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桂浩明（市场资深人士）

　　9月以来，A股市场结构出现分化，部分大市值股票出现大幅度调整，而一些题材类股发出止跌信号。

　　今年A股市场多次出现结构分化。在年初监管部门集中出台措施稳定股市，尤其是中央汇金公司直接下场增持股票后，大盘展开了一波幅度超过20%的反弹。这波反弹的主力就是蓝筹股，特别是银行、石化、电力、通信等板块，凭借良好的业绩以及不错的分红水平，吸引了一批投资者，这些股票权重大，对股指的上行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之下，那些绩差的小盘股以及题材股，在这波反弹中表现较弱，两者走势分化明显。

　　到5月反弹结束，股市再次下跌。此时，原本领涨的蓝筹股在自身结构上也开始分化，部分品种继续逆市上涨，甚至创出上市以来新高，但绝大多数蓝筹股掉 头向下，成交量也大幅萎缩。

　　到了8月下旬，市场结构再次变化，前期一直比较强势的蓝筹股也出现较为明显的下跌。蓝筹股的下跌与其业绩增长放缓以及预期不太乐观有关。但前期上涨太多，且缺乏充分的换手，流动性不足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在实体经济偏弱的背景下，真正能够逆市上涨的股票其实是很少的，除非它有某种特殊因素支撑。显然，现在银行、石化等行业也都遇到了不少困难，大环境并不完全支持其脱离大盘走高。

　　特别是创了新高以后，其股息率也有相应的回落。在这种情况下，出现调整是必然的。反过来，那些中小市值的题材股，在经历了较大幅度的下跌后，风险得到了释放，较低的价格也会让部分投资者产生买入的欲望。

　　股市最大的特点无非是跌多了要涨，涨多了要跌。因此，部分超跌股票反弹也是顺理成章的。只要市场在运行，总会有各种题材出现，并且带来相应的投资机会。因此，市场结构在此出现新的分化，有其内在的必然性，也是对前一次分化的修正。

　　相对于绩差股、题材股，蓝筹股会有较好的安全边际，只要不发生大的系统性风险，其价格的调整空间是有限的。时下蓝筹股下跌，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大盘的拖累，不至于十分极端。相反在基本面保持平稳的情况下，其跌势逐渐收敛，股价也会慢慢稳定下来。而蓝筹股稳住了，也会为其他股票的反弹创造条件。

　　尽管现在A股市场表现很弱，甚至有不少投资者认为，大盘还可能创出本轮下跌的新低，但从市场格局分化来看，后市似乎不会那么悲观。

　　现在的市场风格分化，与以前发生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进入下半年，上市公司年度业绩的轮廓大致已经出现，不确定性相对淡化，会为投资者的操作提供相应的便利，同时市场形成相对集中而稳定热点的概率也会有所增加。这虽然不会改变市场的运行格局，但有利于市场活跃度提升，也对稳定投资者情绪有积极作用。因此，对于当前所出现的市场格局变化，投资者还是要多留意。

责任编辑：常福强

许昌沛（记者 黄雅博）09月21日,“省去收文件报送材料，减少会议时间、次数……”谈到乡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时，吉林省通榆县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如是说。近期，多地大批撤销议事协调机构，通榆县这座位于东北的小城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在本轮地方机构改革中，通榆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超900个。其中，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撤销125个，保留25个；县辖3个街道、16个乡镇所设立的810个议事协调机构，全部撤销。在这些乡镇、街道中，双岗镇撤销的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达到109个，诸如推进“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等议事协调机构，皆不再保留。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该镇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主要集中在2018年至2023年。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相关工作任务“清单化”，并不影响各项工作的推进，相比之前“更能节省时间和精力”。据了解，包括吉林省通榆县在内，在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中，湖南、山东、四川、江西、广西、浙江、江苏等多地也都精简、撤销大批基层议事协调机构。除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的数量引人关注外，外界对议事协调机构如何精简、撤销，精简、撤销后相关工作如何协调、推进也颇为关注。近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赴通榆县，了解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背后的故事。兼顾原则性和灵活性“乡镇不设议事协调机构，这是机构改革方案明确要求的。”通榆县委编办主任常明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通榆县县级议事协调机构保留25个，这是通盘考虑后确定的，且对议事协调机构数量实行总量控制，后续将根据工作实际动态调整，撤一设一，总量不变。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到，当地机构改革既有原则性，也有灵活性。原则性体现在总量控制上；灵活性体现在保留哪些议事协调机构，当地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常明举例说，通榆县近年大力发展新能源产业，且卓有成效。为了进一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当地保留了通榆县加快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果将来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可再设立其他议事协调机构，撤销新能源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如此减一增一可保持总量不变。”常明向记者展示的相关文件显示，通榆县保留的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多与中央、省、市保留的议事协调机构相对应，其中结合当地产业发展保留的，仅有涉及新能源产业发展的领导小组。何种议事协调机构可保留，常明提到三种情况：一是依照法律和规章制度需要建立的；二是对应中央和省委重要工作的，比如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三是根据当地实际工作需要保留的。常明补充说，全县150个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实际上很多已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只是工作完成之后协调机构并未及时撤销。县委编办梳理后发现，部分议事协调机构设立的时间跨度比较长，最早的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早些年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撤销没有明确的规定，这次机构改革完整梳理并规范起来了”。通榆县委、县政府 摄/佟西中通榆县地处吉林省西部，科尔沁草原东陲，隶属于吉林省白城市，全县下辖19个乡镇、街道，截至2023年年底，现有常住人口26.5万。双岗镇地处通榆县北部，现有常住人口6000多人。在此轮机构改革中，双岗镇撤销109个议事协调机构，是全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数量较多的乡镇。该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双岗镇于2023年12月接到通知，随后梳理并撤销本乡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之后也不再设立乡镇议事协调机构了”。撤销、精简的逻辑资料显示，议事协调机构指为加强某些跨领域、跨部门重要工作的领导和组织协调而设立的工作协调机构。这些机构命名多样，如领导小组、协调小组、委员会、指挥部、办公室等，通常分为常设型、阶段型、临时型等，一般不单设实体性办事机构，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院长鄢一龙认为，议事协调机构成立有其必要性。他说，有些工作并非单个部门能够完成，需要多个部门协调配合，这是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初衷。鄢一龙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十九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基层政权机构设置和人力资源调配必须面向群众、符合基层事务特点，不能简单照搬上级机关设置模式。然而，在实践中，许多地方的基层仍然按照和上级对口的方式设置议事协调机构，加之不少临时设置的机构在相关工作完成之后没有及时撤销，一些地方甚至为了应付上级考核而“空设”，导致议事协调机构数量不断膨胀，给基层带来了很多负担。这被认为是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撤销、精简的原因之一。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一些议事协调机构可能本来就没有必要设立，但基层政府根据上级要求或为了体现对上级下达的专项任务的重视而设立，或者该专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没有撤销，因此需要进行清理。常明提到，当治理重点变化时，基层会设置临时的议事协调机构。当新的工作需要协调时，会成立新的议事协调机构，而此前的议事协调机构并未撤销，这是议事协调机构不断增多的原因之一。双岗镇党委、镇政府 摄/佟西中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介绍说，乡镇一级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应上级或上级部门要求成立的，“明确谁牵头、谁负责”；一类是乡镇比照上级下发的任务实施方案成立的，“比如，县里就某项任务向乡镇发布一个实施方案，方案后会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相应乡镇会比照县里成立领导小组”；还有一类是乡镇就临时性的工作自主成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还提到，前些年，上级考核下级某项工作时，会要求下级建立领导小组。通榆县委编办副主任曹光宇证实，早年考核曾有过此要求。某直辖市乡镇街道一位办公室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部分议事协调机构未必真实存在。“有时上级为推动某项工作，要求基层成立相应的议事协调机构，并且在年底考核时赋予相应的分数。为得到此分数，乡镇会出具文件，证明成立了议事协调机构，但实际上并未运作过。”他说。此外，一位曾在基层乡镇工作数年，后来在某直辖市政府直属部门工作的干部范正（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乡镇成立议事协调机构，一是有议事协调的现实需求，二是希望向上级显示重视此工作，进而得到上级领导注意，得到各种资源支持。他还提到，成立议事协调机构，开会、发文、考核，可以此形成考评依据，也就形成了“纸面政绩”。工作任务“清单化”基层议事协调机构精简、撤销后，但议事协调的需求仍然存在。精简、撤销后，县乡又如何做好协调工作？常明介绍说，撤销县级议事协调机构后，主责部门会担负起协调工作，主责部门若遇协调困难，则分管主责部门的县领导会协调，“若仍然协调困难，还有县主要领导及纪检部门监督履职”。他提到，议事协调机构一般会设置相关的办公室，具体承担协调任务。一般来说，办公室会设在主要牵头的主责部门，由县委、县政府的一位主要领导来担任协调机构的组长或副组长。常明举例说，本轮机构改革，市县两级不保留某工作领导小组，相关工作职能被放到财政局。如果财政局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他们会找分管财政局的县领导协调。就具体工作而言，当地已在执行清单制度，即上级会议部署完工作后，会发一个任务清单。常明说，各部门依据自己职责，完成任务清单内的工作，各部门工作完成后，汇总向分管领导汇报。双岗镇一位具体负责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的人员向记者表示，任务“清单化”后，各部门按本部门职责承担相应的任务，协调工作由乡镇分管领导承担。据其讲述，“清单化”是指，每次上级派下任务方案，与此任务有关的乡镇分管领导会做出一个工作“清单”，“谁牵头、谁配合，时间节点、任务措施、汇报对象一目了然，各部门可各司其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双岗镇政府看到一份与农村工作相关的任务清单。该任务清单仅有2张A4纸规格的表格，表格内容包含工作方面、工作任务、工作措施、牵头领导、配合领导、具体责任人、完成时限等。工作任务明晰，工作措施具体。双岗镇多位干部告诉记者，在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前，任务清单制度已经执行数年，不过，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任务清单中的内容更为具体。另外，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当地干部提到，2023年双岗镇防汛抗旱工作方案共12页文件，而2024年双岗镇防汛抗旱任务清单一共3张A4纸规格的表格。双岗镇在议事协调机构改革前的工作方案，与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后的任务清单对比非常明显 资料图通榆县某乡镇一位领导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就乡镇议事协调而言，许多工作已形成机制，即使撤销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还是按照相关机制进行，但节省了材料报送及开会的时间和精力。该乡镇领导干部以“地趴粮”整治工作领导小组举例说，此前，每年秋收后至农民卖粮前，该领导小组开始运作，目的是减少粮食浪费。他说，农民在收获粮食后，因粮食产量大，较少有屯粮的习惯，粮食通常随意放在地上，如遇恶劣天气，容易出现变质的情况，造成粮食浪费。当地乡镇成立这一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分管领导、包村干部、各村支书等二三十人，进到农户家提醒粮食存放。他提到，当时，每隔十天半个月开一次会，沟通相关情况。议事协调机构撤销后，“活还是按照惯例干”，任务“清单化”后，由乡党委、政府分管领导直接协调安排。“化形为实”为基层减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认为，精简、撤销议事协调机构的目的，是整治形式主义，切实为基层减轻负担。中国人民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昕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精简、撤销基层议事协调机构，最大的作用是减少文件发布及会议数量，减少形式主义，减轻基层负担。本轮机构改革后，对比效果是明显的。双岗镇一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会议少开约18次，制作文件减少约50份。多位乡镇干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撤销乡镇议事协调机构并不影响相关工作推进。“干活的都是我们这些人，没有那些会议、材料，更能省时间和精力。”双岗镇政府主要负责人说。与通榆县类似，江苏省淮安市金湖县塔集镇的议事协调机构也已撤销完毕。该镇党委组织委员夏育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为基层减负的效果”，“不开会，不发文，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东西没有了”。他提到，以前议事协调机构会抽调部分人去做某项工作，如今撤销后，基层人员精力可以放到主责主业，“变化非常大”。数据最为直观。夏育融说，塔集镇相关议事协调机构2021年至2023年共开了70次左右的会议，制发文件111份。如今随着议事协调机构撤销，这些会议和文件制发“都可以省去了”。白智立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可能助长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基层部门的主要精力忙于应付议事协调机构等上级的指令，无暇顾及本部门固有业务，增加了基层部门负担，议事协调机构过多，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中央出台相关政策，也是在为基层减轻不必要的负担。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在本轮机构改革中，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在《求是》杂志上刊发的文章提到，进一步优化乡镇（街道）机构设置，综合配置工作力量。为基层扩权赋能，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也能有效承接的权责事项依法赋予乡镇（街道），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该杂志文章还提到，要建立健全乡镇（街道）权责清单和职责准入制度，理顺县乡职责关系，加强乡镇（街道）对县直部门派驻机构及人员的管理职责，赋予乡镇（街道）工作考核权、任免建议权，保证基层能调得动、用得顺。作者：佟西中编辑：孙晓波

许昌沛（记者 林旭芷）09月21日,图为里约热内卢基督像（一）9月10日，在遥远的巴西里约热内卢，中国和拉美一起干了件大事。什么事？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现场，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白玛赤林，用八个字来形容这次圆桌会。“立意深远，意义重大”！因为很简单，“中国与拉美国家始终心心相印、休戚与共，具有相似的历史遭遇，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在人权保障方面，中拉面临相近的使命任务。”我们直面现实——人权，是一个激烈斗争的领域，也是一个高度敏感的领域。我们也不用回避，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人权都是西方指手画脚的抓手，很多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巴西，以及很多拉美国家在内，都很被动，有一种挨骂难还手的尴尬。但形势，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完全我个人的感觉，这两年，即便在人权领域，中国人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敢说也会说。所以，这一次，中国和拉美一拍即合，中国人权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在里约共同举办了这次人权圆桌会。我也有幸参加了这次圆桌会。偌大的会场，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朋友，只能在两侧站着。除中国、巴西官员、学者外，还有来自拉美10多个国家的人权领域高级官员、专家学者及智库媒体代表。不少人，是专程从邻国赶来的！对于人权，大家都是有话说，而且有些话不吐不快。这是国际人权领域一个积极的让人欣喜的变化。在开幕式上，白玛赤林就说，人类历史不会终结于一种文明，人权文明也不局限于一个理念。中拉历史传统不同、社会文化各异，这恰恰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人权文明形态的基础所在。他进而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拉在人权议题上交流合作，“既是中拉古老文明之间的交相辉映，也是现实世界中两大力量的深度携手”。中国和拉美，远隔万里，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一个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区域之一。算起来，中拉国土面积，占到了全球的约1/5；中拉人口总数，占到了全球的近1/3，确实是世界两大重要力量，在世界格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人权这个敏感领域，中国和拉美，完全可以携手，而且也应该携手，为自己大声辩护，为朋友勇敢发声，更为世界和平与正义而战。这才是众望所归，人间正道。图为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现场（二）圆桌会很热烈，时而掌声响起，时而又火花四溅。在现场，我可以清晰感受到两种强烈的情绪。第一种情绪，是愤怒。愤怒西方对人权的双标，愤怒西方的傲慢和偏见。格林纳达前外长、前农业部查尔斯·戴维先生，开门见山就说，我对来这儿发言感到非常高兴，但现在不是庆贺的时候，因为在巴勒斯坦，在加沙，“这种侵犯人权的屠杀，我们完全不能接受，这正是我们须在国际社会发声的时刻”。侵犯人权，又何止在加沙？戴维指出，就在加勒比地区，对古巴等一些国家的制裁，导致了大量民生苦难，甚至几百万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公道何在？戴维越说越激动，最后大声疾呼：拉美和中国，必须继续努力，让这个世界更和平，更平等，以便我们最终看到光明。智利无国界人权组织主席杜克先生也痛批，这个世界很不太平，在一些西方组织和机构看来，战争就是个生意，这带来的是灾难，以及对人权的侵犯。但究竟是什么造成了加沙的人间苦难，又是什么造成了古巴等国的民生艰难？拉美人都很清楚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在巴以问题上，全世界都看到，美国一直在拉偏架，甚至多次一票否决安理会的停火议案，美国却还振振有词。人权在哪里？在古巴问题上，哪怕联大多次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谴责美国非法的制裁，但美国依然故我。公道又何在？所以，也就难怪，墨西哥有一句俗话：墨西哥最大的悲哀，就是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所以，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先生就感慨，在很多价值观被扭曲的当下，非常需要富有正义感的人们勇敢站出来，需要他们振臂一呼，主持公道……第二种情绪，就是期待。期待与中国更密切合作，期待中拉在人权领域捍卫正义。戴维就指出，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改写了世界对人权的认识，而拉美和中国的合作，已经给全世界带来了很好的榜样，改变了殖民主义带来的负面后果。尤其是中国脱贫攻坚，在短时间内，数千万人脱离贫困，这让许多拉美学者官员大为赞叹。毕竟，在巴西，在不少拉美国家，我们也没必要回避，还有大量民众生活在贫民窟里，他们从中国的发展中，也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努力的方向。在圆桌会上，拉美的一些学者就表示，自己的国家还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分化，极少数的人掌握了绝大部分的财富，这是不合理的，我们需要改变。中国，就成为研究和学习的对象。秘鲁国际政治研究院院长斯塔沃·维拉先生，更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大为赞赏。他说，中国的这个概念，可以共享我们的幸福，不只是拉美地区和中国，全世界都应该一起，以和谐的方式，那我们就能创造一个美好的共同未来。当然，坦率地说，我们也听到了不少对中国的鼓励和夸奖，甚至一些过誉之词。我总觉得，我们还是要冷静要清醒，既为中国的快速发展进步感到自豪，更不要在各种表扬面前飘飘然。这个世界，怕棒杀，更怕捧杀。图为参加圆桌会议人员（三）最后，怎么看？身处现场，感慨颇多，还是三点我个人的粗浅看法吧。第一，对于人权，我们要更自信。人权很重要，也是西方抹黑我们的一个重要抓手，但恰恰是我们，取得了让全世界惊艳的人权进步，尤其是脱贫攻坚的历史性成就。什么是德政？我总觉得，这就是最大的德政！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自信。在这次圆桌会上，拉美学者就普遍赞扬中国的发展和人权的进步，对中国蒙受的污蔑打抱不平。世界人民的眼睛，毕竟是雪亮的。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每个国家，包括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内，在人权上多少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其他国家，我们不管，但对我们来说，还是要谦虚谨慎，要正确对待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越是回避，西方越会炒作渲染，我们就会越被动。在人权问题上，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只有不断取得进步，我们就会更主动，更有充分的自信。第二，对于人权，我们还要更善于斗争。这个复杂的世界，坦率地说，敢于斗争，很难；善于斗争，更难。越是这样，越需要智慧，越需要谋略。这不更是对我们水平和能力的一种考验？被动难免挨骂，出击才能赢得主动。我看到，在圆桌会期间，中方还发表《中拉人权报告》，来自国内多所大学的专家学者现身说法，讲述中国人权现状，讲述中国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就是要这样，通过各种方式，抓住各种机会，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看到我们的进步，人权的进步。做得好是基础，传播好是加分。宣传宣传，我总认为，既要有宣，更要有传，只有宣没有传，那就不是有效的宣传。这其实也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第三，在人权领域，全世界更要团结起来。巴西国家地理与统计局（IBGE）主席马尔西奥·波赫曼就指出，二战后，美国在人权领域的霸权行径众所周知，全球南方国家，应在人权领域大胆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看到，圆桌会期间发表的《中拉人权报告》就指出，未来中拉人权发展，应着眼于三个方面。1，加强人权交流互鉴，形成更多人权共识；2，反对人权问题工具化，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更加公平公正合理包容；3，始终秉持“以发展促人权”的核心理念，携手发展促进人权进步，成为“全球南方”人权发展合作样板。这就对了。就是要出动出击，主动设置议题。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才是正途。最让我动容的，有拉美代表谈到人权时，一度言辞哽咽，甚至潸然泪下，为自己国家面临的挑战，为当下世界的种种不公，为他们同胞陷入的生活困境……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总有着太多的问题，太多的不堪和苦难。首届中拉人权圆桌会，只是开了一个头。这个头，我相信，会在拉美和全世界，会对世界人权事业的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来源：牛弹琴

2022年6月，朱女士花费近1000万元，购买了浦东新区金鼎首府一套130平米的“样板房”，然后又另外支付了117万元软装费，以为交房时可以“拎包入住”。她没想到，金鼎首府交房时和她“开了个玩笑”，软装交付清单一共有14套家具，均未提供单件家具的发票、说明书和产品合格证。朱女士使用相关电商平台识图功能发现，14套家具加起来就值2万多元。与朱女士一样，另外几位购买“样板房”的业主也遇到了相似的情况，他们希望开发商能够提供每件家具的采购清单，并退还差价。业主：为买“样板房”支付117万元软装费2022年6月，朱女士通过摇号选房，购买了一套浦东新区金鼎首府130平米的房子，有些特殊的是，这套房子被定义为“样板房”。所谓“样板房”，是开发商金桥集团特别推出了10套房子，在精装交付的基础上，另外添置一系列软装家具，让业主可以“拎包入住”，这10套房子的面积从90至160平米不等，需要另外缴纳81至144万元的软装费用。“我们摇号靠后，轮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好楼层的房源了，咬咬牙才买的这个‘样板房’。”朱女士直言，早在房源公示阶段，所有业主都注意到了这10套特殊的房子，大家都有一个共识——这些“样板房”性价比不高。但是，考虑到金鼎首府是金桥集团在上海开发建设的第一个楼盘，应该会为了好口碑而保质保量。图为涉事小区金鼎首府特别推出了10套“样板房”考虑再三，朱女士最终花费近1000万元买下房子，然后又另外支付了117万元算作“样板房”的软装费。“签合同的时候，‘样板房’买家都是在另外一个小房间签的，里面的条约很不公平。”朱女士说，合同里对于软装家具的质量没有任何保证，还规定业主不能以家具有损耗、污渍、磨损等理由拒绝收房。尽管如此，朱女士和其他9户“样板房”业主仍然选择了签订合同，相信金桥集团应该会保质保量。傻眼：花117万元买了2万多块钱的家具？经过不到2年的等待，今年年初，金鼎首府小区交房，当朱女士和其他“样板房”业主走进新房一看，顿时傻了眼。“所有的家具，品牌、质量证书、保修单统统没有。”朱女士说，这些家具一看就很简陋，单件家具的发票、说明书、产品合格证等均不见踪影。朱女士家的一张床，连床板都是翘起来的，用手按下去还会发出“哐哐”的声音，还有斗柜抽屉的缝隙，要么宽度不均，要么没有对齐。朱女士提供的一份《软装交付清单》显示，她家总共有14套家具，包含3张床、2个沙发、1个餐桌，以及多个床头柜、电视柜、椅子等。根据相关电商平台的识图功能，朱女士拍下自己家的各个家具，搜寻相同的商品，结果令她大吃一惊：其中，最贵的斗柜价值约4878元，沙发价值约3280元，其余的床和柜子价值一两千块，床头柜和茶几价值几百块，朱女士算了一下，她家所有家具加起来，也就2万多元。“我花117万买了2万多块钱的家具，这不是冤大头吗？”朱女士说，其余几户“样板房”业主也上网查询比对了自己家的家具，无一例外，不管是多付81万元购买的90平米“样板房”，还是多付144万元购买的160平米“样板房”，家具总价都没有超过3万元。诉求：希望开发商提供发票并退还差价近日，周到帮办记者来到浦东新区轲桥路101弄金鼎首府小区，见到了另外两户“样板房”业主。吴女士家一张床的床板上写着“金桥退”三个字吴女士购买的是160平米的房子，额外支付了144万元“软装费”。吴女士说，她家交房时，其中一张床是坏的，床板上还写着“金桥退”三个字，“这种需要退货的家具也拿给我们，吃相实在太难看。”另一位业主张先生表示，他专门查询过相关资料，由上海市住建委等部门颁布的《关于开展2018年房地产市场秩序专项整治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规定“未按备案价格销售商品住房(含附属地下车库)，或者以电商费、装修费、捆绑搭售理财产品或者附带条件等限定方式，变相实行价外加价，侵害购房人合法权利”，属于“商品房销售违法违规行为”之一。“我认为，根据该《通知》的规定，金桥集团明显属于捆绑搭售、变相加价。”张先生说，拿到这些“三无产品”的家具后，想转售处理也很难。图为房子里的家具作为对比，金鼎首府普通的精装房配置了近20多种电器、橱柜等物品，全都提供了生产厂家质量保证书，唯独这些“样板房”里的家具没有生产厂家的质量保证书。最让“样板房”业主难以接受的是，《软装合同里》第15条写明：凡由本补充协议引起的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一致同意由该房屋所在地法院诉讼解决。“开发商从不出面，我们怎么友好协商？”朱女士直言，如今她已经打算起诉开发商，希望通过诉讼维护自己的权益。几位“样板房”业主告诉记者，他们的诉求很简单，就是希望开发商提供每件家具的采购清单，并退还差价。律师：提供“三无”家具是否有欺诈嫌疑？近日，记者致电金鼎首府销售人员，表示希望采访开发商相关人员，对方回复会向公司汇报这个情况，但是截至发稿，记者并未收到任何回复。记者通过公开信息查询，上海金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记者致电金桥集团总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没有对接媒体的部门，除非记者报出具体公司人员的姓名，否则无法转接电话。金鼎首府小区内景那么，金鼎首府提供的“三无”家具是否有欺诈嫌疑？消费者又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对此，周到帮办记者采访了上海创同律师事务所的孙磊律师。针对朱女士几位业主碰到的情况，孙磊律师认为，要判断开发商是否存在欺诈嫌疑，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如果合同有具体的承诺，或是对于“样板房”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情况存在，那么开发商可能有欺诈的嫌疑。但是，如果合同里没有比较细致的承诺，像家具品牌、单价等约定，那么就难以构成欺诈。其次，如果消费者的诉求是解除合同，需要先行判定消费者是否有解除合同的权利。孙磊律师提醒道，消费者在购买大宗商品前，一定要注意保存合同，明晰卖方的服务承诺等证据，一旦走到司法诉讼阶段，消费者的时间成本和费用成本都会很高。来源 | 新闻晨报周到APP记者 陈泉来源：新闻晨报