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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7日，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现已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9月14日，“三只羊网络”曾发文：14日下午，三只羊集团一楼，员工们自发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满怀期待地等待着领取专属于他们的中秋礼物。一箱、两箱、三箱、四箱，员工们抱着这份沉甸甸的礼物，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幸福笑容，“今日份的快乐，是公司给的！”三只羊中秋节给员工发中秋礼物截图显示，礼物中包括引发热议的美诚月饼。三只羊员工手提美诚月饼17日，买到15盒美诚月饼的老板发文称，已经把美诚月饼送给七大姑八大姨了，她们都很开心，我却有点内疚。买15盒美诚月饼的老板发文此前，“老板买到15盒香港月饼哭诉不发了”的相关话题，引发网友热议。三只羊客服回应消费者的截图来源：​九派新闻延伸阅读"美诚月饼"被指原价59元3盒 "三只羊"改价成169元3盒中秋前夕，因小杨哥以及三只羊旗下主播力推的“香港美诚月饼”因涉虚假宣传一事引发关注。美诚月饼，销量巨大。但经多方查证，其虽在香港注册了相关商标，但在香港无实体门店，实际运营方为广州公司。随着舆论发酵，美诚月饼的产地、质量等诸多细节陆续遭到质疑。有细心的网友发现，美诚月饼此前在淘宝与拼多多等平台只卖59元三盒，在被“三只羊”开始售卖后，再全部改价重上，定价为169元三盒。「最新进展」9月14日晚，“三只羊”旗下直播间终于停止销售美诚月饼。面对网友汹涌的质疑声音，主播关闭了评论。同时，抖音“疯狂小杨弟”直播间撤下了美诚月饼的商品陈列堆头，商品橱窗也下架了同款月饼。广州花都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已经关注到此情况，辖区市监所已经介入调查，后续了解情况后会进行回复。对“三只羊”直播间的美诚月饼事件，抖音电商方面表示：目前没有可以对外公布的信息。而记者致电抖音电商官方客服，客服则表示：正针对此事进行核实，如果相关直播间确实存在虚假宣传，会根据相关条例进行处理，一般是停业整顿、清退、商品下架、关店等。受此时事件影响，飞瓜数据显示，仅14日一天时间，抖音账号“疯狂小杨哥”掉粉约12.1万人，“家人们”感觉自己被欺骗了。“三只羊”旗下直播间售卖美诚月饼「事件回顾」美诚月饼产销均不在香港，原价只需59元三盒记者留意到，近年来，三只羊集团创始人张庆杨（疯狂小杨哥）、张开杨（疯狂大杨哥）不遗余力推广美诚月饼。此前，小杨哥在直播间声称这款月饼是香港高端品牌，里面是黑松露，是米其林大师调制的。“三只羊”2023年发布的一个视频显示：“去年一场直播卖了10万单”，这意味着“三只羊”已连续三年售卖香港美诚月饼。翻开美诚月饼下面的百余条达人秀中，大部分是“三只羊”旗下账号发布的切条广告。而且在2023年的切条广告中，张庆杨和张开杨并没有介绍其为香港品牌。有很多香港网友表示，根本没有听说过这个品牌，香港流行网购平台也没有这款产品踪迹。据悉，美诚月饼宣称“香港美诚月饼”，但产地销地均不在香港，实际产地是在广州和佛山。根据产品信息显示，美诚月饼的品牌运营方为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美诚”），其官网显示，该品牌成立于2019年，隶属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注册于2019年4月，该公司已申请注册多枚“MEISUN”商标，其中1枚已成功注册。企查查显示，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在湾仔乐基中心15楼1512室。广州美诚同样成立于2019年4月，该公司已申请注册“美诚生活”“美诚月饼”等商标。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0月，广州美诚尝试申请“香港美诚”商标，目前这枚商标的状态为“驳回复审中”。此外，有细心的网友发现，美诚月饼此前在淘宝与拼多多等平台只卖59元三盒，在被“三只羊”开始售卖后，在全部改价重上，定价为169元三盒。网友发现美诚月饼此前在多个平台只卖59元三盒「其他关联」近日，罗永浩表示将对“交个朋友”垂类直播间卖出的美诚月饼进行赔付。“今天曝出来的美诚月饼，我们查了一下，我们小的垂类直播间好像也中招了，卖了一些。如果你们在我们‘交个朋友’的某一个直播间买过美诚的月饼，现在查完了，这一两天也是退一赔三的。”罗永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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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银行、股份行中的高管中，“70后”是其主力军。而在中小银行群体中，尤其是上市地方性银行中，“80后”已逐步成长为高管团队的骨干力量，同时“90后”亦崭露头角。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出生于1983年的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由此，张文斌成为继常熟银行行长包剑之后，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两者均不满45岁，分别只有41岁、43岁。A股上市地方银行尤其农商行是“80后”高管“聚集地”，记者粗略统计，当前上市中小银行已汇集了20位“80后”副行长。其中，2024年以来，包括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在内的“85后”副行长履新，即任职年龄均小于40岁，位于35岁至39岁区间。需要观察的是，一面是更为年轻化的群体成长为地方银行的管理层，一面是更具有挑战的经营环境，如何在经济转型下，掌舵好经营业绩，考验着这一年轻群体。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日前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原行长孟东晓为董事长，委任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两人任职资格尚待监管部门核准，在核准之前两人分别代为履行董事长、行长职责。其中，行长张文斌出生于1983年，今年41岁，其任职代表着国内上市银行中第二位80后正职行长。从其履历资料看，张文斌在该行升迁较为迅速，其自2004年9月至2014年5月先后担任支行业务部经理、工业新区支行行长，并自2014年5月至2016年3月担任山东高速新加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此后历任威海银行交通金融部总经理、潍坊分行行长、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公司业务总监，自2021年2月起担任威海银行行长助理，当年8月获委任为该行副行长。值得关注的是，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除了代理行长张文斌，在威海银行高管团队中，同是“80后”的还有副行长姜毅，此外“90后”副行长卢继梁是目前上市银行中较为少见的年轻高管。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威海银行官网信息显示，该行成立于1997年，现辖济南、天津、青岛等126家分支机构，是山东省内唯一一家实现16地市网点全覆盖的城市商业银行。2020年10月12日，该行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从区域排名看，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资产总额达到4228.64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7.91%，资产规模在山东三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第三，前两名分别是A股上市银行青岛银行和齐鲁银行，均已迈入6000亿元行列。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数据来源：上述各家银行2024年半年报）记者梳理港股上市银行高管团队发现，除威海银行之外，中原银行、广州农商行、九台农商银行、泸州银行、九江银行等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亦崭露头角，年龄多在40岁上下，所处管理岗位涵盖行长助理、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等职位。多家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崭露头角80后渐成区域银行骨干力量整体看，在当前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总计有20位副行长，另有12位“80后”高管分布于行长助理、董事会秘书、财务部门负责人、合规部门负责人、首席信息官等职位，甚至在有的银行高管团队中占据半壁江山，更值得关注的是“85后”高管也渐渐崭露头角。具体看，江阴银行有4位，张家港行、常熟银行3位，无锡银行、瑞丰银行、紫金银行分别有两位，宁波银行、青岛银行、贵阳银行、苏州银行以及沪农商行分别有1位“80后”副行长。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值得关注的是，上述高管团队中，“85后”，即40岁以下的副行长有7位，分布于江阴银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常熟银行、紫金银行、贵阳银行。例如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这四位“85后”均是在今年任职资格获核准或被选聘。其中最小的是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出生于1989年4月，历任连云港东方农商行的小额贷款中心客户经理、电子银行部办事员、科技创新部产品经理、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以及昆山农商行小微事业部管理岗、小微事业部总经理助理、信用卡部总经理助理、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自2023年11月起，任江阴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常熟银行是目前“80后”中高管团体占比较高的银行。在2023年11月，由于常熟银行原董事长庄广强调任江南农商行担任董事长，常熟银行原高管层更新，原“70后”行长薛文被选为董事长，“80后”包剑和干晴分别履新行长和副行长。今年1月、7月发布相关公告披露，上述三人任职资格获得监管核准。由此，今年43岁的包剑是目前A股上市银行中最年轻的行长。包剑出生于1981年，从其履历看，虽然在履新常熟银行行长之前，包剑任江南农商银行副行长，但其成长经历主要集中于常熟银行体系。具体看，包剑从常熟银行柜员、客户经理做起，曾辗转任职于该行公司银行部、小额贷款中心，此后包剑曾至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投行与同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经过该履历后，包剑回归常熟银行后升至该行的中层管理岗，担任过该行投资银行部、票据业务部总经理、同业金融部的总经理，并在担任该行公司银行总部总裁之后，升至高管层至副行长。至此，常熟银行高级管理层已集齐三位“80后”副行长，除了前述包剑和干晴，还有生于1986年副行长陆鼎昌，在其36岁时，即2022年8月起就已担任常熟银行副行长。与包剑履历相似，陆鼎昌也从该行基层做起，曾历任该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总经理助理，小微金融总部副总经理，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邗江支行行长，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小微金融总部总经理等职。此外，当前常熟银行合规部门负责人张金梁、财务部门负责人范丽斌也均是“80后”，分别出生于1985年和1984年，今年分别只有39岁和40岁。不仅内部提拔，常熟银行更向外输送“80后”管理者。今年8月下旬，紫金银行因原董事长赵远宽到龄辞任，该行迎来高层变动，董事会选举无锡银行原董事长邵辉接替赵远宽任该行董事长，同时聘任只有36岁的常熟银行原零售业务总裁徐伟为副行长。简历资料显示，徐伟出生于1988年7月，此前长期在常熟银行任职，曾从常熟银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做起，后续一直升至公司银行部客户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位，此后还历任常熟银行张家港支行行长，银行部兼三农金融部总经理，零售业务总裁等职。紫金银行高层“换血”后，随即无锡银行也迅速于8月底完成董事长、行长、4位副行长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补位更新。值得关注的是，前述有两位新聘副行长胥焱冰、史炜，以及聘任的合规部门负责人陈秋实、审计部门负责人倪莹以及计划财务部负责人尤赟均为“80后”，其中，史炜出生于1987年，今年仅37岁。新的经营形势考验年轻领导层从近期上市银行披露的半年报数据看，2024年上半年中小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增多，考验着这一批“70后”“80后”高管团队的经营能力。可以观察到，除了近年来明显的营收放缓乃至下滑，以及净息差持续收窄之外，利息净收入和中收承压的现象进一步显现，而各家银行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中收降幅扩大，多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下降，不再是推动非息收入大增的营收引擎，反而以投资收益为代表的其他非息收入实现了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纷纷扩大了对债市的投资，投资收益的增速大幅上升，占据营收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二成乃至三成的水平。据Wind数据，2024年上半年，42家A股上市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27.75%，32家正增长，10家负增长。分类型看，国有大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10.54%，股份制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9.76%，城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1.2%，农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最高，增幅达89.34%。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银行业面临信贷投放放缓，加之让利实体经济背景下的资产端收益率不断下行，利息净收入增长空间受到了压制，从而拖累了营收。而在这一大环境下，中小银行还面临大行不断下沉市场的挤压，使地方性银行市场拓展空间进一步收缩。而将富余资金转向金融市场增加投资收益，是这些区域银行面临市场困境，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一种突围方式。总而言之，中小银行是我国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超九成比重。在我国四千多家中小银行体系中，A股和港股上市银行属于其中综合能力的佼佼者，其经营业绩和对经济环境的适应度代表着这一金融群体的突破能力。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来源：作者：券商中国

编辑丨董鑫‍‍9月1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南京持续深化纪检监察队伍建设 以案示警筑牢思想堤坝》一文。文中披露，江苏省南京市江北新区纪工委原副书记、监察工委原副主任王祖华在被留置期间深刻忏悔：“在贪欲驱使之下，利用影响力为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站台打招呼，收受贿赂。这完全与纪检监察干部身份背道而驰。”这是公开报道中首次提到王祖华案的细节。王祖华站在被告席上今年6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王祖华受贿一案，对王祖华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十万元；对王祖华受贿违法所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52.2389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上述文章提到，为教育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常怀敬畏之心、带头遵规守纪，南京纪委监委组织470余名纪检监察干部旁听了王祖华案庭审，引导党员干部从身边人身边案中深刻汲取教训，切实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作为党内监督专责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坚决不能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尤其不能搞选择性监督、随意执纪调查、任性问责处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共接收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或反映1.38万余件次，处置涉及纪检监察干部问题线索1.24万余件，谈话函询纪检监察干部4312人次，对纪检监察干部立案1569人，处分2003人，移送司法机关268人，其中，处分厅局级干部95人、县处级干部560人。近年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围绕案件监督管理、监督检查、审查调查等出台了一系列监管制度，如《关于加强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审查调查工作人员“十不准”》等，进一步规范业务流程。新时代以来，一批标志性、关键性、基础性法规制度先后出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结合工作实际将行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包括制定《纪检监察干部网络行为十条禁令》、《关于严禁纪检监察干部违规饮酒的规定》等。一些地方还发布了纪检监察干部行为“负面清单”、离岗离职从业限制、“八小时外”监督措施等。例如，今年5月，通过梳理分析纪检监察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南京市纪委监委聚焦共性问题，制定《南京市纪检监察干部“五条禁令”》，严禁违规吃喝、不当交往、跑风漏气、说情干预、言行失范，为全市纪检监察干部开列“负面清单”，进一步划清行为边界和底线。此外，南京市纪委监委还出台了《关于纪检监察干部违规打听、干预纪检监察业务工作等事项登记报备的工作指引（试行）》等制度规定，进一步规范执纪执法权力运行，压缩权力滥用和寻租空间。上述《中国纪检监察报》文中说，今年7月，南京市纪委监委机关召开警示教育会，在全体机关干部观看系统内专题警示教育片后，市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还作出了针对性提醒，“要坚决摒弃‘看戏’心态，真正把‘看在眼里的教训’变成‘刻在心底的警醒’，始终保持自我革命的清醒自觉，保持刀刃向内的坚韧勇毅。”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等延伸阅读多名"老虎"、"内鬼"出镜忏悔 有人被控受贿近4亿6月27日晚，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专题片介绍，党的二十大以来，截至2023年11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67万件，其中立案中管干部86人、厅局级干部3533人、县处级干部2.8万人。“这是一场压倒性的胜利，党、国家、军队内部的严重隐患正在消除，人民赋予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幸福。”专题片说。政知见（微信ID：bqzhengzhiju）注意到，有不少“老虎”、“内鬼”在专题片中出镜忏悔。央视新闻频道播出政论专题片《第二个答案》，图为视频画面截图蒋洁敏蒋洁敏出生于1955年10月，山东阳信人，曾任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2013年9月，蒋洁敏落马。2015年10月，蒋洁敏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六年。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13年，蒋洁敏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1403.9073万元。在2004年至2008年，蒋洁敏在周永康指使或授意下，违反规定，为他人开展经营活动提供帮助，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我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犯罪的证据是真实和确凿的。”蒋洁敏说。蒋洁敏在庭上称自己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白恩培白恩培出生于1946年9月，陕西清涧人，曾任云南省委书记、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2014年8月，白恩培落马。2016年10月，白恩培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0年至2013年，白恩培直接或者通过其妻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2.46764511亿元。“我悔恨，共产党多年培养的省委书记，怎么变成这样子，我给党组织带来的损失太大了。”白恩培说。白恩培被判死缓傅政华傅政华出生于1955年3月，河北滦县人，曾任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部长，司法部部长，全国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21年10月，傅政华落马。2022年9月，傅政华被判死缓，不得减刑、假释。审理查明，2005年至2021年，傅政华直接或者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7亿余元。2014年至2015年，傅政华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期间，对其弟弟付卫华涉嫌严重犯罪问题线索隐瞒不报，不依法处置，致付卫华长期未被追诉。“由于我的违法犯罪，严重损坏了党的形象，我的教训极为沉痛。”傅政华说。傅政华被判死缓云光中云光中出生于1960年6月，内蒙古土左旗人，蒙古族，曾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2019年6月，云光中落马。2020年11月，云光中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8年，云光中直接或通过其近亲属等人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财物，折合共计人民币9432万余元。此前中央纪委曾披露，云光中的儿子云磊和云凯晨（原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副书记、总经理云公民的儿子），曾经合伙做煤炭“生意”，其实无人员、无设备、无资金、无实际经营活动，就是坐收他们的父亲用权力换取的巨额贿赂。“被围猎的不但是领导本身，领导的整个亲戚、朋友，这个群体他都要围猎你。没有把握住自己。”云光中说。云光中称是自己没有把握住自己范一飞范一飞出生于1964年8月，江苏泰兴人，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副行长。2022年11月，范一飞落马，成为党的二十大之后被查处的“首虎”。2024年4月，范一飞受贿案一审开庭。起诉指控称，1993年至2022年，范一飞直接或者通过其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商人把钱送到我办公室，我也不会要的，但比如说他是用股票的这种方式，给我家里人，就是另一种结局了，我就是动这些脑筋动坏了。”范一飞说。范一飞被控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3.86亿余元谷春立谷春立出生于1957年7月，辽宁锦州人，曾任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委书记、鞍山市委书记，吉林省副省长。2015年8月，谷春立落马。最新专题片中披露，他是因为严重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及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处。2017年3月，谷春立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2002年至2015年间，谷春立直接或通过家人先后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365万余元。“规定是肯定学了，但是有时候氛围整得融洽一些，我也觉得有时在酒桌上协调点事，能够增进一些感情，相互了解，所以协调起来工作比较方便。”谷春立在专题片中出镜说。“走到今天是我没有想到的，走到今天我也非常痛悔。”谷春立说，“作为我们政府的干部和企业家，如果你不做到‘亲’、‘清’，那么就是祸兮之所伏，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教训。”谷春立出镜忏悔王树森王树森出生于1955年6月，吉林通化人，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正厅长级）、办公厅党组成员。2015年8月，王树森落马。2016年9月，吉林省通报指出，2013年10月至2015年7月，王树森组织参加公款宴请1次，参加私营企业主在私人会所等场所安排的宴请3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敬你一杯酒，你就忘乎所以了。然后我们把几个主要的领导找来，领导一看，你看谷春立这都过问了，怎么得想办法好好给解决解决，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但有一种侥幸的心理。没事，你不一定能抓着我。”王树森在专题片中出镜说。王树森曾任吉林省政府副秘书长黄兴国黄兴国出生于1954年10月，浙江象山人，曾任天津市委代理书记、市长。2016年9月，黄兴国落马。2017年9月，黄兴国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黄兴国直接或通过他人收受相关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3万余元。专题片中提到，黄兴国是在巡视“回头看”期间被调查出问题的。2014年，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黄兴国心存侥幸，他曾将一些不太贵重的礼品登记上交，暗地里却对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阳奉阴违，转移收到的贵重物品，甚至为了尽早升迁，“接天线、拜码头、找靠山”。“第一次巡视了，第二次再来个‘回马枪’，这一招很厉害。理想信念动摇，打自己的小算盘，私欲膨胀，出问题了，根本的原因，根子上是这个问题。”黄兴国说。黄兴国在中央巡视组第一次巡视天津时还心存侥幸陈树隆陈树隆出生于1962年11月，安徽巢湖人，曾任安徽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2016年11月，陈树隆落马。2019年4月，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审理查明，1994年至2016年，陈树隆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相关单位或个人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2.758亿余元。“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否则的话，必然是像我这样人财两空，后悔莫及。”陈树隆说。陈树隆被判无期徒刑曹立新2014年5月，中央纪委副局级纪律检查员、监察专员曹立新落马。2017年1月，曹立新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中央纪委曾披露，曹立新在中央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工作十多年，长期联系山西，他的问题也主要出在山西。他多次收受山西省交通厅高速公路管理局原纪委书记冯朝辉钱财，并打招呼帮助冯朝辉“顺利”升官。冯朝辉因其他问题被调查后，把曹立新交代了出来。“从吃喝，从收小的购物卡，从这些事情开始，特别涉及工作对象的，包括吃请，包括聚会，包括一块喝茶，这些事情是绝对不应该参加，现在非常后悔。”曹立新说。曹立新出镜忏悔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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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已经淡出时代和人们生活的传呼机在黎巴嫩造成了数千人伤亡，而黎巴嫩真主党将以色列视作此次传呼机大规模爆炸事件的罪魁祸首。据央视新闻9月18日报道，当地时间17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及黎巴嫩东南部和东北部多地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最新消息显示，黎巴嫩卫生部长菲拉斯·阿比阿德说，事件已造成4000多人受伤，11人死亡，其中约200人伤情危重。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认为以色列对寻呼机爆炸负有“全部责任”，并誓言要采取报复行动。此外，黎巴嫩看守政府当天也对该事件进行谴责。截至目前，以色列军方未对事件进行回应。寻呼机爆炸现场画面 视频截图爆炸的地点集中于真主党据点，死者多为真主党成员据报道，首次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周二（17日）下午3点45分，随后大约两千多台寻呼机在黎巴嫩多个地点被引爆，整个事件持续了约一个小时。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该组织部分成员使用的寻呼机发生爆炸，有真主党成员在爆炸事件中死亡。黎巴嫩卫生部说，爆炸至今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包括1名女童和8名真主党成员。《纽约时报》报道，黎巴嫩和真主党官员称，这是一次明显有组织的袭击，目标是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成员。黎巴嫩卫生部通知所有医院进入“最高警戒状态”，并要求公民丢弃传呼机。已听取简报的一些美国及其他官员指以色列对此次袭击负有责任，通过在台湾地区制造并进口到黎巴嫩的新一批传呼机中放置少量爆炸物以实施袭击。据报道，三名听取袭击简报的官员表示，此次袭击的目标是真主党特工。为尽力防止信息被拦截，这些特工多年来一直使用传呼机。安全专家说，自去年10月7日以色列和哈马斯爆发新一轮冲突后，真主党首领警告，以色列情报机构已侵入手机网络，后来真主党使用传呼机的情况就更为普遍。以通过这种技术含量较低的通信设备避免以色列追踪他们的位置。而这次发生寻呼机爆炸的地点主要集中在贝鲁特南郊、黎巴嫩南部以及贝卡谷地等地，这些都被认为是黎巴嫩真主党据点所在地。据黎巴嫩媒体报道，这些寻呼机的电池被远程引爆。不过也有安全专家对寻呼机电池爆炸能否造成如此伤亡表示质疑。据称，爆炸事件中有少数遇袭者当场死亡，但有大量受害者被炸断手、炸瞎眼和身体严重烧伤等。寻呼机被炸成碎片呼机或被植入高能爆炸物，真主党面临“最大安全漏洞”据称，爆炸的传呼机的型号是“金阿波罗AR-924”型，产地为台湾地区，这些通讯设备基本上都来自于伊朗，近日才被分发给真主党特工。而金阿波罗负责人向媒体表示，发生爆炸的这款寻呼机只是挂他们的公司产品的标识，不是他们制造的。有分析指出，这些传呼机在交给伊朗之前就已经被改装，被植入少量高能爆炸物和软件病毒，至于在哪个环节被改装，有待后续的调查，在寻呼机零部件采购、制造和成品运输过程中都可能被改造。由于之前有真主党成员因手机泄露行踪招致杀身之祸，因此对通讯工具的安全也非常重视，如果是伊朗提供，伊朗也会对寻呼机进行检查，真主党方面应该也会进行细致检查，在这种情况下还未发现存在的危险，足见实施爆炸攻击方的手段非常隐蔽。另有媒体援引匿名黎真主党官员的话报道称，爆炸事件是该组织在与以色列近一年的冲突中遭遇的“最大安全漏洞”。中东问题专家、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王晋向澎湃新闻（www.thepaepr.cn）表示，这一次大范围的爆炸事件目前还很难确定一定是以色列所为，有待后续情况的进一步披露，但可以初步确定的是，这次事件是一次有组织、有策划的爆炸事件，因为短时间内发生这么多爆炸，而且遭到攻击的目标也非常特殊，说明这个寻呼机可能存在安全漏洞。在王晋看来，如果最后查明是以色列所为，那可能就意味着以色列是希望通过这次爆炸事件能够进行更大的威慑，以色列之前在加沙已经展示了对特定人员的跟踪和监视能力，而且通过通讯工具对特定人员进行定点爆炸，这是之前没有出现过，展示了以色列大规模渗透和攻击的能力。此外还通过大范围的爆炸，削弱对手的军事能力。真主党誓言进行报复，地区局势将如何演进？寻呼机爆炸事件发生后，外界的目光也聚焦在以色列政府和军队。截至目前，以色列官方暂未对事件发表评论。央视新闻报道称，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17日在特拉维夫举行了安全评估会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告诉媒体，安全评估会议的重点是以色列对黎巴嫩爆炸可能引发的紧张局势升级或将做出反应。以色列军方高层强调做好所有领域的进攻和防御准备。现阶段，对平民的指导方针没有改变，以公民需提高警惕。对于这次大范围的寻呼机爆炸事件，黎巴嫩看守政府部长会议随后发表集体声明，“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径”，强调以方行为“严重侵犯了黎巴嫩主权，构成犯罪”。美国官方也第一时间进行了回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17日当天的简报会上表示，美国正在收集有关黎巴嫩寻呼机爆炸事件的相关信息，并强调美国并没有参与其中。米勒同时表示，美国没有对谁可能是寻呼机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进行评估。作为真主党的重要伙伴，在黎巴嫩多地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后，伊朗外长阿拉格希与黎巴嫩外长哈比卜通电话。阿拉格希强烈谴责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公民实施的恐怖主义行径。伊朗驻黎巴嫩大使在本次爆炸事件中受伤，阿拉格希在感谢黎巴嫩政府立即对其采取救治措施的同时，还询问了大使的最新救治情况。黎巴嫩外长对伊朗愿意帮助黎巴嫩表示感谢，并强调黎巴嫩政府对这一事件采取了严肃的后续行动。真主党誓言进行报复，外界担心此次寻呼机爆炸事件将成为引爆双方大规模军事冲突甚至战争的导火索。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警告称，中东地区存在地区局势升级和陷入全面地区战争的危险。他强调，黎巴嫩南部正出现危险的事态发展，由于不负责任和鲁莽的单方面行动，中东地区正处于危险的转折点，这将给地区稳定蒙上阴影。埃及外交部发言人塔米姆在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埃及重视黎巴嫩的安全与稳定，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对其主权的侵犯，埃及愿意在这一危急情况下向黎巴嫩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王晋指出，这次爆炸事件实际上显示出战争可能出现的一个新形态，如果说确实是以色列所为的话，那可能对于所有人，包括黎巴嫩真主党，包括其他国家来说，都意味着可能面临一种新的形态的战争。因为毕竟手机等通讯工具是大众日常经常使用的工具，未来，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是不是会遭到类似的这种攻击形态，值得关注。在黎巴嫩发生传呼机爆炸的前一天，以色列领导人曾警告说，正在考虑加强对真主党的军事行动。近期，以色列和真主党武装的小规模军事冲突没有停止的迹象。以色列国防军9月11日表示，以色列战斗机彻夜袭击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摧毁了约30个火箭弹发射装置和其他基础设施。当地时间9月15日，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和戈兰高地发射了大约40枚火箭弹。其中一些被拦截，其余在空旷地区爆炸，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黎巴嫩真主党称，其用数十枚火箭弹袭击了以色列的一个军事基地，以回应以色列国防军最近在黎巴嫩的空袭。黎巴嫩发生寻呼机爆炸事件袭击使中东紧张局势进一步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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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资本局9月17日消息，月薪10万的券商投行业务分部总经理葛某被降薪30%后，又因所负责的两个投行项目收到监管罚单而被扣发奖金。为此，葛某诉至法院，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和项目奖金，但最终败诉。近日，裁判文书网披露了这则劳动合同纠纷二审判决书。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工资差额的诉求，法院认定，葛某所在部门两项考核目标均未完成，公司对其降薪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在合理范围内。对于葛某要求公司支付项目奖金的诉求，法院则认定，葛某作为项目的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对其扣发奖金并无不当；此外，在葛某已取得某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龙力退002604.SZ 注：该股已退市)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605198.SH)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图为法院相关判决书投行业务负责人讨薪负责的两个项目均收监管罚单判决书显示，葛某于2011年5月1日入职某某公司，双方曾签订了期限自2017年5月1日起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葛某原担任业务一部总经理，2023年2月起在某某公司业务拓展部工作。葛某自2015年起工资标准为10万元/月，2022年7月调整为10.2万元/月，2022年11月调整为7.14万元/月。2023年6月19日，双方劳动合同终止。同月，葛某向某某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因仲裁委员会决定终止审理，葛某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令公司支付2022年11月1日至2023年6月19日期间工资差额24.48万元，以及奖金14.73万元。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根据判决书披露的涉案项目信息，案涉公司为华英证券。葛某在该公司任职期间，负责的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安德利IPO两个项目，均收到监管罚单。其中，龙力生物于2011年由华英证券保荐上市，因连续数年虚增利润财务造假，于2020年7月被深交所摘牌。红星资本局结合判决书以及公开信息发现，2020年1月14日，作为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持续督导机构，因未及时发现违规挪用募资，执业中存在部分尽职调查工作不规范等情况，华英证券和两名项目财务顾问主办人被山东证监局出具警示函。此外，2020年10月27日，因在安德利IPO项目中未严格履行立项程序，华英证券被证监会出具警示函。因上述项目收到罚单，2021年6月，公司决定扣发葛某的龙力生物项目奖金12.73万元，安德利项目奖金2万元，合计14.73万元。双方的争议也由此产生，即项目被监管处罚，公司是否可以追索葛某奖金。关于降薪是否合理，双方也有争议。公司称调薪后工资仍高于平均水平一审法院认定降薪合理，但应支付奖金判决书显示，2022年1月，葛某曾签署《2022年度业绩责任状》，其中对考核期内的业绩要求进行了约定，包括实现部门盈利、实现一定收入等，包括部门在考核期内实现收入不低于1800万元等。根据上述业绩责任状，如果未能在考核期完成考核目标，公司将视情况采取考核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解散部门、降职降薪、调整岗位、乙方辞职、解除劳动合同等。此外，公司《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载明，经济处罚措施包括扣发奖金、责令退还奖金、减薪、停薪。葛某认为，降薪决定不符合劳动合同约定和依法制定的公司制度规定。同时，截至2022年11月，葛某管理的项目累计收入2.4亿，收支平衡账户下是正数1.846亿元，公司在2022年10月以2年亏损（合计290万元）为由通知其降薪30%的决定不合法，更不合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质证时，公司给出了部分降薪依据。其认为，由于葛某存在未勤勉尽责履行充分核查程序的情况，导致公司可能遭受巨大损失以及对公司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公司调整其薪酬。公司还拿出了一份咨询报告，用于证明葛某调薪后的工资依旧高于行业市场平均水平。不过，葛某对公司所提交证据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对于葛某的诉求，一审法院认定，2022年葛某所在业务一部没有盈利，也没有完成业绩责任状中载明的考核目标，因此公司依据责任状约定在合理范围内对葛某采取降薪的措施，并无不当，且降薪幅度也在合理范围内。一审法院还认定，葛某作为安德利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于公司被出具警示函负有责任，故公司据此对其扣发绩效奖金2万元的处罚并无不当；此外，基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与其他项目并无关联，如公司认为葛某存在过错需扣发奖金，也应扣发该项目奖金，而不应延伸至其他无关项目奖金。因此，法院判决公司应支付葛某奖金差额12.73万元。二审法院驳回原告全部诉讼请求认定公司扣发相关项目奖金合理原告葛某与被告公司均不服上述判决，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资料图公司认为，葛某已经领取了龙力生物项目的全部奖金，因此相关处分决定提到的扣发奖金应当属于扣发当下未发放的其他项目奖金。葛某则指出，安德利项目组的业务活动与证监会检查和出具警示函是两件并行且没有交集的事件，没有证据证明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应对公司因内部控制不完善受到警示负有责任。二审法院认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葛某关于安德利项目奖金差额的诉讼请求并不当。同时经二审法院查明，龙力生物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存在依据违规挪用募集资金的情况，葛某作为该项目承揽人及负责人，对项目流程、文件材料有进行审批职责，因此公司决定扣发葛某该项目部分奖金，有事实依据和规章制度依据。二审法院对此认定，在葛某已取得龙力生物项目承揽奖金260余万元的情况下，公司决定扣发其该项目奖金12.73万元，亦属合理。依据《合规风险及违规事项报告、处置及问责办法》相关规定，公司可以扣发葛某的奖金种类包括合规风险或违规事项直接相关的项目奖金和其他无直接关联的各类奖金。最终，二审法院作出判决，驳回葛某一审全部诉讼请求。其中包括对葛某请求改判公司支付其工资差额的诉求不予支持。延伸阅读知情人士：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 不接受可自行离职中金公司多人降薪降职，图为中金公司logo 资料图导读：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作者 |第一财经 周斌8月30日，中金公司一则网传消息“中金公司多人陆续收到降职级降薪资的邮件，如不签字接受，将根据公司统一安排推进后续工作”引起市场关注。第一财经记者从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确有此事，“相关考核前几个月就在做，此次相当于要员工签字确认接受降职级，并接受按对应职级进行薪资调整，如不接受相关安排，可以选择自行离职，不离职也不签字，公司将继续推进走流程统一安排降职降薪。”上述知情人士称。今年5月，第一财经从业内了解到，中金公司未来一段时间内的降薪和裁员计划，预计降薪幅度25%、投行业务条线裁员约1/3。上半年中金公司已减员264人，大陆地区及海外均有涉及。根据中金公司30日披露的2024年半年报，截至6月30日，中金公司集团员工人数从2023年末的15327人减少至15081人， 13967名员工位于中国大陆及1114名员工位于中国香港、新加坡、美国、英国及德国。其中中国内地员工减少了221人，境外员工减少25人。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上半年仅资产规模超过2千亿的14家大型券商员工人数合计减少了5735人。其中减员最多的是方正证券，减少了1381人。还有包括中信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信证券、广发证券等在内的多家券商上半年减员均超过5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