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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1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唐仁健的农业农村部部长职务,任命韩俊为农业农村部部长。图为韩俊简历照。公开简历显示,韩俊,男,汉族,1963年12月生,山东高青人,1989年5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西北农业大学(现更名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研究生学历,博士学位,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2010年11月后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2020年11月任吉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2021年1月任吉林省省长。2023年3月,韩俊任安徽省委书记。图为韩俊出席新闻发布会画面。2024年1月,韩俊任安徽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今年6月28日消息,韩俊任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韩俊是二十届中央委员。延伸阅读市委书记被提拔为副省级后 "70后"女市长拟进一步使用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9月4日发布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黄江,女,汉族,1971年4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自治区党委委员,防城港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广西东兴国家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党工委书记(兼)、管理委员会主任(兼),拟进一步使用任设区市正厅级领导职务。黄江曾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资料图)公开简历显示,黄江,广西桂林人,199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7年7月参加工作,广西师范大学外语系英美文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文学硕士。她早期任职于广西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2002年4月由校党委委员、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学生工作处副处长调任当时县级贺州市副市长,后任八步区副区长。2006年,黄江任贺州市外事侨务办公室主任,2009年6月任贺州市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主任。2009年11月,她职务再调整,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在2012年至2013年,她还挂职任外交部边海司副司长。2017年,黄江调任北海市副市长、市委宣传部部长,2018年2月同时任北海市委常委,2020年2月,她任北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2021年8月,她任防城港市代市长,9月当选市长。此前,防城港市委书记谭丕创已被提拔为副省级。5月30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会议任命谭丕创为自治区副主席。谭丕创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资料图)谭丕创出生于1968年10月,广西贵港人,曾任广西凭祥市委副书记、市长,凭祥市委书记、凭祥边境经济合作区工委书记,崇左市委副秘书长(正处长级),梧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百色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钦州市委常委,市政府党组副书记、副市长等职。2018年,谭丕创出任钦州市委副书记、市长。2021年3月,他转任防城港市委书记,至此次履新。“上官汇”注意到,近期多名市长出任任职地市委书记。9月5日,“安徽先锋”发布消息,日前省委决定:吴劲同志任滁州市委书记。吴劲,男,汉族,1969年10月出生,安徽巢湖人,2000年6月入党,1991年8月工作,大学学历,工学学士。2021年4月,吴劲任滁州市市长。此前担任滁州市委书记的是许继伟,他1964年6月出生,曾任滁州市市长,2021年任滁州市委书记。9月4日,“安徽先锋”微信公众号消息,日前,安徽省淮北市委副书记、市长汪华东,任淮北市委书记。汪华东,男,汉族,1972年11月生,中央党校大学学历,工商管理硕士,中共党员。2022年8月,汪华东任淮北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次月当选市长,至此次履新。此前任淮北市委书记的是覃卫国,他已任安徽省副省长、党组成员,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9月3日,据中华先锋网消息,辽宁省委决定:李文飙同志任中共铁岭市委书记。李文飙,男,汉族,江苏泰州人,1970年5月生,大学学历,学士学位,2003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2年8月参加工作。2022年8月,李文飙任铁岭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党组书记、代理市长,并于次月任铁岭市市长,至此番履新。前任铁岭市委书记是宋诚,他1967年11月生,2021年6月起任铁岭市委书记,今年8月调任丹东市委书记。9月3日,据微信公众号“北斗融媒”消息,辽宁省委决定:高键同志任抚顺市委书记;王庆海同志任抚顺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并提名为抚顺市市长候选人。高键,男,汉族,1969年10月生,大学学历,硕士学位,中共党员。2019年12月,高键任抚顺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后当选市长,至此番履新。此前任抚顺市委书记的是来鹤。来鹤出生于1964年9月,2018年9月任抚顺市委书记,今年1月任辽宁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据江西省委组织部消息,9月3日,景德镇市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江西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庄兆林出席并讲话,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小林宣布省委关于景德镇市委主要负责同志调整的决定:胡雪梅同志任景德镇市委书记,不再担任景德镇市政府市长职务;刘锋同志不再担任景德镇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市长的免职按有关法律规定办理。胡雪梅,女,汉族,1967年8月出生,江西玉山人,198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8年8月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2021年3月任景德镇市委副书记,市长候选人,5月任市长,至此番履新。此番卸任的刘锋,出生于1964年8月,自2021年3月起任景德镇市委书记。

“新型战机上舰,非常漂亮!那天天气非常晴朗,跟当年歼-15首飞天气基本上差不多,主桅杆上那面五星红旗特别鲜艳,我不由自主地哼出《歌唱祖国》……”海军辽宁舰张乃刚曾操作歼-15在航母上第一次起飞,如今在他军旅最后阶段,又放飞了新型战机。(淬火)

9月开学虽然已经入秋,但多地仍持续高温,部分地区已经通知推迟开学。而关于中小学该不该装空调的讨论,也再次引发热议。其实这是个老问题了,此前各地相关部门对于“教室安装空调”皆作过回应。如2020年,长沙市教育局在市委办信息处回复中称“严寒酷暑也是对中小学生的一种锻炼”;2021年,合肥市教育局也回复称“不能把学生当作温房的花朵去过度呵护”。这些说法,得到了部分网民的支持。图为长沙市教育局早年作出的公开回复(图/正在新闻)与之激辩的是,很多网民认为近些年极端天气与过去几十年没法比,安装空调才是对学生身体健康负责的做法,没必要“没苦硬吃”还美其名曰“锻炼”。实际上,装不装空调,远非理念之争。政策空白与循规蹈矩就拿今年9月开学来说,成都地区因为高温持续不退,“12345热线”被成都家长群体打爆后,各地区网友也在“问政四川”平台频频咨询学校装空调相关事宜。对比上述引发热议的长沙、合肥教育局,成都对此还做出了更详细的解释:“国家和省、市各级教育部门发布的学校装备配备目录中,对中小学教室是否安装空调没有明确规定,对学生教室安装空调标准也没有具体要求。”成都锦江区教育局还提到了落实的具体难处,除了国家没有配置空调的明确规定,还欠缺“实施统一采购安装的采购依据和程序”。此外,“教室属人员高度聚集的公共区域,要求落实开窗通风等措施,以降低聚集性传染病发生概率”、“教室内外温差大,易患病”、“会采取其他措施降温解暑”等。诚然,当前国家及地方的政策规范中,并未明确要求在中小学教室中必须安装空调。原因不难理解,我国幅员辽阔,气候差异极大,各地对“高温”的体感难以综合,客观上并没有统一安装空调的需求,国家也不可能就此发布统一性指导意见。政策空白使得部分地区在是否安装空调的问题上,找不到明确的指导和依据,面对网民的意见和建议,多地有关部门的回应属于“按章办事”,虽然严肃体面,但显然未能满足多数学生和家长的期待,忽略了家长群体在空调争议里的朴素情感。同时,不少地区的中小学校早已实现空调自由,没有全覆盖的地区,也有不少学校安装了空调。自古“不患寡而患不均”,因此在不少人心中,空调理应成为现代校园的标配。虽然没有相关条例依据,但并非所有地方教育局皆小心翼翼、循规蹈矩。早在2019年3月,江苏盐城市政府便下发了《关于推进全市中小学校教室装配空调工程的意见》,在入夏前将“给中小学装空调”当作政府任务。可问题似乎并没有完全解决,当地中小学全面配置空调后,部分学校却“高高挂起,悬而不用”。那从学校的角度看,安装空调为何那么难?有了空调,为何个别学校却不使用?教室太热,孩子的衣服都湿透了囊中羞涩又难以分配除了政策导向,更具体的难处是财政资金的分配。“难覆盖,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成都一名主城区校长坦言。“对学校和教育局来说,空调并非什么稀罕物件,采购不是很大的困难。但分配教育资源时,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包括师生正常运作成本、师资培训、教学设备更新等,空调往往排在后面。”“对于一些旧城区学校来说,安装空调更加困难。涉及到线路、供电设备改造以及后期维护,更是一笔巨额开支。”极端天气频发前,学生的暑假覆盖了大部分高温期。学校即使安装空调,也仅使用一小段时间。因此在有限的资金面前,空调安装往往被视为非必需品而被搁置。但偏偏近几年全球极端天气频发,暑假已无法覆盖高温期,师生和家长对于空调的诉求随之水涨船高。钱从哪里来?公办学校倚仗的自然是财政供给。但如今全球经济下行,各级政府财政紧张、捉襟见肘。特别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资金短缺的情况更为严重。有时候,足够的资金也没法在短期解决问题。在一些大城市,许多处于市内环的名校“又老又小”,电力线路和电压容量无法承载空调的运行需求,学校建筑的结构和设计如窗户位置、墙体拆料等也不适合安装空调或安装后存在安全隐患。例如,重庆万州一学校由于供电线路老化、变压器未升级,即使安装了空调也无法正常使用。富如浙江,在宁波鄞州区亦有学校因硬件不足而无法安装。即便装上空调,后期使用也是棘手的问题。“学校没有经费来保持空调运行,如果电费由班费出,又会违反现行的中小学收费政策的。”湘潭的一名教育工作者,解答了部分学校安装空调后停机的原因。四川某地,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解释,中小学空调难普及,与各地用电量剧增超负荷也有关系。“我们当地虽是水电发电区,但电不仅要供给全市上千万人生活,还要供给北上地区的大厂制造链。有些家长抱怨‘娃儿闷起,你几爷子坐办公室吹空调’,实际上我们区政府各部门中午除了照明,空调也是关完了的。甚至有时候,各居民生活区也会分时限电。”家校联动却“此路不通”烈日炎炎,难道眼睁睁看着师生“蹲烤箱”?因此,在教育部门没有提供支援的情况下,部分学校“剑走偏锋”,将成本转嫁到学生家庭身上。这就不得不提近期网络热议的湖南天易金霞小学《学生家长捐赠空调协议》了。协议显示,学生家长为教室捐赠空调,安装、插座、走线都由捐赠者负责,电费由捐赠者按期结算上交学校。引发舆情后,当地教育局出面要求学校退钱给家长,并回购了捐赠的空调。而根据惯例,学校相关负责人一定会被问责。实际上,按照部分地区教育局此前的答复,给予了家校一定的自主裁量权——“家长若有诉求可向学校提出建议,是否安装空调由学校根据条件自行决定,与家长群体协商解决”。但家校协商解决的背后存在一个关键问题:学校是否可以引入市场手段解决?教室太热,长沙地区家长购买冰块放在教室里给孩子们降温我们来看两个案例。今年5月,某学校家委会成员在班级群里征询意见,询问家长是否愿意每位出65元给孩子教室安装空调,因群聊截图被放到网上引发热议而叫停。在部分地区,即使教育局给了家校自主权和一定经费支撑,但各班家长意见本身难以统一,如果有人举报便会立即叫停。另一个案例更是令人大跌眼镜。此事一波三折,其战线之长、各方诉求之多元和基层治理之复杂,在其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今年7月,广西纪检监察网通报了《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八起实事典型事例》。当地多所校园空调因租赁、使用费而停用的问题,便在其中。简单来说,此前由多个家委会牵头,桂平市26所学校与第三方公司商议,由第三方公司独立出资在学校教室、学生宿舍安装空调,后期通过向学生收取租赁费、电费的形式长线分期偿还。空调使用一段时间后,2021年因个别家长举报,加上各级部门加大治理教育收费问题督查力度,第三方公司不能再向学生收取空调租赁费、电费,6500余台空调遂停用。在停用的三年里,很多家长先后表示愿意出资开空调,可是因为收费无章可循,再加上面临举报压力和上级部门监督,学校夹在家长和上级部门间进退维谷,空调始终没再启用。直到今年,在市纪委监委督促下,教育、财政等职能部门指导相关学校,使用公用经费分年度、分批次回购并支付空调电费的方法,终于让6.5万名学生重新吹上了凉风。此事件看似奇葩个例,却有一定的基层两难事件的普遍性,重走了“发现问题—自主裁量灵活解决问题—涉嫌违规被举报—一刀切搁置”的死局。不得不说,在搁置数年后,市纪委敢于主动介入“清旧账、擦屁股”,将此事纳入集中整治的“履职清单”并妥善解决,值得称赞。但将之作为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予以通报,还是有待商榷——资金缺乏的学校引入市场手段,在绝大多数家长认可的前提下安装空调,属家校联动、积极作为。而且在更为细致的调查通报中不难发现,当地大多数学校收费是符合该市物价局、财政局、教育局发布的相关通知标准的,即“中央空调65元每人每学期,分体空调50元每人每学期”。在安装空调之后,也给了学生和家长自主选择的权利,不愿缴费的,可以去没装空调的教学楼和宿舍。对于使用空调但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学生提出申请经核实后减免相关费用。此事情之复杂,非三言两语能说清。“罗生门”之中,每个角色都觉得自己没做错。从商家们角度来看,自己独立出资并选择长期回本,属于让利于教育;从绝大多数家长的角度看,能花一点小钱解决学生和家长迫在眉睫的需求,何乐而不为?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其中一所中学收费超标(每人每学期130元,同时收取电费),却排查并叫停所有学校、令人无奈;而相关管理部门接到部分家长举报投诉后,调查发现虽无质疑的“回扣”、“贪腐”等现象,但“空调费”确实不在“公办学校教育收费项目清单”上,故而认定其属于乱收费并责令整改也是依法办事,没有任何不妥。这个案例折射出当下的“空调困局”:面对学生和家长的需求,地方财政没法实现全覆盖;公办普通中学服务性收费项目清单没有空调经费项目;家长既不能集资购买也不能自愿捐赠,企业不能投资安装也不能租赁空调;如果只考虑解决空调需求,则多方皆面临争议和举报风险,而有关部门收到举报后出面,通常只能照搬条例一刀切,更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家校采用权宜之计的空间,规范是规范了,长远来说未必是好事。一个空调引发的连环局,最后局面僵持,变得全盘皆输,造成了空调“装而不用,高高挂起”的当地奇景,令人叹息。结语总而言之,就现阶段而言:首先,国家没有配置空调的明确规定;其次,地方财政困难很难全覆盖;最后,目前的相关规定堵死了家校社引入市场手段协同解决的门路,以及家长群体之间对于是否安装空调及后期费用也有争议和矛盾。这些或许才是空调困境的主因,个别地区回复“吃苦耐劳”教育理念的说辞,更像是一块遮羞布。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解决问题的根本其实还是人。近些年,一些有条件且敢作为的地区已走在了前面。比如广东佛山禅城区,2022年初就计划投入1.12亿元,实施学校教室“清凉工程”;再如,儋州、文昌等15个市县完成了200余所公办中小学,7000多间教室及功能室空调安装,基本实现海南全省公办中小学教室空调配置全覆盖。一些地区没有条件,也在创造条件。比如近日重新“火”起来的盐城“2020年6月9日全市民生补短板会议”,在配电量紧缺的情况下,市委书记要求“如果中小学教室空调配电容量不够,属地街道、政府办公楼的空调全部停掉,全市11县市区一周内要督察到位。如果再不够,市政府办公大楼的空调停掉。”再比如9月4日,江西兴国县教育局的回复亦是言真意切。既有调查“暂时还未能覆盖到普通教室的空调安装,现有空调大多集中在计算机教室、录播教室等”,又讲事实“受限于当前教育经费的统筹安排与分配”,既表态度“我们深知,良好的学习环境对于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身心健康至关重要”,又有举措“争取政府支持、社会捐赠以及优化内部资源配置等”和“安装风扇等临时性措施”。根据中国气象局发布的2024年《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3年是全球有观测记录以来最暖的一年,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我国平均气温创下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历史新高。未来30年,中国区域平均极端最高温度将上升1.7℃~2.8℃,其中华东地区和新疆西部增幅最大;中国区域平均高温热浪天数将增加7~15天。尤其是在高排放情景下,目前50年一遇的极端高温事件到本世纪末将变为1~2年一遇。这意味着,未来学生遭逢极端高温的可能性会随之增高,类似的争议也会频频出现。从宏观层面来说,无论是政策调整、经费保障、机制协调等,都当尽快摆上议事日程。而面对近日因“高温”和“空调”点燃的民情,当地有关部门不管是复盘还是前瞻,都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是被动眼巴巴地看着国家政策。面对民生诉求,有关部门应该展现出担当,不顾左右而言他模糊核心。表明态度、挑明困难,民众看得到答复背后到底是在推诿还是力求推进。此外,广泛征求家长、学生和社会的诉求及意见,积极向上反馈,也利于探索出兼顾各方诉求和利益的长效机制。职能部门办事依法依规,与实现民生福祉,本应统一而非背离。作者:左玮 观察者网

本文来源:时代财经一则盘活消息,让原本已淡出公众视野的贵州“天价烂尾楼”水司楼再次受到关注。近日,位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独山县的“天价烂尾楼”水司楼的全新外观图流传于网络。根据网传图片,这座建筑物原本的红砖绿瓦、标志性的琉璃件以及木结构外挂已经全部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现代大型酒店常见的建筑外观,配色也变成了白墙蓝顶。水司楼的改头换面来之不易。在此之前,这幢建筑已经停工了6年。 图为贵州“天价烂尾楼”水司楼 图源小红书@走访设计举债2亿打造的政绩工程水司楼又名水司府堂,位于独山县影山镇净心谷胭脂河中游河湾处,是净心谷景区最具标志性的建筑之一。2016年10月20日,水司楼启动建设。按照最初的设想,水司楼高99.9米、总建筑面积6万平方米、进深240米,将采用全木质框架式榫卯结构打造。当地政府还为水司楼申报了三项吉尼斯纪录:世界最大牌楼、最大的水族建筑以及最高琉璃陶建筑。按计划,水司楼将于2019年完工,作为文旅综合体对外开放。然而,在砸下2.56亿元后,由于资金链断裂,水司楼于2018年停工。彼时,水司楼的主体结构已基本完工,木结构和琉璃陶的外立面也做了大半,其30层楼高、非古非今的烂尾楼形象,引发了大量关注。2019年8月1日,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通报了一则“黔南州独山县委原书记潘志立被开除党籍和公职”的消息。据《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的贵州省纪委监委梳理的典型案例汇编,为了政绩,潘志立不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罔顾独山县每年财政收入不足10个亿的实际,盲目举债近2亿元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楼”“世界最高琉璃陶建筑”等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他被免职时,独山县债务高达400多亿元,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潘志立因此被舆论称为“全国最会借钱和最敢花钱的县委书记”。2020年10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网发布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湖北省荆州市巨型关公雕像项目和贵州省独山县水司楼项目有关问题的通报》指出:贵州省独山县在影山镇净心谷景区内建设的水司楼,建筑高达99.9米,投资高达2.56亿元,存在脱离实际、滥建“文化地标”、破坏自然景观风貌等问题。在水司楼建设动作的背后,是独山县疯狂举债后入不敷出的财政状态。2018年,潘志立在独山县任职的最后一年,独山全县财政总收入完成10.08亿元(含出口退税),2018年末户籍人口35.6065万人。据此推算,400亿的债务意味着独山县人均负债达11.2万元。而水司楼的修建也让独山县影山镇翁奇村一些村民失去了土地。一位村民告诉媒体,她家的土地被征用,新修的房屋被强制拆迁,家里的猪、牛不知去向,“田土没有了,把我们农民害苦了。”坎坷多年迎盘活曙光停工后,水司楼的动态一直备受关注。2020年7月14日,独山县发文称:新一任领导班子“针对此前因盲目举债、乱铺摊子遗留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烂尾工程问题进行整改,通过续建、缓建、转建和压缩建设规模等方式,分类分批推进整改”,“将水司楼变为净心谷大酒店项目,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签订合作协议盘活资产”。贵州烂尾水司楼航拍画面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贵州南方卓越投资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南卓集团”)或将接手水司楼项目,将其改建成酒店。南卓集团是一家集建设、金融、旅业、园区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投资运营管理集团。不过此后,南卓集团仅参与了净心谷景区道路建设项目后,就再无下文。2021年9月,有信息称水司楼已准备拆除,当时流传的相关图片显示,水司楼楼外已经修建了塔吊准备拆除,同时部分楼层的木质结构构造物已经被拆除。不过,项目方对此的回应是,目前正在对存在安全隐患的木质部分进行拆除,后续水司楼将改建为酒店对外营业。2023年7月以来,化债相关重磅文件相继出台。地方化债压力层层加码,独山县也加大了资产盘活的力度。同年8月4日,独山县发改局于县政府网站发布消息称,“独山县影山镇净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项目备案已调整”。项目总投资由3.6亿元增至3.645381亿元,建设规模及内容由“净心谷酒店建筑面积71318.5平方米的装修改造及广场附属设施”改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40785.19平方米,占地面积7307.9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4654.22平方米”。几天后的8月9日,贵州省公共资源交易网发布《独山县影山镇净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EPC)招标公告》。此次招标的净心谷酒店提升改造项目规划用地面积40785.19平方米,占地面积7307.99平方米,总建筑面积74654.22平方米,合同估算价为1.5亿元,计划工期213天。2024年,独山县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在“年内净心谷酒店建成投用,净心谷景区实现运营”。“天下第一水司楼”概念图4月,水司楼终于迎来“贵人”。4月11日,第十八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幕式上,格美集团董事长徐曙光表示,以2023年9月与贵州签署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目标,未来将加大在贵州投资力度,推动旗下更多的酒店和餐饮项目落地,力争三年内在贵州新增酒店240家,同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一起打造净心谷酒店和景区业态。贵州省旅游产业发展集团为贵州省国资委实控企业,而格美集团旗下的格林酒店集团则拥有“格林豪泰”等多家酒店品牌,是国内酒店业的龙头之一。历经6年停工,伴随着一番改头换面,水司楼的坎坷命运或许将告一段落。(时代财经李馨婷综合自新华社、每日经济新闻、澎湃新闻、冰川思享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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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男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2: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五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3:原法定退休年龄五十周岁的女职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对照表 附件4:提高最低缴费年限情况表

(原标题:学校没钱装还不让家长装,教室“空调困局”该怎么解?)

波兰外长妄言南海问题中国外交部回击9月初,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完成了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国的访问。期间,他多次提到南海问题,称南海地区的争端不能以暴力、经济或物理胁迫的手段来解决,无论大小国家都必须尊重所谓仲裁法院的裁决以及国际法。在9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波兰外长有关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应询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同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关于所谓‘南海仲裁案’,中方已经多次表明立场,有关裁决是非法无效的。”毛宁说。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波兰外交部长的访问正值南海地区局势紧张之际,作为一个远离南海地区的欧洲国家,波兰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地缘政治上,都与南海争端无关。西科尔斯基此访为何频繁“插手”地区问题?海疆问题专家王晓鹏在接受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采访时说,这反映了波方在全球地缘政治中谋求扮演更重要角色的企图,主要目的有两个。“其一,借炒作南海议题强化与这些国家的外交联系;其二,借挑动南海问题实现自身在国际舞台上形象的再塑造,即积极参与亚太事务并支持所谓‘国际法治’的欧洲国家。”王晓鹏说。王晓鹏认为,波兰方面妄图通过这种言论恶意曲解国际法,将自身装扮成所谓“国际法与国际规则捍卫者”的角色,并借此增加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互动,从而促进其在该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同时,此举也旨在巩固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强国的外交及安全关系。波方通过支持它们在南海问题上的错误立场,来换取它们对波方在欧洲安全议题上立场的支持。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新加坡 马来西亚谨慎回应实际上,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对波兰的访问表现得相对冷静。两国实际上更专注于双边经济合作,而非政治或军事议题。深圳卫视直新闻注意到,访问期间,马来西亚政府强调了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统一立场,即通过区域对话和合作保持稳定。王晓鹏分析认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行为方式各有不同,这主要源于它们各自的地理位置、经济利益及对华关系的基本构架。新加坡虽然不是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国,但作为一个重要的海上交通枢纽,向来非常重视区域和平稳定以及航行自由问题。因此,新加坡倾向于通过磋商与对话来促进南海争议的和平解决,同时保持其全球贸易中心的地位。作为南海问题的直接当事国,马来西亚则相对低调处理南海争议,更倾向于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双边关系,通过谈判和磋商管控有关分歧。对于高敏感度的海洋问题,马来西亚通常会避免采取激进的公开立场,以免破坏地区国家之间正常的经济合作。此访唯一对波兰表示“热烈欢迎”的是菲律宾。王晓鹏认为,菲律宾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扮演了“麻烦制造者”的角色。菲方一方面在黄岩岛、仁爱礁、仙宾礁等敏感点位持续挑衅,妄图扩大化其在南海的非法存在;另一方面,菲律宾不断拉拢美国等域外大国介入甚至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妄图将南海局势导入国际化与军事化的危险境地。菲总统马科斯与波兰外长西科尔斯基欧洲国家干涉南海问题有何盘算?深圳卫视直新闻注意到,欧盟一些人及个别欧洲国家近年来频频拿南海问题说事。9月1日,欧盟对外行动署发言人曾发表声明,为菲方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挑衅行为“站台”、背书;英国、德国等国家,曾派遣海军战舰前往南海进行所谓的“自由航行行动”,强调对“维护国际水道安全”的重视。这些域外国家与南海争端无直接利益关系,却通过“支持国际法”和“维护自由航行”的名义,试图插手亚太事务。王晓鹏认为,在美国支持下,菲律宾加大了在南海挑衅的力度,部分欧洲国家也似乎在为这些非法行为“站台”。这些欧洲国家的行为出于双重战略考量。“首先,通过支持菲律宾及其他南海声索国,这些欧洲国家妄图在曲解国际法的基础上,扮演西方版国际法的‘护法’角色,从而挑动亚太海洋局势,介入南海问题。另外,这些欧洲国家通过与美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勾连,旨在加强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联盟,共同对抗它们口中的所谓‘亚太大国’,从而建立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整体霸权。”王晓鹏说。王晓鹏认为,虽然这些言论本身不足以改变地缘政治的力量平衡,但其可能会加剧南海声索国之间的分歧以及引发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关注,从而给地区局势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作者 | 田鑫,深圳卫视直新闻驻京记者编辑丨郭永佶,深圳卫视直新闻主编排版丨盘思仪,深圳卫视直新闻编辑

谭磊不喜欢别人喊他的职务,让大家叫他“谭哥”。说话结尾时,总带个“噢呀”,那是当地人才会用的语气词。新京报记者 丛之翔 编辑 彭冲 校对 刘越镇上的人们常在夏天见他。沙石多镇,地处四川阿坝黑水县的山区。多雨的夏季,这里地质灾害多发,他总会去山沟附近的村子,挨家挨户敲门,提醒人们注意山洪。他叫谭磊,今年39岁,是这儿的镇长,大家习惯喊他“谭哥”。他常年穿一件黑外套,快步走在村道,劝这家的母亲不要喝酒,给那家的儿子寻医看病,陪创业者到政府部门办手续、签字,和独居老人聊家常。谭磊最后一次露面是今年7月24日。那天早上,昌德村附近发生泥石流,一名听力不好的老人被困,他在赶去营救的途中被泥石流卷走。失联四十多天后,9月5日,搜救人员在毛尔盖水电站库区尾水找到了谭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9月8日早上举行。上千人穿着黑衣、拿着菊花来送别。为防止发生交通事故,交警对附近的道路进行了临时管控。“他真是可惜了。”一位来悼念的村民感叹。▲ 谭磊(右一)在救灾现场。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泥石流28岁的杨忠(化名)第一次见这样的雨。从6月底开始,几乎每天下一场,到了7月,雨声已经让人听得“麻木了”。他住在昌德村,村子在山脚,夹在两条山沟中间,黑水河从村旁流过。每年雨季,附近常发生山体滑坡,“每次都不大,土体几天就能清完。”7月22日,镇长谭磊出现在村子里。他看起来比以前更憔悴,眼角的皱纹更多、更深了。穿着那件多年没换过的黑外套,他站在一户正修葺房屋的人家门口,提醒工人们注意安全,“不要抱侥幸心理。”然后,他检查了村里的洼地,确认没有村民家中淹水,又逐户提醒“不要外出”后,快步离开,赶往下一个村子。此后的两天,雨越来越大,声音像“下豆子”。伴随着的还有大风和雷电,“打雷时地板都在震。”杨忠回忆。7月23日下午3点20分,阿坝州气象台将暴雨蓝色预警升级为暴雨黄色预警。那天晚上到第二天白天,阿坝州迎来了一次强降水过程。24日早上,杨忠被一阵嗡鸣声吵醒,他穿上衣服出门,发现水已经漫出黑水河河道,几百米外的山那边,黑褐色的泥石流沿着山沟倾泻,一股树木腐烂的气味扑过来,脚底开始震动。口袋里的手机也震起来。各村组的微信群都在发布撤离信息。作为应急值班人员,杨忠迅速组织村民撤离。上午9点左右,奶子沟村党支部书记罗尔基到镇上汇报工作,正好遇上了谭磊。谭磊换上了应急时常穿的那件迷彩外套,行色匆匆,“昌德村发泥石流了,我要去看看。”几个小时前,他还在奶子沟村提醒村民,泥石流将至,“好好待在家里,不要出去。”在转移、安置了324人之后,谭磊听说昌德村甲足组还有一位听力不好的七旬老人被困。上午10点10分左右,他率队前去营救。杨忠知道,那名老人的家在山沟边上。后来,他听在场的人说,在去往老人家的路上,侧后方突然出现泥石流,谭磊招呼其他人快跑,自己落在了队尾。等人们跑到安全地带,回头发现谭磊已经被泥石流卷走。在场的人“腿都软了”。之后,那名被困的老人被安全救出。“谭哥”找到遗体的那天,同事和村民举着横幅来接他。相识快八年,杨忠记不清谭磊帮过自己多少忙了。前些年,刚毕业的杨忠返乡创业。当地有大面积的森林,每逢10月,红色、黄色、绿色和紫色的灌木长满山岭,被称作“八十里彩林”。当地人都以此为契机,开办民宿,包括杨忠。开业前,要办一些手续。刚刚返乡,杨忠对流程不熟,就向来村里走访的谭磊请教。谭磊直接领着他去相关部门签字。不久后,民宿顺利开业。杨忠觉得这个镇长很“接地气”。谭磊不喜欢别人喊他的职务,让大家叫他“谭哥”。说话结尾时,总带个“噢呀”,那是当地人才会用的语气词。谭磊(右)和村民。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他对老百姓好。”奶子沟村村民泽力说。奶子沟村是谭磊到任后的第一个联系村。泽力记得,80多岁的同村村民托巴有一个患精神疾病的儿子,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夫妻年事已高,平时无法照顾。谭磊知道后,每月都去家里询问。经过谭磊的协调,托巴的儿子最终被送往医院治疗。谭磊出事后,泽力想去送一程。9月8日,他驱车三十多公里,赶到了追悼会现场。车上还有50多岁的同村人三郎彭初。三郎彭初和谭磊认识将近十年,曾是村里的贫困户,患有糖尿病。谭磊时常来家里看他,每个月至少两次。脱贫后,谭磊对他说:“以前你的医药费报销多,现在报销少了。以后有啥要帮忙的,我给你帮忙。”谭磊还帮过三郎彭初的前妻和女儿。前妻泽郎哈木患有慢性病,但很爱喝酒,女儿俄玛头有听力障碍。因为担心两人的安全,谭磊每周来村子里给泽郎哈木做思想工作,还走遍了村镇的小卖部,挨家挨户打招呼,“不要卖酒给泽郎哈木。”在追悼会现场,读完悼词,泽力和三郎彭初各献上了一朵黄菊。两人身旁,密密麻麻都是人,不少是从县城里自发赶来纪念的。“爸爸找到没有?”事发前一天下午,谭磊在黑水县开会。会议结束时已经是下午五六点了,妻子杨梅让他回家吃饭。但正在汛期,容易有突发情况,谭磊怕耽误时间,就和妻子在街上随便找了家面馆,吃了碗面。那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妻妹宋拉告诉记者,谭磊今年39岁,是阿坝州茂县人。小时候,他父母在黑水县工作,带他一起在这里生活。2007年,谭磊在黑水县参加工作,认识了杨梅,两人结了婚,还有了一个儿子。大约十多年前,谭磊被调去沙石多镇工作。一家人从此聚少离多。谭磊住在镇里,杨梅住在黑水县,儿子被爷爷奶奶接去都江堰读书。工作太忙了。昌德村的村民记得,有时候早上五六点钟,就能看到谭磊在村子里走访。每逢汛期,他常是正在吃饭,就被电话叫走。有一次周末,他难得回家和妻子团聚。结果吃饭时接到防汛命令,他放下筷子,起身就要走,“得上村里看看。”家人都说他是个“工作狂”。但谭磊也会想办法让家人感受到自己的牵挂。他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打视频,杨梅每年过生日,他都会准备礼物和鲜花,还会做一桌饭菜。他还用花椒木给孩子做过磨牙棒,给杨梅写过“表白”小纸条。这些都被杨梅放进小盒子,好好收藏。一家人的照片总出现在他的朋友圈。今年6月,母亲过生日,谭磊没空陪,就提前在网上订了鲜花,还准备了卡片。谭磊和妻儿。图源:中共黑水县委宣传部杨梅总展望两人的退休生活:一起打麻将,耍农家乐,旅行。工作间隙,谭磊也会提起这事儿,说等有时间了,要多陪陪妻子和儿子。他失联的那些天,9岁的儿子谭勇(化名)问了很多问题。“爸爸找到没有?”“爸爸在河里面吃什么?”等不到答案,他偷偷拨爸爸的电话。但一直没人接听。值班编辑 古丽 李加减

2014年5月9日,山西省方山县的老冯将妻子祈海芸送上了前往县城的大巴车。44岁的祈海芸是当地一家制药公司的员工,当地不少妇女都在这家制药厂的厨房上班,看着妻子安全的上了大巴车,丈夫老冯便回家继续开始务农干活了。然而让老冯没有想到的是,妻子这一去竟然离奇失踪了。老冯开始到处寻找妻子,可是不管老冯怎么努力寻找,妻子祈海芸就像是人间蒸发一样杳无音讯。得知母亲失踪后,远在外地打工的女儿小冯也赶回了家中,她联系了所有能够联系上母亲的人,可得到的结果却始终是一样的。但在寻找的过程中,小冯了解到母亲在制药厂还有2万元工资没有结算,对于这个贫穷的家庭来说,2万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所以冯家人猜测,祈海芸可能是遇到了什么伤心事选择了逃避,这才没有选择回家。44岁祈海芸离奇失踪祈海芸失踪的那段时间,老冯经常一个人蹲在家门口抽着旱烟,时不时的还朝村口看看,就想着妻子能够早日回家。同时他也一直在思考,自己究竟是哪里做得不对导致妻子选择离家出走,抛弃了他和女儿。老冯已经60岁了,并且还半聋半哑的,虽然有着一身的力气,但是光靠务农又能够赚到多少钱呢,此外,祈海芸只有44岁,二人年纪相差了16岁,两个人站在一起和父女一样。会不会是因为家境贫寒,有了一定积蓄的祈海芸选择了逃跑呢?在母亲失踪后,小冯也找到了自己的舅舅,当时舅舅的态度也是非常的暧昧,他竟然告诉小冯不要再找了,任由祈海芸去吧。当时小冯就已经猜到舅舅可能知道母亲的下落,并且可能同意了母亲逃离这个家的想法。时间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去了,一直到三个月后,祈海芸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老冯不得不选择了报警。接警后,警方对祈海芸失踪前后的相关信息进行了仔细的了解,最终发现祈海芸的失踪似乎并不是因为家境贫寒这么简单。第一,祈海芸在5月9日告诉丈夫自己去制药厂上班了,可警方了解到,祈海芸已经从制药厂辞职很长一段时间了,并且她每个月工资也就1200块钱,也仅仅工作了半年之久,根本不存在有2万元的工资。第二,警方发现祈海芸坐上大巴后并没有去制药厂,而是来到了一个叫刘贵荣46岁男子的家中,并且在这里还住上了2天。经过对刘贵荣的询问,警方发现祈海芸竟然和刘桂荣是情人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已经保持了2年之久。2年前,刘桂荣打工过程中认识了祈海芸,并且因为都是老乡二人很快就熟悉了起来,得知祈海芸家境比较贫寒,于是刘桂荣就通过自己的关系将祈海芸介绍到了制药厂成为了一名厨房帮工,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工作比较稳定。后来刘桂荣生了一场大病,因为他是光棍一条也没人照顾,得知此事的祈海芸经常请假去照顾刘桂荣,二人的情人关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发展的。也正是因为这个了解,警方怀疑刘桂荣很有可能是最后见到祈海芸的,并且很有可能因为感情或者钱财的事情与祈海芸发生冲突,最终绑架了她甚至将她杀害。可很快警方就推翻了这个猜测,根据警方的调查,祈海芸确实在刘桂荣家里住了2天,到了5月11日就离开了,并且还是乘坐了回冯家方向的大巴车。警方再一次将调查重点放在了祈海芸丈夫老冯身上,如果祈海芸回家了,二人之间又因为一些家庭矛盾发生了冲突,那么老冯完全有杀害祈海芸的可能性。于是警方一边对老冯家展开细致的调查,一方面对周边邻居展开走访,结果老冯家没有发现任何可疑血迹,邻居们也表示在5月9日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祈海芸回家。这就奇怪了,祈海芸上了大巴车之后,究竟是去了哪里,为什么不回家呢?邻居们表示很久没有见到祈海芸回家可在与祈海芸女儿进行沟通中,民警发现祈海芸似乎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因为与丈夫老冯年纪相差了16岁,夫妻感情不和,这也导致祈海芸在家里做起了慈禧太后,做饭不做,衣服不洗,每次放假就在家里躺着睡觉,什么事情也不干。最关键的就是和刘桂荣发展成为情人关系后,祈海芸更是变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经常朝丈夫老冯要钱,并且开口就是几千上万。也正是花钱大手大脚,最终导致祈海芸的小女儿不得不辍学在家。这个发现让民警觉得更加奇怪,如此贫困的家庭,祈海芸究竟是把钱用在哪里,为何不顾女儿辍学也要大手大脚的花钱呢?此时一位办案民警突然想到了刘桂荣,警方已经排除了他作案可能性,那么祈海芸会不会还有其他想好的纳,并且把家里的钱都花在了他身上。祈海芸丈夫老冯和女儿果不其然,警方对祈海芸的社会关系展开细致摸排后,又一个男人出现了,他叫薛根元,最关键的就是二人之间竟然也是情人关系。提起这个薛根元,老冯可以说再熟悉不过了,二人认识已经多年,并且在5月9日就是他和薛根元一起将祈海芸送上大巴车。可当问及薛根元和祈海芸是什么关系的时候,老冯只是无奈的摇了摇头,并不想多说什么。在与祈海芸的子女进行了解时,民警发现老冯一家人其实早就知道祈海芸和薛根元存在暧昧关系了。并且每次祈海芸从工厂回来都会到薛根元家里去住上一晚上,对此祈海芸的娘家人得知情况后非常的生气,也曾经找过薛根元,但二人不顾家人的反对,还是保持着情人关系。后来这件事情更是闹得全村人都知道了,二人索性也不遮掩了,竟然光明正大的同居到了一起。如果按照情人之一的刘桂荣所说,祈海芸在11日已经回家了,那么她没有回到老冯的家里,会不会是去了薛根元的家里呢?带着这个疑问,警方找到了薛根元,可薛根元却表示自己确实在11日晚上见到了祈海芸,但祈海芸只是坐了一会就回家了,并且后来祈海芸的女儿还来自己家里找过祈海芸,见屋内没人就离开了。就在这时,薛根元表示自己曾经接到了一个绑架勒索电话,对方说祈海芸在他手上,拿2万赎金就放了祈海芸,于是薛根元就把这个事情告诉给了冯家人,可冯家人思考一番后认为薛根元就是在说谎骗人,他们也就没有在意。可警方调查了薛根元的通话记录后却发现,薛根元根本没有接到这通电话,这也就意味着薛根元就是在说谎。警方立即传唤了薛根元,并且将已经掌握的线索一一摆在了薛根元面前,薛根元好想着狡辩,可说的越多漏洞越多,最终薛根元心理防线崩溃,他承认了祈海芸已经被他杀害的犯罪事实,并且已经将祈海芸的尸体埋在了自家地窖里。原来祈海芸在私会了情人刘桂荣之后确实坐车回家了,但回的是薛根元的家,当天也在薛根元家里留宿了。结果晚上二人因为看电视的事情发生了争吵。原本这些都是小事,可当晚刘桂荣给祈海芸打来了电话,当着薛根元的面祈海芸竟然和刘桂荣开始打情骂俏了起来,薛根元很生气,觉得自己被戴了绿帽子,进而双方的争吵越来越激烈。薛根元毕竟年纪大了,他被祈海芸压在身下打耳光,在祈海芸停手后,薛根元还很生气,于是转身又将祈海芸压在身下,死死地掐住了她的脖子,最终将祈海芸掐死。薛根元被捕后交代案发原因因为一点小事,交往多年的情人反目成仇,最终演变成惨剧。祈海芸,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母亲,为了自己的快活,可以说已经抛夫弃子了,可原本她以为能够平衡两个情人的关系,最终却将自己推向了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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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4-09-20 04:3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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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9月12日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俄罗斯军队已经在库尔斯克州发起反攻,目的是夺回上个月被乌克兰军队控制的部分地区。在12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表示,俄军“发起反攻在乌克兰的预料之内”,但他拒绝透露更多信息。图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图源:视觉中国报道称,乌克兰军队8月6日起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发动袭击。泽连斯基此前声称,乌军越境进攻俄库尔斯克州是他结束俄乌冲突计划的一部分。按照乌克兰官方的说法,乌军在该州控制了约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100处定居点。而在过去两天,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已经收复了该州的10个定居点。路透社9月11日援引支持俄罗斯的军事博主的话称,俄军已经在库尔斯克州发起重大反攻,已经夺回了被乌军控制的部分领土,缩小了乌军在边境一带的控制区。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ISW)9月11日发布报告称,俄罗斯军队这次反攻的规模、范围和结果“尚不清楚,局势仍不稳定”,但报告确实列出了一些俄军取得进展的证据。《华盛顿邮报》称,在库尔斯克州的一名乌军指挥官也证实,俄军已经开始反攻,但称“一切尽在掌控之中”。这名呼号为“拳师”(Boxer)的乌军指挥官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会坚守……局势很严峻,所有(单位)都在遭到炮击,运送物资的道路已经无法通行。正遭受炮击。在苏贾地区,无人机随处可见。但一切尽在我们掌控之中。我们正在坚守。”此前在9月10日,在向英国下议院通报最新情况时,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称赞了乌军在库尔斯克的行动,并补充说,“他们占领库尔斯克的时间越长,乌克兰的防御就越牢固。”不过,《华盛顿邮报》提到,在库尔斯克州发起反攻的同时,俄军也正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波克罗夫斯克方向稳步推进。乌克兰当局表示,由于关键基础设施在战火中被摧毁,该市已经失去烹饪或供应饮用水所需的燃气供应。延伸阅读俄军称已在库尔斯克大反攻 西方要求乌方考虑"B计划"据新华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11日,正在乌克兰首都基辅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拉米,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举行了联合记者会。 对于乌克兰来说,好消息是英美两国都将继续给予援助,并且布林肯暗示将考虑放松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的限制。不过坏消息是,一名匿名的欧洲高级官员表示,西方盟友要求乌克兰重新考虑更现实的“B计划方案”,不再将收复全部国土作为“胜利”的定义。 与此同时,俄罗斯方面宣布在库尔斯克州发动重要反击,已夺回一些居民点,对此乌克兰方面未给出回应。拉米(左)、布林肯(中)与泽连斯基会晤英美高官同时访问基辅并提出援助布林肯对“远程打击”问题松口据新华社报道,9月11日,布林肯和拉米同时抵达基辅进行访问,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布林肯在当天的联合记者会上说,美方将向乌克兰提供7亿多美元的新一揽子援助,其中3.25亿美元用于恢复乌能源设施和电网,2.9亿美元资金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另外1.02亿美元用于人道主义排雷。布林肯表示,他在访问期间与乌方讨论了“远程打击”问题和其他一系列问题,回国后将向美国总统拜登汇报乌方诉求。据报道,布林肯承认如果同意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美国必须重新评估风险。但他话锋一转表示,“目前看来远程攻击的风险主要是俄罗斯方面引发的”。拉米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英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超过6亿英镑的援助,用于乌方的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能源系统恢复、维持社会稳定以及在世界银行为乌方提供贷款担保。拉米同时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的攻击,他还表示,首相斯塔默将在13日访问白宫时与拜登交流援乌事项。布林肯则明确表示,拜登正在考虑解禁乌克兰使用英国提供的“风暴之影”远程导弹的问题。在库尔斯克反攻俄称已收复多个居民点据报道,一名俄军高级军事指挥官称,俄罗斯军队已在库尔斯克发动大规模反攻,夺回了乌克兰军队上个月占领的部分领土。俄国防部公布的照片和视频资料显示,俄军不仅击毁了乌军的一些装备,而且俄军坦克已经可以突破一些曾被乌军封锁的河流和道路。俄国防部公布库尔斯克战斗画面在库尔斯克作战的车臣阿赫马特特种部队指挥官阿劳迪诺夫说:“形势对我们有利。”阿劳迪诺夫的说法得到了几名俄罗斯军事博主的赞同。颇具影响力的博客作者尤里·波多利亚卡表示,俄罗斯军队已经夺回了乌克兰占领的俄罗斯领土西部的几个村庄,乌克兰军队退到了斯纳戈斯特以南的马来亚洛克尼亚河东部。俄方的声明尚未得到乌克兰方面的证实或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曾表示,此次袭击库尔斯克是为了将冲突带到俄罗斯,开辟一个缓冲区,防止俄罗斯袭击邻近的苏梅地区。泽连斯基称,截至上周,乌克兰军队已控制该地区超过100个居民点,面积超过1300平方公里。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秘书绍伊古10日在发表讲话时表示,俄罗斯军队自今年8月以来加大了对顿巴斯的攻势,已占领了约1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如何定义乌克兰“胜利”?基辅与西方盟友之间裂痕加深在布林肯和拉米访问基辅的幕后,欧美等盟友与乌克兰当局的裂痕也在加深。一名匿名的欧洲高级官员称,布林肯和拉米的访问行程主要是“讨论如何最好地定义乌克兰的胜利,以及乌克兰需要哪些援助才能实现这一胜利”。这名欧洲官员称,由于西方国家厌倦了将无尽的纳税人资金投入到俄乌战场,基辅只能被迫降低其对胜利的预期。这名官员称:“基辅被告知,要想全面战胜俄罗斯,西方需要提供数千亿美元的支持,而华盛顿和欧洲都无法做到这一点。”库尔斯克地区战况激烈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数据,自冲突开始以来,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已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2000亿美元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另有1100亿美元计划中的援助尚待交付。泽连斯基此前曾表示,希望在今年秋季结束战事,并希望将俄罗斯纳入和平谈判的进程中。不过俄乌双方对于谈判设置的前提条件完全不可调和,乌方主张回到1991年的边界,意味着俄军必须撤出乌东地区和克里米亚。俄罗斯方面则要求乌方“接受现实”,即乌东四州已经通过公投成为俄罗斯联邦领土,而且克里米亚问题“不容讨论”。乌克兰总理什梅加尔11日写道,与布林肯和拉米的会谈“非常激烈”。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则表示,布林肯访问基辅并不是为了迫使泽连斯基接受与俄罗斯的妥协。他说:“当然(俄乌)谈判是最有可能的结果,但何时、在什么条件和情况下进行谈判,将由泽连斯基总统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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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王的妻子》

    ▲7月10日,“松客”出发前录制的视频截图“松客”在户外圈小有名气,他曾因仅用25天完成从华山到鳌山鳌头的徒步穿越,被称为“华鳌穿越第一人”,也曾因违规攀登四姑娘山被终身禁入,但他并未停下探险的脚步。今年7月10日,他出发徒步贡嘎大环线,两天后失联。那么,“松客”失联区域到底在哪里呢?具有一定户外经验的他为何会失联?红星新闻记者从中国探险协会和四川省山地救援队获悉,“松客”失联区域推断在两河口营地至日乌切营地之间,包含小贡嘎。失联原因可大致归纳为:季节选择不当、装备补给不足、独自前行、技术能力不足。贡嘎大环线被誉为“中国十大经典徒步线路”之一,吸引了众多探险爱好者,但近年徒步意外事件也频发。“松客”失联事件,再次为广大户外爱好者敲响警钟。搜救进展:多轮搜救未发现其踪迹搜救报告推断出失联区域7月10日,“松客”宣布即日起至7月29日(共计20天)独自徒步贡嘎大环线(共计360余公里),包括途中攀登:小贡嘎(5928米)、勒多曼因(6112米)、金银山(6410米)、中山峰(6886米)、那玛峰(5588米)五座山峰。他的这一充满挑战的计划,立即吸引众多户外爱好者关注。7月10日中午12时,“松客”从折多塘雅叶高速施工工地进入野人沟,随后无信号。家属7月12日无法与其联系后在网上求助,直至7月21日仍无法联系上他,遂前往康定市报案。红星新闻记者获取一份四川省山地救援队总队对“松客”的搜救报告,还原了“松客”徒步的多个时间节点:7月10日12:00,他从折多塘雅叶高速施工工地出发开始穿越贡嘎大环线。GPS定位最后位置在野人沟;7月11日,营地老板证实,“松客”7月10日到达两河口营地并在此住宿,7月11日早上8时许离开前往小贡嘎;7月20日,按计划,“松客”应翻过日乌切垭口且恢复手机信号,但他一直无消息。▲“松客”最后定位位置四川省山地救援队总队分析:“松客”7月10日从野人沟进入贡嘎环线后,即进入无信号状态,其行程情况无法得知。整个路线从该位置起直至玉龙西村都无信号,中间包含其计划的小贡嘎和勒多曼因两座雪山。最后见到“松客”的时间是7月11日上午8时许,位置在两河口营地,该消息由两河口营地老板确认。日乌切营地为线路必经营地,但营地人员确认7月12日后至今未见“松客”通过。报告表示,由此可推断“松客”失联区域在两河口营地至日乌切营地之间,包含小贡嘎。“松客”家人报案后,四川省内相关救援力量进山搜救。从7月24日到7月31日,四姑娘山山脊户外公司、四川省山地救援队等开展了长达一周的搜救。报告称,本次搜索包含了可能性最大的区域,除房某某(即“松客”)下载轨迹外的路线,另外几条至C1(营地)的路线均已搜索完毕,搜索区域共涉及34万平方米。在搜索区域内,未发现其任何痕迹,包括遗留物品、露营痕迹等。中国探险协会表示,面对恶劣的天气条件、复杂的地理环境,搜救工作进展缓慢,截至9月2日未发现“松客”的踪迹。伴随时间的过去,形势不乐观。9月9日,红星新闻记者多次联系“松客”家人及朋友,截至发稿暂未获回应。▲搜救途中失联原因分析:可能季节选择不当装备、补给等不足“松客”失联事件很快成为户外圈关注焦点,具有一定探险能力的他,为何会失联?上述报告曾提及“松客”失联前后的当地天气情况:自7月11日起至15日,小贡嘎地区遭遇连续降雨,致使河道水量急剧攀升,达到迄今为止的峰值水平。中国探险协会有人员曾参与搜救,在分析此失联事件时,被圈内称为“守队”的中国探险协会会员、探险家涂克力强调:“在无人区域徒步,最好还是结伴而行。就贡嘎大环线而言,对经验丰富的徒步者来讲,难度不是很大,但若要独自挑战5座技术型雪山,显然超出了‘松客’的能力范围。”所谓技术型雪山,通俗地说,是指那些需要一定技术水平和装备才能安全攀登的雪山。拥有十年领队经验的户外俱乐部主理人张春荣指出,“徒步此类技术型山峰,不仅需有同伴相互照应,还需配备专业装备,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及。当前季节,贡嘎地区多雨、滑坡、塌方及落石风险大增,这可能是‘松客’面对的最大挑战。”▲蓝色为贡嘎大环线线路,红色为小贡嘎攀登线路。该线路为房某某从两步路APP上获取的线路,其大概率会参考该线路行进另外,“松客”此次不仅是徒步贡嘎大环线,还将连续攀登中山峰、勒多曼因、小贡嘎等多座雪山。张春荣表示,贡嘎徒步与攀登小贡嘎是截然不同的挑战,需要徒步者对自身能力有清晰的认识与评估,“因为它属于技术型山峰,难度比较大”。中国探险协会资深探险领队薛皓进一步分析了“松客”失联的可能原因:季节选择不当,装备、补给不足,独自前行和技术能力不足。薛皓表示,在没有新的通报出来前,只能从专业和经验来分析。他认为,贡嘎山雨季为7月至10月,降水量占全年的70%;旱季为11月到次年5月至6月。徒步最佳时间为旱季和雨季的交替期。贡嘎地区天气变化无常,“松客”可能在徒步过程中遭遇极端天气,导致失温行程中断,进而失去联系。徒步贡嘎需携带足够的装备和物资,应对各种突发情况。如果“松客”装备不足或选择不当,可能增加失联风险。从视频来看,“松客”所携带的装备不能充分满足其环贡嘎徒步和攀登雪峰的需求。另外,进行户外探险时,至少应有2名以上队友结伴同行,以便在紧急情况下相互援助。“松客”选择独自前行,也加大了风险。从“松客”过往的视频资料分析,他虽已积累一定的徒步旅行、基础攀登经验,但面对技术型山峰,其现有技能储备尚不足以应对。探险专家:徒步贡嘎充满挑战需要做好多方面准备近年,徒步贡嘎发生的意外事件频频发生。2018年,徒步穿越贡嘎失联的广州籍驴友不幸遇难;2024年,一名户外爱好者在贡嘎徒步时遇到一名遇难驴友和一名被困驴友,后来警方组织人员将遇难者运下山……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贡嘎大环线是一条位于四川甘孜康定市甲根坝乡的徒步路线,被誉为“中国十大经典徒步线路”之一,以丰富的自然景观与极致的徒步体验,吸引着众多探险爱好者,但也充满巨大的挑战。▲贡嘎山脉中国探险协会曾发文表示,巨大挑战来自于在徒步过程中,需翻越日乌且垭口、玉龙西垭口、子梅垭口等多个高海拔垭口,空气稀薄,极易引发高原反应,如头痛、恶心、呼吸困难,甚至因感冒等出现肺水肿、脑水肿等危及生命的情形,对徒步者的身体素质、适应能力、探险能力有极高要求。此外,贡嘎地区天气变幻莫测,暴风雪、冰雹等极端天气时有发生,增添了诸多不确定性与危险性。贡嘎地区地形复杂多变,冰川、峭壁、河流等遍布,无一不在考验探险者的户外经验与技能。攀岩、渡河、冰川行走……每一项技能都具有挑战性。“松客”失联事件,再次为广大户外爱好者敲响安全警钟。那么,徒步贡嘎大环线需做好哪些准备?中国探险协会会员、探险家涂克力认为,户外风险无处不在,量力而行是基本原则。他给出四点建议:要选择一个好的团队,由经验丰富的驴友或专业探险领队带队,团队各项准备要充分,队员间能紧密协作。要选择适合季节和良好天气周期,9月至10月比较适合贡嘎徒步。要提前做好体能锻炼和技能准备。合理评判自己的高原适应能力,做好下撤预案。他还强调:“提前申请和备案是对规则的尊重,也是安全的保障。驴友在无信号区域徒步,应提前确定后方联络人,并定期向联络人通报行程进展。”当然,户外探险地不止是贡嘎大环线。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共发生户外探险事故425起,涉及人员1350人,其中山地事故216起,占事故总数的50.8%,较2022年增长14.2%;造成156人死亡,26人失踪。在细分项目中,登山和徒步相关事故数量位居前二,分别为156起和83起。中国探险协会表示,户外探险不仅是装备与胆量的较量,更是对规则、自然、自我认知的深刻体现。因此,每次探险都应严格遵循国家和地方的法律法规,制定周详的计划与应急救援预案,并向相关部门报备,再由专业领队带领,携带充足装备与物资,使用先进的通讯和技术装备,让每一次探险都能平安归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除视频截图外,图均据四川省山地救援队总队)编辑潘莉 责编 冯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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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婚鲜妻:老公太粘人》

    康乐村和紧邻的鹭江村,是广州最知名的城中村,站在村里的房顶,能看到约4公里外的广州塔。在这里,早高峰的人潮不是涌向CBD,而是奔向村里一个足球场改造的新招工广场。制衣厂老板站在广场上,围成了一个大圈,各自拎着一件衣服,成百上千名制衣工自觉排着队,在他们面前缓慢行进。这是一场大型匹配游戏,没人讨价还价,只看合不合适。工人看看样式和针脚,搓搓面料,就能估算出一天能做多少件,以及能否赚钱,确认后才张口问:“一包多少件,几个码,几个色?”周蕙是一家制衣厂老板,她一眼就能辨别谁是踏实干活的:“我喜欢夫妻工,一男一女,提着水瓶和吃的,背个包,你就知道他们今天一定是要找个活儿的。”最快的匹配在几分钟内完成,老板领着人奔向厂子,制衣村的一天就开始了。康乐村和鹭江村,合称为康鹭片区,位于广州市中心的海珠区。它有岭南城中村的通病:建筑杂乱,“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有人形容“这里的阳光都是要收费的”。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依托全国最大的纺织品交易市场中大布匹市场,此处已成为一个“制衣王国”—— 约1平方公里的地段,聚集了近2万家的制衣工厂和档口,吸引十几万外地打工者前来谋生。7月24日,康鹭片区西侧和南侧两个地块在拆除后开建,意味着该城中村改造项目正式进入建设阶段。过去两年多,这个庞大的制衣产业的去与留,始终是当地热议的焦点。3月13日,鹭江村内的康鹭新招工广场 摄影/本刊记者 陈骥旻极致的效率周蕙少女时期从湖北仙桃来到广州做制衣工,30年过去,如今48岁的她和丈夫经营一家约300平方米的制衣厂。8月19日,工厂对面的几家档口已清空,墙上写着“拆”,但这并未影响周围制衣厂的运转。被问及是否担心拆迁,周蕙起初很坦然:“政府让我们搬就搬。”但她最后向记者坦言:“我们离不开这里”。作为中国纺织工业的重镇,广州的服装制造产业遍布白云、番禺、海珠、增城等区。每个区域各有特色,比如番禺的女装品质相对更高,是十三行等批发市场和跨境电商SHEIN的重要供货源;增城区以其牛仔服装生产而著称;康鹭片区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将制衣速度推向了极致。一位当地服装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描述,假如某条新闻中出现一款裙子引发了热议,一天后,它便会出现在市面上,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出自康鹭片区的制衣厂。康鹭片区服装从业者大多数来自湖北,因此,康鹭也被称作“湖北村”。广东省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会长梁富斌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一个档口找一家制衣厂做一万件订单,正常流程是要约工厂档期,交货需1个月,但在康鹭片区,这一时间能被压缩在10天以内。康鹭的制衣厂主打快时尚女装,订单主要源自几公里外的沙河、十三行等批发市场。近年来,档口不愿意承担库存风险,单个订单数量从几万件缩减至几十件或几百件,倾向于先小批量生产不同款式,观望市场反馈,如有款式受欢迎,再快速返单,实现利润最大化,这被称作“小单快返”模式。因订单急,制衣厂也能从档口获得更高的报价。2月26日,康鹭新招工广场内,制衣工人行走在两排老板之间 图/视觉中国近两年,周蕙经常接到来自抖音直播间的订单,数量从几百件到上千件不等,一些订单只给一天左右时间生产——这是为了满足平台48小时发货的规定。周蕙夫妇介绍,通常在直播尚未结束时,客户就已经开始对接村里的制版档口,并在中大布匹市场订购了布料。在周蕙接到通知后,版型纸样电子版、面辅料能在1小时内送达。早上,周蕙在招工广场迅速招到制衣工,从早上9点开始工作,到晚上11点多,衣服便缝制完成。接着,周蕙会迅速在街上招募尾部工人,负责剪线头、熨烫、挂吊牌和打包。天亮之前,所有衣服完工并发货。康鹭片区的“小单快返”模式,依托于一街之隔的中大布匹市场,以及由此形成的完整制衣产业链。制造一件衣服至少需要十个环节:从细小的纽扣、拉链到布料印花等,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周蕙制衣厂楼下,分布着纽扣定制、面料预缩水、专机配件等档口。康鹭片区到底有多少家制衣厂等企业,目前有多个不同说法。据湖北商会服饰时尚产业协会了解,加上没有营业执照的作坊,康鹭片区有近2万家大大小小的制衣厂、辅料厂等服装纺织业相关企业。效率是这里至高无上的法则。电动自行车是连接制衣厂和上游供应链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每天下午5点,布料发货的小高峰到来,只有电动车能在狭窄曲折的巷道中灵活穿梭,确保原材料在半小时内送达各个制衣厂。电动车后座普遍经过改装,空间更宽敞,能放下几条或者十多条布匹。喇叭的声音也更响亮,足以穿透熙攘的街道和人群。在广州,只有康鹭片区的制衣厂24小时不间断生产。多位制衣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白云、番禺等区域,缝制工人只上白班,但康鹭缝制工人的下班时间通常是23点30分。即便在凌晨两三点,街头仍有不少年纪较大的女工,在等候承接一些加急的服装收尾工作,旺季一小时能赚到25—30元。康鹭片区1平方公里的地块寸土寸金。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显示,该片区地值高、租金高,普遍存在层层转租赚差价、“顶手费”的情况,最多可达“七手”转租。多位制衣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如果有人想租一个厂房,需要先花四五十万元甚至更高的“顶手费”。由于订单的数量和紧急程度不一,这里大部分的工厂都倾向于招日结工。周蕙的制衣厂算是中等规模,主要人员只有夫妻二人,最多招几位资深监工师傅,其余都是当天到楼下招工,按件计酬,节约成本。两年前,阿辉从外地来到康鹭片区做日结工。相比固定在一家工厂做长工,日结工工资更高。在白云、番禺等其他地方,制衣工人日薪为三四百元,但在康鹭的旺季时,五百元甚至招不到工人。阿辉说,对比附近同是制衣村的大塘村,康鹭因距离中大布匹市场更近,日结工的工资更高,“每一单高出几毛钱,一天下来就差一两百元甚至更多”。日结工通常要独立完成一件衣服的制作。想挣更多的钱,工作时间就要更长,“手也必须快”。当地一名服装供应链从业者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举个例子,康鹭这边18个人的工作效率,可以比得上白云区大约40个工人。”今年4月,一位年轻的日结工,从早上6点工作到深夜12点,18个小时挣了2033元,创造了纪录,被网友称为“日结大神”。上图:康鹭片区的一家绣花厂,工人正在工作。制造一件衣服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能在城中村找到对应的加工厂;下图: 下午5点左右,康乐村康乐桥附近,制衣厂老板坐在街边寻找客户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就像是病人到了晚期”正是由于对效率的极致追求,无论是制衣厂老板还是日结工,都必须住在村里。阿辉租住的房间仅七八平方米,只能放下一张床,还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月租八百多元,生活用电按工业标准1.5元/度收费。《中国新闻周刊》探访过另一间小房子,同样是八九平方米,二房东加装了电梯,安装电子锁,粉刷了墙面,月租金翻到了1500元左右。一位自媒体博主今年5月暂住在村里,每月房租1600元,他曾描述:“房间暗无天日,衣服晒不干。”不过康鹭片区的吸引力仍然强大,日结工阿辉从未想过搬到外面,因为时间更重要,搬出去每天往返要多花两个小时,“在村里住,我多工作1小时就能挣回一天的房租”。目前,康鹭片区已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微缩世界”:超市、菜市场、餐馆、推拿按摩店、理发店乃至彩票店一应俱全。人们甚至无须踏出该区域,就能实现所有日常需求,居住、生活、工作在城中村“一站式”被解决了。海珠区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该片区人口密集,人口密度高达11.96万人/平方公里。今年5月由广州住建局批复的《广州市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城中村改造项目实施方案》提到,康乐村和鹭江村户籍人口共6664人。大部分村民已经从村里搬了出来。粗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生产和生活形态紧密交织。康鹭片区房屋产权类别复杂,包括村民房屋、非村民房屋、小产权房、社员楼、集体物业、集体土地上的国有房屋、临时构筑物7大类。在康鹭片区,村民普遍将民房加盖到五六层,甚至有八九层的房子。无论是村集体的物业租赁,还是村民个人房屋出租,通常不对房屋用途进行区分。许多制衣厂、辅料厂散布在村民自建的独栋住宅或集体物业内。有学者曾调研发现,在企业分布密集的一些地区,一栋五六层的住宅楼,除了一层是商铺,楼上可能隐藏着十多家制衣厂。一些厂子白天用于生产,晚上用于员工住宿。和许多其他城中村相似,康鹭片区“握手楼”“一线天”随处可见,官方统计,改造前毛容积率有3.0,空气不流通,一下雨就水漫街道。一位在该地工作十多年的制衣工人直言,这里村子小,人又密集,房屋老旧,隔音效果差,半夜能清楚地听到晚班工人下班喧闹的声音,他希望通过旧改能改造出更好的环境,“这里就像病人到了晚期,无药可救了”。“城中村是自由生长的,某种程度上甚至是野蛮生长。”今年3月,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李晓江专门调研了康鹭片区。在他看来,其产权关系决定了政府过去很少干预和投入,城中村的确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许多制衣厂,总有一些工人边工作边抽烟——通常制衣厂老板不会过度干预日结工的习惯,否则他们会直接要求结账,撂挑子走人。很长一段时间,周蕙制衣厂的大功率机器和空调等设备共用一根电线,用电高峰时,会跳闸,一些老化的电线也有引发火灾的风险。《中国新闻周刊》获取的资料显示,近三年,康鹭电气火灾数量占全部火情的比例达57%。针对电气火灾占比高、多发生在夜间的现实,周蕙提到,近期有部门上门强制要求工厂更新电路,安装监控警示设备。2022年10月,康鹭片区成为当时广州新冠疫情“暴风眼”,促使该地区讨论多年的城中村改造计划的快速推进。江浩是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以下称“GRID产发中心”)的创始院长,与团队参与策划康鹭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规划。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除了康鹭片区内部的安全隐患,探讨一个城中村项目是否需要改造,更需从城市功能和交通发展等宏观角度考量。海珠区作为广州核心区,地理上东西两端分别有琶洲的科技巨头和工业大道的传统工业,康鹭片区位于两者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无论是城市功能、交通发展都影响了海珠区发展,应该推动改造”。但李晓江对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搬迁和改造的态度更为谨慎。他认为,因为康鹭片区是产业链条的某一环节,当地要考虑这一环节有没有合理的替代。如果不是当地核心产业,可以考虑放弃。但广州的服装业是千年商都的必然产物,是广州之于全国乃至国际有重要影响的重要产业,包括周边制衣村在内的中大布匹市场,则是广州服装业的中枢和后台, “只要它有价值,就不要轻举妄动。”“无论从产业,还是生产生活方式来看,康鹭片区城中村都需要升级,但改造应该是有机和渐进的。”在李晓江看来,与其大精力思考拆建难题,地方政府不如反过来包容城中村的发展,思考尽可能排除潜在风险。李晓江担心,在当前的发展阶段,服装制造业是一个由“非正规”元素支撑的产业体系,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跟科技产业、工业制造业去竞争,大拆大建会破坏一个产业,导致大批从业者被迫离开。左图:康鹭片区的一家制衣作坊;右图:康鹭片区城中村的“一线天” 本版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搬不走的“池塘”秦勉在2013年来到广州,在沙河地区经营服装档口。近年来,档口生意越发难做,2020年,他花了48万元的转让费,在鹭江村租下一间近600平方米的厂房,开办制衣厂。早在2018年左右,他曾听闻康乐村和鹭江村要拆迁。2019年,当地知名地产企业合生创展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实施主体,与康鹭片区签订旧改合作协议。但项目迟迟没有进展,直到2022年,海珠区明确提出将中大纺织服装商圈的生产制造业向清远市转移。在广州市现代城市更新产业发展中心执行院长魏慧丽看来,综合看来,当下也到了康鹭片区城中村转型的一个时机。2017年前后,她与团队研究康鹭片区纺织专业市场的转型,彼时产业正值上升期,拆迁阻力较大。但随着电商崛起、杭州四季青等其他地方服装市场发展等,当地服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产业正在经历优胜劣汰。秦勉记得,十年前,沙河、十三行档口一个月只用推三四个新款,现在一天可能就要开三个新款,“因为下游订单变少,大家不得不依靠新款吸引客户”。行业越来越卷,款式全靠抄袭:比如一些直播间出了爆款,售价200多元,档口拍下图片,简化下版式,用更便宜的面料,能把成本压缩在50元,最后再以100元的价格出售,“东大门的新款,两三天后十三行就有人卖”。传导至上游,制衣厂接到的订单也变得更少、更小。七八月份是制衣行业的传统淡季,但多位制衣厂老板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今年的生意格外惨淡。秦勉的工厂每天的运营成本约8000元,近期每天亏损近5000元。他坦言,自工厂开业三年多以来,除了疫情期间因暂时关闭而亏损外,其他时间他从未亏损过。2023年,广州和清远着手推进海珠区—清远市产业梯度有序转移。在康鹭片区多地设置了政策咨询点,从村口有通向清远产业园的大巴,车程一个多小时。秦勉和同行去清远参观,看到新建的厂房空间宽敞,至少是500平方米。房租也更便宜,每平方米月租金十几块——相比之下,他现在工厂的月租金是65元/平方米。但秦勉没有心动,“只是单纯把制衣厂搬过来,没有货源和配套怎么行?档口可能就不会下单了”。在他看来,制衣厂生存需要一片“池塘”,要有活水、水草植物,鱼虾才能生存。一些制衣厂老板考虑回湖北老家。2023年以来,湖北仙桃、荆州等地,出台支持纺织服装产业发展的举措,承接广州服装产业转移。但这并不是将制衣厂搬回老家这么简单。荆州人林易生十年前曾在康鹭片区做制衣工,如今在康鹭片区旁边的制衣村开了一间小作坊,夫妻俩和弟弟弟媳四人共同制衣。两个月前,他弟弟尝试回荆州发展,接了一笔5000件衣服的订单,亏了14万元。当地产业链不完善,布料和辅料要从中大纺织商区发到湖北,邮费需自己承担。更大的难题是,荆州缺少高效的日结工。他把货发给当地的小型服装厂来做,但工人的工作节奏难以保证,“他们心情好去打麻将,心情不好也要去打麻将,下雨了也要去打麻将”。本该在20天完成的订单,耗费了一个半月才交货,客户直接取消了订单。每件衣服的成本超过30元,他最终不得不以5元一斤的价格当作废品处理掉。林易生的弟弟坦言,回到荆州,对于有稳定订单、有稳定工人的企业来说更有利,对他们这些小作坊模式来说并不适合,“我们打死不回去了”。梁富斌多次在清远调研,他曾向清远相关政府部门建议,清远更适合跳出康鹭片区,面向全国甚至全球,吸引大型的平台型服装企业。康鹭片区多小蝌蚪型企业,离不开中大纺织商圈的生态。这种产业生态的“依赖”是双向的。秦勉认为,沙河等档口对康鹭片区制衣厂的依赖性也极强。现在档口普遍不会囤货,“档口可能只提前订150件,如果当晚卖了300件,肯定要快速出货。去别处要五六天出货,黄花菜都凉了”。白云、番禺的制衣节奏也很慢,档口一般把有十天半月货期的订单放在那边做,“一是时间充裕,做工相对更好,二是价格更便宜”。“如果康鹭的工厂生产能力下降,或者产业发生转移甚至分散,也可能会导致十三行、沙河等专业服装批发市场的没落,因为整个产业链是相互依存的。”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4月10日,康鹭片区,清退中的F42地块 图/视觉中国留下来,但需要升级梁富斌记得,2023年七八月之后,海珠区、清远市相关部门的态度发生转变,不再强调所有纺织产业全部搬到清远,释放出信号,当地以及广州市区也可以保留一些产业,尊重市场规律。魏慧丽注意到,过去一些地方谈论城中村改造,“都希望吸引高新企业,或者把优秀的500强企业都引进来,但哪有那么多500强企业”?江浩向《中国新闻周刊》提到,如今城市更新与产业转型已进入高度互动互促时期。康乐村和鹭江村是广州产业型城中村的典型代表,“一刀切”摒弃旧产业或完全保留现状都是不合适的,在新形势下,地方需要回归常识,客观评估传统产业的价值,探讨在尊重现有面貌风貌的基础上做产业转型和腾挪。尤其是地方经济增速放缓,许多政府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开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审视当地传统产业发展:不只是看是否“高大上”,现有的产业中也可能存在一些有潜力的好苗子,地方可以为它们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李晓江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明确指出,过去城市更新中,将原有的传统产业转变为高新产业园区、金融服务区、城市居住区等的传统升级模式如今走不通了。2023年12月,《海珠区凤和(康乐村、鹭江村)片区城市更新单元详细规划》通过,其中提到,项目为统筹解决凤和片区所在的中大纺织商圈产业的“留”和“转”问题,确保优质企业就地升级,延续产业优势和经济活力,采用的策略是:保留部分关键生产环节、分类施策重组企业结构、打造数字供应链平台、品牌集聚设计孵化。广州市城市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参与了康鹭片区的空间规划设计,该公司副董事长兼经理徐里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和此前广州城中村改造项目不同的是,康鹭片区在空间规划设计上,首次给工业发展预留了政策空间,是一次创新突破。魏慧丽所在的GRID产发中心参与了康鹭片区的产业规划设计。她向《中国新闻周刊》进一步介绍说,目前产业的规划主要是利用村集体复建物业。海珠区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资料提到,预计改造后片区可提供144.83万平方米产业空间。魏慧丽记得,村民看不懂专业的规划图,他们更在意的是,未来房子建好后,能不能租出去,谁交租金。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需要政府部门站在村民的角度考虑,引导他们算总账,“从大账上来讲,村里是划算的,村民村集体需要考虑这里的长远发展。如果能提供一些公共空间,让一些‘小单快返’企业留下,能保持当地产业生态的活力,他们也都能接受”。目前,GRID产发中心团队正在开展片区深入调研,研究未来在复建物业时该建设怎样的产业空间形态,以及哪些企业可以留下来。魏慧丽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鉴于空间有限,不是所有厂商都能留下,基本的原则是,会优先考虑那些对区域未来增值有显著贡献的企业,并对它们进行整合和升级。康鹭片区城中村夜景,在康鹭片区的一些街道上,可见到推动城中村改造的标语 摄影/本刊记者 杨智杰该如何评估企业的价值贡献?她介绍:“比如会看其企业的成长潜力和订单大小等,一些制衣厂虽然订单量大,但可能比较分散,没有集中显化,未来也要设计一些机制去显化这些结果。”“规划产业空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但未来康鹭原来的小业主能否接受工业楼宇的租金成本?”李晓江指出,可以先行试验,如果成功了再继续推。据梁富斌介绍,康鹭有1万多家制衣厂或作坊都没有营业执照,也没有缴税。周蕙的办公室挂有一个营业执照,落款时间是2017年。她记得,当时有段时间,政府部门鼓励他们办营业执照。但因为年检时要缴税,她再也没有定期年检。秦勉曾申请过营业执照,但被告知“这个地方就不能办工厂”。此外,康鹭片区的制衣产业仍采用的是最传统的经营方式,多位从业者提到,这里的制衣流程,从下订单、招工、发货,仍然依赖于最传统的口头订单交易,不签订合同。提及一年能挣多少,许多人都说不出具体的数字,“我只管每一单能不能挣钱”。2023年7月,在广东省湖北商会举办的海珠区服装产业转移调研座谈会上,海珠区专班负责人提出,康鹭制衣厂的未来发展需实现“合规升规”。“合规”即不合规厂家需满足政府管理要求,正规化经营;“升规”指合规厂家需扩大规模,成为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8月18日下午,梁富斌邀请希音的前供应链顾问刘明光,在公司开了一场小型讨论会。不久前,海珠区政府相关部门与梁富斌讨论,计划在康鹭片区附近启动一个试点项目,希望通过数字化转型,将康鹭片区的多家小微企业整合成一个联合工厂。“这就像一个大超市,里面汇集了各种生活用品品牌。我们这里也将集中制衣厂的生产场地和设备,实行统一规范管理。工厂可以选择统一接单,或者各自独立接单,但对外则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来展示。”梁富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能帮助小而散的制衣企业实现合规和转型,但需要企业主接纳数字化转型的新模式。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物业管理部门出台更加积极的扶持政策,例如税收优惠等,吸引企业主动转型。他们希望推动试点项目的落地,成熟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康鹭片区。魏慧丽补充道,供应链平台主要面向小而散的厂子,未来康鹭片区也可以借助“小单快返”的优势,培育引导一些有潜力厂家,朝着独立设计师品牌路线发展等,也可以参考国外的做法,推动工业上楼。但她提醒,政府也要同时考虑到保护“小单快返”的产业生态,比如这些工厂的生存依托于能快速找到日结工,如果改造后的房租涨到每月三四千元,打工者肯定无法接受。“我们接下来会去周边城中村调研,看能否消化一些工人;另一方面,海珠区想要保留产业生态,未来也需要考虑做产业保障房。”(应受访者要求,周蕙、秦勉、阿辉、林易生为化名。)发于2024.9.16总第115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杂志标题:珠三角“制衣王国”,何去何从记者:杨智杰(yangzhijie@chinanews.com.cn) 编辑:闵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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