期,谁家产品得房率低于90%都不好意思出来卖房。”

  何靖表示:“简单来讲,第四代住宅就是拥有‘错层式’的挑高露台的大平层产品。目前,西安第四代住宅项目主要分布于高新区、港务区、曲江新区及航天板块,项目得房率大部分都超过了90%,甚至有产品得房率达到近110%。”

  “这一类产品共同的特点就是,面积大、得房率高、总价高。之所以能做到超高得房率,其原因在于两方面:最主要的是赠送面积,基本上这类产品结构内阳台面积都是半赠送,而‘错层式’挑高露台面积都是全赠送;其次就是在保证品质和居住体验的情况下,尽量缩减公摊面积。”

  以西安保利某项目为例,该项目建筑面积188平方米型产品,赠送其南向及侧向外挂露台和奇偶层错层面积。阳台、飘窗赠送面积19.5平方米,露台赠送面积30.9平方米,总共赠送面积为50.4平方米,赠送率约为27%,得房率为106%。

  朱郁表示,长远来看,公摊面积制度或逐步向更加合理、透明的方向演变。随着越来越多城市和项目优化住宅产品,提高得房率的趋势也更加明显。

责任编辑:李桐

蔡阿妹(记者 郭哲嘉)09月21日,图为张祖林资料图,他长期在云南省工作公开资料显示,张祖林出生于1959年6月,云南昭通人,曾任楚雄州副州长,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局长,丽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玉溪市委书记等职。2014年8月,张祖林升任云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2018年1月,云南省政府换届,他不再担任副省长,后于2018年3月至2022年11月获聘为云南省政府参事。2024年3月,张祖林官宣被查。经查,张祖林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长期政商勾连,大搞利益交换,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音像制品,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职工录用、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搞权色、钱色交易;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生活奢靡、贪图享乐,作风败坏;甘于被“围猎”,与不法企业主沆瀣一气,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祖林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祖林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延伸阅读中纪委打三虎:前反恐专员私存涉密文件,“油老虎”境外收钱9月11日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同时通报: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副部长级)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海油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这三名副部级高官分别来自地方政府、中央部委和央企,均是今年全国两会闭幕后3月15-18日陆续落马。时隔近半年,中纪委同时公布了对三人的党籍政务处分结果,任上被查的李显刚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退休4年的刘跃进和去年底才卸任的李勇被开除党籍。处分通报中,三人被查出问题非常严重:曾主办过“湄公河10·5案”缉毒大案,长期在公安部负责禁毒工作,担任过公安部部长助理、首任反恐专员的刘跃进被查出执法犯法,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协调等方面谋利;曾担任过双鸭山市市长、市委书记、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的李显刚,被查出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职务晋升调整提供帮助,大搞钱色交易,还违规打探巡视信息;先后在中海油、中石化这“两桶油”担任过要职的李勇被查出肆无忌惮“靠石油吃石油”,长期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大搞权钱交易。值得注意的是,刘跃进和李显刚均被查出违规留存涉密文件。除了严重违反党纪,三人均被通报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李显刚还涉嫌贪污犯罪,三人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将被依法审查起诉。节日期间往往是公款吃喝、违规接受宴请收送礼品礼金、借操办婚丧喜庆之机敛财等腐败问题易发多发期。中秋节前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对三名中管干部党纪政务处分结果,释放出高压反腐不松懈的强烈信号,给广大党员干部敲响警钟。图为李显刚资料图,他被指曾违规打探巡视信息李显刚:违规打探巡视信息,大搞钱色交易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3月17日任上被查。被查前两周,3月3日至4日,李显刚带队到牡丹江市调研督导安全生产等工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今日处分通报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李显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职务晋升调整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大搞钱色交易;规矩意识缺失,违规打探巡视信息,违规留存涉密文件;道德败坏;贪婪腐化,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处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侵吞公共财物。李显刚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贪污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显刚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公开履历,李显刚,1963年2月生,湖北汉川人,管理学博士,研究员。他1983年从华中农学院毕业后入职原农牧渔业部(后改为原农业部),任职长达16年,曾任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农民负担管理处处长,农业部农民负担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1999年后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2000年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正局级秘书,任职5年。2005年,李显刚“空降”黑龙江,出任省委副秘书长,2008年任双鸭山市市长,2009年任双鸭山市委书记。2013年,李显刚任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2018年1月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任职6年被查。李显刚落马前的9个多月时间里,黑龙江已有3名省部级官员落马,且均是在任上被查,分别是时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曲敏,省政协副主席李海涛,省委常委、副省长王一新。李显刚落马当天,黑龙江省委常委会、省人大常委会均召开会议,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汲取李显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教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永葆自我革命精神,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图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资料图,他被指曾私自留存涉密文件刘跃进:私自留存涉密文件,大搞权钱交易已退休的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3月18日被查。他于2020年6月卸任公安部反恐专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今日处分通报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副部长级)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刘跃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宴请;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收受礼金;私自留存涉密文件;毫无纪法意识,执法犯法,将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协调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刘跃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刘跃进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公开履历,刘跃进,1959年1月出生,湖南宁远人,西南政法学院刑侦专业,法学学士学位。他长期在公安系统任职, 大学毕业后就入职天津市公安局,从基层侦查员做起,历任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局局长等职。此后,刘跃进调任公安部,先后担任办公厅主任,武警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正局级)、公安部禁毒局局长等职。在任内,主办过包括“湄公河10·5案”在内的多起缉毒大案要案。2014年10月起,刘跃进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同年11月任公安部部长助理。2015年1月起,刘跃进任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2015年5月起,任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国家禁毒委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助理。2015年12月,刘跃进成为公安部第一任反恐专员(副部长级),至2020年6月离任。卸任近4年后被查,刘跃进成为党的二十大之后公安部落马的唯一副部级高官。图为中国海油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资料图,他被批境内办事、境外收钱李勇:靠石油吃石油,境内办事、境外收钱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3月15日被查,此时距离他卸任才过去80多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今日处分通报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李勇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接受供应商安排的宴请和打高尔夫球活动;违背组织原则,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提拔调整干部;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搞钱色交易;毫无纪法底线,肆无忌惮“靠石油吃石油”,长期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大搞权钱交易,境内办事、境外收钱,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业务代理、产品销售、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勇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勇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李勇,1963年8月生,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他长期在石油化工行业工作,大学毕业就入职中海油,曾任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总裁、首席执行官、党委书记等职。2016年6月,李勇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渤海石油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中海石油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2017年3月,他转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于2019年4月任中石化党组成员。2020年9月,李勇回到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党组副书记。2023年12月18日,中国海洋石油在港交所公告,李勇因到龄退休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及副董事长。值得注意的是,去年4月7日至6月21日,中央第十巡视组对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开展了常规巡视。李勇正是在中央巡视之后被查的。李勇落马之后,他的多名下属相继被查,5月6日,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济师,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齐美胜被查,7月9日中海油四名高管同时被查,分别是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原副总经理邓建明,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钻完井)喻贵民,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办公室原专职外部董事、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曹树杰,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与外事工作部原副总经理訾士龙。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对“强化反腐败高压态势”作出具体部署,提出要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今年以来,中纪委对国资央企领域反腐力度明显加大,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范集湘,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宜林,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纪检监察组组长龙飞,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何文忠,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松先后被查。

蔡阿妹(记者 钱生禄)09月21日,哈里斯戴着大珍珠耳环当地时间9月11日,卡玛拉·哈里斯出现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参加“9·11事件”的纪念活动。这位现年59岁的女副总统佩当天的造型,看上去还是挺端庄优雅的,无论是发型还是衣着,乃至佩戴的首饰都很得体。很多人注意到,当天哈里斯佩戴的珍珠耳环,和她此前一天晚间在费城与唐纳德·特朗普辩论时所佩戴的耳环是一样的,而正是这对耳环,让哈里斯陷入了争议之中……哈里斯在辩论场上这就是哈里斯在辩论场上的样子,造型和在纽约的差不太多,只不过当时穿的是一件白色衬衫。尽管哈里斯自决定参选以来,就几乎没有接受过记者们的随机采访,但在辩论会上的表现却也超出了大多数人的预期,当然在共和党方面看来,这是因为哈里斯得到了两位ABC主持人的帮助。从大多数的评论看,哈里斯是应该赢得了这场辩论的,当然最终总统选举的结果会如何,目前仍难判断。哈里斯的珍珠耳环在辩论结束后,各种评论声音蜂拥而至,而其中有一条针对哈里斯的“阴谋论”,格外引人关注。“哈里斯的珍珠耳环其实是隐形耳机,”有人给出了这样的判断,进而也得到了不少人的响应。据称有这样的一种名为”NOVA H1”的音频耳环,每对的售价为625美元,它能够“将珍珠内部的声音直接投射到耳道中”。“这些耳环采用了嵌入真珍珠的最新技术,可全天候为您提供音乐、电话和数字助理,”商家在介绍中这样说道。不过另有消息称,这种耳环其实根本没有投放到市场,不过是一个概念化的东西,一些人参与了“众筹”,但并没有收到产品。但即便如此,在帖子被发布后事态迅速发酵,尽管有人持怀疑的态度,但还是有很多人相信,“政客们就是这样做的。顺便说一句,她很糟糕,而且完全是她自己造成的。她不需要任何帮助!如果她戴了耳机,那就更糟糕了,她得到了帮助,但仍然输了。”不过这样的“阴谋论”其实已经不新鲜了,在2020年和2016年的选举周期中,社交媒体上都流传着类似的理论,声称拜登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在与特朗普的辩论中都戴着隐形耳机。哈里斯的珍珠耳环细节图就连向来力挺特朗普的一些美国报纸,在“耳机阴谋论”出现后也是较为公正地站在了哈里斯的一边。他们称耳环其实来自蒂芙尼,哈里斯已经不是第一次佩戴了,而且蒂芙尼的珠宝中从未包含过电子产品。特朗普与哈里斯握手估计现年78岁的特朗普本人也不太相信哈里斯用耳环作弊,所以他没有参与到这场“闹剧”中,不过他倒也给出了另一种对哈里斯不利的观点,那就是在他看来,副总统已经提前知道了辩论的内容。“他们搞了一场作弊节目,甚至找了一个可能知道答案的人,”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与朋友们》的采访时这样说道,“我是说,说实话,我看了她的谈话,然后我说,‘你知道,她似乎对这些问题非常熟悉。’”不得不说,相较于怀疑耳环是隐形耳机,特朗普的这个观点,还算是靠谱了。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9月11日在被媒体问及欧盟对华关税问题时,表示欧洲方面“需要重新考虑这一决定”。这一“罕见”表态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西班牙在对华关税问题上的“重大转变”,“令欧洲各国和欧盟总部的一些官员感到意外”。但我们要说,桑切斯通过访华深入了解了中国企业发展情况,了解了中国发展理念之后,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图为在记者会上发言的桑切斯(视频截图)桑切斯是在参观江苏昆山西班牙工业园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是基于对中国实地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看得出来,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令他印象深刻,他在谈到自己短暂的试驾经历时表示感到“确实非常先进”,认为欧洲一些著名车企应该向中国企业学习技术,“我们不需要另一场贸易战”。他还多次提及对华合作,强调“不仅限于西班牙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还延伸到欧盟”。而与中国在汽车领域有着大量合作交往的德国,则在桑切斯做出这一表态后迅速表示支持,称“这是我们共同的行动方向”。这说明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那就是发展的契机往往是在大量的交往、而非隔断中产生。如果欧洲的政治精英都能试一试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不带偏见地听一听中国企业的先进经验介绍,看一看中国乐于开放合作、促进彼此共同进步的决心,那么他们将大概率不再会对桑切斯的转变“感到意外”。桑切斯的观点代表了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欧洲国家的普遍心声。这种实事求是的理性声音,理应更多地被世界所聆听。就在桑切斯访华期间,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主持的欧盟经济竞争力报告于9月9日在布鲁塞尔发布。这份名为“欧洲竞争力的未来”的报告与其说是“聚焦于中国带来的挑战”,不如说它反映了欧洲对科技竞争力落后于中美的深深焦虑。德拉吉报告提议大刀阔斧地改革,以重振欧洲经济,我们认为,改掉在保护主义中发展技术的错误想法,应当是其改革的底层逻辑之一。现在中欧都有能源转型的需要,同时全球产业格局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洗牌,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有中国的优势,欧洲有欧洲的优势,双方本应携手走出一条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路。中国对此一直抱有诚意和期望。9月10日,中国商务部再次表达希望与欧方磋商解决贸易纠纷的意愿。尽管中欧达成一致具有一定挑战,但中方相信,只要欧方展现诚意、相向而行,就可以通过磋商解决彼此关切。与桑切斯访华几乎是前后脚,挪威首相也刚刚结束对华访问,他再次表明挪威不会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而在这之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爱尔兰代表团近期都到访中国,有分析认为,近期欧盟成员国政要频繁访华,清晰说明他们并不希望同中国展开贸易战。图为挪威首相资料图,他此前也再次表明挪威不会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这样的态度在欧盟内部并非少数派。实际上,欧委会已经修改了部分关税或降低了最终拟议关税,表明这一政策在欧洲内部遭遇了强大的抵抗。最近,美国对华征收301关税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因遭遇大量行业内反对而不得不一再推迟决定,这与欧盟对华加征关税一事虽有不同,但大的逻辑是相通的,那就是保护主义的做法不仅在外部难以得到认同,在内部同样会遭遇强大阻力而最终难以持续。我们希望欧洲方面能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发展,着眼于解决问题而非掩盖问题,与中方相向而行,探讨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中国始终未曾改变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贸易争端的立场,西班牙和德国的理性呼声,理应成为欧盟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延伸阅读外媒:桑切斯180度转向,向布鲁塞尔施压自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呼吁欧盟“重新考虑”对华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计划后,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加入反对行列。“桑切斯180度转向,向布鲁塞尔施压。”西班牙《机密报》12日报道称,在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收关税的投票中,作为占欧盟总人口10.67%的国家,西班牙的立场很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占欧盟人口18.7%的德国也一直反对向中国产电动汽车加收关税。除西班牙和德国外,匈牙利、瑞典等国此前也对欧盟立场持反对或怀疑态度。1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这表明欧盟内部在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上的分歧较为明显,然而目前找到中方和欧盟都能接受的结果仍存在难度。据报道,欧盟委员会8月20日披露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终裁草案,如欧盟成员国投票通过,将在11月初正式生效,并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为期5年最高36.3%的关税。27个欧盟成员国必须就最终关税进行投票,除非占欧盟人口65%的15个欧盟成员国投反对票,否则欧盟委员会的提议将得到实施。据业内人士透露,在7月的意向调查中,包括西班牙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支持临时关税,4个成员国反对,包括德国在内的11个成员国弃权。不过,据西班牙《世界报》11日报道,11日正式结束为期4天访华行程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明确表示,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必须“重新考虑”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立场。“我们不需要贸易战,我们需要在欧盟和中国之间建立桥梁。”桑切斯表示,“我们主张寻求解决方案,在中国和欧盟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立场。”桑切斯称赞中国电动汽车“坦率地说是先进的”,值得“荣誉奖学金(西班牙学校设立的特别奖学金,可用于下一年学费减免——编者注)”,并认为“欧洲(汽车)品牌需要向中国品牌的技术和进步学习”。他还说,他此行访问中国的目的之一便是“吸引中国对西班牙(的电动汽车)投资,使后者能够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桑切斯的表态让德国联邦政府嗅到新的机会。”德国《商报》11日报道称,德国联邦政府当天表示,对欧委会计划对华电动汽车加税持保留意见的欧盟成员国正在增加。彭博社11日称,德国总理朔尔茨当天通过其发言人斯特芬·黑贝施特赖特对西班牙的举动表示欢迎,称“这是我们共同的前进方向”。彭博社称,去年欧盟的关税计划宣布后,朔尔茨就曾对将中国电动汽车排斥在欧盟市场外表示反对。报道提到,瑞典也对欧盟立场持怀疑态度。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曾警告不要在对华贸易方面采取强硬立场。另据匈牙利媒体报道,匈牙利方面也曾多次反对向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对于桑切斯呼吁欧盟全体成员国和欧委会“重新考虑立场”的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日回应称,桑切斯首相所谈体现了理性客观的思考,中方表示赞赏。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符合中欧共同利益,双方携手合作、共迎挑战,将惠及双方企业和消费者,助力中欧乃至全球绿色转型。中方始终秉持最大诚意,积极寻求符合世贸规则、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1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西班牙、德国等国家表态明确反对,说明欧盟内部在是否应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问题上分歧比较明显,但欧盟的决定最终取决于多数成员国采取的同一立场,目前的局势对妥善解决问题、找到中欧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仍存在难度。欧盟内部在是否应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问题上分歧比较明显,图为欧盟旗帜资料图另据中国商务部12日的消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近日将访问欧洲,本月19日将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会谈,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对于上述会谈磋商,屠新泉认为中欧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妥善解决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即便是11月初欧盟终裁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之后,双方仍然可以秉持合作宗旨,面对贸易分歧。他表示,一是根据欧盟规定,每年的复审审议仍有调整空间,二是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等方面能够开拓更多合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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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神见大神》

近日,《美国事务》上刊登的长文《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China is winning, Now what)引起很大关注。作者辛明顿(Nathan Simington)是从特朗普时代开始任职的现任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的主席。他其实是学音乐出身的,后来改学法律,由此步入政界。FCC则是全美管理电信网络、无线电频率、对所有通信器材(包括手机)颁发认证的机构。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没有把中国崛起归结于廉价劳动力或者罔顾环保,也不认为是美欧对自由贸易的天真而“资助”了中国的崛起,而是将其归结于中国深谋远虑、以颠覆世界秩序为目的的工业政策。换句话说,他主张的是中国阴谋论,并提出美国对策。但是辛明顿看到了正确的现实,却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用他听得懂的话来说:saw the right picture, got the wrong point。《中国赢了,现在怎么办》网站截图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事件,是动摇Pax Americana的。但中国崛起不是阴谋,而是阳谋。真要是阴谋,戳穿和反制倒是不难了。中国崛起确实是以高速而且全面的工业化为标志的。当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制造业超级大国,也是包括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甚至大幅度领先于其他贸易国,成为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在三国之外的最大贸易国。考虑到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之间在NAFTA/USMCA架构下的贸易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外贸,更像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贸易。所以中国在北美地区也在事实上成为他们的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的进口很多样,从能源、矿产、农产品到机电、汽车、飞机、芯片和软件。但中国的出口既集中又多样,从小机电到汽车到巨无霸港机的各类工业制成品和从钢铝到化学品的工业中间品,而曾经主导的服装、玩具、农产品只占越来越小的比重。中国手机和5G对美欧已经是强刺激,但中国电动汽车(包括全电和插电混动)的异军突起,一下子把美欧老字号打得溃不成军,中国光伏则打破了新能源的“情怀困境”,强有力的左右开弓才真正打醒了西方。能源和交通的需求引领了工业革命。煤、石油与蒸汽机、内燃机相结合,取代了人力;火车和汽车把诗带向远方,又把远方带回家乡。经过百年发展,汽车还成为了涉及几百万人就业和价值3万亿美元的全球性产业。同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的中国制造越来越成为世界供应链里不可取代的一部分,要么在性价比上无法替代,碾压性地压倒竞争对手;要么在独特性上无法替代。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越来越两极分化,一端是农产品和能源、矿产;另一端是高精尖工业制成品,如民航客机和发动机、精密仪器、芯片、软件等。曾经数量很大的汽车、一般机电,现在已成为涓涓细流。中远海运首艘LNG双燃料滚装船交付运营 视觉中国中国与美欧的进出口既是互补的,又是不平衡的。互补在于各尽所长,各取所需;不平衡在于一般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居中偏高,而且数量巨大;农产品、矿产、能源数量虽大,但价值低;高精尖工业制成品的价值很高,但数量太少。如果中国与美欧的出口好比一场足球赛,中国具有逆天的中场和后卫,但锋线尚弱;美欧的锋线有亮点,但中场和后卫不仅弱,好些位置根本没人,其他的亮点就只有教练和队医了。辛明顿将中国工业化的成功归结于深谋远虑的工业政策,中国建立了齐全和互相支援的工业结构、压倒性的产能、完整的供应链、卓越的电力和交通基础设施,目的在于颠覆Pax Americana,从美国手里夺取霸权。中国政府的各种文件里要求达到世界经济和科技领先水平,在他这里成为中国阴谋夺权美国的依据。工业政策主要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规划和政策性的经济保障,用于扶持特定的行业或者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军工、地区支柱产业。日本和韩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业政策的结果。美欧一方面以不公平竞争为名,反对工业政策,另一方面以不同名义实施实质性的工业政策。比如说,NASA的航空航天研究无偿转移,波音和SpaceX就是这样起家的。欧洲以行业整合为名,将碎片化、缺乏竞争力的公司在政府主导下整合成巨无霸,空客就是这样产生的。波音与空客之间的互诉在本质上是黑狗与白狗之间的互咬,最后当然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中国崛起有一个漫长、痛苦的前奏。在农业时代,中国曾经是先进国家,但被工业时代先发达起来的西方打得一败涂地,以后是屈辱百年。中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发达工业、发达科技,这是多少代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并不是改革开放的时候才“突然想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工业和科技门类齐全,但水平较低,相对于外部技术的落差是全方位的。当时桑塔纳的引进对中国汽车是地震级的冲击,两艘051驱逐舰上装用的LM2500燃气轮机更是神一样的存在。在寻常百姓的层次上,航天和军工企业在大力组装电冰箱和电视机,国产圆珠笔连漏油问题都没有完全解决,三五牌香烟和力士牌香皂则是地位和豪华的象征。笔者熟悉的化工自动化行业也经历了时代的尴尬。集专业大成的控制工程课要专注于引进各种控制方案的分析和比较;引进的Foxboro SPEC200不仅代表单元仪表最高水平,还具备与IBM的ACS工控计算机对接以实现SPC控制的时候,国产晶体管DDZ II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依然是大学课程内容和工业应用的主力。但这时其实第一代计算机集散控制系统(DCS)已经在美欧投入使用。DCS太遥远,为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进行技术跟踪,笔者所在团队花了很大努力,以Z80单片机为基础,搭建多回路数字PID控制器。好不容易在面包板上跑通了用汇编语言攒出来的系统,机壳还能请校办工厂用铁皮敲一个,但面板就不好解决了。用发光二极管不仅太土,也太占地方。新见识的卡西欧计算器上的液晶显示非常诱人,但联系自动化仪表厂,人家不知道是没功夫搭理我们,还是自己也没有生产批量产品之外样品的能力,连个完整的回绝都没有给我们。找外商买器件是根本不考虑的,因为没有那个钱。最后被迫就在稀里哗啦的状态下拿到工业现场去试验。最终在团队的精心呵护下,试验品终于在试验期间完成了任务,但谁都知道,它离实用化还差十万八千里。在80年代,服装和玩具是第一波出口主力,但开始时面料、纽扣都要从韩国、日本等地大量进口,中国产品的款式、色泽、质量常常达不到要求。这也是珠三角领引进技术风气之先的时代,新会等地通过港资大量购入二手设备,顶着“进口技术”名目的小化纤遍地开花,生产的面料在款式、色泽、质量上超过当时主流国营大企业。与此同时,涤纶喷丝机是重点攻关项目,首先要取代引进小化纤里的喷丝机,然后要逐渐做大。喷丝头的孔非常细,只有请航天工业配合协作,用材也逐步由进口转为国产替代。这就是最简单的进口替代,与挤占进口设备份额无关。为了吃透喷丝机数字控制系统,笔者所在的团队泡在广东很长时间。记得那时的车间里震耳欲聋,即使喊叫也根本无法听清对话,想起来声强应该在100分贝级以上。回程从广州坐船到汕头和厦门继续考察,正是因为这些沿海特区拥有率先引进的喷丝机。记得船经过香港海面的时候,远远看到一片春笋般的高楼,很是震撼。那还是上海十几层以上的高楼可以扳手指数得清的年代。延安东路联谊大厦是30年代国际饭店后上海第一座20层以上的建筑,华亭饭店则是最潮的涉外饭店,门前的中山西路漕溪路口还有高脚架上的交通岗亭。老香港街头的照片 资料图现在看看,当年的穷酸和窘迫几乎荒唐,但就是从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发展成世界上坐二望一的经济超级大国。按照购买力等价GDP计算,中国已经世界第一了。工业政策的功劳肯定是有的,各种政策扶持也是肯定的,但目的很简单:中国人也想富起来。要富起来只有搞工业化,要搞工业化只有自己把能干的都吃下来,不是为了独霸,只是为了省钱,也为了就业。逐渐地,中国人发现自己能干的越来越多,而且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干到世界最大、最高效、最先进。中国经济以制造业为本和科技本土化也是“时事造人”的结果。谁都看得到钱生钱更快捷、更省力。但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人没钱,只有用力气挣钱。谁都知道引进技术省事可靠,但钱是一个问题,被掐脖子是另一个问题,只有自己的才是可靠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再不改革就要被开除球籍了。中国人对自己的落后状态痛心疾首,思变心切。另外两句我们经常听到的话是:发展是硬道理、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说,一切宏大设计不仅需要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也必须在实践中不断修正,目的都是为了最终的发展。一切妨碍发展的人和事都要让路,只有发展,才有生存。就是这样,中国在小步快跑、不断修正中,一点一点地建造起庞大、完整、先进的工业体系和供应链,和保障这个工业体系和供应链的电力、交通网络。今天如果有人研制机器人,可能在华强北一天就能跑全所需的各种软硬件,还有缺货的话,第二天也快递到货了。中国供应链的完备和快捷是中国制造最强大的优势之一,也反过来帮助中国制造快速迭代、不断创新。德国汽车在美欧是最能打的,但德国大众加大与中国伙伴的合作力度,因为德国研发电动汽车的周期在36-40个月,而在中国是18个月。中国人有远见,有耐心。远见在于坚定的长远目标,耐心在于不断的试错和纠正。从洋务派到孙中山到现在,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直是中华民族简单朴实的愿望。这里没有阴谋,有的只是古老民族的不灭心愿。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心愿变成可实现的目标,而且正在一步一步地实现。但工业政策从来不是实现民族复兴心愿的最主要工具。工业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意志,铁公基可能是政府意志最好的体现。中国高铁的很多线路在运作多年后依然没有盈利,但高铁拉动的经济效益不可计量。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光纤、手机基站网的建设也是一样。中国名义GDP从1990年的不到4000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略低于18万亿美元,其中有多少可以“归功于”铁公基和基础设施的超前建设,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中国政府有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执行力,但这不等于发展成就都是由于成功的工业政策,或者工业政策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更不等于工业政策一成不变。电冰箱、电视机、汽车、钢铁的大发展与其说是工业政策的结果,不如说是各地看到发展机会后的一拥而上的结果。在激烈竞争中,适者生存才是硬道理。在此过程中,中国在很多领域形成过剩产能。一方面,闲置产能造成浪费和恶性竞争;另一方面,极端降本增效和推陈出新逼迫行业向更高水平“卷进”,技术进步和产品差异化创造机会,利用起来闲置的产能,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产能过剩在本质上反映的是资金过剩和人力资源过剩,这才有可能在一有发展机会的时候就投资一拥而上,而劳动力队伍也可同步充满。这在电动汽车的爆发性发展中突出体现。改革开放后汽车工业一直是发展重点。但长期以来,多的是产能,缺的是水平,说引进汽车长期占据半壁江山都是低估了,问题在于中国内燃机和变速器技术长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但电动汽车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赛道,起点拉平了,过剩的投资和人力资源一下子有了用武之地,后面的爆发性发展就水到渠成了。在这里,工业政策有很大的“偶然成功”因素。中国大力推动电动汽车首先受到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推动。石油是中国的显然短板,不管从可持续发展还是国家安全出发,都必须摆脱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碳排国,人均也好,历史欠账也好,所有理由都不能抵消中国也需要干净的空气这一现实。汽车电动化是显而易见的选择。这也绕开了中国内燃机、变速器技术的瓶颈。电动汽车三电技术一上路就爆炸性发展,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在海外的大量锂资源,则有点像地理大发现时代,在大家都不经意的时候,谁先插旗,谁先得到,也谈不上什么阴谋或者大棋。在低空经济、AI经济、机器人等方面,中国有可能重复电动汽车的成功,这正是西方焦虑点。中国崛起本质上是经济的,中国科技发展本质上是为经济服务的。中国无人机的大发展的基础不是军用无人机需求大爆发,而是玩具无人机订单爆发开始的,现在向载人载货的低空经济发展。中国AI不从学术上更加炫的通用AI入手,而是从更加接近工业应用的角度入手,也更有希望首先形成盈利产业,实现产业的自我滚动发展。“先求有用、再求先进”实际上更得美国崛起时代的真传。在那个黄金时代,欧洲的奔驰发明了汽车,劳斯莱斯在所有人都跑冒滴漏的时代敢在连续驱车一万英里后车底铺上白纸以显示绝不滴漏,但谦卑的美国福特T型车才是改变世界的那款汽车。机器人是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按照西方思路,中国机器人的产量和部署数量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均需求,但这正是在极端降本增效需求牵引,宏大规划的引导的结果。中国庞大的制造业是工业机器人的沃土,庞大的服务需求则可能使得中国在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方面一马当先。政策引导和支持的作用是肯定存在的,但发展是政策推动与需求拉动的合力所为,政府投资更多的是杠杆,商业投资才是肌肉。只有这样,才能政府最终退出,产业在商业运作中自我滚动发展。还记得西方经济和科技已经“两头冒尖,中间塌方”吗?如果高科技端也被中国拔掉,西方就成农业国了。这是久居食物链顶端的西方不能忍受的。图为OpenAI标识 资料图在发展中,中国也注意去泡沫化。房地产是最大的泡沫,互联网产业也有过无序发展和泡沫化的危险。中国在西方不解的目光下,不惜承受暂时的经济发展放慢,主动戳破泡沫,就是为了将来更加健康的发展。这是工业政策在国家大政层面上的最高形式。中国还注意先试点、后推广的有序发展,这也是符合摸着石头过河的原则的。中国从来不吝惜分享经验,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交流有很多就是这样的分享。美欧要是有兴趣,中国同样分享。但美欧自以为是地解读和照搬“中国经验”,试图用工业政策重振制造业,撞墙就不怨中国了。工业政策要成功,关键在于要有退出机制。用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扶上马,送一程”。但需要永远扶下去的话,这就不是工业政策,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了,只是把关税改成补贴。美国要重振,关键不是政府意志和工业政策,而是对经济本质的认识。经济无非是钱和物。对于中国人来说,物大于钱,钱是为物服务的。中国人有钱就买房子,哪怕已经够住了。年轻人结婚时,婚房是刚需,长期租房是不可接受的,因为租了一辈子,房子依然不是自己的,哪怕对钱倒是有“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想法。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发展实物经济才是根本。在改革开放中,曾经有过“钱生钱”的讨论,还没有来得及迈步,就被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吓退了。更大的原因其实还是没有钱来玩只有有钱人才能玩的游戏,只好老老实实干活,凭本事和力气赚口饭吃。在美国人的思维中,钱大于物,什么物都是钱能买到的。美国年轻人买房子不着急,早早开始投资才是正事。在中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买房子的时候,美国年轻人没钱也要勉为其难炒股、买基金。结婚本来就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婚房作为刚需更是“没听说过”,一手租房一手炒股不香吗?房子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居家如此,经商也如此。在这样的基本思维驱动下,轻资产运作才是根本。制造业还有劳资关系、政府关系、环境保护等麻烦,市场风向转向时,掉头也笨重。轻资产运作就灵活多了,劳资、政府、环境都是“别人”的问题,市场转向正好是买空卖空的好时机,本来就没有打算在一棵树上吊死。美股交易员 视觉中国即使投资制造业,美国人也是更倾向于投资软件、互联网、电商那样的“软制造业”,而眼下的风口当然是AI。美国投资界从不怕投资金额大,就怕回报周期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得任何人都必须在短时间里收回投资,否则能不能活过下一个经济危机都不好说。硬制造业的投资回报周期太长,基础设施建设更加需要长期定力,都是避犹不及的。美国公司依然世界前列,美国科技依然发达,但美国公司只留下设计和营销,STEM则只需要元帅和将军,生产和具体研发外包正好符合轻资产的原则。美国崛起当然是从制造业开始的。但那还是全球化还只是从0到1的初级阶段,本土本地生产还是各国经济的主体,而美国“孤悬”于欧洲之外,更加是制造业孤岛。交通运输发达使得比较经济优势的触角伸向全球,美元强势和“世界货币化”更是使得美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当美国赚到第一桶金后,钱生钱的游戏就玩得风生水起,以至于金融立国成为美国的新国本。卢比奥等人甚至在推动法案,任何推动非美元化的国家、机构和个人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无他,美国穷得只剩钱了。要是美元不值钱了,美国就什么也不是了,当然必须制止。这里,辛明顿比卢比奥之流高明一点,他提出美国不仅需要工业政策,还需要对税收、会计、金融规则的改革,才能实现再工业化。但美国再工业化回避不了的问题是成本。劳动力成本、法规成本、环保成本等使得美国制造的成本太高,即使用工业政策扶持出一批先进技术企业,也因为商界不愿跟进投资而使得政府很难退出,最终成为永久性的补贴,毫无竞争力可言,还成为纳税者的沉重负担。最重要的是,美国朝野都开始意识到需要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不是向前,而是向后,回到“过去的好时光”。在本质上,这和清朝洋务派的改革是一样的问题,也必将是一样的结局。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在中国,工业政策的政府扶持主要是指中央政府的扶持,曾经有一个时候地方政府的作用类似于商团,现在民间资金成为商团的另一半。中国的风险投资机制不成熟,中央投资起到去风险化的作用,信号灯一亮,地方政府和民间投资一拥而上,使得中央投资的预期退出相对可靠。辛明顿认为中国赢了,顺手制造了美国的衰落。美国要赢回来,需要学中国。中国发展不是为了赢,是为了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中国也无意制造美国的衰落。中国的发展是靠自己的努力,美国要是衰落,也只能是由于自己作孽。美国真要学中国,就需要拥抱以物为本的经济思维,放弃以钱为本的经济思维。但美国做得到吗?来源|底线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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