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宁波4月2日电(林波)将满山春光“搬到”城市中心，以快闪店的形式将高山镇的风土人情和农特产、民宿、研学、剧本游等产品“打包”一站式推荐给民众，进一步打响自身品牌，吸引游客纷至沓来……这是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大堰镇“走花路”掘金赏花经济的场景。

　　最美人间四月天，不负春光不负卿。桃花节、油菜花节、樱花节……时值春季，春花烂漫，浙江多地更是借力“花海战术”，深挖“春日经济”。

　　眼下，大堰镇四岙村西畈自然村的600亩油菜花进入盛花期，与白墙黛瓦的乡村屋舍相映成趣。

　　油菜花随处都有，如何让“自家花海”成功出圈？

　　除了将春光“搬到”城市中心外，大堰镇打造了“花园农夫”“花田宝宝”“彩虹长廊”“书艺牛棚”等 各个拍照打卡点，在丰富赏花“打开方式”的同时，更是以“唐诗之路”为主题，打造了沉浸式乡村解密游戏，以谢界山村为实景场地，让剧本融入了谢界山村独有的历史背景和民俗文化，串联起乡村田园、民宿、公园等场景。

　　“大堰镇以花为节、以花为媒，促进农文旅互动融合发展，让游客有美景看、有美食尝、有美宿住、有内容玩，也让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就有钱赚。”大堰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周唯如是说。

　　无独有偶，在宁波市宁海县桥头胡街道眠牛山公园，满山樱花已迎春绽放，粉白色的花海连城一片，美不胜收。

　　在宁波市海曙区章水镇，樱花既是春日浪漫的“代名词”，也逐渐是“共富花”的代表。

　　2023年，章水镇依托“云上樱花”产业联建，深化“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多元合作模式，投资250万元建成樱花生态产业中心，并开展樱花产业战略合作，为樱花产业链延伸提供了新的方向。

　　以“云上樱花”共富工坊为切口，章水镇围绕加强全产业链三支队伍建设，带动当地村民采摘樱花制成樱花干花、樱花纯露等，供给食品、药品、日化等多个行业，助推村民人均增收千元以上。

　　在春花烂漫的“背景板”中，以乡村共富为目标，浙江乡村正不断加码绿色生态新动能。(完)

陈玲俊（记者 沈长行）09月22日,9岁女童小羽在医院遭61岁男子猥亵 图为资料图经济观察网 记者 张铃 2024年的中秋节，小羽是在异乡医院里度过的。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门诊大厅的角落，是小羽临时的“家”，她在这住了快一个月了。小羽出生于2014年1月，是个患有肾病的女孩，长期的血尿和腹痛，让妈妈陆梅把她从老家带到了上海看病。不明原因的关节肿痛，让她双腿缠上绷带，瘫坐在轮椅上。更严重的是，近一年前发生在病房的那场噩梦，让小羽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门诊大厅很吵，人来人往，每一个路过的人都让小羽感到危险。她整天把眼睛埋在帽檐下，再用围巾把头脸蒙起来。看着小羽的样子，陆梅总会回想起2023年10月24日——那天，就是在这个门诊大厅的楼上，女儿出的事。经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查明，2023年10月24日19时许，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神经内科病房内，趁9岁的小羽独自在病房内，隔壁床患儿的外公杨某某采用手摸脸、脚及大腿内侧等方式，对小羽实施了猥亵。像这样猥亵未成年人的案例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白皮书（2023）》显示，2023年全国共有3.5万人犯下强奸和猥亵未成年人罪，相当于每天有97个人在实施犯罪。而这只是进入司法程序的事件，更多的罪行在冰山之下。湖北赋兮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思敏处理过多起未成年人性侵害案件，她深刻感受到社会普遍关注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但缺乏全面的应对措施。她注意到，在猥亵案件中，表面的物理伤害发生得很少，更大的伤害来自于心理，而且一些年幼受害者受到的伤害可能会被隐藏，在多年后才显现。“旁边的爷爷摸我”2023年10月24日，是小羽入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8楼神经内科808病房的第一天。这是个三人间，小羽住靠病房门口的床位，隔壁床是个1岁左右的婴儿，正由杨某某照看着。靠窗的病床也住了个孩子，孩子父母拉起床帘在休息。陆梅记得，那天杨某某特别热情。17点多，她刚安顿好女儿，61岁的杨某某就上前搭讪，询问她从哪来、如何带着三个女儿来上海看病、小羽得了什么病。18时许，三个女儿都饿了，陆梅和护士说：“我出去买个饭，我女儿在。”护士让她快些回来，陆梅应下了。住院前几天，小羽扭伤了脚，无法自行走动，陆梅让女儿躺好，就带着两个小女儿离开了医院，先去医院门口买便当，又去一公里外的酒店取行李。约一个多小时后，陆梅回到医院，天黑了，病房灯却没亮。她边走进病房边大声问：“怎么那么早就把灯关了？”陆梅一眼就发现了女儿的异常，她双臂抱胸坐在床上，脸上有泪痕。见到妈妈，小羽哭了起来:“旁边的爷爷摸我。”808房距离护士台只有5米左右，陆梅打开灯，跑出病房对护士台的一名男医生和一名女护士喊：“我们家孩子被旁边的人摸了。”医护进门后，杨某某问：“咋了？”陆梅说：“你干什么了？”对方回：“我没干什么！”陆梅回忆，当时，杨某某的外孙还在病床上睡觉，靠窗的一家人也依然在休息中。她立即要求医生报警，医生让她先安抚孩子。约五六分钟后，陆梅把小羽抱到病房外，再次要求医生报警。“那个医生没有理我，大约20分钟后，我自己报了警。”陆梅说。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塘桥派出所出具的接报回执显示，2023年10月24日19时57分许，陆梅拨打110报警。约十多分钟后，警察到了现场，在护士台旁边的一个小房间询问小羽。陆梅记得，小羽一直在哭，警察问了好一会儿都不说话，最后才终于告诉警察，杨某某先是摸了她的脚、手和脸，后又把手伸进内裤，她把杨某某的手往外推。询问后，警察把杨某某和陆梅母女带到派出所做了笔录和DNA检查。图为上海儿童医学中心 资料图“我要剃头发”做完笔录已是半夜，陆梅告诉警察，必须换病房。“警察也帮我争取了，可医院说给我们换不了房。”医院没有答应陆梅的要求，只把杨某某的外孙转走了。小羽当晚久久没能入睡，深夜，小羽入睡不到15分钟就惊醒了，哭着反复问：“我做错了什么？”陆梅回答女儿：“你没做错任何事情。”第二天，小羽不说话了，躺在床上默默哭。陆梅再次要求医院换房，这一次医院安排了换房。第三天，小羽对陆梅说：“我要剃头发。”剃光头发，望着镜子，小羽哇地哭了。从理发店出来，她就不再说话，连妈妈也不让碰。11个月过去了，小羽没有洗过澡，每天靠安眠药入睡。每隔几天，陆梅会给女儿多吃一片安眠药，趁她熟睡时给她擦身。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2023年11月3日门诊记录单显示，小羽首次在该院就诊，主诉为“哭闹、性格大变1周”。病史记录显示，小羽病前性格外向，住院期间被隔壁床陪护猥亵，此后出现严重身心反应，情绪不稳，哭闹，不让别人碰，把头发剃光，缄默，做噩梦，情绪极度崩溃，不能入睡。初步诊断为急性应激反应。一周后，小羽被诊断为PTSD。心理咨询师陈倩记得，2024年春节前第一次见到小羽时，她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连眼睛都不露出来，对她来说，这个世界太不安全了。2023年11月—2024年4月，陆梅每周带小羽去看精神科门诊。2024年4月至今，因为缺钱，精神科门诊频率下降到约一月一次。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门诊单记录了小羽的变化，她的心理症状至今没有好转，还在继续加重。2023年12月8日的门诊单，第一次提到了小羽出现自伤行为。随后9个月症状持续加重，2024年6月，因为小羽出现自伤行为，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开了《非自愿住院通知书》。2024年7月23日的门诊单显示，小羽紧张时有自伤行为，最近月经初潮，情绪不稳定，不愿出门，不愿洗澡，有时候服药不配合，意识清，接触不合作，缄默状态，戴着帽子，用围巾包着脸。陆梅记得，小羽月经初潮后，整整哭闹了7天，说：“就是因为我受到（伤害），才会这样。”陆梅告诉女儿，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每个女孩都会有。小羽无法听懂陆梅的话。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小羽已出现退行（应激状态下退行到使用早期生活阶段的某种行为方式），建议尽快住进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儿童单独病房。“心理疾病的黄金治疗时间是一到两年内，现在已经一年了，要抓紧时间”。陆梅听明白了，但她没有钱。陆梅独自抚养着三个女儿。她和丈夫在2021年9月就分居了，随后失去了联系。大女儿小羽从小患有肾病，四年前开始出现血尿，两个妹妹也陆续出现相同症状，三人经常一起连续发烧，有时烧上一整月，在老家怎么也看不好。2023年9月，陆梅下定决心从西部老家乘火车来到上海，没想到女儿还没来得及确诊，就在病房出了事。“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缺钱，陆梅签署了一份《刑事谅解书》。2023年10月24日，案发当天，杨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并如实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次日，因涉嫌猥亵儿童罪，杨某某被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决定并执行取保候审。当时警察告诉陆梅，因为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病人，无法收监。2023年11月9日，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对此案侦查终结，以杨某某涉嫌猥亵儿童罪，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此时，小羽除了连续发烧和血尿外，还被诊断出患上严重的PTSD。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一位医生在开住院单时说，需要给小羽先准备8万元—12万元的治疗费用，陆梅无力承担，于是她向杨某某提出了12万元的赔偿金额。杨某某没有答应。陆梅说，检察官和法律援助律师告诉她，杨某某是肺腺癌晚期患者，随时可能会死，他一旦死了，什么赔偿都拿不到，可以“把要求降一降”。陆梅把索赔金额从12万元降到8万元，又降到6万元，最终对方答应给5.5万元。2024年1月26日，陆梅签署了一份由杨某某律师起草的《刑事谅解书》，收了5.5万元赔偿款。《刑事谅解书》中写道：本人考虑到杨某某患有肺腺癌等严重疾病，且其子女家庭条件也颇为拮据，对于此次赔偿已倾尽全力。故此，本人作为小羽的母亲，接受杨某某及其家属的赔礼道歉，对杨某某的违法行为自愿表示谅解。签谅解书当天，陆梅和其法律援助律师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陆梅说：“我没别的办法了，只能同意了。”5.5万元的赔偿金额，具体包含哪些赔偿事项，陆梅没有进行具体的测算。律师黄思敏表示，在猥亵儿童案中，无论在法律程序内还是法律程序外，她都会主张进行心理治疗。但在刑事案件中，法律普遍支持的是直接的物理伤害，比如去看妇科外伤的支出、家长的误工费、交通费、住院费。免于起诉是否合理2024年7月22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出具了《不起诉决定书》，其认为杨某某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的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坦白、赔偿谅解等情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7条的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定，决定对杨某某不起诉。图为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根据《不起诉决定书》，赔偿谅解是杨某某被免于起诉的重要原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猥亵儿童多人或者多次的；聚众猥亵儿童的，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情节恶劣的；造成儿童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律师黄思敏告诉经济观察报，根据《不起诉决定书》中描述的内容，她认为该案件有可能存在两个恶劣情节：第一，在公共场所当众猥亵儿童；第二，对儿童身心健康造成严重伤害。这两个情节都符合猥亵儿童罪五年以上的量刑。患有肺腺癌并不能作为不起诉的理由，赔偿也并不意味着不起诉。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郭睿告诉经济观察报，在此类犯罪案件中，被害人的态度是决定案情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但儿童性侵害案件又具有特殊性，女童更弱势、更边缘，受伤害后，长期影响和后遗症非常严重。然而，他们的诉讼代理人通常是缺乏法律知识的法定监护人，往往不能充分保护自身权利以及惩治犯罪，实际的法律帮助仍然不足。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团队（下称“女童保护”）的调查显示，近7成受访者不太了解如何应对和处理性侵儿童事件。孩子在遭遇性侵害后，如何报警、取证与维权以及事后的心理辅导等都需要家长、身边的人甚至全社会给予支持。“女童保护”发起人、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凤凰网副总编辑孙雪梅提示，当孩子遭遇性侵害后，家长正确的做法是，首先告诉孩子“这不是你的错”，不要批评、责怪、打骂孩子，给孩子提供一个避风港，让孩子感到安全，愿意向家长倾诉。第二步是及时报警，协助警察完成相关鉴定。不要马上清洗孩子的衣物和身体，要保留证据。在可能的情况下，这时还需要寻求心理咨询师和社工的介入。重建生活很难2024年6月，陆梅的钱就已经花光了，母女四人第一次在门诊大厅睡了三四晚，那几天，陆梅一天只能给孩子们买一顿饭吃。走投无路下，陆梅联系了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社会工作部的工作人员，请求对方解决孩子们的吃饭、住宿和就医问题。一番谈判后，对方为陆梅母女安排了两个月的酒店，同时提供爱心餐至8月底。8月22日，酒店到期了，陆梅只好带孩子们再搬到门诊大厅，好在爱心餐还可以继续领到。孩子是慢性病，医院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建议她先带孩子回老家。陆梅不甘心，无论是女儿们的肾病，还是小羽的PTSD，都只有留在上海才有指望。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2号楼门诊大厅靠近楼梯的角落，陆梅尽量安顿好三个女儿。夜里，小羽睡在轮椅上，9岁的二女儿睡在露营箱子里，3岁的三女儿睡在儿童车上，她就坐在椅子上，边休息边照顾孩子们。陈倩多年来为青少年性侵害案件受害者提供心理创伤干预（EMDR），她表示，要帮助这些女孩重建生活，首先要让她们在现实生活中重新感到安全。比如，离开创伤环境、拥有稳定规律的生活、伤害她们的罪犯被逮捕判刑、远方的亲人回家守在她们身边。此外，老师、办案人员、心理咨询师、社工等都可以是起到帮助的人。如果干预时机得当，用正确方法治疗，这些女孩的心理创伤是可康复的。但小羽不得不在异乡治病，经常不知道今晚在哪吃、在哪住，这样的生活环境不利于心理的治疗和康复。孙雪梅告诉经济观察报，即使有性教育和预防措施，一些性侵案例依然可能发生，这就需要有对受害孩子的事后保护和干预机制。比如法律要严惩坏人，比如要对孩子进行心理辅导，让孩子能回归正常生活，对受害孩子的心理辅导是很重要的，但当前还极其缺乏。对受到性伤害的儿童的心理干预，需要一套完整的社会保护儿童体系。然而，中国没有专门的儿童署来一站式处理这些问题，这些服务被分散到妇联、妇女儿童委下的机构、社区、街道等。黄思敏说，这意味着有足够的资源和渠道的受害者会更有机会接受心理治疗和支持，认知能力较差、更贫困的人可能不知道如何寻求帮助，甚至不知道法律是什么，更不用说追究心理问题了。北京众一公益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发布的《中国儿童防性侵十年观察（2013-2023）》显示，目前对受性侵儿童的心理援助制度有待完善，心理援助的专业力量也非常缺乏。在性侵儿童的案件中，精神损害是性侵害最严重的后果之一，被性侵儿童普遍都会受到严重的精神损害，甚至难以从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因此，亟需对被侵害儿童开展精神层面的救助。与此同时，要根据案件的情况，给被侵害儿童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小羽、陆梅为化名）

陈玲俊（记者 叶维生）09月22日,选在同一天发布新机的华为与苹果，又选在同一天发售新机。9月20日，苹果iPhone 16系列正式开售。澎湃新闻记者抵达上海南京东路苹果零售店时，首批预约到店取货的用户已经在室内排起长队。在苹果环球港门店，大批预约的用户同样在门店门口等待领取新机。多名消费者表示，今年苹果新机更新力度不算大，包括AI功能也不能第一时间用上，原本期待值没那么高，但因为使用习惯，还是会选择苹果。选择与苹果正面“硬刚”的华为，也在当天正式发售了其三折叠屏手机华为Mate XT，售价19999元起，预约页面显示，超过685万人预约，但相较于苹果预售，华为Mate XT预约并不需要预付资金，且需要等待官方通知具体到货日期，或在20日10时08分在线抢购。这是摆在用户面前的是一道“高价”选择题，也有网友好奇到底谁在买两万元的手机？当坐拥全球最多的高端用户，基本盘相当稳固的苹果，碰上近年在中国市场争夺高端用户中屡现“奇招”的华为，这两款手机如何搅动今年高端手机市场？首批三折叠屏的幸运“花粉”：对价格不敏感，追求科技感华为在上海有两家直营店，分别是南京东路店与前滩太古里店。早上8点多，上海市民石先生就来到南京东路店，他希望给明年高考的小儿子买一台三折叠屏手机，为此，他和已经上班的大儿子做了分工，一人网上抢购，一人门店抢购。虽然工作人员已告知他没有现货，且当天不接受预订，石先生还是坚持等在门外，希望等店内的发布会结束，进去碰碰运气，“没办法，我小儿子是华为的粉丝，我本人用的也是华为手机。”工作人员在直营门店展示Mate XT当日，华为终端BG董事长余承东现身上海南京东路旗舰店，出席华为Mate XT 非凡大师的首批交付仪式，演员严屹宽、知名化妆师毛戈平等人从余承东手中接过新机。十几公里开外的前滩太古里店并无新机交付仪式。华为商城显示，10点08分在线开抢后几乎秒空。余承东表示，热销程度远超预期，目前正全力以赴加班加点扩产能，“短期内还是需要（时间），请大家耐心等待。”华为方面并未公布首日销量和首批备货情况。有经销商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华为Mate XT首批到货大约在1万台，后续会陆续到货。华为南京东路店在华为南京东路店，澎湃新闻记者见到与石先生同是自由职业的孙先生，不同的是，孙先生成功拿到新机，并参与了首批交付仪式。孙先生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也是华为的粉丝，购买的是三折叠机黑色顶配，“我从华为Mate 30起就一直在用华为，家里所有东西都是华为全家桶。我爸爸也很喜欢华为，他的车是华为问界M9。”另有两位金融行业人士拿到华为新机，其中一位表示此前使用的是华为X5折叠手机，此次购买也是为了“紧跟潮流”。另一位此前使用的是苹果及其他品牌手机，此次也是“尝鲜”华为。谈及三折叠屏的高价位，上述人士均表示可以接受。孙先生直言，他愿意花两万多元买一台手机更多的是追求科技感，“以前iPhone是科技感的代表，现在华为也是科技感的代表，三折叠屏近期以内其他厂商也做不出来，这个钱是值得的。”上述一位拿到新机的金融人士则坦言：“大家收入不一样，有人喜欢，有人就不喜欢。”值得注意的是，当日，“隔街相望”的苹果零售店顾客熙熙攘攘，有排队等待领取iPhone 16的消费者表示，他个人更喜欢使用苹果，而且华为2万元的三折屏手机感觉抢不到，“一个是抢不到，一个是觉得二折叠完全够用了。就看苹果什么时候出折叠屏了。”华为、苹果已非首次正面交锋同日对决的戏码在华为与苹果之间已上演多次。今年5月7日，华为和苹果同时发布平板产品，去年10月31日，华为和苹果也同日召开发布会，在电脑、手机等多款产品上“硬碰硬”。如果时间再往前推，两家公司的发布会时间总是间隔得很近，有时相隔一周，有时仅相隔一天。对比今年的新品手机，苹果iPhone16系列的升级更多表现在芯片、人工智能以及摄像头性能的进一步增强上。不过，中国苹果用户想要体验到中文版的苹果智能还要等到明年。用户在店内排队试用新机对于苹果和华为两个不同的用户群而言，每一方的粉丝都能给出不少选择自家品牌的理由。在苹果环球港门店，有多名消费者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今年苹果新机更新力度不算大，包括AI功能也不能第一时间用上，原本期待值没那么高，但因为使用习惯，还是会选择苹果。由于苹果iPhone一直有非常好的软硬件体验，直板机要想在高端市场与苹果竞争折叠机挑战太大，包括华为在内的手机品牌一直利用折叠机这种新形态手机去冲击高端市场以及超高端市场。华为在折叠机领域也处于领先地位，这次华为拿出了三折叠这种开创式的产品形态去冲击超高端市场。余承东表示，这部三折叠，华为做了5年，这是一款“大家都能想得到，但做不出来的产品”。华为基于自己的产品自信加上同样拥有众多高端用户群，给出的价格也相当高，其中256GB版本售价19999元，512GB版本售价21999元，1TB版本售价23999元。余承东解释，三折叠成本非常高，后续会继续迭代工艺、提高良率降低成本。在三折叠中，华为用上了“天工铰链系统”，余承东说，在行业中，华为第一次让铰链系统实现了内折外折兼顾。资深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虽然苹果和华为在一些功能和设计上存在差异，但都在尽力满足高端用户的需求，“可以说华为与苹果的客户群重叠度较高，在高端市场的竞争也日趋白热化。折叠机作为一种新形态手机，在冲击高端市场上的表现有待观察，也许两款新机的比拼，会提高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和需求，抑或是促使其他手机厂商加快研发折叠屏手机的步伐，但折叠机的技术和成本目前还存在一定限制，未来能否成功冲击高端市场还有待观察。”在苹果的发售现场，多名黄牛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今年市场不好，iPhone16 Pro Max最高加价也就700至800元之间。在南京东路门店附近，记者至少看到5名黄牛，“今年有点难做，就金色是新颜色（卖得）还行，但收价最多加400块。256G的最好卖，1TB的不要，卖不出去。”记者发现，黄牛们都默认收Pro Max，拒绝收16 Pro。“今年行情一般，同行都加600元卖。每个手机就赚50、100的利润。”一位在环球港门口的黄牛表示，今年热门款是沙漠金，Pro Max 512G加价500收，出售600元，1T加价700元收，出售加价800元。苹果南京东路直营店门口华为新机因“出货量有限”，溢价更高。在外界人士看来，这一机型很可能成为华为技术实力的象征，而不是主要的销售驱动力。在记者与华为首批机主交谈中，有黄牛凑过来询问消费者是否愿意转卖三折叠屏手机，在询问完型号后称可加价一万五千元，“今天就收到一台。”此前，上海一位数码店的老板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他加价是两万多元，已成功售出一台。对于华为是否有对预约三折叠屏手机的用户画像，华为南京东路店的工作人员表示，没有这样的用户画像。根据艾瑞咨询《2023年中国折叠屏手机用户洞察报告》，从横向折叠屏手机用户画像来看，男性用户占比偏多，在年龄分布上相对均衡，热爱尝鲜的18-29岁年轻群体和经济收入稳定的30-39岁群体占比较高；在城市和收入分布上，横向折叠屏手机的大部分消费者居住于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并且超半数用户的收入水平在10000元以上。如何搅动今年的高端机市场9月19日，天风国际分析师郭明錤发布的关于华为Mate XT报告显示，最新的供应链调查指出，华为三折叠手机Mate XT的2024年出货量预测已从50万部调升至100万部，但须注意开卖后（9月20日）的需求热度能否延续。郭明錤将2024年全球折叠手机的预估出货量约3000万部下调至1500万部，主因是软件设计无法善用较大尺寸屏幕与耐用度不佳。此外，折叠机利润较差，也影响了品牌厂商开发与销售折叠手机的意愿。目前没有其他安卓品牌打算跟进华为推出三折叠手机，最大顾虑在于耐用度。郭明錤指出，华为推出三折叠手机策略能否有效与持续，取决于Mate XT能否解决上述提到的折叠手机痛点。郭明錤在9月16日发布的关于iPhone 16的报告则显示，iPhone 16系列首个周末预购销量约3700万部。较去年iPhone15系列首周末销量同比减少12.7%，其中Pro和Pro Max机型首周末预购销量相比于iPhone 15相同机型分别下降了27%和16%。他认为，等到四季度的苹果智能发布，再加上旺季促销等手段，iPhone 16出货量有望进一步改善，而且他相信苹果会在2025年采取更激进的产品策略以提振需求。市场调研机构TechInsights的分析师预测，在2024年，iPhone16系列的全球出货量将达到7300万台。其中，iPhone16 Pro Max有望成为该系列中最畅销的机型，预计将占到总销量的35%。深度科技研究院院长张孝荣向澎湃新闻记者谈及两大品牌的同日发售时说：“华为争名，苹果争量，实际两家各自粉丝群相对稳定。三折叠手机供货量有限，即便全部售罄，对高端市场份额影响也有限。”张孝荣认为，高端机的主力市场仍在直板机，华为主力新机Mate 70的高配版与iPhone 16的对决更有可看性。在高端市场，Canalys发布的2024年全球第二季度高端智能手机市场（600美元以上市场）报告，苹果占比为62%，同比增长5%；三星占比为22%，同比增长35%；华为第三，占比为9%，同比增长80%。在国内市场，IDC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华为以17.5%的市场份额再次成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第一名，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手机出货量增幅分别为110%和50.2%，增速领跑行业。

▲劳作中的李大清红星新闻首席记者｜韦星编辑｜郭庄 责编｜李彬彬“他是个老实人，但从小脑子不好，这全村人都知道。”今年6月3日，洞坪村村民小组长李岗固向红星新闻记者这样形容李大清。“你向他借5块钱，要是还20块钱给他，他都是不接受的，因为他认为借出去的纸币图案和还回来的不一样。”残疾人证显示，李大清属智力残疾，残疾等级为叁级。当年案发不久，李大清被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李大清不服判决上诉后，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死缓。李大清及家人不断申诉，但申诉均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李大清出狱9个多月后，收到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定李大清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据此，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16岁少女遇害，同村智障者被定罪今年6月3日下午，刑满释放的李大清正在屋后农田锄草。红星新闻记者让他讲述21年前被认定强奸、杀害16岁少女余某某一事的经过及看法时，他手中挥舞着的锄头顷刻间在半空中停下，但一时也回答不上来。一旁的弟弟李大华有些难为情地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复杂的问题，我哥答不上来。他脑子转不过弯，得用短句直接发问。”随后，李大华将问题简化：“他们说你强奸杀人，有没有这回事？”李大清干脆地回话：“我没有！”▲当年16岁少女余某某遇害的地方这一切源于同村少女余某某的遇害。2003年9月5日，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2003）九中刑一初字第26号《刑事判决书》显示，据余某某父亲介绍，2003年5月19日早上8点多，其女儿余某某外出打猪草，但直到次日上午仍未归，于是他叫了村民杨某某等人去寻找，终在大洪村（注：现改名洞坪村）七组虎山一山沟处发现余某某尸体。“2003年5月21日，我哥李大清被警察带走。”李大华向红星新闻记者回忆，当晚，母亲和他说，“你哥白天被警察带去，晚上都还没回来。”李大华安慰母亲，“没事的，警察只是了解情况，很快就会出来。”没想到，他们以为的“很快”并没有发生。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3年5月19日10时许，被告人李大清携带电鱼工具在武宁县罗坪镇大洪村七组虎山港口电鱼，见被害人余某某在荒田边打猪草，便产生强奸歹念。李大清遂将电鱼工具藏好，再从荒田上绕到余的身后，乘其不备，双手使劲掐住余的颈部，致其昏迷。尔后，李大清将余拖到距离港沟10多米远的虎山小龙山沟处，对其实施奸淫。相关判决书显示，为了杀人灭口，李大清在附近的土坎上拾起一块石头对余的头面部猛击数下。紧接着，李大清将余使用的打猪草竹篮（内有死者穿的紫红色褂子和随身听）拿到尸体旁，用余穿的紫红色褂子盖在其头部上，又用枯草掩盖其尸体，再将竹篮和随身听扔在尸体上方不远处的山上，随后逃离现场。据此，九江市中院于2003年9月5日作出一审判决，对被告人李大清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从死刑到死缓，两任律师谈李大清案一审判决后，李大清不服，上诉到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年11月25日作出（2003）赣刑一终字第218号《刑事判决书》显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上诉人李大清无视国家法律，违背妇女意志，采取暴力手段，强行与他人发生性关系。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又杀人灭口……其行为已构成强奸罪、故意杀人罪……但鉴于本案的具体情况，可对李大清判处死刑，不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终，二审判处李大清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部分）截图2022年1月29日，实际服刑18年2个月5天后，李大清刑满释放。罗放是李大清的一审法援律师，现为江西省一博律师事务所主任。今年6月初，他拿出当时的相关卷宗向红星新闻记者介绍，自己离开原来的律所后，这些案卷本来要上交给原先律所，“但这个案子是我的一个心结，21年过去了，我还记得清楚。”罗放说，一年多前，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也派人到律所向他了解这一案件。罗放向红星新闻记者提供的2003年其在看守所会见李大清的《会见笔录》显示，李大清称他没有强奸杀害余某某，同时表示，早前的供述是因为“公安人员打我”。“庭审时，李大清也否认强奸、杀人的指控。”罗放说。罗放向红星新闻记者提供当初的辩护词谈到：李大清的智力状况，与他的供述语言不相符。“李大清是个文盲，智力明显低于正常人，听不懂诸如一次性纸杯、银白色、双眉等词语。”罗放说，且2003年5月28日、6月7日的两份供述中，关于作案经过、被害人衣着特征等记录，几乎一字不差。“这是被告人记性太好，还是在制作笔录时后一份抄前一份？不合常理的笔录，无法让人信服。”罗放提到，在法院此前认定中，被害人是被掐晕后拖到小山沟的；但法医进行尸体检验时，并没有发现被害人尸体有被拖动的痕迹。“本案最为客观的证据，是被告人对案发现场及被害人物品的辨认笔录，但需要注意的是，被告人对案发现场的熟悉，有可能是因到过现场或听说此事。”罗放认为，这并不能作为直接证据定罪。“我哥被打后，只是按照他们（警方）的要求去指认。”李大华说。尹远敏是李大清案的二审辩护律师，目前是江西群毅律师事务所主任。今年6月5日，在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他表示，当初他是为李大清作无罪辩护的，主要理由有：法院关于李大清犯强奸罪的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强奸罪不成立，故意杀人的动机也不存在。”尹远敏认为，现有证据和鉴定结论不能证明是李大清作案，案件在证据层面并不能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不具有排他性和唯一性，不能排除他人作案的合理怀疑。省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抛开李大清供述，这案没有证据定罪，缺乏和李大清相关的物证。”罗放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李大清及家人一直在申诉。2021年12月8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21）赣刑申60号《驳回申诉通知书》表示，侦查人员依法讯问李大清的经过有同步录音录像证实，没有证据证明李大清是在遭受刑讯逼供、诱供后才作的有罪供述，并认为对李大清判处的刑罚符合法律规定。李大清的申诉也因此被驳回。李大华表示，希望警方提供李大清被带至公安机关期间不间断的同步录音录像。申诉被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近一年后，李大清收到了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于2022年11月15日出具的《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结果通知书（部分）截图该通知书中提到，经鉴定，被害人余某某短裤及阴道涂拭物上未检出精子；其面部共有五处创口，应系比较锋利的物体打击所致。通知书还显示，申诉人提出的申诉理由成立。一是原审判决据以定案的有罪供述、现场指认笔录、辨认笔录的真实性存疑，不能排除被诱导的可能。二是无其他证据将李大清与本案关联起来。三是不能排除他人作案可能。江西省人民检察院认为，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03）赣刑一终字第218号刑事判决书认定李大清犯故意杀人罪、强奸罪的证据不确实、不充分，认定的事实确有错误，不能排除合理怀疑。据此，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决定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余某某的父亲余先生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我女儿遇害的时候才16岁。这个案件我们是受害者家属，但我们也没有告李大清。此外，案件是武宁县公安局刑警队破的，具体可以向办案民警了解，我们也不想就此接受采访。”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2003年余某某遇害时，武宁县公安局成立了侦破“5.19”杀人案专案组。今年6月初，红星新闻记者向专案组民警反映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对此案的再审检察建议及李大清家属的不同看法、希望听听专案组意见时，对方表示不便接受采访。李大清的申诉案件没有获得家属预期中的进展，李大华随后将申诉信同时寄给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依照相关法律和有关规定将材料转给了江西省人民检察院。今年8月29日，江西省人民检察院短信回复李大华称：“经审查，您反映的申诉案件我院已依法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该申诉案件已办结。”同日（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给李大华的短信回复中称：“关于（2003）九中刑一初字第26号的来信正在办理中，请耐心等待。”记者注意到，回信中的“（2003）九中刑一初字第26号”即是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3年9月5日作出的《刑事判决书》编号。9月20日，红星新闻再度与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相关工作人员取得联系，欲进一步了解李大清申诉案件进展，前述两院工作人员均表示不便接受采访，如有需要，单位会统一对外通报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