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网消息：淮河浩浩奔流，长江滚滚东去。在安徽14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沃土上，各划了一道美丽的弧线，形成淮北、江淮之间和江南三个自然区域。淮河、长江，既是安徽天然的地理坐标，也是文化、经济坐标。

    淮河让中国的南方、北方有了清晰的界限。但也正因为地跨淮河，安徽的地理位置反而有些模糊，北方人觉得这里是南方，南方人觉得这里是北方。

    作为南北分界线的淮河，被称为“最难治理的河流”。70多年来，江淮儿女一直致力让淮河安澜，淮河成为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

    这是临淮岗洪水控制工程的主坝，全长近80公里，仿佛缰绳一般勒住了桀骜不驯的大河，也将淮河干流的防洪标准提高到百年一遇。

    蚌埠闸是淮河干流上最早建成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横卧淮河之上的水利枢纽，也让鱼类洄游一度受阻。

    2023年，安徽淮河干流的两座水利工程，全部修建了洄鱼廊道。在蚌埠闸这里，观鱼长廊可以近距离观察鱼类洄游的过程。

    进入新时代，工程建设全面提速。堤坝、水库群、蓄洪区与防洪枢纽共同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构成了安徽治淮的“铜墙铁壁”，并且一直还在不断建设完善。

    在淮河南岸的大别山区，5座大型水库构成了大别山水库群。新中国第一座连拱坝、第一座大头坝、第一座自行设计的重力单拱坝都诞生在这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万无一失，一旦发生了超过水库调蓄能力的超量洪水，又该怎么办？

    沿着淮河大堤，一些水闸与大堤融为一体，水闸背后是一片农田广布的低洼区域，这就是蓄洪区。一旦发生超大洪水，这里的人们就会提前撤离，这片土地会作为临时水库暂时存蓄洪水。

    在淮河干流安徽段，这样的蓄洪区有15处，总库容达到了107.7亿立方米。为了让生活在蓄洪区的人们不再面临水来人退的窘迫，从2018年开始，安徽60多万蓄洪区群众陆续得到安置。

    打开蓄洪区的代价是沉重的，为了不让万一发生，一条被称为孪生淮河的数字河流被建立。通过模拟淮河的降雨、洪水以及水库调度等过程，可以提前预防和应对灾情的发生。

    而在淮河以南，200多公里外的长江，正在经历着“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变革。这是位于马鞍山市的薛家洼，曾是渔民、渔船最为集中的地方，江边也遍布散乱污企业。2020年以来，安徽省19799户渔民陆续退捕上岸。

    沿江的散乱污企业以及落后的生产设施也逐步离开了江边。与薛家洼相隔不到30公里的天门山，因为李白笔下的“天门中断楚江开”而名声大噪。东梁山、西梁山隔江相对，仿佛天设的门户。

    几年前，如果我们也像李白一样乘船路过这里，目光可能会被东梁山上的一座电塔所吸引。

    这座建在东梁山上的烟囱式电塔，是新中国第一座投入使用的跨江电塔。在2019年进行了爆破拆除，天门山的风貌得以恢复。伴随旧电塔的倒下，白鹤滩送往江苏的800千伏特高压新电塔拔地而起。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长江是经济发展倚重的黄金水道。安徽长江地区汇聚了全省70%的新兴产业基地、80%的高新技术企业、90%的上市公司，成为安徽发展水平最高、创新活力最强、增长潜力最大的地区。

    如今的长江不仅是黄金航道，也成为了江豚的乐园。在安徽铜陵的一处江心洲上，一座独属于江豚的国家级保护区成为了它们的庇护所。随着长江大保护不断推进，江豚数量止跌回升。2022年最新一次科考显示，相比于2017年增加了23.42%。越来越多的人们也和它们不期而遇。

    与江豚一样，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扬子鳄野外种群数量也在恢复。在位于安徽宣城市的国家级保护区内，开展了20次野外放归。现在，野外扬子鳄种群数量从不足300只增加到了近1400只，大多数已经适应了野外环境。

    安徽的江河故事还远不止此。在这片水资源夏丰冬枯，南多北少的土地上，人们决定打破资源的不平衡，用人力创造新的江河

    引江济淮，这个以城乡供水和江淮航运为主的大型跨流域调水工程，被称为安徽版的“南水北调”。安徽地形南低北高，数十座泵站将长江水不断抬升，翻山过河，连通淮河。

    江水北上的过程中，有这样一座“河上有河”的水利奇观。这是因为淠河总干渠挡住了引江济淮北上的河道，为了让河水不犯江水，水利建设者架设渡槽，让淠河从运河上“飞跨而过”。这座钢渡槽主跨跨度达到110米，是目前世界上单跨最大的通水、通航钢结构渡槽。

    利用现代科技和工程技术，沟通江淮的梦想得以实现。目前，引江济淮一期工程已通航、通水，惠及5000多万人。

    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我们正在重塑江河、创造江河，将继续与这些古老的江河并肩前行，续写属于我们的江河故事。

王佑诚（记者 王彦志）09月20日,（原标题：都2024年了，真主党为何还在使用寻呼机？）

王佑诚（记者 吴明淑）09月20日,（原标题：菲海警船撤离中国仙宾礁现场）

教育部原副部长杜玉波。资料图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秋小长假后上班第一天（9月18日）上午，中纪委网站发布通报，教育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杜玉波曾任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资料图公开资料显示，杜玉波出生于‍‍‍1955年9月，河北晋州人，1975年进入北京工业学院（现为北京理工大学）就读，毕业后留校工作，历任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党委常务副书记等职。2002年，杜玉波升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明确为副部长级。2010年12月，他转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2011年1月卸任北航党委书记。2016年10月，杜玉波不再担任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务。2018年3月，他当选为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退休后，杜玉波还分别于2017年7月、2022年7月当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第七届、第八届理事会会长，并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杜玉波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是在8月1日，他主持召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一场座谈会。此外，8月6日，一家报纸刊登了他的署名文章。“上官汇”注意到，杜玉波曾任职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此前也有一名“老虎”被查。2023年8月6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广被查。公开资料显示，张广，男，汉族，1973年10月出生，黑龙江伊春人，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学博士。2002年11月参加工作。张广历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团委书记，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教育集团总经理、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飞行学院院长，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校党委委员、校长助理等职务。2019年1月，张广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张广今年1月19日被“双开”，2月5日被逮捕，5月13日被提起公诉。延伸阅读正部级"大老虎"受贿超8亿受审 多名他重用的下属被查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孙志刚2020年底离开主政5年的贵州，赴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3月卸任。卸任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官宣被查。孙志刚被控于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的21年间，跨越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个任职地域，累计受贿8.13亿余元。在他被立案审查的当月，仍敛财不止。孙志刚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就在昨天， 孙志刚的下属，曾任贵阳市委书记、贵州省副省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的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被判死缓。2024年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 据央视新闻贪腐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担任过十年正部级据公开履历显示，孙志刚，1954年5月出生，河南荥阳人，1971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9月入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孙志刚仕途从湖北武汉起步，在湖北升至副部级，此后四次跨省履新，其中两次在京任职，仕途历经湖北、安徽、北京、贵州四地。在他38年的仕途上，担任过11年副部级职务和10年的正部级职务。孙志刚早年在家乡河南荥阳当过两年知青，后考上武汉钢铁学院，毕业后留在母校任教4年，后考上上海财经学院工业经济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南财经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1985年，孙志刚告别了12年的高校生活，出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踏入仕途，曾任武汉市副市长，宜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宜昌市委书记等职。2002年6月，孙志刚跻身湖北省委常委，8月任职省委秘书长，晋升副部级。这是孙志刚仕途上重要节点。今日法庭上，检方指控，孙志刚当上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开始了受贿行为，自此敛财不止，再也没有踩下刹车，直到仕途尽头。孙志刚在湖北任职4年多。2006年9月，孙志刚跨省出任安徽省委常委，入皖次月即担任常务副省长、省政府党组副书记，在安徽工作了4年多。2010年12月，孙志刚再次跨省履新，赴京出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党组成员、国务院医改办主任，2013年3月出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国务院医改办主任，明确为正部级，并兼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2015年10月，孙志刚第三次跨省履新，由北京“空降”出任贵州省委副书记、副省长、代省长，2016年1月当选贵州省省长，2017年7月出任贵州省委书记，至2020年11月卸任，主政贵州长达5年。2020年12月，66岁的孙志刚返京出任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至2023年3月卸任。退休5个月后，2023年8月28日，69岁的孙志刚官宣落马，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孙志刚是2023年中纪委打掉的三个正部级“老虎”之一，另两人是任上被查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董云虎与陕西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韩勇。今年2月5日，孙志刚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称，经查，孙志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违背“两个维护”政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力，阳奉阴违，搞“七个有之”，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多占住房，在生活保障方面谋求特殊待遇，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利用职务影响为其子经营活动提供帮助；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不重视家风建设，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将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异化为谋私的工具，大肆收钱敛财，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承揽、股份认购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曾任贵州省长、省委书记，今年70岁的孙志刚，今日（8月14日）站在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被告席上受审。据央视新闻21年累计受贿8.13亿元，卸任后仍在受贿8月14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委原书记孙志刚受贿一案。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起诉指控：2002年下半年至2023年8月，被告人孙志刚利用担任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贵州省委书记，贵州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第十三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推进项目、认购股份、承揽工程、房地产开发等事项上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他人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8.13亿余元。检察机关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孙志刚的刑事责任。这意味着在2023年3月之后，孙志刚已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公职的情况下，仍存在受贿行为，敛财直至8月被查时为止。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孙志刚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孙志刚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多名他提拔重用的下属被查，贵州：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孙志刚主政贵州的5年间（2015年10月—2020年11月），先后作为省政府、省委的“一把手”，其带头违纪违法，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政治生态，通报称他“任人唯亲，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在干部考察中搞非组织活动”。孙志刚被查后，贵州省委指出，孙志刚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严重辜负了党中央和全省人民的信任，严重破坏了贵州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影响极其恶劣，教训极其深刻。多名在孙志刚任内获得提拔重用的下属，已陆续落马。2022年11月，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周建琨在任上落马，2023年6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周建琨曾先后在贵州两大地级市安顺、毕节任市委书记。今年3月26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周建琨案，以受贿罪判处周建琨无期徒刑，他被查实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1.08亿余元。2023年3月27日，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在任上被查，2023年11月被开除党籍和公职。昨日（8月13日），李再勇在重庆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接受一审宣判，他被查实受贿4.32亿余元（其中大部分未实际取得），滥用职权造成生态破坏损失人民币8645万余元，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判死缓。贵州省政协党组成员、原副主席李再勇被判死缓值得注意的是，李再勇和周建琨均是在孙志刚主政贵州期间，从地级市市委书记任上被提拔到副省级岗位上的。此外，曾先后任职贵阳市长的陈晏、马宁宇，分别于今年3月25日和8月6日被查。除了这些“大老虎”，贵州还有多名厅官在孙志刚落马后一一被查。肃清孙志刚流毒成为贵州省正风肃纪反腐的重要工作之一。今年5月20日，贵州省开展孙志刚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工作领导小组召开会议，听取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会议要求，要把孙志刚案以案促改工作作为党纪学习教育重要任务，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刻汲取教训，自觉学纪、知纪、明纪、守纪，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要聚焦重点难点抓整改，紧盯案件暴露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坚持清单化、项目化推进，一项一项整改到位，坚决彻底肃清孙志刚流毒和恶劣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