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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有银行、股份行中的高管中,“70后”是其主力军。而在中小银行群体中,尤其是上市地方性银行中,“80后”已逐步成长为高管团队的骨干力量,同时“90后”亦崭露头角。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出生于1983年的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由此,张文斌成为继常熟银行行长包剑之后,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两者均不满45岁,分别只有41岁、43岁。A股上市地方银行尤其农商行是“80后”高管“聚集地”,记者粗略统计,当前上市中小银行已汇集了20位“80后”副行长。其中,2024年以来,包括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在内的“85后”副行长履新,即任职年龄均小于40岁,位于35岁至39岁区间。需要观察的是,一面是更为年轻化的群体成长为地方银行的管理层,一面是更具有挑战的经营环境,如何在经济转型下,掌舵好经营业绩,考验着这一年轻群体。又一位80后正职行长近日,在港上市银行威海银行日前披露高层变动信息,该行董事会委任原行长孟东晓为董事长,委任原副行长张文斌为行长,两人任职资格尚待监管部门核准,在核准之前两人分别代为履行董事长、行长职责。其中,行长张文斌出生于1983年,今年41岁,其任职代表着国内上市银行中第二位80后正职行长。从其履历资料看,张文斌在该行升迁较为迅速,其自2004年9月至2014年5月先后担任支行业务部经理、工业新区支行行长,并自2014年5月至2016年3月担任山东高速新加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此后历任威海银行交通金融部总经理、潍坊分行行长、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公司业务总监,自2021年2月起担任威海银行行长助理,当年8月获委任为该行副行长。值得关注的是,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除了代理行长张文斌,在威海银行高管团队中,同是“80后”的还有副行长姜毅,此外“90后”副行长卢继梁是目前上市银行中较为少见的年轻高管。威海银行高管团队几乎均为“70后”“80后”威海银行官网信息显示,该行成立于1997年,现辖济南、天津、青岛等126家分支机构,是山东省内唯一一家实现16地市网点全覆盖的城市商业银行。2020年10月12日,该行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从区域排名看,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资产总额达到4228.64亿元,较2023年末增长7.91%,资产规模在山东三家上市城商行中排名第三,前两名分别是A股上市银行青岛银行和齐鲁银行,均已迈入6000亿元行列。威海银行于今年上半年站上了4000亿元的资产规模(数据来源:上述各家银行2024年半年报)记者梳理港股上市银行高管团队发现,除威海银行之外,中原银行、广州农商行、九台农商银行、泸州银行、九江银行等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亦崭露头角,年龄多在40岁上下,所处管理岗位涵盖行长助理、副行长、首席信息官等职位。多家港股上市银行“80后”高管团队崭露头角80后渐成区域银行骨干力量整体看,在当前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总计有20位副行长,另有12位“80后”高管分布于行长助理、董事会秘书、财务部门负责人、合规部门负责人、首席信息官等职位,甚至在有的银行高管团队中占据半壁江山,更值得关注的是“85后”高管也渐渐崭露头角。具体看,江阴银行有4位,张家港行、常熟银行3位,无锡银行、瑞丰银行、紫金银行分别有两位,宁波银行、青岛银行、贵阳银行、苏州银行以及沪农商行分别有1位“80后”副行长。A股上市的区域银行尤其是苏南地区农商行中,“80后”高管较多值得关注的是,上述高管团队中,“85后”,即40岁以下的副行长有7位,分布于江阴银行、张家港行、无锡银行、常熟银行、紫金银行、贵阳银行。例如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无锡银行副行长史炜、紫金银行副行长徐伟、贵阳银行副行长杨轩这四位“85后”均是在今年任职资格获核准或被选聘。其中最小的是江阴银行副行长于干,出生于1989年4月,历任连云港东方农商行的小额贷款中心客户经理、电子银行部办事员、科技创新部产品经理、电子银行部副总经理,以及昆山农商行小微事业部管理岗、小微事业部总经理助理、信用卡部总经理助理、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零售副总裁(中层正职)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个人金融部总经理、零售总裁兼普惠金融事业部总经理,自2023年11月起,任江阴银行副行长、党委委员。常熟银行是目前“80后”中高管团体占比较高的银行。在2023年11月,由于常熟银行原董事长庄广强调任江南农商行担任董事长,常熟银行原高管层更新,原“70后”行长薛文被选为董事长,“80后”包剑和干晴分别履新行长和副行长。今年1月、7月发布相关公告披露,上述三人任职资格获得监管核准。由此,今年43岁的包剑是目前A股上市银行中最年轻的行长。包剑出生于1981年,从其履历看,虽然在履新常熟银行行长之前,包剑任江南农商银行副行长,但其成长经历主要集中于常熟银行体系。具体看,包剑从常熟银行柜员、客户经理做起,曾辗转任职于该行公司银行部、小额贷款中心,此后包剑曾至南京银行苏州分行投行与同业部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经过该履历后,包剑回归常熟银行后升至该行的中层管理岗,担任过该行投资银行部、票据业务部总经理、同业金融部的总经理,并在担任该行公司银行总部总裁之后,升至高管层至副行长。至此,常熟银行高级管理层已集齐三位“80后”副行长,除了前述包剑和干晴,还有生于1986年副行长陆鼎昌,在其36岁时,即2022年8月起就已担任常熟银行副行长。与包剑履历相似,陆鼎昌也从该行基层做起,曾历任该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总经理助理,小微金融总部副总经理,公司银行部副总经理,邗江支行行长,普惠金融部总经理,小微金融总部总经理等职。此外,当前常熟银行合规部门负责人张金梁、财务部门负责人范丽斌也均是“80后”,分别出生于1985年和1984年,今年分别只有39岁和40岁。不仅内部提拔,常熟银行更向外输送“80后”管理者。今年8月下旬,紫金银行因原董事长赵远宽到龄辞任,该行迎来高层变动,董事会选举无锡银行原董事长邵辉接替赵远宽任该行董事长,同时聘任只有36岁的常熟银行原零售业务总裁徐伟为副行长。简历资料显示,徐伟出生于1988年7月,此前长期在常熟银行任职,曾从常熟银行小额贷款中心信贷员做起,后续一直升至公司银行部客户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位,此后还历任常熟银行张家港支行行长,银行部兼三农金融部总经理,零售业务总裁等职。紫金银行高层“换血”后,随即无锡银行也迅速于8月底完成董事长、行长、4位副行长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的补位更新。值得关注的是,前述有两位新聘副行长胥焱冰、史炜,以及聘任的合规部门负责人陈秋实、审计部门负责人倪莹以及计划财务部负责人尤赟均为“80后”,其中,史炜出生于1987年,今年仅37岁。新的经营形势考验年轻领导层从近期上市银行披露的半年报数据看,2024年上半年中小银行发展面临的挑战增多,考验着这一批“70后”“80后”高管团队的经营能力。可以观察到,除了近年来明显的营收放缓乃至下滑,以及净息差持续收窄之外,利息净收入和中收承压的现象进一步显现,而各家银行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是,中收降幅扩大,多家银行手续费及佣金下降,不再是推动非息收入大增的营收引擎,反而以投资收益为代表的其他非息收入实现了较大的增长。特别是城商行、农商行纷纷扩大了对债市的投资,投资收益的增速大幅上升,占据营收的比重进一步上升至二成乃至三成的水平。据Wind数据,2024年上半年,42家A股上市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27.75%,32家正增长,10家负增长。分类型看,国有大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10.54%,股份制银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9.76%,城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31.2%,农商行投资净收益同比增长最高,增幅达89.34%。这些现象的背后,是银行业面临信贷投放放缓,加之让利实体经济背景下的资产端收益率不断下行,利息净收入增长空间受到了压制,从而拖累了营收。而在这一大环境下,中小银行还面临大行不断下沉市场的挤压,使地方性银行市场拓展空间进一步收缩。而将富余资金转向金融市场增加投资收益,是这些区域银行面临市场困境,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一种突围方式。总而言之,中小银行是我国金融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的超九成比重。在我国四千多家中小银行体系中,A股和港股上市银行属于其中综合能力的佼佼者,其经营业绩和对经济环境的适应度代表着这一金融群体的突破能力。栏目主编:赵翰露 文字编辑:卢晓川 题图来源:上观题图 图片编辑:苏唯来源:作者:券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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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视新闻报道,当地时间9月15日,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其所拥有的特朗普国际高尔夫俱乐部打高尔夫球时,一名持枪男子出现在球场附近位置,距离特朗普大约300码到500码(275米到455米)。美国特勤局特工出于保护目的向持武器的嫌疑人开枪,嫌疑人开车逃跑并随后被捕。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确认自己安全。▲当地时间16日,美警方公布前一日疑似意图暗杀特朗普的嫌疑人劳斯被捕时的画面而随着调查的深入,关于这名嫌疑人瑞安·劳斯的更多细节也浮出了水面。在被特工发现之前,劳斯已经在草丛里潜伏近12小时。警方在其潜伏地点发现了事先准备的背包、GoPro运动摄像机以及一支AK-47步枪。其实早在2019年,劳斯就被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盯上,但FBI并未对其违法持枪的行为有所动作;2022年,一名美国护士向边境管理局举报劳斯有“反社会人格”,但这次举报也石沉大海。此外,尽管劳斯狂热地支持乌克兰军方,但他从未被允许上战场,还被乌克兰外籍军团认为“危险且缺少平衡性,会影响我们的事业”。此前多次被举报美国相关部门未及时采取行动当地时间9月16日,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县治安官里克·布拉德肖表示,涉嫌暗杀特朗普未遂的嫌疑人劳斯当时未能直接看到特朗普,也没有机会开枪。据介绍,当时一名特勤人员发现围栏外伸出一支带有瞄准镜的枪支,立刻与嫌疑人对峙,嫌疑人即刻驾车逃跑,最终在75号州际公路上被捕。这是特朗普在两个月内第二次遇到未遂暗杀袭击。由于劳斯曾是一名重罪犯,按规定不允许持有枪支,而美警方发现他不仅拥有一支威力巨大的AK-47步枪,还抹去了枪支的序列号。此外,特朗普的高尔夫球之行是一场临时安排的私人行程,劳斯为何能得到消息并在球场潜伏近12个小时也成为一个疑问,警方正在调查劳斯是否还有合谋同伙。FBI一名匿名官员16日表示,2019年一名线人曾告诉该机构,劳斯是一名重罪犯,但他却拥有枪支。在进一步询问时,这名线人拒绝提供核实这些信息的线索。FBI将这一线索转交给了当时劳斯居住地夏威夷檀香山的警方,并结束了调查。檀香山警方也未引起足够重视。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劳斯狂热地支持乌克兰一方,曾自费去乌克兰表达支持。在此期间,他的疯狂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和警惕。▲劳斯在乌克兰参加集会切尔西·沃尔什是一名曾在乌克兰短暂工作的美国护士,2022年她在基辅与劳斯有过多次接触,她说劳斯的暴力威胁让她非常担心,2022年6月她在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向海关和边境管理局官员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沃尔什接受美国警方问询时曾表示,劳斯是她在乌克兰一个半月里遇到的“最危险的美国人”之一。她向警官展示了一本笔记本,上面列出了十多个她希望官方引起重视的名字。在“总体反社会行为特征”一栏下有四个名字,劳斯的名字排在第一。据沃尔什回忆,劳斯曾在谈话中声称想刺杀俄罗斯等国领导人,并对拜登和特朗普也非常不满。2023年,当沃尔什听说劳斯试图招募叙利亚难民去乌克兰作战时,她又向FBI和国际刑警组织进行举报,但FBI对此无动于衷。劳斯意图行刺特朗普事件败露后,沃尔什又向FBI举报热线打了22分钟的电话,对方才耐心听完她的报告。曾自费出书声援乌克兰却被乌外籍军团批“会影响事业”俄乌冲突爆发后,劳斯曾将自己的头发染成黄蓝两色(乌克兰国旗颜色),并多次飞到乌克兰基辅参加示威活动表达声援。他还在2023年自费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乌克兰在打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在其行刺未遂之后,亚马逊已经删除了这本书的资料页面。据一名曾在乌克兰工作的美国志愿者回忆,劳斯曾在一起喝啤酒时对特朗普破口大骂,原因是劳斯非常不满特朗普试图与俄罗斯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想法。不过,在乌克兰的“外国志愿者”圈子里,劳斯可谓“臭名昭著”,不仅曾被沃尔什等人多次举报,也不被乌克兰军方认可。在与乌克兰军方矛盾爆发后,劳斯甚至打着乌官方的旗号“招摇撞骗”,从叙利亚、阿富汗等国招募志愿兵前往乌克兰参战。今年9月16日,在一段劳斯参加马里乌波尔守军的集会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后,乌克兰亚速营否认与劳斯有任何关联,并称“他参加的和平示威是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亚速营还表示:“我们认为有关亚速营和劳斯之间可能存在联系的说法,会损害亚速营以及整个乌克兰军队的声誉。”▲劳斯(中)与乌军外籍志愿兵合影乌克兰外籍军团的一名消息人士透露,该军团与劳斯没有任何正式联系,并且曾经拒绝了劳斯上战场的要求,因为他年纪太大并且缺乏战场经验。外籍军团对劳斯的评价是“危险且缺少平衡性,会影响我们的事业”,有的内部人员甚至称劳斯是“一个绝对的白痴”。一名外籍军团的士兵表示,“劳斯的所作所为对乌克兰绝对有害,至于好处在哪里我还看不到。”另一名参加该军团的美国士兵称,劳斯这样渴望成名的人在这个圈子里并不少见,“很多外国人是为了追逐网络上的影响力而来到乌克兰,不过他们中间很少有人取得成功。”美国中情局前官员萨拉·亚当斯曾在乌克兰运营志愿者网络,她表示,在乌克兰志愿团体中,劳斯以“骗子”和“疯子”而闻名。萨拉介绍说,劳斯曾经自称“乌克兰国际志愿者中心”负责人,在阿富汗招募志愿者,而现实中乌克兰并没有设立国际志愿者中心这个机构。此外,萨拉表示,有很多人曾反映收到过劳斯发来的短信,包括护士沃尔什也一度把劳斯当成了乌克兰的官方代表,直至发现受骗。有志愿者称,他们曾经以为劳斯会将他们安排进合适的服务单位,没想到劳斯只是带他们参加了基辅的公开游行集会,并且给他们拍摄照片,作为劳斯个人社交媒体的宣传素材。红星新闻记者 郑直 综合央视新闻编辑 郭宇 责编 李彬彬

封面新闻记者 杨峰 广州报道中秋节前夕,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只羊公司”)旗下直播间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因产地不在香港引发争议。随后,“美诚月饼”广州工厂疑似“跑路”的信息也在网络上引发关注。9月17日,封面新闻记者走访了“美诚月饼”位于广州花都区狮岭镇的办公地点,实地看到该公司仍在经营。现场负责人黄先生向记者表示,目前公司已就网络舆情接受属地市场监管局的核查,更多问题不便回应。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目前该局对“美诚月饼”的核查工作仍在进行。9月17日,广州花都区狮岭镇,广州美诚公司。摄影:杨峰9月17日中午,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管局通报称,已对三只羊公司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立案调查。内地产“香港月饼”被指虚假宣传实地探访:工厂并未跑路“美诚的月饼,高端月饼,上面有字啊,‘香港美诚’。”2024年中秋节前夕,三只羊公司创始人“疯狂小杨哥”及其旗下直播间推销“香港美诚”月饼,三只羊香港分公司负责人、港星曾志伟和儿媳王敏奕也在直播间中为“香港美诚”站台。有此助力,和香港知名品牌美心月饼外形、名称和主打产品相似的“香港美诚”月饼,一度在月饼“卖不动”的行情中,销售额超过5000万元。然而,美诚月饼的品牌运营中心为广州美诚食品公司,生产商为广州美诚科技公司以及佛山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产地并不在香港。“住香港十多年没听过一个叫‘美诚’的月饼”“香港都没有的玩意儿能叫‘香港月饼’”等质疑,很快将“月销5000万元的香港月饼香港买不到”这一话题推上热搜。天眼查信息显示,广州美诚公司注册时间为2014年。香港美诚官方网站信息显示,2019年,美诚集团正式在香港成立。香港美诚集团公司于2023年、2024年在香港注册了多个与月饼有关的含“美诚”字样、图样的商标,其中,“香港美诚月饼”字样、图样的商标注册于2023年9月22日,差不多刚满一年。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在2022年申请的“香港美诚”商标被驳回复审中,2023年申请的商标“美诚月饼”仍在注册申请中,等待实质审查。在舆论的风波中,9月14日晚,“三只羊”旗下直播间停止销售美诚月饼,“疯狂小杨弟”等直播间撤下了美诚月饼的商品陈列,商品橱窗也下架了同款月饼。9月15日,广州美诚公司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拥有“香港品牌”身份的美诚月饼,确实是在内地生产。“(网上质疑)我们为什么在香港注册公司,然后在内地生产,我相信,没有哪条法律规定说我在香港注册品牌,不能够到内地生产的,对不对?如果说觉得这有什么不妥的话,也可以拿出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9月16日,香港美诚旗下“美诚礼淘宝旗舰店”也已下架所有月饼产品,短视频平台账号大量视频被删除,只留下一条2023年7月的发布会宣传视频。同日,“香港美诚月饼在广州的厂子跑路了”的信息也在社交渠道流传,相关图片中,“广州美诚公司所在园区的门口疑撤掉了该公司的招牌,原位置放上了某服装配件有限公司的招牌。”9月17日,广州花都区狮岭镇,广州美诚公司。摄影:杨峰9月17日下午,封面新闻记者实地走访位于广州花都区狮岭镇的广州美诚公司,见到该公司所在的工业园区内共有6个公司,美诚公司所在的主体办公楼顶部立有“香港美诚食品”的标牌,写有“美诚,缔造中国高端时尚伴手礼”的标语。一楼有近10位电商部门和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场值班,标牌为“香港美诚研发中心”的办公区也在同一工业园内,美诚公司未撤走其在工业园门口的招牌。美诚公司现场负责人黄先生向记者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厂区就是美诚月饼的品牌运营中心。黄先生表示网络舆情发酵后,该公司已于9月13日接受了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管局的现场核查,并向官方提供相关的资料,“现在官方还未出具调查结果,我们暂不便就网络质疑发声。官方发布后,公司会就消费者的质疑发布声明。”记者走访了广州美诚公司附近的3公里以内的4家商超,未发现有美诚月饼在现场销售。涉嫌“误导消费者”“三只羊”被立案调查合肥市人民政府官网信息显示,三只羊公司是国内领先的创作者服务平台,国内头部互联网平台内容提供商。企业2022年直播带货产值超过100亿元,经营服务收入8.6亿元,纳税2.5亿元。2023年直播带货产值将超过300亿元,经营服务收入可达15亿元,纳税预计超过4.5亿元。2023年,三只羊公司入选合肥市年度总部企业名单。图为直播画面截图。9月17日,合肥高新区管委会两次通报了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三只羊公司的立案调查情况。9月17日12时21分,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近日,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带货的“香港美诚月饼”引发关注。对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直播中涉嫌“误导消费者”等行为,现已立案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处理。感谢广大媒体和网民的关心和监督。同日11时45分,合肥高新区管委会微博账号“合肥高新发布”曾发布一则与上述内容相似的通报,但发布后很快被删除,引发广泛质疑。通报称,合肥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相关部门已多次约谈督促企业规范经营行为,对企业直播带货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将坚决依法查处。9月17日下午,封面新闻记者在广州市花都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关注到公众质疑后,9月13日,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即对广州市美诚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核查,目前核查工作仍在进行。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介绍称,针对公众关注的“是否在香港注册”“是否属于香港品牌”等问题,该企业提供了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的商事登记资料,出具了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在香港注册“MEISUN”“美诚”“香港美诚月饼”商标的相关证明,同时也提供了该企业与香港美诚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商标使用授权等文件。针对是否涉及“虚假宣传”问题,因涉及面较广,涉事企业和带货公司(合肥三只羊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分属不同地域,跨地域核查需要协调多方属地监管部门,花都区市场监管局将加紧加快推进核查进度,依法依规处理,及时回应群众和媒体关注。

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的海珠区康鹭片区,已正式进入建设阶段。康乐桥是康乐村的地标之一,沿着桥向西的一条窄路,划分了两个迥异的空间。8月19日,南侧一大片被围栏隔离的空地内,推土机正在施工。另一侧,楼房上挂着“告别窄巷握手楼”的拆迁横幅,制衣村的矮房连成一片,日常运作并未受到干扰:下午5点,众多电动自行车载着布匹,从中山大学布匹市场鱼贯而出,驶向制衣厂。还有许多日结工等在街边和桥头,期盼能在当天结束前找到最后的工作机会。康鹭片区,由康乐和鹭江两个城中村组成,坐落于广州的核心地带海珠区,城市中轴线穿越其间。因改造成本超300亿元,被称为广州“最贵旧改”。康鹭片区要进行城中村改造,早在2011年就由村民代表投票决定,消息在村中流传多年,但直到2023年,项目进程被摁下加速键:当年年底项目首拆,今年7月24日正式破土动工。广州城中村改造自2009年开始,经历十余年城市更新,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直言,资金平稳、历史遗留问题较少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大多已在前期推进,剩下的“基本是难啃的硬骨头”。跳出此地看,广州乃至全国的城中村改造正步入一个新阶段,拆迁即暴富的时代渐渐远去。4月23日,康鹭片区F37地块最后一栋大楼倒塌瞬间。图/视觉中国“一夜暴富”成为历史2020年,江西人秦勉投资大约100万元,在鹭江村开设制衣厂,尽管他在2018年就听闻康鹭片区拆迁计划,但该项目一直未真正推进。2023年,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加速推进,两处首建地块有8.32万平方米房屋、49栋矮楼、379户租户,自2023年末起开始进行清租、拆除。秦勉认识一位老板,花了40多万元租了厂,仅一个月后便收到了拆迁通知。但在8月20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秦勉对此并不担心,“三年后都拆不到我这里,我的厂挨着马路,后面一排都是村民的私宅,拆他们的也是麻烦事”。拆迁补偿难以达成共识,是历来城中村改造的棘手难题。在康鹭片区项目推进之初,坊间猜测这将是“下一个猎德或杨箕村”,村民在拆迁后会一夜暴富。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了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与以往的标准相比,当前的拆迁补偿标准发生显著变化,这将是康鹭片区改造项目推进的新挑战。今年5月17日,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以下简称“康鹭片区旧改项目”) 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征询意见稿公示。该征求意见稿写到,补偿方式有复建安置和弃产货币补偿两种,并区分了村民和在当地有房屋权属的非村民——在康鹭片区,非村民建造的房屋近2000栋,占总住宅数量的45%,其住宅面积甚至比村民还多出近13万平方米。如果房屋有权属证,本地村民按证载建筑面积或者3.5层补偿,非本地村民最多补偿280平方米复建房,超出部分,40%的面积补偿有产权的公寓,60%只按1500元/平方米进行货币补偿。2010年之前建的无权属证房屋,给村民补偿3.5层,非村民则拿到无产权、有40年使用权且建筑面积不超过28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是在2010年起建的无证房屋,村民还是非村民均不予以复建安置,只进行货币补偿。若选择弃产,复建住宅面积的补偿标准是12500元/平方米,复建商办物业面积补偿标准是6000元/平方米。一些当地村民和非村民,对方案并不满意。对村民而言,过往广州一些旧改项目,是按4层作为复建补偿面积。尽管弃产货币补偿并非许多人的首选,但人们从这一点上,直观感受到了落差。相比之下,2020年番禺里仁洞村拆补方案公开,其中提到货币补偿方面,属于“拆一补一”的面积部分,按20000元/平方米的标准进行补偿,曾引发热议。当地一位非村民向媒体算了笔账:其证载建筑面积656平方米,按标准能回迁280平方米住宅,150平方米公寓及约34万元的货币补偿。如果弃产货币补偿到周边购房,他拿到的470多万元的补偿款,仅能支付三四成的首付。城中村改造项目一位协调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想通过城中村改造一夜暴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位康乐村村民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鉴于康鹭片区的位置在广州的中心位置,过去他可以通过收租有一笔稳定收入,但他担心拆了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因此希望有更高的补偿方案。4月12日,康鹭片区一栋围蔽中的待拆卸建筑。图/视觉中国矛盾更棘手拆迁补偿的矛盾,在康鹭这类产业村显得更加棘手。李宇嘉介绍说,得益于“三来一补”,广州的城中村普遍出现产业村模式,村民和村集体在过去三十多年中享受到了产业发展红利,收入高,并深知土地的巨大价值,对拆迁补偿的期望也随之提高。康乐和鹭江两个村占地面积约1平方公里,相当于140个左右的标准足球场大小,聚集了近2万家服装制衣厂、辅料厂等,十多万人吃住行都集中在此。城中村脏乱拥挤,大大小小的厂房星罗棋布,街道如同迷宫。一位制衣厂老板说起一个“段子”:曾有日结工下楼买水,却再也没有回来,甚至没有讨要工资,因为迷路了。许多巷子只能容纳1—2人并行,楼上空调压缩机滴水,透不进阳光的路上常年潮湿,翻涌出下水道的异味。多数原住民已搬离城中村,许多人将房屋扩建至四到五层,有的甚至高达八到九层,靠收租过活。八九平方米大小的单间,装修稍好的话,月租金约1500元——当地单间房价在400—1600不等。每层有8间这样的房子,假设按4层计算,房东的租金年收入超过60万元。村里许多私宅都是通过二房东或三房东进行转租,但原住民也能获得可观的收入。《南方都市报》曾报道,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项目开工现场的海报写道:康鹭片区内住宅平均月租金为80—100元/平方米,经营性物业平均月租金为100—200元/平方米,村社人均每年每股分红约21.3万元。此外村民还能从出租个人的房子得到一笔丰厚租金,部分村民住宅出租年收入可达40万—70万元,全年收入可达100万元。当高收入的产业村,遇上降低标准的新拆迁时代,棘手的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今年2月—6月,针对片区的拆迁安置补偿方案,康乐和鹭江所在的凤和经济联合社,向村民开展了3次意见征求工作。但截至8月底,该征求意见稿公示已结束两个月,并未有新的进展。目前正在开建的两个地块,是拆迁阻力更小的村集体物业,正在推进的第一期改造地块共有9个,包括8个复建地块和1个融资地块。据公开资料,康鹭片区改造共划分为59个单元地块,其中49个复建地块,10个融资地块,将按照“先复建后融资,先集体后私宅”的原则,分为四期滚动实施,拆除一片、建设一片,建成一片、腾挪一片。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寸土寸金,租金是村民的主要收入之一。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夹在新旧模式之间村民其实并不反对改造。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最早可以追溯到2011年,两村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以自然村为单位推进“城中村”改造,并开展选定合作意向企业等前期工作。2018年,整村更新改造意向表决获通过,两村股民为3305人,同意率为97.19%。2021年,合生创展正式成为康乐村、鹭江村旧改合作企业。项目有实质性推进是在2023年。这年6月,海珠区成立康鹭片区综合改造提升指挥部,将康鹭片区划分为13个网格,13位区领导挂任网格长,抽调全区干部推进改造工作。同年年末,房屋拆卸正式启动。今年5月,改造项目的实施方案获批,6月,建设工程所需的规划和施工许可证也相继获批,7月24日,两个地块的建设工程正式开工。这一城中村改造项目采取全面改造方式,以广州市海珠区凤阳街凤和经济联合社为改造主体,以合作改造模式实施更新改造,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负责具体的实施工作。按照相关规划,项目计划分四期进行,预计花费十年时间。但在过去十多年间,广州乃至全国城中村改造的大环境已发生巨大转变。李宇嘉提到,上一轮城中村改造集中在2016—2019年,多数内地城市将城中村改造纳入棚改,但包括广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仍沿用“三旧”改造模式。原有的“三旧”改造模式,有鲜明的市场化色彩。虽然这一模式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但也带来了“副作用”。李宇嘉曾分析,因过度依赖开发商主导拆迁谈判,导致对“钉子户”高价补偿,拆迁成本攀升,政府制定的征拆标准落实难。开发商为解决资金平衡难题,往往会突破容积率,突破规划指标,公共设施配套不到位。最终,城中村改造异化为房地产企业主导的项目。2023年以来,国家多次强调继续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这一年,广州推出《广州市城市更新专项规划(2021—2035年)》《广州市城中村改造专项规划(2021—2035年)》,进入新一轮城中村改造,更强调政府主导,鼓励国企参与,逐步走向“依法征收、净地出让”模式,并与产业转型升级相结合。同时,从今年5月1日起,《广州市城中村改造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专门针对城中村改造的地方性法规。但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看来,在上一轮的城中村改造中,拆迁补偿机制能推进,前提是彼时房地产有足够的市场需求。村民拿到高额拆迁补偿,地产商即便花费重金,但能拆一建二建三,政府也能赚取土地财政。现在的问题是,房地产正处于深度调整周期,这一闭环走不通了,“拆完了,谁来接盘,谁来建”?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因规划时间早,延续过去“三旧”改造模式。但在其拆迁补偿的征求意见稿公开的两天前,5月15日,《广州市旧村庄旧厂房旧城镇改造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该办法也对“三旧”改造模式各个环节进行明确规范。康鹭片区因此夹在了城中村改造的新旧模式之间。李宇嘉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康鹭片区被赋予的改造任务很重,对保障房、容积率的要求没有新模式那么高,但政府也希望能给城市提供发展的空间,帮助产业转型升级,还能为外来人口提供一定的住房,房企还能实现资金平衡等,“多目标下,项目落地是比较慢”。今年三四月,李宇嘉曾到康鹭片区调研,并参加了当地的相关座谈会。他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在房地产下行时期,对于开发商来说,尤其在意资金如何保持平衡,如果项目拖延时间越长,开发商的压力越大。正因如此,海珠区和康鹭片区所在的街道办等,都在努力说服村集体和村民,降低拆迁成本。在江浩看来,和上一轮城中村改造相比,拆迁补偿标准降低,是回归理性的做法。在过去,开发商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往往不会过多地与村民沟通这些差异。但现在,政府需要向村集体和村民解释和强调这一点。多位接触该项目的专家提到,村民拆迁补偿预期的下调需要时间,很难单靠政府推动,而是需要市场教育,真实地感知到房价在下跌。实际上,当地人也意识到原有产业环境需要升级和改造,但他们的诉求是希望有收入,房子或者集体物业能租出去,政府要站在村民和村集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找到一个平衡。在李晓江看来,康鹭片区采用“三旧”改造模式,不必强制执行净地出让,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冲”作用,意味着这里不必先对所有房子提前拆迁。例如,首建的两个地块可以成为一个试验田,后面更新的区域可以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比如,一些地块大拆大建,另一些地方有没有可能做一些基础设施完善等有机更新等”。“大拆大建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甚至可能是最昂贵的解决方案,同时风险非常大。”在他看来,康鹭片区城中村改造,本质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一定要尊重市场规律,同时探索城中村降低风险、村民合法利益、企业有效运行和新居民安居乐业的综合解决方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秦勉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广州巨无霸城中村改造:告别拆迁暴富记者:杨智杰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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