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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里约热内卢基督像(一)9月10日,在遥远的巴西里约热内卢,中国和拉美一起干了件大事。什么事?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现场,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白玛赤林,用八个字来形容这次圆桌会。“立意深远,意义重大”!因为很简单,“中国与拉美国家始终心心相印、休戚与共,具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在人权保障方面,中拉面临相近的使命任务。”我们直面现实——人权,是一个激烈斗争的领域,也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领域。我们也不用回避,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人权都是西方指手画脚的抓手,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巴西,以及很多拉美国家在内,都很被动,有一种挨骂难还手的尴尬。但形势,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完全我个人的感觉,这两年,即便在人权领域,中国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敢说也会说。所以,这一次,中国和拉美一拍即合,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在里约共同举办了这次人权圆桌会。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圆桌会。偌大的会场,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朋友,只能在两侧站着。除中国、巴西官员、学者外,还有来自拉美10多个国家的人权领域高级官员、专家学者及智库媒体代表。不少人,是专程从邻国赶来的!对于人权,大家都是有话说,而且有些话不吐不快。这是国际人权领域一个积极的让人欣喜的变化。在开幕式上,白玛赤林就说,人类历史不会终结于一种文明,人权文明也不局限于一个理念。中拉历史传统不同、社会文化各异,这恰恰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人权文明形态的基础所在。他进而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拉在人权议题上交流合作,“既是中拉古老文明之间的交相辉映,也是现实世界中两大力量的深度携手”。中国和拉美,远隔万里,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区域之一。算起来,中拉国土面积,占到了全球的约1/5;中拉人口总数,占到了全球的近1/3,确实是世界两大重要力量,在世界格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人权这个敏感领域,中国和拉美,完全可以携手,而且也应该携手,为自己大声辩护,为朋友勇敢发声,更为世界和平与正义而战。这才是众望所归,人间正道。图为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现场(二)圆桌会很热烈,时而掌声响起,时而又火花四溅。在现场,我可以清晰感受到两种强烈的情绪。第一种情绪,是愤怒。愤怒西方对人权的双标,愤怒西方的傲慢和偏见。格林纳达前外长、前农业部查尔斯·戴维先生,开门见山就说,我对来这儿发言感到非常高兴,但现在不是庆贺的时候,因为在巴勒斯坦,在加沙,“这种侵犯人权的屠杀,我们完全不能接受,这正是我们须在国际社会发声的时刻”。侵犯人权,又何止在加沙?戴维指出,就在加勒比地区,对古巴等一些国家的制裁,导致了大量民生苦难,甚至几百万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公道何在?戴维越说越激动,最后大声疾呼:拉美和中国,必须继续努力,让这个世界更和平,更平等,以便我们最终看到光明。智利无国界人权组织主席杜克先生也痛批,这个世界很不太平,在一些西方组织和机构看来,战争就是个生意,这带来的是灾难,以及对人权的侵犯。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加沙的人间苦难,又是什么造成了古巴等国的民生艰难?拉美人都很清楚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全世界都看到,美国一直在拉偏架,甚至多次一票否决安理会的停火议案,美国却还振振有词。人权在哪里?在古巴问题上,哪怕联大多次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谴责美国非法的制裁,但美国依然故我。公道又何在?所以,也就难怪,墨西哥有一句俗话:墨西哥最大的悲哀,就是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所以,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先生就感慨,在很多价值观被扭曲的当下,非常需要富有正义感的人们勇敢站出来,需要他们振臂一呼,主持公道……第二种情绪,就是期待。期待与中国更密切合作,期待中拉在人权领域捍卫正义。戴维就指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改写了世界对人权的认识,而拉美和中国的合作,已经给全世界带来了很好的榜样,改变了殖民主义带来的负面后果。尤其是中国脱贫攻坚,在短时间内,数千万人脱离贫困,这让许多拉美学者官员大为赞叹。毕竟,在巴西,在不少拉美国家,我们也没必要回避,还有大量民众生活在贫民窟里,他们从中国的发展中,也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在圆桌会上,拉美的一些学者就表示,自己的国家还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极少数的人掌握了绝大部分的财富,这是不合理的,我们需要改变。中国,就成为研究和学习的对象。秘鲁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斯塔沃·维拉先生,更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大为赞赏。他说,中国的这个概念,可以共享我们的幸福,不只是拉美地区和中国,全世界都应该一起,以和谐的方式,那我们就能创造一个美好的共同未来。当然,坦率地说,我们也听到了不少对中国的鼓励和夸奖,甚至一些过誉之词。我总觉得,我们还是要冷静要清醒,既为中国的快速发展进步感到自豪,更不要在各种表扬面前飘飘然。这个世界,怕棒杀,更怕捧杀。图为参加圆桌会议人员(三)最后,怎么看?身处现场,感慨颇多,还是三点我个人的粗浅看法吧。第一,对于人权,我们要更自信。人权很重要,也是西方抹黑我们的一个重要抓手,但恰恰是我们,取得了让全世界惊艳的人权进步,尤其是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什么是德政?我总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德政!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自信。在这次圆桌会上,拉美学者就普遍赞扬中国的发展和人权的进步,对中国蒙受的污蔑打抱不平。世界人民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每个国家,包括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内,在人权上多少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其他国家,我们不管,但对我们来说,还是要谦虚谨慎,要正确对待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越是回避,西方越会炒作渲染,我们就会越被动。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不断取得进步,我们就会更主动,更有充分的自信。第二,对于人权,我们还要更善于斗争。这个复杂的世界,坦率地说,敢于斗争,很难;善于斗争,更难。越是这样,越需要智慧,越需要谋略。这不更是对我们水平和能力的一种考验?被动难免挨骂,出击才能赢得主动。我看到,在圆桌会期间,中方还发表《中拉人权报告》,来自国内多所大学的专家学者现身说法,讲述中国人权现状,讲述中国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就是要这样,通过各种方式,抓住各种机会,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我们的进步,人权的进步。做得好是基础,传播好是加分。宣传宣传,我总认为,既要有宣,更要有传,只有宣没有传,那就不是有效的宣传。这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第三,在人权领域,全世界更要团结起来。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IBGE)主席马尔西奥·波赫曼就指出,二战后,美国在人权领域的霸权行径众所周知,全球南方国家,应在人权领域大胆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看到,圆桌会期间发表的《中拉人权报告》就指出,未来中拉人权发展,应着眼于三个方面。1,加强人权交流互鉴,形成更多人权共识;2,反对人权问题工具化,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3,始终秉持“以发展促人权”的核心理念,携手发展促进人权进步,成为“全球南方”人权发展合作样板。这就对了。就是要出动出击,主动设置议题。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才是正途。最让我动容的,有拉美代表谈到人权时,一度言辞哽咽,甚至潸然泪下,为自己国家面临的挑战,为当下世界的种种不公,为他们同胞陷入的生活困境……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总有着太多的问题,太多的不堪和苦难。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只是开了一个头。这个头,我相信,会在拉美和全世界,会对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来源:牛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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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颜星悦‍‍‍编辑/杨宝璐‍‍杨淏在车站售票窗口买票买票、打车、住宿、购物、找路甚至交流……在现代社会中,这一系列事情常常默认要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当数字化覆盖了生活方方面面后,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依赖于“信号”与“电量”——你甚至很难说清,1格信号和5%的电量,哪个会更令你焦虑抓狂。但一个出生于1992年的山西男生杨淏却提出了这样的设想:没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能在世界上畅行吗?于是他开启了一场实验——丢掉一切数字网络设备,花134天的时间,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实验成功了,他的感受则更为意味深长:真实的生活,接入互联网很容易,但想跳出互联网,却很难很难。以下是他的自述:‍不带手机出行,杨淏只能靠地图导航三天的“预备实验”“丢掉手机”这个想法,最初是在疫情期间冒出来的。2021年9月,我申请上了英国的博士,但由于疫情的缘故,2021年到2023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上网课,跟老师和同学们只是线上联系,每天看到的不是真人而是屏幕,这导致我三年都没有结识新朋友。还有一种情绪,就是被网络信息围绕的烦躁感。每天,手机都会推送哪里又发生了什么事件、封控区又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还有网友们的消极情绪……并且所有的东西都被线上化、数字化。网络给人留下的记忆,似乎比我在真实世界里接触的记忆要短暂,头一天发生的事,可能到第三天第四天,就不记得了。这种状态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想关掉手机信息提示,又怕错过了最新新闻动态。我希望我的人生可以真实一点,由此萌生了“丢掉手机环游中国”的想法。为了测试这个想法是否可行,我先做了一个“预备试验”。2021年12月28日,我从上海出发,没带手机,只带相机,开车去了浙江天台山。天台山的国清寺,有很多保留得很好的古建筑,我喜欢寺庙的氛围,因此一直很想去那里。出行前我对父母说,我要不带手机去庙里玩三天,可能因为我从小就留学,而且只去三天,他们没有表现出很担心。在高速路检查站我就遇到了第一个难关。当时,工作人员要求我出示健康码,我说我手机丢了,现在必须回去找手机,总之好说歹说还是让我通行了。到了夜里,住宿成了最大的问题。我开车到天台山后,一路找了十几家酒店,没有一家愿意接收我。我本想,要不就凑合住车里,后来有家很小的民宿收留了我,房东是个和善的老奶奶,我告诉她我是游客,把手机丢了。我的车上没安装GPS,所以到天台山后,我就没再开车,改为搭车而行。到马路边去拦车,拦二十辆大概有三四辆会停下来,我再跟车主解释我没手机,但要去某个地方,三四辆停下的车里总会有一辆能载上我。这三天我一点儿都没想念手机。虽然遇到很麻烦,但感受却是舒适的,因为每天都在和真实的人打交道。平安回到上海是三天后的晚上9点,我刚开机,一个电话就打进来,是我母亲的,她估摸着今晚我会到家,吃完晚饭后就不停地在打电话。我才知道她还是很担心。这次三天的“预备试验”给了我信心,就是拿掉手机这个“器官”,我还是能在世界上活着。于是我就决定,去实现“不带手机环游中国”的计划。杨淏在路上给亲人和老师写的信不带手机去旅行接下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我都在给我父母和女朋友做思想工作,我女朋友态度还好。我父母最担心的是,没有手机,我一旦出了什么意外都没办法求救,甚至他们都无法得知。我父亲说,现在都是电子时代了,没有手机你在外面寸步难行,其实直到最后我也没有完全说服父母,但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决定后不会改变的人。他们只能妥协。为了这次旅行,我提前准备好了40升的背包,几件衣物、拖鞋、洗漱用品、两个小相机、两册地图、两支毛笔、几叠宣纸、一瓶墨汁、三本书、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身份证件与银行卡,还有一摞现金。2023年11月27日,我和父母一起吃了早饭,然后把手机和电脑放进书房,正式开始了旅程。父母一直把我送到车站售票大厅,我妈还想进安检里面去送我,我说你赶快走。等坐上了火车,我没有一点担心,反而有种“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伟大的征程”的激动。我的计划是从山西太原一路往南走,临汾市是第一站。到达临汾时已是当天傍晚,我沿街找到一家规模很大的连锁酒店,我给前台出示了身份证和现金,但前台工作人员焦头烂额地操作了半天,却依然无法在电脑上完成预定,好像他们在职业生涯中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直接拿现金走进来住店的。接着再往南走是运城,我直接去了临汾车站窗口买火车票,售票窗口还是蛮拥挤的,不过窗口买票的几乎都是老人,或者拖着蛇皮袋子的农民工,偶尔个别的年轻人,都是身份证丢了或去临时窗口退票的。出发前,我跟父母保证,每到一个地方会寄挂号信给他们,这是我唯一跟他们保持联系的方式,信件能提供实物感,他们可以看到我书写留下的真实印记,信件让接收的过程变得更长,父母也会更期待收信。不过我没能做到每个城市都寄信,在临汾,我还不太好意思找人问路,也没找到中国邮政。第一封信是到达运城后才寄出的,整个旅程我一共寄了20封,他们只收到十几封。这次出门我还专门带了很多书,所以一开始也没有想念手机,直到出发后的第9天,我在三门峡市病倒了,发烧,整夜睡不着觉,出虚汗,当时我没法线上买药,又爬不起床去医院或诊所。第一次非常怀念手机,怀念美团买药。最后我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解释了我的情况,前台的人帮我买了药,送到门口。吃了药后我躺下,看着床头的电话,那个电话不仅可以打内线,也可以往外打。我当时身体虚弱,情绪低落,好想给我妈和女朋友打电话。但挣扎了半天,还是没打。我觉得既然决定做这个项目,就要做得彻底一点,于是开始一一写信,给爸妈、给女朋友、给朋友,给姥姥姥爷,一旦有点力气就写,写累了就躺床上去休息。就这样过了三天。指引方向的只有两张地图,我在出发前买的,是中国地图出版社今年最新印刷的,但绘制时间是2015年,所有城市和国道都是准确的,但尴尬的是,一些新修的高铁路线或新取消的铁路,以及村镇巴士,地图没有显示。我需要这两张图带我从太原一直走到福建,再往西一直到新疆,再去东北,最后从东北回到太原。地图给了我很多误导。第一次是在广东梅州,我要去江西赣州,这两个城市是紧挨着的,地图上显示有铁路,但当我去车站问时,售票员说早就没有从梅州到赣州的火车了,我得回到潮州,才能坐火车去赣州。所以后来我一般靠问路来继续行程。一般会说:“不好意思我没有手机,请问从这里到........要怎么走”,有些人在被我问路时会吓一跳,他们觉得很新奇,有人以为我是在故意搭讪;有人说太奇怪了,第一次听说有不用手机的,现在这个时代还有不用手机的;有人怀疑我在搞直播,弄个噱头;还有人认为我是调查记者甚至外国间谍。但我解释之后,还是有不少人会拿出手机帮我查询路线。很多地方现在已经不收现金了,我拿现金买东西,他们有时会找不开钱。在梅州,我上了一辆长途大巴车, 车费9元,我当时没零钱,最小面额是一张20元的纸钞,我和司机在门口僵持了半天。车上有个阿姨可能看不下去了,帮我刷支付宝付了9元。以前通过数字网络去解决的事情,在旅途中全都转到线下依靠陌生人,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比如有一次在芮城,我要去一个叫“永乐宫”的地方看壁画,那个地方在郊区,地图上没标示,我就在大巴车上挨个询问,乘客里有个高中生,他说我送你去,我叫我爸过来,你也别在这儿自己找了,可能找不着。他就真打电话让他爸开车过来,把我送过去。陌生人给予我非常多帮助,我能完成这个项目很大一部分是依托于陌生人的善意。我觉得人们总认为外面坏人多,网络把一些恶意放大或扩散,引起了人的焦虑,当你真正接触世界时会发现,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杨淏在途中结识的拾荒老人‍‍‍‍‍‍‍‍‍‍‍触摸真实的社交整个途中,由于我一直在移动,因此只收到父亲给我寄回的一封信,他是用钢笔手写的,写了四页 A4纸,内容无非是他和母亲的日常,但每个字我都读了好几遍,还带到英国了。我寄给爸妈的十几封信也被他们好好保留 着 。我觉得这场旅行之后,我和父母的关系反而拉近了, 他们现在对我更信任了,我现在不需要每天和他们联系,他们也相信我是安全的。这场旅途没有想象中的寂寞,反而认识了很多朋友,因为我没带手机,也没什么别的娱乐可做,所以不得不和陌生人交往,这是我在这场旅行中的奇遇。他们身份各异,有驴友、学者、做小生意的商贩,还有一个特别的老人。老人是我在茫崖市的一个清真寺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认识的,他是河南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逃荒一路往西到了茫崖市,茫崖再往西就是罗布泊,没路了,他就在茫崖停下,以捡破烂为生,还在垃圾堆里捡到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就成了他的孩子。现在孩子20多岁,跟着他捡破烂,虽然在茫崖长大,张嘴却是一口河南话。我和他聊得投缘,从下午一直聊到天色暗下,他让我跟他回家吃饭,还邀我晚上一起喝点。我就去了他家,其实那个家就是用废品搭的棚子,当时,我的第一感受是,在这里吃饭会不会不太卫生?就有点生理上的抗拒,但我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矫情,并为之羞愧。旅行中,我把我的手机号写给跟我有过深度交流的人, 从捡垃圾的老人到地理学者,什么样的人都有,回家后我打开手机,发现有20多个人加了我微信,我还在大凉山认识的一个彝族的少年,他经常给我发他们民族的生活照片,比如他们老家过火把节,或者他们彝族的特色菜,他都会拍照发给我,我也会给他发一些在英国生活的照片。这134天,似乎比我过去的任何一个134天要长得多,无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旅途中常要坐火车,去售票窗口临时买票,常常买不到出发时间最近的高铁动车票,最多的是慢车票,所以我常坐的是慢车,从临汾到运城要5个多小时,我就坐那个车,以前看手机的时间都变成了看窗外,看树林变成草地,草地变成河流,感觉地球都变大了。时间也变得很长,我一路买书看书,读完了不下40本,走完了全国24个省中的68个县市。旅途中有些地方,我以前旅游时参观过,但建筑、街道、城市风貌跟我当时所见完全不一样了。我的发小们大多都是和我一样的留学生,他们每次回来,也都会感叹,“诶,这个地方怎么这样了,这条路怎么又有高架桥了,那片老小区变成写字楼了。”这种物质和基础设施上的发展,提高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但互联网数字化发展得如此快,有时候让我感到有点害怕,它提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速度,却让人变得自闭和麻木,掉进数字漩涡中。我记得看过陈丹青的一个采访,有句话我非常认同,就是说在现在的流媒体时代,一个人很可能很快就过完一生了,可能他都没有意识到,一瞬间他的一生就过完了。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父母其实觉得这个计划很没谱,他们一直在反对我,说不可能啦,人不可能脱离手机在陌生地方活着。我反问,你们早年不也没手机?他们说现在不同了,要我去适应现代数字化生活。我的父亲,他是我们本地文物所里研究考古的一个学者。我印象最深的父亲的模样,是他睡觉前总在卧床看书,睡前要看好几个小时,直到书“啪’地一下打到脸上,就是睡着了,我母亲就会把书拿开。但后来就不是这样了,短视频开始流行,我父亲睡前总是开大音量看短视频。他跟我在这件事上有过争执,他说他看的都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短视频,都是他的专业领域。我则反驳他,你要真的想去了解历史文化,读一本书和看100个短视频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觉得短视频能提炼一些比较精华的东西,很快就可以了解到大量信息。比如一分钟带你看完丝绸之路,三分钟了解楼兰古城,总之在他狂爱短视频这件事上,我与他至今各持己见。我本以为像我父母不会经常用手机,但手机软件已经完全侵入我们家庭生活,我是我爸爸在打车软件上的紧急联系人,因为每次他出差去外地,我的手机上每天都会收到他打车的提示信息。 我母亲之前比较排斥网购,但这几年她会在拼多多上买一些日常用品,最开始她会经常给我发“砍一刀”的链接,后来在我的抗议下才渐渐不发了。我是一个注意力容易被分散的人,比如我正在写作或思考,倘若别人正好给我发来消息,提示音一响,就会打断我的一些情绪,即使我当下不回复,但脑子里会记着,有人给我发消息,我得赶快回复。这导致我拥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整段的时间,越来越少。有一天,我的手机显示上周屏幕使用时间报告,我平均每天使用手机屏幕为6小时57分钟,这吓到我了,这7个小时我都在做什么?都是在处理工作消息吗?还是在看有意义的文章?我印象中似乎每天也就微信、微博、ins和youtube,刷一圈,我都不知道一天的四分之一是怎么被这一块屏幕吞噬掉了。当然旅途结束回家之后,我很快就又适应了互联网,立马又网购了,出门网上打车,看朋友圈、facebook,几天之后,我在一次从南京去上海的高铁上,全程一个半小时几乎都用在了挑选酒店上,选定一家后,又在两个不同的 App 上对比价格,然后在新的 App 上又发现了图片更诱人的新酒店,再次陷入一轮选择。我的感受是跳出互联网很难,但进入它很简单。 对于个人而言,我认为这不一定是很好的事情,我跟以前中学、大学的老师们都保持联系,我问过不同老师同一个问题——你们经历过1990年代、2000年代、2010年代等不同代际的学生,你们觉得不同代际的学生,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他们的回答是,2000后和2010后生的学生对世界的好奇会更窄,比如在课堂上提问变少了。 造成这些现象的原因是多种的,但我觉得其中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的数字网络有关。回到英国后,我就把家里的WiFi和手机移动网络套餐都停了,每天来到学校后,我就上网集中处理一下消息,包括父母给我发的微信,当我离开学校回到家后,就专注看书、看电影、跟女朋友一起生活。偶尔父母有紧急的事情就给我女朋友打电话。和以前的生活比起来,我的精神更饱满了、注意力更集中、工作高效,也更爱身边人了。我已经开始习惯这种半网络的生活状态,我想在之后我也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我认同手机和数字化的生活是必然趋势,哪怕我不想被它困住,却也无法避免。这几天,我的新书《关机》要出版,我回国来处理相关事务,我发现我一早起来就离不开手机,拿手机查今天要去的地方、导航,然后到酒店楼下刷码骑单车、到咖啡店扫码看菜单,刷码付钱……这个过程很快捷,很便利。我也并不抗拒这个过程。我接受拥有互联网和手机的现代生活,因为这是现代生活的一种规则,但我觉得应该在这个规则中保持冷静和思考,而不是被规则卷着走。【版权声明】本作品的著作权等知识产权归北京青年报【北青深一度】所有,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图为张祖林资料图,他长期在云南省工作公开资料显示,张祖林出生于1959年6月,云南昭通人,曾任楚雄州副州长,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长、局长,丽江市委副书记、市长,昆明市委副书记、市长,玉溪市委书记等职。2014年8月,张祖林升任云南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2018年1月,云南省政府换届,他不再担任副省长,后于2018年3月至2022年11月获聘为云南省政府参事。2024年3月,张祖林官宣被查。经查,张祖林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长期政商勾连,大搞利益交换,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音像制品,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和旅游活动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职工录用、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搞权色、钱色交易;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生活奢靡、贪图享乐,作风败坏;甘于被“围猎”,与不法企业主沆瀣一气,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张祖林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张祖林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延伸阅读中纪委打三虎:前反恐专员私存涉密文件,“油老虎”境外收钱9月11日下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同时通报: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副部长级)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海油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这三名副部级高官分别来自地方政府、中央部委和央企,均是今年全国两会闭幕后3月15-18日陆续落马。时隔近半年,中纪委同时公布了对三人的党籍政务处分结果,任上被查的李显刚被开除党籍和公职,退休4年的刘跃进和去年底才卸任的李勇被开除党籍。处分通报中,三人被查出问题非常严重:曾主办过“湄公河10·5案”缉毒大案,长期在公安部负责禁毒工作,担任过公安部部长助理、首任反恐专员的刘跃进被查出执法犯法,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协调等方面谋利;曾担任过双鸭山市市长、市委书记、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的李显刚,被查出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职务晋升调整提供帮助,大搞钱色交易,还违规打探巡视信息;先后在中海油、中石化这“两桶油”担任过要职的李勇被查出肆无忌惮“靠石油吃石油”,长期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大搞权钱交易。值得注意的是,刘跃进和李显刚均被查出违规留存涉密文件。除了严重违反党纪,三人均被通报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李显刚还涉嫌贪污犯罪,三人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将被依法审查起诉。节日期间往往是公款吃喝、违规接受宴请收送礼品礼金、借操办婚丧喜庆之机敛财等腐败问题易发多发期。中秋节前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对三名中管干部党纪政务处分结果,释放出高压反腐不松懈的强烈信号,给广大党员干部敲响警钟。图为李显刚资料图,他被指曾违规打探巡视信息李显刚:违规打探巡视信息,大搞钱色交易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3月17日任上被查。被查前两周,3月3日至4日,李显刚带队到牡丹江市调研督导安全生产等工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今日处分通报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李显刚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李显刚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出入私人会所;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利用职权违规为他人职务晋升调整提供帮助;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大搞钱色交易;规矩意识缺失,违规打探巡视信息,违规留存涉密文件;道德败坏;贪婪腐化,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处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侵吞公共财物。李显刚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贪污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显刚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公开履历,李显刚,1963年2月生,湖北汉川人,管理学博士,研究员。他1983年从华中农学院毕业后入职原农牧渔业部(后改为原农业部),任职长达16年,曾任农业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农民负担管理处处长,农业部农民负担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1999年后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秘书,2000年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正局级秘书,任职5年。2005年,李显刚“空降”黑龙江,出任省委副秘书长,2008年任双鸭山市市长,2009年任双鸭山市委书记。2013年,李显刚任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2018年1月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成员,任职6年被查。李显刚落马前的9个多月时间里,黑龙江已有3名省部级官员落马,且均是在任上被查,分别是时任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曲敏,省政协副主席李海涛,省委常委、副省长王一新。李显刚落马当天,黑龙江省委常委会、省人大常委会均召开会议,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深刻汲取李显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问题教训,引以为戒,警钟长鸣,永葆自我革命精神,永葆清正廉洁政治本色。图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资料图,他被指曾私自留存涉密文件刘跃进:私自留存涉密文件,大搞权钱交易已退休的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3月18日被查。他于2020年6月卸任公安部反恐专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今日处分通报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刘跃进(副部长级)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刘跃进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宴请;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收受礼金;私自留存涉密文件;毫无纪法意识,执法犯法,将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案件协调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刘跃进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刘跃进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据公开履历,刘跃进,1959年1月出生,湖南宁远人,西南政法学院刑侦专业,法学学士学位。他长期在公安系统任职, 大学毕业后就入职天津市公安局,从基层侦查员做起,历任市公安局刑侦处处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市公安局副局长兼刑侦局局长等职。此后,刘跃进调任公安部,先后担任办公厅主任,武警学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正局级)、公安部禁毒局局长等职。在任内,主办过包括“湄公河10·5案”在内的多起缉毒大案要案。2014年10月起,刘跃进任公安部党委委员,同年11月任公安部部长助理。2015年1月起,刘跃进任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2015年5月起,任国家禁毒委副主任兼国家禁毒委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部长助理。2015年12月,刘跃进成为公安部第一任反恐专员(副部长级),至2020年6月离任。卸任近4年后被查,刘跃进成为党的二十大之后公安部落马的唯一副部级高官。图为中国海油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资料图,他被批境内办事、境外收钱李勇:靠石油吃石油,境内办事、境外收钱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3月15日被查,此时距离他卸任才过去80多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今日处分通报称: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李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李勇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接受供应商安排的宴请和打高尔夫球活动;违背组织原则,在组织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违规提拔调整干部;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安排,搞钱色交易;毫无纪法底线,肆无忌惮“靠石油吃石油”,长期与不法商人勾肩搭背,大搞权钱交易,境内办事、境外收钱,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业务代理、产品销售、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李勇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李勇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李勇,1963年8月生,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毕业。他长期在石油化工行业工作,大学毕业就入职中海油,曾任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总裁、首席执行官、党委书记等职。2016年6月,李勇任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助理、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渤海石油管理局局长、党委书记,中海石油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总经理。2017年3月,他转任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于2019年4月任中石化党组成员。2020年9月,李勇回到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任副董事长、总经理、党组副书记。2023年12月18日,中国海洋石油在港交所公告,李勇因到龄退休辞任公司非执行董事及副董事长。值得注意的是,去年4月7日至6月21日,中央第十巡视组对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党组开展了常规巡视。李勇正是在中央巡视之后被查的。李勇落马之后,他的多名下属相继被查,5月6日,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济师,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齐美胜被查,7月9日中海油四名高管同时被查,分别是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原副总经理邓建明,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钻完井)喻贵民,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办公室原专职外部董事、中联煤层气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曹树杰,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与外事工作部原副总经理訾士龙。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对“强化反腐败高压态势”作出具体部署,提出要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的腐败。今年以来,中纪委对国资央企领域反腐力度明显加大,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党委副书记范集湘,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王宜林,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组成员、纪检监察组组长龙飞,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何文忠,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书记、董事长谭瑞松先后被查。

“已经9天9夜了……”9月12日,四川资中的刘双艳仍在四处寻找失联的66岁父亲。她告诉红星新闻,父亲刘继元是9月3日晚在老家离家后失联的。失联前,父亲和她的最后通话中还让她和妹妹“要对妈妈好,要照顾好妈妈”。图为刘继元照片事发后,家人找遍方圆几十里都没发现刘继元的身影。报警后,当地派出所和天雷救援队也在帮忙寻找,还动用了无人机,但至今也没有他的消息。“手机关机前,父亲最后的定位在(归德镇)月亮峡,但我们去找了也没找到。”刘双艳说,她和家人希望尽快找到父亲。夫妻俩在县城摆摊卖菜男子回老家后失联刘继元的老家在资中县归德镇玉皇村7组。刘双艳介绍,最近一两年,父母都在资中县城摆摊卖菜。9月3日临近中午,因为天热,母亲表示不用收摊,但父亲担心菜被晒蔫了,坚持收了摊,母亲为此将菜搬进了库房。收摊后,母亲回县城的住处做饭,父亲则装好衣服,骑三轮车回了老家,母亲追出去也没追上。“妈妈那天也没吃(午)饭,就回了老家。”刘双艳说,回老家后,母亲发现爸爸在睡觉。想到平时卖菜很辛苦,凌晨两三点便起床进货,母亲并未在意。母亲上山转了一圈后,还和父亲一起打了核桃并去皮。父亲将打碎的一个核桃给母亲吃,但母亲因口干没吃。打完核桃后,父亲提出到资中县城,母亲觉得天热,次日卖菜也不需进货,便说第二天一早再进城。刘双艳还记得,当天晚上,她和父亲的通话中,除了提及这些情况,还说到自己的小儿子几天后过生日,让父亲来吃饭。“当时,我手机老是没信号。”她说,电话断了后,她又给父亲打过去,但父亲说的话让她觉得有些莫名其妙。电话中,父亲让她和妹妹“要对妈妈好,要照顾好妈妈”,还说母亲“苦了一辈子”,嫁给他“没吃过好的,没穿过好的”。“当时,我就回了他一句‘你说的啥子哦’。”刘双艳想不通父亲为何这样说。事后,她看到这通电话是19时36分打的。由于手机信号不好,电话挂断后,她赶紧给丈夫和妹妹说了情况,让丈夫给父亲打电话。几分钟后,她打通母亲的电话,母亲告诉她父亲在房间里,于是她和母亲还聊了10多分钟。当时,刘双艳的丈夫拨通了岳父电话,但岳父并未说话,随后挂断了电话。刘双艳称,当母亲和她通完电话后,发现父亲不在家里了。母亲还以为他和平时一样出去耍了,但等了半个多小时也不见其回家。随后,母亲和邻居开始寻找,当晚9点过给她打电话告知情况。“我们赶回去,到处找也找不到,喊也喊不应。”警方介入帮助寻找9天9夜过去仍无消息在刘双艳看来,父母当天因为收摊意见有所不一也很正常,而且回老家后两人还一起打了核桃。但父亲失联前将钥匙、社保卡、驾驶证,退伍证和银行卡,还有所有钱放在床边柜的鞋盒上有些反常,这与他平时的习惯不太一样。“我听妈妈说,最近这段时间爸爸很‘小气’,早上妈妈给他买两块钱的稀饭,他都要骂妈妈,说妈妈破费了。但妈妈觉得,他很节约,习惯了。”刘双艳说,父亲离家时只带了一部手机和一包烟,还有一个打火机。刘双艳称,几天来,家人在方圆几十里都找了,还贴了寻人启事,她和朋友在社交平台发消息寻人,邻居也在帮忙。家人报警后,当地派出所和天雷救援队也在寻找,还动用了无人机,但至今没有消息。“手机关机前,父亲最后的定位在(归德镇)月亮峡,但我们去找了也没找到。”如今,9天9夜过去,刘继元仍没有任何消息。刘双艳表示,她和家人都希望尽快找到父亲,“什么结果都接受,就想找到他,哪怕是最坏的(结果)”。9月12日,归德镇玉皇村一村干部向红星新闻证实了刘继元失联的事,其表示村委会也组织了村民帮忙寻找,但目前仍无消息。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受访者供图延伸阅读95后放线员在大兴安岭工作地失踪多日,或落入"塔头地形"截至8月26日,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牙克石市免渡河镇伊列克得林场工作的29岁放线员董磊已失踪12天,他的母亲和未婚妻从老家赶至林场,苦等他的消息。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从当地森林公安处获悉,目前搜救仍在进行,不排除迷失方向或陷落入当地特殊的“塔头”地形的可能。家人发布的公开求助信失踪12天动用无人机、直升机、装甲车和警犬搜救未果董先生的未婚妻妹蒋女士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姐夫承揽内蒙古元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防火道路建设项目,担任放线员。“8月14日,他们一行3人一起上山,测量是分固定点和移动点,他留在移动点,其他两个人手持机器前往移动点,然后他们就分开了,他就一个人在山上。”“因为山里没有信号,手机一直联系不上,甚至都没有对讲机。他们说是在集合地集合,最后是在下午05:55,他所在的固定点的机器关闭,从这之后就再没有信号了。”蒋女士告诉记者,“8月14号失踪,8月20号联系的亲属。8月15号他们公司报警,当地的森林公安去现场查看,制定了搜救方案,从8月16号开始,动用了无人机、直升机、装甲车和警犬搜救,至今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现在主要是他们公司在组织人力搜救。”蒋女士解释称:“装甲车主要是载人,我们亲属上山坐的就是装甲车。”搜救现场山高林密大兴安岭林区望不到头,有野生动物出没蒋女士表示,姐夫失踪12天,他们能想到的地方都找过,目前一无所获。“具体失踪的免渡河镇伊列克得林场他工作地点,已经去查看过,那一片是一眼望不到头的是大兴安岭的林区,全是白桦树,长得很高,现场什么痕迹什么物品都没有发现。”蒋女士介绍,“从免渡河镇里到山上得有五六十公里,那里是林区,基本没有住户。这片林场方圆估计有10到20公里,正在修公路,路途不好走。护林员休息的地方得走十多公里,包括能躲避的山洞也去找了,也没发现他的身影,他有可能是在林区迷失方向。”蒋女士表示,姐夫失踪的林场已经去查看过,一眼望不到头的林区全是白桦树,现场什么痕迹都没有发现蒋女士表示,姐夫的手机平常就没有信号,这次上山工作都没带充电器。“8月14号早上6点,他借工友手机给家属打过电话。事发第二天当地下过一场雨。据当地人介绍,那里是有野生动物,但是没有狼、熊等大型的野生动物。”“他老家在甘肃,不存在私自返家的可能,我们就是从甘肃天水过来的,现在什么都没发现,他是工作时失踪的,他携带的工作仪器也没有找到,什么痕迹都没有,相当于他是带着仪器凭空消失了一样的感觉。”天气多变在镇里需要穿厚外套,估计到晚上会更冷记者看到,元发公司出具书面的搜救行动计划中,特别提醒,考虑到当地地形地貌复杂,野生动物较多,行动中可能遇到各种风险,加之天气的变化,要时刻保障救援人员安全,保障通讯联络畅通,及时沟通搜救进展以及遇到的困难。蒋女士告诉记者,“当地有一种特有地形,看上去没有什么危险,但猝不及防就掉下去。我姐姐和他母亲去实地看过,当地的森林公安很有经验,在搜救时想到这方面,但去现场查看也没发现。”“当地到了晚上以后天气比较冷,昨天(8月25日)晚上我们在免渡河镇上,还没在山上,就需要穿厚外套,估计到了晚上会更冷。”辞职单干家中独生子,夫妻俩原来商定年底举行婚礼蒋女士表示,他们迫切希望尽快找到董磊。“我算是他的小姨子,我姐和他订婚,他们属于未婚夫妻,原定是年底举行婚礼,他是家里的独生子。”蒋女士介绍,董磊原先在中建工作,“他的职称是放线员,学历是大专。因为没项目的话,只能拿基础工资,所以很难坚持,他就辞职,单独联系项目。”蒋女士表示,董磊属于元发公司的临时工,还没结算工资,“这种是自己联系项目,一个项目结一次工资,不是长期和这个公司合作。”森林公安搜救有可能迷路,也有可能落入“塔头地形”8月26日,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呼伦贝尔市公安局免渡河森林公安分局,民警表示目前搜救还在进行,暂未发现失踪者的踪迹。“他们公司标段的工作人员,还有林区的工作人员还在山上寻找,山上没有什么猎户,山里也没有监控,现在还没有最终结果,但是没找到,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民警告诉记者,山高林密,搜救有难度,“他有可能迷路,他去的那个地方是他那个标段的工程点,整个林子的辖区那就大了。”民警向记者解释当地特有的“塔头地形”,“就是山区里的草丛,跟沼泽差不多,它就是一个个草堆组成的,它底下是湿地,有水,我们当地俗称叫‘塔头’,他有可能不留意就掉进去,但是我们都去找过,没发现。民警表示:“他们标段的搜救人员现在还一直在山上寻找,没有发现什么踪迹,现在都在寻找,这些可能都会有,现在都排除不了。”来源:华商报大风新闻 记者 李华

极目新闻记者 陈勇通讯员 汪莎28年前的一天下午,湖北省孝感应城市杨河镇发生一起命案,村民阿伟(化名)的母亲与汪三因农田灌溉放水问题产生纠纷,阿伟持刀将汪三捅伤致死。事发后,阿伟四处躲藏,最终以“魏某明”的名字上了户口,洗白了身份成了家。最终带着妻子在山西长治安了家,事业有成,开了自己的公司……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应城警方从未放弃对阿伟的追捕,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在28年后锁定了阿伟藏身的位置。9月12日,极目新闻记者从应城警方获悉,潜逃28年的阿伟已于近日被抓获。阿伟潜逃28年终落网积年矛盾酿下惨案1996年5月1日下午,应城市杨河镇杨巷村村干部到杨河派出所报警,称该村发生一起杀人案件,村民阿伟持刀将同村村民汪三捅伤,现伤者在医院抢救,阿伟潜逃。接报后,应城市公安局杨河派出所民警立即向市局刑侦大队汇报,并开展调查工作。当日24时许,汪三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民警调查得知,两家多年前就有矛盾——阿伟家的牲畜吃了汪三家的庄稼,两家为此打过架,当时阿伟的爷爷被汪三打破头部,后该事件以杨河镇法庭出面调解、汪三家赔偿医药费结束。案发当日下午3时许,阿伟的母亲独自一人到自家责任田放水,恰逢汪三(时年28岁)和妻子也在放水。阿伟母亲将水引到自家田里,汪三认为她是故意切断自己的水,遂与其发生口角,并用扁担将她头部打伤。阿伟的母亲回家后心里不忿,来到汪三家门前讨要说法。她17岁的儿子阿伟得知后,从家里拿了一把长约30厘米的匕首别在腰间,又拿了把镰刀赶到现场扬言要杀汪三,阿伟的舅舅也提着铁锹赶到,两人踹开汪三家的房门砸坏其家中热水瓶,一起大声辱骂。期间,陆续有数名村民赶来现场劝解甥舅俩。此时,躲在后院的汪三见事情不能善了,遂回到堂屋拿铁锹,与甥舅俩对打。混乱中,阿伟从腰间抽出匕首刺向汪三左胸,汪三抢过匕首反刺,两人都不同程度受伤,直至被村民拉开。阿伟发现自己手掌被刺伤,于是回了家包扎。不久后听人说汪三倒地不起,让他快跑,他就裹了一条白毛巾在手上迅速逃出了家门。汪三后被送医抢救,直至伤重身亡。潜逃28年终难逃法网犯罪嫌疑人潜逃后,应城警方开展了全面调查与追踪。一方面,警方与阿伟家人沟通,一旦有联系,希望能劝其投案自首。另一方面,根据阿伟的逃离轨迹,警方分析了他可能藏匿的方向,并第一时间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然而,苦于当时技术手段和侦查条件有限,案件侦办陷入僵局。“我从一上班就在抓捕阿伟,案发时我刚参警不久,当时局里举全局之力抓他。”参警28年的应城市公安局杨岭派出所教导员黄拥华回忆。28年来,应城警方始终将这起案件放在心中,几代刑侦大队大队长都要亲自审查分析案件,各中队轮流研判侦查。每当分析出可疑人员,应城警方就会组织警力前往调查;然而,始终无法获取阿伟潜逃的确切动向。今年5月,在湖北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举办的命案追逃会战中,应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联合孝感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利用警务大数据平台等警务科技手段,终于查出了阿伟现在的身份信息和藏身位置。阿伟指认作案现场“消失”的阿伟已化名“魏某明”藏身在山西省长治市,已经成家并注册了自己的公司。8月底,应城警方组织专班前往山西长治,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顺利找到阿伟公司的院子。经过近两天的蹲守,民警发现此处鱼龙混杂,阿伟本人更是不怎么与人交流,出入速度极快,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抓捕时机。9月1日上午,民警发现阿伟与其妻子一同驾车来到公司,趁机上前对其进行抓捕。“阿伟!”正下车的阿伟听到这声称呼愣了一下,接着就被人按倒在地。正准备反抗的他一听来人再次用应城口音喊他,怔愣间放弃了挣扎;阿伟知道,这是老家的警察找来了。生活顺遂但警觉成性“28年的潜逃生涯里,他隐姓埋名、洗白了身份,不仅家庭美满,事业还小有成就。”负责办理该案的应城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长徐金波向极目新闻记者介绍。在审讯室内,化名“魏某明”的阿伟主动交代了当年的事发经过。阿伟接受警方审讯“从小我就知道我们两家有矛盾,当时一得知母亲被他打伤,我就抄家伙准备去打他几下出气,当时只是想着捅他一下,吓唬他,没想过把他捅死。”阿伟后悔地说。伤人后的阿伟非常惊慌,他先后去了安陆、武汉投奔亲戚,后来听说对方死了,就一心继续逃亡。他先是在河南找了家砖瓦厂做工,后又辗转来到山西长治。由于身上背着命案,阿伟一直以来较少交际,认识的人都认为他寡言少语、踏实肯干。后来,阿伟还被一位河南籍中年男人看中,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还以“魏某明”的名字给他上了当地户口,办了身份证,由此他彻底改名。成婚后,改名换姓的阿伟“魏某明”带着妻子回到长治继续打工,渐渐生活和事业都有了起色,不仅家庭美满,还注册了公司当上了法人。然而,阿伟心里总有预感会被人抓到,因此日常加倍小心,从不与人过度交往,即使洗白了身份,也极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与老家的亲人更是从不联系,直至被捕。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中。(来源:极目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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