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书店不仅是一家书店，也兼营出版业务。它是日本第一家翻译出版中国领导人著作的书店，是日本中国学研究者常来常往之所，也是日本华侨华人钟爱和聚集之地。这样一家看上去很普通的书店，见证着中日出版与文化交流70余年的历史——东方书店用图书搭建起中日友好的桥梁。

　　拉开中日出版交流序幕

　　1951年，东方书店前身“极东书店”诞生，创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促进中日出版交流。1956年，在极东书店任职的安井正幸参加了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其间与中国国际书店（现为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公司）总经理邵公文会面，为极东书店涉足并参与中国图书出版发行创造了机缘，也为安井正幸与中国出版界的深入合作奠定了基础。

　　1966年，安井正幸正式创立东方书店。1967年，东方书店开设京都营业所，3年后便将总店迁到神保町。1971年，东方书店开设大阪营业所。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极大促进了中日图书贸易的发展；加之中日交流合作的增加，使学习汉语在日本风靡一时，东方书店等中国主题书店借机大量推出汉语教材，获得极大成功。资料显示，东方书店自1973年至1988年，从中国进口图书的发行量长期超过10万册，发行量最高的1985年超过86万册，可谓其发展的“黄金时期”。

　　除了图书发行，东方书店还发行中国期刊。20世纪80年代，安井正幸成为《人民中国》《人民画报》《北京周报》在日本的总发行人，这也使得东方书店成为日本出版界独一无二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东方书店还自办刊物，关注中国出版界动态。1975年，东方书店创办《东方》杂志，起初为月刊，有书评和书讯等栏目。由于该杂志登载了大量中国图书书评及随笔等，一度成为日本中国学界极具学术影响力的杂志。2021年，《东方》纸质版停刊，杂志随即转为线上的“WEB《东方》”平台，仍保留书评、随笔等栏目。

　　东方书店与中国出版界联系密切，多次参加在中国举办的书业盛会。从1986年的第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始，东方书店就与日本出版贩卖株式会社积极组织日本代表团到中国参会。

　　东方书店作为中日民间友好交流的践行者、图书出版交流的中流砥柱，发挥着协调作用，也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行业资源为两国读者搭建起一个跨越国界的阅读交流平台。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东方书店有全日本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杂志约1.5万种，进口中文出版物约2万种，涵盖书籍、杂志、报纸、DVD、CD、中文电子数据库等多介质信息载体。

　　接力坚守对华友好

　　中国主题图书在日本的传播离不开几代出版人的努力。东方书店作为第一批率先与中国建立联系的日本书店之一，从历任社长安井正幸、福岛正和、山田真史，到现任社长间宫伸典，几代出版人持续接力，一直在中日图书出版及文化交流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

　　安井正幸出生于东京，新中国成立后，便投身中日友好交流活动，为《人民中国》《人民画报》《北京周报》等杂志的经销工作四处奔走。安井正幸、福岛正和两任社长还曾受到中国领导人接见。他们与中国文化界、出版界长期保持友好密切关系，当代出版家王仿子曾撰文回忆安井正幸：“他坚信中日两国人民必须友好相处，他坚信中日两国出版业必定会走向友好的未来。”

　　第三任社长山田真史，于1983年毕业于庆应大学文学部东洋史专业，同年便进入东方书店工作。2002年，山田升任东方书店社长，同时担任日本销售中文书刊的同业组织“中国书籍恳话会”干事长。2007年，他被聘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的外国专家。2014年，山田真史因“几十年来持续不断推动中国图书在日本的销售，矢志不渝，积极促进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交流，为巩固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获得第八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如今，卸下社长职务的山田真史仍在为中日友好事业奔走着。

　　东方书店的发展史是当代中日出版交流事业的缩影，背后 离不开几任社长的接续努力。他们的接力不仅是对出版事业的坚守与传承，更内蕴着对中日友好的执着追求。

　　出版图书品类丰富

　　东方书店的两大特色品类最受读者欢迎，一是汉语学习类图书，二是“东方选书”系列图书。这两大拳头产品的形成还要追溯到1978年。当时，东方书店决定转变原有销售思路和销售模式，主动选书，从单一的政治类读物转变为提供语言学习、文化、历史等品类多样的差异化产品。同时，东方书店兼顾出版业务，力图更加全面地满足读者需求，运营模式和业务模式由此焕然一新。根据中国出版家王益在1987年统计的数据，东方书店“1986年的营业额达到破纪录的17亿日元，为1977年的2.2倍；利润为1977年的7.6倍”，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范例。

　　东方书店出版的图书，种类十分丰富。在日本最大的图书馆国立国会图书馆，检索东方书店出版的图书可以得到1010个结果，仅2019年到2024年7月就已出版图书113种。比如，“东方选书”是以中日问题为焦点，研究中日文化、历史、社会以及其他领域学术问题的丛书。作者中不乏知名汉学家身影，如大庭修、金文京、藤井省三等，该系列至今已推出62期，第63期将在今年9月正式出版。

　　世界图书馆联机书目数据库OCLC数据显示，东方书店出版的钟江宏之、鹤间和幸、孙江、刘建辉、大庭修、吉田怜等作者的作品均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图书馆收藏。

　　拥抱数字时代新需求

　　进入数字时代，实体书店面临严峻挑战。日本出版科学研究所统计显示，2023年日本的实体书店数量为10918家，这一数字与2003年的20880家相比，20年间锐减了近一半。面对行业窘境，东方书店积极拥抱变化，在SNS（社交网络平台）开设账号进行图书推介活动并与网友互动。在一众书店的社交账号中，东方书店表现抢眼，例如在X（前身为推特）的粉丝量即抵得上日本中等出版社的规模。

　　东方书店还通过SNS收集读者需求，对新书、特色书随时随地发帖，这似乎与读者形成了某种默契，有的读者在已知其他书店也有销售某本书之后，仍然专门前往东方书店购书，许多图书的作者、译者也热衷于去书店“打卡”晒图。

　　东方书店在选品上也有所调整，东京店店长田原洋介已入职30余年，他在2024年4月份的采访中说，近年来，到东方书店光顾的普通读者较之以前有所增加，这些读者对中国当代小说，包括科幻小说、网络文学作品兴趣盎然。以前的读者是对中国感兴趣、研究中国的人，东方书店充当的是研究者的“资料所”角色，而现在的读者则是由于喜欢某一部中国作品，从而对其他作品和中国文化也产生了兴趣。随着中国类型文学的崛起，中国科幻文学、网络文学风靡日本，获得了众多忠实拥趸，有的读者甚至为了读懂某本小说，去购买专业学术书籍钻研。

　　在学术资源方面，东方书店不断更新数字化产品。东方书店在原有的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代理、“中国基本古籍库”日本总代理基础之上，又新增代理了不少古籍数据库，例如“中华经典古籍库”。该数据库收录内容以中华书局等整理出版的古籍图书为主，集中反映了中国古籍图书出版成果。2024年，东方书店与上海图情信息有限公司达成合作，成为其在线数据库的日本经销商，也同上海古籍出版社合作，成为其全力打造的古籍整理和数字化平台“尚古汇典”的日本经销商。这些数据库无疑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的重要依托，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条件。正如田原洋介所说，“东方书店的支柱是研究类图书。”东方书店丰富的学术资源为日本学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养分，可以说是间接培养了一批中国学研究人才。

　　（人民日报海外版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

李婉茂（记者 张晓玲）09月20日,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路透社记者：中国欧盟商会今日称，由于营商方面的挑战开始大于回报，商会成员正更加严格地审查在中国的投资，约三分之二的成员在中国的利润率已经降至或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了解。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包括欧盟国家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中国仍然是也将继续是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各国企业投资兴业的热土。总台央视记者：我们注意到，刚刚结束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通过的行动计划提到，中非将加强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发言人能否介绍具体情况？毛宁：网络安全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捍卫网络空间国际秩序、维护网络和平与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中国积极致力于同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国深化网络安全合作。根据北京峰会通过的行动计划，中非双方将加强在数据跨境流动、新技术合规应用、互联网法律法规等方面交流，共同推进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双方还将鼓励中非国家级计算机应急响应组织建立联系，开展跨境网络安全事件处置、信息共享和经验交流。本周恰逢2024年中国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不断加强自身网络空间治理的同时，中国将继续同各方开展合作，共同维护网络空间安全，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路透社记者：9月9日，越南外交部通过中国驻越使馆向中方提出请求，要求中国密切配合台风“摩羯”后的防汛抗洪工作。但越方官员称，中国未就红河支流盘龙江泄洪与越方进行协调，并随后开闸向盘龙江泄水，加剧了红河沿岸洪灾。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毛宁：你提到的有关表态不属实。连日来，受台风“摩羯”影响，中越边境地区遭受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中越双方就防汛抗洪合作保持着密切良好的沟通。为了支持越南抗洪，中方在元江—红河干流的水电站正在进行拦洪蓄水。我们将继续发挥有关水电站的调丰补枯作用，共同应对好这场自然灾害。图为外媒记者提问《北京日报》记者：当地时间9月1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审议通过“香港经济和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鼓噪取消香港特区驻美经贸办的特权豁免待遇甚至关闭经贸办。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我们对美方操弄涉港议题、打压香港发展的恶劣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经贸办事处是香港特区政府在海外设立的经济和贸易机构，其成功顺利运作有利于扩大香港同有关国家及地区的经贸务实合作，是一件互利共赢的事情。你提到的这个法案，将正常的经贸合作政治化、工具化，蓄意抹黑香港驻外机构，性质十分恶劣。香港是美国第二大贸易顺差来源地，美国有1200多家企业在港投资兴业，美方此举最终只会损害美国自身利益。中方敦促美方停止推进上述法案，以免对中美关系稳定和发展造成更大伤害。如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必将采取切实有力措施予以坚决反制。日本广播协会记者：此前中国宣布将与俄罗斯举行海空联合演习。请问这次演习是否已经开始？能否进一步说明这次演习的具体目的和意图？毛宁：关于中俄联合演习的具体信息，中国国防部已经发布了消息，你可以查阅。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中俄举行联演联训旨在深化中俄两军战略协作水平，增强共同应对安全威胁的能力。东方卫视记者：9月9日至10日，第二届“军事领域负责任人工智能峰会”在韩国首尔举行，中方参加了会议。能否介绍有关情况？毛宁：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安全和治理。去年10月，习近平主席宣布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系统阐述了中国的治理主张。人工智能军事应用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全，事关人类福祉和未来。中方一贯主张，国际社会应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通过对话合作就如何规范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寻求共识，推动构建开放、公正、有效的安全治理机制。本着这一精神，中方应邀派团参加了在首尔举办的第二届“军事领域负责任人工智能峰会”，深入阐释了中国提出的慎重负责、智能向善、以人为本、敏捷治理、多边主义等治理理念，得到了各方的积极评价。中方将继续秉持开放、建设性态度，同各方携手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更好地造福人类。法新社记者：在今天的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中，哈里斯和特朗普都谈到了美国对华征收关税问题。特朗普计划提高关税，哈里斯未表示取消关税。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大选是美国内政，对于大选言论我不作评论，但是我们反对美国大选拿中国说事。图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李婉茂（记者 杨淑博）09月20日,记者/ 李佳楠‍‍编辑/ 石爱华‍‍‍乐高富和行动不便的妻子胡金花2021年8月29日，一辆警车在高速公路上突然撞向护栏，车上载着浙江省龙游县法院的法警和被强制执行的乐高富夫妇。事发后，附近的交警接到施救信息才得知发生事故，赶到现场时也未被告知事故原因。近一小时后，车上的法警才报了案。几位法警作证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拉拽高速行驶中的车辆方向盘，导致车辆失控。乐高富自始至终否认犯罪，称是司机操作不当导致事故发生。一审开庭期间，妻子胡金花为丈夫喊冤，向浙江省桐庐县法院递交了事发前后8小时的完整录音，以证明丈夫未抢方向盘，但录音一直未被采信。在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的情况下，法院采信法警的证言，加之方向盘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一审被判四年半。乐高富上诉后维持原判。70岁的乐高富和妻子不服判决，一直申诉至今。2024年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该案的申诉。法警车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迟报的警情2021年8月29日7时30分许，浙江省龙游县法院法警田俊波等人找到乐高富夫妻在杭州入住的宾馆，“说要带我们回龙游，处理欠款执行的事情”，胡金花回忆。该笔欠款因乐高富承包山地而产生。乐高富是龙游县龙洲街道白坂村村民，从1999年开始承包了龙游县湖镇镇文林村的林果场。2018年，湖镇镇文林村（林果场）垦造耕地项目通过龙游县政府批复立项，乐高富承包的山林在土地垦造中灭失，夫妻二人举报该项目破坏森林资源。2021年，国家林草局实地核查后，龙游县政府撤销该项目。但乐高富夫妻一直未拿到青苗赔偿费。承包山地期间，乐高富和龙游县农业农村局发生农业承包合同纠纷，2019年9月20日，龙游县法院曾判决乐高富赔偿龙游县农业农村局12万元。乐高富夫妻愿意赔偿，曾承诺等政府支付青苗赔偿费后偿还。这些年来，夫妻俩一直因为青苗费的事情四处举报。2021年8月底，乐高富推着坐轮椅的胡金花来杭州，就是向省有关部门反映问题，请求监督当地政府赔偿“青苗损失费”。他们没想到在杭州遇到了龙游法院的“强制执行”。2021年8月29日8点左右，面对前来执行的法警，胡金花解释，“我整片山300多亩的树木被毁，一分钱都没有（拿到），你现在让我还，我拿不出”。随后，二人被法警带上了警车。当天上午9时30分许，行驶至杭新景高速桐庐出口往千岛湖方向不到两公里处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右侧护栏，车辆右侧车头、车门受损，车上人员法警蒋灿灿和田俊波、司机林海荣以及乐高富不同程度受伤。之后，法警田俊波报警称，坐在后排的乐高富突然起身，用手拉拽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导致事故发生，乐高富被带回桐庐县城南派出所接受调查。2021年8月30日，乐高富被桐庐县公安局刑拘。法警田俊波并不是第一时间报的警。杭州市高速交警杭州支队五大队的一位辅警作证称，当时，他听到高速公路施救人员在对讲机汇报，才发现附近有事故，赶过去帮忙维护秩序和了解第一现场的情况。该位辅警在接受询问时说，他到场后，无人提起事故原因，一行人被带离高速路段后，他才从龙游县法院的一位辅警口中得知，“是嫌疑人抢夺方向盘造成的事故”。他马上向在现场的一位交警汇报，交警简单了解情况并上报后，龙游县法警田俊波才报了案，此时 距离事发已过去一个多小时。涉事法警车矛盾的证言接受询问时，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和两名法警均指认乐高富双手抢方向盘。龙游县法院警车司机作证称，乐高富一直在自言自语，突然间说了句“要死一起死”，然后用两只手拉他方向盘的右上角，他当时左手在握方向盘，右手放在档位上。坐在副驾的法警蒋灿灿作证称，他看到乐高富的身子扑过来，双手抓住方向盘右上角，用力往右侧打方向，导致车子失控；蒋灿灿还称，胡金花看到丈夫乐高富抢方向盘后指责，“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但乐高富现场说是法院的司机开车不稳想要他的命。而事发时坐在乐高富身旁的胡金花则称，丈夫坐在后排中间位置，她感觉车子好像急刹车一样，身子往前冲，“乐高富也身体往前冲，但是两只手冲到哪里、碰到哪里，我没有看清楚。”乐高富也供述，他没有系安全带，当时正仰着头睡觉，突然车子开始晃来晃去，“驾驶员一个紧急刹车，我整个人都往前冲上去了”，他只得将手撑在副驾驶的座椅后面，左侧大腿也被撞得很痛。乐高富否认拉拽方向盘，“我要命的啊，我老婆也是在车里的，我怎么可能拿我老婆和我的生命开玩笑。”发生车祸后，他还将妻子扶起。自始至终，乐高富都不愿签署认罪认罚告知书，“我是冤枉的，我是受害者。”最终，司机和法警等人指认乐高富抢方向盘的证言被采信，桐庐县警方还从方向盘拭子中鉴定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显示，侦查机关8月29日当天未在事故车辆方向盘上提取到乐高富的DNA，8月30日，再次提取检材，才检测出乐高富的DNA分型，而此时车辆已被龙游县法院自行存放回当地的汽车修理厂。2021年9月6日，桐庐县公安局向检察院申请逮捕乐高富。公安局认为，乐高富临时起意，突然从后排中间座位起身，双手拉拽方向盘，导致正在高速行驶的车辆方向盘失控，车辆撞上右侧护栏。2021年9月13日乐高富被逮捕。2021年10月29日，桐庐县公安局以乐高富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移送桐庐县检察院审查起诉。2021年12月21日，桐庐县检察院提起公诉。2021年8月29日，龙游县人民法院的法警到杭州，对乐高富夫妇“强制执行”‍ ‍ ‍ ‍8小时的录音2022年1月7日，该案一审第一次开庭。一审法律援助律师认为，法警等人的证言和乐高富夫妻的说法存在较大矛盾；现场勘验没有提取指纹证据，检出乐高富的DNA分型并不能直接证明乐高富有抓方向盘的行为，两位法警和乐高富有过身体接触，碰撞过程中也会有身体接触，不可避免乐高富的毛发留在方向盘上；该案没有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等视频证据；该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6天后，胡金花向桐庐县法院提交了一份录音证据，时长8小时。胡金花说，因为长期信访和维权，为了保留证据和自保，她有了录音的习惯。2021年8月29日一早，听到龙游县法院的法警敲门声，她就用随身携带的手机开始录音，恰好录下了事发前后的全过程。2022年1月7日开庭时，她携带着存有录音复印件的录音笔去了法院，计划着作为证人当庭提交，因未被传唤，没能上交。对胡金花在一审第一次开庭后上交的录音，公诉机关对录音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法院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2022年3月31日，鉴定机构答复桐庐县公安局称，“因现有材料条件局限，且缺少原始录音器材原件，无法对委托事项进行鉴定”。乐高富的申诉代理律师李显峰告诉深一度，一审法院未将相关情况告知胡金花，也未让其补充材料或询问是否重新鉴定。胡金花将该现场录音提供给深一度，录音记录了龙游县法院人员去宾馆将二人带走、交通事故发生直至胡金花被送回龙游县的全过程，由她本人用手机录制。结合胡金花的回忆，现场录音能够听到，事故发生前，坐于乐高富左侧的龙游法院法警田俊波在车内打呼噜睡觉，司机林海荣“喂”了一声，疑似开始接打电话，随后听到轮胎摩擦地面、车辆晃来晃去和碰撞的声音。田俊波和乐高富夫妇都发出疑问，“怎么了”。接着乐高富夫妇痛得发出呻吟，胡金花被乐高富扶起，两人指责，“怎么这样开车的？”乐高富抱怨道，“高速公路喂，这样开车的？故意要把我搞掉是不是呀？”现场录音显示，事故发生时，乐高富未说“要死一起死”等威胁性话语，胡金花也没有指责丈夫抢夺方向盘。事故发生后，面对乐高富的指责，驾驶员和法警没有反驳，也未指责乐高富抢夺方向盘。乐高富的家人和辩护律师们均认为，这与通常的生活经验不符。胡金花提供的录音中，乐高富曾向最先到场的交警辅警抱怨，“他们不小心开车”。该名辅警对他说，“没有谁能保证开车百分之百安全”。后来，面对公安询问时，该名辅警解释，“我当时是出于安抚对方情绪的考虑，根本没听清他说的什么”。胡金花提交录音证据后，侦查机关进行补充侦查，2022年4月12日，对田俊波等几位法警分别又做了一次询问笔录。一审第二次开庭时，几人证言被用于证明，事故发生之前，司机林海荣没有和乐高富发生肢体接触，接触乐高富的两位法警田俊波和蒋灿灿没有接触过方向盘。一审辩护律师对司机林海荣和两位法警的证言均有异议，并将几段录音材料和整理好的文字稿作为证据提交。他认为，三人证言不能排除司机林海荣和乐高富有身体接触或间接接触，三人作为法院工作人员，与被执行人乐高富有利害关系，并存在虚假陈述，证言均不应该被采信。但现场录音证据并未被重视，申诉代理律师告诉深一度，他查看在案材料发现，一审开庭时，该录音证据并没有被详细举证和展示，乐高富也没发表质证意见。在家人的陪同下，胡金花坐着轮椅为丈夫申诉申诉被受理最终，一审法院认定，龙游县法院司机和法警等人的证言相互印证，足以采信，加上从方向盘上检出了乐高富的DNA分型，在案证据足以证实乐高富抢夺汽车方向盘的事实。法院经审理认为，乐高富突然抢夺处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导致汽车失控撞上高速公路护栏，造成车上人员损伤和车辆受损；虽然该案最终未造成严重后果，但高速公路车流量大、车速快，高速行驶的车辆失控极有可能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发生，严重危害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2022年6月24日，桐庐县法院判决，乐高富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刑四年六个月。一审判决书中，对胡金花提交的现场录音证据并未提及。对此，乐高富在上诉书中提出强烈质疑。乐高富的二审辩护律师认为，一审判决对现场录音这一关键证据未有提及，存在明显错误，一审法院的委托鉴定程序违法，鉴定机构不予鉴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二审期间，他曾申请重新鉴定，未获杭州中院支持。杭州中院认为，胡金花提交的录音已由一审法院依法委托具有资质的鉴定机构鉴定真实性，鉴定机构出具材料说明无法鉴定，二审提交的录音内容与已提交的录音内容一致，且无法达到佐证乐高富辩解真实性的目的。2022年9月7日，杭州中院二审维持原判。乐高富妻子胡金花不服丈夫判决，先后向杭州市中院、浙江省高院、杭州市检察院申诉，均被驳回。2024年7月22日，乐高富和胡金花向浙江省检察院递交申诉书，8月9日，浙江省检察院回复称正式受理乐高富案的申诉。如今，乐高富夫妻已将存有原始录音的手机作为物证和新证据提交，申请司法鉴定。乐高富的申诉律师还进一步补充，乐高富也基本不具备抢夺并转动方向盘的身体条件和能力。2011年，57岁的乐高富驾驶摩托车遭遇交通事故后，就大便失禁，要穿尿不湿，右手小指和无名指粉碎性骨折，妻子胡金花说，“右手拳头握不起来，也使不上劲，平时在家拿筷子、锅铲都抓不牢，经常掉”。乐高富也没有汽车驾驶证，不会驾驶汽车。乐高富的右手无名指、小指经常痛，即使现在在监狱服刑，他仍要每天喷药水减轻疼痛。2024年9月3日，律师会见时，乐高富的手心、手背都贴着膏药。胡金花提供的8小时录音也记录了，因为大小便失禁，当年67岁的乐高富经历的尴尬一幕。2021年8月29日，在杭州的宾馆里，他一再要求自行去法院处理案件，未获龙游县法警同意，乐高富只得说出实情，“我现在大便拉在身上，我有什么办法”，胡金花跟着解释“乐高富穿纸尿裤的”。随后，两人被带上了警车，一个半小时后，车祸发生，乐高富成了抢夺方向盘的罪犯。妻子胡金花2011年因车祸右膝骨折后，终身残疾，需要坐轮椅出行，完全依靠丈夫照顾。丈夫入狱后，她坚持为丈夫申诉至今。得到申诉被受理的消息后，胡金花又鼓起了信心。2024年8月29日，事发三年后，她和家人赶去浙江省检察院沟通案情，看到了些许希望，她信心坚决，“我坐轮椅也要申诉到底的。”【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9月9日，朝鲜迎来国庆76周年。8日晚，平壤举行了庆祝集会和晚会，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金德训、崔龙海出席。当天，金德训、崔龙海还领衔朝鲜党政军干部参谒锦绣山太阳宫。不过，两场活动均未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及家人出席，一些韩国媒体据此宣称“金正恩连续缺席重要活动”。９月９日，金正恩会见党政领导干部祝贺国庆节。（图/朝中社）然而，朝中社9月10日发布的消息显示，金正恩9日会见了党政领导干部祝贺国庆节，并发表了关于今后国家工作方向的重要讲话。朝鲜中央电视台10日上午发布的影像显示，金正恩和高级干部们一一握手，全程站立发表长篇讲话，并在讲话结束后和总理金德训轻松互动。其实，每年朝鲜国庆日，金正恩出席的具体活动都不一样。去年是朝鲜国庆75周年的“逢五”大庆，朝鲜进行了自2020年关闭边境以来的第一次重大主场外交活动，金正恩出席了中央报告大会，晚宴、晚会等活动则由崔龙海等人“代劳”。再往前，2022年建国74周年、2021年建国73周年时，金正恩分别出席了庆祝晚会和阅兵式。至于参谒太阳宫，自金正恩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以来，见诸官方报道的参谒仅有2012年、2018年和2021年。今年朝鲜国庆日，金正恩出席的活动为何限于较小的范围？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由于出席者包括“国防省指挥员，各军种司令和武力机关领导干部”。韩联社报道称，金正恩在讲话中谈论了继续执行“核武器倍增”等军事内容。据朝中社消息，这篇讲话稍后将被出版印刷并下发到党政机关。9月8日晚，平壤举行庆祝集会和晚会，金正恩没有出席。（图/朝中社）事实上，9月9日的活动，和金正恩近期的工作一脉相承。朝鲜官方在9月8日连发四条报道，公开了金正恩在国庆日前约一周时间的活动，包括视察吴振宇炮兵综合军官学校，考察海军新基地的预定选址，视察军工企业，以及“亲临现场”指导造船工作。这些活动透露出朝鲜军工建设的诸多进展。如在海军港口建设预定地区视察时，金正恩强调朝鲜是“东西两面靠海的海洋国”，并坦言朝鲜目前的军港无法收容“最新的大型水面水下舰艇”。韩联社援引美国史汀生中心的卫星图像分析称，金正恩视察的港口是朝鲜东海岸的塔川港。这里属于江原道文川郡，与建设中的元山国际旅游度假区隔元山湾相望。卫星影像显示，早在2015年前后，塔川就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军港建设，但在2018年到2019年朝鲜半岛短暂的和谈周期中暂停了施工。与西海岸不同，朝鲜面东海岸多深水良港，大型军舰和潜艇从这里可以直接进入太平洋。因此，金正恩的这次视察，不仅透露出海军舰艇的升级进度，也透露出朝鲜海军战略方向的转变。另一条值得关注的信息，是金正恩视察某军工企业，朝中社配发了他站在24轮导弹发射车前的照片，这是该型发射车首次被公之于世。从朝鲜中央电视台透露的更多画面可以发现，这家工厂是此前生产8轮战术导弹发射车和“火星-17”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车架厂。近年来，为提升核武器的机动生存能力，金正恩曾多次视察指导发射车制造工作。“火星-17”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车为朝鲜此前制造的最大的导弹发射车，为22轮型号。如今，朝鲜“低调”公开24轮发射车，是否意味着作为朝鲜最重要核载具的洲际弹道导弹研发，又有了重大新进展？韩国军方人士称，韩美情报部门正密集关注这一动向，以确认“这是作秀，还是对导弹进行了改进”。分析认为，朝鲜官方在国庆日前夕，借金正恩的视察活动，披露军工建设的重大进展，值得关注，但如果就此认为朝鲜在释放新的战略信号，也有些言过其实。由于朝鲜部分地区7月发生洪涝灾害，自那时起到8月中旬，金正恩多次访问灾区指导抗洪活动并接见受灾民众。在此期间，除了出席战术导弹发射车的交接仪式外，他极少出席军事活动。因此，8月底至今金正恩密集的军事视察行程，只是回归常态。一个细节是，在朝鲜密集推动军工建设的同时，以外务省副相朴祥吉为团长的外务省代表团9月7日从平壤乘机启程，出访越南、老挝、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这是2020年以来，朝鲜高级别代表团首次出访东南亚诸国。此外，朝鲜体育相金日国、航空总局局长林光雄9月4日、7日分别率团访问印度，出席亚奥理事会会议及亚太地区民航部长级会议。旅日朝鲜人总联也借着庆祝朝鲜建国76周年之机，时隔五年首次访问平壤，在朝日今年对话接触消息不断的背景下，格外引发关注。这些显示出，金正恩去年年底提出的“积极外交”战略正在稳步推进。延伸阅读金正恩：朝鲜正以几何级数增加核武器数量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当地时间9日，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发表了关于今后国家工作方向的讲话。金正恩讲话画面。金正恩强调，随着美国主导的军事集团的盲目扩张和其以核为基础的军事集团性质的进化，朝鲜周边的军事安全环境面临威胁。这一形势要求朝鲜在保持和进一步发展军事力量方面采取更重大的措施。金正恩表示，朝鲜必须更加彻底地完善核力量以及确保其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正确使用，保障国家安全。朝鲜正在坚定不移地贯彻核武装建设政策，以几何级数增加核武器数量。金正恩表示，朝鲜的核武装力量是在严格的指挥和控制体系下运作的。金正恩提到，朝鲜经常面临严重的核威胁，朝方用于自卫的核武器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在美国及其追随者所构成的不同威胁下，在朝鲜面临的安全形势下，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朝鲜党和政府刻不容缓、不能让步的生存义务和权利。金正恩还表示，朝鲜将不断加强核力量，使其能够充分应对拥核敌对国家的任何威胁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