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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9月15日，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其所拥有的特朗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打高尔夫球时，一名持枪男子出现在球场附近位置，距离特朗普大约300码到500码（275米到455米）。美国特勤局特工出于保护目的向持武器的嫌疑人开枪，嫌疑人开车逃跑并随后被捕。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确认自己安全。▲当地时间16日，美警方公布前一日疑似意图暗杀特朗普的嫌疑人劳斯被捕时的画面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关于这名嫌疑人瑞安·劳斯的更多细节也浮出了水面。在被特工发现之前，劳斯已经在草丛里潜伏近12小时。警方在其潜伏地点发现了事先准备的背包、GoPro运动摄像机以及一支AK-47步枪。其实早在2019年，劳斯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盯上，但FBI并未对其违法持枪的行为有所动作；2022年，一名美国护士向边境管理局举报劳斯有“反社会人格”，但这次举报也石沉大海。此外，尽管劳斯狂热地支持乌克兰军方，但他从未被允许上战场，还被乌克兰外籍军团认为“危险且缺少平衡性，会影响我们的事业”。此前多次被举报美国相关部门未及时采取行动当地时间9月16日，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治安官里克·布拉德肖表示，涉嫌暗杀特朗普未遂的嫌疑人劳斯当时未能直接看到特朗普，也没有机会开枪。据介绍，当时一名特勤人员发现围栏外伸出一支带有瞄准镜的枪支，立刻与嫌疑人对峙，嫌疑人即刻驾车逃跑，最终在75号州际公路上被捕。这是特朗普在两个月内第二次遇到未遂暗杀袭击。由于劳斯曾是一名重罪犯，按规定不允许持有枪支，而美警方发现他不仅拥有一支威力巨大的AK-47步枪，还抹去了枪支的序列号。此外，特朗普的高尔夫球之行是一场临时安排的私人行程，劳斯为何能得到消息并在球场潜伏近12个小时也成为一个疑问，警方正在调查劳斯是否还有合谋同伙。FBI一名匿名官员16日表示，2019年一名线人曾告诉该机构，劳斯是一名重罪犯，但他却拥有枪支。在进一步询问时，这名线人拒绝提供核实这些信息的线索。FBI将这一线索转交给了当时劳斯居住地夏威夷檀香山的警方，并结束了调查。檀香山警方也未引起足够重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劳斯狂热地支持乌克兰一方，曾自费去乌克兰表达支持。在此期间，他的疯狂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和警惕。▲劳斯在乌克兰参加集会切尔西·沃尔什是一名曾在乌克兰短暂工作的美国护士，2022年她在基辅与劳斯有过多次接触，她说劳斯的暴力威胁让她非常担心，2022年6月她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向海关和边境管理局官员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沃尔什接受美国警方问询时曾表示，劳斯是她在乌克兰一个半月里遇到的“最危险的美国人”之一。她向警官展示了一本笔记本，上面列出了十多个她希望官方引起重视的名字。在“总体反社会行为特征”一栏下有四个名字，劳斯的名字排在第一。据沃尔什回忆，劳斯曾在谈话中声称想刺杀俄罗斯等国领导人，并对拜登和特朗普也非常不满。2023年，当沃尔什听说劳斯试图招募叙利亚难民去乌克兰作战时，她又向FBI和国际刑警组织进行举报，但FBI对此无动于衷。劳斯意图行刺特朗普事件败露后，沃尔什又向FBI举报热线打了22分钟的电话，对方才耐心听完她的报告。曾自费出书声援乌克兰却被乌外籍军团批“会影响事业”俄乌冲突爆发后，劳斯曾将自己的头发染成黄蓝两色（乌克兰国旗颜色），并多次飞到乌克兰基辅参加示威活动表达声援。他还在2023年自费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乌克兰在打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在其行刺未遂之后，亚马逊已经删除了这本书的资料页面。据一名曾在乌克兰工作的美国志愿者回忆，劳斯曾在一起喝啤酒时对特朗普破口大骂，原因是劳斯非常不满特朗普试图与俄罗斯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想法。不过，在乌克兰的“外国志愿者”圈子里，劳斯可谓“臭名昭著”，不仅曾被沃尔什等人多次举报，也不被乌克兰军方认可。在与乌克兰军方矛盾爆发后，劳斯甚至打着乌官方的旗号“招摇撞骗”，从叙利亚、阿富汗等国招募志愿兵前往乌克兰参战。今年9月16日，在一段劳斯参加马里乌波尔守军的集会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后，乌克兰亚速营否认与劳斯有任何关联，并称“他参加的和平示威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亚速营还表示：“我们认为有关亚速营和劳斯之间可能存在联系的说法，会损害亚速营以及整个乌克兰军队的声誉。”▲劳斯（中）与乌军外籍志愿兵合影乌克兰外籍军团的一名消息人士透露，该军团与劳斯没有任何正式联系，并且曾经拒绝了劳斯上战场的要求，因为他年纪太大并且缺乏战场经验。外籍军团对劳斯的评价是“危险且缺少平衡性，会影响我们的事业”，有的内部人员甚至称劳斯是“一个绝对的白痴”。一名外籍军团的士兵表示，“劳斯的所作所为对乌克兰绝对有害，至于好处在哪里我还看不到。”另一名参加该军团的美国士兵称，劳斯这样渴望成名的人在这个圈子里并不少见，“很多外国人是为了追逐网络上的影响力而来到乌克兰，不过他们中间很少有人取得成功。”美国中情局前官员萨拉·亚当斯曾在乌克兰运营志愿者网络，她表示，在乌克兰志愿团体中，劳斯以“骗子”和“疯子”而闻名。萨拉介绍说，劳斯曾经自称“乌克兰国际志愿者中心”负责人，在阿富汗招募志愿者，而现实中乌克兰并没有设立国际志愿者中心这个机构。此外，萨拉表示，有很多人曾反映收到过劳斯发来的短信，包括护士沃尔什也一度把劳斯当成了乌克兰的官方代表，直至发现受骗。有志愿者称，他们曾经以为劳斯会将他们安排进合适的服务单位，没想到劳斯只是带他们参加了基辅的公开游行集会，并且给他们拍摄照片，作为劳斯个人社交媒体的宣传素材。红星新闻记者 郑直 综合央视新闻编辑 郭宇 责编 李彬彬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封面新闻记者 杨峰 广州报道中秋节前夕，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只羊公司”）旗下直播间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因产地不在香港引发争议。随后，“美诚月饼”广州工厂疑似“跑路”的信息也在网络上引发关注。9月17日，封面新闻记者走访了“美诚月饼”位于广州花都区狮岭镇的办公地点，实地看到该公司仍在经营。现场负责人黄先生向记者表示，目前公司已就网络舆情接受属地市场监管局的核查，更多问题不便回应。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目前该局对“美诚月饼”的核查工作仍在进行。9月17日，广州花都区狮岭镇，广州美诚公司。摄影：杨峰9月17日中午，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通报称，已对三只羊公司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立案调查。内地产“香港月饼”被指虚假宣传实地探访：工厂并未跑路“美诚的月饼，高端月饼，上面有字啊，‘香港美诚’。”2024年中秋节前夕，三只羊公司创始人“疯狂小杨哥”及其旗下直播间推销“香港美诚”月饼，三只羊香港分公司负责人、港星曾志伟和儿媳王敏奕也在直播间中为“香港美诚”站台。有此助力，和香港知名品牌美心月饼外形、名称和主打产品相似的“香港美诚”月饼，一度在月饼“卖不动”的行情中，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然而，美诚月饼的品牌运营中心为广州美诚食品公司，生产商为广州美诚科技公司以及佛山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产地并不在香港。“住香港十多年没听过一个叫‘美诚’的月饼”“香港都没有的玩意儿能叫‘香港月饼’”等质疑，很快将“月销5000万元的香港月饼香港买不到”这一话题推上热搜。天眼查信息显示，广州美诚公司注册时间为2014年。香港美诚官方网站信息显示，2019年，美诚集团正式在香港成立。香港美诚集团公司于2023年、2024年在香港注册了多个与月饼有关的含“美诚”字样、图样的商标，其中，“香港美诚月饼”字样、图样的商标注册于2023年9月22日，差不多刚满一年。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在2022年申请的“香港美诚”商标被驳回复审中，2023年申请的商标“美诚月饼”仍在注册申请中，等待实质审查。在舆论的风波中，9月14日晚，“三只羊”旗下直播间停止销售美诚月饼，“疯狂小杨弟”等直播间撤下了美诚月饼的商品陈列，商品橱窗也下架了同款月饼。9月15日，广州美诚公司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拥有“香港品牌”身份的美诚月饼，确实是在内地生产。“（网上质疑）我们为什么在香港注册公司，然后在内地生产，我相信，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我在香港注册品牌，不能够到内地生产的，对不对？如果说觉得这有什么不妥的话，也可以拿出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9月16日，香港美诚旗下“美诚礼淘宝旗舰店”也已下架所有月饼产品，短视频平台账号大量视频被删除，只留下一条2023年7月的发布会宣传视频。同日，“香港美诚月饼在广州的厂子跑路了”的信息也在社交渠道流传，相关图片中，“广州美诚公司所在园区的门口疑撤掉了该公司的招牌，原位置放上了某服装配件有限公司的招牌。”9月17日，广州花都区狮岭镇，广州美诚公司。摄影：杨峰9月17日下午，封面新闻记者实地走访位于广州花都区狮岭镇的广州美诚公司，见到该公司所在的工业园区内共有6个公司，美诚公司所在的主体办公楼顶部立有“香港美诚食品”的标牌，写有“美诚，缔造中国高端时尚伴手礼”的标语。一楼有近10位电商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场值班，标牌为“香港美诚研发中心”的办公区也在同一工业园内，美诚公司未撤走其在工业园门口的招牌。美诚公司现场负责人黄先生向记者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厂区就是美诚月饼的品牌运营中心。黄先生表示网络舆情发酵后，该公司已于9月13日接受了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管局的现场核查，并向官方提供相关的资料，“现在官方还未出具调查结果，我们暂不便就网络质疑发声。官方发布后，公司会就消费者的质疑发布声明。”记者走访了广州美诚公司附近的3公里以内的4家商超，未发现有美诚月饼在现场销售。涉嫌“误导消费者”“三只羊”被立案调查合肥市人民政府官网信息显示，三只羊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创作者服务平台，国内头部互联网平台内容提供商。企业2022年直播带货产值超过100亿元，经营服务收入8.6亿元，纳税2.5亿元。2023年直播带货产值将超过300亿元，经营服务收入可达15亿元，纳税预计超过4.5亿元。2023年，三只羊公司入选合肥市年度总部企业名单。图为直播画面截图。9月17日，合肥高新区管委会两次通报了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三只羊公司的立案调查情况。9月17日12时21分，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近日，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引发关注。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现已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感谢广大媒体和网民的关心和监督。同日11时45分，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微博账号“合肥高新发布”曾发布一则与上述内容相似的通报，但发布后很快被删除，引发广泛质疑。通报称，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已多次约谈督促企业规范经营行为，对企业直播带货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坚决依法查处。9月17日下午，封面新闻记者在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关注到公众质疑后，9月13日，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即对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核查，目前核查工作仍在进行。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介绍称，针对公众关注的“是否在香港注册”“是否属于香港品牌”等问题，该企业提供了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的商事登记资料，出具了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MEISUN”“美诚”“香港美诚月饼”商标的相关证明，同时也提供了该企业与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商标使用授权等文件。针对是否涉及“虚假宣传”问题，因涉及面较广，涉事企业和带货公司（合肥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分属不同地域，跨地域核查需要协调多方属地监管部门，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将加紧加快推进核查进度，依法依规处理，及时回应群众和媒体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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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6日，河南一公司运输多袋现金红包、为员工及其父母作为中秋礼金的视频走红：棕色袋子里装满沉甸甸的百元纸币，由两名工作人员抬着，一袋又一袋运往活动现场。图为发红包现场该公司是河南省矿山起重机有限公司，9月15日，公司举行中秋孝文化节，摆放1000桌宴席，宴请员工和父母19500余人一起过中秋，共享团圆饭。活动持续两天，在现场，该企业创始人崔培军携高管逐一为员工父母送上鲜花，并为每名员工父母发放600元节日礼金。现场礼金发放超1000万元，整个活动花费2000多万元。创始人崔培军在活动现场表示：“作为公司的领头人和大家长，我有责任和义务让员工和父母在一块过节，有一次团聚的机会。通过11年孝文化节的熏陶，目前没有一起员工父母因为赡养问题找到公司来的案例。”大量员工和父母一起过中秋共享团圆饭据了解，从2012年起，该公司每年举办中秋孝文化节。公司工作人员介绍，之所以设立该节，是因为早些年，有的员工对待父母不够孝顺，父母找到公司诉苦。创始人对此感同身受，觉得要是连父母都不孝顺，兄弟姐妹不和睦，哪里还谈得上对工作尽职尽责，于是决定举办该节日，希望能够以点带面，倡导孝亲敬老、家庭和谐、邻里和睦。公司老板慰问员工运钱及活动现场视频在网上走红，网友纷纷评论“怎样让我老板看到此视频”“要什么条件才能进他们的厂”“老板们的榜样，员工真幸福”…行李箱装着大量现钞潇湘晨报综合大河财立方、河南工人日报、河南矿山集团（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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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星视频）

记者/梁婷编辑/石爱华许镇明经营酒店如今已经关闭2024年8月19日，年近七旬的广东揭阳人许镇明再次站到被告席上。这场关于“组织卖淫”案件的再审，并非许镇明申诉的结果，而是由法院主动发起的。2019年4月开始，许镇明因涉嫌“组织卖淫”被起诉，五年间，他不断上诉，得到了三份完全不同的判决。2021年，许镇明一审被判容留卖淫罪，获刑二年二个月；他上诉后，案件被发回重审。2023年3月的重一审中，他被改判组织卖淫罪，刑期增至五年六个月；许镇明认为该判决违背“上诉不加刑”原则，再次上诉。同年7月，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重一审”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判处他组织卖淫罪，维持一审的刑期二年二个月。案件并没有到此结束。2023年12月，作出终审判决的揭阳中院以“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为由，提起再审。再审开庭前一个月，已经服刑二年二个月，按照二审判决结果，刑期届满的许镇明再次被逮捕。律师认为，这可能是再审或被加刑的信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该案反映出的“法院提起刑事再审”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界讨论的重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有权启动再审。除检察院抗诉之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但在实践中，的确存在着加刑的情况。就此问题，多位受访的刑诉法专家都提到，法院本应是客观中立的形象，但当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时，事实上成为了“公诉方”，法官既行使裁判职能，又行使控诉职能，有违公正，不利于被告人权益的保护。刑诉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作为牵头人，陈卫东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这份建议稿提到，对于案件的再审，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提起再审。年近七旬的许镇明上诉被加刑的判决2024年8月19日，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决定8个月后，对许镇明涉嫌“组织卖淫案”的再审开庭。庭审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全程旁听的许镇明之子许尔成表示，提起再审的法院并没有明确解释何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他也不理解为什么检察机关会推翻此前的意见。十年前，许镇明在广东揭阳投资的一家宾馆因涉嫌“组织卖淫”被查，负责日常管理的经理和收银员被判刑。许镇明此前接受深一度记者采访时称，事发前他对卖淫一事并不知情，宾馆日常经营由经理负责，案发时，警方也没有对他进行问询。直到2019年4月4日、案发近五年后，他突然被当地派出所以“涉嫌组织卖淫罪”刑事拘留。2020年1月3日，揭阳市榕城区检察院指控许镇明犯组织卖淫罪，向榕城区法院提起公诉，期间，检察院认为指控许镇明组织卖淫罪的在案证据不充分，将起诉罪名变更为容留卖淫罪。一审时，榕城区法院采纳了检察院的意见，判处许镇明容留卖淫罪、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许镇明不服判决，选择上诉。此后，揭阳中院将案件发回榕城区法院重审。2021年6月，被羁押二年二个月后，许镇明被取保候审。2023年3月，在原有证据下，“重一审”改判许镇明为组织卖淫罪，刑期增加至五年六个月。在“重一审”适用“上诉不加刑”的原则下，自己却被加刑了，许镇明不服，再次上诉。同时，检察院也提起抗诉，认为重审期间，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检察院也没有补充起诉的情况下，法院作出加重被告人刑罚的判决，属于程序违法。同年7月，揭阳中院二审认定“重一审”判决程序违法，并予以纠正，将许镇明的刑期改判为二年二个月，但还是维持了组织卖淫罪的罪名。许尔成说，2021年父亲从看守所出来后，查出了糖尿病二期，经常去医院。二审判决之后，父亲计划身体好一些后再继续申诉。提起再审的揭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法院提起再审许镇明养病期间，法院先采取了行动，“推翻”了此前的判决。2023年12月，揭阳中院认为“原判决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作出再审决定。许尔成不仅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有疑问，检察机关的态度变化也让他没想到。他说，此前的三次审判，检察院对父亲的指控都是“容留卖淫罪”，却在再审中改变了意见。许镇明的代理律师、广州宋氏律师事务所的宋福信介绍，在此前几次庭审中，检察院都认为许镇明不构成组织卖淫罪，但在再审中，在没有新事实、新证据，也没有抗诉提起再审的情况下，检察院改变公诉意见，指控许镇明构成组织卖淫罪。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回应律师的质疑称，“此次庭审是关于许镇明因犯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二年二个月这个已经生效的判决而进行的再审。检察机关可以根据新的证据，经过领导的同意后调整出庭意见”。据许尔成介绍，检察院在此次庭审中提交的新证据包括：2024年1月19日入库登记的许镇明的在逃人员信息表；派出所民警打电话给许镇明，但显示关机的视频记录；许镇明到案经过的录像；以及许镇明、许尔成最新的询问笔录。许尔成认为，这些所谓的新证据、新材料并不能证明父亲是组织卖淫罪。在庭审中，揭阳市检察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但量刑不当。根据刑法规定，组织卖淫罪的起刑点为五年，但原判决以组织卖淫罪对许镇明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二个月，量刑明显失衡，应当依法改判。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指出，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如果法院认为生效裁判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有权提起再审。但法学界一直以来对法院是否应该主动提起刑事再审都有争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包括陈卫东在内的很多学者都建议，应该取消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权利，但尚未被采纳。“法院可以主动提起再审背离了刑诉讼的法理基础。”北京大学刑诉法教授陈永生告诉深一度，司法制度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则就是“不告不理”。这指的是，法院审判程序的启动必须有人或者机关提出请求，如果没有，就不能启动。他说，中国刑事一审和二审程序大致遵守这个规则，但再审并没有严格遵循。满洲里市法院的一位法官在2016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提到了法院提起再审的缺陷。在文章中，他指出，按照现代诉讼的基本法理，法院无论是进行初审，上诉审，还是再审，都必须以“诉”的存在和提出为前提，也就是“控审分离”。而法院成为直接发动再次追诉的机构，其实违背了司法裁判的被动性原理，也有违程序公正的基本要求。中国刑诉法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警惕重刑化趋势不只是法学界在讨论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过去这些年，司法系统内部，也有不少人在做相关的研究和反思。早在2014年，广东省的一位检察官就对法院主动提起再审的问题做过分析。她提到，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再审启动主体有三类：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法院；检察院，但也有法院基于公安、监狱、案外人等提起的事由而启动再审。她发现，在实践中存在着，法院自行启动比例高、刑事追诉权被滥用等问题。她以Ｇ省Ｄ市一个中级法院、三个基层法院2009年至2013年五年间30宗刑事再审案件为样本，统计发现，单纯法院自行启动的有11宗，占36.67％。由公安局、看守所、监狱、案外人启动的有13宗，占43.33％。如果把后者叠加到法院自行启动之列，那么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的比例达80%，而由当事人及其近亲属申诉的只有4宗。2021年，一篇由北京丰台检察院检察官助理发表的论文《刑事再审程序启动制度研究》也反映了相似的问题。作者以2013年到2018年间京津冀三地260件刑事再审判决书为样本研究发现，实践中由检察机关抗诉这种方式启动再审占总数的50％，法院主动启动再审程序的案件数量占23.5％。而就我国当前引发再审程序启动的材料中的最主要形式——申诉这一类别来看，所占的比例较少，仅占全部260件案件的26.5％，其中还包括9起被害人申诉的案件。权利救济是再审的核心价值，陈卫东对深一度介绍，按道理，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及其家属应该是主要的申诉主体。除此之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如果认为判决在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上有问题，可以进行抗诉，发起再审。“但无论如何这个权利不应该交给法院，你自己启动，自己审，就等于又当原告，又当裁判，这不符合司法运行的规律”。法院提起再审不仅在法理上存在争议，上述的广东省检察官还提到，法院提起再审一个显见的问题在于，再审改判有重刑化的趋势，这使得旨在解除被告人顾虑，保障其依法行使上诉权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被架空。在她的研究中，再审后，加重刑罚的占53.33％，维持原判的占20％，减轻刑罚的只占到23.33％。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陈卫东提到，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有规定，除检察院抗诉的以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这一司法解释体现了对被告人权利的保护，但是“一般”的表述就意味着，有例外情形就可以加，目前，“法律并没有明确例外情形是什么，依据又是什么”，这就给加刑与否留下了很大的解释空间。许尔成也对父亲许镇明可能被加重刑罚表示担忧。他说，再审开庭前一个月，父亲被逮捕了。许镇明的代理律师赖建东解释，许镇明此前服刑二年二个月后被取保候审，按照二审的判决，他已经服刑结束了。前述北京丰台检察院的检察官助理也在文章中提到，现实中，再审启动后，为了避免超期羁押可能引发的法律风险，对于再审程序结束前原判刑罚已经执行完毕的案件，即使是在事实、证据没有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往往也会选择加重刑罚。赖建东向深一度介绍，当年宾馆的两位员工分别因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被判处五年、二年有期徒刑。他们分析，这可能也是许镇明一直被追究的原因之一，“员工被判处组织卖淫罪，老板就不能是容留卖淫罪。”因此，他们一直向法院申请，应该将许镇明的案子与两位员工的案件合并再审，但未得到回应。此次再审结束后，他们再一次提出，应该对全案进行再审，全面审查此前对两位员工的定罪。2024年7月举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讨会中，专家就修订建议稿进行了讨论‍‍‍刑诉四修，可能的改变陈卫东告诉记者，再审更普遍的国际通行规则是，区分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和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现代刑事诉讼中的再审是以有利于被告为原则，有一些国家明确规定，只能启动有利于被告人的再审，而不利于被告人的再审是不能启动的，即便真的出现一审量刑畸轻的刑罚，一般也不会再予以纠正。河南省信阳市一位区法院的院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设置刑事再审程序的目的就在于保证实现刑事司法公正。尽可能及时有效地发现、纠正错案，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他提到，我国刑事再审程序一直以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不枉不纵”的指导原则，这一诉讼理念从总体上说是正确的，在多年的实践中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他也指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理念应该与程序正义、一事不再理原则等理念相结合，确立有利于被告人的刑事再审指导原则，即“在错案纠正方面，对有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采取客观标准，坚持‘有错必纠’，而对不利于被告人的错案纠正，应该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和既判力理论进行严格限制，原则上不予纠正。”犯了罪难道不应该被追究吗？“有人涉嫌犯罪了，司法机关当然必须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这个权利应该是有限的。”陈永生解释，公众熟知的这种限制是刑法中规定的追诉时效，如果超过了法定的追诉时效没有追究，此后就不能再追究了。现代刑诉法也有同样的理念，比如“一事不再理原则”。这是指，对已经生效的判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就同一事实再行起诉和受理，否则会导致一个人一旦涉嫌犯罪，他一辈子永远不得安宁，因为他随时可以被重新审判。陈永生说，这个原则也不仅仅是保护被告人的权益，更重要的目的，还是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如果一个判决，今天可以这样，明天可以那样，那么司法就主动放弃了权威，这是对国家权力的滥用。”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五年立法计划，刑诉法修改被列入“条件较为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这将是刑诉法自1979年制定后的第四次修改。陈卫东作为牵头人，和众多专家一起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典〉专家建议稿》。陈卫东告诉深一度，在这份建议稿中，他们希望未来的刑诉法修改能借鉴国际社会通行的做法，首先要区分对被告人有利的再审和不利的再审。在此基础上，再确定哪些人或者单位可以提起再审。其中，最重要的，是建议取消法院提起再审的权利。在陈永生看来，取消法院提起再审可能并不现实，据他了解，目前，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更倾向于，将“一事不再理原则”写入刑诉法的基本原则当中。他认为，这一原则如果能确定下来，对后面启动被告人不利的再审的限制就有了理论支持。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魏晓娜说，如果未来仍然要保留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应该从两方面作出严格限制。首先是程序上，法院不能自行启动对被告人不利的再审，最好由检察院提出，法院再启动；还要严格限制可以启动不利再审的具体事由，“不能让法院通过一个笼统的，比如适用法律错误的条款，就可以推翻生效的判决”。魏晓娜解释，“法治是规则之治，就是要给人们提供一种可预测性、确定性。一旦有一个生效判决后，作为被告人，也就是普通公民，他能够以这个判决为基础，规划未来的生活。如果这个生效判决可以随意推翻，那么这种确定性和安定性就不存在了。”【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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