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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新闻记者 罗田怡 杨金祝 图由受访者提供休假时和朋友外出旅游,本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但对于李女士(化名)来说,却在旅行中发生了一件糟心事。近日,李女士向封面新闻“云投诉”爆料,9月8日晚,她和朋友一行三人入住甘肃张掖华住会旗下的星程酒店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有人自行刷卡进入房内,这让她们受到了惊吓。事后,酒店解释是保安带着维修工人来修窗帘,开错了房间。李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她认为酒店管理存在严重问题。同时在事情发生后,酒店虽然有和她们取得联系,但对酒店的处理方式和道歉态度都表示不满意。李女士告诉记者,她希望得到酒店官方以及华住集团公开道歉。事发时的监控视频截图三人入住酒店后凌晨遭陌生男性刷卡进入李女士和朋友一行三人此次到甘肃旅游。9月8日,她们通过携程旅行预定了星程酒店(张掖西站区政府店),入住的房型是一间复式家庭房。她告诉记者,在当天晚上11点半左右办理入住后,她和朋友们就在房间里休息。李女士告诉记者,事发时正好是晚上12点半左右,当时两人正在卫生间,其中一人在洗澡,一人在盥洗间洗漱,还有一人在一楼床前休息,但是衣冠不整。“当时我听到关门的声音,以为是同伴出去了,所以没有在意。”李女士表示,直到同伴洗完澡出来了,大家聊起来后才知道根本没有人出去过,很有可能是外面有人进来过。意识到这一点的李女士,立刻给前台拨打了电话,要求他们查看监控核实是否有人进来。“当时前台给我说的是他没有权限查看监控,要等第二天才能查看。酒店当晚便没有采取任何调查和安抚措施”。到了9日早上9点,李女士收到酒店工作人员发来的短信,希望当面和她们解释。“第二天早上10点半左右,我们到酒店前台,值班经理对我们说,那天晚上有一个保安带着维修工上来修窗帘,修的是我们隔壁房的窗帘,不小心开错我们房间了,并未进入房间”。李女士告诉记者,对于工作人员的解释,她们表示不认同,提出要查看走廊监控,遭到了对方的拒绝。事后,一名自称店长的工作人员对她们表示,愿意免除当晚房费,再个人赔付200元。“我们没有同意,对个人赔付这种行为不予认可,并且要求一定要看监控,了解事实真相。”李女士表示,因双方并未就处理意见谈妥,就没有继续沟通并离开前往下一地。事后,李女士通过携程旅行平台继续进行后续处理。李女士表示,之后有自称是酒店的地区负责人给她们打电话沟通,口头描述了其查看监控的情况并提出了补偿措施。对酒店地区负责人的解释李女士一行人均不予认可,表示要看见视频监控了解真相后作出决定。李女士告诉记者,最后,她们通过多次与携程平台的沟通,拿到了事发时酒店的监控视频。“虽然打了码,但是我们在视频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是有两名男性来到了房门前,刷卡后一名男性直接进入了房间,大概持续几秒钟然后退出来,接着两人离开。这与酒店给我们的解释并不一致,我们很气愤。”李女士说道。图为事发酒店 图据携程旅行当事人诉求:希望酒店官方致书面道歉声明李女士表示,她和同伴觉得不能接受的原因在于,酒店有保护客人入住安全的义务,但是在凌晨房门被所谓的酒店工作人员自行打开,向酒店前台反映后,酒店方当晚没有做出任何处置,没有及时制止加害行为的发生,对于酒店管理人员的事后处理以及安抚工作均表示不认同。同时在她们多次要求查看监控视频时,酒店方也不予配合。“我们拿到监控以后发现,有一名男性是进入了房间的。当时我们几个女生提心吊胆地过了一晚上,酒店的整个处理和解释方式让我们感到很愤慨。”李女士表示,在9月9日晚,她们与携程平台有过沟通,达成了酒店官方道歉并“退一赔三”的赔偿方案。携程提供了酒店的地区负责人电话,表示酒店地区负责人将向她们进行道歉。李女士一行认为,酒店负责人的“道歉”电话并未道歉,其道歉的态度并不诚恳,所以与携程达成的赔偿方案最终没有落实。“我们的主要诉求,首先是要求酒店及华住官方诚恳道歉,并引以为戒,加强对旗下酒店员工的专业化培训和管理,不辜负消费者的期望和信任。对于赔偿金额没有过多要求。”李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谈到。9月14日,记者联系上星程酒店(张掖西站区政府店)的店长王女士。她告诉记者,这几天她已通过短信、电话等形式联系李女士并道歉,但客人一直没有回复。当记者问及李女士等人入住酒店当晚的情况时,对方表示暂时不方便透露。律师: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酒店应给予合理解释,赔礼道歉9月14日,四川一上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林小明律师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酒店房间在客人承租期内,享有使用权和受到安全和隐私保护的权利,他人即便是酒店工作人员在未经客人允许的情况下进入特定房间,也是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的,根据进入的具体情况来看,可能构成侵权也可能构成违约。如果构成侵权,则作为侵权人的酒店员工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等责任;如果构成违约,则应当根据客人与酒店方的约定,由未尽到安全保护义务的酒店方承担违约责任。当客人在酒店住宿遭遇被闯入的情况时,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以要求酒店给予解释、采取措施纠正。如果酒店未能妥善解决问题或争议,客人可以通过起诉等法律途径维权,也可以向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投诉以维护自身权利;在紧急情况下,还可以报警寻求帮助。就本次事件而言,如果工作人员闯入确系事出有因的误入,酒店应给予合理解释,赔礼道歉,甚至予以赔偿,以寻求客人谅解,如果“硬刚”客人,作为服务业则既显得不专业,也可能让事件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同时,可能因违反《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住宿业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而被处罚。延伸阅读知名企业家吐槽在贵州遭"针对" 被要求把单间换给官员9月8日,锡恩集团董事长、“海归”十大创业人物姜汝祥在微博上发文称,他带了400名民营企业家前往贵州天眼景区开会,在事前已经向当地备案的情况下被要求把单间换给政府官员,且在户外分享之时被警方以检查工作的名义围住。姜汝祥在文中还称,贵州是自己家乡,想要为家乡做点事情,却被当成犯罪嫌疑人,这种感觉很难受。9月9日上午,新黄河记者致电当地多部门了解此事。相关部门回应称,已关注到此事,目前正在核实当中。新黄河记者试图通过微博私信联系姜汝祥本人,但截至发稿时并未获回复,其公司锡恩集团公开联系方式也未能接通。姜汝祥所发博文截图公开资料显示,姜汝祥现任北京锡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北京锡恩知行企业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获“海归”十大创业人物称号。新黄河记者注意到,该博文发布于9月8日上午,IP地址为贵州。姜汝祥在该博文中称,贵州是自己的家乡,他带了400名民营企业家前往贵州天眼景区举办战略峰会,却遇到了问题。“在第一天晚上就被要求换房间,所有的老板如果是住单间的必须换到标间,因为来了所谓的政府官员,要把房间换给官员,问题是我们早在两个星期以前把房间都定好了,这叫合约吧,凭什么你来了个当官的就得让我们换房间”?姜汝祥说,到了晚上,在户外做分享时,也遇到了麻烦。“一帮警察就围过来了,号称检查工作,搞得我们所有这些企业老板都觉得自己是犯罪嫌疑人”。他还说,自己想为家乡做点什么,但每次都会碰上这样的事,并称此前在修文阳明洞开战略研讨会之时,也被当地宣传部门以未曾备案为由制止。网传会议现场 图片来自微博截图9月9日上午,新黄河记者向中国天眼景区求证,一名接线人员告诉记者,近期景区并未开展对外活动,如有活动晚上进入景区核心区域,需向国家天文台报备。记者辗转联系到中国天眼景区周边的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向记者证实,9月6日至9日,酒店确实承接了“姜汝祥博士首届中国天眼战略峰会”活动,但关于是否因政府官员入住导致客户从单间换到标间,多位工作人员均表示不清楚此事,一名承接的经理表示“所有房间都给他们(这个活动的人员)了”。中国天眼景区周边的某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确有该活动部分人员入住,但其本人对是否存在换房间问题并不了解。对于在活动现场进行检查,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则表示,这是当地警方的例行工作,“这种大型团体活动,民警例行检查很正常”。该工作人员还提到,户外活动一般是客人自行安排的,酒店不提供场地。记者追问客户是否提前通过酒店向当地备案该活动,中国天眼迎宾馆工作人员没有给出明确回应。网传当地警方前往会议现场检查 图片来自微博截图9日下午,克度镇派出所一名民警告诉新黄河记者,此前听说过这个活动,有同事前往检查,他表示无论办会人是否在当地报备,他们都要到活动现场进行例行检查,如需了解更多事宜,需联系平塘县公安局政工室,但新黄河记者多次拨打其电话,未能接通。针对此事,新黄河记者联系到平塘县人民政府。接线工作人员表示会去跟相关部门核实一下相关情况再予以回复,但截至发稿时未获回应。黔南州人民政府称,此事需要联系当地网信办。黔南州网信办舆情中心工作人员回应称,之前已经监测到了该博主在微博上所发帖子,并已经传给相关部门核实情况,但具体进展尚不清楚。平塘县人民政府官网显示,中国天眼科普基地位于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平塘天文小镇,依托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 hundred meter Aperure Spenca Tescope,简称FAST)在未来20-30年内保持国际领先水平的世界品牌效应而建设。天眼科普基地主要由中国天眼和平塘天文科学文化园两个区域组成,中国天眼(FAST)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和贵州省政府共建的“十一五”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坐落于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克度镇金科村大窝凼,系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是人类直接观测遥远星系、寻找类似太阳系或地球的宇宙环境及潜在智慧生命的重要设施。平塘天文科学文化园距中国天眼(FAST)直线距离6公里,规划面积3平方公里,是FAST项目贵州省配套设施建设总体规划中的旅游专项规划项目,也是贵州省“十大文化产业园”之一。

图|任海云和女儿前往派出所任海云见河南老家来的派出所民警将丈夫带走之前,她再三嘱托办案人员,说丈夫患有严重心脏病,每天不能停药。但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等三人,还是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将常济淙从北京跨省抓捕到河南郑州。常济淙在2024年2月4日被确诊为最罕见的心脏病——“右心房血栓”后,就终生离不开一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品。医务人员在常济淙出院后再三告诫患者家属,患有这种活动性右心房血栓的死亡率达到80%至100%,而治疗这种疾病的“利伐沙班”必须每天坚持服用,且不能间断,否则会随时危及患者生命。而在常济淙“停药”一天多时间后,他竟然在警方审讯中“突发疾病”。据涉案派出所所长陈国发介绍,3月28日晚上8点20分许,常济淙在郑东新区分局案管中心讯问期间上厕所途中突然倒地,民警随即联系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东院区(以下简称:郑大医院)抢救,经医院抢救9天无效死亡,年仅51岁。离奇的是,常济淙在120抢救后,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和《院前急救情况记录》显示,患者“抢救前死亡”,“经全力抢救,患者呼吸心跳仍未恢复,心电监护导联呈一直线,血压未测出……”。尤其让死者家属感到疑惑的是,常济淙在郑大医院抢救9天后,竟然产生了29万余元的“天价”医疗费。白鹿新闻从院方出具的《临时医嘱单》看到,常济淙死后被送到太平间的第五天,院方还在给死者“注射”葡萄糖液等药品,以及心肺复苏、心电图检查。直到4月6日被医院宣告死亡后,任海云才见到爱人常济淙。但她在擦洗丈夫遗体时,发现其后颈脖上有一条深深的勒痕,且腿部也有明显伤口,身体背部有大面积淤青。“死者既然在抢救前已经被医生诊断为死亡,郑州警方为何还要将死亡的常济淙送到医院抢救9天?”任海云由此怀疑,警方为了故意隐瞒丈夫被刑讯逼供的死因,才让医院制造抢救的假象,这样好让死者家属误认为常济淙是正常突发疾病死的。对于死者被抓的真正原因,任海云因误接“赵俊华与神秘人士”的电话而揭开了事实真相。这段8分19秒的录音电话显示,赵俊华副所长在此次跨省抓捕行动中竟然违规传唤犯罪嫌疑人,还涉嫌插手经济纠纷办“人情案”,如“你这一点说得对,他是主动来我这配合调查的,我们没给他设为嫌疑人,我可以不去办传唤证……。这个很有价值,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白鹿新闻了解到,对于上述那段录音电话,涉案派出所及民警至今仍不知被死者家属“截获”。陈国发所长表示,涉案嫌疑人常济淙之死纯属意外事故,而此案的办案民警都是依法依规传唤,不存在违纪违法行为,至于死者身上的伤痕可能是医务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弄伤的。目前,郑东新区分局已经成立专班,地方检察院也介入调取了相关同步视频录像,善后工作正在进行。白鹿新闻就此向郑州自贸区检察院案管中心求证核实,相关人员表示,经查询,该院未受理常济淙的案子,具体情况应该找郑东分局了解。关于警方的这一说法,任海云仍然有自己的疑问:爱人生前患有致命的心脏病,警方有没有及时给他吃药(利伐沙班)“续命”?若是突发疾病死亡,为何他身上有原因不明的伤?她迫切想知道,爱人从北京带到郑州公安局审讯室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民警跨省“钓鱼执法”清晨7点,任海云的手机每天会响起闹钟,闹钟一响,她就要催丈夫老常准点吃药了。她和丈夫都是河南新乡人,尽管丈夫比她小三岁,但她一直管常济淙叫“老常”。可自从老常被郑州警方跨省抓捕后,她每天的闹钟再也唤醒不起丈夫吃药。而此时的老常,已经躺在700公里外的郑大医院太平间近6个月时间。任海云永远不会忘记老常被老家民警逮捕的那一天。据她回忆,3月27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老常在家里接到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的电话,说其表姐得了皮肤病,希望他在北京联系一家好的医院。挂断电话后,老常随即在北京门头沟区天街附近订了一家酒店,并通知好友崔金华过来陪河南老乡一起吃中饭。早在几年前,赵俊华因办理常济淙的拒执罪案而相互结识,并时常有了联系。据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楚广军、常济淙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执行实施类执行裁定书》显示,因楚广军与常济淙债权转让合同纠纷,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常济淙偿还2062万元给楚广军,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常济淙未完全履行债务,涉嫌构成拒执罪,于2019年10月8日移送郑州市公安局郑东新区分局(以下简称:郑东分局)处理。2021年2月20日,郑东分局开始立案调查。崔金华告诉白鹿新闻,大概一个小时后,她开车赶到天街十字路口时,正好看到老常夫妻俩跟三个身着便装的男子碰上了面。突然,为首的赵俊华将老常的手机夺走,并声称要带他“到郑州配合调查(案子)”,还扬言要戴铐子将他带走。这时,大家都感觉不对劲,一场酒宴竟然演变成“钓鱼执法”案。“我说你们这是干啥,他(赵)说了解个事。这时常总说先吃饭吧,然后我就去饭店点菜。”过了一会儿,任海云打电话叫她赶紧出来,他们要带走老常。“我赶快跑出来,对他们三人说,你们凭啥带他走?有传唤手续吗?”崔金华多次向白鹿新闻强调,当时前来北京的赵俊华三个人,均没按规定穿警服、持传唤证办案。但“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只有赵俊华一人晃了一下警官证。我们由此怀疑另外两人不是办案民警。”事后,白鹿新闻陪同死者家属在通泰路派出所的工作人员公示栏中,也没有找到这两名陌生男子。不过,该所王姓教导员却称“他们(两人)应该是去年刚分来的。”在双方僵持下,赵俊华最终强行将常济淙带上了路边的出租车。临行时,任海云要求他们留下联系电话,并央求赵俊华,“老常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刚出院不久,身体还在恢复期,希望他能回家拿药。”据任海云提供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2月8日出具的《出院记录》显示,常济淙有长达10年的高血压、糖尿病病史,其间曾被诊断为脑梗死,但经溶检治疗无明显后遗症。早在3年前,他曾出现过胸闷、气短、心前区不适等症状,经多家医院诊断患有多种心脏病。最后,该院于2月4日诊断为包含右心室血栓、肺动脉高压等多种缺血性心脏病,及其他10种疾病。其病历载明,“因心脏严重心衰无法耐受介入手术,院外口服药物保守治疗。”图|解放军总医院为死者家属出具的诊断证明书白鹿新闻从这份出院记录看到,常济淙患有11种疾病,其中最致命的疾病应属右心室血栓。据公开资料显示,心腔内血栓以左心室多见,右心室少见,而常济淙右心室内大小为21x15mm的巨大血栓则更为罕见。赶到家中,任海云将老常每天吃的12种药全部捡到一起,送到已经等候小区门口的赵俊华一行四人的出租车上。“常总心脏病真的非常严重,一旦出问题谁能负责任?”待任海云回家取药后,赵俊华回复崔金华,“我会负责任的,我们有自己的医院鉴定。”老常看着风尘仆仆的妻子,对她说,要照顾好自己。任海云有些不安,老常看出来了,还安慰她说,“放心吧,我没事的,过几个小时就回家了。”车子启动后,任海云仍不放心地再三嘱托赵俊华,“记得让老常准时吃药,如果停了药,他会有生命危险。”但让任海云没有想到的是,丈夫这一去,便永远离开了自己的身边。断药一天后送医抢救再次返回家中,任海云发现刚才匆忙之中少带了一种药。而这种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正是治疗右心室血栓的特效药,需要每天及时服用。任海云至今仍记得老常出院时,其主治医生曾嘱咐过她,一定要记得给他每天服用“利伐沙班”,且不能间断。据了解,“利伐沙班”是一种新型口服抗凝药,可预防静脉血栓形成和肺栓塞,从而有效缓解右心房血栓问题的加重,以降低卒中和全身性栓塞的风险。对于这款药停用产生的后果,上述主治医生曾向任海云作过详细介绍。他说,一旦不及时服用此药,右心室中的血栓就会脱落进入肺动脉,引起肺栓塞,那么栓塞部位远端的血流就不能流入肺泡,无法完成气体交换,导致通气、血流比例失调,血液中的氧气含量急剧下降,最终出现心脏和呼吸衰竭,随时危及患者生命,严重导致猝死。右心室血栓合并肺栓塞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死亡率极高。据文献统计,右心房血栓的总死亡率大约是28%,而未经治疗的活动性右心血栓的死亡率可以达到80%—100%。而活动性右心室血栓又被全世界医学界公认为最高死亡率的急诊疾病。因此,常济淙从北京医院出院后,医生在《出院记录》中还特别注明医嘱:“出院后每天须按时服用20mg的“利伐沙班”一次……,规律服药,预防肺栓塞”。对于大剂量服用这款药,医生曾解释,正常情况下,右心房血栓患者只需服用10mg的“利伐沙班”,但老常右心室内的血栓巨大,所以要加大一倍的剂量,且每天必须准点准时吃药,否则一停药就会有生命危险。老常每天吃药的时间定在早上七点。考虑到明天早上即将要断药,任海云心急如焚的开始拨打赵俊华之前留给她的电话,但整个下午都处于无人接听状态。傍晚5点26分,赵俊华终于接听了电话。据任海云回忆,赵俊华说带老常去郑州只是了解情况,配合警方调查,并一再叫她放心老常的身体情况,他带有老常的病历。“通话期间,我一个朋友说能否让常总接电话,他说涉及案件不便在高铁上接听。”直到晚上11点37分,常济淙才打电话给妻子报平安,说“你别担心我的身体,今天笔录未做完,明天继续做”,中途,赵俊华抢过电话称,有两人陪着他在宾馆,还说他身体没问题。通过这个电话,任海云才知道丈夫下火车后被送到宾馆做了第一次笔录。结果这一次通话,他们夫妻俩便天人永隔。次日早上七点,又到了常济淙准点吃药时间,任海云多次拨打赵俊华电话,欲想知道丈夫是否准时吃上了“续命药”(利伐沙班)。一个小时后,赵俊华才接通电话,称老常没事,能吃能喝的。随后,任海云仍不放心丈夫病情,决定亲自去趟郑州送药。据上述判决书显示,任海云因为丈夫的经济纠纷案承担民事连带责任,而被法院列为失信人员,限高不能坐高铁、飞机。为此,她坐动车到郑州后一路联系赵俊华,均没人接听。直到傍晚,赵俊华才知道她到了派出所,并叫她送到指定地方,那里有其安排的民警过来取药。任海云送完药一个多小时后,赵俊华竟然主动联系了她。任海云说,“他通知我明天中午12点左右到派出所办理拘留手续。这时,我又询问爱人的身体状况,他说没有一点问题。”任海云特别留意了这个电话的显示时间为:2024年3月28日19时13分。但白鹿新闻注意到,任海云事后从郑东分局获取的《拘留通知书》显示,“我局已于2024年3月28日18时将涉嫌拒执罪的常济淙刑事拘留,现羁押在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也就是说,赵俊华当晚打电话给任海云时,常济淙早已被看守所收监。图|郑东分局给死者家属的拘留通知书那时,任海云并没察觉到有何异常。但当晚9点17分,任海云又接到赵俊华打来的电话,说她丈夫正在医院进行抢救,让她赶紧去郑大医院。“当时我预感丈夫出事了,也一直是担心断药引发疾病的问题出现了。”大约20分钟后,她和弟弟开车抵达医院急诊室,发现老常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四周围了很多便衣警察、医生,其中就有派出所的陈国发所长和赵俊华。当她走过去准备靠近丈夫时,身边十几个民警把她拖拽回去,直到丈夫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ICU。患者抢救死亡后仍“注射”药品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任海云一家人不知所措。昏迷不醒的常济被医院安置到ICU抢救后,医生告诉家属,说患者情况危急,心跳反复骤停。据郑大医院出具的《入院记录》显示,半小时前上(审讯室)厕所时被人发现晕倒在厕所,可喊醒,后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心肺复苏成功收入院期间再次出现心跳骤停,再次予以心肺复苏,如此反复复苏6分钟才复苏成功。图|郑大医院出具的入院病历医护人员持续为其心肺复苏,却始终没有效果,并下了病危通知书。为了纠正心衰、缺氧,并创造手术条件,医生决定启用一种名为ECMO(体外膜肺氧合)的设备。这是一种高科技的生命支持系统,用于在患者的心脏和肺功能严重受损时提供帮助。ECMO技术可以代表一家医院、一个地区的急危重症救治水平。公开资料显示,被誉为“亚洲最大医院”的郑大医院是河南省规模最大的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在中国最佳医院排行榜(复旦大学版)中,其综合排名位居全国19位,在中国医院科研量值排行榜中居全国第21位,设有东院区、北院区等4个院区。图|死者常济淙的妻子(右)和女儿在郑大医院的合影ECMO俗称人工心肺,是替代心肺功能的一项抢救技术,可为心脏骤停、难治性心源性休克、重症肺炎等各种疾病引起的呼吸衰竭的濒死患者的抢救赢得时间。目前,ECMO因在新冠肺炎重大疫情救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逐渐被大众熟知,不少人把它称为重症患者救命的“终极武器”。白鹿新闻了解到,此前一台进口的ECMO设备价格在100万元至350万元不等,且开机、耗材费用不菲。德国德中医学会中国项目部主任刘洋曾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过去,ECMO开机耗材套包平均5万元,加上重症ICU每天超过1万元的治疗费。任海云得知,使用ECMO的费用极其昂贵,光开机费就高达5万元以上,且每天至少上万元。她感到无助,这对于一个负债累累的普通家庭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她向医生询问了ECMO的必要性和成功率。据了解,成功率为50%。医生向任海云解释,ECMO是在其他治疗手段无效时的最后选择,它可以替代心脏和肺的功能,给患者提供治疗和康复的时间。然而,医生也坦诚地告诉她,尽管ECMO是一种先进的生命支持技术,但它并不能治愈病情,成功率因患者的具体情况而异。面对这样的情况,任海云感到非常矛盾。一方面,她不想放弃任何救治丈夫的机会;另一方面,她还要考虑到家里还有两个需要照顾的孩子,以及持续增加的医疗费用,她很难抉择。但最后,任海云还是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全力抢救丈夫的生命。她告诉白鹿新闻,抢救的第一天,她先向亲朋好友筹借了5万元,然后多次找派出所协商垫付每天产生的医疗费,但赵俊华一直躲着不接电话。面对医院的催款通知,她无奈向郑东分局副局长谷秋生发出了“家属无力支付医药费”的求助短信。图|郑东分局谷秋生副局长发给死者家属短信谷秋生于3月31日的当天下午2时12分回复了任海云:“刚医院查了,账上还有一万多,不影响治病。”随即她再发短信就没再回复。4月2日,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接见了任海云及其家属。据她提供的一段录音显示,当时陈林拿了一张打印好的《申请书》让她签字,但她拒绝在这份既没盖章,又没填写日期的纸上签名。图|死者家属从郑东分局拍到的垫付医疗费的申请书趁他们不注意,任海云拍了这张申请书。该申请书显示,“我叫任海云……,3月27日我的丈夫常济淙在北京被通泰路派出所带回郑州询问案件,3月28日夜里常济淙因疾病被送到郑大医院急救,经多次抢救人还没有脱离危险期,公安机关出于人道主义先期已经垫付医药费12万元,家属自筹5万元,现病人在重症监护室接受抢救,仍未脱离生命危险,现因家中无力支付医药费,请求公安机关对常济淙进行继续救助医治,并垫付医药费。”“拒绝签字后,陈林随后给我打了电话,承诺他们会支付,让我们放心。”任海云说,“老常刚使用ECMO抢救时,医生找我谈话,说他血压稳定。当初医院给我传递了一个信息:老常有救了,给了我希望。但抢救的第二天,医院就一直劝我放弃治疗,我感觉很不正常。”据任海云提供其中院方找她谈话的一段录音显示,患者主治医生对她说,“目前他30的血压还是在ECMO支撑的,我估计一撤ECMO,血压会掉得很厉害,我觉得你们下一步还花那么多钱去救也救不过来。”任海云告诉白鹿新闻,4月3日,她向院方索求老常的抢救病历,欲将给曾治疗过他的北京医院进行会诊。“可能他们感觉瞒不住了,医院拒绝提供病历,多次谈话中劝告我们放弃治疗,撤掉ECMO,但我们坚持不同意。”遗憾的是,昂贵的ECMO并没有将常济淙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4月6日凌晨4点42分,医院通知患者家属“抢救已经没有意义了”,并正式宣布常济淙死亡。至此,常济淙已经在郑大医院ICU抢救了9天时间,医疗费高达295731.81元,其中郑东分局垫付了24余万元。撤掉ECMO后,警方只准许死者儿女进入ICU,这也是他们俩第一次进ICU见到父亲。女儿摸了摸父亲的脚,“冰凉冰凉的,感觉刺骨,好像爸爸死了好多好多天”,而他的眼睛一直睁开着,死不瞑目。直到常济淙的遗体被转移到郑大医院太平间,任海云才见到丈夫。她按老家的风俗跟丈夫穿了寿衣,但在擦其遗体时发现其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且左腿部也有明显伤口,其身体背部有大面积淤青。她随后拍了几张照片。图|死者常济淙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看到往日光彩照人的丈夫变成这个“狰狞”模样,她痛不欲生,几欲昏厥。任海云告诉白鹿新闻,她从120抢救病历中发现死者的“双手腕可见环状痕”,由此咨询了司法系统的朋友,他们称死者生前在审讯中经历过酷刑,她需要派出所给个说法。此外,任海云还对郑大医院使用ECMO产生的高达29余万元“天价”医疗费提出了质疑,认为其涉嫌过度医疗、存在乱收费现象。她援引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彭志勇曾经算的一笔细账,ECMO启动费用要4万~6万元,主要是一个套包的耗材费用,包含离心泵头、管道、血管插管和膜肺。运行期间,ECMO每天费用在1万~2万元,主要是ICU、用药、监测设备及医护人员费用等。统算下来,她丈夫抢救9天不会超过24万元。而上述的刘洋主任也曾向媒体介绍过,患者过去使用ECMO两周时间仅需20万元费用。白鹿新闻注意到,郑大医院出具的《临时医嘱单》第71页显示,4月6日上午8点2分,死者常济淙被医院送进太平间;4月11日8点53分,死者又做了“心肺复苏术”、“物理诊断常规心电图检查”,以及使用了多次不同数量剂量的“去甲肾上腺素针”、“葡萄糖注射液”等共22项收费,其中3项属“补录医嘱”。图|死者被送进郑大医院太平间仍产生22项医疗费对于死者为何在太平间的第五天还会产生费用问题,患者常济淙的主治医生崔红卫答复以死者家属名义的白鹿新闻,他表示,“抢救完了,晚几个小时写医嘱,这是国家允许的。对于他送来已经死亡或晚几天写(补)医嘱,因为时间太长了,我记不住了。”死者伤痕可能是医生弄伤的丈夫死亡后,任海云一直要求警方给她看丈夫生前从北京到郑州的全部执法记录仪视频。因为她怀疑,身上有多处伤痕淤青的丈夫可能是被派出所民警刑讯逼供致死。现在她最大的疑问是:丈夫在审讯室的几个小时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为此,任海云先后找了派出所和郑东分局,均没有得到回复。4月8日,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发短信通知她:“分局对您反映的问题非常重视,专门成立了专班,由我来牵头处理善后事宜。”图|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给死者家属发短信任海云觉得由陈林来牵头处理此事不合适。据报道,2020年12月13日,网络上出现实名举报郑东分局二级警督、纪委副书记、执法执纪监察室副主任陈林涉嫌违纪违法犯罪行为,举报人称陈林存在伪造更改多重身份、利用虚假档案资料混入人民警察队伍;裸官、长期与多名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插手经济案、办金钱案、关系案;拥有多套房产和商铺、为跨境网络赌博提供保护等情况。举报当天,河南省公安厅、郑州市公安局已成立调查组介入此事,但时至今日仍未见相关部门公布调查结果。图|媒体曾报道郑东分局纪委副书记涉嫌违纪违法犯罪行为次日下午,陈林通知死者家属前来酒店协商善后事宜,并给任海云送达了《拘留通知书》、《立案决定书》和死者随身物品,以及死亡当天的抢救病历。“但唯独少了丈夫的手机,警方说现在不能给你。”任海云说,然后,她拿着丈夫的身份证去医院打印病历,但电脑中查不到他的相关信息,医生说病历还在ICU重症监护室没上传。最后经警方的同意,院方才勉强将死者的病历全部给了死者家属。4月10日,在任海云的强烈要求下,派出所给死者家属及其代理律师看了部分录像。任海云说,观看视频前,民警要求他们过安检,还要上交手机及金属物品。“我很生气,看个视频像审犯人一样,我们就直接下楼了,可走到大门口冷静想了想,还是想知道爱人去世的真相,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就回去接受了公安的要求。”据任海云和她的女儿回忆,这段视频显示,老常下高铁后,他和赵俊华并肩在郑州高铁站行走了十几秒钟,但具体时间不详。然后画面跳到3月27日晚上11点,他和两个穿着警服的民警在酒店前台待了1分钟左右,其中赵俊华让他在前台出示身份证(开房),尔后他们便乘电梯进入酒店房间一闪而过。整个视频画面没有声音,也听不到人说话。当她要求看房间视频时,放视频的民警却称酒店没监控。“我不相信,因为当晚11点37分,我接到爱人电话,他说今天笔录没做完,明天继续做,赵所还安排了两个人在这里。而赵俊华在电话里也说,在酒店里有另外两个人陪同,我还想多问两句,爱人说他们要手机便断了电话。”任海云说,“我肯定不相信酒店没有监控,而结合我爱人身上的伤痕,我更怀疑他在酒店受到非人的折磨。”所以,她一再坚持要观看房间视频,但遭到拒绝。“这段被剪裁处理过的视频再显示,3月28日下午4点多,老常被民警带进郑东分局案管中心大厅站了一会儿,喝了口水。随后,他被民警送进审讯室,坐上一张椅子,没多久,询问人赵俊华好像在撕一份什么文件。”对此,一旁观看视频的民警跟她解释,审讯人员做笔录,有时会写错、签错,或者需要改动的,然后要重新打印再拿给他认可再签字,所以之前的笔录就得撕了。“我听完之后感觉不正常,因为我爱人的眼睛老花了,看不太清楚,所以他们做的笔录我存疑。”任海云继续观看视频,发现画面中的老常又被带进了一个单独的房间,他先是坐在一个长凳上,然后不知多久又躺在凳子上,好像很着急的样子叫门。“他们进一步跟我解释,说爱人要上厕所。”“画面一转,我看到爱人从厕所里倒在地上的画面。”任海云说,“我一看心都跳出来了,大喊救命,可看到爱人旁边没有人,我在着急,隔着屏幕也无能为力,心疼死了。看着他好像在叫人求救,然后就看到他坐起来抱着脚,很痛苦的样子。公安解释说是脚疼,我听不到什么,看不到什么,一会又见他倒下了。这时爱人的旁边站了一个人,不知他在说什么,我眼看着爱人无助地躺在那里,躺了很久。”“我看着画面只能大喊着叫他们救命,可那人无动于衷。”旁边的民警对她说,他们在审讯时进行了抢救。“可是我没看到有人在抢救,又过了不知道多久,我看到120的医生进来了,之后就没有画面了。”看完这段视频后,任海云整个人都瘫了,心脏也跳个不停,现场的120急救人员赶紧给她吃了几粒速效救心丸,她才缓解过来。“从整个视频来看,他们从没给丈夫吃‘利伐沙班’这种药。如果他按时吃这个药,不停药不断药,也不会突发心脏病死了,真的接受不了。”任海云事后回忆,丈夫死亡与停药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她心有存疑。据一位不具名的心脑血管专家透露,“利伐沙班”是一种抗血栓的药品,对治疗罕见的右心室血栓疾病有奇效。如果每天不及时服用,或停药一天以上,会导致血栓风险的增加,从而引发血液流不到心脏,危及患者生命。8月12日上午,白鹿新闻随死者家属走访了通泰路派出所,并以家属的名义向陈国发所长了解了此案相关情况。据陈国发介绍,老常在审讯时上了一趟厕所,解完手后不小心摔倒在地。他坐在地上摸着脚,身旁一办案民警走过去问他有事没,他说脚疼得受不了。那个民警将他扶了起来,但他站不起来又倒在地上。随后,民警立即拨打了120,并向带班民警汇报了情况,“过了一会又上去给他按心肺复苏,毕竟他(民警)还不专业。后来我们也在反思,可能有的民警不懂医疗知识”。任海云向他质问死者身上的伤痕及是否吃药情况,陈国发答复“可能是医务人员在抢救过程中,劲儿很大而弄伤的……。进入案管中心,他要吃药,民警又跑出去给他买水”。对于陈国发这一说法,令她难以接受。任海云提出在酒店的房间里存在视频缺失,她要求派出所公布这段空白视频录像,她不清楚丈夫在第一次在酒店房间里审讯具体发生了什么,是否和死亡有诱因。而陈国发却以酒店房间没有监控为由,拒绝了她的请求。死亡通知书显示,目前常济淙的死因还未明确,需要在48小时尸检才能知道真相。任海云明确表示,派出所要尸检,她们家属不同意,因为当地公安直接参与尸检是不合理的,应避开嫌疑人,异地进行尸检,这样才能得到可信的结果。然而,她的要求至今仍没有得到满足。图|郑大医院给死者家属出具的死亡通知书急救病历显示死者抢救前死亡“丈夫从抢救第一天开始,医生就不时劝我们放弃治疗,并一再提出撤掉ECMO。”任海云由此怀疑,丈夫在抢救前已经死亡。后来,她看了120的急诊记录,更加笃定丈夫因心脏骤停在120抢救前已经死亡。白鹿新闻从死者的抢救病历看到,常济淙在审讯中“突发疾病”导致心脏骤停。公开资料显示,心脏骤停,即心脏射血功能突然终止,导致重要器官严重缺血、缺氧,如果不及时干预,将导致生命终止。这种出乎意料的突然死亡,医学上又称猝死。《中国心血管病报告2011》指出,中国心脏猝死的总人数每年达到55万,居全球之首,每天约有1500人死于心脏骤停,即“每约一分钟,就有一人猝死”。据统计,70%以上的猝死发生在医院前,而其中约90%的猝死者由于心室颤动引起,其中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和脑卒中占猝死的首位。对于突发心脏骤停患者,其最有效的急救措施是进行心肺复苏。心肺复苏是通过心脏按压、人工呼吸等方式,建立暂时性的人工循环,保证身体重要脏器的血液供应,同时刺激机体产生自主心跳、呼吸,从而挽救患者的生命。目前多数医学专家认为,心肺复苏开始的最佳时间是在心脏骤停的4分钟内进行,又称“黄金4分钟”。据河南省濮阳市人民医院刊发《关爱生命,“救”在身边——掌握心肺复苏术(CPR),抓住“黄金四分钟”!》的健康科普文章称,抢救心肺复苏的黄金时间只有4分钟,4分钟内复苏可能有一半人被救活,4-6分钟10%可救活,>6分钟存活率仅4%,10分钟以上几乎无一人存活。图|河南濮阳人民医院发布的健康科普知识文章但白鹿新闻注意到,死者常济淙在突发心脏骤停后,至少超过3个10分钟。据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情记录》显示,现场办案民警主诉嫌疑人“晕厥20分钟,加重5分钟”呼叫120,医务人员接120指令于当晚20:32:50到达现场,20:34:26见到病人。而白鹿新闻根据卫星导航,从郑大医院开车到病历载明的抢救地案管中心,全程行车4公里多、约8分钟。这表明,常济淙在心脏骤停至少超过30分钟以后,医务人员才赶到现场施救。那么,120能否在30分钟后将患者常济淙抢救过来?据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显示,患者“抢救前死亡”,肺部“呼吸音消失”,心脏“心音消失,未闻及心音”。同时,《院前急救情况记录》也显示,患者“双侧瞳孔散大固定,直径约4.5mm,对光反射消失,面色苍白,口唇紫绀,颈动脉搏动消失,胸腹无起伏,四肢冰冷,双下肢指凹性水肿”,“经全力抢救,患者呼吸心跳仍未恢复,心电监护导联呈一直线,血压未测出……”。图|郑大医院在死者抢救后出具的院前急救病历针对死者院前病历出现的以上情况,上述科普文章强调,如果持续超过30分钟的心肺复苏(CPR)后,患者呼吸与脉搏没有恢复正常,患者瞳孔散大固定,那么应视为心肺复苏无效。也就是说,常济淙前期经过现场办案人员的心肺复苏30分钟后,就算等到抢救人员再实施心肺复苏也是无效的。白鹿新闻就“常济淙院前120急救病历”咨询了江西省内几家三甲医院的心脑血管专家,他们多数认为,通过120抢救人员的院前病历上描述,患者突发心脏骤停后心跳、呼吸、脉搏整个都没有了,死亡特征非常明显。但也有个别医生表示,患者“看起来情况不妙”,在短时间内也有可能被抢救回来,而这种情况微乎其微,不到十万分之一。此外,上述科普文章还指出,当一个人心脏骤停,3分钟就会出现脑水肿,4-6分钟就可能导致脑细胞不可逆性损伤。另外还有报道称,在正常室温下,心脏骤停4分钟后脑细胞就会出现不可逆转的损害,如果时间在10分钟以上,即使病人抢救过来,也可能是脑死亡。上述心脑血管专家告诉白鹿新闻,如果患者出现心跳呼吸骤停引发脑损伤,就不能使用ECMO辅助救治系统,严重违反了包括“严重不可逆的脑损伤和长时间心肺复苏”的ECMO使用禁忌症这一条硬性规定,最终将会导致患者出血、栓塞、感染等并发症,加速患者死亡,所以医护人员使用ECMO较为慎重,市场容量也相对较小。另一方面,心肺复苏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急救措施,由于办案人员前期未经过系统培训,他们在心肺复苏操作时的不专业、不规范导致患者的胸部、肺部、心脏等内脏损伤或出血,这对患者常济淙的右心室血栓疾病造成了第二次伤害脱落,从而也加速了肺栓塞症的形成,威胁患者生命。其中医学博士刘医生认为,右心室血栓脱落引起肺栓塞时常无明显诱因,个别患者就诊时症状并不严重,常规检查通常又缺乏特异性,容易误诊耽误最佳治疗时机。据报道,被称为猝死之王的肺栓塞因很少有人知道,误诊率高达70%,致死人数超过急性心肌梗塞、脑卒中。“因误诊率高,不及时诊治死亡率接近100%,比心梗、中风还可怕。”刘博士表示,因此,肺栓塞很容易被忽视,更像一个“沉默的杀手”,往往比心梗、脑卒中还凶险。以上种种证据表明,死者家属在写给公安部、河南省公安厅的控告信上认为,“当天的急救病历清清楚楚写明,常济淙在送往郑大医院前已经死亡。从3月28日拖到4月6才宣告死亡,完全是医院在某些人的指使下,给我们家属在'演戏',试图掩盖常济淙在公安办案场所当天已经死亡的事实。”“既然患者在抢救前已经死亡,120为何还要送去医院?”任海云一家人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但《院前急救情况记录》中载明的内容给她找到了答案“与赵俊华(关系人:民警)沟通,决定转医院进一步抢救”。“而关于丈夫心脏骤停经抢救成功心肺复苏后,其抢救前后病历矛盾,显然医院在配合其管辖的派出所说谎。”任海云说。但也有法医对死者常济淙的死亡时间提出了质疑。从事法医鉴定工作30多年,曾在“湖南黄静死亡案”“黑龙江代义死亡案”“福建念斌投毒案”“河北聂树斌杀人案”等案件中担任鉴定或论证专家的著名法医专家胡志强认为,从死者家属提供的遗体照片来看,尸体没有形成尸斑,应该是没有死亡多久,其死亡9天之说应该不能成立。具体情况还要看尸检,才能进一步确认其真正的死亡时间。对此,上述心脑血管专家解释称,死者在宣告死亡时没有出现尸斑,原因就是ECMO的工作原理,即ECMO是维持心肺功能衰竭患者的生命,帮助危重症的患者实现体外循环,为医生赢得抢救患者的时间,而在ECMO的体外循环过程中会采用血液稀释,以减少阻力和血液的破坏,让患者的血液与平常一样浓,使得患者的温度维持在常温。8分钟误接电话揭开抓捕真相这五个月,对丈夫死因的疑惑一直缠绕着任海云。她认为,造成这一切都是因为派出所民警赵俊华及当地公安机关涉嫌一系列违规“暗箱”操作。任海云说,首先,是赵俊华涉嫌非法“钓鱼”传唤。他到北京以找人看病为名,约嫌疑人到北京市门头沟区天街附近餐馆见面,随后他没有出具任何手续,强行跨省将丈夫带到郑州。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对于不需要逮捕、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可以传唤到指定的地点或者他的住所、所在单位进行讯问,但是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即传唤证)。赵俊华是否持有相关部门批准的传唤证?陈国发所长对白鹿新闻称,他们有传唤证,因为现在异地办案必须得到当地警方的配合,否则未有传唤手续,当地警方也不会协助。但当死者家属提出要看传唤证时,派出所至今也没有提供。死者家属的代理律师告诉白鹿新闻,赵俊华去北京抓捕嫌疑人常济淙,还必须至少有两个民警参加。担参与抓捕的三个人当中,仅有赵俊华出示了警官证,而且还是在死者家属强烈要求下才勉强出示的。根据《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处罚应当由具有行政执法资格的执法人员实施,且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此外,依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的规定,公安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等调查取证工作时,参与执法的民警也不得少于两人。事后,白鹿新闻在通泰路派出所工作人员的公示栏中只找到赵俊华副所长一人,该所教导员王警官解释另外两人未出现公示栏是因为“他们俩是去年刚分来的”。但白鹿新闻随死者家属随机咨询了该所办证大厅民警,他们均称局里要求所里全体人员必须对外公示。同时,《刑事诉讼法》第117条还规定,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不得超过12小时;案情特别重大、复杂,需要采取拘留、逮捕措施的,传唤、拘传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但是,死者家属却在传唤的第13天(4月9日)才收到拘留通知书。白鹿新闻注意到,该拘留通知书还是一张“早产”通知书。据拘留通知书显示,常济淙于3月28日晚上6点被警方刑事拘留的,并羁押于郑州市第三看守所。但郑大医院出具的《院前急救病情记录》显示,120抵达案管中心的时间是当晚8点32分。这意味着,嫌疑人还在案管中心审讯时,派出所就提前两个半小时办理了刑拘手续,并同时办理了看守所羁押手续。白鹿新闻从拘留通知书获悉,常济淙是以涉嫌拒执罪的罪名被刑拘的。公开报道显示,2019年5月14日,郑州高新区法院、郑东分局联合成立了 “郑东分局驻郑州高新区法院打击拒执犯罪侦办大队”,设立该大队是为切实解决执行工作中存在的被执行人,特别是涉嫌拒执行为的被执行人“人难寻 、物难找、追究难”等突出问题。成立不到5个月,该大队于同年10月8日对常济淙上述拒执罪的案子进行立案调查。图|郑东分局与郑州高新法院联合成立拒执大队据陈国发所长介绍,由于该拒执大队去年被撤,老常的这个拒执案就分到所里由赵俊华副所长负责。移交过来之后,老常来所里做过一次笔录,但因老常住院一直不能过来,申请执行人便举报赵俊华久拖不办案。所以,在此背景下,赵俊华今年才带人前往北京传唤老常来郑州配合调查。“其实我们也不想办这个案子,我们也不认识(申请执行人),也不知道这事。”白鹿新闻就“拒执大队撤销”之事致电郑东分局相关部门,证实该大队确实被撤销,具体原因不清楚。但据郑东分局一知情人士透露,所有的拒执案件必须由法院移交郑东分局案管中心,然后案管中心统一分配。之前,因为郑东分局所有的案件都是在郑州高新区法院判决的,所以郑州高新法院的拒执案都要移交给郑东分局立案。但自从前年或者去年开始,郑东分局办理的刑事案件改由郑州自贸区法院(经开区法院)判决,那么以前由高新法院移交过来的拒执案则移交给郑州公安局高新分局。既然常济淙的拒执案改了办案单位,为何原办案单位还在继续执行呢?对于这个关键问题,任海云因误接到“赵俊华与神秘人士”的8分多钟电话而揭开了神秘面纱。据任海云回忆,3月29日晚上6点55分,也是丈夫被送进医院抢救的第一天。“赵俊华突然打电话给我,我赶紧接听,并喂了几声,见对方没有说话。正想挂电话时,突然听到赵俊华与他人在通话,我一听,刚好说的是我爱人的事情……。我听了很生气,大概听了8分多钟,我感觉他们之间的通话将要结束,我就提前挂掉了电话。”“能接到这个电话,纯属偶然。”任海云说,“我觉得应该是他无意中触碰到我的电话,因为当天我打了他一天的电话未接,可能我的号码被他的手机置顶了。他当时正在用另一个手机打电话时,不小心误碰了他的工作手机。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我偷录到他这个秘密电话。”根据任海云的通话记录,白鹿新闻向陈国发所长求证后得知,该电话号码就是通泰路派出所副所长赵俊华工作用的警务通手机号码。白鹿新闻发现,这段录音电话全长8分19秒,里面只能听到带有河南口音的赵俊华一人的声音,现摘抄部分内容如下:赵:对,我们公安以前带人,传唤证肯定批不下来,拘证批不出来,只有违规去执法。赵:你这一点说得对,他是主动来我这配合调查的,我们没给他设为嫌疑人,我可以不去办传唤证。赵:我们拘留证快批下来了,确定是嫌疑人了,法院那个高鑫鑫(音)法官来这了,机关批了(批捕)以后,他有重大嫌疑。赵:这个很有价值,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赵:他原来有病,这是事实,又没有说有这种病就不处理,不批拘留,就没有这规定,是不是。赵:120的人说你上车吧······,后来,我又去了,给他挂个号,我给他垫了一万八,后来想想那一万八不该给他垫,但是咱的心老善良啊。赵:没啥事,张旭(音)那边说也没啥事,张旭刚才也给我回过电话了,他们讨论这个事了,他说全是案管(中心)责任,他上卫生间那没人跟着,而且穿个一次性拖鞋,拖鞋一沾水滑。这段电话录音中提到两个关键的人,即“高鑫鑫”和“张旭”。白鹿新闻从常济淙拒执罪案了解到,高鑫鑫是该案二审法院——郑州市中院的书记员。而其中的张旭,经陈国发证实,他是郑东分局治安大队某个专案组负责人。据2022年10月13日公开报道称,张旭入警5年来,干过特警、治安警,现任郑东分局圃田派出所副所长,荣获个人嘉奖一次,多次获得郑州市优秀公务员等荣誉称号。白鹿新闻从圃田派出所了解到,张旭今年已调离该所。陈国发所长向白鹿新闻透露,张旭和赵俊华是同一批提上来的副所长,他比赵俊华小,两人关系较熟。“他客观上确实是有病。所以大家谁也不愿意看到这个事发生,走到这一步,我们要积极解决善后问题,包括前期救治,赵俊华还自己掏了18000块钱,现在分局仍没报。”值得一提的是,电话录音中赵俊华重点说到“我只能尽心去办,但是现在钱上这个事”。任海云称,从这个“钱”字和“尽心去办”这句,她初步怀疑,这个与赵通话的“神秘人”可能是该拒执案的申请执行人,也可能是赵俊华的直接领导,他们之间可能存在金钱交易。赵俊华涉嫌插手经济纠纷,不经任何部门批准私自传唤、拘留丈夫,甚至不顾嫌疑人重病审讯致死,严重违反了公安部禁止民警插手经济纠纷等禁令规定。白鹿新闻在通泰路派出所用任海云的手机拨通了赵俊华的电话,他以“不在、不知道”为由挂断了电话。“老常已经走了5个多月了,当地公安部门至今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每次都是我主动去找他们。我现在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想通过媒体找到电话中的那个神秘人。”任海云说,她希望借助媒体公开这段电话录音,能够引起河南省相关部门的重视,让死者家属和公众了解事件真相,并公开酒店及审讯室的完整视频,对相关违法违纪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民警在酒店讯问严重违法白鹿新闻就此案牵涉的一系列法律问题,采访了著名刑辩专家、中央财经大学预防证券金融犯罪研究所副所长、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范辰律师。对于派出所民警在酒店审讯嫌疑人常济淙之事,范辰表示,本案中的《拘留通知书》显示,2024年3月28日郑东分局以“拒执罪”将常济淙从北京跨省抓捕到河南郑州,但第一次讯问却在酒店里进行,不符合有关规定。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九十八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除下列情形以外,应当在公安机关执法办案场所的讯问室进行:(一)紧急情况下在现场进行讯问的;(二)对有严重伤病或者残疾、行动不便的,以及正在怀孕的犯罪嫌疑人,在其住处或者就诊的医疗机构进行讯问的。”因此,对常济淙进行讯问,要么在办案场所讯问室进行,要么因其患有疾病,应在其住所或者医疗机构进行,在酒店对其进行第一次讯问,属于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对于派出所非法传唤重病人员审讯问题,范辰称,常济淙抓捕前被确诊为最罕见的心脏病“右心房血栓”,终生离不开一种叫“利伐沙班”的抗血栓药品。依据《保外就医严重疾病的范围》(司发通〔2014〕112号)规定,罪犯有下列严重疾病之一,久治不愈,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的,属于适用保外就医的疾病范围:“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急性心肌梗死及重度不稳定型心绞痛),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有严重心绞痛反复发作,经规范治疗仍有严重冠状动脉供血不足表现。” “心功能判定:心功能不全,表现出心悸、心律失常、低血压、休克,甚至发生心搏骤停。按发生部位和发病过程分为左侧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右侧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和全心功能不全(急性、慢性)。”而常济淙被侦查人员从北京带走时,其家属多次提醒办案人员,常济淙患有严重心脏病,每天不能停药。依据上述规定和情况,常济淙不适宜羁押。出现常济淙在羁押期间死亡情况,办案机关工作人员难以推脱其责任。对于“郑东分局专门成立专班,由公安分局纪委副书记陈林牵头处理此案善后事宜”之问题,范辰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根据《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处理规定》第九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看守所在押人员死亡报告后,应当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开展相关工作。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人民检察院进行调查:(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二)死亡在押人员的近亲属对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有疑义,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认为需要调查的;(三)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有异议的;(四)其他需要由人民检察院调查的。”依据上述规定,对常济淙死亡事件,应由相对独立的检察院牵头进行,而不是由造成死亡的公安机关牵头处理。显然,由公安机关牵头调查此案,既不符合有关规定,结论也难以让家属信服。法谚有云,“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程序违法是不能容忍的。但郑州自贸区检察院案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白鹿新闻,经查询,检方至今从未受理过常济淙的案件,具体情况应该找郑东分局了解。范辰还表示,根据死者家属提供的死者遗体照片,常济淙脖颈处有一条深深的勒痕,涉案派出所陈国发所长用抢救时所致,难以自圆其说。白鹿新闻将持续关注河南常济淙死亡案。(来源:白鹿新闻)

近日,有网友发视频称,在哈尔滨的一场招聘会上,有企业招聘博士研究生,月薪为3500元-5000元。9月13日,哈尔滨市人才办工作人员回应奔流新闻记者称,已经关注到此事,可能是企业提供了错误信息。哈尔滨一公司月薪3500-5000元招博士,图为招聘信息视频中,一广告牌上写着“2024年度哈尔滨‘丁香人才周’(秋季)引才现场招聘活动”,一家名为哈尔滨赋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招聘信息为:招聘20名“普工”,没有专业限制,学历要求为“博士研究生”,年龄要求“18岁-50岁”,薪资待遇(月薪)为“3500元-5000元” 。视频拍摄者感叹道,“是不是有点扯?”“博士和卖茶蛋的差不多”。9月13日,奔流新闻记者多次联系视频中招聘信息中的电话,但一直无法接通。据“哈尔滨人才服务”公众号显示,“2024年哈尔滨‘丁香人才周’(秋季)引才活动”举办时间为2024年9月12日-13日,地点为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设置展位1000个。随后,奔流新闻记者拨打了招聘会咨询热线,丁香人才工作人员称此次招聘会主办方为市委人才办,对于记者反映的问题其会向领导进一步反映,他们也会和人才办沟通。哈尔滨市委人才办工作人员对记者称,已关注到了这件事。“因为今年活动规模比较大,岗位征集特别多,工作人员在大量的筛选工作中可能有一些疏漏。”其表示,该招聘信息可能是招聘企业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市委组织部对企业的招聘条件上并没有特别的要求,招聘会只是给大家搭建的一个平台。据中国新闻网、哈尔滨日报等媒体报道,本次“丁香人才周”活动共征集驻哈中省直企事业单位及民营企业1565家,首次特邀沈阳、大连、长春、呼和浩特及省内各市(地)用人单位,是“丁香人才周”活动开展以来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就业岗位质量最高的一次,其中“博士直聘”优待政策,更让不少高端人才迅速与心仪的岗位实现匹配。公开资料显示,哈尔滨赋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成立于2024年4月15日,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是一家以从事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业务为主的企业。文丨奔流新闻首席记者张鹏翔 实习生吕仁卓

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在台湾一石激起千层浪 图为台北风景综合台湾媒体9月14日报道,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在台湾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该报告指出,台湾去年12月收到美国“总统提用权”(PDA)军事援助物资“无法使用”。为啥“无法使用”?原来据报告披露,军援物资中的270万发子弹为1983年产,已经过期,超过3500组抗弹板和防弹背心受潮发霉。接着往下看,报告披露的内容更让台湾人糟心。报道称,这批共超过340个货运托盘的军事物资在加州一空军基地滞留了3个月,在等待向台湾运输期间经历了日晒雨淋还泡了水。原来,美国陆军将这些物资运到集货点近2个月后,才提出特别空运任务的请求,由于该基地缺乏足够且适当的储存空间,就导致这批军事物资如此“命运多舛”。“美国在台协会”人员表示,台湾2023年12月底收到的120个货运托盘物资里含有3000组受潮且发霉的抗弹板和500件潮湿、发霉的战术背心等。美国陆军坦克车辆和武器部门官员建议不要穿戴这些装备。此外,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当月致信“美国在台协会”指出,收到大量过期弹药且包装混乱。报告更是描述道,台湾方面花了数周时间“打开包装、晾干并实施清点”这些受潮发霉的物资。美国国防部督察长警告:“广义上来说,运送无法执行任务的物品会削弱美国达成安全合作目标的能力,并可能导致伙伴对美国的信任下降。”对于这样的大实话,“美国在台协会”官员指出,这确实让台湾高层官员感到像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2023年7月,美方宣布依“总统提用权”,军援台湾3.45亿美元库存品项。当时,从民进党当局外事主管部门到防务主管部门再到绿营专家和媒体,纷纷激动地对美方这一举动表示“欢迎”和“感谢”,高调宣称这是“重大突破”,甚至夸大解读以“现有库存提取”方式对台提供军援的所谓“政治意义”。但真相却是,拜登政府同意使用“总统提用权”向处于非紧急状态的台湾提供军援,是为了缓解国会议员对美国收了钱却迟迟未按时向台交付高达190亿美元军火的责难。有明白的岛内媒体当时就质疑,“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背后的代价恐怕难以衡量”。如果不是美国国防部督察长办公室这份耿直的报告,台湾民众怕还是蒙在鼓里。而台防务部门和民进党当局果然“嘴软”,连句重话都没说,只轻描淡写地回应记者询问,“交运军援品项及状况,已由台美双方共同检视、处理”。在相关新闻下的评论区,台湾网友忍不住大骂:“这根本就是垃圾吧!”另一位网友回复,“台湾做美国的垃圾场很久啦”“交到台湾手上的都是下三品货,遇到不吭声的台湾,吃屎吧”“谁知道遇见一个说真话的,伤脑筋,原本大家都认为装过去了”。更有清醒的网友一语道破:“一叶知秋啊!一个动作,往往透露对方真实心态。”栏目主编:秦红 文字编辑:宋慧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雍凯来源:作者:参考消息延伸阅读发霉装备、过期弹药……这就是美国给台湾的“军援”啊美国把台湾当成“过时装备处理场”,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但最近在岛内引起轩然大波的一则消息,依然令人瞠目结舌——美国最近向台湾提供的“军援”中充斥着各种变质发霉装备和过期弹药,岛内网民直言“这就是垃圾!”。美援台发霉装备、过期弹药 相关报道截图美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12日宣布,通过对美国“总统提取权”交付台湾的军备进行评估后发现,美国防部运交的这些装备中包括大批潮湿发霉的防弹衣、过期的弹药,就连美军自己都建议“不要使用”。美方报告批评称,“这种情况可能会削弱台湾对美国作为可靠援助来源的信心。”所谓“总统提取权”是一种快速军援授权,美方可以由此快速从美军现有库存调拨武器或辅助装备运往台湾。报道称,2023年7月,白宫首度宣布动用“总统提取权”,提供台湾价值3.45亿美元(约新台币111亿元)军援。但美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显示,美国防部依据“总统提取权”自2023年11月至2024年3月交付台湾的项目,未有效地实施问责制和质量管控。其中超过340个货运托盘的军事物资在隶属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的特拉维斯空军基地滞留了3个月,在等待向台湾运输期间经历了日晒雨淋还泡了水。美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的报告截图2023年12月,台湾收到的120个美国军援货运托盘中,含有3000组受潮且发霉的防弹装甲板和500件潮湿发霉的战术背心。台湾当局花数周时间,才将潮湿发霉的装备拆装、风干和盘点。但美国陆军坦克车辆和武器部门官员直言“不要穿戴这些装备”。此外,台“国防部”还致信“美国在台协会”,抱怨收到大量过期弹药且包装混乱——其中包括1983年生产的270万发子弹,早已经过期。美国防部监察长的报告警告称:“运送无法执行任务的物品会削弱美国达成安全合作目标的能力,并可能导致伙伴对美国的信任下降。”对于这样的大实话,“美国在台协会”官员也承认,这确实让台湾方面感到美军像是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其实美军此举不是“像是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而根本就是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例如台军拥有完整的子弹生产能力,并不需要从美国进口子弹——相反的是,21世纪初,美国还在大规模从台湾进口5.56、7.62和12.7毫米等三种口径的子弹。因此美军如今反过来向台湾提供1983年生产的过期子弹,这难道不就是在清理不要的库存吗?“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研究员揭仲表示,美方援助的个人装备,台军方也认为“有些状况”,因此通常都是先存在库房,列为动员装备,没有发给野战部队。“如今美国援助的装备变成换个地方继续囤,坦白讲也没有太大意义。”讽刺的是,从民进党当局再到绿营专家和媒体,之前对美方通过“总统提取权”援助台湾的这些物资表示“欢迎”和“感谢”,高调宣称这是“重大突破”,甚至夸大解读以“现有库存提取”方式对台提供军援的所谓“政治意义”。但真相却是,拜登政府同意使用“总统提用权”向处于非紧急状态的台湾提供军援,是为了缓解国会议员对美国收了钱却迟迟未按时向台交付高达190亿美元军火的责难。原先美国为台湾全新生产的首架F-16V拟于本月底抵台,但交货延迟 资料图例如原先美国为台湾全新生产的首架F-16V拟于本月底抵台,但台空军司令部13日承认,“因国际局势剧烈变动,造成部分供货商交货延迟、美方组装进度调整等复合影响”,推迟到今年第四季度才能交付。有岛内网民嘲讽称,“台湾原先被迫接收滞销品,如今连垃圾都来了。” “身处战乱中、全球到处请求援助的乌克兰,在收到不合用的军援时都会在国际上公开抱怨,而台湾当局接收美国垃圾后,连说的勇气都没有”。

(原标题:私企老板被指“玩弄多名已婚女下属”,涉事者回应:绝无此事,正搜集证据准备起诉)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G省D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撰文丨余晖据江苏省纪委监委9月14日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周铁根,男,1962年11月出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周铁根毕业于江苏公安专科学校治安系,毕业后成为江苏省环本农场干部、副指导员,1986年任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干部。1987年9月,周铁根到南通市委工作,历任南通市委研究室干部,市委研究室副科级研究员、正科级研究员,市委办公室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副处级秘书,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等。2000年12月,周铁根担任如皋市委副书记,后任代市长、市长。2006年6月,周铁根任如东县委书记。2011年5月,周铁根履新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后任江阴市委书记、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等职务。2015年12月,周铁根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16年1月任市长。周铁根担任徐州市市长期间,“老虎”王昊曾任徐州市常务副市长。王昊历任徐州市政协主席,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2024年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任上被查。说回周铁根。担任徐州市长两年之后,2018年4月,周铁根履新徐州市委书记。2021年7月,周铁根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2022年1月,他担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2023年1月任江苏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近期,周铁根还率队调研。2024年8月26日至28日,周铁根率调研组到无锡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条例立法调研。8月30日,淮安全市人大代表社会发展观察点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周铁根出席会议并讲话。周铁根曾被处分。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江苏华达钢铁有限公司和河北安丰钢铁有限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通报提到,华达公司是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的钢铁企业,该公司用于生产建筑钢材的设备是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装备,2010年以来累计生产“地条钢”17.5万吨,销售收入约6.4亿元。因上述事件,时任徐州市市长周铁根被行政记过处分。当时被处分的还有时任徐州市副市长冯兴振,他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冯兴振后来成为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就在周铁根被查前不久,2024年7月25日,冯兴振落马。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无锡人大发布等【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政知新媒体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延伸阅读原市纪委书记被判12年:送情妇1200万 家中搜出1500万四川省宜宾市原纪委书记向辉礼受贿一案有了新进展。9月9日,上游新闻(报料邮箱:cnshangyou@163.com)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因非法单独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740万余元,并伙同情妇王某荣共同收受他人财物900万元,向辉礼被眉山仁寿县法院一审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王某荣也获刑3年半。向辉礼2016年11月退休前,曾担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十年之久 图片来源/宜宾市纪委法院认定,2004年至2016年,向辉礼利用担任雅安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宜宾市纪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招投标、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取巨额贿赂。资料显示,向辉礼曾担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十年之久,2016年8月因严重违纪被撤职,同年11月退休。2022年4月,退休5年多的向辉礼被官方宣布因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委调查。判决书显示,向辉礼曾赠送情妇王某荣1200万元,王某荣落网后主动交代这一事实,同时检举向辉礼在位于天府新区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住房存放大量涉案现金,经有关部门查获共有1502.88万元。此外,王某荣还将两人共同受贿的900万元用于投资房地产,获利800万元。多次为煤老板、企业招投标提供帮助,收取巨额贿赂“过去,作为县委书记抓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虽责无旁贷,但毕竟宏观要求多,具体操作少。(调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对我来说,是学习的新起点……我的能力有限,水平不高,但我会笨鸟先飞……”2009年,向辉礼在其出版的新书《感悟:一位市纪委书记的工作手记》中如是写道。如今看来,这段话显得尤为可笑。事实证明,他的贪腐之路正是从其担任雅安市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开始的。简历显示,2002年1月,向辉礼由雅安市委副秘书长升任天全县委副书记、县长;2004年6月,开始担任天全县委书记。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06年间,向辉礼利用担任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职务的便利,为袁某某、孙某某合伙收购天全县昂州煤矿提供帮助,与王某荣共同收受袁、孙二人钱款900万元;为天全某钢铁公司在技改项目、收购二郎山火电厂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40万元;为眉山洪雅县某电力公司在水电开发方面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40万元;为天全县某旅游开发公司在开发旅游项目上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20万元。2006年10月,向辉礼调任宜宾担任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不过,自诩为“笨鸟”的他并未想着去啄出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蛀虫”,反而将党和人民赋予其的权力用作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甘愿被“围猎”。2023年1月,四川纪委监委通报称,向辉礼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 图源/官微截图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向辉礼利用其担任纪委书记,以及兼任宜宾市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督察工作小组第二组长、宜宾市招投标监督委员会主任、宜宾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副组长、城区南北出入口两线改造提升工程项目指挥长等职务上,多次为企业承揽工程、招投标、承包项目用地、城乡环境治理、办理沙场审批手续、贷款融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审批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企业主送的大量现金,共计1640万余元。除为企业经营给相关部门打招呼牵线外,向辉礼还在他人职务晋升上提供帮助并收受贿赂。2010年,他为时任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委付天池提拔为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提供帮助,收受付天池现金10万元。资料显示,2022年10月,因严重违纪违法,付天池被依法开除党籍和公职。2010年下半年,宜宾某投资公司负责人为保证其女友胡某顺利当上宜宾市翠屏区招商局副局长,给向辉礼送去现金10万元请求关照,胡某于2010年9月任副局长,目前任职信息不详。2011年,时任宜宾市高县公安局副局长刘庆辉被“双规”调查。高县某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余某找到向辉礼帮忙,后刘庆辉被以违规经商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12年上半年,余某送给向辉礼现金50万元。记者了解到,刘庆辉于2015年被以受贿罪提起公诉,获刑情况不详。送给情妇1200万元,后被其检举藏匿千万元现金判决书显示,王某荣出生于1962年12月8日,与向辉礼相差3岁。王某荣身份证号显示其出生于四川达州,高中学历。在向辉礼担任天全县委书记后,2004年7月,王某荣以其父亲王某琨名义成立四川盛达置业有限公司。2022年4月官方宣布向辉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时,王某荣也被同步采取留置措施。案件资料显示,在天全县昂州煤矿拍卖一事中,王某荣曾多次给向辉礼吹“枕边风”。根据向辉礼供述,2004年天全县准备对昂州煤矿进行产业延伸,引进活性炭厂盘活煤矿资源,在筹备阶段孙某林来考察。2004年5月的一个周末,向辉礼带着王某荣在成都参加孙某林等人所在饭局。饭局上,孙某林和王某荣互留电话号码。之后,王某荣经常在向辉礼面前提出关照孙某林购买昂州煤矿一事,向辉礼对此默认并同意关照孙某林。在昂州煤矿拍卖过程中,为确保孙某林及其合伙人袁某某顺利取得昂州煤矿,向辉礼劝退部分竞拍者,同时将拍卖方式以及拍卖底价告诉孙、袁二人。2004年8月,孙、袁二人以7030万元竞得昂州煤矿资产及采矿权。事后,孙某林、袁某某向盛达置业公司转款900万元。在向辉礼默许下,王某荣将该笔资金投资于广安武胜一房地产项目。王某荣供述称,该项目赚了1400多万元,其中袁某某、孙某林所送的900万元投入产生的利润为800万元。王某荣被采取留置措施后,主动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同时,还向监察机关检举向辉礼收受成都商人孙某贵200万元,以及向辉礼在成都天府新区万安镇麓山大道2段20号(即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住房可能存放大量涉案现金。图为相关判决书经相关部门查证,王某荣的两项检举均属实。检方认定,2013年至2016年间,向辉礼利用职务便利,为成都商人孙某贵在贷款融资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4次收受孙某贵现金280万元。其中最后一次是在向辉礼卸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后,2016年下半年某天,孙某贵在成都邛崃某山庄送给向辉礼10万元。此外,相关部门还在上述向辉礼位于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房屋内,查获扣押1502.88万元现金,经调查核实系向辉礼违法违纪所得。据悉,王某荣在留置调查期间,积极配合调查,对向辉礼的调查起了积极作用。此外,王某荣还积极退缴了全部犯罪所得900万元及孳息800万元,共计1700万元,同时退缴了向辉礼给其使用的违纪违法犯罪所得120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向辉礼和王某荣在共同收受袁某某、孙某林所送900万元的过程中,向辉礼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王某荣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王某荣应当减轻处罚;王某荣到案后,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提供他人犯罪线索、积极退缴赃款,系自首、立功,可依法从轻处罚、从宽处理。向辉礼受贿被判12年,情妇获刑3年半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向辉礼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单独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740.1152万元,伙同被告人王某荣共同收受他人财物9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二人行为均构成受贿罪。向辉礼被动到案后如实供述其全部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2023年12月,四川眉山仁寿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向辉礼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处罚金200万元;王某荣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对于两人共同违法所得900万元即孳息800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对扣押在案的向辉礼违法所得1740万余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判决书显示,向辉礼、王某荣二被告人认罪认罚。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一审判决后向辉礼未上诉。官方简历显示,向辉礼,1957年12月出生,四川通江人,四川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1975年9月参加工作。1975年9月参加工作后,先后在通江县麻石区小学、中学、中心校任教;1984年7月调入通江县文教局教育股工作;1989年2月至1996年9月在通江县委组织部工作。1996年9月,向辉礼从川东北调动至省会成都进入四川省委组织部工作,在这里他遇见了官至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魏宏,两人在工作上有较为密切关系。2000年11月,向辉礼随魏宏调职四川雅安,担任“撤地设市”之后的雅安市委副秘书长。2002年1月,向辉礼担任雅安市天全县县长,后升任县委书记。2006年10月,向辉礼担任宜宾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6年2月,向辉礼卸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同年8月,向辉礼因严重违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同年11月,向辉礼退休。2022年4月23日,四川省纪委监委官方网站“廉洁四川”发布消息称,四川省宜宾市副处级退休干部向辉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宜宾市纪委正对其进行纪律审查,经四川省监委指定管辖,眉山市监委正对其进行监察调查。2023年1月,“廉洁四川”通报称,经查,向辉礼理想信念丧失,纪法意识淡薄,背离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在组织审查期间不如实说明问题,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违反规定为他人在提拔、任用方面说情打招呼;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特定关系人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道德败坏;贪欲膨胀,胆大妄为,将公权力沦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甘愿被“围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招投标等方面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向辉礼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经宜宾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向辉礼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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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 图为反腐宣传图据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公开信息显示,周铁根,男,1962年11月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曾长期扎根家乡南通工作。1986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工作。1987年,他进入南通市委研究室,两年后成为副科级研究员。1993年,周铁根进入南通市委办公室系统,三年后升任南通市委办公室副主任。2000年12月,周铁根出任如皋市委副书记,两年后转任如皋市市长。2006年,周铁根被调往南通另一个县级市如东,出任县委书记。这是他首次主政地方。2011年,周铁根离开了工作近30年的家乡南通,调任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4年1月,周铁根出任江阴市委书记,并身兼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时隔三年后再次主政一方。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2015年12月,周铁根从江阴市委书记任上北上徐州,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任市长,2018年4月任徐州市委书记。彼时,有媒体评价,周铁根曾在苏南、苏中、苏北等城市都担任过地方领导,如此丰富的施政经历,在江苏官场上仍属少见。纵观周铁根的从政履历,他曾以善于跟企业打交道著称。在担任如东县委书记期间,他曾力主洋口港建设,破解了当地“有海无港”尴尬。当时,由于对开发洋口港信心不足,投资方香港保华集团迟迟不敢和如东县签署合作协议。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当时兼任洋口港开发建设总指挥的周铁根向保华集团表态,只要保华集团将跨海大桥和人工岛建起来,“不管后边有无投资者,政府兜底收购!”这一承诺最终促成洋口港开发的关键性工程——黄海大桥、人工岛的建成。2008年10月28日,洋口港实现初步通航,结束了如东“有海无港”的历史。彼时,在开发建设洋口港时,周铁根曾坦言,洋口港是全国的重要港口,洋口港开发建设任务重,难度大,必须超常规强势推进。他还提出,吸引大客商就要解放思想,灵活地运用市场化的办法,能合作的就合作,“我们不能看到人家有利可图,就死抱着项目资源不放。要想方设法,尽可能早开发、早启动”。在江阴工作期间,周铁根也曾展现过和企业打交道的哲学。据《江阴日报》报道,2014年1月6日,也就是履新江阴市委书记后仅三天,周铁根便深入部分镇村、企业进行调研。他的第一站是“天下第一村”华西村。在听取了相关情况介绍后,周铁根提出,希望华西继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把华西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此后,他还来到江阴的两大龙头企业阳光集团和海澜集团。周铁根说,企业是江阴发展的最重要力量,阳光集团、海澜集团等一批大企业集团为江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徐州工作期间,周铁根曾多次参加政企会谈,旨在加强同民营企业家沟通交流,听取大家的宝贵意见建议。据《徐州日报》报道,2021年4月28日,2021年度首期“政企交融汇”活动举行,周铁根出席并讲话。活动期间,周铁根认真听取企业家们的发言,不时插话与大家交流探讨,并就相关问题的解决提出具体要求。他说,举办“政企交融汇”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增进政企沟通了解,能够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确保服务更加精准、措施更加有效。从大家的发言中,深切感受到企业家们良好的精神状态,详细了解到企业发展情况和所需所盼,听后很受启发。开启“十四五”,要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进一步坚定信心。周铁根曾在接受《小康》杂志采访时,专门曾谈过他对政企关系的看法。他说,政府在发展过程中主要是营造环境,企业才是发展的主体。“社会要对企业家给予充分尊重。政府要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企业往这个方向发展。”周铁根表示,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诸如土地、金融等要素的获得,都离不开政府的帮助和协调,政府要做好服务工作,而在生产经营方面,政府不要去干预企业。2021年7月,周铁根转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后任江苏省十三届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江苏省十四届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直至此番被查。值得一提的是,除周铁根外,今年以来已有多名曾在徐州任职的干部被查。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被查。王昊曾任徐州邳州市市长,沛县县委书记,徐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徐州市政协主席、党组副书记,宿迁市市长,宿迁市委书记等职。去年1月,王昊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7月25日,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冯兴振被查。冯兴振曾任徐州市农业局副局长、党组成员,沛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沛县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州市副市长、市政府党组成员等职。2019年4月,冯兴振任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州矿务局局长。延伸阅读70岁的北京原区委书记落马 卸任后还告诫该区领导干部近日,三名高龄厅官落马和受审的消息引发舆论关注:9月9日,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发布消息,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尚宪芳1955年6月出生,今年69岁,已退休9年。9月7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王云峰1954年4月出生,今年70岁,已卸任通州区委书记近10年。9月6日,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她被指控受贿1309万元。胡世莲出生于1955年2月,今年69岁,已退休9年。这三名厅官退休9年多,年届七旬被查、被审,再次敲响警钟: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虽往必查、虽远必追,既不会因为党员干部退休而止步,也不会因为退休而出现盲区。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常委、统战部原部长尚宪芳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尚宪芳,男,山西省襄垣县人,1955年6月出生。他15岁便开始参加工作,在襄垣虒亭公社当办事员,在基层历练多年,此后在长治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多年后,开始主政地方,曾任长治市沁县县委副书记,黎城县委副书记、县长,黎城县委书记。2005年3月任长治市副市长,任职长达7年。2012年4月跻身长治市委常委,后获任市委统战部部长,2015年到龄退休。尚宪芳还是山西省作协会员,曾出版《县委书记的思考》《县域发展论》《治县观》等书,书中谈了他在县城主政十年的心得体会,尤其谈到了提高党性修养和拒腐防变能力,营造持久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而今书籍犹存,写书人已落马。北京市通州区委原书记王云峰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王云峰出生于1954年4月,河北阜城人。他长期在北京任职,早年在丰台区任职30年,担任过丰台区委副书记、北京世界公园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区政法委书记兼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2001年任北京农产品中央批发市场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任,2002年12月调任北京市平谷区委副书记,次年任区长。2006年5月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正局级)。2007年8月,王云峰任北京市通州区委书记,2014年11月卸任,随后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值得一提的是,王云峰主政通州区期间,正是建设高峰期。据媒体报道,在他卸任两个月后的北京市两会上,市领导在通州团分组审议会上告诫通州区党员领导干部:“高速建设时期规模量大,要坚持公开透明,工程监理要跟上,不要出腐败,不能楼起来了,人倒下了”。一语成谶,而今9年后,王云峰还是“倒下了”。胡世莲受审画面9月6日,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了安徽省立医院原党委书记胡世莲涉嫌犯受贿罪一案。公开资料显示,胡世莲,女,1955年2月出生,安徽肥西人。主任医师、教授、山东大学和安徽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省政协委员,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家级特殊津贴。擅长老年常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的诊治。她曾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副院长,2015年8月卸任。今年1月,退休近9年的胡世莲被查,今年6月被开除党籍。安徽省纪委监委通报,经查,胡世莲身为公立医院党委主要负责人,丧失党性原则,背弃初心使命,带头违纪违法,严重污染单位政治生态,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财物;无视纪律规矩,违规为他人谋取人事利益;大肆干预插手医疗设备采购、工程项目招标;权力观异化、亲情观扭曲,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利,单独或伙同亲属非法收受巨额财物。9月6日,69岁的胡世莲在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受审,检方指控,她利用担任安徽省立医院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医疗设备及药品采购等方面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他人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1309.8053万元,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受262.71万元。胡世莲当庭表示认罪、悔罪。该案将择期宣判。察时局梳理发现,近期,官员退休多年后被查处的案例并不少见。退休近9年,69岁的原四川省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郑勇8月30日被查;退休八年后,71岁的东莞市原市长李毓全8月21日被查。除了高龄厅官被查,还有“高龄虎”,1月落马的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副书记、副主任苏增添,今年已70岁;中纪委今年打下的正部级“大老虎”,曾担任海南省委书记近6年的罗保铭,将满72岁。纵观近些年查处的类似案例,有的是在职时就存在违纪违法行为,退休后“东窗事发”;有的是临退休时想捞一把,导致“晚节不保”;还有的是退下来后“不甘寂寞”,利用“余威”谋取私利。通报案例一再证明,只要触碰纪法红线,就难逃纪法惩处。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工作规划(2023—2027年)》明确提出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思路举措,重点查处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的腐败分子,更加有力遏制增量,分类施策清除存量。上述高龄贪官被查,正是对腐败存量的坚决清除。中纪委网站刊文表示,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腐败存量尚未彻底清除,腐败增量仍在发生,表现形形色色,腐败隐形变异、手段翻新升级,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贪腐行为更加隐蔽复杂,等等。这些问题充分说明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尚未彻底根除,必须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持续保持战略定力,防止“毕其功于一役”的思想。

在与前夫的第9场官司开庭时,周明月仍然难以放松紧绷的神经。自从2022年9月10号自己一岁五个月的孩子被前夫廖睿波暴力抢夺藏匿之后,两年来,这位母亲便一直奔波在打官司的路上。两年时间,9场官司,4败5胜,从澧县人民法院到湖南省高院,庭审现场一次次敲下的法官锤,见证了周明月的眼泪与坚毅。周明月2年时间打了9场官司,4败5胜1有预谋的分离藏匿的第一步,往往都是从一场有预谋的分离开始。一岁半的廖磊被抢走时,正处于刚断母乳不久,咿呀学语、蹒跚学步的年纪。2022年中秋节晚9点。周明月像以往一样将孩子洗漱后,换上尿不湿,关上房门、打开空调,准备抱到安静处唱歌哄睡。然而,这份宁静并未持续太久。由于房门关闭周明月没听到廖睿波归家、未主动开门,由此双方产生争执,恐慌之下周明月选择报警并通知双方亲属。“警察到场后,他情绪稍缓,但警方离开后,他又再次失控”。图为周明月的儿子廖磊警方离开后,周明月尝试再次哄孩子入睡,却没想到婆姐突然粗暴闯入卧室门,一场关于孩子的争夺战也由此拉开序幕。周明月在这场力量悬殊的较量中,只能凭借本能来保护怀中的孩子。但双方撕扯孩子的力道,让她不得不做出让步。眼睁睁看着孩子被夺走带下楼,周明月不顾一切冲出家门,用身体成功拦停驶离的出租车,并再次报警。随后,双方再次回到家中,警方出于对周明月人身安全的考虑,建议她当晚到外面居住。然而在周明月离开家后不久,孩子就被男方廖睿波带走,并彻底藏匿起来。不仅如此,前夫的态度也让她极为震惊。事发第二天一早,周明月收到廖睿波消息:把证件拿着,准备办离婚。“简直是断崖式的,我们四月份买的房,他五月份还在给我发520的红包,6月底还给我发了1000的红包,真的是不知道原因,为什么要这样做。”周明月怎么也没想到,在这个本应团圆的中秋夜,她的孩子会被抢走,婚姻会破裂。“我到现在也想不通,你至少给我一个解释,就是为什么,为什么要挑那一天,为什么要在中秋节呢?”周明月收到廖睿波消息,让她准备办离婚2找不到的孩子孩子被抢走后,周明月尝试报警、询问亲戚、自己外出寻找等多种方式寻找廖磊,但始终杳无音讯。图为周明月与廖睿波的聊天记录2022年10月27号,母子被迫分离47天后,周明月与廖睿波的离婚一诉开庭,在法官多次当庭询问下,廖睿波才第一次向周明月透露出孩子如今的去处——湖南省澧县,即廖睿波老家。自己和前夫均在长沙生活,孩子却被藏在老家,这意味着原本一个幸福家庭的孩子,因为大人间的矛盾突然间成了留守儿童。“他奶奶在村上到处宣扬说每天给孩子蒸了一个鸡蛋,然后我在想我的天啊,我小孩子本来可以每天喝牛奶可以吃到各种营养的辅食,这一下子这样。”作为母亲的周明月无法接受这个现况。一审结束后,周明月提出要求看一下孩子。2022年10月27日,周明月前往湖南省澧县,当地村干部对双方做了现场调解并达成共识:周明月与廖睿波继续带着小孩在长沙正常生活,孩子奶奶也可以随时来去长沙,过往一切,周明月可以既往不咎并立即撤诉。但是当村干部把这一解决方案告知大家时,孩子奶奶异常激动并大放厥词:即使你们和好了,也不会把小孩子还给你们的!随后再次带着孩子逃走藏匿。不得已之下,周明月求助当地妇联,希望能协助看一眼孩子。2022年11月14日,在妇联和村干部陪同下,周明月在村部小广场终于看到了已经与自己分开2个月的孩子。结果见面还不足10分钟,孩子再次被奶奶强行抱走。周明月在村部小广场终于看到了已经与自己分开2个月的孩子“把小孩子困在那个山窝窝里面,爸爸妈妈都不在身边,他不仅仅是失去母爱,也失去了父爱,就整个改变了小孩子的一个人生轨迹,他本来可以在一个很和谐很安稳的一个环境里成长,他本不需要去经历这些磨难的。”两次见面失败后,周明月最心疼的仍是自己的孩子。3艰难的胜利2022年10月27日,澧县人民法院对周明月与廖睿波离婚一审判决结果为不予双方离婚,驳回周明月所有诉求。2022年12月,周明月向澧县法院起诉婚内监护权。2023年3月,澧县人民法院驳回周明月全部诉讼请求,并判决孩子由爷爷奶奶照顾。法院对周明月与廖睿波离婚一审判决结果为不予双方离婚2023年3月,周明月向常德中院上诉婚内监护权,7月收到再次驳回并维持原判的判决书,建议周明月通过离婚诉讼解决抚养权问题。2023年7月,周明月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婚内监护权的再审。2023年10月,周明月向澧县法院起诉离婚(离婚二诉),11月,法院判决抚养权归男方,判决理由是“孩子随爷奶生活形成稳定生活环境,不宜改变其生活环境。”孩子被莫名抢走,又接连4次败诉,周明月被打击的痛不欲生,灰心之下决定放弃诉讼,只剩定期见孩子这一个要求,然而当她不断让步之后,却发现连这个愿望也极难实现。“男方在收到判决后,开始肆无忌惮阻碍限制我看孩子,设置重重关卡,更告知我看孩子唯一途径只能通过预约村干部,预约好了再看孩子奶奶心情是否给看,平时不会接我电话,不会接我视频,更不准我靠近他们家……”孩子父亲称周明月想见孩子必须通过村部为了看一眼自己思念成疾的孩子,周明月再次让步。2023年12月,周明月请假一周,按照廖睿波的要求提前预约村干部,并给男方家在村上的每个亲属家带上礼物,独自一人再次来到了廖睿波的老家。最终在村干部的协调下和陪同下,在男方大伯家与孩子见面约两小时。也是在这次见面中,周明月一眼看到了孩子因为鞋子尺码过小,被挤的又红又肿的脚趾。“因为孩子太小还不知道痒和痛的区别,他说他的脚趾头痒,然后鞋子一脱下来看,两个脚趾头全被磨的红肿了。”心疼不已的周明月在结束会面后立即去给孩子买了鞋子,但在第二天一早当周明月带着新鞋再来的时候,被却村干部告知:孩子再次被奶奶带走藏匿,并接连三天不见踪影。周明月给男方家在村上的每个亲属家都带了礼物一退再退、退无可退,最终被逼入绝境的周明月选择一告到底,一纸诉状递了到湖南省高级法院。2023年11月,就在等待离婚二诉的上诉开庭期间,周明月收到了来自省高院指令中院再审本案的裁定书,裁定书内明确指明:确认廖睿波存在以藏匿的方式侵害周明月监护权的行为。对于廖睿波的该种行为,应当予以否定性评价。母爱不可替代,更不应被人为剥夺。婚生子廖磊由周明月直接抚养、教育、保护较为适宜。一、二审法院并没有查清,草率作出认定和判决是错误的。请求依法再审撤销一、二审判决,指令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本案。拿到省高院再审裁定的那一刻,周明月两年来无处诉说的委屈终于得以释放,她偷偷躲起来放声痛哭,“终于有地方看到了,我终于看到了一束光,我终于有了希望......”4道阻且长的强制执行9场官司,4败5胜,最终以省高院的判决一锤定音,周明月获得抚养权。2024年3月13日,周明月终于收到来自常德市中院的改判书。拿到判决书后,2024年3月18日,周明月在提前知会一审法院、县妇联、联系了镇妇联组织村干部后,决定去村上接孩子,却不想遇到了另一难题。“我还没靠近男方家,就被孩子爷爷连续推搡,不准我站在他们家门口的公共路上面,说我只能站在田里,孩子被关在家里,我就只能看到他骑着个小自行车在家里转圈圈。”之后,廖睿波明确表示不会交孩子,要求周明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2024年3月21日,周明月向一审法院提交执行申请。但新的问题摆在了周明月眼前,执行局只能执行被执行人廖睿波,孩子却因生活在爷爷奶奶那里无法被强制执行。如果想强制执行要回孩子,周明月还需要再向法院提出申请,追加爷爷奶奶为被执行人。“我现在心情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但是又是一重山。执行一公里的话,我是比较有信心的,虽然可能会经历一些坎坷,但我想前面那么难的关都过来了,然后这一关的话,再不过的话就没天理了。”周明月仍然相信律法会维护自己的权力。2024年6月28日,周明月收到湖南省高院的再审裁定,驳回廖睿波再审申请。2024年8月5日,廖睿波因拒不履行生效判决而被司法拘留15天。8月21日,廖睿波从澧县某看守所释放。5抱团维权的“紫丝带妈妈”们周明月的维权之路,也牵动着另一群人的心。“我知道男方家那一个小村子里,我是第四个孩子被抢走藏匿的,他们家正对门的50米的距离就有一个,男方带着孩子举家搬迁跑到外面去了。多数妈妈通常情况下不知道怎么办,就只能哭。”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北京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白皮书)(2019-2024)中提到:因父母藏匿、抢夺未成年子女引发的抚养、监护、探望权纠纷案件呈增长趋势,90%以上的藏匿、抢夺子女行为源于成年人之间的激烈的婚姻或家庭矛盾,子女往往成为夫妻、家庭成员之间争夺利益、宣泄情绪、报复对方的“筹码”和“工具”,70%以上长期被藏匿、抢夺或拒绝探望的子女年龄不满八周岁,这些未成年人的独立辨识、表达能力不足,在长期、反复的矛盾和诉讼中极易遭受严重身心侵害。同样因孩子被藏匿,近年来全国范围内寻子不得的群体自发地组织了起来,因困联合,抱团维权,自称为“紫丝带妈妈 ”,呼吁以非暴力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与孩子团聚。周明月的维权之路取得了初步胜利,也给“紫丝带”群体带来了不少信心。周明月依旧认为自己是幸运的,“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赶上好时代,有了指导性案例,就会越来越容易打这种官司了。打赢这个官司的话,其实也是对我内心的一个治愈。”“经历了这么多,我有种感觉,就是我真正地站起来了,真正地成长了。这个东西必须要我一个人去承受、一个人去面对、一个人去奋斗。所以说,我一定要真的站起来。”(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名均为化名)来源 | 大象新闻记者 关新耀 杨灿 刘园园 韩静雯 段晋哲/视频拍摄监制 | 李金锋 李洁敏主编 | 狄晓晶 赵东编辑 | 杜卉

《淬火》带给我们的惊喜还在继续着,“福建”号航空母舰曝光的各种设计细节也越来越多,这次带给我们的惊喜是“福建”号的机库设计和诸多设计细节。比如从机库面积上来说,肉眼可见的“福建”号机库相比“辽宁”舰和“山东”舰都大了那么一大圈。中国三艘航母的机库对比图根据网上大佬“牧星观海天”放出的对比图显示,“辽宁”舰机库里,舰员们排排坐放着小马扎看节目,一排坐了20多个人都有点儿挤。到了“福建”舰的机库里,舰员们呈疏开队形列队,间距一米左右一排站了20多个人都不显得拥挤,两侧还能留出不小的空间来,最直观的展现了“福建”号机库的巨大。福建舰的机库门同时,“福建”号航母机库的机库门、机库内部的防爆门等,都有较大的改进。以之前“辽宁”舰和“山东”舰的设计来看,航母机库门采用整体抽拉设计,需要使用的时候向一侧推开,打开速度相对较慢,同时还挺占地方,对于寸土寸金的机库来说,多出来一点面积都是好的。美军航母的机库门这种整体式大型机库门,是苏联航母的典型设计,我们在改造“辽宁”舰,建造“山东”舰的时候,沿用了苏联航母的设计。而“福建”号航母就改弦更张、更改了设计,使用了美式航母的两段开合式设计,提升了开启速度,减少了横向的占地面积,完全美式航母化了。福建舰的防爆门同样存在较大设计改进的除了机库门,还有机库内部的防爆门,航母机库的消防和损管采用分区损管设计,各分区之间安装防爆门,一旦某一分区发生起火燃烧的事故,立刻使用防爆门封闭该分区。辽宁舰的防爆门但从苏联航母的设计来看,封闭分区没有安装刚性防爆门,而是使用了3道软性防爆帘、将机库分为四个分区,防爆帘采用防爆的石棉材料制作,不用的时候收卷在机库顶部,发生火灾时再拉下来将发生火灾的机库分区隔绝。但软性防爆帘的问题是很显著的——它只有防火能力不具备防爆能力,一旦机库内的弹药发生殉爆,强大的冲击波和超压会毫无疑问地摧毁防火帘,这是苏联航母在损管设计上的巨大缺陷。美军航母的防爆门相比之下,美式航母的机库损管设计就科学得多了,机库由两道防爆门隔成三个分区,每道防爆门使用200毫米厚的钢材等刚性材料制造,不仅可以防火更可以防爆。采用分段式设计,不用的时候折叠在机库两侧,对于机库燃烧和殉爆的防御能力远远强于苏联航母的防火帘。“福建”号航母在机库损管上,取消了苏联航母使用的防火帘,改为使用防爆门,极大地提高了机库的生存性和安全性。当然了,这也一样是咱们薅鹰酱毛的结果。辽宁舰进行海上补给时的画面最后,还可以看到“福建”号在干货补给门架上有了改进,之前“辽宁”舰和“山东”舰的干货补给门架位于后方机库门的左侧,采用立式门架,干货补给转运程序,是先将干货转运到升降机上,再从升降机往机库内转运,到机库内进行集散,等于是三道工序。美军航母进行海上补给时的画面美国航母则使用了收拢在机库上方的卧式补给门架,不用的时候折叠在机库上方,使用的时候放下来连接补给舰,接收到的货盘直接放在机库里,叉车推车等直接就叉走进行集散,物资转运效率更高了。福建舰的补给门架“福建”号航母也原封不动地弄了这样一个卧式补给门架,就在机库门上方,一样的,属于薅鹰酱毛的行为,把鹰酱的有益经验都学到手了。背景的福建舰上停满了战机总而言之,美国海军作为这个世界上运用航母最有经验的海军,有些经验教训咱们不得不服,不得不学,我们的口号就是:走鹰酱的路,让鹰酱无路可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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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17 18: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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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纯发长文讲述事发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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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在朝鲜国庆日宣称要“倍增”核武器的金正恩,很快就出现在核武器研发一线。据朝中社9月13日报道,金正恩近日视察了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和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地。韩国总统室官员表示,韩方正密切注意有关情况,对于朝鲜是否可能进行第七次核试验“不排除任何可能性”。这次视察并无太多高级官员跟随。在朝中社发布的照片里,跟随金正恩进入铀浓缩基地控制室和生产现场的部长级官员,只有身穿白色工作服的劳动党中央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洪承武。他也是这些画面中极少数脸部没有被打上马赛克的人。根据韩美政府的信息,洪承武今年已经82岁,他的职业生涯几乎贯穿朝鲜核事业发展的整个历程。这位“元老”再次出现在公开报道中,有可能意味着他将以一种高调的方式结束自己在军需工业部的生涯。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究所和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地,洪承武(右一)陪同。(图片来源:朝中社)朝鲜核武器研发的神秘负责人目前,外界所知洪承武的个人信息,大多来自美国史汀生中心的知名朝鲜人事问题专家迈克尔·麦登。麦登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早在1994年《朝美核框架协议》谈判期间,洪承武与美国代表团成员就有一些接触。正是从这些和洪承武接触过的人口中,麦登得知洪承武是一位核工程师,曾在苏联或中东欧学习。20世纪90年代之后,洪承武曾扮演宁边核设施反应堆的“总工程师”角色。那时,朝鲜官方媒体还没有关于洪承武的报道。但到2010年,当朝鲜将核武器、核载具(洲际弹道导弹)及航天研发机构整合为劳动党中央机械工业部(后改组为军需工业部)时,洪承武已经在这个系统内担任了较高职务。第二年,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去世,洪承武在治丧委员会名单中位列第126名。洪承武在朝鲜媒体中频繁露面,则是在金正恩成为最高领导人之后。麦登观察到,和父亲金正日不同,金正恩会在核武器问题上召开“更具开放性”的会议,同高级科学家、工程师直接见面,这使得负责具体研发事务的专家型干部得以和新领导人建立个人联系。导弹工程师赵春龙和核工程师洪承武成为其中的佼佼者,赵春龙如今担任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军需工业部部长。2012年12月,在金正恩同“银河3号”运载火箭发射参与人员合影留念时,朝中社发布了一张他和洪承武在拍照前亲密互动的照片。2013年1月,朝中社报道了金正恩主持召开“安全和外交方面负责人协商会议”,洪承武和人民军、外务省的负责官员一同列于出席名单,排位高于外务省第一副相、负责对美谈判的金桂冠。梳理朝鲜媒体报道可知,洪承武真正负责的事务,一直是朝鲜的核武器试验。2013年2月,朝鲜第三次核试验成功后,金正恩与有功人员合影,洪承武在列。2016年1月,在第四次核试验成功的庆祝仪式上,洪承武是第一位获得金正恩亲自颁发勋章的干部。2017年9月,朝中社在第六次核试验前的数小时发布照片显示,在金正恩检查即将试验的氢弹时,洪承武站在他身旁。试验成功后,洪承武又参与了金正恩和有功人员的合影。一个月后,洪承武被增补为劳动党中央委员。然而,第六次核试验成为朝鲜迄今为止进行的最后一次核试验。次年,朝鲜半岛局势转暖,金正恩和时任韩国总统文在寅、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半岛无核化”又被提上日程。虽然洪承武在2019年被提升为军需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但从2018年开始,他平均每年只在朝鲜官方报道中出现一两次。2021年,他出现在劳动党八大的新闻公报中。2022年,他位列人民军元帅玄哲海的治丧委员会名单里。然而,随着半岛局势自2022年开始急剧恶化,朝鲜加速核武库“倍增”计划,洪承武2023年和2024年的“出场”,都是陪同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发机构。麦登认为,洪承武的出场次数减少,并不意味着他远离权力中心,相反,“自他被提升为第一副部长后,他很可能也参与导弹等核载具的研发工作”,只是由于依然主管核武器研究所,所以并不在其他试验活动的报道中出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2022年以来,军需工业部下属导弹、太空研发机构,分别重组改建为导弹总局和航空航天技术总局。麦登认为,在核弹头生产也在“倍增”的情况下,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可能也经历了一些改革,只是没有向外界披露。历史上,朝鲜的核开发工作一般由一名高级干部长期负责,任职到80多岁属于常态。已故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全秉浩曾负责核开发工作40余年,2011年因身体原因退居二线,当时已经84岁。根据朝中社官方简历计算,接替他出任军需工业部门负责人的朱奎昌,当时也已82岁。从全秉浩、朱奎昌到赵春龙、洪承武,他们都是工程师出身,且大多有在苏联、东欧国家交流读书的经历。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究所和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地。(图片来源:朝中社)提升“核物质现行生产”能力如今,洪承武陪同金正恩出现在朝鲜铀浓缩设施所在地,引发了一些人对朝鲜将进行第七次核试验的担忧。韩联社援引多方分析提出了两种可能性。一种分析是,朝鲜在距离2024美国大选不足两个月之际公开其铀浓缩设施,是为了“彰显其核能力,提高其今后在对美谈判中的地位”;另一种分析则认为,韩国政府去年起研判朝鲜核试验筹备工作已完毕,朝鲜在美国大选前实施第七次核试验的可能性较大。相对可靠的分析方法,是比较洪承武之前几次陪同金正恩视察核武器研究所的报道文本。2017年9月,在第六次核试验前夕,金正恩在洪承武陪同下视察核武器研究所。金正恩对“目睹了用本国力量和技术制造的、具有超强爆炸力的主体型热核弹”感到十分满意,并详细询问了氢弹的技术规格、结构和操作特点。2023年3月,金正恩上一次在洪承武陪同下指导核武器兵器化工作。虽然配发的照片显示金正恩参观了一些核弹头或核弹头模型,但报道文本强调的是,金正恩具体了解了核武器的运用手段、作战目的、与各种武器的互换性,以及国家核武器综合管理体系。他还审阅了拟定的核反击作战计划和命令书。考虑到当时朝鲜军工研发重点是提升洲际弹道导弹等核载具的生存、机动能力,对韩美形成真正的核威慑,金正恩关注的重点意有所指。他赞赏道,核武器研究所“按照党中央要求利用各种手段在多种作战空间统合运用核武器的战略构想和意图,为使我们的核武力壮大成为能够应付任何核紧急情况的可靠力量竭尽努力,并取得了重大成果”。那么,这一次,金正恩看了什么?说了什么?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察看了铀浓缩基地控制室,全面了解了生产工序运行情况;听取了关于“大搞核物质现行生产”的汇报,表示了“极大的满意”;察看了正在扩建的核武器现行生产现场,具体了解了设备组装日程计划。在讲话中,金正恩强调了“要按照更高的远景目标,集中一切力量生产战术核武器制造所需的核物质”,并“为此提出了重大任务和方向”。他还具体提到,要增加离心机台数、提高离心机的个别分离性能、推进已进入尾声的新型离心机应用工作,进一步夯实武器制造级核物质生产基础。显然,金正恩本次视察指导的,是核武器的生产环节,而非新的成品。他反复观看、强调的离心机,是用来生产制造核弹头所需的高浓缩铀的。分析指出,朝鲜本次展示的离心机,不是美国专家2010年访问宁边核设施时所见的离心机,这意味着朝鲜的“核物质现行生产”能力已经明显升级。但从金正恩的指示看,这项生产升级工作还远未完成。因此,仅就本次视察去判断朝鲜第七次核试验的时间,为时尚早。作者:曹然编辑:徐方清

    9月11日上午,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黄某强涉嫌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一案。法庭上,辩护人辩称,黄某强虽充当了替人冒用刘汉廷一家身份信息的中介角色,但此案中许多环节并非由其独立经手完成。11日,受害者之一的刘汉庭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法庭上,检察机关给出的建议刑期为3年;本案未当庭宣判。被人冒用身份,“欠债”近8000万元……多年维权的刘汉廷希望彻底从这个泥潭中脱身。他对记者表示,这桩案件对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他正在考虑申请国家赔偿。深圳市公安局福田派出所开具的情况说明据了解,检察机关提供的该案相关信息显示,2009年,此案相关人员刘某威通过关系与黄某强建立联系,让黄某强代其办理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随后选择刘汉廷一家作为目标,替刘某威制造假证。2010年,刘某威再次找到黄某强,托其为刘某威“朋友”陈某制作虚假的户口、身份证,黄某强则协助陈某顶替了刘汉廷妹妹刘琼华的身份信息。此前,红星新闻曾报道过刘汉廷的遭遇,2011年8月,广东男子刘汉廷被警方告知其在警方系统内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其后,刘汉廷开始频繁接到银行、信贷机构催收电话。据警方调查显示,刘汉廷的身份信息遭他人冒用,并被欠下了近8000万元巨额债务。2023年5月20日,红星新闻记者从消息人士处获悉,冒充刘汉廷的嫌疑人刘某威(男),以及假称刘汉廷妻子的嫌疑人董某丽(女)于广州市一小区内被抓获。今年7月12日,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审理了刘某威冒用身份信息诈骗一案,刘汉廷曾以证人身份出庭,这一案件目前尚未宣判。被冒用身份信息后,即使已经在警方、法院帮助下澄清自己与刘某威所借巨额债务无关,但刘汉廷的生活依然在持续受到影响。他表示,自己现在无法向银行、信贷机构正常申请任何贷款,“500块都借不到。”红星新闻记者 周炜皓事件回顾天降横“债”:多了个“老婆”,还“欠下”近8000万,男子维权十年被人冒用身份,背上近8000万元的债务,十年过去了,刘汉廷依然没能从这个泥潭中脱身。2011年8月,深圳警方在例行检查时发现警方系统内,刘汉廷的身份证照片与本人不符。那时刘汉廷没有多想,托朋友帮忙在老家进行了信息更改,重新办理了身份证后就把这件事抛之脑后。回忆起自己当时的疏忽,刘汉廷后悔不已,“如果我办这张新身份证的时候,能及时纠正过来,后面就不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了”。根据律师苏玉宏整理发现,那个冒用身份的“假刘汉廷”,有不少借贷记录发生在2011年4月之后,而直到2012年12月,真正的刘汉廷开始不断接到催收消息,冒名者却已经消失无踪。根据统计,被放到刘汉廷名下的已知债务高达7900多万元,对于这个在深圳务工的普通电工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如今十年多的时间已经过去,刘汉廷背负的巨债仍没有完全化解,直到发稿前的2023年3月,他还不断收到征收电话和短信。一家人的生活被完全打乱,妻子蔡晓霞和老家的亲戚之间几乎不再往来,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因为被骚扰而辍学打工,至于刘汉廷自己,也难以继续正常工作,“整个大脑里面所装的信息都是跟这些相关的,我整个手机里面百分之七八十的信息都和案件有关”。更大的隐患是,刘汉廷并不知道这7900多万元,是否已经是全部的债务——在刘汉廷被伪造的户籍信息中,他多出了一名叫作董林丽的“妻子”,由于无法查询这名“假老婆”的负债情况,律师也没办法确认刘汉廷会不会背上更多关联债务。人生中整整十年深陷这笔天降横“债”当中,刘汉廷说,事到如今,他只希望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打工攒点钱,再重新送女儿回到学校,让这个家走回正轨。但他不知道,自己离那一天还有多远,“我也不知道债务彻底了结了没有,对我的影响是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被打乱的十年2012年12月8日,刘汉廷接到第一个催收电话,民生银行告诉刘汉廷,他欠了37万元。放下电话后,刘汉廷马上跑去银行核对,发现银行系统内的身份证复印件照片并不是自己,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根据银行系统内查询到的信息,借款的“刘汉廷”,除了身份证还有一整套完整的户籍信息,包括一名叫“董林丽”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分别叫刘煜、刘烨。打印了相关报告以后,刘汉廷报了警,开始了漫长的维权自证之路。刘汉廷一家被伪造过的户籍信息深圳警方的调查结果显示,假冒刘汉廷的人原名刘沛威,在冒名顶替后,他以“刘汉廷”为法人注册了一间民间借贷公司,并在深圳各个银行开信用卡套现。直到刘汉廷报警时,刘沛威已经因为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列为网上追逃对象。而刘汉廷彼时还没有想象到自己会面对一笔多么巨大的债务,随着各路银行、借贷公司的催收和法院判决纷至沓来,催收的手段越发多样,接不完的短信和电话已经司空见惯,有的催收人员甚至直接找到了刘汉廷家里和他上班的工地。2013年10月11日,安信小贷的催收人员假称“送快递”,将正在做工的刘汉廷叫出来,“我们当面澄清了之后,他就有一段时间没再来纠缠”。据妻子蔡晓霞说,后来装修的业主嫌新房被人上门催债“彩头不好”,向老板要求换掉了刘汉廷。征收公司不仅找过刘汉廷本人,也找过蔡晓霞和他们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蔡晓霞被老家的亲戚朋友议论,逐渐和亲友们断绝联系,一对女儿同样面临着来自外界的压力,“学校的老师同学老是问她们,你爸你妈和哥哥是干什么的,两个女儿觉得我是破坏别人的家庭”。2015年,刘汉廷存给女儿们9000多元学费被银行冻结,他找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查询个人征信报告,才发现自己名下有20多条不良信用记录,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实际上,那时的刘汉廷已经是深圳各级法院30多次开庭审理的民事经济纠纷中缺席的被告,只不过法院的传票没有寄送到他的常住地址,在刘汉廷未到场的情况下,他已经败诉了很多次。为了恢复正常的生活,刘汉廷开始积极查询相关材料尝试维权。他统计过,以自己身份为被告的32宗案件中涉及的欠债金额,累加起来高达7900多万元。而刘汉廷做电工一个月的收入只在四五千元,如果按照年收入6万元来算,这笔债务需要还上1000多年。因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刘汉廷开的网店被封停,只能以妻子的名义办理相关手续,女儿们也不堪老师、同学的议论,在初中毕业后辍学打工。刘汉廷女儿收到的催收短信别人怎么变成“我”?十年过去,刘汉廷至今没想明白的一点是,自己究竟是怎么被人冒名顶替的?在他回忆里,2009年初那次托人帮忙可能是身份信息泄露的源头。那时,在深圳务工的刘汉廷通过惠来县老家公安局户籍科的熟人代办女儿户口,将自己的户口本原件、结婚证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以及个人证件照一起寄给了对方。而惠来县公安局靖海边防派出所开出的情况说明显示,刘沛威冒名顶替办理的假身份证,办理于2009年5月10日——这在时间上与刘汉廷托人办理户口本的时间接近。刘汉廷称,据他了解,办理户口本需要当地居委会等部门开具相关证明,然后由当地派出所核实签发,他认为自己被冒名顶替并非单一环节存在问题。红星新闻记者佯装要托人办理户口本,拨打了揭阳市惠来县靖海镇城东社区居委会某负责人的电话,对方表示办理户口本不需要本人到场,可以由他人持有身份证复印件进行代办。记者询问刘汉廷的相关证明是如何办理的,由谁经手?对方称由于年代久远,他已经记不住了,“把关都是派出所那边的,村里面你让村民找我们开证明,我们应该都开给他们”。对此,刘汉廷称他曾经向警方要求过处理相关人员,得到的回复是“已经进行了内部处理”,至于究竟谁涉及其中、如何进行处理,则没有进一步说明。根据上观新闻报道,当地公安曾反复强调,刘汉廷在2011年提出更改身份证上的照片信息时,他们已经给予了及时更正,至于之后刘沛威冒充其银行贷款的案件,是因为“深圳的公安户籍信息系统和惠来当地的不同步”。针对刘汉廷案件的处理调查情况,记者联系了揭阳市公安局某负责跟进这一案件的民警,对方表示没有权限进行答复,需要请示其领导,随后再无回应。刘汉廷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由惠来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监督案件受理通知书,该通知书显示,对于刘汉廷因不服公安机关不立案提交的刑事立案监督申请,已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之规定,决定予以受理”。刘汉廷的部分报警回执艰难自证让其常年精神紧张实际上此前向媒体求助后,刘汉廷的遭遇引起社会关注,他的维权也迎来了实质性的进展。2016年,在多家媒体报道之下,刘汉廷老家的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公安局出具了证明“2009年5月10日为其签发的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但相片并非刘汉廷本人,为错证”。除了证明材料,揭阳市公安局还和刘汉廷签署协议,由公安局聘请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苏玉宏律师代理案件。刘汉廷向红星新闻记者出示了当时签署的协议,根据这份协议规定,由揭阳市公安局指定和聘请律师所和律师,负责为涉及刘汉廷名下财产及以刘汉廷、董林丽夫妻共同财产名义为执行标的的执行案件提出执行异议及执行终止,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等事项。刘汉廷与揭阳市公安局签署的协议苏玉宏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截至2023年3月,这份协议当中大部分委托已经完成,但“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还没处理完”。这部分未完成的事项,包括需要公安立案配合处理的部分遗留问题,未能撤销的银行信用记录,以及一辆还未处理的涉案车辆,目前该车辆已经被公安方面扣留,正在进行处理。虽然如今已经与刘沛威大部分债务撇清关系,也从法院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中撤下,但刘汉廷仍然在担心自己能否脱离这个漩涡。在刘汉廷和律师苏玉宏整理的文档中,除了20条征信记录,涉及冒名的“刘汉廷”以及董林丽的案件有42起,相关工商信息4条,房产土地信息5条。由于无法直接查询董林丽的征信等信息,对于这位“妻子”带来的关联债务,刘汉廷暂时难以确定其规模。另一方面,放在他名下的一些债务,也依然如影随形。就在发稿前的2023年3月,刘汉廷和家人还在不断收到催收电话和短信,包括十年前就曾直接上门过的安信小贷。刘汉廷播放了一段和催收员的通话录音,在他多次解释自己身份被冒用后,对方依然不依不饶地表示,“我会去和你双胞胎女儿聊一聊她们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识”。遭遇过激的催收后,几乎每一次刘汉廷都会报警,让警方替他和这些催收人员沟通,但收效甚微。另一段催收录音中,在听到民警的解释之后,催收员称警方“包庇老赖”,并扬言除了要起诉刘汉廷,还要连办案的警员和派出所一起告。常年处于精神紧张当中,相较于2011年办理的那张身份证上的照片,如今的刘汉廷枯瘦、憔悴了许多,他想过那个假冒他的人如果落网,自己是不是就能从这些折磨当中抽身而退。但苏玉宏却对此并不抱什么期望——即使刘沛威落网后承担了其刑事责任,其民事案件所造成的影响依旧要刘汉廷一笔笔去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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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就菲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的9701号船撤离发表谈话)

    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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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猫哥来源| 大猫财经Pro许家印的前妻丁玉梅刷屏了,全球资产被冻结,每个月只能领两万英镑生活费。丁玉梅每个月只能领两万英镑生活费很多人听了就炸了,一个月生活费接近19万人民币,比很多人一年挣的还多。但你以为她能过得好吗?肯定非常糟糕,丁玉梅现在就是行动的500亿,全世界的债主都在围剿她,就算哪天来个意外死亡,也不用奇怪,海外有些金主比咱们的银行狠多了,丁玉梅也在用法律手段保住自己的资产,但每月2万英镑还不够她支付律师费的。所以伦敦法院这一招够狠的,直接把丁玉梅整成一个待宰的羔羊。这里面的关系并不复杂。恒大的窟窿2万多亿,靠许家印肯定是填不上的,他是去年9月进去的,已经一年多了,这个结果他们家是有预感的,所以提前做了准备。丁玉梅还向法院起诉了自己的儿子许腾鹤,要追讨10亿港元所有这一切,感觉就是为了把恒大最后一点值钱的资产都吃干榨尽。许家印进去这么久了,恒大的一个大金主都被判了死缓,他的结局是很难预料的。可能他们家的策略就是牺牲许老板和小儿子,然后丁玉梅带走500多亿,和大儿子一起安安静静做个大富豪。不过这个设想过于美好了。为啥呢?因为恒大的债主遍布全球,恒大不光在国内各种借钱,在国外也借了不少。几年前银行已经很少给房地产企业借钱了,当时就流行去借美元,恒大也借了不少,他那些海外债主可不是善茬,比如最大资管公司贝莱德、恒丰、瑞银、富达等等,号称新兴市场专家的安石,更是豪赌恒大美元债,不断加仓,最后买了30亿美元,成了最大持有人。2021年,恒大不稳的苗头已经有了,但是这些海外机构一反常态,居然都在加仓,12月,恒大出现第一笔美元债违约,恒大的美元债暴跌,从1美元跌至20美分,实际成交价更低。面对暴跌,该止损走人吗?不会的,当时杀红了眼的贝莱德反而加码了,为什么呢?他们断定恒大这种规模的企业是大而不倒的,中国最后一定会出手救助。这时候趁机抄底,只要中国救,他们就稳赚。包括像美国对冲基金老板、有“黑天鹅之王”绰号的博阿兹·温斯坦也买了不少,但他的目的,是等待恒大无法偿付时,打官司索取巨额赔偿。结果呢,这些各怀鬼胎的资金全都被套死了,现在恒大的美元债接近200亿美元,你说这些机构能放过许家吗?根本不可能。丁玉梅与许家印的合影他们想从恒大在国内的资产获偿很难,最值钱的土地和房产早就都抵押换钱了,一大堆债主每天盯着,保交房都困难。好在恒大是个香港上市公司,于是香港法院就上场了。丁玉梅要面对两个非常厉害的对手,这是香港法院指定的恒大清盘人。一个叫黄咏诗,是著名的析产律师,她主持过赌王何鸿燊家族遗产纠纷案,另一个叫杜艾迪,曾担任雷曼兄弟亚洲业务首席清算人。这就是两个赏金猎人啊,俩人一上任,马上对恒大的财务进行了调查,结果惊讶地发现,恒大早已被掏空了。俩人毫不迟疑,立即起诉了许家印和的高管团队。丁玉梅最初并不是案件的被告,但法院查着查着,发现许家印名下的豪宅、游艇、豪车全都登记在她名下,所以第一时间怀疑许家印可能转移财产已久,并因此将丁玉梅也告上法庭。他们随后发出了追讨令,要求许家印、丁玉梅等人返还他们在2017年到2020年期间获得的分红和薪酬,总计60亿美元。许家印、丁玉梅等人被收回股息、酬金约60亿美元追讨令发到英国,伦敦的法院直接发出了禁止令,冻结了丁玉梅的所有财产,并要求她必须真实地披露自己拥有的资产。伦敦法院为啥这么干呢?因为丁玉梅现在是在伦敦居住的,她也在通过法律程序试图保护自己名下的财产。但现在每月就发你两万英镑,你连律师都请不起,让你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这样清盘人就更容易查清楚她在海外的资产了。而且这个禁止令是英国法院发的,在56个英联邦国家,通常会司法互认,这里面就包括丁玉梅拿到永居权的加拿大。所以像许家印给大儿子在加拿大设立的家族信托,23亿美元,早就被盯上了,虽然家族信托有一定的隔离作用,但如果查明来源非法,想留也留不住。这些海外债主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瓜分许家的海外资产,减轻自己的损失。所以你觉得丁玉梅日子轻松吗?她被群狼盯上了,也没办法,这都是欠人家的。如果这些海外债主拿到许家的财产,可能这事也就结束了。但如果一分钱都拿不回来,那最极端的结果,可以参考一个英国老板,林奇。这个林奇创建了一个科技公司,2011年以110亿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大名鼎鼎的惠普,但没多久,惠普认为林奇作了假账和假数据,夸大了公司的价值,骗惠普多花了88亿美元,双方打了13年官司。今年6月,结果出来了,惠普败诉。林奇很高兴啊,8月份就带着自己的老婆、女儿、律师,还有给他作证的摩根士丹利国际公司的董事长等等一大堆人去意大利的一个游艇上庆祝。结果没多久,游艇翻了,船员都没死,他的老婆也没死,但林奇和他的女儿、律师和那位作证的董事长全死了。再一查吧,这些人还不是淹死的,是窒息死亡之后才入水的,这显然就是被人给弄死了,虽然现在还不知道凶手是谁,但你看,钱多虽然是好事,但你可能因此上了别人的餐桌。丁玉梅还在试图保住带走的资产,但难度越来越大了,做个安安静静的富婆没希望了,最后会咋样,等等看吧。

    近日,由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则悬赏公告引发关注。公告提到,因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申请执行人向该法院申请执行悬赏。悬赏的是被执行人宁玲颖等人的财产线索,本案的标的为185440元。中国新闻周刊经多方核实确认,被执行人宁玲颖即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法定代表人宁玲颖。资料显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是一所从事小学、初中、高中十二年一贯制学历教育的民办全日制寄宿学校,成立于2009年。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显示,宁玲颖目前涉及63件执行案件,最早一件可追溯至2022年4月。在此次法院悬赏之前,她已多次被“限高”,认定为“老赖”。外界所担忧的,是学校的教学工作是否会受影响。9月5日,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正常举行了开学典礼。曾在该校担任相关负责人的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虽然秋季学校正常开学,但教育局没有分配招生指标。目前,该校还在校的学生约600人。6月份至今,教职工团队的薪资一直未发放。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太原维刚实验学校自身也已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宁玲颖姐弟二人被法院进行悬赏执行 图片来源/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姐弟均被悬赏除了宁玲颖,另有两人宁世弘、潘幸福因同一执行案号和执行标的被悬赏,具体情形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宁玲颖和宁世弘系姐弟关系。“这个人欠债太多了,被诉得不少,不只是在石家庄。”裕华区人民法院一名内部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具体案情不便透露。工商平台资料显示,宁玲颖投资业务广泛。根据天眼查平台,她曾担任6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业务涉及投资管理、电子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软件销售、企业管理咨询等,涉足太原、北京、深圳、石家庄等地。目前其中5家企业已被注销。她持有股份的企业仍有3家存续,其中注册资本金最高的太原非凡心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也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宁玲颖是非凡心教育创始人,持股达到70%。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宁世弘曾是该公司股东,现已退股。宁玲颖曾4次出质该企业股权。在2021年7月至该年10月,她出质了3次股权,质权人均为古交市阜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额合计800万元。另一股东宁波(持股30%)也曾两次向该银行出质股权。在债务问题上,宁玲颖与太原维刚实验学校形成了捆绑关系。中国新闻周刊获悉,宁玲颖最近的一次出质记录是在2022年7月,质权人系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股权数额140万元。然而,双方之后陷入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根据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一则民事判决书,2019年10月11日,原告中建投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甲方,出租人)与被告维刚学校(承租人)、被告维光教育公司(承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约定承租人向甲方申请承租,甲方同意出租本融资租赁合同所述租赁物。据介绍,租赁物是由承租人出售给甲方,再由甲方以融资租赁的方式出租给承租人使用的物件,在租赁期限内,租赁物的所有权属于甲方,租赁物由承租人租赁并占有使用。租赁物购买价款为3000万元,双方约定的租赁期限系自起租日起36个月,合计12期。根据双方签订的《应收账款质押合同》,质押物包括维刚学校2019—2022年所有学费及住宿费收费权,质押应收账款金额为不低于3400万余元。但在合同期内,维刚学校仅支付了11期租金,其中第9至11期租金系以保证金抵扣方式履行。截至合同到期日2022年10月22日,被告维刚学校欠付剩余租金610万余元。其间,2022年7月,为申请延期,宁玲颖为债务人维刚学校、维光教育公司在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股权质押担保。一审过程中,宁玲颖、非凡心教育公司等未到庭参加诉讼。图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学校“失信”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牵涉了不少借款合同和民间借贷等纠纷。事实上,该校也已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高消费,限制对象是法定代表人宁玲颖。据企查查平台统计,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现有61次被限制高消费记录。作为被告,该校共涉及103起司法案件,67.92%的案件处于首次执行阶段,近五年内38.89%的案件年份为2023年,占比最高。太原维刚学校的总校区位于太原市小店区。至少早在2022年7月,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就向太原维刚实验学校下发了限消令,案件涉及金额360万余元。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孙荣达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学校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后,也会对学校的正常运转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比如,可能导致社会公众知晓学校信用度的真实情况而不敢与其开展合作经营等;此外还可能导致学校被排除在准入、投标、信贷申请之外,使其丧失更多经营竞争的机会。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收费标准并不低。以2023年该校高一新生为例,官方发布的学费标准为42800元/学年。该校曾荣获“中国民办教育先进学校”“太原市民办教育典范学校”“太原市优秀学校”等荣誉。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目前,宁玲颖已非太原维刚实验学校董事长,但仍系该校法定代表人。该校现董事长为武建平。“去年宁世弘曾向我透露,学校的外债已经有两三个亿了。”曹煜称。他表示,学校的管理团队只负责教学工作的开展,并不了解具体财务情况。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2021年12月,有网友称宁玲颖拖欠其茅台等高档酒和礼品费用13万多元。一篇相关报道称,宁玲颖承认欠款,但表示确实没钱,学校疫情期间出现了较大亏损,刚刚投资1.5亿元修建新校区。宁玲颖承认欠款,称学校疫情期间出现了较大亏损,刚刚投资1.5亿元修建新校区 图为太原维刚实验学校教职工被欠薪多月仅从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官方社交平台账号上,或许很难看出学校的异样。今年4月,该校发布了招聘公告。其中提到,小学教师年薪8万至10万+、初中教师年薪9万至16万+、高中教师年薪12万至20万+,特别优秀者可享受更高的薪资待遇,其他岗位面谈。7月,该平台上也推送了择校宣传文章,吸引新生报考。9月5日,学校举办了开学典礼。10日,他们举办了教师节表彰大会。但曹煜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教育部门今年没有给学校招生指标,相当于停招了一年”。据其介绍,去年该校从小学到高中的招生指标有400多人。目前,学校还有学生近600人。另一名该校的资深教师吴广也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今年只是招了一些借读生。目前在校学生也包括初三年级和高三年级的,高三年级有30余人,“他们是跟着老教师上来的,我觉得也不是完全对学校失去了信任”。根据该校2023年3月发布的宣传文章,学校占地面积6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0883平方米。当时有104个教学班,3000多名学生,530多名教职工。知名专家把关,有多年大型民办学校经验的中青年老师为核心骨干,省市区级优秀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教学能手等占78.5%。曹煜说,学校现有管理人员和教师将近200人,教师在百人左右。从今年6月开始,团队的薪资一直未能发放,社保更是早已中断。据吴广介绍,9月10日当天,学校也庆祝了教师节,给老师们发放了500元福利,但薪资问题仍未解决。在这样的条件下,师资和学生都不断流失。吴广举例称,之前初三年级有十几个班级,2024届就剩下了10个班,现在只有5个班了。对于学校的财务情况,吴广也表示不知情,“只是说资金紧张,我们也弄不清是什么事”。他听说的一个传闻,是学校办分校失败了,钱也没有收回来。“已经连续两三年了,经常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拖几个月补一点,之前最长的一次拖欠两三个月。”吴广说,除了不停地和校长谈,也没有别的办法。目前,他还在该校任教。他表示,不少老师也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所学校上学,住的地方离学校挺近,觉得方便,一般的不舍得走。吴广回忆,学校光景好的时候,一个班能有三四十个人,现在可能只有二十多人了。但他也看到了积极的一面。据他介绍,今年该校中考成绩提升较大,“是实打实的成绩,近四五年来考得最好的一次”。“虽说不少老师走了,学校也解聘了一些老师,但很多有经验的老教师留下来了,这个班子还是挺好的。”吴广称。目前,摆在他面前的困扰是已经逾期3年多的银行贷款。“学校说遇到难处了,让老教师们帮帮忙。”吴广说,帮忙贷款的老师不少,目前都逾期了。“一开始也垫付过,但后来发现钱还是没有到账,现在只能不停地和银行说好话。”吴广说。他不愿意透露具体数额,只称达到6位数。太原市小店区教育局民办教育业务股一名工作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该局领导也一直在关注太原维刚实验学校的情况,对于具体举措其表示不知情。(文中曹煜、吴广为化名)作者:陈威敬编辑:胡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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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9月14日披露一起案件——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南苑村的宝苑国际项目,在当年的规划中本应有着宏伟的高楼与熙攘的商户,成为带动村域发展的支柱引擎,而如今的现状却是一片破败与凄凉。产生这些问题的症结都与一个人有关,他就是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 陈建生。项目荒废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内情?图为北京南苑村原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建生陈建生:哪能不后悔,如果坚守住呢,也不会出现这些事。总结起来,还是怨自己吧。陈建生是南苑村土生土长人,早年因建材生意做得不错,而在村里小有名气,作为脑子活、会挣钱、见过世面的“能人”,2006年陈建生回到村里,两年后便担任南苑村农工商联合公司经理,第三年就任村委会主任,并成为下一届南苑村党总支书记人选。2006年在市区产业引导政策带动下,南苑村以科研办公名义立项“北京宝苑科技交流中心”项目,建设规模达12.5万平方,一个大体量的集体经济项目呼之欲出。也就在这时,一个名叫薛国刚的商人嗅到了商机,经人介绍,他与陈建生迅速熟络起来。薛国刚:刚开始先认识嘛……不是一到那儿上来就谈事就谈事儿,还是先认识,去了五六回吧,就开始谈合作。然而表面上与陈建生侃侃而谈的薛国刚,实际上并不像他自己所包装出来的那样拥有承接项目的强大实力。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八综合派驻纪检监察组副组长高歌高歌:薛国刚是做汽配生意起家,挂靠在北京某汽配公司名下。名为公司,实际是个体经营模式。薛国刚的公司就是个空壳公司。陈建生:做衡量的时候呢,其实有几家做了一个对比。就是看他们谁给的最多,选择的他们。双方的合作模式很简单,即由作为南苑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北京中恒金苑投资管理公司提供项目用地,而合作方组织施工建设与经营管理,然后合作方每年向中恒金苑公司支付租金。2006年薛国刚直接开出明显高于其他意向合作方的年租金报价,并立即支付了第一年租金,就这样仅凭着薛国刚摆出的排面,身兼村党组织书记和中恒金苑公司董事长双重身份的陈建生,没再对其进行任何详尽背景调查,盲目相信了薛国刚的实力。薛国刚:我们签约的时候一小时都不到就写好了,然后请他在东三环吃一顿饭。2008年,宝苑国际项目正式动工,然而工程建设并没有想象中顺利。一方面,陈建生无视教育科研用地性质,随意更改建筑楼高层数、设计结构,为项目埋下隐患。另一方面,薛国刚作为仅靠汽配生意起家,并没有多少房地产项目开发经验与实力的个体户,很快就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陈建生了解这一情况后,非但没有清醒,反而慷慨解囊,将集体资金借给薛国刚,这背后是明码实价的利益交换。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工作人员何雯何雯:2009年的下半年,陈建生向薛国刚表明想买房,薛国刚投其所好,表示手上有一套250平米的房子,并包了该房的全部装修费用,等装修结束陈建生就心安理得的住进去了。有了权钱交易的关系,陈建生便点了头,于是薛国刚轻而易举拿到以村集体名义出借的巨额资金。农村“三资”管理各项制度规定,在陈建生眼里形同虚设,毫无约束。图为商人薛国刚薛国刚:都是他,他说怎么办就怎么办,这件事就办得特别顺,他的手续都是后补的,全部都是后补的。面对项目建设庞大的资金需求,薛国刚先前筹借的资金只是杯水车薪,2010年中恒金苑再次向宝苑国际公司出借了一笔资金,同时还替薛国刚支付了一笔数额不小的工程款。其实此时,随着交往的深入,陈建生已摸清了薛国刚的底牌,在明知其完全不具备投资实力的情况下,陈建生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止损求变。究其原因,正是由于薛国刚的“懂事听话”和他奉上的200万元巨额贿赂。薛国刚称在陈建生面前没钱就别瞎聊天薛国刚:在他身上永远你会看到一种利益,就是跟利益有关系的东西,只要有这个东西就特好使,来考虑来你拿钱说话没劲就没钱,你得理解要啥呢,你就别瞎聊天。陈建生:自己没有把住好自己的底线就忘记了。不忘初心,这个有这个一时之念的。陈建生所谓的“一时之念”,其实就是他永远向前看的本质。为了不断薛国刚这里得到好处,陈建生挖空心思、花样迭出。图为丰台区纪委监委第三监督检查室副主任宋海滨宋海滨:陈建生有以现金出借收取高额利息的习惯,在他的暗示下,薛国刚以宝苑国际公司名义向陈建生及其好友借款1000万元,最后按4%的高额月息支付其利息高达800万元。薛国刚:陈建生说100句话99句都是暗语,点到为止,你要听得明白吧,你就在这混,听不明白你就被就被淘汰了,咱们是商人也不是糊涂人。咱就跟公司拿点钱给他送去了,再办事就乐乐呵呵的了。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南苑村多次向薛国刚出借资金,并帮助其支付工程款。陈建生的“放水”致使南苑村的集体企业俨然成了薛国刚的私人金库。除了再次奉上200万元现金给陈建生外,薛国刚将大部分资金都肆意挥霍,而承载着众多村民期盼的宝苑国际项目只留下了一片荒凉、萧瑟。高歌:2015年10月,薛国刚在陈建生催促下,宝苑国际商户签约仅20%,就大张旗鼓开始营业,营业不到半年,便经营不善,关停。此时,南苑村中恒金苑对宝苑国际所有的出借资金彻底打了水漂。虽然薛国刚不停的进行招商,但因为办理验收手续无法注册工商登记信息,签约的租户陆续开始上访反映问题。同时因宝苑国际项目建设工期过长,外债很多债权人纷纷对宝苑国际进行起诉。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至此,宝苑国际项目彻底搁置,陈建生、薛国刚两人的关系也走向破裂。南苑村在该项目中的损失除已出借资金外,还包括应收账款利息、欠缴租金、司法划扣、清退租户费用、人员工资等额外负担,这些损失与南苑村在项目初期收到的5年租金相比显得如此悬殊。面对惨重的损失,陈建生非但没有惊恐与悔过,反而看到宝苑国际项目已经没有油水可榨,转向了下一个目标,一次就收取南苑村棚改项目承包方300万元贿赂款,给自己的累累罪行又增添了一笔。2023年10月,陈建生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陈建生:应该说是没有自己坚守住自己的底线,这是错误的,自己觉得愧疚。宝苑国际项目背后腐败问题的查办,赢得了群众的信心、信任和信赖。南苑村村民:本来村民们都非常看好陈建生,能带领村民勤劳致富。这些年里他项目没干成,胡作为非。对于纪委的处理结果呢大快人心。南苑村村民:现在罪魁祸首被抓了,问题也正在解决,大家对宝源国际项目又有了新盼头。陈建生案绝非个例,其中暴露出的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也触目惊心,作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农村集体“三资”历来是群众关注的热点焦点,也是农村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易发多发地带。图为丰台区纪委副书记区监委副主任张涛张涛:人民群众关心的痛点在哪,正风肃纪反腐的焦点就在哪,我们将不断的督促强化村干部队伍建设,完善基层管理,推动集体经济规范化透明化,坚决惩治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行为、严查严贪疑腐、旋转切口,开展有针对性的整治,推动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干可急的实事。(来源:“清风北京”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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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撰文丨余晖据江苏省纪委监委9月14日消息:江苏省徐州市委原书记周铁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苏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周铁根,男,1962年11月出生,汉族,江苏海安人,省委党校大学学历,198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5年7月参加工作。周铁根落马 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周铁根毕业于江苏公安专科学校治安系,毕业后成为江苏省环本农场干部、副指导员,1986年任南通市公安局政治处干部。1987年9月,周铁根到南通市委工作,历任南通市委研究室干部,市委研究室副科级研究员、正科级研究员,市委办公室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综合科科长,市委办公室主任助理、副处级秘书,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等。2000年12月,周铁根担任如皋市委副书记,后任代市长、市长。2006年6月,周铁根任如东县委书记。2011年5月,周铁根履新无锡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后任江阴市委书记、江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等职务。2015年12月,周铁根任徐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2016年1月任市长。周铁根担任徐州市市长期间,“老虎”王昊曾任徐州市常务副市长。王昊历任徐州市政协主席,宿迁市市长、市委书记,江苏省政协副主席。2024年5月20日,江苏省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王昊任上被查。说回周铁根。担任徐州市长两年之后,2018年4月,周铁根履新徐州市委书记。2021年7月,周铁根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代理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2022年1月,他担任江苏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2023年1月任江苏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近期,周铁根还率队调研。2024年8月26日至28日,周铁根率调研组到无锡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条例立法调研。8月30日,淮安全市人大代表社会发展观察点建设工作推进会召开。周铁根出席会议并讲话。周铁根曾被处分。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江苏华达钢铁有限公司和河北安丰钢铁有限公司违法违规行为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通报提到,华达公司是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新沂市的钢铁企业,该公司用于生产建筑钢材的设备是国家明令淘汰的落后装备,2010年以来累计生产“地条钢”17.5万吨,销售收入约6.4亿元。因上述事件,时任徐州市市长周铁根被行政记过处分。当时被处分的还有时任徐州市副市长冯兴振,他被行政记大过处分。冯兴振后来成为徐州矿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就在周铁根被查前不久,2024年7月25日,冯兴振落马。资料 |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无锡人大发布等【版权声明】本文著作权归政知新媒体独家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延伸阅读原市纪委书记被判12年:送情妇1200万 家中搜出1500万四川省宜宾市原纪委书记向辉礼受贿一案有了新进展。9月9日,上游新闻(报料邮箱:cnshangyou@163.com)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因非法单独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740万余元,并伙同情妇王某荣共同收受他人财物900万元,向辉礼被眉山仁寿县法院一审判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王某荣也获刑3年半。向辉礼2016年11月退休前,曾担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十年之久 图片来源/宜宾市纪委法院认定,2004年至2016年,向辉礼利用担任雅安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宜宾市纪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招投标、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取巨额贿赂。资料显示,向辉礼曾担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十年之久,2016年8月因严重违纪被撤职,同年11月退休。2022年4月,退休5年多的向辉礼被官方宣布因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委调查。判决书显示,向辉礼曾赠送情妇王某荣1200万元,王某荣落网后主动交代这一事实,同时检举向辉礼在位于天府新区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住房存放大量涉案现金,经有关部门查获共有1502.88万元。此外,王某荣还将两人共同受贿的900万元用于投资房地产,获利800万元。多次为煤老板、企业招投标提供帮助,收取巨额贿赂“过去,作为县委书记抓党风廉政和反腐败工作,虽责无旁贷,但毕竟宏观要求多,具体操作少。(调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对我来说,是学习的新起点……我的能力有限,水平不高,但我会笨鸟先飞……”2009年,向辉礼在其出版的新书《感悟:一位市纪委书记的工作手记》中如是写道。如今看来,这段话显得尤为可笑。事实证明,他的贪腐之路正是从其担任雅安市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开始的。简历显示,2002年1月,向辉礼由雅安市委副秘书长升任天全县委副书记、县长;2004年6月,开始担任天全县委书记。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06年间,向辉礼利用担任天全县县长、县委书记职务的便利,为袁某某、孙某某合伙收购天全县昂州煤矿提供帮助,与王某荣共同收受袁、孙二人钱款900万元;为天全某钢铁公司在技改项目、收购二郎山火电厂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40万元;为眉山洪雅县某电力公司在水电开发方面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40万元;为天全县某旅游开发公司在开发旅游项目上提供帮助,收取企业主现金20万元。2006年10月,向辉礼调任宜宾担任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不过,自诩为“笨鸟”的他并未想着去啄出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蛀虫”,反而将党和人民赋予其的权力用作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甘愿被“围猎”。2023年1月,四川纪委监委通报称,向辉礼严重违法违纪被开除党籍 图源/官微截图法院查明的案件事实显示,向辉礼利用其担任纪委书记,以及兼任宜宾市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督察工作小组第二组长、宜宾市招投标监督委员会主任、宜宾市城乡环境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副组长、城区南北出入口两线改造提升工程项目指挥长等职务上,多次为企业承揽工程、招投标、承包项目用地、城乡环境治理、办理沙场审批手续、贷款融资以及小额贷款公司审批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企业主送的大量现金,共计1640万余元。除为企业经营给相关部门打招呼牵线外,向辉礼还在他人职务晋升上提供帮助并收受贿赂。2010年,他为时任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委付天池提拔为宜宾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提供帮助,收受付天池现金10万元。资料显示,2022年10月,因严重违纪违法,付天池被依法开除党籍和公职。2010年下半年,宜宾某投资公司负责人为保证其女友胡某顺利当上宜宾市翠屏区招商局副局长,给向辉礼送去现金10万元请求关照,胡某于2010年9月任副局长,目前任职信息不详。2011年,时任宜宾市高县公安局副局长刘庆辉被“双规”调查。高县某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余某找到向辉礼帮忙,后刘庆辉被以违规经商处党内严重警告处分。2012年上半年,余某送给向辉礼现金50万元。记者了解到,刘庆辉于2015年被以受贿罪提起公诉,获刑情况不详。送给情妇1200万元,后被其检举藏匿千万元现金判决书显示,王某荣出生于1962年12月8日,与向辉礼相差3岁。王某荣身份证号显示其出生于四川达州,高中学历。在向辉礼担任天全县委书记后,2004年7月,王某荣以其父亲王某琨名义成立四川盛达置业有限公司。2022年4月官方宣布向辉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时,王某荣也被同步采取留置措施。案件资料显示,在天全县昂州煤矿拍卖一事中,王某荣曾多次给向辉礼吹“枕边风”。根据向辉礼供述,2004年天全县准备对昂州煤矿进行产业延伸,引进活性炭厂盘活煤矿资源,在筹备阶段孙某林来考察。2004年5月的一个周末,向辉礼带着王某荣在成都参加孙某林等人所在饭局。饭局上,孙某林和王某荣互留电话号码。之后,王某荣经常在向辉礼面前提出关照孙某林购买昂州煤矿一事,向辉礼对此默认并同意关照孙某林。在昂州煤矿拍卖过程中,为确保孙某林及其合伙人袁某某顺利取得昂州煤矿,向辉礼劝退部分竞拍者,同时将拍卖方式以及拍卖底价告诉孙、袁二人。2004年8月,孙、袁二人以7030万元竞得昂州煤矿资产及采矿权。事后,孙某林、袁某某向盛达置业公司转款900万元。在向辉礼默许下,王某荣将该笔资金投资于广安武胜一房地产项目。王某荣供述称,该项目赚了1400多万元,其中袁某某、孙某林所送的900万元投入产生的利润为800万元。王某荣被采取留置措施后,主动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同时,还向监察机关检举向辉礼收受成都商人孙某贵200万元,以及向辉礼在成都天府新区万安镇麓山大道2段20号(即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住房可能存放大量涉案现金。图为相关判决书经相关部门查证,王某荣的两项检举均属实。检方认定,2013年至2016年间,向辉礼利用职务便利,为成都商人孙某贵在贷款融资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4次收受孙某贵现金280万元。其中最后一次是在向辉礼卸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后,2016年下半年某天,孙某贵在成都邛崃某山庄送给向辉礼10万元。此外,相关部门还在上述向辉礼位于麓山国际茵特拉肯小区的房屋内,查获扣押1502.88万元现金,经调查核实系向辉礼违法违纪所得。据悉,王某荣在留置调查期间,积极配合调查,对向辉礼的调查起了积极作用。此外,王某荣还积极退缴了全部犯罪所得900万元及孳息800万元,共计1700万元,同时退缴了向辉礼给其使用的违纪违法犯罪所得1200万元。法院审理认为,向辉礼和王某荣在共同收受袁某某、孙某林所送900万元的过程中,向辉礼起主要作用系主犯,王某荣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对王某荣应当减轻处罚;王某荣到案后,主动如实供述监察机关未掌握的犯罪事实、提供他人犯罪线索、积极退缴赃款,系自首、立功,可依法从轻处罚、从宽处理。向辉礼受贿被判12年,情妇获刑3年半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向辉礼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单独收受他人财物共计1740.1152万元,伙同被告人王某荣共同收受他人财物900万元,数额特别巨大,二人行为均构成受贿罪。向辉礼被动到案后如实供述其全部犯罪事实,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2023年12月,四川眉山仁寿县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向辉礼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处罚金200万元;王某荣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60万元。对于两人共同违法所得900万元即孳息800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对扣押在案的向辉礼违法所得1740万余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判决书显示,向辉礼、王某荣二被告人认罪认罚。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一审判决后向辉礼未上诉。官方简历显示,向辉礼,1957年12月出生,四川通江人,四川省委党校在职研究生学历,1975年9月参加工作。1975年9月参加工作后,先后在通江县麻石区小学、中学、中心校任教;1984年7月调入通江县文教局教育股工作;1989年2月至1996年9月在通江县委组织部工作。1996年9月,向辉礼从川东北调动至省会成都进入四川省委组织部工作,在这里他遇见了官至四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魏宏,两人在工作上有较为密切关系。2000年11月,向辉礼随魏宏调职四川雅安,担任“撤地设市”之后的雅安市委副秘书长。2002年1月,向辉礼担任雅安市天全县县长,后升任县委书记。2006年10月,向辉礼担任宜宾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2016年2月,向辉礼卸任宜宾市纪委书记;同年8月,向辉礼因严重违纪受到撤销党内职务、行政撤职处分,降为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同年11月,向辉礼退休。2022年4月23日,四川省纪委监委官方网站“廉洁四川”发布消息称,四川省宜宾市副处级退休干部向辉礼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宜宾市纪委正对其进行纪律审查,经四川省监委指定管辖,眉山市监委正对其进行监察调查。2023年1月,“廉洁四川”通报称,经查,向辉礼理想信念丧失,纪法意识淡薄,背离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收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在组织审查期间不如实说明问题,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违反规定为他人在提拔、任用方面说情打招呼;违规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活动安排,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特定关系人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道德败坏;贪欲膨胀,胆大妄为,将公权力沦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甘愿被“围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招投标等方面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向辉礼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经宜宾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给予向辉礼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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