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芽大香蕉|「まcそういう店なのよ。近所の人はみんなうちに本を買いに来るしc配達もするしc昔からのお客さんも多いし家四人は十分食べていけるわよ。借金もないし。娘を二人大学にやることはできるわよ。でもそれだけ。それ以上になにか特別なことをやるような余裕はうちにはないのよ。だからあんな学校に私を入れたりするべきじゃなかったのよ。そんなの惨めになるだけだもの。何か寄付があるたびに親にぶつぶつ文句を言われてcクラスの友だちとどこかにあそびに行っても食事どきになると高い店に入ってお金が足りなくなるんじゃないかってびくびくしてね。そんな人生って暗いわよ。あなたのお家はお金持なの」

央广网北京9月13日消息（记者 朱冠安 实习记者 刘一诺）“空调租金太贵，上哪说理去。涨价到1年550元，3年都能买台新的了。”开学季刚过，首都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杜美玲在“校园集市”上发布的帖子火了，2000多名同学围观跟帖，吐槽在宿舍需要交纳租金才能吹上空调。“去年租金是420元，今年涨了130元，然而空调也并没有更换，凭啥涨价？”跟帖的同学表达着不满。杜美玲发布的帖子（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杜美玲在另一所高校读本科时，宿舍的空调是免费使用的，她们只需要交纳电费即可。来到首都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后，“新生入学住宿须知”使她“大为震惊”。“须知”中规定：“学生公寓宿舍内空调非学校统一配备，有空调使用需求的学生，不得擅自使用，请以宿舍为单位直接与空调厂家签订租赁协议、支付租金后使用，空调电费由宿舍成员自行承担。”新生入学住宿须知中关于使用空调的规定（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大三学生李筱和室友因空调租赁费而产生了矛盾。李筱觉得交纳550元的空调租金很不划算，加上电费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何况也可以使用电风扇。但她的室友却认为，550元的租金分摊到每个人身上只有130多元，没必要节省这部分开支。在她们争执不下时，管理人员来到宿舍对她们说：“如果不租，空调明天就拆走了。”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发帖（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学校坦言：未得到财政支持 经费不足和杜美玲一样对“付费租用空调”表示不解的学生不在少数：空调难道不是宿舍内必备的基础设施吗？为什么还要额外交纳租金？对于宿舍内是否应当配备空调，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根据教委批准的住宿标准，空调不属于宿舍内必配的基础设施。为了满足学生对空调的需求，学校从2016年开始采用“学生租赁使用模式”，引进第三方供应商，为有需要的宿舍提供空调租赁服务。首都师范大学公布的一份空调租赁供应商的招投标文件显示，今年6月，一家名为北京净洗科技有限公司的供应商中标了“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宿舍空调租赁服务项目”，中选金额为550元/台/年。招投标中选结果公告（央广网发 截图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官网）北京净洗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翟东向记者介绍了高校宿舍使用空调的4种模式：学校采购空调供学生使用；学校出钱租赁空调供学生使用；学校引入空调租赁供应商，由学生付费租用；学校采购空调，由学生付费使用。目前首都师范大学属于“学校引入空调租赁供应商，由学生付费租用”的模式，而净洗科技的另一客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则选择的是“学校出钱租赁空调供学生使用”模式。“采用哪种模式，主要取决于学校是否有这部分经费，以及经费的额度。”翟东介绍，在北京的高校中，采用“学校引入空调租赁供应商，由学生付费租用”模式的不止首都师范大学一家，还有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坦言：“学校的财政条件不太好，学生公寓的各项收费标准每年都需要经过教委批复，由于学校未得到这部分财政支持，只能通过引进第三方的方式，来满足学生对空调的需求。”租金为何涨价？供应商：经营性租赁 成本有波动今年开学季，首都师范大学的学生收到了空调租金上涨的通知。在此前的空调租赁方案中，1年的租赁费为420元，连续租2年、3年、4年还有不同程度的优惠。而目前只能以550元/台/年的价格租用，不少学生对空调租金涨价表示不满，想知道涨价的真实原因。首都师范大学2016年至2024年空调租金价格表（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杜美玲在首都师范大学的校园接诉即办服务平台“首先办”上提出了质疑，收到的回复是：原价格为2016年价格，2024年8月份与原空调厂家空调合同到期，到期后通过公开招投标签订新合同，价格由租赁市场决定，请同学理解。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给杜美玲的回复（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厂家的人工费、运输费在逐年增长，所以涨价也是在所难免。”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学校在多家竞标公司中选择了价位中等、质量较好的供应商为学生提供服务。翟东向记者表示，空调租赁并不是简单的物品租赁，还包括了一系列服务，如运输安装、清洗维护、更换等，属于“经营性租赁”，各个环节都有成本，且逐年上升，并不是学生们口中的“三四年租赁费用可以购买一台空调”这么简单。此外，今年净洗科技采购了“海享租”系统，同学们可以在“海享租”上线上交租金，同时“海享租”也更方便管理。杜美玲交纳租金的支付页面（央广网发 受访者供图）上述工作人员向记者强调，学校不向任何一方收取费用。学校在其中仅起到监管和协调的作用，一方面监管供应商的产品和服务，同时协调学生与供应商之间的关系，解决学生在租赁空调、使用空调时遇到的问题。翟东告诉记者，学校确实不存在收取“管理费”等行为，但有收取押金。“我觉得这种模式是一个过渡，先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翟东表示，各个学校的情况不尽相同，不能一概而论，空调租赁的模式就是先为没办法购买空调的学校提供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希望学生理解学校的困难，我们也在努力之中。”首都师范大学学生公寓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学校每年都在申请资金，也在努力让学生用上免费的空调，同时学校会监督空调租赁供应商为学生做好服务。（应受访人要求，文中杜美玲、李筱和翟东均为化名）

一袭白色连衣裙，讲话坚定而有力。9月12日，天津大学2024年新生开学典礼举行，天津大学医学部药物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刘秀云教授作为师友导师代表发言。刘秀云发表讲话这位年轻的女科学家跟一万余名天津大学新生分享了她的感悟：第一句，祖国是我们最强大的背景第二句，热爱是我们最高级的力量第三句，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资源图为天津大学2024年新生开学典礼现场1988年出生的青年生物学女科学家刘秀云，在今年5月份就任天大药学院院长时曾受到社会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刘秀云，在今年5月份就任天大药学院院长刘秀云先后在天津大学、剑桥大学、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求学和科研，2021年回到母校，任职英才教授，博士生导师。2023年，刘秀云被《麻省理工科技评论》评为亚太区“35岁以下科技创新35人”，以表彰其在神经重症医学与生物医学工程交叉领域所做的创新性研究工作。图为工作中的刘秀云刘秀云教授说：“成长之路，道阻且长，追求梦想的过程中更是充满了各种挑战和困难。有时，我们会遭遇失败和挫折，会感到迷茫和无助，但正是热爱，会让我们在逆境中拥有坚持下去的勇气。这份热爱，是对你求学城市的熟悉，是对亲爱母校的感恩，是对专业知识的渴求，是对探索未知的执着。敬畏科学、热爱科学，当你真正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的时候，你的审美、你的格局、你愿意为之付出的努力、你做事的态度都将随之而改变。深沉而执着的热爱，也将塑造大家敢为人先的勇气”“在大学里，大家要培养很多的能力：创新的能力、钻研的能力、实践的能力、团队协作的能力，还有最重要的时间管理能力——时间，是世界最公平的赠予，也是最宝贵的财富。我们每天拥有平等的24个小时，如何利用时间，将决定我们与他人的不同。要制定计划、把握当下，宁静致远，行稳致远；要定期回顾，明确目标，经住诱惑，耐住寂寞。万物更迭，星辰变幻，唯有时间悄无声息地穿梭于过去与未来之间，它给予我们青春，也带来垂暮，没有人能阻止时间的流逝。愿大家都能拥有驾驭时间的智慧与勇气。”据报道，在天津大学，刘秀云将大量精力放在科研领域。她开发的脑脊液循环动力学联合组学及脑电技术，可对脑积水患者进行精准快速诊断，将诊断时间从传统的3天缩短到几十分钟。专注科研工作的同时，刘秀云也努力践行教书育人的职责。回国后，她引入了多门在国外学习时认为特别重要的全英文课程，并承担或参与了10门课程的建设工作：“我终于实现了当初的诺言，将国外的先进知识带到了国内，带到学生面前。”“穷学理、振科工、重实验、薄雕虫”，刘秀云在致辞中，祝愿同学们珍惜时光，不负韶华，拥有一段美好而灿烂的大学记忆！来源：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天津大学等延伸阅读女教授问政节目中怒批当地官员：怎么这么大官威啊近日，在湖北黄石市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问政节目中，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鹤批评当地官员耍官威，引发关注。陈鹤教授批评当地官员耍官威 视频截图陈鹤动怒的缘由是：8月28日，大冶电视问政第十五期节目中，居民就冻雨压断水泥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多次通过12345市长热线反映，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当地镇政府经办此事的12345专员胡某还回应称，“那个线挂着，是不影响他日常生活的”。对另一居民反映的门口渣土车抛撒问题，这名专员则抱怨，“你只考虑自己，货车司机怎么挣钱。”正是这样的回应态度，让陈鹤教授在点评环节发飙，直斥这名工作人员耍官威。因为陈教授的点评很直接、很不留情面，相关问政画面近日在网上流传散播开来。有媒体采访陈鹤教授，其表示，直播节目没有彩排，在节目中评论是自己一贯的风格。陈鹤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研究公共经济与财政学，行政法治，环境经济与环境政策。华中科技大学官网信息显示，陈鹤还兼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委党内法规专家组成员、湖北省行政机关能力建设指导专家等。尖锐直接，这的确是陈鹤教授一直以来的“问政Style”。在此前的电视问政中，她还曾喊话行政部门的“各路大神”，“干事儿要敢于动真碰硬，承担责任”；怒斥基层干部是“胆大妄为的法官”“怎么当上干部的”。这样直率而犀利的点评风格，也让陈鹤教授在网络上收获了一片赞誉。陈鹤的率直敢言，让电视问政节目有了“辣味”，这是节目引发关注的根本原因。这些年，为方便舆论监督，不少地方都开通了电视问政栏目。相关部门负责人走向前台，接受主持人与嘉宾问询。很多栏目的确起到了积极效果，不仅帮群众解决了急难愁盼问题，也提升了地方政府与官员形象。而陈鹤及这档电视问政栏目，也因敢于直面问题，不搞弯弯绕绕，在赢得观众尊重的同时，也为电视问政树立了一个榜样。

“寻找2000年丢失的龙凤胎儿女”，这是一则曾引发关注的寻人启事。孩子父亲在甘肃省嘉峪关市一宿舍区宿舍楼下带着龙凤胎玩耍，之后两个孩子失踪了。图为被拐的龙凤胎9月7日，一份甘肃省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刑事裁定书公开。裁定书显示，龙凤胎失踪11年后，父亲去世，母亲继续寻找孩子，并在2015年报警。龙凤胎分别被多次拐卖至河北两个不同家庭。直到2021年，女儿选择了与母亲相见；此后 ，儿子则表示“不想跟亲生父母走了”。裁定书显示，一位参与拐卖的人贩子李某在24年后，因拐卖儿童罪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裁定书显示，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被害人李女士的儿子小浩、女儿小玲（2周岁，化名）被他人从嘉峪关市带至李某与妻子王某在张掖市甘州区经营的汽配店，李某伙同妻子将小浩贩卖给王某乙，并通过王某乙的介绍，又将小玲贩卖给河北省邢台市的张某夫妇，从中非法获利16000元。后小浩又被王某乙贩卖给邢台市的常某某抚养；小婷则被张某夫妇贩卖给同乡的赵某抚养。图为法院的裁定书截图将龙凤胎带到李某店里的人是谁？在李女士的讲述中，提到了这样的细节：“我的两个孩子于2000年丢失，一个张掖老太太说，孩子是被两个老乡和一个四川口音的人领走了，那个四川口音的人经常到宿舍区打麻将，和我老公认识，姓杨，缺一个胳膊。孩子丢了以后，我再没有见过这个人。”李女士称，她曾多次询问丈夫，孩子去哪里了，被丈夫告知送回了老家。再三追问下，他们前往张掖市找孩子未果。“一直到2011年，孩子父亲去世，他也没有如实告诉我孩子的去向。”而在此前李女士在网上发布的寻人启事中，她提到，孩子失踪后，家人当时怀疑有一个四川口音的人拐走了孩子，可当家人找到对方家时，对方已经去世，线索也断了。2011年1月11日，被拐卖龙凤胎的父亲在医院住院期间因病抢救无效死亡。4年后，2015年6月24日，李女士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于同年6月26日立案侦查。李女士的女儿小婷的陈述内容显示，她从记事起就生活在邢台市广宗县某乡。“9岁时，养父母说我是他们捡来的，具体情况没有告诉我，养父母一直对我很好。2021年，我与亲生母亲相见。”李女士的儿子小浩称，“10岁时，常某某说我是她抱养的。养父母对我非常好，我不想跟亲生父母走了。”2023年3月23日，李某因涉嫌拐卖儿童罪，于被公安机关从酒泉监狱解回再审。此前，2015年11月2日，李某因犯诈骗罪被张掖市甘州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15万元。一审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的行为已构成拐卖儿童罪，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李某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十五万元，在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还有漏罪没有判决，依法应当数罪并罚。一审判决被告人李某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十六万元。李某非法获利16000元，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李某上诉后，嘉峪关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根据证人证言，被害人李女士的儿女系被“老杨”带至李某和王某经营的店中。“老杨”让王某、李某帮忙将两个孩子贩卖，李某遂让王某打听要孩子的人，并让王某向对方要钱，李某与王某达成了贩卖涉案儿童的合意。之后，王某联系王某乙，以16000元的价格将两个孩子贩卖，李某对王某将两个孩子交给他人并收取一万余元均明知，其并未有效阻止王某实施贩卖儿童的犯罪行为，防止犯罪结果发生，因此李某的行为构成拐卖儿童罪。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来源：潇湘晨报）延伸阅读人贩子拐卖14名儿童获死刑 表妹充满恨意：他该死近日，四川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浩文等人拐卖儿童案一审宣判，主犯王浩文前罪和漏罪共计拐卖儿童14人，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在寻亲“圈子”，王浩文是“该死的人贩子”。在乡邻们眼中，王浩文是个“聪明人”，甚至还有些“书生气”。王浩文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6月21日，封面新闻记者深入他的老家进行了调查。王浩文被判处死刑 央视报道视频截图乡邻印象：王浩文是个“聪明人”但在老家的名声一直不好穿得比较体面，经常挎一个包，看起来有些“书生气”；很少回家，每次回来只住几天就走了。在四川渠县涌兴镇，这是乡邻们对王浩文的印象。邻居们都记得，王浩文是2000年在场镇上买的房子，住在一栋叫“向阳楼”的居民房中。房子装修好以后，王浩文于2001年搬进新房。6月21日，封面新闻记者找到了王浩文的房子，但房门紧锁，多次敲门也无人应答。邻居称，多年前，王浩文的家属就把房子租出去了。但是，最近几年，基本上没有见到有人住这个房子。王浩文在四川渠县涌兴镇居住的“向阳楼” 曾业 摄除了日常见面打招呼，邻居们基本和王浩文没有往来——大家都知道，他是个“人贩子”。“他是个聪明人。”一名销售建材的邻居告诉记者，王浩文在涌兴高中读过书，20世纪70年代毕业，“那个时候，能考上高中，是非常聪明的。”这位邻居称，王浩文在2013年曾在甘肃包过工程，做商品房的粉刷，在涌兴镇找人过去干活，没人愿意去。因为，王浩文在老家的名声一直不好。“听老一辈的人讲，王浩文80年代拐卖过妇女，但是，拐卖细娃（儿童）的事，直到他前些年在外省被抓了以后，我们才晓得。”邻居称，20世纪80年代、90年代，王浩文经常往省外跑，回家后爱打麻将，一元、两元都打。“当年，有钱的人才打得起那样的麻将。”王浩文在省外具体做什么，没人知道，乡邻们问起，他只说“在做生意”——在此之前，王浩文曾有过两次偷盗经历，这是他选择外出“挣钱”的重要原因。“高中毕业之前，王浩文偷过学校的猪。”涌兴镇上“向阳楼”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当年，王浩文偷了一些小猪仔到周边乡镇售卖，被人揭发过。学校本来可以直接将王浩文开除，但由于他成绩好，最终只给了个处分让他毕业了。“向阳楼”三个字下方便是王浩文的家 曾业 摄高中毕业后，王浩文一直没找到正式工作。几年后，王浩文又被传出“偷过牛”。“事情发生在当时的金竹公社大溪大队，王浩文的老家在隔壁的沙湾大队，现在都变成了村，归报恩乡管。因为偷牛，王浩文被判过刑。”邻居的说法，有案件材料佐证。据央视《今日说法》栏目报道，1987年2月17日，王浩文因犯诈骗罪、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亲戚讲述：王浩文喜欢逗小孩曾断言“娃娃丢了就找不回了”“白天是人，晚上是鬼。”提及王浩文，表妹阿珍（化名）就充满恨意。虽然是亲戚，但阿珍从来没去王浩文家走动过，即便是外出在涌兴镇上落脚，也只住旅馆。为何如此恨王浩文？阿珍道出了缘由。1990年12月31日上午，阿珍年仅2岁2个月大的小儿子，跟在哥哥身后一起去幼儿园的途中，被人拐走。从兄弟俩出门到事发，时间不到10分钟。孩子丢失的街道，在渠县三汇镇，名为大井街。而王浩文在渠县涌兴镇买的房子，所处的街道也叫大井街。30多年来，阿珍始终认为，小儿子的失踪跟王浩文脱不了干系。为此，阿珍无数次与王浩文对质。“从他40多岁问到50多岁，他始终不承认有那回事。”“后来，王浩文的堂弟就告诉我，王浩文被抓了，说是在拐卖现场被警察带走的。这让我更加相信，我小儿子失踪跟王浩文有关系。”回顾34年的艰难寻亲之旅，阿珍印在脑海中的细节，始终挥之不去。“我小儿子丢失前，我表妹正好在一个口腔诊疗门市上班，她连续好几天看到过王浩文。都是亲戚，肯定不会认错。”阿珍分析称，王浩文当时出现的地方，就在她大儿子就读的幼儿园旁边的拐角处。由于没有往来，王浩文不认识阿珍的孩子，作案嫌疑增大。阿珍曾经在涌兴镇打听王浩文的情况。不少邻居都说，王浩文特别喜欢逗5岁以下的小孩，身上随时都揣着糖果和玩具。“大概10年前，我最后一次找王浩文对质，请求他帮忙寻找失踪的小儿子，他说‘娃娃丢了就找不回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找过他了。”阿珍告诉记者，为了获得小儿子失踪的相关信息，34年来，他和家人能用的办法都用尽了。如今，他们仍在艰难寻找，一直没有音讯。王浩文也许本来可以帮忙，但他没有——得知王浩文被判死刑的消息后，阿珍说：“他该死，但不该到死都不说那些娃娃到底去哪儿了。”记者调查：王浩文未给母亲送终判决书中的“从犯”是其妻子最近几天，王浩文的老家渠县，都在关注这个“人贩子”的最终结局。尤其是在涌兴镇和报恩乡，曾见过王浩文的乡邻，都对其唏嘘不已。封面新闻记者通过走访调查得知，王浩文搬家到涌兴镇场镇居住前，一直在报恩乡沙湾村的老家居住。如今，老房子早已垮塌，过往，被埋在蓬蒿之下。“原先，他们家有9口人，生活还是比较困难的。”曾与王浩文同村居住的村民介绍，王浩文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加上父母和奶奶，原本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多年之后，兄弟姊妹大多都已离开渠县老家，有的远在湖北武汉，各有各的事业，各过各的生活。居民楼电表上留着王浩文的名字 曾业 摄“王浩文的父亲走得早，50多岁就不在了。大约是2000年，王浩文的奶奶去世，活了96岁。”村民告诉记者，今年3月，王浩文的母亲因食道癌不治离世，享年88岁。那时，王浩文被锁在铁窗内，未能回家给母亲送终，丧事由王浩文的三弟办理。据村民讲述，母亲过世，王浩文的妻子胡某雄该回老家的，但大家没有看到她。“王浩文拐卖儿童，胡某雄也参与了，可能不好意思回来。另一个原因是，她当时在湖北武汉，据说是患了宫颈癌和糖尿病，回来不了。”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在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川13刑初5号刑事判决书中，王浩文和胡某雄的户籍地和住址地一致；被告人胡某雄曾用名胡治，被认定为“从犯”。2015年12月10日，胡某雄因犯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2019年9月25日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刑事拘留，2023年4月23日被逮捕。经法院审理，被告人胡某雄被判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六千元。曾三次入狱：从3人到14人检察院两次追加遗漏罪行封面新闻记者梳理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的王浩文11宗拐卖儿童事实发现，王浩文在湘鄂川多地作案，检察院两次追加他的遗漏罪行。案件材料显示，王浩文多以糖果等食物引诱儿童，还和情人王某琼、妻子胡某雄一起作案，拐卖一个儿童一般可获利数万元。法院判决书显示，四川省南充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王浩文、王某琼、胡某雄犯拐卖儿童罪，于2021年6月10日向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21年11月1日，南充市人民检察院又追加起诉决定书指控被告人王浩文的遗漏罪行。2023年4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王浩文犯拐卖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23年10月，四川高院以原判决认定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发回重审。2024年4月，检察院再次追加王浩文的遗漏罪行。2024年5月，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判处王浩文死刑。而在这之前，他已经有三次入狱经历。1987年2月17日，王浩文因犯诈骗罪、盗窃罪被四川省渠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2006年11月17日，因犯拐骗儿童罪被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5年12月10日，王浩文、王某琼、胡某雄因犯拐卖儿童罪被四川省蓬溪县人民法院判处刑罚，其中王浩文因拐卖儿童3人被判十五年。结合南充市人民检察院提起的公诉，在案证据显示，王浩文从2001年10月开始从事拐骗、贩卖儿童犯罪活动。2006年获刑，2008年7月刑满释放后，王浩文又在2009年2月至2010年5月期间连续拐卖儿童6名。至2014年6月，在多地流窜作案十四起，共计拐卖儿童14人。造成部分被害人父母轻生、离婚和巨额经济损失，在多地造成社会恐慌，引发社会不安，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一审时，面对死刑宣判，王浩文当庭表示要上诉。王浩文的结局，还要等法律最后裁定。但案件中的14名儿童和背后的家庭，命运已被改写。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文/观察者网 陈思佳】据俄罗斯塔斯社9月14日报道，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当天表示，俄罗斯了解核武器的危险性和核战争的不可逆转性，因此俄方展现出了耐心，没有使用核武器来应对敌人的攻击。但他警告说，这种耐心可能会耗尽。 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被战争冲昏头脑的西方领导人和他们的政治机构，会如何看待俄罗斯对‘可能深入俄罗斯领土’的导弹袭击的反应？他们可能这样想：俄罗斯人说了很多关于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回应，但什么也没做。这些只是‘口头威胁’，俄罗斯人不会越界，他们只是在恐吓。” 他承认，没有人真的希望看到核战争，“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将导致非常严重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作出使用核武器（包括非战略武器甚至是战略武器）的决定。” 梅德韦杰夫警告称，俄罗斯使用核武器的先决条件是存在的，包括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库尔斯克州，但俄罗斯展现出了耐心，“毕竟很明显，核反击是一个极其困难的决定，其后果是不可逆转的。然而任何耐心都有可能耗尽。” 他补充说，一些温和的西方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很可能不会使用核武器，但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他还指出，俄方可能会使用一些“新的非核武器”。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 澎湃影像 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3月曾对俄媒表示，俄罗斯没有在乌克兰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俄方在决定使用核武器时有自己的原则。他强调：“如果我们的主权和独立受到威胁，我们随时准备使用任何武器，包括核武器。这一切都写在我们的战略中，我们没有改变它。” 自5月起，俄罗斯进行了一系列非战略核武器演习，以回应某些西方官员对俄罗斯的挑衅言论和威胁。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6月11日表示，非战略核武器演习是俄罗斯对北约积极参与俄乌冲突、允许乌克兰对俄罗斯民用目标发动导弹袭击以及北约增强在俄罗斯边境军事部署的正常反应，“通过举行演习，俄罗斯对北约在我国边境附近的军事集结作出了回应。” 近期，乌克兰官员频频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喊话，要求西方授权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纵深目标，这一要求已得到部分北约官员的支持。 当地时间9月14日，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罗布·鲍尔在一次会议上称，“每一个受到攻击的国家有权自卫，而这种权利并不局限于你自己国家的边界。”他表示，在军事层面上，乌克兰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是有充分理由的，“这可以削弱敌人，削弱其通向前线的补给线、燃料和弹药。” 但他也强调，北约各国拥有限制乌克兰如何使用援乌武器的权利。 美国总统拜登和英国首相斯塔默已于13日在华盛顿举行会晤，熟悉相关情况的美国官员向美联社透露，斯塔默可能是在寻求拜登的批准，允许乌克兰使用英国“风暴阴影”导弹扩大对俄罗斯的打击。报道称，两国领导人尚未就这一问题做出决定。 对于乌克兰寻求使用西方武器攻击俄罗斯腹地，普京此前警告说，取消这一限制将大大改变俄乌冲突的本质，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直接卷入与俄罗斯的冲突，俄方将作出“适当回应”。 “这不是允许乌克兰政权使用这些武器打击俄罗斯的问题，而是决定北约国家是否直接参与军事冲突的问题。”普京说，“如果做出这一决定，将意味着北约国家——美国和欧洲国家——直接参与乌克兰冲突。这将是他们的直接参与，当然，这将大大改变冲突的本质。”延伸阅读打不过俄罗斯 1.4万乌军突然掉转枪口欲拿俄盟友开刀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乌克兰心生一计，调集1.4万大军陈兵边境上，打算先拿俄罗斯的盟友国开刀。近日，白俄罗斯政府高层公开表示，约1.4万名乌克兰士兵集结在白乌边境，在这个敏感时刻显然是“没安好心”。此前白俄就曾拉响警报，约三分之一的白俄军队被派往白乌边境，应对乌克兰的“敌对政策”，而乌方则要求白俄赶快撤兵，停止这种“不友好”的举动。乌克兰士兵集结结合公开信息来看，乌克兰的表现就像是打不过俄军，于是选择“先挑软柿子捏”，找上白俄这个俄罗斯的忠实盟友来较量一下。但问题也随之而来，其一是乌克兰究竟有多少士兵，竟然在和俄罗斯双线作战的前提下，还能陈兵边境对白俄“秀肌肉”？有不少人猜测，这些士兵很可能大都是二线部队，或是没怎么受过训练就被拉上战场的平民，还有人表示北约在其中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很可能派遣了大量“雇佣兵”给乌克兰壮大声势。第二个问题则是在乌东战场战事不利，库尔斯克战场僵持不下的背景下，乌克兰还敢主动挑衅，万一真的激怒了白俄，乌军做好了三线作战的准备了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结合几个方面的信息一块来谈：首先，白俄从始至终都不想被卷入这场冲突当中的态度十分明显，因此哪怕乌军主动挑衅，白俄的应对策略也更多倾向于自我防卫，而非主动还击，从这一点来看，乌方要承担的风险不算太高。白俄边境战争风险猛增其次，乌克兰的军事行动从来就不单纯，其背后往往有北约国家或直接或间接的授意，因此从表面上看是乌克兰单枪匹马同时挑战俄罗斯和白俄，实际上说不定很多北约国家已经在摩拳擦掌准备下场了。这并非空穴来风，几乎就在乌军压到边境的同时，白俄罗斯陆续观测到波兰以及一众波罗的海国家的军队蠢蠢欲动。其中波兰作为“反俄”急先锋的行为最为激烈，多达8000人的部队被部署到了白俄边境，各类火炮系统、战斗机和直升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不能排除乌克兰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通过将白俄罗斯卷入这场冲突为由，获取北约更广泛的支持，引入波兰、芬兰等国的军队挽救乌克兰濒临崩溃的防线。如果这种猜想成为现实，将意味着俄乌冲突不可避免地开始外溢，白俄被卷入很可能只是一个开始，随着俄罗斯和北约国家的继续加码，这场冲突的规模将难以想象。俄白或进一步加深联系在这一连串的变动中，最无可奈何的当属白俄政府，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白俄也在早做准备，向俄罗斯求援。据白俄高级官员透露，将于2025年通过新版俄白联盟国家安全构想及安全保证条约。该条约规定了俄罗斯和白俄两国共同对抗美国、北约和欧盟不友好国家政策，显然是在提前做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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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首相桑切斯9月11日在被媒体问及欧盟对华关税问题时，表示欧洲方面“需要重新考虑这一决定”。这一“罕见”表态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西班牙在对华关税问题上的“重大转变”，“令欧洲各国和欧盟总部的一些官员感到意外”。但我们要说，桑切斯通过访华深入了解了中国企业发展情况，了解了中国发展理念之后，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点都不意外。图为在记者会上发言的桑切斯（视频截图）桑切斯是在参观江苏昆山西班牙工业园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做出上述表态的，是基于对中国实地考察后得出的结论，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看得出来，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令他印象深刻，他在谈到自己短暂的试驾经历时表示感到“确实非常先进”，认为欧洲一些著名车企应该向中国企业学习技术，“我们不需要另一场贸易战”。他还多次提及对华合作，强调“不仅限于西班牙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还延伸到欧盟”。而与中国在汽车领域有着大量合作交往的德国，则在桑切斯做出这一表态后迅速表示支持，称“这是我们共同的行动方向”。这说明了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那就是发展的契机往往是在大量的交往、而非隔断中产生。如果欧洲的政治精英都能试一试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不带偏见地听一听中国企业的先进经验介绍，看一看中国乐于开放合作、促进彼此共同进步的决心，那么他们将大概率不再会对桑切斯的转变“感到意外”。桑切斯的观点代表了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的欧洲国家的普遍心声。这种实事求是的理性声音，理应更多地被世界所聆听。就在桑切斯访华期间，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主持的欧盟经济竞争力报告于9月9日在布鲁塞尔发布。这份名为“欧洲竞争力的未来”的报告与其说是“聚焦于中国带来的挑战”，不如说它反映了欧洲对科技竞争力落后于中美的深深焦虑。德拉吉报告提议大刀阔斧地改革，以重振欧洲经济，我们认为，改掉在保护主义中发展技术的错误想法，应当是其改革的底层逻辑之一。现在中欧都有能源转型的需要，同时全球产业格局正在经历新一轮的洗牌，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有中国的优势，欧洲有欧洲的优势，双方本应携手走出一条互惠互利、合作共赢的新路。中国对此一直抱有诚意和期望。9月10日，中国商务部再次表达希望与欧方磋商解决贸易纠纷的意愿。尽管中欧达成一致具有一定挑战，但中方相信，只要欧方展现诚意、相向而行，就可以通过磋商解决彼此关切。与桑切斯访华几乎是前后脚，挪威首相也刚刚结束对华访问，他再次表明挪威不会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而在这之前，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和爱尔兰代表团近期都到访中国，有分析认为，近期欧盟成员国政要频繁访华，清晰说明他们并不希望同中国展开贸易战。图为挪威首相资料图，他此前也再次表明挪威不会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加征关税这样的态度在欧盟内部并非少数派。实际上，欧委会已经修改了部分关税或降低了最终拟议关税，表明这一政策在欧洲内部遭遇了强大的抵抗。最近，美国对华征收301关税在征求意见过程中因遭遇大量行业内反对而不得不一再推迟决定，这与欧盟对华加征关税一事虽有不同，但大的逻辑是相通的，那就是保护主义的做法不仅在外部难以得到认同，在内部同样会遭遇强大阻力而最终难以持续。我们希望欧洲方面能客观理性地看待中国在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发展，着眼于解决问题而非掩盖问题，与中方相向而行，探讨问题的合理解决办法。中国始终未曾改变通过对话和协商解决贸易争端的立场，西班牙和德国的理性呼声，理应成为欧盟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延伸阅读外媒：桑切斯180度转向，向布鲁塞尔施压自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呼吁欧盟“重新考虑”对华电动汽车征收额外关税计划后，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加入反对行列。“桑切斯180度转向，向布鲁塞尔施压。”西班牙《机密报》12日报道称，在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加收关税的投票中，作为占欧盟总人口10.67%的国家，西班牙的立场很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占欧盟人口18.7%的德国也一直反对向中国产电动汽车加收关税。除西班牙和德国外，匈牙利、瑞典等国此前也对欧盟立场持反对或怀疑态度。1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这表明欧盟内部在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上的分歧较为明显，然而目前找到中方和欧盟都能接受的结果仍存在难度。据报道，欧盟委员会8月20日披露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的终裁草案，如欧盟成员国投票通过，将在11月初正式生效，并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为期5年最高36.3%的关税。27个欧盟成员国必须就最终关税进行投票，除非占欧盟人口65%的15个欧盟成员国投反对票，否则欧盟委员会的提议将得到实施。据业内人士透露，在7月的意向调查中，包括西班牙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支持临时关税，4个成员国反对，包括德国在内的11个成员国弃权。不过，据西班牙《世界报》11日报道，11日正式结束为期4天访华行程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明确表示，欧盟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必须“重新考虑”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立场。“我们不需要贸易战，我们需要在欧盟和中国之间建立桥梁。”桑切斯表示，“我们主张寻求解决方案，在中国和欧盟之间找到一个中间立场。”桑切斯称赞中国电动汽车“坦率地说是先进的”，值得“荣誉奖学金（西班牙学校设立的特别奖学金，可用于下一年学费减免——编者注）”，并认为“欧洲（汽车）品牌需要向中国品牌的技术和进步学习”。他还说，他此行访问中国的目的之一便是“吸引中国对西班牙（的电动汽车）投资，使后者能够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桑切斯的表态让德国联邦政府嗅到新的机会。”德国《商报》11日报道称，德国联邦政府当天表示，对欧委会计划对华电动汽车加税持保留意见的欧盟成员国正在增加。彭博社11日称，德国总理朔尔茨当天通过其发言人斯特芬·黑贝施特赖特对西班牙的举动表示欢迎，称“这是我们共同的前进方向”。彭博社称，去年欧盟的关税计划宣布后，朔尔茨就曾对将中国电动汽车排斥在欧盟市场外表示反对。报道提到，瑞典也对欧盟立场持怀疑态度。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曾警告不要在对华贸易方面采取强硬立场。另据匈牙利媒体报道，匈牙利方面也曾多次反对向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对于桑切斯呼吁欧盟全体成员国和欧委会“重新考虑立场”的表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2日回应称，桑切斯首相所谈体现了理性客观的思考，中方表示赞赏。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符合中欧共同利益，双方携手合作、共迎挑战，将惠及双方企业和消费者，助力中欧乃至全球绿色转型。中方始终秉持最大诚意，积极寻求符合世贸规则、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12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西班牙、德国等国家表态明确反对，说明欧盟内部在是否应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问题上分歧比较明显，但欧盟的决定最终取决于多数成员国采取的同一立场，目前的局势对妥善解决问题、找到中欧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仍存在难度。欧盟内部在是否应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问题上分歧比较明显，图为欧盟旗帜资料图另据中国商务部12日的消息，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近日将访问欧洲，本月19日将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举行会谈，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磋商。对于上述会谈磋商，屠新泉认为中欧双方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妥善解决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即便是11月初欧盟终裁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之后，双方仍然可以秉持合作宗旨，面对贸易分歧。他表示，一是根据欧盟规定，每年的复审审议仍有调整空间，二是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等方面能够开拓更多合作机会。

9月11日，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奥本尤里正式和党首玉木雄一郎一起出现在一档公开访谈节目中，两人就日本的未来和社会改革等话题发表了看法。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奥本尤里发布了一张本次访谈的宣传海报，海报上奥本尤里和玉木雄一郎的照片放在一起。让人不禁想起，十天前刚刚从公寓坠楼自杀的国民民主党“当家花旦”高桥茉莉，当初与玉木雄一郎并肩的模样。▲玉木雄一郎与奥本尤里9月11日的节目访谈海报据环球时报报道，国民民主党是一个日本在野党，根据日本众议院、参议院网站，该党在众议院占据7个议席，在参议院占据15个议席。奥本尤里，新的“高桥茉莉”？日本国民民主党官方网站对候选人介绍的页面显示，奥本尤里被认定为“新人”。她出生于1977年3月8日，今年47岁，现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红星新闻在她此前竞选拉票活动的发言中注意到，她说自己是一名单亲妈妈，有一名23岁的儿子。比起从美女主播被火速推到国民民主党“花魁”位置的高桥，奥本尤里的政坛之路，似乎并没有经历如此大的“跨界”。奥本尤里的社交平台显示，2019年初，她就已经担任日本东京大田区政府改革委员会成员。彼时的她以一名单亲妈妈的身份，独自站在东京街头的寒风中为自己拉票。她不时会发自己在家做瑜伽运动的短视频，晒出自己吃的饭团、猪排饭和意大利面，甚至还会发自己做的美甲照片，非常活跃，且画风亲民。▲2019年，奥本尤里在日本街头拉选票直到2023年5月，她公开宣布，自己在东京议会选举中输了，“希望有一天能再次站在起跑线，希望我有机会再试一次，衷心感谢。”此后，她的个人社交平台几乎完全停更。今年2月16日，奥本尤里突然更新社交平台，发出一张与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的合影，并配文：“我很高兴地宣布，我被任命为国民民主党众议院东京第3区支部部长……我决定接受挑战。”▲奥本尤里发的与玉木雄一郎合影值得注意的是，同月，曾经被认为是玉木雄一郎力捧的高桥茉莉陷入了“陪酒女”及“低保”风波，并最终被日本国民民主党以“可能存在违法行为”而取消了候选人资格。有分析认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奥本尤里出现了，她是否是国民民主党推出的“新的”高桥茉莉？高桥茉莉：从巅峰跌落的日本政坛“棋子”据环球时报报道，9月4日晚上9点半左右，日本国民民主党候选议员高桥茉莉被人发现倒在公寓一楼的空地上，送医后不治。警方初步判定：死因为跳楼自杀。年仅27岁的高桥茉莉，大半年前还曾站在人生的巅峰位置——事业上，已成为日本强势在野党国民民主党的“当家花旦”，距离踏入日本国会仅仅几步之遥；感情上，与日本超人气偶像男团Travis Japan成员川岛如惠留已稳定交往6年。年轻美丽、逆境翻盘、名牌大学学霸……这些光环足以为日本国民民主党带来最想要的东西——选民的关注。据报道，高桥短暂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高桥原本出生于东京新宿区一个富裕家庭，在她小学五年级时，家族的企业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倒闭。为了还债，父亲变卖了家产，一家人挤进18平方米的小屋子，仅靠低保过日子。逆境中的高桥努力考上了日本名牌私立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大学毕业后，高桥如愿成为一名主持人。为了提升自己的知名度，2018年，她参加了日本全国选美大赛，获得了“东日本地区代表”的荣耀。2021年，她加入世界著名的商业咨询公司埃森哲，成为埃森哲日本公司的一名白领。很快，高桥来到她人生的“制高点”——2024年2月，出任国民民主党东京第15区支部长，并被推为众议院东京15选区补选的该党公认候选人，与党首玉木雄一郎共同出现在各种政治场合。4月，东京第15选区要补选一名众议院议员。外界普遍认为，高桥作为民主党的“明日之星”，顺利当选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高桥茉莉和玉木雄一郎合影然而，就在高桥即将迎来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却发生了一件让她跌落谷底的事件。2月25日，玉木雄一郎公开发文称，“关于我们党的东京15区公选候选人的预定人选，出现了可能违反法令的事实。”他宣布决定撤回高桥作为国民民主党候选人参加众议院议员竞选的资格。有分析称，高桥一家被曝出接受日本政府低保救济，而高桥在此过程中一直在兼职做陪酒女，其2万元的时薪显然不符合日本低保救济的条件。原本凭借之前的励志故事，获得了不少支持的高桥，在“低保事件”曝出后，彻底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在宣布被撤回竞选资格当天，高桥在个人社交平台上写下一段话：“就因为我曾经在贵宾俱乐部里打过工而取消我的参选资格，我只能吞下眼泪放弃参选。同时，我宣布离党。”但此时，已经没人关心她到底说了些什么。专家：无论高桥还是奥本，都不太可能获胜日本问题专家徐静波告诉红星新闻，比起高桥，他认为奥本尤里更有潜力。徐静波称，奥本尤里是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法语专业毕业，还曾在法国留学，大学毕业后曾在日本大型广告公司工作。之后，她离开广告公司，自己做过很多职业，包括开发健康食品、开网店、开发园艺区、做房地产管理等。她主张呼吁日本社会男女平等，关注女性权益等领域，在政治方面有着更多的经验。徐静波表示，虽然奥本比起高桥，在政治领域有更多的基础，但是从她个人的政治发展轨迹来看，她在国民民主党内部被迅速推到党首玉木雄一郎身边，确实是一个很迅速的提升。对于有分析把奥本比作是“新的”高桥这一说法，徐静波认为，“就目前来讲，高桥和奥本所代表的选区是不同的，但可能因为都在东京，所以难免会让人产生一种‘取代’的错觉，但是如果东京要产生一个国民民主党议员的话，奥本还是很有潜力的。”徐静波提到，高桥的死，其实并没有在日本社会引起太大的关注，“因为国民民主党在日本的影响力有限，目前在日本各大政党的排名当中，国民民主党排在第六位，势力较弱，加之高桥的名气也没有很大，所以总体来说，对日本政局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但对国民民主党的信誉度可能产生一定影响。”同时，徐静波认为，即使没有发生高桥自杀等一系列事件，由于“东京是日本最大也是竞争最激烈的选区，国民民主党在全国的势力有限，在东京的力量更有限。（国民民主党推出人员）参选的话，都不太可能获胜。”红星新闻记者 沈杏怡 综合环球时报编辑 张莉 责编 官莉

“您小区申请使用的专项维修资金，现已完成使用备案。”今年4月底，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突如其来的一条短信让家住成都市高新区上锦颐园一期的杨先生和其他业主困惑不已。杨先生说，小区没有设立业委会。未经业主表决，也未见过公示，外墙维修的专项资金何以悄然完成备案？加上小区内两栋外墙没有损坏的楼栋也被列入维修资金使用之列，出于对备案流程合规性和维修资金会否滥用的担忧，杨先生和其他业主想查看原始签字文件和相关备案资料。他们先后向物业、街道和社区询问，都被告知材料已经提交给住建局，要去住建局查看。7月1日，作为业主代表的杨先生来到了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提出希望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获知上述信息。21天后，他收到了一张《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收费通知》：“可公开给你的信息共有1500页，采取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信息处理费收取的依据来自2019年修订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规定，行政机关依申请提供政府信息，不收取费用。但申请人申请公开政府信息的数量、频次明显超过合理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收取信息处理费。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杨伟东曾参与《条例》前期的起草以及修订工作。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信息处理费的设立主要是为了规制滥用申请权的行为。然而在实践中，这一规定却出现异化，高额甚至天价的费用成为正常申请的“拦路虎”，部分申请人知情权和监督权的保障也因此受到影响。杨先生查看信息需缴纳54700元的信息处理费 图/图虫创意应主动公开，却要收费杨先生不能理解，即使自己申请的信息全部打印出来，按照市价五毛钱一张，也最多花费几百元，“但现在算下来一张单价高达36元，合理吗”？2021年国务院办公厅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信息处理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明确了信息处理费收取可以按件或按量计算，均采用超额累进方式。如果“按件计收”，同一申请人每个月申请10件及以下的，不收费；第11至第30件，每件收费100元；超过30件的部分，每增加10件，每件费用增加100元。若“按量计收”，提供的材料在30页及以下时，不收费。第31到第100页，每页收费10元；第101到第200页，每页收费20元；超过200页的部分，每页收费40元。正如专家所说，信息处理费并非纸张成本。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收费有特定导向，即通过提高经济门槛，来规制申请权的滥用。权衡之下，杨先生放弃了缴费。根据《条例》，这也意味着，行政机关将不再处理杨先生的申请。像杨先生这样因申请信息公开而被要求支付高额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并非孤例。去年，福建莆田的陈女士因申请征迁赔偿信息，也被告知需缴纳十二万多元的信息处理费才能获取。陈女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所在的村庄于2016年获批修路项目，施工范围涉及她家的四处房屋。听闻村里拆迁户的补偿方案各不相同且存在“暗中操作”，陈女士怀疑自家补偿款低于其他村民，遂向相关部门询问，但对方始终不愿意回应这件事。为了解补偿的真实情况，陈女士在去年5月向莆田市涵江区政府申请公开三项信息，包括补偿安置标准、各个被征收人丈量评估情况以及各个被征收人补偿情况（补偿安置方式、安置房面积、货币补偿金额、安置时间等）。陈女士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才能查看信息 示意图一个月后，陈女士收到涵江区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告知书》。告知书显示，补偿安置标准将附后提供，余下两项信息共3182页，采用按量计收的方式，需缴纳信息处理费121980元。震惊但不甘心的陈女士考虑再三后，决定支付。不料，告知书却没有提供银行收款账号，她进一步询问后得知，“收款账号也要走信息公开程序”。连环障碍让她很无助，最终放弃缴费，至今也没有见到申请的另两项信息。事实上，关于土地拆迁补偿的信息，在《条例》修订前后都属于被明确要求主动公开的范围。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彭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8年生效的《条例》第12条明确要求：“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其职责范围内确定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并重点公开下列政府信息：征收或者征用土地、房屋拆迁及其补偿、补助费用的发放、使用情况。”2019年修订后的《条例》第21条重申了这一要求。此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9条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应当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补偿档案，并将分户补偿情况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换言之，陈女士所申请且被告知需缴纳逾12万元才能获取的信息，实则是行政机关应主动公开的内容。张力指出，行政机关压缩主动公开范围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城市规划等领域，牵涉多方利益，争议和标的大，甚至部分是历史遗留问题，长年难以解决。“零门槛”和申请权滥用公开范围是信息公开制度的核心，无论是2007年《条例》首次审议通过，还是2019年修订，都是如此。修订前，《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反映政府行政机关设置、职能和办事程序的一些基本情况信息等须主动公开，不收取费用；依申请公开的信息，收取行政成本费用；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以下简称“三安全一稳定”），以及涉及国家秘密、个人、商业秘密等政府信息不予公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政府信息分为三类 资料图至于申请人，则要满足是出于“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随着《条例》的实施，信息公开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逐渐显现。在《条例》实施两年后，时任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务公开办公室处长的后向东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少数行政机关以“只要不是法律明确规定要求公开的内容，绝对不予公开”为由，简单粗暴地拒绝人民群众的信息公开请求。针对这一问题，杨伟东进一步指出，以“三安全一稳定”为例，由于其概念本身难以说理举证，导致行政机关在适用时出现乱用甚至滥用。与此同时，依申请公开制度也出现滥用。当中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是，刊载于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的“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答复案”。南通市港闸区法院曾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其为公开滥用诉权的案件。据不完全统计，拆迁户陆红霞及其家人在一年多内向多个部门提起了至少94次信息公开申请，其后又提出39次行政复议和36次行政诉讼。陆红霞当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提出多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是因为自己和父亲住宅被拆时，出现了征地手续不全、签署空白协议、房屋产权证户主名被更改等问题。然而，港闸区法院的裁定书显示，相关申请不仅涉及征地拆迁问题，还涉及政府公车数量、拘留所伙食标准等信息。法院认为，陆红霞提起的诉讼因缺乏正当性，属于典型的滥用诉权行为。最终，法院裁定对其起诉不作实体审理。这一案件被学界认为推动了《条例》的修订。修订后的《条例》明确提出，“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为原则。在这一原则下，主动公开范围得以扩大，从原来的4类原则性条款细化为15类具体规定，如行政处罚的依据、程序，政府采购目录、公务员招考录用等事项。不予公开的范围也有所增加，包括内部事务信息、过程性信息和行政执法案卷信息等。值得注意的是申请人门槛的变化。修订后的《条例》取消了原先的限制条件，也就是说，申请人不再需要证明与所申请政府信息的利害关系。司法部负责人解释称，之所以取消限制条件，一是为进一步保障公众知情权，二是避免在申请人认定上争议太多。后向东也在《人民日报》撰文时指出，申请人、行政和司法机关对满足“生产、生活、科研特殊需要”的条件，看法都不一致，导致争议不断。对于申请人来说，信息公开申请实现“零门槛”。但为了避免申请权滥用，新《条例》对无正当理由的大量反复申请，规定了不予重复处理、要求说明理由、延迟答复和收取信息处理费等措施。变与不变上述措施中，信息处理费被视作亮点。多位专家指出，由于信息处理费制度设计上的模糊性和涉及概念的不确定性，为实际操作带来了新的问题。修订后的《条例》规定，信息处理费收取的性质为“可以收取”。张力说，这也意味着“可以不收取”。《中国新闻周刊》统计《管理办法》实施后全国31个省市收取信息处理费的情况发现，2021年，有15个省份收取了信息处理费，这一数字在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至16个和18个。换言之，不同地区对信息处理费的认定和操作不尽相同。对于“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的判定，《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相关案例发现，各地法院对其认定标准差异较大。如有法院认定申请12次就“明显超出合理范围”，也有法院认定1088页是“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相同的是，法院普遍未给出“合理范围”的具体标准，特别是具体的数量标准。在收费方式上，虽然按件或按量计收均可，但需要提出的是，上述两个案例都采用了计量计收，金额更高。杨先生称，其申请的信息可拆分为约17件，按件计收的话，信息处理费仅需700元。至于信息处理费对规制申请权滥用的成效，并无明确的佐证数据。不过，各地年报中都有一个数据，是“申请人逾期未按收费通知要求缴费，行政机关不再处理其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比例。这个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信息处理费的存在，对申请人没有获取所需要信息的影响。以江苏为例，以《管理办法》实施元年的2021年为统计起点，近三年逾期未缴费不获处理的申请占申请总数的比例分别为0.32％、0.13％和0.23％。但值得关注的是，有一些正常申请因高额信息处理费被阻挡。更值得关注的是，主动公开广度、深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持续。张力指出，本身属于应该主动公开，被人为设置成了依申请公开或不予公开的情形不在少数。贵州的黄先生因怀疑网购到假货，向店铺所在的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投诉及要求公开2022至2024年度因信息公开申请而涉及的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财政支出、投诉举报处理等多项数据的申请。一个月后，黄先生收到该局的回复显示，他的申请内容被拆分为10项，只有两项属于主动公开范围，已于官网公布，并附有相关网址。其余八项中，有六项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数量、公务员招录等信息涉及内部事务信息，需要对现有政府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因而不予公开或提供。仅能依申请公开的两项内容，为消费投诉信息分析报告及食品药品监督检查情况，共计179132页，需缴纳715.998万元的信息处理费。彭錞分析指出，回复中被认定为不予公开或提供的信息，实际上是《条例》要求公开的年报内容或主动公开范围的信息，理应已经主动公开。如果存在依法不予公开的信息，被申请机关应当释明。黄先生也称，他申请的信息是比照《条例》规定的主动公开范围而提出，不明白为何却成了需要依申请公开，而且要缴纳天价费用。就这些信息所属类别的划分，《中国新闻周刊》曾多次联系武汉市东西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但未能获得回应。彭錞认为，被异化的根源在于部分行政机关滥用判断权，不问申请目的，粗暴地以数量多寡来确定是否滥用，而且多寡本身又缺乏标准。很大的随意性下，部分行政机关机械地适用收费规则，堵死正常的申请之路。动力与压力不足“行政机关不想或不愿公开，有多种原因。”杨伟东说，首先是模糊的制度设计赋予了行政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以近年来常被用于不予公开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这些概念本身就很模糊、抽象，行政机关在解析和适用时，存在较大自由度。以“过程性信息”为例，张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案例曾明确指出，当决策、决定完成后，此前处于调查、讨论、处理中的信息不再是过程性信息。但在实际操作中，仍不乏行政和司法机关把处于“完成时”或“过去式”状态的信息认定为过程性信息，不予公开。在彭錞看来，《条例》落实成效不彰，根本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推动信息公开的动力与压力不足。杨伟东进一步指出，动力不足主要基于行政机关对减少行政成本，规避风险和现实利益的考量。信息公开实际上是对政府行为的审视，部分政府担心一旦公开可能导致不利后果。河南省豫东地区某县级信访局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基层信息公开争议较多的领域就是低保和拆迁安置补偿。这些领域本身涉及利益分配较多，甚至有“人情账”。“例如补偿标准是一样的，但是第三方在评估具体面积时，可能会存在一些‘猫腻’，关系好就多算点，这类信息若公之于众，难免引发纠纷。”但按照相关规定，这些信息必须主动公开，部分基层政府会选择张贴在公示栏，拍照留痕，随即撕毁。如果有百姓申请或反映，经上级单位督促，他们才会再次公开。杨伟东说，这种把主动公开变成依申请公开的“策略选择”，是行政机关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然。通过“少公开、不公开”来避免潜在的冲突和纠纷，以及舆论压力和问责风险。压力不足源于监督落实的乏力。虽然新《条例》设置了考核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但在彭錞看来，“光靠考评、设置处分恐怕不够，还需要‘真刀真枪’”。他反问：拒绝公开是否会导致相关机关甚至个人被追责？如何进一步完善？多位专家认为，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张力建议，应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专门机构，通过操作规程、典型案例或业务指导，进一步明确和解释争议焦点。以实践中应用频繁的内部事务信息和过程性信息为例，杨伟东指出，几乎所有涉及行政运转的信息，如人事、财务、内部事务安排、办案流程、会议纪要和内部监督信息，都被归入“内部事务信息”之列。他认为，内部事务信息应限缩为“纯行政内部信息”，专指技术性、细节性信息，因为这些信息是琐碎的，与真正的、重要的公共利益无涉，可以预期公众兴趣不大，也可以将行政机关从收集和提供这些信息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而过程性信息应更名为“机关及其人员的评价性信息”，包括决定作出前的意见、建议、观点等信息，理由在于公开这类信息将有损于公务员有效交流和决定的质量。关于信息处理费的收取，张力认为，表面上看是依法行政，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政机关对立法本意的曲解或机械执法，比如，《条例》规定“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可以收取费用，而非“应当”收取，不应简单以量认定。而且，如果收费，应结合申请人的请求、主观意图和利益取向，先论证何谓“明显超出合理范围”。多位专家表示，应回归立法本意，坚持“原则上不收”的思路。在杨伟东看来，表面上看，信息公开似乎只是对“给与不给”的判断，背后反映的是行政机关对自身信息质量和行政水平的底气。而当前仍处于通过信息公开倒逼行政质量提升的阶段，行政机关在信息公开方面“半遮半掩”、主动性不高，“关键原因之一是对信息的质量信心不足”。他打了个比方，信息公开就如同外人进家门拜访，过去只有熟人才能登堂入室，并且只向其展示好的一面。如今，随着公众对信息需求的提升，行政机关应做到不再区分友人与否，只要进家的访客，都可以对房间一览无余。杨伟东认为，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要“打扫干净房间”，即确保日常管理规范、透明，真正做到“门常开、该公开之事公开，这才是信息公开的更高境界”。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天价”信息处理费背后记者：解雪薇编辑：徐天

附件1：男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2：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3：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4：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情况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